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塾

     私塾是东亚传统社会的教育机构,也叫私学、民学、书馆、私塾,或学堂;私塾大多由读书人、秀才等私人开办,由教书的人在自宅设立,入学者多系六岁至八岁孩童,由学生缴交束修,富家门第则独力延师授课,或由乡井合赀开课,其教学宗旨主要是启蒙识字,读书内容多半与科考有关,包括四书,诗、书、易和左传;年龄较大者,则读古文,习字,作诗文,修业年限视各人需要而定。

概念

       私塾是旧时私人所办的学校,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它是私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私塾有多种:有塾师自己办的教馆、学馆、村校,有地主、商人设立的家塾,还有属于用祠堂、庙宇的地租收入或私人捐款兴办的义塾。私塾产生于春秋时期,作为私学的一种,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除秦朝曾短暂停废外,2000余年延绵不衰,作为人才培养的摇篮,它与官学相辅相成,并驾齐驱,共同为传递中华传统文化,培养人才,勤苦耕耘,不懈奋斗,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概述

·中国古代私塾教学

      1.概要       
清代私塾
清代私塾
      私塾是私学的一种。清代地方儒学有名无实,青少年真正读书受教育的场所,除义学外,一般都在地方或私人所办的学塾里,因此清代学塾发达,遍布城乡。以经费来源区分,一为富贵之家聘师在家教读子弟,称坐馆或家塾;二为地方(村)、宗族捐助钱财、学田,聘师设塾以教贫寒子弟,称村塾、族塾(宗塾);三为塾师私人设馆收费教授生徒的,称门馆、教馆、学馆、书屋或私塾。塾师多为落第秀才或老童生。学生入学年龄不限。自五六岁至二十岁左右的都有,其中以十二三岁以下的居多。学生少则一二人,多则可达三四十人。   
      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由秀才祝星六创办并任塾师的留下西溪私塾(在今茶市街),开办时学生有二十余名,最盛时达四十余名。塾师一般多为一人,大的村塾则不定。学生人塾后由塾师个别教授。年幼儿童先识“方块字”(书写在一寸多见方纸上的楷书字),识至千字左右后,教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亦有直接教读“四书”的。教法大多为先教学生熟读背诵,然后在适当的时候由教师逐句讲解。除读书背诵外,有习字课,从教师扶手润字开始,再描红,再写映本,进而临帖。学童粗解字义后,则教以作对,为做诗做准备。“四书”读完后,即读“五经”,兼读古文,如《东莱博议》、《古文观止》等,并开始学习作文。由于科举取士深入人心,学塾也重视制科文字(八股文)的习作,为科举考试作准备。学规极严,订有严厉罚则,体罚为平常事。
       2.教学内容     
       
       私塾的学习内容,从启蒙到逐步深化,一般顺序是:《三字经》、《百家姓》、《日用杂字》、《千字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书经》、《礼记》、《左氏春秋》等,有的选读《女儿经》、《教儿经》、《童蒙须知》《孝经》、《幼学琼林》、《千家诗》、《古文观止》等书。其教学内容以识字习字为主,还十分重视学诗作对。也有的加学《世事应酬》,即契约、媒柬、挽联之内容,以应实用。
        3.入学  
       私塾的学生多六岁启蒙。学生入学不必经过入学考试,一般只需征得先生同意,并在孔老夫子的牌位或圣像前恭立,向孔老夫子和先生各磕一个头或作一个揖后,即可取得入学的资格。私塾规模一般不大,收学生多者二十余人,少者数人。私塾对学生的入学年龄、学习内容及教学水平等,均无统一的要求和规定。   
        4.时数
      一般因人因时而灵活掌握,可分为两类:“短学”与“长学”。教学时间短的称为“短学”, 一般是一至三个月不等,家长对这种私塾要求不高,只求学生日后能识些字、能记账、能写对联即可。而“长学”每年农历正月半开馆,到冬月才散馆,其“长”的含义,一是指私塾的先生有名望,其教龄也长,二是指学生学习的时间长,学习的内容也多。   
        5.教学原则和方法
       在蒙养教育阶段,十分注重蒙童的教养教育,强调蒙童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生活习惯。如对蒙童的行为礼节,像着衣、叉手、作揖、行路、视听等都有严格的具体规定,为我国教育的传统。在教学方法上,先生完全采用注入式。讲课时,先生正襟危坐,学生依次把书放在先生的桌上,然后侍立一旁,恭听先生圈点口哼,讲毕,命学生复述。其后学生回到自己座位上去朗读。凡先生规定朗读之书,学生须一律背诵。另外,私塾中体罚盛行,遇上粗心或调皮的学生,先生经常揪学生的脸皮和耳朵、打手心等。

