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

章士钊
章士钊
  章士钊,字行严,笔名黄中黄、烂柯山人、孤桐、青桐、秋桐等,汉族,湖南长沙人,1881年3月20日生。高级民主人士、学者、作家、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第二任馆长,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清末任上海《苏报》主笔。1911年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农业学校校长,广东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南方代表。

个人履历

·幼年时期

  1881年(清光绪七年)生于湖南善化县(今长沙市)。其父章锦曾在乡里为里正,后业中医。章士钊幼读私塾,非常勤奋。 
  13岁时在长沙买到一部《柳宗元文集》,从此攻读柳文。
  16岁在亲戚家为童子师。
  1901年离家赴武昌,寄读于武昌两湖书院,在此结识黄兴。后执教于朱启钤家私塾。
  1902年3月,入南京陆师学堂学军事。次年进上海爱国学社。5月,任上海《苏报》主笔,由于该报连续登载章太炎等人的反清文章。7月被查封。8月他与陈独秀、张继等人又创办《国民日报》,建立大陆图书译印局。同年冬与黄兴等组织华兴会,从事反清活动。
  1903年4月,拒俄运动发生,上海各学校学生罢课,章士钊不顾学堂总办俞明震劝阻,率陆师同学三十余人赴上海,加入蔡元培等人组织的军事民教育会,任军理教习。不久被聘为上海《苏报》主笔,经常发表激烈的革命言论,并因此结识了章太炎、张继、邹容,意气相投,结拜为异姓兄弟。四兄弟中,章太炎、张继、邹容均有鼓动革命的书籍。于是章士钊将日本人宫崎寅藏所作《三十三年落花梦》编译成《大革命家孙逸仙》一书,将孙之别名“中山樵”与姓氏连在一起。于是1903年9月用黄中黄的笔名刊行,国内由此书而知重孙中山。1903年7月初,清政府查封了《苏报》,并先后逮捕了章太炎、邹容等七人。章士钊因得主办此案的江苏候补道、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徇情,未予追究,侥幸得脱。于8月7日又与陈独秀、张继等人创办了《国民日报》,并继续激烈地鼓吹革命。1903年11月,他与黄兴由上海赴长沙,酝酿华兴会的筹建工作。
  1904年2月,与杨守仁等在上海建立爱国协会,任副会长。杨守仁为会长。1904年8月,华兴会决定当年11月6日在长沙举行起义。章在上海余庆里密设机关,暗中接济。因事机不密,未经发动即遭失败。10月,黄兴赴上海,召集杨守仁、陈天华、章士钊、张继、杨度等人开会,准备在湖北、南京等地再举义旗。后因发华兴会在余庆里的机关遭破坏,张继和章士钊等十余人被捕,再起义的计划未能实现。章士钊等人经蔡锷托人营救,被关押四十余天后,得以保释。出狱诸人恐清吏再行深究,急急东渡日本。

·留学时期

  1905年流亡日本,入东京正则学校习英语。章回顾过去,认为自己“才短力脆”,连累了同事,感到内疚,一改革命救国为求学救国,乃发愤力学。1905年8月,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但坚不入盟,后来亦未入其他政党。
  1908年赴英国入爱丁堡大学学法律、政治,兼攻逻辑学。 
  1909年4月,他与同盟会员吴弱男在伦敦结婚,婚后入爱丁堡大学学政治经济兼攻逻辑学。留英期间,他常为国内报刊撰稿,介绍西欧各派政治学说,于立宪政治尤多发挥,对当时中国政坛很有影响。
  1911年武昌起义胜利,章士钊携家眷从英国回国,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给予了衷心的肯定和支持。应孙中山邀由英伦回国主持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
  1912年春抵南京,受黄兴、于右任之邀,任上海《民立报》主笔,兼江苏都督府顾问。7月,章在《民主报》上发表了《政党组织案》,主张将当时国内新有政党(包括同盟会)一律解散,在一段时间内各抒已见,然后根据不同政见分为两党,出而竞选,得多数拥护者,管理国家。这就是著名的“毁党造学说”。此论遭各方攻击,同盟会内部大哗,章士钊乃脱离《民主报》,于同年9月与王无生别创《独立周报》,继续议论时政,提出了民国政制究取法国制还是美国制等引起国人注意的问题。
  1913年3月,袁世凯主使刺杀宋教仁反嫁祸于黄兴。章由此看出袁之险恶,乘隙逃往上海,拜晤孙中山、黄兴,加入了反袁行列,并草拟了《二次革命宣言》。7月由孙中山任命为讨袁军秘书长。“二次革命”失败后,章亡命日本。

