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

    
博士
博士
       博士(即普通博士研究生),在职博士(专业学位),荣誉博士等。 博士严格讲来是分为两类的,正在读的还没有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只能称为博士研究生;已经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员,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博士。

名称由来

  

·中国“博士”的由来

 “博士”最早是一种官名,始见于二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负责保管文献档案,编撰著述,掌通古今,传授学问,
博士
博士
培养人才。秦有七十人。汉初沿置。秩为比六百石,属奉常。汉武帝时,还设立了五经博士,博士成为专门传授儒家经学的学官。汉初,《易》《书》《诗》《礼》《春秋》每经置一博士,故称五经博士。司马迁在《史记·循吏列传》中有“公仪休者,鲁国博士也,以高等为鲁相。”
  秦朝时,博士官掌管全国古今史事以及书籍典章。到了唐朝,把对某一种职业有专门精通的人称之为“博士”,如“医学博士”、“算学博士”等。而宋朝,则对服务性行业的服务员也称为“博士”。据《封氏闻见记》“饮茶”条记载:“命奴子取钱三十文,酬煎茶博士。”
   秦始皇时代,由于独裁残暴,引发了陈胜、吴广揭竿起义,农民军攻城占府,消息传到了皇宫里,荒淫无能的秦二世胡亥召集大臣商议对策。众皆奏说,应该赶快发兵,镇压农民起义。可是唯独叔孙通这个人发现皇帝脸色不悦,于是便见风使舵低声恭维地说,皇帝英明,仁爱四方,威严可敬,那些犯上作乱者成不了什么气候,这事何必惊动皇上呢?皇帝听了叔孙通的话,更加狂妄高傲起来,把提建议的人抓起来,而对叔孙通大加奖赏,并晋升他为“博士官”。
 “博士”指获得高级学位的学术性高级人才 这句话不对啊.就算这人不是学术性的,是做生意的,有博士学位照样是博士;
茶博士
茶博士
有硕士学位的学术性高级人才,还是不叫博士。“博士”,是指获得了“博士”学位的人。
  学位体系是:学士——硕士——博士。由低到高。(如果不仅仅是学位,则顺序为:学士(本科毕业中合格者)——硕士——博士——博士后)。在美国,攻读本专业的博士后,可能会被授予PhD,直译过来为哲学博士。
  一些“博士生”(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人)也被称为博士,这是对他们恭维的称呼,其实他们还不应称作博士的。
   博士的称谓,在我国古代有几种涵义。作为官名,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徐慎《五经异义》:“战国时,齐置博士之官。”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记载:“博士,秦官,掌通古今。”如秦博士伏生学问高深,尤精《尚书》。到了汉文帝时,年逾九十,尚能口授《尚书》二十八篇。西汉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贾谊,十八岁能诵《诗》、《书》,二十岁博通诸子百家之言,被文帝召为博士。汉朝大儒董仲舒,从小勤奋读书,有“三年不窥(花)园”的美说,由于学识渊博,被景帝举为博士。
博士学位证书
博士学位证书
   秦代至汉代,博士的职责主要是掌管图书,通古今,以备顾问。秦始皇时,有博士70人。汉代博士为太常属官,官秩为六百石,员额多至十人。汉代武帝采用公孙弘建议,设五经博士,专掌经学传授。到了唐代,设置国子、太学、四门等博士。另有律学博士、书写博士、算学博士,府学、州学、县学博士之称,均为教授官,而非中央官学传授儒经学官的专称。如魏晋以后,常任用精于礼仪的人为太常博士,掌宫廷礼仪;任用通晓音律的人为太乐博士,掌宫廷祭祀享宴作乐歌舞;任用精通医术的人为术医博士、医药博士;任用精通天文、星历、卜筮之术的人为天文博士、漏刻博士、历博士、太卜博士、卜博士等,专掌天文、历法、占卜等事。
  博士的选用,西汉和东汉以前采取征拜和荐举的办法,而且有一定的标准,正像《汉书·成帝记》中所说的那样,博士须是“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的人。到了东汉,任博士还须经过考试,只有精通《易》、《书》、《孝经》、《论语》的人,方能被荐为博士。
  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一种情况,从事某种职业的人也有称为博士。孟元老《东京梦华录·饮食果子》:“凡店内卖下酒厨子,谓之茶饭量酒博士。”这种情况,多见于江浙一带。
  中国的“博士生导师”
  博士生导师应是本学科学术造诣较深的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的教学,科研人员,其学术水平在国内本学科领域内处于前列,在某些方面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有培养研究生的经验,至少培养过两届硕士研究生.能坚持正常工作,担负起实际指导博士生的责任.有协助本人指导博士生的学术队伍;培养的研究生质量较好;有课程教学经历,承担过或正在承担一定工作量的本科生或硕士生课程.
  对年轻的教授(1972年以后大学毕业)申请担任博士生导师,除具备上述条件外,一般应具有博士学位.至少要培养过一届硕士研究生或在国内外协助指导过博士生的学位论文.
  具体要求如下:
  1.从事基础性研究的教授  
     近五年来在国内外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不少于8篇(第一作者或本人指导的研究生为第一作者)或正式出版过学术专著.所发表的论文或专著曾被同行多次引用或曾获得过省,部级二等奖以上的奖励.
  目前承担有国家或部(省)级的重点科研项目或攻关项目,负责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或其他有重要价值的研究项目,在研的经费不少于3万元(个别基础研究项目不少于1.5万元).
  2.从事工程技术研究的教授
  近五年来在国内外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不少于5篇(第一作者或本人指导的研究生为第一作者),或正式出版过学术专著,或有重要的技术成果.发表的论文或专著曾被同行多次引用或曾获得过省,部级二等奖以上的奖励,获省部或国家级成果登记2项或发明专利(授权)2项.
  目前承担国家或部(省)级的重点科研项目或攻关项目,负责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或其他重要价值的研究项目,在研的经费不少于6万元.
  说明: 对于主持经费在30万元以上的重大基础性研究项目,或主持经费在60万元以上工程技术研究重大项目,或曾获国家二等奖以上项目的主要成员,上述要求可适当过宽.
  在国际一流学术刊物(如《Nature》,《Science》及列入SCI,EI的刊物)上发表的论文(第一作者或本人指导的研究生为第一作者),对其发表论文的篇数要求可酌减.
  上述指标中的著作,成果只考虑有足够证据的主要贡献者.
  1983年5月27日,我国首批博士诞生。