·日本古代私塾

·江户时代

      日本江户时代的教育机构有“昌平黌”、“藩校”、“乡校”、“教谕所”、“心学舎”、“私塾”、“寺子屋”等,其中的“私塾”与幕府和藩府设置的教育机关不同,基本类似于中国古代私塾。当时著名的“私塾”有“咸宜园”(在大分,塾主广瀬淡窗)、“鳴滝塾”(在长崎市,塾主シーボルト)、松下村塾(在山口县・塾主吉田松陰)、“適塾”(在大阪府,塾主緒方洪庵)、“洗心洞塾”(在大阪府,塾主大塩平八郎)、“梅花塾”(在大阪府,塾主篠崎小竹)。幕末时期众多的是学塾、兵学塾、医学塾等多样化的私塾更是层出不穷。

·明治时代

      以绪方洪庵的门下生福沢谕吉创办的福沢塾(慶應義塾)最大又最有名,沿续至今,甚至福沢塾在美国钮约还设有分部塾。
日本江户、明治两代的众多私塾,不仅为社会培养了大量各方面的人才,而且推动明治维新而使日本走向近代化的人才,大多出自当时有名的“亀井塾”、“松下村塾”、“适塾”等各种私塾,如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品川弥二郎、山田显义(松下村塾门生);福澤諭吉、大鳥圭介、橋本左内、大村益次郎、長与専斎、佐野常民、高松凌雲(适塾门生)等。

