利玛窦

  
利玛窦像(利玛窦死后不久在北京所画,现保存于罗马的耶稣会总部耶稣教堂。)
利玛窦像(利玛窦死后不久在北京所画,现保存于罗马的耶稣会总部耶稣教堂。)
  
  
  利玛窦(意大利文:Matteo Ricci,1552年10月6日~1610年5月11日),耶稣会意大利传教士、学者。1583年(明神宗万历十一年)来到中国居住。其原名中文直译为马泰奥·里奇,利玛窦是他的中文名字,号西泰,又号清泰、西江。在中国颇受士大夫的敬重,尊称为“泰西儒士”。他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他除传播天主教教义外,还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他的著述不仅对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日本朝鲜半岛上的国家认识西方文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利玛窦生平

·成为耶稣会士

  1552年,利玛窦出生于教皇国马切拉塔城(现属意大利马尔凯州)。他家里经营利氏药房,是当地的名门。利玛窦在这里一直在一所耶稣会开办的中学学习,他的父亲一直很担心利玛窦加入耶稣会。
  利玛窦十六岁来到罗马,在圣汤多雷亚的学院学习预科,并于1571年的圣母升天节那天加入了耶稣会。1572年在耶稣会主办的罗马学院学习哲学和神学,并师从数学家克拉乌学习天算,其时范礼安也是他的老师。在这段时期,他还学会了拉丁文和希腊语,而且也会使用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

·印度之旅

  
《利玛窦像》(明,1610年.游文辉.布.梵蒂冈-耶稣会总部档案馆藏)
《利玛窦像》(明,1610年.游文辉.布.梵蒂冈-耶稣会总部档案馆藏)
  1577年利玛窦获准赴远东传教。1578年3月24日,利玛窦从里斯本出发乘船和其他14名耶稣会士一起前往印度传教。一路上绕过好望角,途经莫桑比克,经过6个月的航行,终于在9月13日到达印度果阿——葡萄牙在亚洲最重要的殖民地。路途非常辛苦,在到达果阿前,船上来自莫桑比克的400名奴隶死了13名。
  利玛窦在来到印度之前,由于沙勿略之前对印度的赞美以及教会的神化,他所听说的印度非常令人神往,在这里传教也比较容易。但是现实的反差令他大惑不解。1580年,他在给耶稣会的历史学家玛菲用葡萄牙语写的信中说道:“查看一下有关印度、日本的注释书和地图类,会发现明显的谬误比比皆是。”但是耶稣会在日本布教非常顺利,而且在印度还发现了聂斯托里教派(景教)的信徒。这使得利玛窦他们精神上非常振奋。
  利玛窦在印度和交趾支那传教四年。其间在果阿的神学院还学习了人文学科,在1580年7月26日晋升为司铎后,又学习了神学。他在印度认识到,应该允许当地人也学习哲学、教理和神学等欧洲文化,并且写信给耶稣会总部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阻拦他们与他人为伍担任职务——通过学问而出人头地——,我担忧他们会憎恨我们,而我们耶稣会在印度的主要目的,感化异教徒使他们皈依我们神圣信仰的使命,将会化为泡影。”这也是利玛窦进入中国后所持的态度,并终其一生一直维持这个看法。罗光所写的《利玛窦传》中说,这是“他能赢得我国士大夫的尊敬亦以此精神故。”

·到达澳门

  1581年,罗明坚神父向东方总巡察使范礼安举荐了利玛窦。1582年(万历十年)利玛窦应召前往中国传教,8月7日到达澳门
传教士们想通过汉语著述天主教义来吸引中国人,“练习用他们的语言写作,作为一种吸引捕捉他们心灵的手段。”因此他们先在澳门努力学习汉语。开始学习汉语的利玛窦对完全与拼音文字不同的汉字感到很兴奋,觉得非常不可思议。此外,在澳门的时候正好有来自日本的天正遣欧使节团路过,利玛窦趁此机会还学了一点日语。

