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

  《大公报》消息翔实快捷,评论客观,柯式印刷,图文清析。新闻版面包括世界要闻、香港新闻、内地新闻、经济新闻和体育新闻等。为配合香港经济的迅速发展,经济版详尽报道香港、内地和国际最新经济动态,并经常刊载专题文章、特稿等,具有参考价值。此外,《大公航运》专版素为航运界和工商界称道。《大公论坛》是各界人士对时事发表意见的园地,广受欢迎。专题版有《中国专题》、《新闻干线》、《工业新园》、《资讯科技》、《校园》、《文化》、《体育明星》等。

大公报 简介

  《大公报》是一份历史悠久,长期以来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中文报纸。他于1902年在天津创刊,复刊于1938年在香港出版港版,后因太平洋战争发生,曾经停刊,继而转到广西桂林继续出版;至1948年再返香港复刊。
大公报 报头
大公报 报头
联合国推推选《大公报》为全世界最具代表性的3份中文报纸之一,陈列在纽约总部的韩马绍图书馆中,供人阅览。  《大公报》在香港复刊后,与时并进,不断充实版面内容,建立特色,越来越受到本港、内地和海外广大读者欢迎,销量日增,目前除在香港发行外,还行销中国大陆以至全球五大洲逾百个国家帮地区。每日来往穗港的直通火车、飞翔船,来往香港和广州、厦门、上海等客轮,以及广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各大主要宾馆 均有《大公报》发售。在中国各个经济特区及沿海开放城市,也有《大公报》公开发行。在香港,除各大报摊外,大多数便利店均有代售。  《大公报》在副刊方面,内容力求丰富多采,除了天天和读者见面的《大公园》、《小公园》、《新园地》、《世界新潮》等之外,每日并出两大版《娱乐》、还有《星踪》、《保健》、《神州新姿采》、《环球特写》、《摄影》、《文学》等各类型周刊,还有不定期的各类周刊。逢星期六随报附送厚60页杂志《大周刊》,内容丰富,是一本增广见闻的消闲性读物,甚受本港及内地读者欢迎。  《大公报》目前除普通版外,还有海外航空版。在菲律宾用卫星传真印刷的菲律宾版,各具特色,吸引当地华人阅读。由19965月起,大公报推出网上电子版,方便世界各地读者阅览。  每个春、秋两季中国出口产品交易会,《大公报》编印彩色《中国经贸》大型特刊,报道中国贸易发展状况、交易会状况。特刊除免费赠送香港读者和中国各经贸机构及中国有贸易往来的外国工商企业和官方商务机构。  《大公报》办报严谨,力求顾及全面,读者阶层不断扩阔,除以工商界和知识分子为主外,其他各界人士亦多有订阅。据199511月香港市场研究社 (SRH)进行的调查发现,《大公报》读者知识水准一般比较高,消费力比较强;《大公航运》版并认为是香港航运消息最具权威性报刊,74%被访者表示《大公航运》有助他们收集商业讯息。