历史变迁

  私塾是私家学塾的简称,古代很少把“私”和“塾”两个字直接连起来使用。私塾成为一个社会常用词汇是近代以后的事情,以示与官立或公立新式学堂的区别。古人称私塾为学塾、教馆、书房、书屋、乡塾、家塾,等等,这些字眼都带有几分文雅气或亲情味。私塾学生既有儿童,也有成年人。按照施教程度,人们把私塾分成蒙馆和经馆两类。蒙馆的学生由儿童组成,重在识字;经馆的学生以成年人为主,大多忙于举业。根据私塾的设置情况,清末学部把私塾分为义塾、族塾、家塾和自设馆。义塾带有免费教育的性质,以出身清贫家庭的子弟作为施教对象。族塾依靠族产支撑,属于宗族内部办学。族塾往往设在宗祠内,不招收外姓儿童。富家大户聘请名师宿儒在家专门教授自己的子女,这种私塾称为家塾。自设馆是塾师自行设馆招生的私塾,不拘姓氏。过去,私塾多为蒙学程度,以自设馆为最多。塾师文化水平悬殊,他们当中既有像蒲松龄、郑板桥那样的文化名人,也有不少粗通文墨的腐儒。  
    作为中国固有的民间办学形式,私塾有悠久的历史。人们一般都认为孔子在家乡曲阜开办的私学即是私塾,孔子是第一个有名的大塾师。 
      追根溯源,私塾是从更早的塾发展过来的。西周时期,塾只是乡学中的一种形式。《学记》追述西周的学制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当时,学在官府,官师合一,塾的主持人是年老告归的官员,负责在地方推行教化。   
       最早关于塾的记载不是出自《尚书》,而是出自商代甲骨文。据裘锡圭先生考证,在殷墟出土的卜辞中,有多处提到了塾。塾在卜辞中作“孰”,两个字旁为上下结构。不过,商代的塾不是教育儿童的场所,而是宫门侧之堂。塾是怎么得名的?清人顾震福的解释是:“臣朝君至门外,当就舍更详熟所应对之事。塾之言熟也,是塾本以熟思得名。”(《隶经杂箸》甲编卷下)   
     先秦时期,孔子只是诸子中的一子,儒家思想没有被作为治国的工具使用。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儒家思想被封建帝王定为一尊,变成了重要的社会统治资源。以传递儒家文化为己任的私塾从此在社会上站住了脚跟,虽历经战乱而绵延不绝。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出现推动了私塾的发展。当时,科举考试主要是围绕儒家经典“五经”展开的。明清科举考试的重心向“四书”倾斜,而“四书”同样属于儒家经典的范围。此外,宋明理学家注重对儿童进行伦理教育,并制订乡规民约,推行社会教化活动。宋明理学的兴起,促成了族塾义学的兴盛。历代帝王都把教育儿童看成是家长自己的责任,对蒙学只是略加提倡、引导而已。官府从不干预私塾办学,任凭私塾在民间自由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没有中断,长期扮演强势文化的角色,兼之私塾教育的政治、经济基础在古代少有变动,多种因素决定了古代私塾办学的面貌变化不大。《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成书于不同朝代(南宋、五代、南朝),它们在流传的过程中逐渐得到社会的认可,成为明清两代最常见的儿童识字用书。《论语》、《孟子》属于经典读物,这时,也变成蒙学教材的一部分。私塾历来实行个别教学,塾师根据不同人的学习基础、接受能力安排课业,体现了因材施教的原则。私塾对学生背书的要求特别高,读书是私塾学生的主要活动。清代,杭州城内著名的宗文义塾在条规中要求学生:“每日读生书,朗读百遍。”   
       对于文化的传递、人才的培养,私塾在古代曾经做出过贡献,它适应了古代社会的需要。但是,到了近代,私塾与社会发展的要求出现了距离,因此,私塾受到社会的质疑。提倡新教育的人指责私塾不开设算术、历史、地理、格致,知识覆盖面过窄;教材长期不变,知识老化问题严重。显然,中国要想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不能不发展近代新教育。   
