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宣传画)
文化大革命(宣传画)
  文化大革命,又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常常被称为“十年动乱”或“十年浩劫”。是指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在中国发生的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建国以来最严重挫折和损失的一场内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它的“理论基础”是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该理论由张春桥炮制而成)。“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和广大群众,结果给林彪江青一伙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造成全面内战,天下大乱。“文化大革命”,实际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全国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没有任何积极意义。

文化大革命爆发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为全面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前,毛泽东对会议的议题、文件作了具体指示和安排。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外地,刘少奇主持会议,康生负责向毛泽东请示汇报。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人76人,其中包括“文件起草小组”(即会后正式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江青、张春桥等8人。会议有两大主要议题。主要议题之一是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所谓“反党错误”。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二,是通过由毛泽东主持起草并亲自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16 日,会议通过这一通知(这一文件简称《五·一六通知》)。《通知》说,“中央决定撤销1966年2月12日批转《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提纲》”(又称《二月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列举了《二月提纲》的十大“罪状”,并强调:《二月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通知》为“文化大革命”确定了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是“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这次会议标志着“左”倾方针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从此正式开始了“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

 
从1966年8月至11月,毛泽东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接受检阅者达上千万之多
从1966年8月至11月,毛泽东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接受检阅者达上千万之多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有一个过程。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经过不断升级的中苏论战,特别是经过“四清”运动,毛泽东越来越感到中国有出修正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他认定,中国有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而且相当广泛,人数不多,但有影响。他还认定,中国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关键不在基层,而是在上层,尤其是中央。他说:“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六二年刮歪风,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熏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1965年8月11日听取罗瑞卿汇报时的插话)就在1965年八九月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 “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的问题。从此以后就不断讲这个事。  防止出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成为毛泽东晚年思考和担心的焦点。怕党和国家改变颜色,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出发点和主观动机。有一次他对身边护士说:“我多次提出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走回头路。”历史和现实的事实越来越使他感到问题的紧迫性。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
  毛泽东觉得时不我待,就在73岁那年毅然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批判《海瑞罢官》只不过是一个突破口。  但是,毛泽东对党内和国内的政治情况作了不符合实际的、过于严重的估计,把持不同意见的各级领导干部看成是“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许多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也说成是阶级斗争,严重地混淆了是非,混淆了敌我。  用什么办法才能够彻底解决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的一些阴暗面的问题,毛泽东想了很多,也想了很久。他说:“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毫无办法。” 
文革中的群众游行
文革中的群众游行
 但是毛泽东对群众运动产生了一种片面的看法。他说,“我们有一部分干部不接近人民群众,做官当老爷,对付这些人,我毫无办法。这回好,群众就整他了”。这样,在放弃了党的领导的情况下,各种社会矛盾,人与人之间平时的积怨,就在自发的、失控的群众运动中,以革命的名义和极端的形式,集中地爆发出来,造成社会动乱。  综上所述,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出于反修防修的目的,在“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思想下,由于对党内和国内的政治状况作了错误的估计,又采取了一种错误的方法,所进行的一场所谓的“革命”。有人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说成是个人的权力之争,归结为毛刘之争,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文化大革命”的过程

·第一阶段

  
“文化旗手”江青接见演员
“文化旗手”江青接见演员
  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1969年4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简称“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和对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斗争,对中共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错误的改组,成立了所谓 “中央文革小组”并让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权力。毛泽东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热的程度。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主要利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1967年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人,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朱德、陈云也受到错误的批判。各部门各地方的党政领导机构几乎都被夺权或改组。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中共“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中共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第二阶段

  从中共“九大”到1973年8月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1970年至1971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毛泽东、周恩来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1972年,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周恩来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这是1967年2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人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毛泽东却错误地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中共“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并且使王洪文当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加强。

·第三阶段

  
1977年8月,在中共十一大上,中共中央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
1977年8月,在中共十一大上,中共中央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
  从中共“十大”到1976年10月。1974年初,江青、王洪文等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同有的地方和单位清查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不同,江青等人的矛头是指向周恩来的。毛泽东先是批准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在发现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又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指出江青有当中共中央主席和操纵“组阁”的野心。1975年,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1976 年1月周恩来逝世。周恩来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同年4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同年10月上旬,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