大公报 历史

   
  《大公报》以“忘我之为大”的“大”字,和“无私之为公”的“公”字作为报名,这是一个响当当的报名,因此以「大公」为名的报纸特别多,历史上一共有七个,包括“五四”前后在湖南长沙出版的那一家,毛主席曾为
大公报创刊号
大公报创刊号
长沙的这家《大公报》写过文章。但坚持下来的只有目前在香港出版的这一家。《大公报》创刊于一九○二年六月十七日,今年九十八年周年了。她是中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一家报纸,是中国报纸中的老寿星。(已经超过《申报》和《字林西报》)。  《大公报》经历了四个阶段:英敛之时期,王郅隆时期,新记公司时期和一九四八年以来的后五十二年在香港办报的时期。由满族爱国知识分子创办的一份支持改革的报纸开始,经过受皖系政客把持的一个短暂时期,和资产阶级“文人论政”的一段时期,到在香港作为爱国爱港报纸的时期,整个报纸的历史是一以贯之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是把她当作一个辞条合起来写的。  在旧中国,《大公报》具有崇高的声望。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起过重大的影响。是当时舆论界的重镇。一九一九年巴黎和会时期派往法国采访和会消息的唯一的一名中国记者,就是《大公报》的胡政之。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唯一的一名长驻欧洲的中国的战地记者,就是《大公报》的萧乾,在波茨坦会议的现场,在东京湾的米苏里号战舰上举行的日本签字投降仪式的现场,在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的现场,都有《大公报》的记者在场。朱启平在米兰里号战舰上所写的那篇题为《日落》的通讯,已经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经典性的名篇。第一个派记者(曹谷冰)到苏联采访,报道中苏建交后苏联情况的,是《大公报》。第一个派记者(范长江)深入边区,发表系列通讯,向全国公开发行。在旧中国,《大公报》曾经出过天津、上海、武汉、重庆、桂林、香港等六个版,日总发行量接近二十万份,这在当时,是一个空前的数字。  周恩来总理在一九五八年和费彝民谈旧《大公报》的历史贡献时,曾经肯定了三点,即第一,她是爱国的;第二,她是坚持抗日的;第三,她为中国的新闻界培养了大量杰出的人才。《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为近代以来的一百零八位杰出的新闻工作者设立了专门的辞条,其中《大公报》人占了十二条。(包括英敛之、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范长江、杨刚、彭子冈、徐盈、萧干等)占九分之一。列名《中国新闻年鉴》“中国新闻界名人简介”栏的《大公报》编辑记者有三十六人之多,是所有报纸中最多的。  《大公报》培养出来的著名的经营管理人才如曹谷冰、金诚夫、李子宽、费彝民、王文彬;著名主笔如王芸生、徐铸成、李侠文、蒋荫恩、曾敏之、谭文瑞,著名记者如范长江、萧乾、杨刚、子冈、徐盈、孟秋江、朱启平,著名政论家梁厚甫,著名报刊活动家金庸等等,不仅蜚声于时,在两岸三地和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  《大公报》的贡献,还表现在她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大公报》是一份综合性报纸,内容丰富。新闻版面包括世界要闻、香港新闻、中国新闻、经济新闻和体育新闻等,《要闻专题》版以时事为题材深入剖析论述,《国际热 点聚焦》版从多个角度探讨国际社会现象﹔为迎合读者对经济讯息的需求,经济版面十多个,详尽报道香港、内地和国际最新经济动态,并经常刊载专题文章、特稿等 , 极具参考价值。此外,《物流与航运》版、《大公教育》版受到香港特区政府高度重视,更为航运界和教育界人士称道。《大公论坛》是各界人士对时事发表意见的园地。此外,专题版面有《中国专题》、《海峡两岸》、《经济观察家》、《创新科技》、《社团》、《中华医药》、《保健》、《消费新风》、《校园》、《文化》、《专业世界》、《 体坛长短镜》等,各具特色。  副刊内容丰富多彩,除了天天和读者见面的《大公园》、《小公园》、《新园地》、 《世界新潮》等之外,每日并出两大版《娱乐》、还有《星踪》、《神州新姿采》、《 寰球特写》、《摄影》、《文学》、《科学》等周刊,以及不定期特刊,讯息量丰富。  本报每周一期的《中国西部》和《中国民企》专版,特为反映我国经济发展的最新情况而设立,受到广大读者好评。《中国西部》专版其中六个版面荣获二年香港报业公会主办的全年新闻大奖。  《大公报》还有不少附属刊物,如逢星期六出版十六开彩色杂志《大周刊》,内容丰富,是增广见闻的消闲性读物,甚受本港及内地读者欢迎。  《大公报》与时并进,不断充实内容,更新版面,越来越受到本港、内地和海外广大读者欢迎,销量日增,目前除在香港发行外,还营销中国大陆,发行网遍及全球五大洲逾百个国家和地区。每日来往穗港的直通火车、飞翔船,以及内地各大城市主要宾馆均有《大公报》发售。
大公报
大公报
  在菲律宾马尼拉出版的《大公报》菲律宾版,是菲律宾发行量最大的华文报纸。此外,《大公报》还有海外版,营销欧美各地。  《大公报》互联网电子版除发布当日大部分版面内容外,还发放即时新闻,让网上读者即时获取最新讯息。日点击率达一千万次,以欧美地区读者居多。  《大公报》是获香港特区政府指定为刊登有关法律性质广告的有效刊物。《大公报》 读者以企业决策人士及商贸界人士居多。  此外,大公报的定位一直是精英报纸,精英报,这是大公报全体同仁的共识,这没有多大疑问,无须赘述。大公报的记者可谓是明星阵容,就是记者还兼具政论家、作家或艺术家、学者和智能。比如写蒋家王朝野史《金陵春梦》的作者唐人,中国名画家家黄永玉、武侠小说两大宗师金庸与梁羽生,都出身大公报。据不完全统计,香港主要报纸,包括明报、东方、萍果、星岛日报、成报、新报等等,都有出身大公的同行担当副编以上的角色。  如今,大公报发行量已达40余万份,分布香港、澳门、内陆以及东南亚英国美国等华人齐聚地。