      1901年,清廷下兴学诏,鼓励地方兴学。1903年,“癸卯学制”颁布推行。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为兴学让路。教育发展离不开经济基础。中国近代工商业非常稚嫩,小农经济无力为普及近代初等教育提供充足的经费,经济滞后制约了近代小学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前,儿童在小学的就读率大致为20%。另一方面,社会上还有大量私塾存在。把私塾与小学问题结合起来考虑,有人发现,转化私塾可以作为发展近代初等教育的生长点。1906年,学部向各省转发了江苏士绅提供的《私塾改良会章程》,支持民间组织私塾改良会。1910年,学部颁布《改良私塾章程》,鼓励劝学所对私塾进行改良,调整私塾的课程、教材、教法,促使私塾向近代小学靠拢。20世纪前半期,受政府更迭的影响,近代私塾改良活动时断时续。从全国范围看,大致出现了三次私塾改良高潮:1905~1911年,1915~1920年,1930~1937年。在这几段时间里,地方教育行政机构加强对私塾的管理,劝导或者逼迫塾师调整办学方式。经馆受废科举的直接冲击,纷纷停闭。时间不长,社会上很少再有经馆,剩下的几乎都属于蒙馆。清末民初,义塾、族塾或者改办小学,或者停办。开办家塾属于家庭内部事务,地方政府不便过问。自设馆是最普通的私塾,自然就成了私塾改良的主要对象。据教育部不完全统计,1935年底,全国有私塾101027所,已改良者35394所,未改良者65633所。经过改良的私塾称为改良私塾,办学介于新旧之间,是从传统私塾向近代小学过渡的教育机构。1915年,商务印书馆为改良私塾设计了一个课程表,其中有修身、国文、算术、读经、体操、游戏。国文、读经采取复式教学形式,其他课则私塾学生合上。1936年,杭州市政府教育科对全市私塾进行常识抽考,发现各塾平时对于常识课都不甚注意。其实,近代的改良私塾大多停留在这样的办学水平上:都开国文(后改为国语)课,不少加授算术;部分采用小学教科书,但没有完全放弃传统蒙学教材。国文、算术需要塾师加以讲解,改良私塾为此添置了黑板、粉笔。   
       私塾改良遇到一定的社会阻力,本身也有需要检点的地方:对私塾办学的特殊性缺乏考虑。私塾改良收效不大,农村的私塾还是以旧式私塾居多,鲜有改良者。每当私塾改良活动处于低谷,地方教育行政机构放松了对私塾的管理时,社会上就会冒出一批私塾来。在军阀混战的20年代以及抗战期间,新开办的私塾比较多。中国古代有私人办学的传统,崇尚文化知识。遇到战乱,官学受到冲击,私学便趁机填补官学被破坏所造成的教育真空。这一模式在近代仍然适用,具体表现为私塾的反弹。   
       新中国成立前夕,共产党在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政策,一些私塾的学董因为土地被充公而丧失了聘请塾师的能力。同时,随着对塾师的思想改造工作的进一步深入,部分塾师感到不再适合设馆谋生,便另图他业。1949年夏秋间,江苏省仪征县对私塾的处理办法有:1.分区举行塾师甄别试验,合格者发给设塾准许证,不合格者劝其转业。2.组织塾师学习。3.组织少数塾师参加冬学研究会和冬学工作,成绩优良的帮助转为公办小学教师。这一年,仪征县有41名塾师转业,主要是回家务农。然而,受战争的影响,不少地方政府无暇顾及整顿私塾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有些县还有私塾存在,多者达数百所;有些县私塾所剩无几,甚至已经完全消失了。教育部根据《共同纲领》的文教政策,把私塾视为一种私立学校,当成了改造的对象。1949年12月,钱俊瑞副部长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示:“对中国人办的私立学校,一般采取保护维持、加强领导、逐步改造的方针。”(《中国教育年鉴(49—81)》)逐步改造和突击消灭的精神是不同的,私塾暂时没有被完全取消。1952年9月,教育部指示各地接办私立中小学:“为了进一步巩固与发展人民教育事业,以适应今后国家建设需要,本部已决定自1952年下半年至1954年,将全国私立中小学全部由政府接办,改为公立。”(同上)随后,私塾有的被并入小学,有的主动关门。到了50年代后期,私塾基本上在社会上绝迹了。    
       1964年9月,北京一处偷偷办学的私塾,被公安机关发现后取缔。私塾的主持人当时被定性为“非法开办私塾,宣扬封建礼教”。   改革开放后,中国传统文化开始复苏。80年代初,湖南平江的农村悄然出现了私塾。老塾师朱执中在家中重操旧业,教授乡人读“四书五经”。朱执中让学生读老书、习诗文、练书法,教学因人而异,注重背诵和体悟,这些做法都没有超出传统私塾的范围。不过,朱执中不再体罚学生,比老私塾前进了一步。   

