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子升

萧子升
萧子升
  1894年8月22日生,湖南省湘乡市萧家冲人。1910年在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1911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于1915年秋毕业后,到长沙楚怡学校任教。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是民国初年湖南青年参加赴法勤工俭学的主要策动者之一;在全国性的勤工俭学运动中他亦扮演重要角色。1924年回国,任国民党北平市党务指导委员、《民报》总编辑、中法大学教授、国立北京大学委员兼农学院院长、华北大学校长及国民政府农矿部次长、国立历史博物馆馆长等职。大陆解放后,随国民党政府去台湾,后来又到法国、瑞士。1952 年去南美乌拉圭,从事教育事业。

个人履历

  萧子升(1894—1976)——原“升”字上曰下升,文字改革后一般都作“升”——字旭东,后来改名萧瑜,湖南湘乡人。

人物生平

·萧子升比毛泽东小一岁

  却比毛泽东高三届,是湖南省立一师的高材生。是留洋教师萧岳英的儿子,著名诗人萧三的哥哥,1894年8月22日生,湖南省湘乡市萧家冲人。1910年在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1911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于1915年秋毕业后,到长沙楚怡学校任教。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是民国初年湖南青年参加赴法勤工俭学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在全国性的勤工俭学运动中他亦扮演重要角色。1924年回国,任国民党北平市党务指导委员、《民报》总编辑、中法大学教授、国立北京大学委员兼农学院院长、华北大学校长及国民政府农矿部次长、国立历史博物馆馆长等职。大陆解放后,随国民党政府去台湾,后来又到法国、瑞士。1952 年去南美乌拉圭,从事教育事业。
  杨昌济老师有三位得意弟子:萧子升蔡和森毛泽东。他们品学兼优、志趣相投,人称“湘江三友”之中,毛泽东、蔡和森两位后来接受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成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的领导人,而青年时代的激进分子萧子升则坚持信仰无政府主义,解放后长期旅居国外从事文字教育事业。

·毛泽东与萧子升的相识是在湘乡县东山学校

  他们在这里同窗共读只半年时间,但志趣相同,感情深厚。1911年两人先后又到了长沙,萧子升考入了省立第一师范,毛泽东先是进入湘乡驻省中学,1913年也考入了省立第一师范,萧子升1915年秋毕业,毛泽东1918年毕业,与萧子升在一师同学两年多,他们结成了最亲密的朋友,并于1918年共同创立了新民学会,萧子升还担任过学会的总干事。

·在1921年夏新民学会解散前

  毛泽东与萧子升发生过激烈争论。萧子升力主保存新民学会,并以无政府主义作新民学会的指导思想;而毛泽东则主张解散新民学会,先进青年可以加入共产党和社会青年团组织。结果,他们从此分道扬镳了。

·萧子升与毛泽东分手后

  按照他自己的意愿走了下去,终于在国民党政府任职,1926年后与毛泽东中断了来往。1976年11月21日,萧子升在乌拉圭去世,终年83岁。生前曾留下遗嘱:“死后骨灰和萧夫人骨灰同放一处,如有可能,运回湖南湘乡祖坟处与原配夫人遗骨同葬一处”。

·1959年

  萧子升在国外出版了一本关于他与毛泽东交往的书(中译本书名:《我与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昆仑出版社出版),之中,详细描写了他与毛泽东俩人一文不名而步行游走湖南省内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的传奇经历。

·谈话

  青年毛泽东与好友萧瑜曾有过一次关于中国家族制度的谈话。
  毛认为,中国人的家族观念太重,所以人们缺乏民族感情。
  萧也认为,把儿子完全当作家庭的私产是错误的,但也并不完全属于国家的,夸大国家的观念和夸大家庭的观念一样是有害的。
  毛认为萧对子女的观念有些奇怪,并认为国家应高于一切。在一个理想的国家儿童将由国家扶养和教育。最重要的是应有一个强有力的好政府 有趣的是两个风华正茂,胸怀大志,忧国忧民的年青人,谁也没有试图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对方,更未为此而翻脸。两人一生都在实践着自己的理念。
  毛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创立了一个国家利益至上的崭新社会,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好政府,让内受军阀涂炭,外受异族凌辱的中华民族好生扬眉吐气了一回。
  萧也贸然走上了一条自选的无政府主义的荒郊小道,既反对国民党,也未因好友的辉煌而放弃自己的主张,一生流落于欧洲、美洲。让人感叹不已。

30年代萧子升盗卖文物案

  源于国民政府当时内部权力斗争的构谄,此案当时影响很大,见诸各报刊,远在陕北的毛泽东也是从报上看到的消息,误信了报道。后来的调查证明,所谓盗卖文物纯属诬陷,80年代,《光明日报》对此还刊出过专门的考证文章,为萧洗清了冤屈。