·进入中国的第一站:肇庆

  1583年,利玛窦获准与罗明坚神父入居广东肇庆,获得两广总督郭制台和肇庆知府汪太守的接待。他们对中国官员自称来自“天竺”,致使中国人以为他们是佛教徒。利玛窦解释来中国的原因:“我们是从遥远的西方而来的教士,因为仰慕中国,希望可以留下,至死在这里侍奉天主。”他不敢直接回答传教的目的,否则他可能会被驱逐。为了传教,他们从西方带来了许多用品,比如圣母像、地图、星盘和三棱镜等。其中还有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利玛窦带来的各种西方的新事物,吸引了众多好奇的中国人。特别是他带来的地图,令中国人眼界大开。
  进入了中国的利玛窦对中华文化非常称赞:除了还没有沐浴“我们神圣的天主教信仰”之外,“中国的伟大乃是举世无双的”“中国不仅是一个王国,中国其实就是一个世界。”他感叹“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作为理论叙述的理想,在中国已被付诸实践。”而且他还发现中国人非常博学,“医学、自然科学、数学、天文学都十分精通。”但是他也发现“在中国人之间科学不大成为研究对象。”
  这一年的8月在肇庆建立了“仙花寺”("仙"音:仙"),开始传教工作。起初传教十分低调。神父们行事小心谨慎,主要精力都在学习汉语和中国的礼节习俗,以博得中国人,尤其是官员们的信任。他们身穿佛教僧侣的服饰,认为这样能够博得人们的好感,而且他们也觉得这与天主教神父的装束相差不大。这也使中国人更加相信他们是远道而来的僧人。他们在这里挂上了圣母玛利亚的画像,许多士人官吏,甚至僧人都来跪拜,他们感到非常兴奋。但是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讲,这更多是出于礼节性的,而没有宗教意义。也有记述说,他们担心中国人看到玛利亚的画像会误认为他们的神是女性的,而改挂了基督像。
  1584年,利玛窦制作并印行《坤舆万国全图》,这是中国人首次接触到了近代地理学知识。利玛窦利用解释各种西方事物的机会,同时介绍了他们的天主教信仰。他们翻译了《十诫》、《主祷文》和《圣母赞歌》,以及《教理问答书》。很快亦有中国人对天主教产生兴趣。于是利玛窦开始派发罗明坚撰写的《天主实录》,以中文解释天主教的教义。许多中国人都对这部书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但是无论如何,无论是“仙花寺”的创立,还是《天主实录》的刊行,中国人始终是把它当作佛教流派而已,中国人对于基督教还没有多少实质的认识。

·第二站:韶州

  1589年(万历十七年)夏天,广东新任总督将利玛窦所住的西式建筑据为己有,于是利玛窦移居韶州。在韶州的时候,利玛窦遇到了一次意外。他们遇上了强盗打劫,虽然利玛窦受了一点伤,但是幸好他们吓退了强盗,而且这些强盗很快就被逮捕归案。在韶州期间,另外一个不幸是利玛窦的两名部下相继逝世。1591年麦安东神父逝世;1593年石方西神父也辞世了。而另外一名罗明坚神父则早已返回了欧洲,现在只剩下利玛窦一人从事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感到欣慰的是,他在肇庆结识的士人瞿汝夔(太素)成为了他的好友和弟子,还帮助利玛窦翻译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第一卷。借着瞿汝夔的宣传,以及赠送高官们利玛窦自己制作的天体仪、地球仪和计时用的日晷等西洋物品,利玛窦的名声逐渐在当地的达官贵人中传开,其间他还被瞿汝夔的朋友邀请去了一趟南雄。
  在韶州,利玛窦攻读《四书》,并首次将之译为拉丁文。而通过与瞿汝夔和其他许多中国上流社会人士的接触,利玛窦才知道佛教僧侣装扮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并不受到尊重,社会地位比较低下。为了更方便与中国的官员交往,在征得范礼安的同意后,从1594年起,利玛窦开始蓄发留须,并穿起了当时儒士的服装。

·第三站:南昌

  1595年(万历二十三年)利玛窦借口为一位北上任职官员之子治病,而获得了去南京的机会。但是到了南京以后,利玛窦陪同的官员对他逐渐失去了兴趣,利玛窦只好自己设法留在南京。然而这一次失败了。他只好折返南昌,并获得批准在此居住。1596年9月22日,利玛窦成功的预测了一次日食,使他很快成为了一个有名的人物,期间结交了章潢等儒士权贵,曾登堂讲学于白鹿洞书院,并受到建安王的热情款待。他在写给耶稣会的报告中解释了自己出名的理由:一是因为当地从没有见过外国人;二是利玛窦的记忆力非常好,以至于许多中国人都想学习,他也因此用汉语写了一本《西国记法》的书来介绍他的记忆方法;三是他能够运用四书五经来宣讲基督教的教义;四是他的自然科学知识;五是传说他会炼金术;六是有人向他求教基督教。另外在这一年利玛窦为了练习用汉语写文章,写了一部谈论友情的著作《交友论》而意外的获得士人的欣赏。
  1596年利玛窦被范礼安任命为耶稣会中国教区的负责人,由利玛窦全权负责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并且指示利玛窦想办法到北京去觐见中国的皇帝,以达到在中国传教的有力保障。而且还从澳门送去了许多准备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