对“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的评价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指出:  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些论点主要地出现在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并曾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有了特定的含义。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至于毛泽东同志所重用过的林彪、江青等人,他们组成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这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已被充分揭露,所以本决议不多加论列。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一、“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是毛泽东同志自己过去提出或支持过的。“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建国以来十七年大量的正确方针政策和成就,这实际上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包括毛泽东同志自己在内的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工作,否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苦卓绝的奋斗。  二、上述的是非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确凿的事实证明,硬加给刘少奇同志的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等人的诬陷。八届十二中全会对刘少奇同志所作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是完全错误的。“文化大革命”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也严重地混淆了敌我。  三、“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运动开始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卷入运动的大多数人,是出于对毛泽东同志和党的信赖,但是除了极少数极端分子以外,他们也不赞成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残酷斗争。后来,他们经过不同的曲折道路而提高觉悟之后,逐步对“文化大革命”采取怀疑观望以至抵制反对的态度,许多人因此也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打击。以上这些情况,不可避免地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其中有不少人还被提拔到了重要的以至非常重要的地位。  四、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在我国,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以后,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但是革命的内容和方法已经同过去根本不同。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分为三段。  一、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一九六九年四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对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斗争,对党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错误的改组,成立了所谓“中央文革小组”并让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权力。毛泽东同志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热的程度。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主要利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朱德、陈云同志也受到错误的批判。各部门各地方的党政领导机构几乎都被夺权或改组。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二、从党的“九大”到一九七三年八月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七零年至一九七一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 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周恩来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一九七二年,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周恩来同志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这是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毛泽东同志却错误地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并且使王洪文当上了党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加强。
  三、从党的“十大”到一九七六年十月。一九七四年初,江青、王洪文等提出开展所谓 “批林批孔”运动;同有的地方和单位清查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不同,江青等人的矛头是指向周恩来同志的。毛泽东同志先是批准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在发现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又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指出江青有当党中央主席和操纵“组阁”的野心。一九七五年,周恩来同志病重,邓小平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同志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同志逝世。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同年四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当时,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同志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同志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同年十月上旬,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是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的,但他晚年对许多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已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他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这些都对后来我们党顺利地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作用。他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坚决支援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并且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战略和我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有各族各界代表人物出席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能召开并且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同志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这些重要事实都同毛泽东同志的巨大作用分不开。因为这一切,特别是因为他对革命事业长期的伟大贡献,中国人民始终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  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艰难曲折的,是一直没有停止的。“文化大革命”整个过程的严峻考验表明: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和它所选出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书记处的成员,绝大多数都站在斗争的正确方面。我们党的干部,无论是曾被错误地打倒的,或是一直坚持工作和先后恢复工作的,绝大多数是忠于党和人民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是坚定的。遭到过打击和折磨的知识分子、劳动模范、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华侨以及各民族各阶层的干部和群众,绝大多数都没有动摇热爱祖国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而牺牲的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其他一切党内外同志,将永远被铭记在各族人民心中。正是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尽管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但终于战胜了他们。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历史再一次表明,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而顽强的生命力。
  “文化大革命”所以会发生并且持续十年之久,除了前面所分析的毛泽东同志领导上的错误这个直接原因以外,还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主要的是:  一、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我们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科学著作是我们行动的指针,但是不可能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各种问题提供现成答案。从领导思想上来看,由于我们党的历史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做是阶级斗争,并且面对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习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同时,这种脱离现实生活的主观主义的思想和做法,由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反而显得有“理论根据”。例如: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在消费资料分配中通行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平等权利,即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应该限制和批判,因而按劳分配原则和物质利益原则就应该限制和批判;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小生产还会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因而形成一系列“左”倾的城乡经济政策和城乡阶级斗争政策;认为党内的思想分歧都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因而形成频繁激烈的党内斗争,等等。这就使我们把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当成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此外,苏联领导人挑起中苏论战,并把两党之间的原则争论变为国家争端,对中国施加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巨大压力,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正义斗争。在这种情况的影响下,我们在国内进行了反修防修运动,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日益深入到党内,以致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也被当作是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或所谓路线斗争的表现,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化。这样,党就很难抵制毛泽东等同志提出的一些“左”倾观点,而这些“左”倾观点的发展就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持续。  二、党在面临着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这种现象是逐渐形成的,党中央对此也应负一定的责任。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这个复杂现象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如果仅仅归咎于某个人或若干人,就不能使全党得到深刻教训,并找出切实有效的改革步骤。在共产主义运动中,领袖人物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和不容置疑的。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由于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而出现过的一些严重偏差,对我们党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我们党对封建主义特别是对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绅恶霸进行了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在反封建斗争中养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但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政界人物

  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人,主要包括由各地各级行政、司法和临时运动组织完全不必按照法律程序和原则而判决处决的,因受迫害而得不到基本的生活所需、医疗服务等的,以及不堪受辱而自杀的。有些人的死刑没有经过审判,往往是一个人说了算,例如:张志新

·自杀身亡

  万晓塘(1966年9月19日,天津市委第一书记)  周小舟(1966年12月25日,湖南省委书记)  阎红彦(1967年1月8日,云南省委书记)  卫恒(1967年1月29日,山西省委第一书记)  李立三(1967年6月22日,中国工人运动重要的领导人之一、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  陈昌浩(1967年7月30日,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人物,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增补为中央委员)  吴晗 (1969年10月11日,曾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北京市副市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北京副市长)
战功赫赫的彭德怀元帅在文革中惨遭批斗
战功赫赫的彭德怀元帅在文革中惨遭批斗