·故宫盗宝案真相《光明日报》1999年11月29日

前些日子报章报道了70年前的一段旧事
  详述了当时南京国民党政府围绕故宫博物院的废存,曾发生过一场激烈的争论,终因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和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的张继一番慷慨陈辞,故宫博物院终得善果。
  其实,就在此后不久,故宫博物院里又发生了一件轰动一时的事件——令人震惊的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盗宝案”事件。而这场不光彩的闹剧的始作俑者恰恰又是这位张继。 易培基是湖南人,早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时,毛泽东曾是他的学生。毛泽东在延安得知易培基去世消息后,极为悲痛,在与斯诺的谈话中表达了对这位老师的深切怀念。20年代,易培基曾任处理故宫事物的清室善后委员会顾问和委员。1928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下令公布故宫博物院组织法、理事会条例及任命27位理事的名单。理事会在南京开会推定国民党元老李石曾(煜瀛)为理事长,精通文物典籍的易培基为首任院长,张继(溥泉)内定为副院长,他们都是理事会的常务理事。 南京政府的人事安排公布时,院长易培基因病没有到任。按理应该由副院长张继来主持工作了。但院长易培基不同意,事后他解释道:“溥泉神经,又要听神经太太的支配,不能让他当家。那是石曾的意思。”为此张继很不愉快,与易培基产生芥蒂。 张继是河北沧县人,1902年在横滨结识孙中山,参与了创立华兴会,1905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前后得到孙中山的器重。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他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被开除党籍。1926年张继作为西山会议派头目在上海主持召开非法的国民党二大,成为国民党内三足鼎立的一方。1927年9月国民党内三派在反革命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张继于次年出任国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长、北平政治分会主席。张太太崔振华在国民党上层社会是有名的“河东狮吼”,她为丈夫身为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的元老,在国民政府中担任司法院副院长并兼全国文物管理委员会主席,居然无法操纵故宫博物院的大权而耿耿于怀,这就埋下了待引发的炸弹。 根据国民政府任命,张继为故宫文献馆馆长,易培基的女婿、李石曾的侄子李玄伯(宗侗)为秘书长,主管办理故宫博物院日常事务。这人事安排上的布局成为“故宫盗宝案”的伏笔。
“九·一八”事变后
  北平危在旦夕,高等学校部署南迁,故宫博物院也酝酿着迁离北平。经南京政府批准,北平故宫博物院先后分五批将13000多箱古物运往上海,以免落入日寇之手。作为故宫博物院常务理事,张继不遗余力地监控故宫的诸项决策。博物院理事会通过了60000元迁移费预算案和张继提议的文献馆由他主持迁往西安、迁移费三分之一归他支配的提议。不料,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否决了北平故宫文物分运西安的计划,要求古物全部迁往上海租界。这次赴南京请示是李玄伯亲往经办的,于是张继怀疑是李搞的鬼,因此对李更加极为不满。
  凭着张继的资历和在国民党、在政府中的多项职务,在故宫前途决策上屡遭冷遇,甚至在下级面前丢了面子,失落的情绪致使他对故宫博物院的实权人物易培基、李玄伯的不满与日俱增,以至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张继夫妇指使由张一手提拔起来的最高法院检察署署长郑烈,多方串联、贿买人证,指控易、李私占故宫宝物——一个弥天冤案由此罗织开来。 崔振华起诉易院长李秘书长私占文物案指的是故宫博物院1931年冬天发售一批与文史无关的物品。 事情缘自1929年春,为保证故宫文物经费,几位理事提出处理无关文史物品的建议并拟定章则,呈报南京行政院。根据行政院批准的临时监察委员会规则,1931年6月故宫博物院聘请了平津各界人士成立临时监察委员会,商讨处置故宫无关文史物品事宜。临时监察委员会开会申述下列原则:一、处理的物品必须与文史无关;二、售出物品所得价款作故宫修建和印刷资用,不许别用;三、处理上述物品的办法暂定投标、拍卖两种。