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

  夏衍(1900年10月30日—1995年2月6日),本名沈月熙,字端轩,祖籍河南开封,生于浙江杭州。是中国著名文学、电影、 戏剧作家,文艺评论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开拓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早年接受马克思主义,从事进步电影工作。历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主要作品有:《狂流》、《脂粉市场》、《上海二十四小时》、《青春之歌》、《春蚕》、《自由神》、《时代的儿女》、《林家铺子》、《祝福》、《赛金花》、《女儿经》、《法西斯细菌》、《聂耳》、《包身工》、《上海屋檐下》 。

生平经历

  中国剧作家、电影作家、理论家、翻译家、新闻工作者。本名沈乃熙,字端轩、端先。浙江杭县人。  
夏衍
夏衍
  青少年时期(1900~1926) 夏衍1900年10月30日生于浙江杭县一书香门第3岁丧父,6岁进本村私塾。后转入新学堂。1914年夏高小毕业。半年后,入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染色科,1920年夏毕业。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把一向循规蹈矩的夏衍,推进了政治激流。1919年他和同学组织了杭州“五八”大游行,创办了《双十》刊物。
  1920年秋被“甲种工业学校”保送日本留学。1921年2月,夏衍考入日本九州明治专门学校电机专业。1923年暑假,曾经朝鲜到中国东北和北京旅游,目睹帝国主义对贫弱祖国的欺凌,甚为悲愤。后又接触了留日的进步同学和日本进步朋友,参加了社会科学研究会,于是更倾心于政治活动,以求救国之道。
  1924年11月,孙中山先生应冯玉祥之邀北上“共商国是”,途经日本门司时,夏衍和一些同学前去迎送,被孙中山先生热情接见,并加入国民党。
  1925年底,夏衍明治专门学校毕业,取得工学士学位后,到东京参加由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组成的国民党驻日总支部的工作,任组织部长。1927年国内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日本的国民党右派“总支部”捣毁了夏衍所在的“神田总支部”,夏衍奉命于4月下旬回国向武汉国民党总部请示。在上海得知负责海外工作的彭泽民等已离开武汉香港,无从联系,从此结束了与国民党的关系。
  左翼10年 1927年“四·一二”以后,夏衍被国民党右派开除党籍,由他原来的明治专门学校同学郑汉先、庞大恩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编入上海市闸北区第三街道支部的一个小组,从此开始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小组成员全是进步文学团体太阳社的成员,这使夏衍和文化人发生了密切关系。
  1927年底,从翻译《欧洲文艺思潮论》开始,夏衍即以翻译为公开职业1929年他翻译出版了《母亲》,第一次把无产阶级文学奠基人 .高尔基'" class=link>.高尔基的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白色恐怖中秘密召开成立大会,夏衍当选为执行委员。从此,夏衍成为党在文化工作方面的领导人之一。1929年秋,夏衍还曾与郑伯奇、钱杏等发起和领导了上海艺术剧社,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第一个剧社,也是夏衍和戏剧发生关系的开始。它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在团结戏剧界和引导戏剧运动方向上起了很大作用,并为后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的成立作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淞沪战争”之后,群众爱国情绪高涨,对文学艺术也有了新的要求。