·任职时期

  1914年5月在东京与陈独秀等创办《甲寅》杂志,提倡共和,反对袁世凯。章在第一期上发表《政本》一文,重申两党制的主张,提出执政党应借反对党之刺激而维持其进步。后又发表《学理上之联邦论》等一系列关于政体的文章,宣称联邦制可以用舆论力量达到革命的目的,引证西文学说,结合中国政治实际,文法谨严,理论充足,为时人重视。7月任欧事研究会书记。
  1915年冬,袁世凯公开称帝,护国军起。5月,肇庆军务院成立,章士钊出任军务院秘书长,并兼两广都督司令部秘书长。6月袁死,黎元洪就任总统。章士钊留居北京,任国会议员,并应蔡元培之邀请,受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所伦理教授。
  1916年5月,肇庆军务院成立,任秘书长,并兼两广都督司令部秘书长;6月黎元洪继任总统,赴北京与黎洽商善后。
  1917年11月,陈独秀之邀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院教授,讲授逻辑学。兼图书馆主任,并被选为国会众议员。章并荐李大钊、杨昌济到北大任教,以所兼北大图书馆长职荐李大钊继任。 
  1918年5月,任护法军政府秘书长。次年在上海举行南北和平会议,当选南方代表。
  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中,毛泽东、蔡和森杨昌济手书拜见章,求予资助。章当即以二万元巨款相赠,毛以一部资助赴法学生,一部用于湖南革命活动。
  1921年春赴欧洲考察政治,在伦敦访问了英国学者威尔斯、肖伯纳、潘悌。章与诸人讲座后,认识到农业国与工业国不同。翌年归国,任北京国立农业专门学校校长。
  1922年,周恩来等在欧洲创建共青团,托章将一部印刷机由法国运至德国,章照办无误。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章士钊先生在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中华民族的希望,政治倾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
  1923年6月离京赴上海。10月曹锟贿选为总统,章时任上海《新闻报》主笔,撰文痛斥受贿议员。
  1924年,段祺瑞上台。章主张毁弃约法及国会之主张正合段的心意,因此段邀章北上。44岁的章士钊投入北洋军阀集团。段从章建议,以“临时执政”之名兼任总统与总理之职,委章为司法总长。
  1925年4月,再派章士钊兼教育总长。章受命后,即宣称要整顿学风,宣布大学统一考试,合并北京八所大学,引起教育界进步人士及青年学生的反对。4月9日,各校学生聚会请愿罢免章士钊。章遂辞职赴沪,后经段祺瑞挽劝,乃复任司法总长之职。7月发行《甲寅》周刊,反对新文化运动。7月底段又派章出任教育总长,要他继续“整顿”学风。章不顾人们的反对撤换了一批反对他的大学校长。8月1日他又派出武装警察护送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到校就职,后又下令解散“女师大”,镇压爱国学生运动。因章的《甲寅》杂志作为整顿学风的言论阵地,而《甲寅》封面绘有一虎,当时人们称之为“老虎总长”。
  1926年,“三一八”惨案时,章任段政府秘书长。后被国民军驱逐下台,章出走天津,继续在日租界出版《甲寅》周刊。章利用该刊强调反对新文学运动、新文化运动,反对白话文 ,反对“欧化”,引得骂声一片,但章我行我素。鲁迅著文痛骂段祺瑞、章士钊为“落水狗”,由是恶名远播。
  1927年4月,李大钊同志在北京被奉系军阀逮捕,他四处奔走营救。 
  1928年国民革命军光复北京后,因章系执政府之高级官员,曾被通缉,乃赴欧洲游历。
  1930年受张学良之聘回国,任沈阳东北大学文学院教授,次年任院长,“九一八”事变后,章士钊回到上海,为杜月笙宾客,不久正式挂牌当律师。
  1932年10月,陈独秀等人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他自动站出来为陈辩护,请求法庭宣布陈无罪。其“辩论状”着力阐述政府应当容忍不同政党之理论,文气逼人,震动法庭,中外报纸竞相登载。
  1934年任上海法学院院长。1934年前,章先后担任北京明德大学、北京农业大学校长、上海法政学院院长。岑春煊等西南军阀排挤孙中山,操纵南方护法军政府,岑任总裁,章出任秘书长。
  1937年4月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法制委员会主席。
  抗日战争爆发后,留居上海租界,次年3月,南京“维新”伪政府成立,汉奸梁鸿志诱章入伙,被章拒绝。不久杜月笙派人迎护,章由香港转赴重庆,国民政府给以“参政员”名义。
  1938年6月起,历任第一、二、三、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1943年著《逻辑指要》在重庆出版。
  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主席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战后问题;“双十”协定签字后,毛因事滞留重庆,毛泽东在重庆与蒋介石会谈,征询章对形势看法,章在手心写一“走”字,耳语“三十六计,走为上”,劝毛速离险境。
  1946年回上海,续任律师;同年11月当选为制宪国民大会代表。
  1948年行宪后,当选为立法院立法委员。
  解放战争后期,他作为“上海和平代表团”代表及南京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非正式代表,为国共合作奔走。
  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总统欲试探与中共和谈之可能性,乃请章士钊及江庸、颜惠庆三人。章返上海后,曾专程至南京,会晤长沙绥请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向程介绍了与毛泽东晤谈的情况,转达了毛对和平寄予的期望,对程消除“惩办战犯”的疑虑起了一定作用。3月25日,李宗仁决定正式成立代表团,派邵力子张治中及章士钊等五人为和谈代表,于4月1日到北平,与中共举行和平谈判。4月22日和谈破裂,章士钊与邵、张等乃留居北平。嗣后去香港,同年6月,程潜派程星龄赴港,会晤了章士钊。章托程星龄带信给程潜,转达了毛泽东对程和平起义的期待和中共对陈明仁将军的热诚态度,劝说程、陈起义。