现代私塾

       近年来,伴随着“国学热”、“读经热”的升温,私塾补习班在社会上应时而生。在现代东亚地区也有一些私人开办,专门提供传统文化课程如书法、茶艺(中国茶艺、日本茶道、韩国茶礼)、古典文学欣赏写作、传统礼仪等的学校,也常称为“私塾”。
       2005年10月,张志义在苏州开设“菊斋私塾”,刻意追求古典情调。塾师身穿儒士长衫,室内悬挂孔子画像,儿童作揖打躬学习古代礼仪。张志义向学生讲授《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四书”、《易经》、《老子》、《庄子》以及诗词韵文,中间穿插讲授古乐、书画、茶道。张志义是一个国学爱好者,“菊斋私塾”的办学宗旨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它与传统私塾的精神是一致的,尽管具体表现形式有所不同。   
      私塾重返教育舞台,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人们把近年来社会上出现的私塾叫现代私塾,即现代社会中的私塾。现代私塾在小学教育的缝隙中产生,它试图补充小学教育的不足,利用了社会对传统文化的好奇心。不过,新旧教育观念的跨度太大,而且,现代私塾还要承受来自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的压力。这些因素都制约着现代私塾的发展。

八股文与私塾教育 

       八股文同明、清以来的教育制度是分不开的。没有认真严格、踏实持久的长期教育,是教不会写八股文,更培养不出科举人材的。所以要理解八股文的历史本质,也必须把我国长期的教育制度作一个深刻的回顾,大体了解一下它的具体情况,并以现代的观点分析一下它的历史本质。这是十分必要的。   
       我国重视教育的历史十分悠久,远在两千多年前,就形成了完整体系、有一整套符合实际的理论。《礼记》中《学记》一篇,就是一篇完整的教育理论文献,一上来就对学习教育的政治作用、社会作用,给以十分充分的肯定。而且把传统习惯形成的教育制度纪录下最早的完备系列程序。如:“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   
       这样与封建政治制度配套的教育制度已十分完整。而且在两千多年前的书中,就称之为“古之教者”,可见其年代的久远,历史的悠长。对现代人说来,“八股文”已是很古老的事,更何况这样很古很古的教育制度。不过虽说它那样古老,而其寿命却很长。由两千多年前就称为“古之教者”的远古说起,直到三五百年前的“八股文”鼎盛时代,其教育的根本形式,还是一直沿续着,那就是“私塾教育”,其所谓“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等县学、府学、国学类似的国家教育机构,似乎只起一些管理考查作用。学习年限也颇自由,并未如远古规定的那些年限。最起作用的也还是那遍布全国各省农村、城市、包括穷乡僻壤的各种私塾。   
       为什么说“各种私塾”呢?因为所谓“家有塾”,这个塾到后来是多种多样的;说是“私塾”,有时也不一定是私,多少还有些“公”的成份在内。以此约略分之,大体不外以下数种:一是城、乡有钱人家,为教育其子弟,请教师在家设帐,按年付教师聘金束修;或教师自己在自己家及其他公共房屋,如庙宇、会馆等处设帐招学生来读书,按月或按季节交钱给教师,等于学费,这就是纯粹的私塾。都是个人对个人,故曰纯粹的私。如一个村庄合请一个教师,立个书房,教本村小孩,谁家孩子来读书,就教些束修,像《儒林外史》第二回所写汶上县薛家集周进的书房,是村中付馆金每年十二两银子。来读书的小孩又多少送些“贽见”(即见面时礼金),这就是公办的了。另外如一族人办的义学,或用某项公款办的义学,也都有“公”的成份在内。   
       从教学程度分,私塾并不像现代的学校那样可分成小、中、大学三级甚至研究院等等,程度级别那样明显。私塾是高低程度浑在一起的,全看教师的水平,有的教师程度很差,只能在三家村的小书房中,教教识字课本“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教到《论语》就困难了。这是极少数,只能教程度极低的蒙学,稍微高些就不成。但是一般的私塾教师,大多是些不第的秀才,他是读完《四书》、“五经”,而且会作八股文的,如前举《儒林外史》第二回周进的例子,他在县里考“案首”,即童生小考第一名,自然不但“五经”、《四书》烂熟胸中,八股文一定也很不错了。