·第四站:南京

  接受了新任务的利玛窦开始策划北京之行。没过多久,他就联系了北上任南京礼部尚书的王忠铭一起带他去南京,而且王忠铭还表示要带他去北京。于是1598年6月25日,利玛窦与另一位郭居静神父同王忠铭一起离开南昌奔赴南京。7月初,他们一行到达南京,9月7日抵达北京。但当时正值日本侵犯朝鲜,爆发万历援朝之役,利玛窦作为外国人无法在北京久留,而且又遇到了财政上的困难,仅住一个多月便只好返回,次年2月6日再度到达南京。
  在南京居住期间,利玛窦通过瞿太素的帮助,结交了不少名士,如南京礼部侍郎叶向高、思想家李贽、徐光启等。当然这主要还是人们对于他的自然科学知识的倾慕。值得一提的是,在南京利玛窦还与一位三淮和尚(即大报恩寺僧雪浪)进行了一场辩论,在这次辩论中,利玛窦凭借其科学性的思辨明显占了上风。他还在正阳门(今光华门)内洪武岗西崇礼街(今尚书巷)建成内地第四座天主教堂,他在城西罗寺转湾的住址后来也成为著名的天主教堂——石鼓路天主教堂。这些活动使南京成为中国天主教史上最重要的传教中心之一。

·长住北京

  1600年5月18日(万历二十八年),利玛窦带着庞迪我神父和准备好献给皇帝的礼物再度赴京,并于1601年1月24日抵达北京。进呈自鸣钟、圣经、《坤舆万国全图》、大西洋琴等方物,得明神宗信任。同年,明神宗下诏允许利玛窦等人长居北京。但中国的朝廷根本没有注意到,利玛窦长住北京的目的是为了传播基督教。
  之后利玛窦在北京以丰富东西学识,结交中国的士大夫。常与宾客谈论天主、灵魂、天堂、地狱。同时编撰新书,包括以中文写成的《二十五言》等,得到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的尊重。到了1605年,北京已有200人信奉天主教,当中有数名更是公卿大臣。这当中最著名的,也是后来影响最大的是进士出身的翰林徐光启。
  1610年5月11日(万历三十八年)利玛窦病逝于北京,享年58岁。赐葬于平则门外的二里沟滕公栅栏。逝世前指定龙华民接任教会中职务。

利玛窦成就

·传播天主教

  
《几何原本》内利玛窦(左)和徐光启(右)的插图。
《几何原本》内利玛窦(左)和徐光启(右)的插图。
  中国在唐朝时曾一度流行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派(景教),元朝时天主教进入中国,但是到了明朝建立以后,中国基本上已没有基督徒。利玛窦可以说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创者之一。他成功在北京觐见皇帝,而且在士大夫中建立良好声誉和关系,开启了日后其他传教士进入中国之门,而且也开创了日后200多年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方式:一方面用汉语传播基督教;另一方面用自然科学知识来博取中国人的好感。
  利玛窦对中国传统的习俗保持宽容的态度。他容许中国的教徒继续传统的祭天、祭祖敬孔。据他的了解,这些只属尊敬祖先的仪式;只要不掺入祈求、崇拜等迷信成分,本质上并没有违反天主教教义。利玛窦主张以“天主”称呼天主教的“神”(拉丁文的Deus);但他亦认为天主教的“神”早已存在于中国的思想,因为中国传统的“天”和“上帝”本质上与天主教所说的“唯一真神”没有分别。利玛窦本人更穿着中国士人服饰。利玛窦的传教策略和方式,一直为之后跟随他到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所遵从,称为“利玛窦规矩”。
  利玛窦等意大利传教士在中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南明永历帝的皇后在清军入关时曾写信准备皈依天主教并请求教皇支援(此信尚保存在梵蒂冈)。清朝康熙仍然重用意大利传教士。但后来欧洲其他天主教各教会之间对中国传统祭祖敬孔习俗的争论,削弱了利玛窦等人本已取得的成功。康熙时代,多明我会传教士为了在中国排挤耶稣会传教士,向教皇申诉并取得教皇敕令,宣称利玛窦等人允许中国教徒崇拜祖先违背了天主教教义,并派特使到中国晋见皇帝,态度骄横,和康熙争辩。康熙认为“天下没有不忠不孝的神仙”,说这个特使“不可理喻”,下令囚禁到澳门,使其病死狱中。此即中国礼仪之争事件,从此,中国皇帝和罗马教廷关系急剧恶化,禁止了西班牙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并进一步严格的实行了闭关锁国政策。而祭祖敬孔的禁令直到数百年后的1939年12月8日由教宗碧岳十二世(即庇护十二世)废除,这也侧面显示出了利玛窦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西学东来