香港 大公报

  香港《大公报》是迄今中国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也是中华民国大陆时期影响力最大的报纸。《大公报创刊号》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法租界首次出版,1928年东北易帜、1930年中原大战后期张学良通电全国拥蒋入关两大新闻,皆为《大公报》独家发布。《大公报》也实至名归成为见证中国政治历史变迁的最早、最先锋的媒体它以独家、锐利以及厚重三大特点一直代言着中国面向世界的形象。  有百年历史的著名报纸《大公报》的下属网站——大公网始建于1995年。是香港最早的网络新闻媒体之一。在新时期的政治经济体制下,作为香港大公报集团的触角已不再局限于海外,而大公网也已经逐渐成为大陆时政人物、金融巨头拓展业务、提升自我形象的重要舞台。大公网、新华网也同时成为涉及大陆及港澳地区最权威的两大网络平台。
  现在还在出版的《大公报》香港版,创刊于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三日,复刊于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五日,一直是香港地区著名的爱国进步报纸,曾被推崇为香港「舆论之领导」。(见一九四七年版《香港年鉴》)1994年大公网的创建,在香港成为最早的网络新闻媒体之一。香港《大公报》复刊以来的近半个世纪的历史,是一部爱国爱港报纸的历史。香港回归以前,为支持中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决策,香港回归以后,为香港特区的繁荣和发展,作了大量的工作,贡献是巨大的。   二00二年,《大公报》创刊一百周年。一个世纪以来,《大公报》以「坚持宣传正义 声音」为宗旨,以立论中肯,报道翔实为特色,在国际上建立了良好声誉。 《大公报》是联合国推选的全球最具代表性的三份中文报纸之一。它是唯一获得美国密苏里新闻荣誉奖章的中文报纸,全亚洲获此殊荣的也只有三家(另家是日本的《朝日新闻》和印度的《时报》)。

香港纪念大公报创办一百周年

 
  今年6月17日是香港《大公报》创刊100周年纪念日。今天出版的《大公报》刊登该报社长王国华的文章,回顾《大公报》的百年历程。文章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包括上世纪40年代《大公报》与当时国民党当局的关系,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为《大公报》题词“为人民服务”以及周恩来对《大公报》的评价等情况。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我国著名学者季羡林教授说:“《大公报》的一百年可以涵盖中国的二十世纪,从第一期到现在就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这是说,《大公报》从不同角度记录了中国现代史。  新闻是历史的草稿,《大公报》在记录了中国现代史的同时,也参与和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大公报》的一百年,是为国家、为人民,伸张正义、恪尽言责的一百年,也是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振兴,不断做出奉献的一百年。从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角度看,《大公报》的一百年,是不断探索和开拓中国现代新闻事业的一百年;也是为中国新闻事业培育大批人才,做出巨大贡献的一百年。  百年中,由于时代和认识的局限,《大公报》在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上的言论主张,瑕瑜互见,有功有过。过失和错误,可稽可考,但重要的是她能以人民利益为依归,知错能改,抛弃旧污,与时并进。