可是时运不济,所谓“文章虽好难入考官眼”,连个秀才也考不上,只能到乡间去作“孩子王”,但这样的老师他教的幅度就比较大了,从启蒙教育,教教识字课“三、百、千”小书,一直教完《四书》、“五经”,教会作“八股文”,甚至教出名家,教出状元,也一点不稀奇。也还有中了进士,甚至作了官,然后又因种种原因,再作教师的。如《红楼梦》所写贾雨村作黛玉的教师,就是中了进士、放了官又丢了官,才到林如海家教家馆的。自然,这样的私塾教师,不但可以教会作八股文,而且可以把自己的考试经验传授给学生了。明、清两代不少很有名的学者名人,也都是长期教私塾出身的,如明末归有光、清代郑板桥,都作过很长时期私塾教师,郑板桥《道情》十首中咏塾师之作:“老书生,白屋中,说唐虞,道古风,许多后辈高科中,门前仆从雄如虎,陌上旌旗去似龙,一朝势落成春梦,倒不如蓬门僻巷,教几个小小蒙童。”亲切感人,等于是写他自己。   
       尽管好的私塾教师,能从启蒙教到参加全部科举考试,似乎是连贯制,不分等级。而就学生言,还是可分等级的。大约是这样:一是启蒙教育,即识字教育,约一至二年;二是读书教育,约三至五年;三是开讲、开笔作文教育,约五至八年;四是八股文完篇、练习揣摩、参加科举考试阶段,约八至十年;五是不断温书,不断练习作八股文,争取考中秀才、举人、进士,这就各人情况不同,期限也不一致了。旧时识字课本《七言杂字》中道:“用上十年好功夫,进个秀才不费难。”大抵六七岁儿童,进书房识字读书,不间断地十年左右,到十六七岁时,就可以读熟“五经”、《四书》、《神童诗》、《唐诗合解》之类,再读一定数量八股名文,就可学会写八股文、试帖诗。聪明一点的人,就可以考中一名秀才了。俗名“进学”,其年龄再低可以到十三四岁,再大二十出头。若过了三十来岁,还考取不了秀才,进不了学(即在县学中有了名字,成了生员,不断参加岁考),那就变成被奚落的对象了。如《儒林外史》第二回所写已进了学的梅相公嘲笑比他年长许多,而未进学的周进道:“你众位不知道我们学校规矩,老友是从来不同小友序齿的……”就是进了学便是秀才,互称朋友,不进学,活到八十岁,也是童生,还称小友。这是学会八股文进学的大体年龄。不过进学之后,秀才考举人,举人考进士,那在年龄上的差异就更大了。年青的十八九、二十岁就可中了进士,年老的六七十,甚至还有八十岁才考中进士的,科举考试,在年龄上是没有限制的,这点是十分“民主”的。   
       私塾教育由识字开始,到学会作八股文,这个教学进程是如何安排的呢?一是识字,由认方块字起,一般几个月或半年之后,读等于识字课本的“三、百、千”、《名贤集)、《神童诗》、各种《杂字》(如《五言杂字》、《七言杂字》)等等。这些识字课本,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句子短,句子整齐,四声清楚,平仄互对,音节易读,字很大,即使不很聪明的儿童,也很容易读,琅琅上口,很快读熟,句子读熟了,字也记牢了。充分利用了汉语、汉字单音、四声音节的特征,充分发挥了儿童时期记忆力特强的特点,也充分避免了儿童时期理解力差的缺点。突出记忆力的发挥和锻炼,这是我国两千多年以来汉字启蒙教育最有效、最成功的特点。其所以有极显著的效果,用现代科学观点回顾分析。这一办法的本身非常符合中国语言文字及儿童年龄特征的客观实际。现在教育工作者忽略了这一特点,是极为可惜的。   
        一二年间初步完成了识字教育,即开始读书教育。所谓“读”,是读出声音来,琅琅上口,强调读熟背诵。读的范围,首先是《四书》、“五经”。《四书》或先读《大学》、《中庸》,后读《论语》,或先读《论语》,再读“大、中”。最后读《孟子》。“四子书”的诵读次序,没有规定,但《孟子》总是后读,没有先读的。也有读书人家,启蒙时不读“三、百、千”等通俗启蒙读物,识了一些方块字后,就开始读《四书》。俞平伯老先生三足岁读书时,就开始读《大学》,老先生一九八三年给我信中说:“我近翻看三岁时所读《大学》,仍不大懂,虚度八十余年,诚可笑也。”不知老先生是否是说笑话,抑或意在讽刺,因为明白世上事不少都类此。近百年前三岁儿童读《大学》,到了八九十岁还不大懂。现在六七岁儿童读小学,许多“伟大的……”话语,其到了八九十岁,仍不大懂,不是也还是一样的吗?“记忆”和“懂”本来是两回事,自然大多可以统一起来,但也必然有不少不能统一的。即小时记牢,到老不忘;小时不懂,到老死也不懂的怪事,古今一样,谁也不能改变。不过这是闲话,且不管它。再说读《四书》的情况,大约一般聪明才智,有一年半到两年,就读的滚瓜烂熟了。按《四书》白文,《论语》一万二千七百字,《孟子》三万四千六百多字,加“大、中”约五万字,而且还要连朱熹的注解都要背熟,所以时间长些。但这是作八股文的最重要的基础。这点功夫非在十来岁时打好不可。