1932年6月夏衍、 郑伯奇、阿英等乘机打入明星影片公司,当了“编剧顾问”,制定了为进步电影奠定基础的方案,并把有进步思想的剧人输送进电影界,同时开展了对苏联电影作品和理论的评介,以提高左翼影、剧人的艺术素质。1933年3月,成立了党的“电影小组”,夏衍为组长,从此他解除了“左联”的工作,全力领导电影方面的工作,并写了大量电影剧本,如《狂流》、《春蚕》、《脂粉市场》、《上海二十四小时》等,成为中国进步电影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1934年10月至1935年2月南京国民党政府连续对上海地下党组织进行了3次大搜捕。夏衍于1935年隐蔽在一个白俄公寓达 3月之久。他利用时机创作了第一部多幕剧《赛金花》。夏衍以历史上庚子事件为素材,意在讽刺国民党当局的投降外交。剧本写成后,于1936年11月由四十年代剧社在上海首演,集体导演,执导洪深,主演是金山、王莹。12月去南京演出时,当剧中一个办洋务的官员在德国人审问他“会干些什么”的时候,他“惶恐”地说着:“奴才只会叩头,跟洋大人叩头!”并连连叩头。坐在台下的国民党要员张道藩按照预谋让人把痰盂掷到台上,破坏演出。第二天国民党当局明令禁演。这是话剧史上有名的“《赛金花》事件”《赛金花》在艺术上并不成熟,而作者“想描画一幅以庚子事变为背景的奴才群相”,“对那些愿为奴隶和顺民的人们加以讽喻和诅咒”的目的却是达到了,与此同时,夏衍还以都市小人物的命运为题材写了两个独幕剧:《都会的一角》和《中秋月》。前者上演后即遭租界工部局查禁。夏衍曾说:“从1935年到1936年这一段时期是我创作欲最旺盛的一年”。这期间他发表了著名报告文学《包身工》和另一部历史剧《秋瑾传》(《自由魂》)。《秋瑾传》发表于1936年12月的《光明》2卷1、2期上,1937年在上海首演,是以民主革命女英雄秋瑾英勇斗争和就义的事迹为题材,表现和歌颂了秋瑾舍身取义的巾帼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痛斥了清朝统治者和内走狗在艺术上,夏衍的追求与《赛金花》有所不同,不再是夸张的讽刺,而是努力写出特定环境中的新的艺术形象。
  1936年“西安事变”以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蒋介石被迫释放了一批“政治犯”。夏衍在此时“听了许多出狱同志的故事,有所感触,引起了写作的冲动”。于是在1937年的黄梅天,写了《上海屋檐下》。这是他这一时期最成功的剧作。这是和生活同步的作品,写于1937年的黄梅天。剧本描写被捕入狱 8年的匡复被释放了。他到好友林志成家来探询自己妻子彩玉和女儿葆真的下落,却得知妻子已与志成同居,因为他们早就听说匡复已死,于是3个人都陷入难以解脱的内心矛盾和痛苦之中。彩玉想与匡复追寻过去的幸福,但林志成负疚欲走时,两人8年患难与共之情,又突然迸发,难于分手。匡复理解、原谅了他们,在孩子们向上精神的启发下,克服了自己一时的软弱与伤感,留言出走。全剧除了这条主要情节线而外,还有几组人物:失业的大学生,被迫出卖自己的女人,勉强糊口的小学教员,儿子战死的老报贩,这些人都拥挤在一个“屋檐下”,合奏着“小人物”的生活交响曲。  
上海屋檐下
上海屋檐下
  《上海屋檐下》在夏衍的创作上,是一次大的突破。夏衍自己说:“在这个剧本中,我开始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摸索。在这以前,我很简单地把艺术看作宣传的手段。”并说:“在我说来,是写作方面的一个转变,注意了人物性格的刻画、内心活动,将当时的时代特征反映到剧中人物身上。”美学思想的转变,使该剧在艺术上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在题材的选择和处理上,作者不注重故事的传奇性和情节的所谓戏剧性,而着眼于平凡的小人物和他们几乎没有色彩的生活,着重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和他们畸型关系的悲剧实质。在布局和结构上,《上海屋檐下》依据小市民“各自为政”的生活方式特点,让5组人物沿着各自的生活逻辑,伸延、发展着自己的情节线。它们之间,没有纠结在一起的冲突,没有牵一发动全局的连锁反应。但是在进行中又互相交错、穿插,作到了有机的陪衬和补充,使每条生活细流同在一个旋律和节奏中起伏、流动,人多戏不散,线多戏不乱。剧中人物与环境的关系相存相依,不论黄梅天的“阴晴不定”,还是“屋檐下”的拥挤、窒息,都不是简单的“背景”。它象征着左右人们命运的政治气候,反映着他们在窒息的日子里那种希望与失望混杂在一起、渴望来一场“大雷大雨”的思想情绪。夏衍从《上海屋檐下》开始,充分表现了自己的创作个性,形成和确立了深沉、凝重、清馨、淡远的艺术风格。