·新中国成立时期

  1949年4月,受李宗仁代总统委派与邵力子、张治中、刘斐同来北平,与中国共产党举行和平谈判。因国民党政府拒绝签订双方代表草拟的协定,乃留居北平。继而去香港;6月致函程潜,劝说程、陈(陈明仁)起义。9月,他应中国共产党之邀参加开国大典,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从此定居北京。
  新中国成立后,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并被推选为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和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委。先后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1951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1955、1958、1960年,三次奉命赴香港,与台湾方面连络,会商两岸统一问题。
  1957年,中共整风,章发言中有语“物必自腐而后虫生”,被责令检讨,经毛泽东干预始得解脱。
  1959年10月,任馆长。晚年以大部分时间从事文史研究工作,并曾在中国人民大学汉语教研室讲授柳文。既而以其研究心得,集为《柳文指要》一书。
  1961年,国穷民困之际,毛用稿费以“还钱还利”为名,每年正月初二送二千元给章以解其困,送满十年。
  1963年,毛七十寿辰,设家宴邀章士钊、程潜、叶恭绰、王季范四老到中南海,并各携子女一人到席。
  1965年,《兰亭集序》真伪之辩,高二适驳郭沫若文章发表受阻,章向毛推荐高文,得以通过。
  “文化大革命”中,当造反派的矛头直指“刘邓司令部”时,他对国家前途充满忧虑,不顾个人安危上书主席,坦诚陈言,意欲力挽狂澜。“文革”初期,章遭批斗抄家,章函告毛,毛要周恩来接章到301医院予以保护。章对刘少奇命运十分关注,致函毛、刘调解,要刘效廉颇蔺相如故事向毛负荆请罪,以求团结共事,卒被残酷现实打破。从此专心整理《柳文指要》,在毛支持下于1971年出版,为“文革”中少有的特例。
  晚年最为期盼的是祖国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为此,不顾92岁高龄只身前往香港为恢复同台湾的联系而奔忙,最终在香港病故,为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大业作出最后的贡献。
  1973年,章士钊自请第四次赴港,欲与台湾方面会谈两岸统一事业,功未竟而身先死。享年92岁。在京举行追悼会时,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均到会行礼致哀。

求学生涯

  在英国留学时期的章士钊(1881-1973),其父章锦曾在乡里为里正,后业中医。章士钊幼读私塾,非常勤奋。1901年,离家赴武昌,寄读于两湖书院,在此认识了黄兴。次年3月考入南京陆师学堂。
  1903年4月,拒俄运动发生,上海各学校学生罢课,章士钊不顾学堂总办俞明震劝阻,率陆师同学三十余人赴上海,加入蔡元培等人组织的军事民教育会,任军理教习。
  1905年春,入日本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到日本不到半年,章回顾过去,认为自己“才短力脆”,连累了同事,感到内疚,一改革命救国为求学救国,乃发愤力学。1907年,赴英留学。
  1909年4月,他与同盟会员吴弱男在伦敦结婚,婚后入爱丁堡大学学政治经济兼攻逻辑学。留英期间,他常为国内报刊撰稿,介绍西欧各派政治学说,于立宪政治尤多发挥,对当时中国政坛很有影响。