然后再读《诗经》、《左传》、《书经》、《礼记》、《易经》等,自然也都要读熟,而且能背诵。这些读熟的书,为了防止忘记,必须经常温习,尤其是《四书》,更是要连本文带朱注,永远烂熟于胸中。随口引用,像说话那样自然,没有这点基本功,是谈不到作八股文的。《红楼梦》第九回写贾政盘问李贵,宝玉读书的情况,李贵回说“哥儿已经念到第三本《诗经》……”贾政让李贵告诉学中太爷说:“那怕再念三十本《诗经》,也是掩耳盗铃……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齐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这就是特别强调基础的重要性。   私塾的教育方法,真正能做到因材施教,因人而异。比如同时十来个学生,不但可以分别按不同程度读不同种类的书,比如三个读启蒙读物、《三字经》、《千字文》这类书的,两个读《论语》的,两个读《孟子》的,三个读《诗经》的,两个读《左传》的……都可以同在一个老师的教导下、一个房间中共同高声朗读。同时同读一种书的学生,教师也可以按他们不同的智慧,不同的记忆力,理解力分别读不同数量、不同进度的内容。一般都以“句数”计算,即每天老师大体规定读多少句生书。当时读的书,都是没有标点的。老师教学生读生书时,用朱红毛笔点一短句,领读一遍,学生读一遍,到一完整句时,画一圈。如《论语》开头“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老师在“子曰”边点一小点,领读“子曰”,学生也跟“子曰”,然后点读“学而时习之”,然后圈读“不亦悦乎”,学生均跟着照读。这就是老师教学生读书,也就是所谓句、逗之学。一般人如此读书,皇子也如此读书。福格《听雨丛谈》记“尚书房”,“皇子冲龄入学读书,与师傅共席向坐。师傅读一句,皇子照读一句,如此返复上口后,再读百遍,又与前四日生书共读百遍。凡在六日以前者,谓之熟书约隔五日一复,周而复始,不有间断。”可见皇子和民间读书情况是一致的。 
       老师点句领读、学生跟读之后,就是初步完成了教读的任务,然后学生自己去读,一遍又一遍,大概读一二个小时,然后按规定时间到教师前放下书,背转身来背诵。如初读二三十个短句,学生很快读熟,背诵时,速度很快,如流水一样。老师便在下次教读新书时,多读二三十句,至五十句上下,如仍旧能很快读熟,背诵,便再加一些。据一名老人幼年小学挂名,在家读私塾的记忆,老师虽是师范毕业生,但教读老书,还用老办法。读《论语》时,一般每天读四十到六十句,都能背诵如流。而有的小同学,读三十句书,背诵时还结结巴巴。而另外一名聪明记忆力特好的同学,每天读百句以上,也能背诵如流,在四五个读同样书的学生中,就有三四种不同的差别,不同的进度,如果人多了,自然差别更大。而这样按照学生不同智力的实际,不同数量、不同进度的教读办法,却是十分科学的。这样既不限制聪明学生的读书速度,又保证了智力较差的学生能踏实地慢慢掌握其学习内容。真正作到了因材施教,保证了不同智力的同样教学内容。在教学效果上比学校班级教育,留级生制度科学的多。因为留级生制度不能保证智力稍差而又刻苦好学学生的积极性,往往因此而丧失学习的信心。小学尚可,中学更是如此,大多留级生因丧失信心而不能完成学业。现代学校当然不可能再用私塾的办法,但我们必须用现代科学的观点认识历史上私塾教育的科学性。而不能人云亦云,毫不费力地重复本世纪初、本世纪前期维新时期、五四时期的片面看法。   
      私塾中读书教育,首重识字和背诵,教师教读句逗,首重字形、读音,区分四声。如教读“春风风人”、“夏雨雨人”句时,必在第二个风字、雨字右上角画个圈,作为标识,教读作去声,即“春风风(读如奋)人”、“夏雨雨(读如育)人”,这样使学生在读书时,通过拉长声音的大声诵读,自然而清晰地区分四声,记牢读音,这也是学作八股文的基本功。因为把《四书》、“五经”读熟,背诵如流,是学作八股文的基本功之一。识字辨清四声,能熟练地区分词性,学会对对子,是学作八股文的基本功之二。二者缺一不可。当然还要学会写字,不但要会写毛笔字大楷、小楷,而且为了追求更高级的科举考试功名,还要把字写的更好,写成馆阁体高级书法艺术水平的字,达到翰林院的标准。虽然从纯书法艺术讲求,翰林馆阁体字不是最高水准,但从端庄整丽角度来看,这种字体是有代表性的。能写这种字的人,其细心、认真、一丝不苟的作风和态度,一般都会影响到他从事任何工作。这样私塾教学的基本内容,也就是为学会作八股文所下的基本功,初级阶段,就是读书背书、写字写大小楷、对对子三样。如从时间来分配,如每日八小时,读书五小时,写字二小时,对对子一般只半小时或一小时,带有趣味性,一般都放在下午快放学时进行。以上是前期初级阶段的学习内容。在此基础上就要开讲,讲《四书》朱熹的注解,再读八股文选,再开始学写八股文。   
