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

 
王安忆
王安忆
  王安忆(1954年3月— ),中国当代文学女作家。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母亲为女作家茹志娟。1955年随家庭迁居上海。初中毕业后时期曾在安徽五河农村插队落户,后考入徐州地区文工团,演奏大提琴,并在业余开始写小说。1978年回上海工作。现任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 她被视为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自1980年代中期起盛行于中国文坛的“知青文学”、“寻根文学”等文学创作类型的代表性作家。
 

作者简介

  王安忆 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女,1954年3月生于南京,次年随母亲茹志鹃迁至上海读小学,初中毕业后1970年赴安徽淮北农村插队,1972年考入徐州地区文工团工作,1978年回上海,任《儿童时代》编辑。1978年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平原上》,1986年应邀访美。1987年进上海作家协会专业创作至今。现为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复旦大学教授。
        王安忆的主要著作有:《雨,沙沙沙》、《王安忆中短篇小说集》、《流逝》、《小鲍庄》、《小城之恋》、《锦锈谷之恋》、《米妮》等小说集,及长篇小说《69届初中生》、《黄河故道人》、《流水三十章》、《纪实和虚构》、《长恨歌》、《富萍》、《上种红菱下种藕》、《桃之夭夭》、《遍地枭雄》等,散文集《蒲公英》、《母女漫游美利坚》(与茹志鹃合著)等,儿童文学作品集《黑黑白白》等,论著《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等,《我们家的男子汉》一文入选苏教版七年级下册语文书。
  王安忆多次获得全国优秀短篇、中篇小说奖,《长恨歌》获得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1998年并获得首届当代中国女性创作奖。2001年获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最杰出的华文作家”称号等。
  王安忆的小说,多以平凡的小人物为主人公,她注重平凡生活中的不平凡经历与情感,挖掘生活,在艺术表现上,她的早期小说多感情抒发,近期创作则趋于冷静和细致。我们从王安忆的作品里可以感受到一种宽厚的爱,她赋予故事中人物"英雄性",表现人物美和善良的方面。她以敏感和高超的领悟力来控制故事微妙的气氛发展以及人物的心理变化,细腻精准。她的作品讲的是平常故事,柴
王安忆作品
王安忆作品
米生计,可她探讨的是故事背后强大而仁慈的自然规律,这是她对人性和人的生存状态及本体世界的关怀,这使她的作品具有了超乎寻常的意义。同时作品中时刻有女性的温柔体现,连同谨慎内省多思的品格,使她作为文坛一个特立独行的异数存在. 有论者认为,总体上讲,《长恨歌》的思想内涵和叙事结构都不如《启蒙时代》具有挑战性——写《启蒙时代》这样的作品,作家不拿出浑身解数,把自己意识层面和无意识层面的积累都拿出来,是支撑不下来的,因为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它都是个无所依托的东西,所以一定是观念和内心动力的产物。(“启蒙”的精神现象学——谈谈王安忆《启蒙时代》里的虚无与实在)
 

作品

 
王安忆作品
王安忆作品
  长篇小说——长恨歌、富萍、妹头、流水三十章、黄河故道人、桃之夭夭、上种红菱下种藕、米尼、遍地枭雄、启蒙时代。
  中篇小说——三恋(荒山之恋、小城之恋以及锦绣谷之恋)、小鲍庄、大刘庄、我爱比尔(台湾:处女蛋)、伤心太平洋、海上繁华梦。
  短篇小说集以及散文集——隐居的时代、忧伤的年代、化妆间、儿女英雄传、叔叔的故事、我读我看、流逝、独语、剃度。 其中长恨歌已于公元2005年由香港知名导演关锦鹏拍摄电影。
 

作品简介

  

·长恨歌

  简介
  一个女人四十年的情与爱,被一枝细腻而绚烂的笔写得哀婉动人,跌宕起伏。四十年代,还是中学生的王琦瑶被选为“上海小姐”,从此开始命运多舛的一生。做了某大员的“金丝雀”从少女变成了真正的女人。上海解放,大员遇难,王琦瑶成了普通百姓。
王安忆作品
王安忆作品
表面的日子平淡似水,内心的情感潮水却从未平息。与几个男人的复杂关系,想来都是命里注定。八十年代,已是知天命之年的王琦瑶难逃劫数,跟一位与女儿年纪相仿的男孩老克腊发生畸形恋。最终,因金钱被女儿同学的男朋友杀死,命丧黄泉。
 