  带着西学而来的利玛窦开展了晚明士大夫学习西学的风气。由明万历至清顺治年间,一共有一百五十余种的西方书籍翻译成中文。
  利玛窦撰写的《天主实录》以及和徐光启等人翻译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等书不仅带给中国许多先进的科学知识和哲学思想,而且许多中文词汇,例如点、线、面、平面、曲线、曲面、直角、钝角、锐角、垂线、平行线、对角线、三角形、四边形、多边形、圆心、外切、几何、星期等等词汇就是由他们创造并沿用至今。
  利玛窦制作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界地图,在中国先后被十二次刻印。而且问世后不久,在江户时代前期也被介绍到了日本。该地图使得日本人传统的崇拜中国的“慕夏”观念因此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对日本地理学的发展,有着很重要的影响。北极、南极、地中海、日本海等词汇皆出于此地图。至今,日本仍称17世纪至18世纪的地图为利玛窦系地图。

著作

   
《天主实录》手稿,现藏于罗马中央国立图书馆
《天主实录》手稿,现藏于罗马中央国立图书馆
  《天主实录》:利玛窦翻译了罗明坚编《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起名为《天主实义》,亦名《天学实录》,这本书第一次系统地向中国人论证了上帝的存在、人的灵魂不朽大异禽兽和死后必有天堂地狱之赏罚,报世人所为善恶的天主教教义。《天主实义》 亦是最早把星期制度引进中国的。《天学实义》后来被乾隆皇帝收录在四库全书中,并有蒙、满、朝鲜、越南及日文译本。  《几何原本》(译本):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前六卷。利玛窦使用《几何原本》是他在罗马学院学习用的课本,由利玛窦的恩师——当时欧洲著名的数学家克拉维乌斯神父整理编纂。克拉维乌斯神父在原本后又增添了两卷注释,总共十五卷。  《坤舆万国全图》:世界地图。  《西字奇迹》:(今改名《明末罗马字注音文章》),是中国汉字拉丁化道路之始。  《二十五言》:关于天主教道德信念、准则和修养的书。  《畸人十篇》:利玛窦同十位中国士大夫的对话集。  《交友论》:收入了古罗马西塞罗入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大师爱拉斯谟等人论友谊的格言上百则。也有利玛窦根据他对中国人的思想了解而编写的。这是利玛窦所写的第一部华文著作。  《西国记法》:一本介绍利玛窦本人如何能有过目不忘的能力的书。  《辩学遗牍》:1635年出版,收录了利玛窦以天主教观点与明末净土宗袾宏和其门生虞淳熙的佛教观点交流的信件。  《同文算指》:介绍欧洲算术,根据克拉乌维斯所著的《实用算术概论》(Epitome arithmeticae practicae,1583年)译成。内容由基本四则运算、分数至比例、开方、正弦余弦等三角几何。由李之藻笔录,清朝时录入四库全书。  《测量法义》:关于应用几何、测量,由徐光启笔录,附《勾股义》。  《圜容较义》:李之藻笔录。  《浑盖通宪图说》:天文学知识,李之藻笔录。
  此外,他还写过或参与写过《西琴八曲》、《斋旨》、《乾坤体义》等著作。
  利玛窦用意大利文写的日记后经比利时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整理翻译为拉丁文,出版于1615年,取名《基督教远征中国史》,汉译名为《利玛窦中国札记》。
  1910年,汾屠立神父(Pietro Tacchi Venturi)将耶稣会罗马档案馆中发现的利玛窦意大利语原文手稿同其他书稿以题名《利玛窦神父历史著作集》(Opere Storiche del P. Matteo Ricci)刊行,共上下两卷。1942年,德礼贤神父(Pasquale d'Elia)将其编入《利玛窦全集》(Fonti Ricciane)。