此后临时监委经常开,在具体处分物品步骤上议定为先药材次食品、再绸缎皮货。 不过在绸缎作价的操作上,当时为了鼓励多销,还规定了优惠价,凡购货2000元以上者七五折,3000元以上者七折。李玄伯秘书长第一次买了两、三百元的皮货,过了一段时间,又买了2500多元的物品,合于七五折的规定。有人建议他再购两、三百元,连同上两次数目合算,超过3000元就可七折了。李为了贪图小利,真的这样做了,结果授人以柄,成为他枉法营私的罪名之一。由此李成为易案的第二号被告。 张继夫妇和郑烈在易培基主持故宫文物南迁之时,企图利用故宫售物事件,贿买人证指控易、李。不想行事不密反被易培基抓住,1933年10月18日南京北平等各报刊出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向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行政院、司法部反诉崔振华、郑烈联合舞弊的呈文。该文长达5000余字,详述了事件的来龙去脉,列举证据说明崔郑勾结陷害自己的行为,报纸同时刊印出旁证材料的照片两帧。这份呈文是针对同年5月份崔振华控告易培基私占故宫古物的反诉;又呈文政府行政院和司法部,请求郑烈回避关于此案的一切审理过程。 然而,文人出身的易培基在这种场面哪是官场老手张继的对手。易的反诉非但没有在南京得到反应,相反,时隔不到一周“北平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奉令去职”的消息已见诸报端,张继举荐的原古物馆馆长马衡代理院长,李石曾也去职准备出洋考察。 与此同时,崔郑一方面继续制造舆论、编织耸人听闻的“盗宝案”,一方面也意识到原来的起诉状只是些鸡毛蒜皮无足轻重的琐事,份量不够;欲彻底打垮对手必须将该案扩大为新的盗宝案,必须将案子转移到便于控制的南京地方法院办理,才能随心所欲地左右该案的审理。
对于崔郑的诬陷,易培基决心回击
  他聘请了北平著名律师刘崇佑作辩护人。了解到起诉必须在1934年2月3日出庭,易培基本人若不在此前到案就意味着自动放弃起诉权。易本计划1月28日从北平动身,但是1月26日易的女婿李玄伯从南京打电话给易,告知一切都办妥,易不必到南京出庭了。易听信其言,2月3日没有到庭,失去了说明真相的机会,也失去了民众对他的信心。自动放弃申辩在客观上给外界以心亏理屈的印象,各报纸均登载了易未出庭的消息。人们纷纷推测,看来易确有把柄,无颜以对法庭。这一回合,崔振华等不战自胜。 但张氏夫妇并未就此止步。1934年11月他们又操纵江宁地方法院检察官对易、李等9人提起公诉。诉状指控易自1929年起,“陆续将保管之珠宝部分盗取真珠1319粒,宝石526颗,以假珠调换真珠者9606颗,以假宝石调换真宝石3251颗,其余将原件内拆去珠宝配件者1496处;……为数甚巨,均一律占为己有……” 由此,易案由处分物品、购买折扣以及会计帐目不符600元的鸡毛小案,又演绎成利用文物南迁之际以假换真、监守自盗的大案要案,其涉及的财宝之贵重、数量之多令人咋舌。身任公职的故宫官员竟然如此目无国法简直难以想象,真该千刀万剐———公众舆论倒向不利于易的一边。易有心辩解已无申诉机会了。 “七七”事变后,战争烽火从华北燃向东南。病卧沪上的易培基年迈体弱,新病旧病一起发作。这时他的财产大半已被没收,连诉讼费都难以筹措,精神上压抑难忍,心中积愤无处宣泄,终于在上海含恨离世,终年57岁。他在终前遗嘱中感叹:“未能立时到案”,“惟有故宫一案,培基个人被诬事小,而所关于国内外之观听者匪细。仰恳特赐查明昭雪,则九幽衔感,曷有既极!” 此时,张氏夫妇仍不罢休。易去世后,崔振华又指使南京地方法院检察官于1937年9月30日提起公诉,告易培基、李玄伯、吴景洲三人。诉状列举该三人的犯罪情形又有新发展,除以往的侵占,又加之“吞没”,还列出“侵占书画594号,古铜器218号,铜佛101尊,玉佛一尊;秘书处装箱南迁古物12号、图章3号;珠宝,前案业已起诉者外尚有二号统由鉴定人慎重鉴定,出具鉴定书”。 此时,易案从1928年到1937年积非成是。而头号当事人已离世,二号被告李玄伯有把柄被人捏着,态度畏缩,不敢力争。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幸存的有关当事人以为有机会重审这个案子了。不料闻知本案的卷宗丢失一空,最高法院当初认为有盗换嫌疑而封存的古物,连箱也不见了。 1947年冬天,国民党一面发动内战,一面召开伪国大,选举国大代表。张继四处奔走占得一席之位,不期突然暴病即身亡。失去靠山的崔振华意识到,此事若再追究下去,结局将对她不利。于是又串通法院搞了个赦免来掩盖强加于人的罪责,掩盖这18年散布的一切不实之辞,以免自己成为众矢之的。 就这样,这个沸沸扬扬长达8年的盗宝案,以耸人听闻开始,却以莫名其妙的方式悄然无息地不了了之。直到解放以后,经对有关知情者调查核实,这场冤案的真相才终于大白。而此时一代文物大师、故宫博物院的第一任院长易培基却早已含冤于九泉之下。