·启蒙时代

  简介
  《启蒙时代》是一部描写一代人心灵成长的小说。20世纪60年代中期,“文革”狂飙突至,把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的青年人抛到了一处。从高级干部公寓和从市井里弄走出来的男女主人公们,带着青春的热情、敏感、躁动和迷茫,顽强而莽撞地为自己的理想和人生寻找理由。可以说,这是一部“老三届”的精神成长史,作者书写了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从来不需要想起也永远不会忘记的一段历史。
  文学双月刊《收获》0702全文刊载。
  她的文章《我们家的男子汉》被选进苏教版7年级下册语文书
  原文  
  近来,颇时兴男子汉文学。北方的一些男性作家,才真正写出了几条铮铮响的硬汉子。令人肃然起敬。令人跃跃欲试。自知只有仰慕的份儿,可又抵不住那份诱惑,也想来一条响当当的或者不那么响的男子汉。可是想到笔下的男性,招来的偌多的批评,不由有点手软,深感不可造次。然而,还是想写,没有男人的世界是不堪设想的。写谁呢?想来想去,想到了我们家里的一条男子汉。
  那是姐姐的孩子。他们夫妻二人本不愿要孩子,他的出生完全出于不得已。因此,生下他后,他年轻的父母便像逃跑似地跑回了安徽,把他留在了家里。从此,我的业余时间就几乎全用来抱他。他日益地沉重,日益地不安于在怀里,而要下地走一走,于是便牵着他走,等到他不用牵也能走的时候,他却珍惜起那两条腿儿,不愿多走,时常要抱。,历史真是螺旋形地上升。
  这是一个男孩子。这是一个男人。
  他对食物的兴趣
  “他吃饭很爽气。”带他的保姆这么说他。确实,他吃饭吃得很好,量很多,范围很广——什么都要吃,而且吃得极有滋味。叫人看了不由得也会嘴馋起来。当然,和所有的孩子一样,他不爱吃青菜,可是我对他说:“不吃青菜会死的。”他便吃了,吃得很多。他不愿死,似乎是深感活的乐趣的。他对所有的滋味都有兴趣,他可以耐心地等上三刻钟,为了吃一客小笼包子;他会为他喜欢吃的东西编儿歌一样的谜语。当实在不能吃了的时候,他便吃自己的大拇指,吃得十分专心,以至前边的嘴唇都有些翘了起来。当《少林寺》风靡全国时,他也学会了一套足以乱真的醉拳。耍起来,眼神都恍惚了,十分入迷。他向往着去少林寺当和尚。可是我们告诉他,当和尚不能吃荤。他说:“用肉汤拌饭可以吗?”“不可以。”“那么棒冰可以吃吗?”他小心地问,是问“棒冰”,而不是冰淇淋,甚至不是雪糕。“那山上恐怕是没有棒冰的。”我们感到非常抱歉。
  他对父亲的崇拜
  他和父母在一起的时候很少,和父亲在一起,就更少了。假如爸爸妈妈拌嘴,有时是玩笑的拌嘴,他也会认真起来,站在妈妈一边攻击爸爸,阵线十分鲜明;并且会帮助妈妈向外婆求援。有一次因为他叙述的情况不属实,酿成了一桩冤案,父子二人一起站在外婆面前对证,才算了结了此案。然而,假如家里有什么电器或别的设施坏了,他便说:“等我爸爸回来修。”有什么人不会做什么事,他会说:“我爸爸会的。”在他心目中,爸爸是无所不能的。有一次,他很不乖,我教训他,他火了,说:“我叫我爸爸打你。”我也火了,说:“你爸爸,你爸爸在哪儿?”他忽然低下了脑袋,嗫嚅着说:“在安徽。”他那悲哀的声音和神情叫我久久不能忘怀,从此我再不去破坏他和他那无所不能的爸爸在一起的这种境界了。
  他对独立的要求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和他出去,他不愿让人搀他的手了。一只胖胖的手在我的手掌里,像一条倔强的活鱼——样挣扎着。有一次,我带他去买东西,他提出要让他自己买。我交给他一角钱。他握着钱,走近了柜台,忽又胆怯起来。我说:“你交上钱,我帮你说好了。”“不要不要,我自己说。”他说。到了柜台跟前,他又嘱咐了我一句:“你不要讲话噢!”营业员终于过来了,他脸色有点紧张,勇敢地开口了:“同志—,买,买,买……”他忘了他要买什么了。我终于忍不住了:“买一包山楂片。”他好久没说话,潦草地吃着山楂片,神情有些沮丧。我有点后悔起来。后来,他会独自个儿拿着五个汽水瓶和一元钱到门口小店换桔子水了。他是一定要自己去的。假如有人不放心,跟在他后面,他便停下脚步不走了:“你回去,回去嘛!”我只得由他去了。他买桔子水日益熟练起采,情绪日益高涨,最终成了一种可怕的狂热。为了能尽快地拿着空瓶再去买,他便飞快而努力地喝桔子水。一个炎热的中午,我从外面回来,见他正在门口小店买桔子水。他站在冰箱前头,露出半个脑袋。营业员只顾和几个成人做生意,看都不看他一眼。他满头大汗的,耐心地等待着。我极想走过去帮他叫一声“同志”,可最后还是忍住了。