  《上海屋檐下》是应上海业余实验剧团之约而写的。并预告 8月15日在“卡尔登大戏院”上演。但“八·一三”全面抗战开始,演出流产。直到1939年1月,才由怒吼剧社在重庆首演。
  抗日战争期间 “七七”事变以后,夏衍以“进步文化人”的公开身份,在国民党统治区作统一战线和宣传工作。不久,奉命作郭沫若助手,出版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的机关报《救亡日报》,由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总编辑。该报于1937年 8月24日创刊。1937年11月21日上海沦陷后,夏衍于12月中旬赴广州。1938年元旦《救亡日报》在穗复刊。同年10月22日广州又沦陷,夏衍与全社人员一起连夜撤出广州,于11月7日抵桂林。翌年元月10日,《救亡日报》又在桂林复刊,直到1941年2月28日被反动派查封为止。在它存在的3年多时间里,对宣传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起了很大作用。夏衍在这3年多的时间里,除报社工作、“统战”工作及联系各地抗敌演剧队的工作外,同时还写了多幕剧《一年间》(1938)、《心防》(1940)、《愁城记》(1940)和独幕剧《赎罪》(1938)、《娼妇》(1939)、《冬夜》(1941)。其中除《冬夜》是写的日本题材外,其余都是以抗战现实为题材的,而且都取材于上海。最能体现他对上海战友感叹与忧煎之情的是《心防》。剧中以刘浩如为首的进步新闻和戏剧工作者,在上海已成为“孤岛”的险恶环境下,为了保卫这一条500万人的精神上的防线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刘浩如最后虽遭汉暗杀,但后继者告慰他的是:“咱们的防线是不会失守的”。《心防》保持了《上海屋檐下》的艺术风格,使人感到朴素而亲切。此剧于1940年由欧阳予倩导演,广西艺术馆话剧实验团首演。《一年间》写一个开明士绅送子上前线,自己也因逃避与汉合作而弃家出走,虽经离乱,却仍对抗战必胜抱有信心的故事。《愁城记》则是写两个年轻人一心想经营好自己的小巢,但在种种打击之下,终于跳出小圈子,决心“到另一个世界去经历一下”的故事。《一年间》于1939年先后在重庆、桂林演出。愁城记是应上海剧艺社之约而作,由该社于1941年5月在上海首演。这些戏因为紧贴现实,写的都是当时人们关切的问题和熟悉的人物与生活,所以演出效果都很好。  
  1941年2月初,因“皖南事变”发生,夏衍被迫由桂林去香港,在廖承志领导下,和邹韬奋、范长江等人筹办《华商报》(1941年4月8日正式出版),夏衍负责文艺副刊。这一年夏衍还写了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春寒》。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华商报》于12月12日被迫停刊,夏衍和大批民主人士及地下党员,于翌年1月9日由东江纵队护送,逃离香港返回内地。2月5日抵桂林,与洪深田汉合著《再会吧,香港》。由欧阳予倩导演。但排完之后,未等上演即遭查禁,后改名《风雨同舟》上演。
  1942年4月9日夏衍抵重庆做文艺界和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在此期间他写了大量的政论、杂文、文艺评论文章,还写了多幕剧《水乡吟》、《法西斯细菌》,改编了《复活》,与于伶、宋之的合写了《戏剧春秋》。
  《水乡吟》写于1942年,《离离草》写于1944年。一个写浙江水乡、一个写黑龙江农村。两部剧本都是写日寇入侵后人民的苦难与斗争。前者穿插了一个爱情故事。更多感情的纠葛;后者写了中朝人民在抗敌中的生死友谊和爱国者之间的肝胆义气。这个时期夏衍最成功的剧作是1942年的《法西斯细菌》。作者写了俞实夫、赵安涛、秦正谊3个留学日本的知识分子,把他们放在民族存亡关头的“九·一八”、“八·一三”和香港沦陷的情境中,展示他们不同的性格和不同的道路。这在当时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在艺术上《法西斯细菌》除保有《上海屋檐下》奠定的风格特点外,最成功的是人物刻画。3个主人公的性格鲜明,行为的发展和变化自然可信,外部事变只是为他们性格内在因素的显现和生发提供条件,一切发展都符合性格的逻辑。由于着眼点是写人,因而动荡年代中人的活动给情节带来了丰富性、戏剧性。《法西斯细菌》是40年代写现实题材最成功的剧作之一,也是夏衍在《上海屋檐下》之后的一个新的高峰。《法西斯细菌》于1942年10月在重庆由中华剧艺社首演。导演洪深。