·记录历史见证时代

  《大公报》所经历的这一百年,是国际、国内风雷激荡的一百年,也是中国人民不屈不挠,争取独立与解放的一百年。百年来的大事件惊心动魄。一家报社,在历史大事件来临时能做出快速、准确而又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报道与评论,是很不容易的。回顾《大公报》一百年来,对国际、国内重大事件的新闻处理,基本上是能做到这一点。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清醒的,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当然也有迷惑和犯错误的时候。现在回过头来分析,我们不得不十分敬佩先辈们的远见卓识和高超智慧。
大公报
大公报
  《大公报》百年所经历的历史性重大事件中,以抗日期间的表现最为突出。为了共赴国难,《大公报》五次迁馆,在战火中历尽沧桑,辗转於津、沪、汉、桂、渝、港等地,所有资财,荡然无存,所有人员全部撤退回后方,不曾在敌人统治下出版一天。一九三七年《大公报》上海版因拒绝日军的新闻检查,自动停刊。停刊社论称:“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还说:“我们是中华子孙,服膺祖宗明训,我们的报及我们的人义不受辱。”为铭记“九一八”这个悲惨的日子,《大公报》汉口版于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八日创刊;为纪念“八一三”淞沪抗战,香港《大公报》于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三日创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港版停刊,当时社长胡政之说:“我们吃下砒霜,毒死老虎,以报国仇。”表现了大无畏的民族气节。这种大义凛然的精神,不仅得到中国人民的尊重,也得到当时反法西斯同盟国国际新闻界的尊重。美国最负盛名的新闻学府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于一九四一年授予《大公报》“最佳新闻事业服务奖”。  《大公报》见证时代,记录历史,在各个不同时期,发挥过重要影响。一九一九年巴黎和会时期,派往法国采访和会的唯一中国记者,是《大公报》的胡政之。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唯一驻守欧洲战场的中国记者,是《大公报》记者萧乾。他从伦敦一直随同盟国军队打到柏林,写下了许多有名的战地通讯。在东京湾密苏里号战舰举行的日本投降仪式上,《大公报》派驻太平洋地区的战地记者朱启平,写下了中国新闻史上的经典名篇《落日》,传诵一时,并被编入中国大学新闻系教材。在波茨坦会议的现场,在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的现场,在联合国成立大会的会场,都有《大公报》的记者。第一个派记者到苏联采访,报道中苏建交情况的是《大公报》;第一个深入西部边区,向全国大众报道红军长征情况的是《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报道邓小平南巡讲话的香港报纸是《大公报》。正因为大公报能把握时代脉搏,每临大事反应快速,并能站在国家和人民的立场上,作出准确报道,才赢得了舆论重镇的称号。