  他的眼泪
  “他哭起来眼泪很多。”这是一个医生对他的评语。每当眼泪涌上来的时候,他总是一忍再忍,把那泪珠儿拦在眼眶里打转。他从不为一些无聊的小事哭,比如不给他吃某一种东西啦,没答应他某一次要求啦,碰疼了什么地方啦,他很早就开始不为打针而哭了。他尤其不为挨打哭。挨打就够屈辱了,何况为挨打哭。因此,打他时,他总是说:“不痛,不痛。”甚至哈哈大笑起来,很响亮很长久地笑,两颗很大的泪珠便在他光滑饱满的脸颊上滚落下采。后来,他终于去了安徽和他爸爸妈妈在一起生活了。有一次,我给他写信,信上说:“你真臭啊!”这是他在上海时,我时常说他的一句话。因为他很能出汗,无论冬夏,身上总有一股酸酸的汗味儿。据姐姐来信说,.他看到这句话时,先是大笑,然后跑进洗手间,拿起一块毛巾捂住了脸。他用拼音字母回了我一封信,信上写:“王安忆,你真是一个好玩的大坏蛋。”这也是他在上海时,时常说我的一句话。
  他对女性的态度
  他不喜欢女孩子,不喜欢一切缠绵悱侧。带他去看一个话剧,其中有一段,一个姑娘对她的爱人抒发一段长长的,丰富的,曲曲折折的感情。他忽然极其鄙夷而又愤怒地说:“发嗲!”鄙夷是可以理解的,我只觉得他的愤怒有点不必要:“为什么这样生气?”我问他。“哼!”他恨恨地哼了一声。他爱和男性玩,无论是同他一样大的孩子,还是成年人。实在无人可玩的时候,女性,他也接纳了。和女孩子在一起,他的胸怀忽然地宽大起来。最先进的武器让她用,最优良的地形让她站,自己则赤手空拳,他决不发起进攻。而她只要轻轻一碰他,他便仰面倒下,那倒下的姿态很帅,牺牲得漂亮。幼儿园里有个女孩子叫燕子,长得挺漂亮,黄黄的头发在脑后束起一大把。却很骄横,有一次,竟然把他从台阶上推了下去,磕破了膝盖,而他却没有回一下手,他说:“我看她是女的,算了。”他总说:“我最恨燕子了!”可是有一次,他早晨醒来告诉我,他做了一个梦,梦到了燕子。“你想她了?”我问他。“我才不想她呢!我梦见我和她在吵架。”
  他面对生活挑战的沉着
  当他满了“两周岁的时候,我们决定把他送托儿所了。去的那天早上,他一声不响,很镇静地四下打量着。当别的孩子们哭的时候,他才想起了哭。哭声嘹亮,并无伤感,似乎只为了参加一个仪式。每天早上,送他去托儿所都很容易,不像我们姐妹几个小时候那样,哭死哭活不肯去。问他:“喜欢托儿所吗?”他说:“不喜欢。”可是他明白了自己不得不去,也就坦然地接受了这个现实,不作任何无效的挣扎。据老师说,他吃饭很好,睡觉很好,唱歌游戏都很好,只不过还有点陌生。然而,他迅速地熟悉起来,开始交朋友,打架,聚众闹事。每日里去接他,都要受到老师几句抱怨。
  在他四岁的那年,他的老保姆病了,回乡了,他终于要去安徽了。他是极不愿意去的。他的父母对于他,更像是老师,严格有余,亲切不足。并且,亦喜亦怒,全听凭他们的情绪。走的前一天,他对外婆说:“外婆,你不要我了,把我扔出去了。”外婆几乎要动摇起来,想把他留下了。上海去合肥,只有一班火车,人很多。车门被行李和人堵满了,大人们好不容易挤上了车,留下他在月台上。他真诚地着急起来:“我怎么办呢?”我安慰他:“上不去,就不走了。”他仍然是着急,他认为自己是非走不可的了。车快开了,姐姐说:“让他从窗口爬进来吧!”我把他抱了起来,他勇猛地抓住窗框,两只脚有力地蹬着车厢,攀上了窗台。窗口边的旅客都看着他,然后不约而同地伸手去抱他。他推开那些妨碍他的手,抓住一双最得力的,跳进了车厢,淹没在济济的人群里了。
  这就是我们家的男子汉。看着他那样地一点一点长大,他的脸盘的轮廓,他的手掌上的细纹,他的身体,他的力气,他的智慧,他的性格,还有他的性别,那样神秘地一点一点鲜明,突出,扩大,再扩大,实在是一件最最奇妙的事情了。这真是比任何文学还要文学,任何艺术还要艺术。写到这里,简直不想写小说;既不想写女人,也不想写男人。唉,让男子汉们自己好好儿地长吧!
 