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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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活》于1943年初改编完成,同年4月由中华剧艺社演出,陈鲤庭导演,白杨、项主演。作者改编《复活》着眼的不是一个哀婉的“恋爱故事”,也不侧重于“攻击司法制度”和“土地问题”。而是着眼于知识分子和人民的关系,《复活》的改编是成功的。
  1942年,夏衍和于伶、宋之的、司徒慧敏、金山等人把一些从香港撤退回来的戏剧界人士组织起来成立了中国艺术剧社。1943年9月7日是应云卫40岁生日,夏衍在一篇文章中曾说:“假如要以一个人的经历来传记中国新兴戏剧运动的历史,那么云卫正是一个最合适的人选。”于是就以这个思想为经,和于伶、宋之的合写了《戏剧春秋》。这个戏没有完整的故事,而是以几次演出的前前后后,写出矢志于戏剧运动者的忠贞与艰辛。
  1944年8月,夏衍任《新华日报》代总编辑。在此之前应中国艺术剧社之约,写了剧本《芳草天涯》。1945年经过修改后,9月在重庆公演。这是一部只有6个人物的剧本,写的是抗战中城郊一角的日常生活。剧本充分发挥了夏衍写作洗练、严谨、深沉的特点,通过日常的生活,写出了真正的戏。
  抗战胜利以后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9月21日夏衍飞抵南京, 次日去上海着手筹办《救亡日报》复刊工作。10月10日即以《建国日报》名义复刊。因“敢讲真话”,“有些事情开舆论之先”,10月22日就被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下令查封。夏衍等人则组织主张和平建国的知名人士,通过各种渠道,把反对内战、要和平、要民主的文章发表在各大报上,造成一时颇有声势的舆论。
  1946年7月,夏衍到南京梅园新村的中共代表团工作。10月受命经香港去新加坡向陈嘉庚和南洋侨领及文化界人士致意和慰问,并把国内形势和中共今后的政治、军事方针向他们作了传达、说明。同时为香港进步文化事业募捐活动。1947年8月回到香港,参加中共香港工作委员会的工作。
  1949年4月夏衍离香港赴北平,5月26日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任“文管会”副主任,负责文教单位的接收工作。中共上海市委和市人民政府建立后,夏衍任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文化局局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常委等职务。1956年他写出剧本《考验》。主要表现在新的形势面前,党的领导干部两种不同的思想作风,强调了入城之后,作为执政党的领导干部不能骄傲自满、“一言堂”、不走群众路线、轻视知识分子等。他把矛盾在两个老战友之间展开,使它更具有内在的尖锐性。这个剧本所提出的问题,在当时既有普遍性,也有典型性,因而曾在各地多次上演,并在第一届话剧观摩会演中获奖。
  1954年11月,夏衍任文化部副部长,分管电影与外事工作,1955年7月到任,直至1965年被免职。这期间,他把《祝福》、《林家铺子》、《革命家庭》等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与此同时,他还写了大量文艺理论文章和电影理论专著。
  “文化大革命”中,夏衍遭受迫害,被投入监狱达8年之久,“文革”结束后,他曾领导“中日友协”、“对外友协”的工作。1978年被选为全国政协5届常委,又曾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同时参加了全国文联等领导工作。 这个时期最重要的著作是 1984年写的回忆录《懒寻旧梦录》。
  1994年10月,国务院授予他“国家有杰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荣誉称号。
  1995年2月6日在北京逝世。