·西方博士

  1.西方博士学位体系
摘要  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建立硕士,博士学位制之后,各院校相继大量招录研究生。到目前为止,中国高校的研究生学位制,课程,答辩,录取系统基本建立成熟。仅仅数十年的时间,中国高校以及科研单位已经为中国,也为世界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从中国毕业的硕士生和博士生,许多已经担任重要学术领导。其中相当一部分甚至在世界一流大学和研究室从事学术研究并担任学术管理。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中国的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从体制上已经具有一定的规范和系统,但是从学术理念,教育本质,学位定义等方面还仍然有许多值得探讨的地方。
  下文讨论的有关博士学位和学术研究的概念完全是基于欧美大学的模型和西方高等教育的理念。
引言  陈丹青教授致清华大学领导的一封信中,所言大多是对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弊病的批评和对艺术领域研究生教育的看法。他对中国教育体制,研究生培养,教学大纲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陈丹青是中国艺术界十分著名的画家。他对于中国教育寄予极大热情和希望。由此,他以自己多年的海内外工作,生活经历为培养艺术人才诚恳地提出自己的看法是十分值得欣赏的。
   高等教育本身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有其独特的概念和定义。目前的中国高等教育事实上是在模仿西方的大学和学位制度。对于新型的中国高校,我们还都在摸索学习自己并不熟悉的西方教育系统。并且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
概念             现代大学是一个西方文化体系中的概念 <<大学教育的目的>>一文中清楚的阐述关于中国大学的近代历史 。为方便起见,引用这篇文章中的一段:                                                                                                       
学府
学府
 “现代大学是以Newman和Humboldt模型为基础而建立的概念。这种大学与中国古典的大学概念有本质的不同。比如,中国宋代在湖南建立的岳麓书院被称为中国最早的高等学府。但这种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与现今的西方大学概念有本质的不同。中国在20世纪初才建立了一些教会大学,如圣约翰大学和燕京大学。事实上就是某种意义上的Newman型大学。但是中国在50年代按照前苏联的模型建造了更加专业化的院校,比如农业学院,石油学院,煤矿学院等等。从而在20世纪下半叶停止了Newman型的人文大学。中国是在1980年之后才开始建立Humboldt型的研究大学。许多院校开始筹建研究生院,并设立硕士,博士制度。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在中国再没有恢复Newman型的大学教育。”
  Newman 与Humboldt 模型在某种意义上说可以是分别针对本科生与研究生教育而言。Newman时代,研究型大学还未建立。因而Newman主要是为大学本科教育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理论模型 。当代世界上西方大学本科教育都是基于Newman模型而建立的。Newman模型主要有一下几个与本文相关的主要论点。 其一是认为大学是文明社会的前提和基础。一个文明社会无法离开大学而存在。而文明社会的建立必须基于高尚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只有大学可以使得这些最基本的文明因素得以保障。所以,道德和价值的教育必须包含在大学之中。由于19世纪上叶的英国牛津大学还是某种意义上的教会学校,Newman认为:社会,个人,以及大学的价值观应该由教会来奠定。事实上,基督文明就是西方世界的价值理念。而西方的大学自然以这种价值和道德来教育学生。