·恪尽言责敢讲真话

  一百年中,由于《大公报》不畏强权,敢于讲出人民的心声,曾五次被查禁、被勒令停刊。  第一次是一九○五年(清光绪三十一年)被袁世凯查禁的。当时慈禧太后听政,袁世凯坐镇天津,由于《大公报》积极支持废除虐待华工条约和抵制美货运动,触怒袁世凯。《大公报》当时的社址在天津法租界,袁世凯无法禁止出版,便下令在租界外禁售、禁邮、禁阅。《大公报》为此进行了顽强的抗争,刊登评论指出:“为十几万在美受苦的中国人说话,是《大公报》的天职”,“一息尚存,勉尽天职,志不容懈。”  这是《大公报》的第一次被禁,当时《大公报》仅三岁。  第二次是一九三五年。当年日军侵占东北后,进迫华北,国民政府军队奉命采取不抵抗政策,撤出平津,《大公报》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发表《勿自促国家之分裂》社评,予以抨击。社评发表之日,国民党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下令对《大公报》实行禁止邮递处分。在宁、沪各报支持下,经过抗争,禁邮处分执行了八天后停止。  这是《大公报》的第二次被禁,是被国民党地方军阀禁的。  第三次被禁是一九四三年,《大公报》重庆版刊登《大公报》战地记者张高峰实地采访通讯《豫灾实录》,真实地描写了河南灾区人民的悲惨生活,并配发社评《看重庆念中原》,揭露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花天酒地,河南饿殍遍野而政府却无动于衷的事实。社评触怒蒋介石,限令《大公报》停刊三天,记者张高峰被豫西警备司令部逮捕。  第三次是被蒋介石禁的。  第四次被禁是一九五二年,当时香港九龙城东头村木屋区大火,灾民一万多人,广东省民间团体组慰问团来港,港英当局拒绝其入境,引发警民冲突,港英开枪镇压,青年工人陈达仪身中六弹死亡。《大公报》转发北京《人民日报》短评,强烈谴责港英暴行。港英控告《大公报》“刊印一项煽动性的文字”,判罚《大公报》停刊六个月。《大公报》在祖国人民的支持下,奋力抗争,停刊十二天后恢复出版。这次的迫害者是港英当局。  第五次是一九六六年,当时“文革”进入高潮,“四人帮”唆使红卫兵进驻北京《大公报》,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红卫兵孙大圣战斗队”发表判决书,勒令《大公报》停刊。北京《大公报》是“文革”中被迫停刊、唯一至今未复刊的报纸。  《大公报》这一百年,历经三个不同的时代(清王朝、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次被禁。这说明,虽然朝代在更迭,时代在变迁,但《大公报》不畏强权,为人民恪尽言责、敢讲真话的报格没变,这是《大公报》历经百年而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弘扬正气与时并进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是一个愚昧落后被世界列强欺辱的国家。科学和民主,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奢侈品。如何在这样一个东方古国中以新闻事业为国民服务,确是一大难题。《大公报》不断开拓,探索出了一条从“文人论政,文章报国”实行“四不”(不党、不卖、不盲、不私)办报方针,到“贴近时代、与时俱进”的发展道路。这是几代大公报人的心血结晶。  清封建王朝时代,《大公报》提出了“文人论政”的办报思想,这是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思想反映。他们以“文人论政”的形式,为推动社会的进步做出了贡献。抗日战争时期,他们进一步发展了“文人论政”的思想,进而以“文章报国”,激发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对全国上下团结抗日,起到了重要的舆论推动作用。“四不”办报方针,也是对当时的某些报纸,在军阀政客的笼络和收买下,罔顾报格,卖身投靠,曲意逢迎,党同伐异等言行的一种匡正。这是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进步表现,对于保证《大公报》经济上和言论上的独立发挥了重要作用。“四不”方针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起到了进步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大公报》热情支持新生的中国,以新闻事业服务社会,服务人民,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与发展做出了贡献。香港《大公报》则利用地处香港的优势,向全世界客观公正地介绍中国,为在国际上树立中国的正确形象,为中国冲破国际反华舆论的包围,起到了不可替代的舆论桥梁作用。进入八十年代,《大公报》又为香港的平稳过渡和顺利回归,发挥了舆论先导的作用。为进一步扩大《大公报》在海外影响,在坚持办好海外航空版的同时,一九九三年创办了《大公报》菲律宾版,是目前菲律宾发行量最大的中文报纸之一。一九九五《大公报》创立电子版,是香港少数几家率先登上国际互联网的报章之一,随后并成立大公网,是目前香港拥有最多海外读者的网络媒体之一。  香港回归后,《大公报》不断探索如何在“一国两制”的环境下,进一步办好《大公报》,为《大公报》的下一个百年打好基础。为宣传祖国的西部开发,《大公报》创办了《大公报西部专刊》,有关新闻荣获二○○○年香港新闻奖全年大奖及写作与版面设计冠军奖。为推动中国民营企业家走向国际市场,《大公报》率先创办了《中国民企专刊》,并在香港举办了颇具规模的“首届中国民营企业论坛”。从办报方针到版面内容,不断探索,勇於创新,弘扬正气,敢为人先,这是《大公报》百年常新的重要原因。