·奖项及荣誉

1996:《纪实与虚构》获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文学类 1996:《长恨歌》获选中国时报开卷好书奖十大好书中文创作类 1998:《长恨歌》获选第四届上海文学艺术奖 1999:《长恨歌》获选亚洲周刊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 2000:《长恨歌》获选9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中国作品、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2001:《长恨歌》获第一届星洲日报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 2001:《富萍》获中国时报开卷十大好书中文创作类 2002:《上种红菱下种藕》获中国时报开卷十大好书中文创作类、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文学类
王安忆
王安忆
2003:《富萍》获选“上海长中篇小说优秀作品大奖”长篇小说二等奖 2005:《遍地枭雄》获 亚洲周刊中文十大好书 2008:《启蒙时代》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 2008:《启蒙时代》获第2届红楼梦奖评审团奖。
 

相关内容

·王安忆的“三恋”及其他

  假如有人问我为何将房间搞得这样乱,床上,书桌上,地板上到处摊满了有关王安忆的书和杂志,电风扇拧到了最大档,风一个劲儿地吹,风卷起了书的一角,而我却呆呆地坐在一张木椅上,好像在思考着什么。
  这位1954年在南京出生的中国作家,祖籍福建同安,母亲是作家茹志鹃,父亲是剧作家王啸平。王安忆一岁多便随父母到上海定居,在那里接受最初的教育,读小学时经常参加区、市的儿歌写作比赛会,对文学产生了很深的感情。1969年初中毕业,翌年赴安徽五河县头铺公社大刘庄大队插队劳动,被选为县、地区和省级积极分子。1972年考入徐州地区文工团,并参加一些创作活动。1976年在《江苏文艺》上发表散文处女作《向前进》。两年后到上海《儿童时代》杂志社任小说编辑,不久发表小说成名作《谁是未来的中队长》和《雨,沙沙沙》。1980年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期文学讲习所学习。曾于1983年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文学活动。之后,曾任上海作家协会理事与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她的履历表虽然很短,却被生活浸泡得实实在在,成为一个真正丰富的人生。
  自从发表了小说《本次列车终点》之后,她那支驰骋之笔,内没有了终点;她一路洋洋洒洒,到处是闪光的足迹,一直在超越着她的父母,成为当代中国文坛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我眼前,是她的小说集《雨,沙沙沙》(1981年,百花文艺出版社)、《黑黑白白》(1983年,少年儿童出版社)、《王安忆中短篇小说集》(1983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尾声》(1983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流逝》(1983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小鲍庄》(1985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海上繁华梦》(1987年,花城出版社)、《荒山之恋》(1987年,香港三联书店)、《乌托邦诗篇》(1993年,华艺出版社),长篇小说《黄河故道》(1986年,四川文艺出版社)、《69届初中生》(1986年,中国青年出版社)、《流水十三章》(1987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米尼》(1990年,江苏文艺出版社)、《长恨歌》,散文集《母女漫游美利坚》(与茹志鹃合著;1986年,上海文艺出版社),《蒲公英》(1988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及长篇游记《旅德的故事》(1990年,江苏文艺出版社)等。她的小说《谁是未来的中队长》、《本次列车终点》、《流逝》、《小鲍庄》等均获全国大奖;还有多篇小说被译成各种文字。
  这就是王安忆,王安忆的发展真快。