       学写八股文的过程,是分开来逐步学习这个格式的。先学写“破题”,然后再学写“承题”、“起讲”等部分,直到学会写完整的八股形式的文章,谓之“完篇”,这才算初步学会写八股文了。至于说写的是否好,能否考取秀才,进而考中举人、进士,那是另一个问题。即八股文在形式的掌握上,先有一定难度,有一个会不会的问题,再有在会了之后,还有一熟练不熟练、好不好、有没有法度,有没有思路,有没有见解、精彩不精彩等等,还是一个无限深度的问题。学会写八股文这一形式已经很难,追求深度写出有水平的八股文就更难。私塾教育首先是在读熟《四书》、“五经”,明辨四声学会对对子的基础上,教会作八股文的形式,这是中级阶段。会作整篇八股文,然后再温习读过的经书,多读名家的八股范文,经常揣摩练习作各种题目的八股文,准备考试,或未考进秀才,或已人泮之后,再准备考举人,仍在有名教师的私塾中学习,这就是私塾的高级阶段了。   
       由幼年启蒙识字,到能参加县里、府里的考试。(即县考童生、府考秀才,具体情况,在前一篇说考试情况文已详说。兹不再赘述。)就算教会了作八股文,完成了八股文的学习过程。至于进一步提高,就是如何练的问题了。其标准一是看能否考进秀才、考中举人、进士;二是社会是否赞赏,刻入八股文的各种选本中,供人学习模仿。有的人在形式上虽勉强学会了,但思路展不开,不善思维,因而写不好,写不出起码的水平,连最起码的府考秀才也考不进,这也是很普通的。因为八股文的确是一种很难写的文体,学会其形式已不易;以其形式写出较好的文字,就更不容易了。因为各人的聪明才智不同,所处环境、所受影响,所从老师各不相同,因而其成就也就相差很大了。大抵一要苦功,二要聪明才智,才能学会写好八股文,二者缺一不可。一个聪明的学生,在私塾教育中,大约要多少年教育,才能学会写好八股文呢?《儒林外史》中有一段具体的说明,见第十一回《鲁小姐制义难新郎》,文云:   “鲁编修因无公子,就把女儿当作儿子,五六岁上请先生开蒙,就读的是《四书》、‘五经’;十一二岁就讲书,读文章,先把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读的滚瓜烂熟。教他做‘破题’、‘承题’、‘起讲’、‘题比’、‘中比’、‘成篇’。送先生的束修,那先生督课,同男子一样。这小姐资性又高,记心又好,到此时,王、唐、瞿、薛,以及诸大家之文,历科程墨,各省宗师考卷,肚里记得三千余篇,自己作出来的文章,又理真法老,花团锦绣。”   
       虽然是小说文字,但也把聪明人学好八股文的步骤、时间说的很具体。《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是生于清康熙四十年,逝世于清乾隆十九年的人。中间经历了雍正朝。故事虽假托是明朝,而客观反映也还是清朝社会上的教育情况。所说鲁编修把女儿当儿子教作八股文的情况,对这位才女的聪明才智,也并未作过分的夸大,在清代许多著名人物的真实教育情况,不少也都类此。有的比这位鲁小姐要聪明的多,成就自然也大的多,如近代著名的林则徐就是很典型的例子:林则徐的父亲林宾日在他四岁时,参加乡试考举人,因病目不能终场落选,在罗氏家塾中作教师,林则徐随父入垫读书,自识字及读章句,皆其父口授。七岁时即开始学作八股文,别人认为太早,其父林宾日则认为“此儿性灵,时有发现处,不引之则其机反窒,此教术之因材而施者耳。”语见林则徐《云左山房文钞》中《先考行状》。林则徐父亲林宾日著有《小鸣集》诗八卷、古文、时文各二卷。是个好父亲,好老师,对幼年的林则徐观察、判断十分深刻。后来林则徐在他的教导下,十三岁府考第一,十四岁进学成为秀才,二十岁乡试中第二十九名举人。二十一岁、二十五岁次会试落选,二十七岁第三次参加会试,以殿试二甲第四名成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这是真实的例子,看来林则徐小时是十分聪明的,由四岁到十四岁,便以优异成绩成为秀才。可见这十年时间里,他是把写八股文的本领学的很好了。清代名人中,这种例子还很多,不再赘举,只此亦足说明八股文的教育情况。毫无疑问,八股文教育的本身也是天才教育。而从古至今,以至未来,教育的本质也永远是天才教育,“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亦乐也。”当时八股文教育,科举考试制度,本质也体现了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