·忘己无私服务社会

  一家百年老店,能薪火相传,在风云变幻的社会大风浪中,一百年基本不迷航,靠的是什么?最根本的就是坚持办报宗旨不动摇,这就是创刊时对“大公” 二字的阐释:“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这是《大公报》一脉相传的办报宗旨,也是《大公报》的企业文化,更是《大公报》迈向未来,再创新世纪辉煌的传家宝。《大公报》著名记者朱启平说过:“一笔在手,胸中要有亿万人民,万不得已时,可以不写,不能打诳。到战场采访,工作第一,生命第二。”正因为《大公报》有像朱启平这样一批把自己所从事的新闻事业,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人,并将这种敬业精神代代相传,才使几代人共同铸造了《大公报》这块金字招牌。  忘己无私的企业文化,工作第一的敬业精神,是大公精神的集中体现。百年来,就是用这种大公精神,培养和造就了一批献身中国新闻事业的杰出人才,被誉为“新闻界黄埔军校”。《中国大百科全书 新闻出版卷》为近代一○八位杰出新闻工作者设立了专门辞条,其中《大公报》人占了十三条(包括英敛之、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杨刚、徐铸成、费彝民、范长江、萧乾、蒋荫恩、孟秋江、陆诒、彭子冈),占九分之一。名列《中国新闻年鉴》“中国新闻界名人简介”栏的《大公报》编辑记者有五十人之多,是所有中文报纸中最多的,像著名政论家梁厚甫、著名报刊活动家及武侠小说家金庸梁羽生等,不仅蜚声于时,在海峡两岸港澳地区及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  像主持《大公报》笔政多年的《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被周恩来总理誉为:“文坛巨擘,报界宗师”;毛泽东主席盛赞张“坚持团结抗日、功在国家”;像《大公报》著名主笔王芸生以及徐铸成、李纯青、李侠文、蒋荫恩、张琴南、谭文瑞、赵泽隆等写出了许多推动时代进步的著名评论和社评。《大公报》还培养出著名的经营管理人才,如曹谷冰、金诚夫、李子宽、费彝民、马廷栋、王文彬等。主政《大公报》十年以上的英敛之、胡政之、王芸生、费彝民等社长,都是为《大公报》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著名社会活动家,是他们带领大公报人,跨越险滩,在不断探索中铸造了《大公报》的品牌。  为什么《大公报》著名记者朱启平在战地采访时能做到“工作第一,生命第二”?为什么当上海沦陷时,《大公报》能做到“一不投降,二不受辱”,断然拒绝日军新闻检查,毅然停刊迁往后方,不在敌人统治下出版一天?为什么香港《大公报》前社长费彝民等人在港英当局的审判中,大义凛然,把港英当局的审判变成了对港英暴行的控诉?为什么五十年代在九龙大暴动中《大公报》记者甘冒生命危险,走到暴乱第一线采访,与暴徒周旋?为什么在暴徒威胁下,《大公报》员工可以日以继夜,留守报馆?为什么六十年代尖锐抗争之中,《大公报》记者采访途中被拘,被毒打,被判坐牢,多名职工在报馆门前,在各种场合被打被捕,被判入狱,竟然毫无畏惧?就是因为他们“一笔在手,胸中有亿万人民”。这就是“无私之谓公”。  贴近读者,服务社会,热心公益,为灾区募捐,是《大公报》体现办报宗旨的另一优良传统。一九○七年二月江南水灾,天津《大公报》发起募捐,报社创始人英敛之天天为募捐登台演讲,“丹心一片,热泪两行”,募得赈灾银一万一千四百多两。八十七年后,一九九四年华南水灾,香港《大公报》又发起募捐,港人 “心系同胞,血浓于水”,募集赈灾款二千四百多万元,发往华南五省灾区。百年如一。

