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纣王

商纣王
商纣王
      帝辛(?--约公元前1046),本名受德,后世称商纣王,在位30年。是商朝最后的一个君主,都于沫,改沫邑为朝歌(今淇县)。

帝王简介

      帝乙死,应立长子启,因启母贱不能立,而立少子辛为帝。帝辛自幼聪敏过人。《荀子·非相篇》说帝辛“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超劲,百人之敌也。“ 《史记·殷本记》也说“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
    帝辛继位后,重视农桑,社会生产力发展,国力强盛。他继续发起对东夷用兵,打退了东夷向中原扩张,把商朝势力扩展到江淮一带。特别是讨伐徐夷的胜利,把商朝的国土扩大到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福建沿海。帝辛对东南夷的用兵,保卫了商朝的安全。毛泽东在评价帝辛时说:“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统一东南,把东夷和平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帝辛统一东南以后,把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向东南传播,推动了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促进了民族融合,郭沫若在一首诗里说:“但缘东夷已克服,殷人南下集江湖,南方因之惭开化,国焉有宋荆与舒”。
   帝辛敢于革除先王旧弊,不再屠杀奴隶和俘虏。而是让他们参加生产劳动,补充兵源,参军作战。他蔑视陈规陋俗,不祭祀鬼神;他选贤任能,唯才是用,不论地位高低;择后选妃,不分出身贵贱,立奴隶之女妲己为后,宠幸倍之,唯言是从。
  帝辛在位后期,居功自傲,耗巨资建鹿台,造酒池,悬肉为林,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使国库空虚。他刚愎自用,听不进正确意见,在上层形成反对派,杀比干,囚箕子,失去人心。他在讨伐东夷之时,没有注意对西方族的防范,连年用兵,国力衰竭,对俘获的大批俘虏又消化不了,造成负担。
  约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联合西方11个小国会师孟津,乘机对商朝发起进攻,牧野之战,大批俘虏倒戈,周兵攻之朝歌。帝辛登上鹿台,“蒙衣其珠玉,自焚于火而死”。商亡。
   帝辛死后,葬于淇水之滨,今墓尚存。

商纣王名字的来源

      商纣王是周人侮辱、蔑视性的称呼。                                                                                                                                           
商纣王
商纣王
  商纣王,或殷纣王,则是周人侮辱、蔑视性的称呼。
    商,是国名,是提醒人们,这是前朝的,被我们灭掉的。殷,则是地名,与日本鬼子称东北为满州一样,中国人称日本为倭一样。如果说这还只是冠以蔑视性指代的话,那么,纣则是侮辱性称呼。按《说文解字》援引谥法的解释:“残忍捐义曰纣”。用一句现代话来说,就是凶恶的坏蛋。而查遍现有《逸周书》的“谥法”篇,却恰恰没有这一句。纣字,在《古文尚书》中通受,故帝辛又被受辛,就是坏蛋辛的意思。《史记》中说,“天下谓之纣”,是商时的天下人呢,还是周时的天下人已不得而知。但司马迁将帝辛称为帝纣,实在是不伦不类。王,是周人对国君的称呼。这里面昭示着这样一个事实:周人从未达到商人那样的强力统治。周人灭商,是纠集所谓的“八百诸侯”的共同行为。而这些诸侯,按清人许宗彦的说法,“乃二代所建,至于纣时,其地之广狭,固未必仍其初封,文武抚而有之,要与之相安而已,岂得尽易其疆界哉?(许宗彦:《周礼记》。”说穿了,这些夏、商两代所封的诸侯只是同盟军,而非蕃属,对于周王室的认同和忠心是有限的,周王室对其的控制力和约束力也是有限的,文王、武王只是和他们相安无事,根本指挥不动。因此,终西周一朝,与这些诸侯的战争贯穿始终,并最终灭于诸侯。而周人本身,虽是诸侯中武力强盛的,却与煌煌大商相差甚远。  
     所以,在未灭商之前,称之为“天邑商”、“天裔商”、“大邑商”,而灭商之后,亦称之为“大邦殷”、“大国”,而自称“小邦”。
  周武王灭商后,因殷人众多,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灭。”而彻夜难眠。(《尚书》)周武王英年早逝,除战争创伤外,恐怕这忧心忡忡、苦闷烦躁亦是重要原因吧。因此,周人不可能、也没能力把自己的祖先捧为天下共尊的上帝。再者,商王朝神权、王权的激烈的党争,亦使人对商王朝的祖宗一元神宗教的“神道设教”作用和效能不无怀疑。周人既不能、亦不肯重创此类宗教,故而只能居诸侯之王的位置,而不能称帝。周王称为天子,是后世的事,至少在西周尚无此类证据。周王朝自大王亶父、王季历、文王昌、武王发所延续下来的称王的习惯,被其不自觉地用到了帝辛的身上,因而才出现商纣王、帝纣这些滑稽的称谓。

商纣王罪状

     《尚书》的抨击
      《尚书·武成》:今商王受无道,暴殄天物,害虐丞民,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
   到了《尚书·牧誓》中,罪状便多了起来:今商王受,惟妇人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百姓,以奸宄于商邑。
  到了《尚书·泰誓》,就颇有罄竹礁书之势: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沉湎冒色,敢于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宫室、台榭、陂池、侈眼,以残害于尔万姓;樊炙忠良,刳剔孕妇。……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祗,遗厥先宗庙弗祀,牺牲瓷盛玩于凶盗,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惩治其侮。(《尚书·泰誓上》)今商王受力行无度,播弃犁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胁权下灭;无辜吁天,移德彰闯。(《尚书·泰誓中》)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若点弗敬;自绝于天,结怨于民;朝涉之胫,剖哭人之心;作威杀戮,毒痛四海;崇信奸四,放黩师绿;屏弃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庙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尚书·泰誓下》)
     《史记》记载
        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于是使师谓作新淫声,比里之舜,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鹿占之钱,而盈巨桥之粟。益收狗马厅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最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罔为林,使男女伴相逐其间,为长饮之饮。
    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纣乃重辟刑,有炮烙之法。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熹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强,辩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闯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里。……而用费中为下。费中善谀,好利,殷人弗亲。纣又用恶来。恶来善毁谗,诸侯以此益疏。
  纣愈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太师、少师谋去。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乃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箕子惧,乃详狂为妇,纣又 之。殷之太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
        通观帝辛的罪状,有几点引起人们的注意:一是越是可信度低,越是罪状滋多;二是越是史料少、年代久远,帝辛的罪状就越具体、详实。三是帝辛的罪状和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罪状是如此相似,几乎如同出自一个人的手笔。这不仅令人想起了前人关于这责状况的议论:“三代之称,千岁之积誉也;桀纣之谤,千古之积毁也。”(《淮南子·缪称训》)
  “其世愈后则其传闯愈繁”,(崔述《补上古考信录》卷上)正是基于此,历史学界巨擘、古史辨派主将顾颉刚先生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造成二十世纪初的学术界的大地震。按顾颉刚先生的阐述,“这有三个意思。第一,可说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如这封信里所说的,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了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时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的模范了。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事件的其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事件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的夏、商史。”(顾起刚:与钱彦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辩自序》)在这里之所不厌其烦地引用顾氏的理论,就是为了能以此为准绳,来认清帝辛被“千年积毁”的过程,掂量其罪状的真伪与可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