左翼电影之旅

  左翼电影运动是在严峻的政治形势下产生的一场以从政治上变革中国电影为首要目的的电影运动。作为一种以爱国进步为宗旨的艺术统一战线,要争取最大量的艺术家参加,就不能只以共同的艺术旨趣、艺术追求或共同的电影观来划线。何况当时年轻的艺术家中谁也不具备足以在艺术上领导潮流的艺术经验和威望。这造成上世纪30年代影坛一种有趣的现象,左翼影人在政治上锋芒毕露、唇枪舌剑的同时,在艺术方面却对与自己不同的艺术旨趣和追求显示出了极宽容的胸怀。这样,从事左翼电影创作的艺术家们在以爱国主义为主要旗帜的进步艺术思想的前提下形成为一个创作群体,而在艺术上又有着各自不同的顽强追求,从而形成了一个艺术上真正百花齐放的局面。30年代电影的活跃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体现在创作思路的开阔上。电影叙事风格的探索也同样表现出了多样化的开阔思路。
上海屋檐下
上海屋檐下
  青年时期的夏衍在30年代活跃的电影剧作家里,夏衍的创作探索和尝试十分具有代表性。在这一时期,夏衍共创作了《狂流》、《前程》、《上海24小时》三部无声片,另外《春蚕》虽有背景音乐,但艺术表现上可说毫无推动作用,从剧作的角度看似乎也可类入此列。
  夏衍的第一部电影剧作是以1931年波及长江流域16省的大水灾为背景,尖锐揭示农村阶级矛盾和斗争的电影剧本《狂流》。这是左翼电影运动的第一部影片。这部影片不仅以新的思想、题材和新的内容、形式反映了时代的真实,渗透着强烈的创作激情,在艺术上新颖的创作观念也颇具特色。作者将水灾现场的大量新闻片素材有机地穿插于电影叙事之中,使肆虐的洪水成了影片一个极富表现力的重要因素。虽然影片的核心故事相当明显地带有以往的情节剧色彩,并且也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为强调戏剧性冲突而影响了情节和人物的完整性的现象。但是在这部影片中,夏衍的电影剧作创作的那种质朴、严谨、简洁而视觉感鲜明,特别是对环境的视觉表现在剧作中地位的重视等特点已经开始显露出来。
  在写了另一部带有较多旧式情节剧色彩的《前程》之后,夏衍在1933年根据茅盾的小说改编的《春蚕》,在电影剧作方面做出了突破性的探索尝试。这是中国的新文学作品第一次被改编为电影。而《春蚕》开始把一种新的文学因素带入了中国电影。夏衍选择了《春蚕》这部朴实、平实,没有任何尖锐的戏剧冲突的小说,开始了他的改变探索。
  在改编时,他也没有采用既省力、又易于为当时的观众接受的改变方式,靠提高戏剧性来吸引观众,而是力求尽可能地忠实于原著的艺术风格,从生活的潜流中挖掘哲理,反映时代的波澜。影片成功地塑造了老通宝一家蚕农的人物形象。当时就有人称赞这部影片“不用标语口号,不用想象,不用戏剧的夸张来粗暴的但是空虚的发泄,而只是抓住了现实,细针密缕地描写出了在帝国主义者侵略之下中国农民的命运和 中国蚕业的命运”。
  这一尝试的意义不仅在思想表达上,同时也是艺术观念上的。当时有的电影评论批评夏衍“成为小说之俘虏”,“过于忠于小说了”,认为影片“没有高潮,只有平平的进展。因此观众也同样注意影片的全部而没有特别注意影片的某一部分”。它们认为应当“抓紧”小说的中心材料,“加厚剧的成分”。在改编过程中就有人建议夏衍“应当加强悲剧的情调,如老通宝失败之后,桑叶借款,逼紧归还等”。但是夏衍没有按人们期望的那样做,而是在努力地严格遵循着原作提供的情节发展方向和人物的行为逻辑进行改编,使改编的创造和原著提供的素材融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主要影片及特点