·是非功过历史检验

  但是,在一百年的漫长道路上,由于历史和认识上的局限,《大公报》也有过迷惘和错误,尤其是三十至四十年代,对一些历史大事件的言论主张,表现了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两面性。一九三六年发生的“西安事变”就是一例。当时日本已对中国展开全面侵略,大敌当前,蒋介石仍然热衷“剿共”,是年十二月四日,更亲飞西安“督剿”。张学良、杨虎城为此实行兵谏,发动“西安事变”。《大公报》在举国震动的“西安事变”中,有时片面报道国民党方面的消息,指摘张、杨,为营救蒋介石呼号,并于十二月十四日发表《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的社评。国民党政府加印几万份,派飞机到西安上空散发。
大公报
大公报
  当时《大公报》比较认同“国家中心论”,由“国家中心论”出发,后来报道的几宗事件的言论就失去了公正。如:一九四一年五月,日军进攻中条山地区,国民党军队溃败,但散布谣言,指“八路军不愿与中央军配合作战”。《大公报》五月二十一日发表社论参与这些宣传。周恩来阅后,写信给张季鸾、王芸生,指出中条山其实并无十八集团军一兵一卒。《大公报》于五月二十三日发表《读周恩来先生的信》,说“必然拥护国家中心的国民政府……,这是唯一的路,此外无路。”《大公报》报道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的立场,以及有关社评,都是这个根源。  在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上,《大公报》在受“国家中心论”影响的同时,更强烈希望中国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并抱开明态度,以开阔视野,探索中国的出路,敦促蒋介石落实“西安事变”中的承诺,建立民族统一战线。二月十六日《大公报》发表范长江《动荡中之西北大局》隐约透露内情,使读者知道国家局势面临重大变化。蒋介石大为光火,并为此责骂张季鸾。二月二十二日,国民党三中全会作出某种程度的回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进步力量的推动下,逐渐形成。对于抗日战争中《大公报》在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上的报道,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在指出《大公报》某些错误主张的同时,充分肯定其爱国抗日的大方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教授方汉奇在《的历史地位》一文中指出:“周恩来总理一九五八年和费彝民谈旧《大公报》的历史贡献时,曾经肯定了三点,即第一,她是爱国的;第二,她是坚持抗日的;第三,她为中国的新闻界培养了众多的杰出人才。这一评价十分中肯。”  毛泽东主席也一直对这一时期的《大公报》予以肯定,并于一九四五年重庆谈判期间为大公报员工题写了“为人民服务”的题词。《大公报》敢于不听国民党的“戡乱剿匪”“训令”,报上仍直书“中共”、“共军”,坚持不让“匪”字上版面,一九四四年夏,《大公报》编辑主任孔昭恺参加中外记者团赴延安访问,毛泽东宴请记者团时,特意请孔昭恺先生坐首席,并举杯对孔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拿我们共产党当人。”  说到这时期的《大公报》,总有一些不实之词加在《大公报》头上,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是最流行的说法。“小骂”还是痛斥?是“大帮忙”,还是摧朽迎新?从《大公报》历次被禁、被罚停刊,就可以找到答案。正如方汉奇教授所说:“谈到《大公报》历史时,需要订正一些不准确的说法和澄清一些不实之词,如‘小骂大帮忙’。”“对国民党《大公报》不光小骂,也有大骂。而且不是假骂,是真骂。”“她以她的行动,作出了最终的正确抉择。她没有跟著国民党到台湾去,而是最後成为一份爱国爱港的报纸。”这是基于对历史事实的分析做出的结论,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毕竟任何政党、报刊和个人的功过是非,都是要由历史来验证的。(吴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