调和立国

  调和立国论是章士钊思想成熟的标志,也是1910—1919年间其思想言论的基本线索。这亦可说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思想总结。1962年,年过八旬的章士钊说:“今之论士,语涉辛亥革命,往往过于夸张,估计成功二字,溢量殆不知何许。”这么冷静的反思,他早在民国初年就开始了。1911年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后,章士钊即携眷返国,因视同盟会不合西方政党标准,主张“毁(旧)党造(新)党说”,以施行政党内阁制,遭同盟会员反对,被斥为“保皇党”。章愤而辞职,应袁世凯之邀北上。袁赠巨宅,委以北京大学校长,未就。及宋教仁被刺,章逃离北京。奉孙中山命,联岑春煊反袁,任讨袁军秘书长。事败亡命日本,创办《甲寅》,倡言革新,反对专制,但反对暴力激进手段。批评革命党有“好同恶异”之弊,力主调和精神。
  因言论不见容于国民党人,他便挂冠而去;但立即另办一个《独立周报》,继续履行舆论监督职责。国民党重要领袖宋教仁被暗杀,他明知无望,却坚决与黄兴奔赴南京起兵反抗袁世凯。失败后,逃亡日本,给了他冷静总结和反思的极好时机。在参与国民党重要政治派别欧事研究会活动的同时,在自己创办和主编的《甲寅》杂志上,他提出和系统论述了“调和立国”论。这个理论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袁世凯的专制统治,但也严肃地批评了以孙文为代表的激进主义错误,鼓吹建立以调和、宽容为基础的多元互动的社会运行机制。
  章士钊没有停留在现象层次。他指出,中外历史一再证明,走向极端,拒绝调和,必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民国初年,以批判态度观察政局发展的中国人为数不少,但能联系世界历史全局反复思考的却不多见。针对这样的现实,章氏认为思想和制度等方面都应以调和立国论为指导,作出相应的转变。他清醒地看到,空谈化同迎异,不能真正确立这样的风气和社会运行机制。关键要培养对抗力,从制度层面解决问题。

回归传统

  进入20年代, 章士钊的思想起了巨大变化。引人注目的是他坚决反对新文化运动。早在1919年9月,新文化运动进入高潮,章士钊已为文学和道德领域破旧立新深感忧虑。他说:“今人讲新文学,颇采报端之见,挥斥一切旧者,欲从文学上划出一新纪元,号之曰新。愚谓所见太狭,且亦决不可能。”“今之社会道德,旧者破坏,新者未立,颇呈青黄不接之观……人心世道之忧。莫切于此。”因此,他认为:“新机不可滞,旧德亦不可忘,挹彼注此,逐渐改善,新旧相衔,斯成调和。”本来强调横向宽容的调和,转而注重纵向新旧融合。随后,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更趋坚决。
  1921年10月归来后,章士钊态度大变。以反对直线发展观为藉口,他断言:“所谓文明野蛮,不过循环蝉递”。“新旧并无一定之界限,何者为新,何者为旧,很难于断定……新旧是循环的,昔日以为新者,今日或视为旧,甲地以为旧者,乙地或反视为新。”“故思想之进化,亦是循环的,并无新旧之不同。”于是,新文化运动全都是无事生非,有害无益。白话文在他看来更是“文词鄙俚,国家未灭,文字先亡”!简直是奇灾大祸。其恶果是:“躁妄者悍然莫明其非,谨厚者菑然丧其所守,父无以教子,兄无以诏弟,以言教化,乃全陷于青黄不接、辕辙背驰之一大恐慌也。”
  更突出的是他提出一个“农国”论,几乎全盘否定了自己过去的社会政治理念。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反对现代化的理论。其要点是:中国一贯以农立国,必须坚持这个传统。抛弃一切与工商立国相关联的追求与制度。在政治领域,一反前期的主张,不要总统、国会、政党等等与工商国有关的一切制度。
  他一再撰文,反复演讲,说民初以来政局混乱,战祸连绵,都是走错了路,把不切中国国情的制度搬到中国。“吾国祸乱相寻,自辛亥迄今十二年无宁日者,徒以大选无方,奸雄窃发已耳。不去选事,乱无由已……西土现制之有裨于吾者甚少……若夫英美式之国会,断乎无复自存之值。”选举、总统、国会、政党……通通不要。“一言以蔽之,吾为农国,不能妄采工业国之制度。”
  1923年10月,曹锟贿选大总统事发生,章在上海《新闻报》上发表文章痛斥贿投票议员之无耻,并连续撰文抨击代议制。1924年,段祺瑞上台。章主张毁弃约法及国会之主张正合段的心意,因此段邀章北上。段从章建议,以“临时执政”之名兼任总统与总理之职,委章为司法总长。次年4月,再派章士钊兼教育总长。章受命后,即宣称要整顿学风,宣布大学统一考试,合并北京八所大学,引起教育界进步人士及青年学生的反对。1926年4月,执政府垮台,章出走天津,继续在日租界出版《甲寅》周刊。章利用该刊强调反对新文学运动、新文化运动,反对白话文,反对“欧化”,引得骂声一片,但章我行我素。