萧子升和毛泽东的友谊

·萧子升的老家

  是湘乡萧家村桃坞塘,他比毛主席小8个月。他和毛主席都到东山高等小学堂(现在的东山学校)读过书。他前脚毕业,毛主席后脚进东山学堂。

·萧子升的父亲

  叫萧岳英。萧岳英是湘乡有名的教书先生,在省里也有名。萧岳英留过洋,人很开明,有人喊他假洋鬼子。他1907年到东山学堂教书的时候,把他儿子也带到东山了。东山学堂是新式学堂。

·毛主席到东山学堂,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毛主席的表哥文运昌介绍进去的。还有种说法是毛主席自己强烈要求进去的。他到东山小学那年是宣统元年(1909)年,刚好萧子升毕业。
  毛主席在东山学堂读书的时候,和萧子升的弟弟萧三关系很好。对毛主席影响很大的一本书,《世界大英雄传》就是萧三借给他的。
  毛主席和萧子升这个时候,应该就互相认得了。

·电视剧《恰同学少年》中的人物故事

  毛主席给萧子升兄弟各写了篇文章,考进湖南一师。这是不对的。萧子升比毛主席早三年进一师。萧子升进一师的时候,一师还是叫湖南中路师范学堂,到1914年才改名叫湖南公立第一师范。1913年毛主席考进第四师范,读了半年的样子,第四师范合并到一师。毛主席和萧子升又成了校友。萧子升有个外号,叫萧菩萨,是毛主席起的。大概是讲萧子升的性格好,人温良些,像菩萨一样。
  他们都到一师后,经常玩在一起。他们年龄差不多,有共同语言。另外呢,他们又都好学,都关心时事。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
  萧子升从一师毕业,是1915年。开始是在修业学校读书,徐特立介绍的。第二年又应聘到了楚怡学校。从萧子升毕业那年8月到第二年的7月,毛主席给萧子升写了13封信。这些信我在《毛泽东早期文稿》上看到过,大多数是谈论时事政治的。不过也看得出他们朋友间的感情蛮深,我记得有些信开头是这样写的——“日来思念甚殊”,等等。
  他们还一起去打过秋风。打秋风就是游学,跟讨米差不多,从这里到那里,一分钱都不带,拜访一些读书人家。从长沙出发,去了宁乡,益阳,安化,沅江。在宁乡,去了何叔衡屋里,去了密印寺。
  现在好多书上讲,新民学会是毛主席创建的。这个说法不完全正确。新民学会,应该讲,是毛主席和萧子升一起创建的。
  刚准备创建的时候,萧子升取的名字是“新民会”。 “新民会”的名字来源于四书中的《大学》。《大学》里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这么一句。毛主席取的名字是“新学会”。他们两个名字综合起来,就是“新民学会”。
  新民学会第一次开会是在蔡和森屋里,长沙河西刘家台子(现在的新民小区)。当时萧子升的威信比毛主席还要大些,所以,开会选举,萧子升是总干事,毛主席是干事。解放后有些人讲,是毛主席让萧子升,应该不是。
  新民学会成立后,萧子升、毛主席、蔡和森一起组织湖南学生到法国勤工俭学。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法国缺少劳动力。最早发起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是蔡元培和李石曾。蔡元培是华法教育会会长,李石曾是副会长。他们看中了萧子升的才华,要萧子升做秘书。
  萧子升做了华法教育会秘书后,和毛主席他们一起组织了五百多个学生去法国。萧子升和他弟弟萧三也去了,他妈妈把陪嫁的田卖掉给他们兄弟做路费。
  蔡和森也去了。蔡和森到法国后,受苏联革命影响,希望中国向苏联一样。萧子升呢,是个改良派,希望靠教育改造中国。他们都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的想法和蔡和森的一样。从这个时候开始,毛主席和萧子升有了矛盾。
  1920年9月,萧子升从法国回来。第二年春,他喊人在老家桃坞塘的祖山上栽了很多杉树。栽完树,到长沙。从3月到7月,经常和毛主席争论。一个要改良,一个要革命。两人谁也说服不了谁。我在萧子升写的书上看到,共产党开“一大”,毛主席和萧子升是住在一起的。毛主席每次开完会,会上讲了什么,都给萧子升讲。他想把萧子升拉过来,也信得过萧子升。
  1921年年底,萧子升又去了法国。3年后回来,在国民党北平市党委编《民报》,以后一直在国民党那边做事,不过和毛主席还是经常有信件往来。1926年,段祺瑞政府的黑名单,李大钊排第一,萧子升排第二。
  国共完全闹翻后,他们就没来往了。不过杨开慧1930年在长沙抓起后,萧子升想办法救过,没成功。
  一九三几年到抗战结束,萧子升又去了几次法国,后面一直在国外。李石曾在法国办了个中国国际图书馆,萧子升是馆长。这个图书馆1951年搬到乌拉圭,萧子升也跟着去了。
  1976年,萧子升在乌拉圭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