   1、《狂流》、《春蚕》、《渔光曲》等影片首次在银幕上展示了三十年代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的悲苦人生。夏衍编剧的《狂流》以“九·一八”事变后长江流域发生的空前大水灾为背景,描写了汉口附近的傅庄农民,在小学教员刘铁生带领下,为筑堤防洪与贪污赈灾物资、欺压村民的地主傅柏仁做斗争的故事。这部反映农村生活的社会问题片在艺术上也具特色。《狂流》结构严谨,人物描写、细节刻划相当细致。特别是在表现水灾场面时,将1931年长江水灾的真实纪录片镜头与戏中场面相接,又采用特技拍摄江水泛滥的危险,大大增强了艺术效果。
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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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祝福》是夏衍根据鲁迅同名小说改编的。影片中的祥林嫂是一个受尽封建礼教压榨的穷苦农家妇女的典型。丈夫死后,狠心的婆婆要将她出卖。她被逼出逃,到鲁镇鲁四老爷家做佣工,受尽鄙视、岐视和虐待。很快她又被抢走,卖到贺家成亲。贺老六是个纯朴忠厚的农民,她“顺从”了,很快有了儿子阿毛。然而,命运多变。贺老六受地主的身心摧残饮恨死去,不久,阿毛又被狼吃掉。经受双重打击的祥林嫂,丧魂落魄,犹如白痴,可是人们还说她改嫁“有罪”,要她捐门槛“赎罪”。她千辛万苦积钱捐了门槛后,依然摆脱不了人们的歧视。最后,她沿街乞讨,在除夕的鞭炮声中,倒毙街头。影片在如泣如诉的血泪控诉中,对旧社会的劳动人民的苦难,特别是对封建礼教,给予了强烈的鞭挞。影片结构严谨,笔触深沉,既保持了鲁迅作品中的冷峻、凝重的艺术风格和悲剧气氛,又突出了许多电影特点。比如,注重运用人物的形体动作和表情刻画人物;以视觉形象为主简洁明了地揭示人物性格;增加的祥林嫂砍门槛等戏具有再创作的意义。这部影片在1957年荣获第10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特别奖,1958年又在墨西哥国际电影节获银帽奖。
  3、在描绘旧社会苦难人生时,相当一部分作品突出了人民的斗争与反抗。夏衍编剧、水华导演的《革命家庭》,在悲愤地控诉旧社会的同时,着力表现了人民在黑夜中的奋起。《革命家庭》描写大革命年代,一位普通的家庭妇女周莲,丈夫为革命英勇牺牲,儿子也献身革命,自己逐渐成长为坚强的共产党员的过程,整部影片充满激昂、悲怆的情感力量。

代表作

·电影剧本

  创作有电影剧本《狂流》、《春蚕》,话剧《秋瑾传》、《上海屋檐下》及报告文学《包身工》,对30年代进步文艺产生巨大影响。抗战爆发后,在上海、广州、桂林、香港主办《救亡日报》《华商报》,后辗转到重庆,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主持大后方的文化运动,曾任《新华日报》代总编。撰写大量杂文、政论文章,同时继续从事话剧、电影创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等职。

·改编创作

  改编创作《野草》、《烈火中永生》、《祝福》、《林家铺子》等电影剧本,著有《写电影剧本的几个理论问题》等理论专著。

·话剧

  所著话剧剧本有《赛金花》、《上海屋檐下》、《心防》、《法西斯细菌》、《复活》、《戏剧春秋》、《方草天涯》等。著述甚丰,有《夏衍剧作选》、《夏衍选集》、《夏衍剧作集》、《夏衍电影剧本集》、《夏衍杂文随笔集》、《夏衍论创作》等。
  夏衍话剧创作特点
  (1)日常生活的戏剧性:善写普通知识分子与小市民平凡的人生。《小市民》(《都会的一角》《中秋》《重逢》《赎罪》《娼妇》)《上海屋檐下》市民家庭司空见惯的感情摩擦和人事纠纷中痛苦的发现。取材的平凡性、构思的朴素性和内在的深刻性结合。
  (2)简约含蓄的情节结构:《上海屋檐下》在同一舞台空间里,同时展开五家人家的悲喜剧,主线突出,结构单纯,又保持了生活本身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准确传神的勾勒,极端简洁与鲜明。“黄梅天气”的多层象征意义。微温而含蓄的态度,不动声色的控诉,含着眼泪的鞭挞。
  (3)人道主义观点:与民主主义立场结合,关注大时代中个人的命运,浓郁的人情味,含泪的笑类似契诃夫。