婚姻家庭

·娶妻吴弱男

章士钊与夫人吴弱男及其三个儿子合影
章士钊与夫人吴弱男及其三个儿子合影
  章士钊24岁时,结识了19岁的吴弱男。吴弱男,生于1887年,小章士钊6岁,是“清末四公子”之一的吴保初的女儿,名门名媛,第一位东渡日本后去欧洲的妇女运动先驱,当时为孙中山英文秘书,4年后,于1909年两人在英国伦敦结为夫妻,第二年29岁时有了大儿子章可,30岁的时候回国为同盟会工作(章士钊从婚后就时来运转),其后到43岁前经历办报、赴日、反袁、任教、旅欧等诸多事宜。1973年4月1日在上海病逝,享年87岁。生前,被周总理礼为辛亥革命老人,尊称其为“吴先生”。在章士钊的妻妾中,只有前妻吴弱男留下子嗣,章可、章用、章因。三个儿子中,二男章用(1919年-1939年)生于英国苏格兰,在香港病逝,中国近代数学家。长子章可活到1983年。

·纳妾奚翠贞

  1919年,章士钊在上海时,经黄金荣介绍结识了一个青楼女子(一说是黄的干女儿)奚翠贞,瞒着吴夫人暗中交往,到1924年后,43岁的章在北京当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后兼教育总长的时候,公开与奚同住。吴夫人是早期革命的新式女子,自然容不得章纳妾,吵闹之后于1929年断然分居(时年她44岁,章48岁),携三个儿子(二儿子是季羡林同学,二三子都在抗战时去世,没有成家)去往欧洲,到1937年欧战才回来。1936年,章士钊在上海当律师时接了一笔官司,一个卖昂贵康克令金笔的女营业员(据说有报纸专门报道过其艳名,也算当时一超女),和一个追求她的大家公子生了一个女儿,不料大家公子早有婚配,其父要儿子与其断绝关系,女营业员为此找到了章士钊律师打官司。官司以公子(到底是谁没有定论,有人说可能是陈调元的公子)出了5万元了事,大人一拍两散,女儿倒是个麻烦。恰好章士钊的小妾奚夫人没有生育,于就抱养了过来。这个孩子那时8个月大,后来章士钊为其取名章含之。

·纳妾殷德珍

  1941年章士钊结识了杜月笙给推荐的一个戏子,60岁的章士钊就又纳了一个26岁的小妾——三夫人殷德珍,也无生育,后收养一女章眉?1945年秋天回上海,章士钊另买了房子,与殷夫人同住。奚夫人就颇受冷落了。章含之的回忆也是见父亲的时候不多,也没什么感情。到了1949年,68岁的章士钊老人到了北京和谈,期间和殷夫人取道香港(殷从此被留在香港),后转投毛泽东,参加了新中国开国大典。11月的时候,把奚夫人、大儿子章可和14岁的章含之都接到了北京。

相关评论

·影响因素

  纵观章士钊一生,大体上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他在思想史上值得肯定的建树,大都来自现代西方主流思想的介绍和坚持;摭拾西方一些偏激之士的牙慧,执意回归传统,往往误入歧途。这是由三个因素造成的:

·缺乏穿透复杂历史现象的观察力

  20世纪有几个影响世界全局的历史事件:两次世界大战;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危机;苏联的出现及其计划经济貌似成功。这些事件提供的信息可以归结为一句话:资本主义主导的现代化出了大问题,要赶快另谋出路。
  章士钊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转变,主要原因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其思想的巨大震撼。死伤如此惨重,战后又一片萧条,任何思想家面对这样的历史现象都不能不驻足深思,努力找出原因和对策。1922年到欧洲,目睹尚未平复的战争创伤,耳聆对现行制度的强烈抗议,他的思想完成了又一次重大转折。
  他从欧战疑及现代化的进程。他说:“至于以工业立国者,则事事皆积极进行,故恒至生产过剩,竞争市场,推广殖民地,因此血战,前后相继。”与此同时,他断言:“盖文化者,与国民生活状况息息相关者也。一国生活状况枯涩纾促之度如何,即可以卜其文化高下真伪之度如何。知欧洲之情事者,可断言其资本之制不变,文化决无可讲。”欧战和战后的凄惨,从根本上动摇了章氏对现代社会和现代化的信心。这样的制度非变不可,而且要改变它的基础:“资本之制”。

·无力抗拒西方极端思潮的裹挟

  20世纪中国思想家的一大弱点是原创性不足。章士钊坦率说明他的农国论不是自己的创造发明。欧战爆发以后,被战争及其后果所震惊的西方思想家,正各抒己见,探幽烛微。章氏自己就说过:“以愚所知,今欧洲明哲之士,扬榷群制,思古之情,辄见乎词。如德之斯宾格勒,英之潘悌,其尤着也。”这些战后西方非主流文化给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斯宾格勒的“西方没落论”固然是他立论的重要基础;农国论亦取自潘悌。他写道:“英伦群家潘悌之徒,倡为农业复兴之论,识解明通,无可辩驳”。惟一的保留是他认为西方积重难返,农业无法“复兴”;中国中毒未深,倒有希望“以农立国”。这是有充分代表性的事例。
  非主流的偏门,特别是其中的极端思想,往往成为中国思想家各种千奇百怪主张的智慧渊源。在一个思想自由的现代国家,思想多元增添了文化多样。而在中国,被那些极端思想裹挟的人们,常常有意无意与权力结合,压制任何不同的声音,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民族主义情绪的侵袭

  这些西方思想家的思路也激活了他的文化民族主义情结。既然西方原路不通,正纷纷另找出路;其思想界非主流派中出现了回归传统的动向;而中国学西方的成绩又是如此不堪;于是,顺理成章应该回归本土和固有传统。中国人因一再受挫而郁结已久的民族主义情结,正好找到勃发的释放口。梁启超、梁漱溟、章太炎、张君劢、章士钊等人在20年代无不在民族文化问题上讲了不少不切实际的大话。章士钊反复宣扬:“西化东渐者何也?乃欧洲挟其资本侵略之淫威,东临吾国,迫吾不得不放弃农治之本国……洎至今日,吾人弃礼义,毁廉耻,坏田园,鬻妻子,以求合于所谓西化者,仍不得一当。”回头是岸,“须知中国文化实有其绝大之价值……家有敝帚,享之千金,何反轻视本国文化呢?”
  欧战以后,全世界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在思考:世界向何处去?答案是多元的。世界性难题难为了中国思想家。在中国,同样是众说纷纭。章士钊等人的反现代化理论,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主张之一。
  说到底,是中国的客观社会环境和文化积累还不足于产生解决世界难题的思想家。一些思想家个人性格的弱点,又加重了上述历史重负。以章士钊来说,他是梁漱溟青年时代钦慕的人物之一;后来更迭有交往。20代的《甲寅》虽已为许多知识分子所诟病,仍然个性鲜明。那时的章士钊是独立的。后来,他先后就食于某些权势者门下,尽管社会名流的声威犹在,但廉颇老矣。了解这些经历和品行、性格弱点,对理解一度叱咤风云的章士钊,何以前后期判若两人,应该有所帮助。

章士钊故居

  章士钊故居51号宅院位于史家胡同中部,是章士钊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的住宅。
  该宅原为三进四合院,章先生一家住前两院,将第三进院落分出去,由北面内务部街另辟门。现存建筑坐北朝南,广亮大门一间,硬山顶合瓦皮条脊屋面。一进院大门西侧有倒座房五间,硬山顶合瓦皮条 脊屋面,北房为三开间的过厅,后出廊,硬山顶筒瓦过垄脊屋面。二进院正房三间,前廊后厦,两侧带有耳房各一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均为硬山顶筒瓦过垄脊屋面,抄手游廊连各房。院内四隅种有海棠、苹果等果木,优美宜人。正房内的木装修颇为精美,北面抱厦部分的隔扇由两座八方屏门组成,其顶部为一个楼阁式书橱,上带朝天栏杆,书橱由西面次间内的一架楼梯上去。室内还有一槽碧纱橱。
  章士钊先生去世后,该宅由其女章含之及女婿乔冠华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