  我从地上顺手拾起刚寄来的1993年7月29日的《文学报》,那上面有一段王安忆在上海第四届文代会的发言摘要,王安忆说:'在八面来风的环境中,知识分子应保持自己独立的思考。她说作家应有艺术理想,这个巨变的时代需要作家去关注,一味作风花雪月颂是浪费才华和经历,或者是缺乏艺术理想。'是的,王安忆的创作已经走出了小我。她近来不断认为一个作家如果只从极个人的悲欢出发,那纯粹是雕虫小技。她的创作已到了思想收获的时节。而这种思想的成熟,是王安忆开始注重宏大的东西,悲伦的东西,这种创作的变化,是朝着人类审美理想出发的。
  从她的中篇小说《叔叔的故事》开始,王安忆的创作又在自己的基础上有了大的飞跃。她的艺术理想得到了很好发挥,她确实让自己变得大气了,深沉多了。《叔叔的故事》,对当代文学有着重要意义,它拥有了巨大的历史内涵,绝对经得起历史的反复咀嚼,也是王安忆创作思想成熟的标志。如果一个作家放弃了她的思想追求,就自然会落后于时代,特别是在九十年代,更不能放弃作家对生活的参与和思考,没有思考就没有有分量作品的出现。而王安忆这几年来,确实写出了有份量的作品。如今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纪实与虚构》,中篇小说《伤心太平洋》,无不表现了作家大手笔和注重人类审美理想的气质,这两部作品标志着王安忆的创作已到了又一个新的高峰。
  王安忆不仅在艺术上保持了自己独特的追求,在生活上也相当内向,严谨。这和她从小受的教育有关,她是茹志鹃的女儿这恐怕谁都知道。她酷爱读书,待人热情,爱思考,她谈话富有哲理,喜欢实事求是,作为一个正直的作家,她是当之无愧的。
  当然,关于王安忆的生平大家早就知道甚多,无须在这里重复。但要真正解读一个作家,决不能忽略了她成长时期的重要作品。那么,对于王安忆来说,“三恋”在她整个文学创作中是值得重视的部分,所以分析“三恋”成了我这篇评论的关键所在。
  王安忆引导我进入了一个世界。
  一个她认定充满了生命压抑苦难又燃烧着希望光明骚动着的世界-一生命的本体世界。
  “三恋”是一个标志,畸形变态的性描写向人们展示了魅力。我得照实承认,她的这种性意识只是在生命的边缘上绕了个圈,并未真正走进人的生命本能。因为她终究没能拗过强烈的道德规劝,在一种自我压抑式的规劝中王安忆似乎找到了自我的心理平衡。
  《逐鹿中街》便出现了一种倾斜。她使女人的生命直接倒塌,跌入家庭的怀抱,充当丈夫的陪衬,她们干脆不去意识自我价值的存在。《岗上的世纪》最直接进入了人的生命本能'性'。在最真实的生命跃动面前,任何虚伪任何遮遮掩掩都显得无济于事。'性'为男人和女人提供了平等做人的权力,就像伊甸园里的亚当和夏娃结合才构成了人的完整一样,男女双方共同的权力铸造了共同的生命律动。
  现在小说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大家庭消失了,代之出现的两人组成的小家庭。父亲的形象消失了,代之出现的是丈夫的形象。女人的角色也分别由母亲、女儿改换成了妻子、情人。但这种变化只是在家庭关系之内的角色互换,也就是说关于家庭的话语没有变,关于女性的性的萌动意识,在深层心理上依然被笼罩在家庭意识形态之中。
  王安忆的世界是一个主体意识极强的世界。她所关心的问题,使用的语言,作品前后叙述方式的变化很大。这里既有对女性自我的贬低,屈服于男性社会的一面;又有一种无法掩饰的骨子里不安分,拼命想解放自我的骚动情绪。但无论如何发展,作者的创作都是在扮演着她自己。而决定这种扮演的是有另一个'缺席'存在者,他(我这里用'他'而不是'她')决定了王安忆所以这样写而不是那样写。这样,当王安忆用笔写作时,她就再也不是'她',而是'他',因为她的写作中的符码秩序必须与'他'的社会符码秩序一致。这就是说,社会是男性的,是'他'的。女作家写作,离不开社会这个大背景,按拉康的说法:'女性在生理结构在这个男权社会中以一种缺乏或被阉割的形态下进入语言和文化系统。'尽管妇女写作努力想达到男性文化的成就,但她们的潜意识里无形中已经接受了这种男子对女人的偏见。
  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偏见'呢?王安忆所关心的妇女地位有时不是在社会上,而是在家庭中。她认为回到家庭便是回到了一种自然的生活之中。在一个搞得非常舒服安逸的小家庭中,女人自自然然地履行她们的义务和职责,牺牲,忘我,道德纯洁做个好妻子,好母亲,说白了就是当个'家庭里的天使'。这种'淑女'型的女人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王安忆的心理需求。从而也满足了'他'的社会秩序即女人--家庭的;男人--社会的。所以也是男人对女人的要求,这是一种对男人看来是'真正女人'的崇拜'小小的时候她们就在一起了。
  小小的一座城,她们总是不间断的练功。她请他帮忙开胯、扳腿。她们触电般地接触。她成了一儿一女的母亲。她一片圣母般的温柔。