  其二是关于个人的成长和个性的培养。基于以上论点,除了价值系统的建立,还必须有对个人修养和文化品味上的塑造和熏陶。这种个性的培养,不仅仅是行为上的,更应该是内在的,心理的方面的成长。Newman认为,每个大学生都应该培养成为真正的“英国绅士。” 他认为一个年轻人在未经过大学教育之前仅仅是一个不完整的人。他不懂品味,毫无风格,谈吐粗略,做派不雅,思维混乱,缺乏标准。而只有大学教育才可能赋予学生一个文明社会要求的心理素质和行为规范。大学应该不断地向社会输送教育良好,品味高雅,知识渊博的绅士。如果社会上充满了这些大学教育的绅士,那么一定是一个稳定,和谐,文明的社会。也正因为此,大学是面对整个社会而提供的一种普通教育。而并不保证向社会提供卓越的精英。
   其三是关于知识的教育和学习。他认为大学(本科) 仅仅是传授和传播已知知识而不是探讨和发现新知识的地方。那些探索与发现的活动应该在大学之外。同时他把教授与研究者分开。认为教授仅仅应该注重教学和培养学生的全面发展,包括知识和做人两个方面。那些学术研究活动与大学教育不能够混淆在一起。而对于知识的学习不仅仅局限于专业而应该十分的广泛,包括哲学,历史,艺术,拉丁文,宗教,文学,等等。只有广博的学识才可以使学生得到全面的发展。
  事实上,这种大学的理念在很大的意义上是针对古典社会的学习方式,尤其对于十分专门的技术学习。因为,在古典社会,很多专业的学习大多以小范围个人行为为多,比如师徒和家教方式。而学习仅仅注重技术本身。一个私人教师或者师傅的知识仅仅局限于特定的专业,从而无法提供其他更为广博的知识。只是到了Newman模型的大学建立之后,才开始注重学生全面的发展。今天现代大学的本科生教育就是遵循这样一个理念而建立的。比如理工科学生必须有相当一部分学时必须在人文学科。而文科的学生也需要掌握一定的科学知识。21世纪受过现代教育的人,无论什么学科都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学,科学和工程方面的知识。比如环保,卫生,健康,法律,科学,计算机等等。如果一个社会内的成员大多受过Newman大学的教育,那么这个社会才可能是文明的,发达的,进步的。
  除了知识的学习之外,大学教育还必须强调每个人“自我” 的形成。建立个性与自尊,培养独立的思考能力。对世间万物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和判断能力。这种大学教育为一个社会能够保持冷静的思维提供必要的基础。从而使得各种进步的思想在社会里得以实施。
   Humboldt模型主要针对学术研究。Humboldt在1810年创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所研究型大学:柏林大学。他的理念后来成为现代学术研究的基础和研究生院的模式。在Humboldt之前的大学研究,主要是由教会和政府控制的。而Humboldt首先提出学术独立和学术自由的概念,并在自己的柏林大学加以实施。这种理念的提出使得科学研究从教会和政府控制的大学里走出来,并且逐步形成完全独立的学术体系和学术团体。所以,Humboldt模型是今天现代研究型大学的基础,同时也为学位制度奠定了学术规范和标准。更为重要的是, Humboldt模型为“知识分子” 的形成提供了理念上和精神上的一种标志。“知识分子” 其实是一个十分现代的概念。这个概念在19世纪还没有清楚的定义。因为知识分子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独立的思维” ,所以Humboldt提出的学术独立思想就是知识分子意识的前身。在Humboldt模型提出之后,知识分子不仅以更为集中的团体形式 (大学和学术团体) 在社会上出现,更为重要的是找到了自己的精神认同:学术独立,思维自由。Humboldt 理论的另一个观点与Newman不同,那就是教学与学术的统一。这在今天的大学里十分明显地体现出来。