故居

  建于清末民初,属中式平房,位于杭州庆春门外严家弄。著名作家夏衍曾居住于此。现为陈列室,是杭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被命名为杭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故居原名八咏堂,为五开间七进深院落,为夏衍诞生至青少年时代的活动地,现经扩建,占地一千两百平方米,建筑面积为六百平方米,采用院落式和江南民居式样。陈列室展示了夏衍一生从事电影活动的生平事迹,以及夏衍生前用过眼镜、衣物,还有名家字画等。

夏衍“三多”

  夏衍为什么在文化界享有那样崇高的威望?简单地说,他资格老(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入党,解放后应是兵团级),阅历广(长期做地下工作,还蹲过“四人帮”的八年零八个月的监狱)。没有一点大领导的架子。平易近人,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具体概括一下,夏衍的独特之处在于:“三多”。
  一是夏衍的朋友多。党内外,海内外,文化界内外,同辈与隔代,上级与下级(他1924年曾受到孙中山在日本热情的接见;他与周总理、陈毅等皆有深厚的友谊;在他手下工作过的人绝无鼠猫关系的恐惧感,心情舒畅),所见略同和意见不同的同志……各式各样各行各业的朋友,据估算,大约有上千人。每当文艺界有联欢、座谈之类的聚会,夏衍就像吸铁石一样,吸引着老中青朋友们,以聆听他老人家侃侃而谈为乐事。仅举一小例,夏衍九十华诞时,钱锺书、杨绛(他们是抗战胜利后,夏衍到上海通过李健吾认识的,从此成为至交)登门拜寿,是绝无仅有的(钱杨二位学者从来不去任何领导干部的家),前年向钱先生遗体告别,二三亲友中,就有夏衍的女公子沈宁。这个“多”,叫以德服人。一个人的德与才是相通的。德高可以使自己成为有容乃大的智者,有利于克服自己的片面、狭隘和孤陋。夏衍的力作《法西期细菌》中的俞实夫,就是由协和与香港的两位医生朋友为之提供了原型和录感而塑造的。
  二是夏衍产量多。根据党的需要,他成了中国最早的先进电影和话剧的开拓者,创作了话剧剧本12部,电影剧本12部(含改编),《上海屋檐下》、《法西斯细菌》、《戏剧春秋》、《芳草天涯》、《复活》、《风云儿女》、《祝福》、《林家铺子》、《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精口迭出,有的已经成为艺术经典;他写的杂文、随笔、补白约6百万定,《夏衍杂文随笔集》(三联版、50万字),不过是十分之一;还有他为报纸写的通讯、政论、时评,也有上百万字,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时评与通讯》(约32万字),仅占三分之一。夏衍写作时没有电脑,每天平均手工书写两三千字。夏衍坚韧不拔地苦干了大半生。不仅多产,而且因其艺术质量之高,对革命产生过积极作用。在产量多的基础上,才有望精品多。斯汤达尔产量少,留下的传世之作,仅《红与黑》而已;但看看巴尔扎克,译成中文的就有一千多万字,传世经典有几十部。
  三是夏衍涉及的领域多。他在电影、戏剧、小说、翻译、新闻、杂文诸多样式以及外交、统战、秘密工作和文化领导工作诸多领域,都是干一行,精一行。他身先士卒,从不当只说不干的文艺官或新闻官。不论是长篇小说《春寒》,还是百把字的《野草》,不论使用什么艺术样式,你总能感到时代的脚步声和人民脉搏的跳动。夏衍还是一位办报纸副刊的“大王”。他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写的犀利的杂感,使人永世难望。他曾经对李健吾说:“戏剧电影对我是业余创作,我的主业是记者。”到晚年,他把珍藏了大半生的宝贵文物全部捐给了国家(其中有多幅齐白石的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