·小城之恋

  王安忆小说中的叙事人称全是以第三人称出现,这种叙事方式本身就很明显。叙事者通过自己的化身构筑起一个独一无二的宇宙,她创造了这个宇宙,她在这个宇宙里能够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她具有上帝一般神仙的能力。她可以任意对她的男女主人公善恶美丑在一种十分理智的情况下进行道德评判,这种异常清醒的把自己完全凌驾于作品意蕴之上的历史性观照,使叙事者完全变成了真理的缔造者。《小城之恋》中的男女主人公在经过了一番急风暴雨式的性爱之后,男人欺辱式地占有了她,尔后又甩了她,对她产生更大的恐惧。在叙事者眼里,那个男人便是无能的堕落者,女人便成了受害者,而已是叙事者眼里一个颇具母亲温柔又十分博大而神圣的受害者。
  王安忆实际上是通过她的叙事向人们传达出这样一个她潜意识中早已认定了价值观念:她认为中国现今的女人就应该如此。女性在整个人类中虽是一半,但她却又强烈地依附于另一半。虽然人的需要,尤其性满足是缺一不可的互相满足。但女人却缺少男性的生理特征,因此她没有创造权。'是空间'又没有'填塞空间的动力。这种生理上的差异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社会因素。男人与做女人之间并无不同,而女人与做女人之间却存着尖锐的矛盾。在当今中国,做女人有时往往意味着放弃做人的权力。在这种矛盾面前,女人试图找一条解脱的途径,她们结婚、生育,她们想通过家庭来确认个人的地位,但恰恰相反,反而愈加落入了陷阱。'家庭'的概念在一些妇女心理认为这就是她们的'上帝'。维护家庭的地位,忠于家庭,便是忠于职守。王安忆的《逐鹿中街》在这方面就显得颇为典型了。她仍然是第三人称的叙事方式,仍然是全知全能上帝一般把自己变成一个守道德的操纵者。
  一个颇有素养的中年女教师,一味地将目光紧盯着她的丈夫,学她怀疑到丈夫有外遇时便采取了整天跟踪的方式,仿佛她的整个生命意义就是管住自己的男人。让他全心全意像她一样爱护这个家庭,爱她。只有这样,女主人的心态才能永远保持平稳。她把家庭的稳固看作是她的天职,守住丈夫并管住他让他同她一块在她们共同开辟的乐园中寻求幸福,便是她生命中的最大快乐了。可偏偏她的丈夫不是这样的。他穿牛仔裤和年轻漂亮女孩子下馆子,学跳迪斯科,他口口声声宣传要活得洒脱,而且是在抓紧一切时间地尽力使自己的生命活得洒脱起来。当他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的女人整天跟踪着他时,他非旦不收敛,反而更加得意地洒脱起来。像与自己的女人做游戏一般地兜着圈子玩。中国的一些男人就是这样,男人娶个老婆在家,主持家政,但婚后马上就去寻求新欢,马上不满
王安忆作品
王安忆作品