  中国在真正意义上建立以欧美模型为基础的现代大学仅仅有很短的历史。事实上,我们所说的现代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都是西方文化以及欧美社会的重要主成部分,有其发展,演变的历史。对于西方文化,许多概念的建立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只是在现代社会的今天才有比较清楚定义,并被学术界普遍接受。对于现代的中国人来说,我们最熟悉的名词和概念包括:科学,民主,知识分子,硕士,博士等等。这些名词和概念在清朝末年以前无论在中国语言和社会理念里都还不存在。因为大学和博士都是完整的西方概念,有其深远的历史渊源。它们在上世纪初进入中国时是十分朦胧和模糊的。即便是21世纪的今天,我们还无法断定中国社会,包括学术界已经深刻的理解和接受了这些西方的概念。
  中国文明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有自己独特的哲学理念,教育系统,和方法论。中国的哲学以老,庄,孔,孟为核心,渗透于中国的文化,社会,教育,和国家。中国古代教育的特点是以学者各立门户,在众多的弟子中传播自己的知识和理念。在艺术和技术领域多为师徒方式的传授。古典教育体系为家教和私塾与科举制度。而中国传统的方法论(Methodology) 就是易经,阴阳,经络,等等。分析中国的文化传统,我们可以发现,尤其在近代,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有明显的区别。
  西方文明有三大组成部分:希腊经典,基督文化,科学民主。希腊哲学奠定了思维的基础,基督教建立了西方文化价值的核心,科学是寻找真理的方法,而民主是社会的基本形式。其中完善的科学体系与民主政治是西方文明在近代的产物,也可以定义为西方的现代文化。它起源于17世纪的笛卡尔哲学和18世纪的英国启蒙运动。并很快波及世界,成为现代发达社会的主要特征。由于人类对科学的接受,其它文化中的思维方法显然受到排挤甚至清除。比如中医,阴阳说,风水,古天象,和八卦。即便这些具有深刻文化内涵的方法仍然在东方民间流行,但在科学领域内部,在科教系统,都不被承认。与其说是方法的争论,不如说是文化的冲突。即便在西方世界,所有科学系统强烈抵制,排斥非科学思维,比如预言说,算命说,古天象说。  
    中国自“五四”之后开始采纳西方文明中的科学理念和教育系统。比如小学,中学,大学,以至今天的研究生院。所有这些教育的理念和形式都以欧美教育模型为基础。其中包括教学大纲,学位制度,录取标准,师资培养,和校园文化。所有中国当代社会的教育体制在清末之前都不存在。因此,对于中国社会,现代教育基本上是模仿西方体制而建立的。虽然,在制度和方法上全方位的沿袭了西方,但是在理念上还存在许许多多的误解甚至错误。尤其在研究生教育,学位制和学术研究方面。这里所指的学术包括人文和艺术领域。
研究型博士学位
  对于学位制度,尤其博士学位,我们必须有清楚的认识和理解。在欧美国家,以美国为例,博士是最高的学位。但是高等教育的最高学位绝不仅仅是博士(Ph. D). 美国以及欧洲的高等学位分为两大类:一种是研究型学位(Research Degree),另外一种属于职业型学位(Professional Degree)。为了避免中英文翻译的误差,本文将直接用英文名称解释这些学位。
  研究型学位的“博士” 英文为“doctorate”. 它来自拉丁文:“doctor”. 其中有“teacher” 的意思。这个词起源于欧洲中世纪。在那个时代,“teacher” 是一个人在大学教书的证书。而我们通常讲的“ 博士” 学位英文为:“Philosophy Doctor” (Ph. D). 在英国系统里称为:“Doctor of Philosophy” (D. Phil). “Ph. D” 是现代欧美大学中在学术界任职的基本学位要求。首先,博士 (Ph. D) 是一个学术研究型的学位。它要求在学术研究领域有严谨的训练和考核。一个博士必须懂得什么是学术研究,学术规范,学术道德,学术服务。在美国系统里,博士生不仅要通过最基本的博士资格考试,修完固定的课时,平均B以上的分数,还要进行深入的学术研究并在世界学术杂志发表一定的论文。最后在博士委员会成功的答辩自己的学术论文才可能得到博士学位。在理工科,博士生一般要经过3-6年的时间才可能完成学业。