·受迫害身亡

  贾拓夫(1967年5月7日,曾任中共西安市委书记、市长,国家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计委副主任、轻工业部部长)  贺龙(1969年6月9日,中国十大元帅之一,前中央军委副主席)  刘少奇(1969年11月12日,前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陶铸 (1969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曾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宣传部部长)  彭德怀(1974年11月29日,中国十大元帅之一,前国防部长)

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知名人物

  文革对中国各界的精英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一大批知名的作家、演员、学者、运动员等都遭到了肉体和精神上的严重摧残,其中不乏不堪屈辱而自杀身亡的(用当时的语言来说是“某某某自绝于人民”)。由于文革的打击面太广,至今仍然无法统计出载文各种非正常死亡和失踪的正确人数。下面只能列举出其中的很小一部分,多为知名人物。其他无名无姓的,不计其数。(括号内为去世时间,曾担任职务,按照去世时间排列)

·自杀身亡

  邓拓(1966年5月17日,人民日报总编辑、作家,服毒致死)
老舍、吴晗、傅雷相继被迫害致死
老舍、吴晗、傅雷相继被迫害致死
  李平心(1966年6月20日,历史学家)  叶以群(1966年8月2日,文艺理论家)  老舍(1966年8月24日,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跳北京太平湖溺死  陈笑雨(1966年8月24日,文艺评论家)  黄绍竑(1966年8月31日,政务院政务委员,原国民党高级将领)  傅雷夫妇(1966年9月3日,著名翻译家)傅雷服毒自杀,妻子朱梅馥随之上吊自杀  陈梦家(1966年9月3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考古学家,诗人)  言慧珠(1966年9月21日,京、昆剧表演艺术家,请参看章诒和条目)  刘盼遂(1966年,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语言学家)  李翠贞(1966年,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开煤气自杀)  刘永济(1966年底,武汉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授)  罗广斌(1967年2月10日,共青团重庆市委统战部长,《红岩》作者)  陈琏(1967年11月19日,陈布雷之女、全国妇联执行委员)  胡慧深(1967年12月4日,表演艺术家)  严凤英(1968年4月7日,著名黄梅戏演员)服安眠药死于医院,死后被解剖,造反派试图在她的遗体体内找所谓的发报机。  傅其芳(1968年4月16日,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在北京体育馆自缢而死)  姜永宁(1968年5月16日,乒乓球国手,在拘留室上吊自杀)  熊十力(1968年5月24日,北京大学教授,国学家) 绝食身亡  容国团(1968年6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世界体育冠军──男子乒乓球单打冠军,在北京龙潭湖畔上吊自杀)  杨朔(1968年8月3日,中国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著名作家)  周瘦鹃(1968年8月11日,作家)  戴麟经(1968年10月,前中国国家足球队主教练)  赵九章(1968年10月25日,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气象学家)  李广田(1968年11月2日,云南大学副校长,作家)  上官云珠(1968年11月22日,著名女电影演员)病中跳楼身亡  翦伯赞(1968年12月18日,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副校长,与妻子戴淑婉服安眠药自杀)  焦启源(1968年,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  范乐成(1968年,武汉医学院副院长)  沈知白(1968年,音乐理论家)  顾圣婴(1969年1月31日,著名女钢琴家,与母亲、弟弟开煤气全家自杀)  刘绶松夫妇(1969年3月16日,武汉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授)  吴晗(1969年10月11日,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海瑞罢官》的作者,于狱中自杀,死前头发被拔光)  顾而己(1970年6月18日,电影艺术家)  范长江(1970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社社长、新华社总编辑,著名记者)在河南确山跳井身亡  闻捷(1971年1月13日,作家、诗人)

·受迫害身亡

  李达(1966年8月24日,武汉大学校长)  杨端六(1966年9月,武汉大学教授)  向达(1966年11月24,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长)  马连良(1966年12月16日,京剧表演大师)  彭康(1968年3月28日,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 被造反派枪杀)  林昭(1968年4月29日,被枪决,北京大学学生)  蔡楚生(1968年7月15日,著名电影导演)  田汉(1968年12月10日,《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作者)  钱海岳(1968年,挟持至南京明孝陵活活摔死,著名历史学家,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施今墨(1969年8月22日,中国著名中医学家)  遇罗克(1970年3月5日,被处决,北京工人,《出身论》作者)  陈克礼(1970年7月5日,被枪决,回族伊斯兰学者,译有《圣训经》)  赵树理(1970年9月23日,中国曲艺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著名作家)  潘天寿(1971年,著名画家)  盖叫天(1971年1月15日,病逝,著名京剧演员)  张东荪(1973年,著名哲学家)  顾准(1974年12月3日,病逝,经济学家,思想家)  张志新(1975年4月4日,遭割喉并枪决,“五七干校”宣传干事)

·失踪

  储安平(20世纪40年代著名的“第三条路线”人物,原《光明日报》主编、著名记者。1966年9月在被红卫兵关押时失踪,也被认为已经跳海自杀、或被红卫兵打死)

其他在文革中受牵连的人物

  任毅(中国知识青年,《知青之歌》作者,1970年被监禁九年,1979年平反出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