意,马上觉得'妻不如妾,妾不如妓。'而女人却不,她们只要拼命守住家庭,而缺乏男人的冒险精神。男人往往在一种冒险行为中达到快感,而女人永远喜欢过平平稳稳的日子。在她们看来,'一个干干净净的女儿身给了男人'就永远属于他了,这种传统的'贞节'观,被男性社会规定为女人的荣誉。'家庭'作为模式在中国历史悠久,按部就班的婚姻似乎为女人们找到了安身之处。女人结婚大都不是为了寻求爱的结果,家庭反而是葬送爱的场所。这些'淑女'型的太太们,大凡也不是为了爱,而是通过家庭来证明自己的身价,确立自己的社会地位,其实这种作法本身,就与提高妇女自己地位和巩固以男性为中心的一夫一妻制家庭一致起来了。巩固家庭秩序意图只在于巩固它所代表的社会秩序。这样家庭成了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它无时无刻地控制着各种社会生活,当然也控制着王安忆的写作活动。
  王安忆让自己的女主人公自动放弃社会职业,自动离开生产领域,首先在经济上沦为男人的附庸,那么她本人就有希望女人走回家庭小天地的愿望。她也许认为这样做女人反而会自然些。这在中国也并不足为奇,女作家要想用愚昧落后无知的反面形象来达到一种反思,这样做的魅力不也是很大吗?但历史终究还是向前发展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作家的意识也在发生着变化。王安忆前后期作品变化很大,但也有充满了矛盾的地方,这也许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缘故。现在谈论男女问题,同样也是个极端复杂的问题。我们大多数女作家写作,是用男人的语言把自己束缚住,缺乏发现自我价值的勇气和力量。甚至可以说一些人根本就不想去发现,因为社会化文学传统是很难轻易打破的。她们在无意识地遵循着这种传统,而这种传统就是一种'他'人的话语,于是就自然而然地以男人的经验说话也就不以为然了。所以作家在反映男女问题时的矛盾心理就显得那么纷坛复杂。
  但不管怎样,作为王安亿来说,这几年创作还是变化很大的。1987年的'三恋',1988年的《逐鹿中街》,1989年的《岗上的世纪),还是有着明显突变的。同样谈论的是男女问题,性问题,人的生命意识问题,但《岗上的世纪》似乎比以往作品的创作意识都显得超前了一大块。她的心理障碍正在被慢慢冲破,她不再把女人看作是一朵朵开放在家庭天地里娇媚的玫瑰,温柔的天使,而是把女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格来展现,是一个挺挺而立、活生生的有情有肉的人。以往她创作中那种'雯雯'式的文静和矜持以及在她写到性描写时那种想写魔鬼又怕魔鬼出现的犹豫彷徨,好似已经正在变成王安忆创作的历史。她开始勇敢地面对人最本能的'性',直接揭示人性的弱点和生理欲望。'性'在她笔下描写得决不再是遮遮掩掩,而是写到欲望的高潮,该心花怒放时就让她们心花怒放起来,不是在人生外延打转转了,而是直接去写一个个鲜活着的生命。
  《岗上的世纪》大胆袒裸描写了男女主人公在路边干沟里'野合'的情景,在王安忆笔下,一个温馨的女性被赤裸裸地摆在这个男性面前,让他观赏。女主人公一时竟变成了男人眼里的英雄,她正以一股无穷的力量向男性世界证明着女人的伟大魅力和勇敢。此时此刻幽闭恐惧与性躁狂使他陷入了一种深深的被阉割的恐惧之中,在一片迷人的女性胜利姿态诱惑面前,完全跌入了欲念的深渊。王安忆只有在此时此刻才变成了一个女性作家,在她眼里男女位置倒错,传统的男女秩序被颠覆了,传统的男人粗暴地蹂躏女性的场面没有了。在这里,女性完全变成了动因,女人不再以一种被缺乏的人格被动地去接受,女人的性欲反客为主地将男性塑造了。女人比男人强,男人在这里变成了无能的,缺乏的,不能满足女人的废物。