  博士(Ph. D)是以学术研究为基础的。离开了学术研究就失去的博士的意义。那么什么是学术研究呢?在现代西方高等教育中,首先必须在“科学” 的范围内从事学术活动。科学除了自然科学之外还包括人文科学,比如社会学和艺术理论。在西方现代大学里没有任何可以被承认的“非科学”的“博士,” 也没有任何“非科学” 的研究活动。于是,在讨论科学研究的课题时,必须对什么是“科学”进行一般意义上的定义。但是关于科学的定义却并不简单,它属于一个哲学的范畴。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定义“科学”为现代国际学术界认可的学术活动,并且可以在世界正式的学术杂志上发表的一切研究成果。而学术研究意指在对自然规律和社会现象的探索中创造,积累知识的活动。由于我们刻意的定义这种活动属于科学范畴,那么学术研究即是基于科学概念的基础之上,利用科学方法,进行的系统的理论与实验活动。对于“科学” 的定义,可参见本文作者的论文“科学的定义。”
职业型学位 (Professional Doctors)
  西方高等教育除了研究型学位之外还有职业型学位。这些学位是为那些具体社会职业培养高级人士的。比如医学,法律,等等。首先,这些学位是进行职业工作的基本要求,就如同博士学位必须是做教授的基本学位一样。但是培训的目的截然不同。研究型博士是为了培养研究人员的,或者是培养学者的。而职业型学位是为各行各业训练专门职业人员的。职业型学位与研究型学位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前者必须在通过统一职业执照考核之后才可以挂牌行业。比如律师和医生。而研究型学位没有这个要求。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职业的法律责任要求。比如医生的职业直接关系到人的生命,建筑师的设计决定房屋的安全。因而有严格的执照要求。
  医生和律师都是一种专业性极强的行业。而工作的目的和性质与科学研究有本质的不同。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对自然和社会现象的探索和解译,而医生必须及时地治病救人。所以研究型学位培养的是学者,而职业型学位训练的是专家。因为这些职业,比如医生和律师,并不从事任何实验和理论性的研究工作,而是在实践中解决特殊的具体问题。比如治愈疾病,诉讼法案。但是,由于中文和英文的差别,把职业型的“Doctor” 都翻译为“博士” 是不够准确的。因为中文里的“博士” 往往与学术,研究,学者这些概念联系起来。而职业型学位的培训目的和以上这些活动没有直接的关系。
艺术博士学位(DFA)
  必须指出,在高等院校的学位制里面,还有一类属于艺术型的。比如音乐系里面有为表演型的学生设置的“Master of Music Art (M. M. A). ” 还有更高级的学位,比如“Doctor of Music Art (D. M. A.).” 对于音乐理论的研究,还有 Ph. D in Music Art. 在音乐艺术里,也有表演型学位和研究型学位之分。表演型的学位,比如 MMA. 和 DMA.注重表演方面的训练。课时要求大多在表演技能方面的提高(如声乐和演奏),同时也有相应的理论课程。毕业时要求一定场次的音乐演出。但是Ph. D则没有音乐会演出的要求,而必须有论文的答辩。从中可以看出,表演类的学位主要是学生演出技能的训练,而研究型的学位与其它领域一样注重研究能力,理论分析,和学术水平。
  在绘画,设计,建筑等艺术科系里,设有十分类似的学位。作为艺术专业,Master of Fine Art (M.F.A.) 一般已经是的最高学位。因而可以满足艺术职业的要求。甚至可以在高等院校艺术专业担任教授的职位。西方大学的艺术专业一般很少设置Doctor of Fine Art (D.F.A.) (建筑学也是如此). 而且DFA往往都是名誉学位。目前美国只有少数大学设有DFA。比如耶鲁大学设置有戏剧评论的DFA。其它高等院校设置电影,视觉艺术,文学创作等专业的博士学位。如果已经拥有MFA学位的人希望在高等院校竞争相应的教职才会考虑获取DFA。一般从事艺术创作的人不会去读 Ph. D,而仅仅获取 Master of Fine Art.