利玛窦身后事

  
利玛窦墓
利玛窦墓
  依照明朝的惯例,客死中国的传教士必须迁回澳门神学院墓地安葬。1610年5月利玛窦病逝于北京后,其他传教士和利玛窦受洗的教徒都希望可以得到皇帝的恩准,让利玛窦安葬于北京,借此来认可教会和天主教在中国的合法存在。为此,耶稣会士庞迪我神父向万历皇帝上呈奏疏,希望能破例赐地埋葬利玛窦。庞迪我在奏章里称:
  “ 利玛窦以年老患病身故,情实可怜,况臣利玛窦自入圣朝,渐习熙明之化,读书通理,朝夕虔恭,焚香祝天,颂圣一念,犬马报恩忠赤之心,都城士民共知,非敢饰说。生前颇称好学,颇能著述,先在海邦,原系知名之士,及来上国,亦为缙绅所嘉。臣等外国微臣,悲其死无葬地,泣血祈恳天恩,查赐闲地亩余,或废寺闲房数间,俾异域遗骸得以埋瘗,而臣等见在四人,亦得生死相依,恪守教规,既享天朝乐土太平之福,亦毕蝼蚁外臣报效之诚。 ”
  虽然朝廷中有人反对,但该事在内阁大学士叶向高等人的多方努力下,还是很快得到了万历皇帝的照准。1611年,由徐光启主持,皇帝赐物利玛窦安葬于平则门外二里沟的滕公栅栏。教会无需付款便可拥有这份产业。至19世纪末,安葬于“滕公栅栏”的欧洲传教士已逾百名。1900年墓地被义和团砸毁。墓穴被掀,碑石被砸。其后清政府依《辛丑条约》出资重修了被毁墓地,而且还立了一块道歉的石碑。20世纪初此地已经成为天主教的公共墓地。墓地面积也不断扩大。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栅栏墓地已先后埋葬了数百名西方传教士,成为明清以来西方传教士在东方安息的一个最为集中的所在。
  
利玛窦墓碑
利玛窦墓碑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外国神父被迫撤离了中国,1954年,墓地内的墓碑只有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三块依照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处指示被保留在原地。文化大革命期间,利玛窦墓碑被平埋于地下让其“永世不得翻身”。1973年,马尾沟教堂被拆,墓碑无人照管。1978年10月,邓小平、李先念等五位中国中央领导“批准”重修利玛窦墓。1979年后墓地得到了修复,并列入了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利玛窦墓现位于北京西城区阜成门外的北京市市委党校院内。
  如今公墓东边墓碑数十块。西边有墓碑三块:面向墓穴,中间为利玛窦,左右首分别为汤若望、南怀仁。利玛窦的墓碑上刻着“耶稣会士利公之墓”,有拉丁文和中文两种文字:
  “ 利先生,讳玛窦,号西泰,大西洋意大里亚国人。自幼入会真修,明万历壬午年航海首入中华行教。万历庚子年来都,万历庚戍年卒,在世五十九年,在会四十二年。”

·纪念

  利玛窦宿舍,又称利玛窦堂,是香港大学唯一的天主教男宿舍,1929年由耶稣会建立。  台湾台北天主教辅仁大学的“利玛窦楼”(耶稣会所有)。  在台北、旧金山、巴黎和澳门有“利氏学社”。

评价

  长期以来,西方许多人,尤其是天主教徒将他视为令人景仰的,“诱导异教徒皈依的”传教士。而东方却将他视为促进东西方交流的科学家。这种评价主要是因为他向东亚地区传播了西方的几何学、地理学知识,以及人文主义和天主教的观点,同时他又向西方介绍了中国文化。也因此,有人将他视为一位汉学家。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利玛窦到北京四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致词》中对利玛窦的评价可以代表天主教会的观点:
  “ 利玛窦神父最大的贡献是在“文化交融”的领域上。他以中文精编了一套天主教神学和礼仪术语,使中国人得以认识耶稣基督,让福音喜讯与教会能在中国文化里降生……由于利玛窦神父如此道地的“做中国人中间的中国人”,使他成为大“汉学家”,这是以文化和精神上最深邃的意义来说的,因为他在自己身上把司铎与学者,天主教徒与东方学家,意大利人和中国人的身份,令人惊叹地融合在一起。 ”
  《利玛窦传》一书的日本作者平川佑弘称利玛窦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诸种学艺,和中国四书五经等古典学问于一身的巨人。”他还将利玛窦看作是“地球上出现的第一位‘世界公民’(homo universale)”。美国《生活》杂志亦将他评为公元第二千年内(1000年 - 1999年)最有影响力的百名人物中的一员。
  但是,对于日后康熙禁止天主教的传教活动,利马窦的传教手法亦要负上部份责任。故日本学者中村久次郎在《利玛窦传》一书中说:“以基督教之本义密观之,利氏之调和法,乃功过相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