  在叙事者眼里,这个男性是以一种十分幼稚的废物出现,他哪里还像个男子呢?王安忆在这里完全是以颠覆男性作家语言的姿态出现,是对男性文化和父权社会直接提出挑战。
  在她以往的创作中,女人从来都不是主体,这是作者的社会本能对自我的阉割。而在这部小说中,王安忆却明显地表现了个人创作意识的变迁,她把女性的经历作为叙事重心,这与作者本人的思想直接有关。特别是她叙事角度的一致,作者自始至终运用第三人称写作,全是用理智操作完成她的制作,这本身的变化就十分明显。她目前作主体完全是倾向于女性的,她开始意识到了妇女自身价值的可贵,首先要做个真正的人,然后才是女人。她对自身人格力量的认识是深刻的,对女性自我形象认识也是清楚的。再也不像以往那样犹豫彷徨,把女人看作是男人的附庸,女人要想得到真正的解放,首先要自己承认自己,在这一点看来,王安忆真正发现了并亲身体验了人的生命存在的本质意义。所以她叙述起来就有一种绝对的俯视姿太。中国这几年改革开放无疑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良好的开端。王安忆创作也是在这种开放中得到了实质性的突破。她升华到了女性自我认识的阶段,开始把目光投向了人的生命本能,她笔下的女性具有了新时代女性特点,这对王安忆来说肯定是个突破性的胜利。但是由于我们整个社会还未彻底摆脱强烈的父权意识,尽管女作家在真诚地张扬女性的能力,但终归无法逃脱男性社会给整个中国人在潜意识中留下的阴影。因此,王安忆也无法逃出这个社会的制约。在《岗上的世纪》结尾处,仍然是以男权秩序的恢复结束小说。女知青李小琴,在张张扬扬痛痛快快地与农民小队长经过了一番幸福甜蜜的性爱之后,还是未达到调回城里工作的目的,她终于成了那个农民小队长的一个女人。他在她的引诱下体验了'性'的真正意义,体验了肉欲带来的生理愉悦。是她唤醒了沉睡了几代生命却从来没有体验过什么叫生命快乐的真正意义。然而,是李小琴唤醒了那个农民小队长死一般的生命,他、她都在性欲的满足中得到了生命的再造,他、她互相创造了。真正意识和醒悟了人活着的意义,性爱的意义,男女交合的美感,七天七夜关在李小琴家的农民小队长,可算痛痛快快地在这个世界里活过了,他、她们死也不冤了。
  但是尽管如此,李小琴却无法挣脱男人权力的罗网。她是在男人的权力下活着,而且也将那么长久地活下去。农民小队长所行使的权力,是一种男权的象征,他手里攥着她的命运。虽然当初那个农民小队长对自己的生命活得一片模模糊糊,他从女知青身上得到了生命的再造,但最可悲的是他从此也学会了使用权力或干脆他始终就没放弃过对女人的控制欲。
  这就是我们的社会,因为不管女作家如何在变幻手法地拼搏创造一番,但终究还是无法逃出强大的男性权力话语。这也就是说,尽管在王安忆笔下可以塑造出一个个对抗男性社会的女性形象,但她所运用的话语,叙事法则是男性的,这是因为在这个社会中,女性的话语和叙事法则连同产生它们的社会符号秩序是需要重新予以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