我国博士生教育的现状

  首先,博士生活状态的考察。博士生,作为象牙塔最尖端的一小撮人,深受众人羡慕,他们是智慧和能力的象征,是大多数人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是国家未来科技经济发展的后备军。近日,通过对大连市五所高校在读博士生的调查,发现在经济方面,由于博士生没有工资,仅靠微薄的津贴维持生活(本次调查显示,H大学的博士生人均月津贴不到300元,达不到全国中等城市的低保水平),致使其在经济上完全处于依附地位(要么依靠家庭,要么依靠导师或他人)。一小部分人为了相对缓解经济上的压力,干脆就是一边读博士,一边给自考学院或者成人教育学院的学生讲课来赚取课时费,以供养自己,减少家庭的负担。另外,在研究过程中,在资料收集与书籍购买、研究设备购置等方面,经济因素都极大地制约着博士生的选择(本次调查显示,博士生购买书籍等发展性消费在总消费中的比例不到20%)。经济压力不可避免导致博士生不得不将主要精力放在谋求生存上,从而影响其个人长远发展规划。而且,当他们看到自己的本科同学有房子有车子有孩子的时候,心里的不平衡感更甚,尤其是全脱产女博士更是“白天愁论文,晚上愁嫁人”。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们也非常的努力,甚至比社会上做实际业务工作的拿高工资的人都还要努力几倍,为什么他们会这样的辛苦而得不到回报呢?
   有一小部分博士生,每天都在电脑旁做所谓的学术研究,据他们讲,每天十几个小时的研究工作很累,致使他们的心理压力很大,既担心生活问题,又要考虑论文科研,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都是一个严重的考验。《南都周刊》报道44岁的复旦大学博士生李开学不堪压力猝死在书桌前,引起了大家对博士生生活的关心。要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经济压力、就业问题,是压在李开学也是所有在读博士生身上的三座大山。李开学生前的每月生活费只有不到300元,读博士期间的补助比上海的低保水平还要低一半。这不禁令我们深思:连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的博士生,何以进行科研创新和完成具有创新性的博士学位论文?巨大的各方面压力使他们大部分人目前的生活单调乏味,茫然且没有方向,不知道自己今天学的这些知识是否能够在将来有用武之地。缺乏方向感,感觉比较迷茫,在整个商品经济的社会现实面前,为了生活,总是想方设法去考一些与自己所学专业互不相关的证,甚至有很多理工科的博士生去参加注册会计师的考试,他们对自己所学的专业却是“一瓶子不满,半瓶子咣当”,严重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博士生发表文章很困难,尤其是人文社科类的文章,实在难以发表。大家普遍认为,做学问搞学术就是做苦行僧,一提到论文和科研就愁眉苦脸。他们本身也不愿意整天捧着厚厚的书本,埋头于虚幻的阁楼里,建造更加虚幻的“空中楼阁”,可是现实的论文科研压力又逼着他们不得不这么做。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已经进行了30年,基本上各行各业也都是按照市场规律在运转。按照经济学原理,价格是价值的外在表现,任何一个产品的价格都集中体现了它的价值;按照人力资本理论,受教育年限越长,人力资本的投资越大,则价值也就越大,那么其外在的表现——价格也就会越高。如果将博士毕业生看做是人力资本的话,那么,博士生应该获得的价格也相应的会更高。
  其次,关于博士生的供求状况。改革开放30年,我国迅速地由研究生教育小国跨入世界研究生教育大国行列。据统计,硕士生招生数从1982年的10778人发展到2007年的360590人,年均增幅为15.07%;博士生招生数从1982年的302人发展到2007年的58002人,年均增幅23.41%,大于硕士生招生数的增幅。从1996年到2006年,11年间我国的博士研究生教育在总体规模上发展迅速,全国授予博士学位人数从5578人增加到35628人,为原来的6.39倍,年均增长率为20.4%。国务院学位办主任杨玉良在首届全国地方大学发展论坛上指出:“2006年美国培养出了5.1万名博士,中国大陆是4.9万名。到2007年,我们的博士人数超过5万人,截至2007年,我国累计被授予博士学位者达24万人,2008年培养博士人数将继续上升,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2008年4月,中国大陆获准授予学士学历的大学有700多所,美国有1000多所,但我们拥有博士授权资格的高校超过310所,美国只有253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经过刻苦学习通过全国研究生统一考试的莘莘学子,在经历了两年或者三年的继续深造之后,仍然要面对曾经暂时逃避的就业苦恼,同时也面临着更多的新问题。尤其是在经济危机的条件下,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就业问题尖锐,博士生更是降价销售,寻找一个安身立命之所。

我国博士生教育存在的问题

·1、博士生质量下降

  博士作为学历教育的“塔尖”层次,其教育水平不仅反映一国最高教育水平和科研水平,也影响着一国知识创新能力和学术水准。中国的研究生教育20多年就走完了美国100多年的路,实现了“赶美超英”的目标。对此,有学者用“大跃进”、“泡沫化”来形容,长此以往,将很难保证博士生的质量。著名学者丁东尖锐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博士点和博士生的含金量便开始下降……现在,中国博士生的整体学术水平,不但不如80年代前期的硕士生,能不能超过那时的本科生,也很难说。”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也认为:“我们现在高水平的博士生不多,导师水平不够,这很麻烦”,“有些导师没有科研项目,没有项目怎么带博士生,这不是瞎带吗?”2008年9月中国科协的一项调查,更印证了人们对博士质量的担心。该项调查显示,对一直以来都令社会不齿甚至愤怒的“学术不端行为”,分别有39%和23%的博士认为是“值得同情”和“可以原谅”的。这种“宽容”实在令普通人感到难以理解。

·2、管理方式松散

  目前,我国针对博士生的管理采用的是松散的导师带学生的管理模式,基本是学生一年时间上课,两年时间跟随导师做论文。由于课题项目不多,大部分的博士生都是在上课一年之后,就纷纷投入到找工作的大军当中,到各个公司去实习,为将来的工作做准备。更有甚者,刚考上博士就已经在外边的公司就职,只是期末参加考试就万事大吉。这种管理方式直接导致导师对博士生的指导不足。据调查,我国博士生导师数量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博士生数量的要求,使得当下我国每名博士生导师平均要带5.77名博士研究生,高于国外每名导师带2至3名学生的比例。社会科学的性质决定了学习社会科学的学生不必像理工学科那样整天泡在实验室、整天做实验,他们的工作完全是靠自己的意志力来决定的,早晨几点起床、学习几个小时、学习的中途休息多长时间等,完全由自己控制和把握,这就养成了随意性。如果从事的工作和所学的专业对口,那还可以将工作看成是对学术的补充,大部分博士生的工作只是为了养活自己,赚点小钱而已。这样不仅浪费宝贵的读书时间,而且会使得博士生的读书心态发生变化,一部分人就会脱离理论研究,转而投向不能够最大限度的发挥博士生比较优势的领域。这不仅使个人的发展受到了时间的限制,而且也浪费了国家宝贵的教育资源。

·3、博士教育经费严重不足

  目前,我国博士教育的经费主要包括生活补助、科研经费、奖学金、培训拨款、研究拨款、出国访问、教育基金等部分,但数量上严重不足。
  第一,博士生生活补助水平较低。学位制度建立之初,国家对博士生补助非常重视,博士生的补助水平相当于当时的五级工资标准,与当时生活水平、工资标准比较,相对较高。中科院教授王铮回忆说:“1989年我作为博士研究生收入是91元,这比一般人高,他们是每月78元。”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分配体制的改革,人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快速提高,而博士生资助标准变化不大,博士生补助水平与工资水平的距离逐渐拉开。据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2006年城镇居民家庭中等偏下户的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为6108.33元,而目前博士生补助水平大约为每人每年6000元,可见,博士生补助水平非常低,只能勉强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报告课题组(2006年)对博士研究生的经济收入和开支情况调查显示,大部分博士生支出高于收入,熟悉博士生生活状况的博士生导师也认为,博士生中经济困难者占有较大比例。
  第二,科研经费严重不足。我国高校博士生资助经费主要来源于国家下拨的奖学金经费(主要是普通奖学金的方式),因此,目前积极推动的以科研资助为主的资助体系的资助力度不大,资助金额有限。“一方面,由于导师科研经费数量不足,博士生从这一渠道获得的科研资助比较少;另一方面,我国研究型大学为博士生设立的助研、助教、助管岗位普遍不足,加上我国很多大学的财务制度中缺乏明确规定,或者资助标准较低。因此,尽管几乎所有博士生都参与导师的科研课题研究,但并不是都能拿到助研工资,能够从助教、助管岗位拿到稳定工资收入的博士生为数也很少。”(摘自教育部原部长周济的讲话)奖学金方面,不少高校的奖学金已经失去了其奖学功能和对学生学习的激励作用,变味为助学金,几乎人人有份。这种资助结构体系没能体现资助的初衷,也难以发挥各种资助方式的作用。
  第三,从资助结构来看,文科博士生资助状况令人担忧。通过对大连五所大学的历史、金融、社会、经济、会计五大院系全日制博士生收入调查发现,各学校基本上每月发放国家补助的350元和学校补助的240元。科研经费方面,历史系博士生的科研经费几乎没有,金融学和会计学专业学生平均每月能拿到200元左右。相比之下,理工科的科研经费要高很多,基本上每月都能拿到1000元以上的科研经费。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现行体制下不同专业的博士生经济资助水平差别较大,文科博士生的资助状况更令人担忧。
   第四,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每年都会公派一部分博士生进行出国访问,国家负担全部的费用,可是名额极其有限,只有极个别的博士生能够获得这个资格,资助可谓是微不足道了。

·4、教育科研能力不足,与实际相差甚远

  科研经费的严重不足,直接导致教育科研能力下降。理工科的科研经费要导师自己解决,这种状况导致了“教授像商人”现象的蔓延。在发达国家这种状况有所不同,教授有国家拨款的教育经费支持,如果教授能够做出成果,进行成果转化,将得到更多经费的支持。
  博士生导师一般一年带2~3名博士生,主要任务是跟其做课题。一般来说,社科类的课题项目比较少,文科类博士生几乎没有课题可做,从而无法锻炼博士生的动手能力和写作能力。全国政协委员、安徽大学副校长韦穗表示,由于科研项目数量有限,不少博士生从事的科研方向并不是学科前沿的研究工作,有的则长时间局限在一些低水平横向开发项目上。好不容易申请下来一个科研项目,由于经费的限制,相关的研究只能是闭门造车,没有实际的调研支持,导致科研成果不符合实际状况,重复建设现象严重,导师和博士生花费大量时间研究出来的成果只能束之高阁,毫无用武之地。

·5、考核指标体系不准确

  博士培养评价机制不符合教育规律,如各高校普遍存在的强制发表论文制度,除学位论文外,必须在所谓核心期刊上发表数篇论文。将论文数量作为惟一的考核指标,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大家都在凑够要求的数量,论文抄袭现象屡见不鲜,虚假论文遍地飞,粗制滥造现象严重。

博士与博士后

  博士是最高学位,就是说可以作为学生得到的最高水准(有些国家博士生也是工作职位,如德国)。博士后是博士研究生毕业后,或者取得博士学位后的一种工作或者半工作性质的经历。博士后不是学位,只是一种经历。在发达国家,也就是博士后的起源地,很多博士毕业后难以找到固定工作位置,而准备争取固定工作位置,就到想去的单位(一般是大学或者其它科研机构),从事一定的研究工作,这种经历就是博士后。在我国,在形式上更象一种博士后教育,要进博士后工作站,出站后颁发一种经历证书。你要搞清楚的是一点:包括我国在内的几乎所有国家的最高学位都是博士,博士后只是一种工作经历(尽管在我国更象一种教育,但是还是归类于工作经历)。

博士生沦为“博士工” 中国博士培养制度反思

·博士工

      中国已成“博士生产大国”,最牛导师曾同时带47名博士?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周光礼的新书——《中国博士质量调查》中的一系列数据犹如顽石入水,激起千层浪。
       大学扩招不断推进,博士生数量也跟着上升,传统的导师制向老板制转型,却又一时间显得不伦不类,怪相丛生。
       博士生与博导构成的这个江湖,犹如一面镜子,折射出当下学术和科研的诸多病态,令人深思。

·尴尬的博士

       有别于欧洲的“师徒制”,同时又与美国的“老板制”有差距,中国的博士生培养制度在现实拷问之下问题重重。
       周光礼撰写的《中国博士质量调查》,自8月24日这天面世后,即引发各界争论。
      在这个被为“国内第一份有关中国博士培养质量的调查报告”中,展现了一个错综复杂并且触目惊心的现实,当中案例包括:1名博士生导师同时带47名博士生,导师摇身变为“老板”,博士生沦为“廉价劳动力”等等。
       周光礼分析,在这个问题的背后,是一个“不伦不类”的博士生培养模式——当前,中国的“博导制”既不同于欧洲的“导师制”,也不同于北美的“老板制”。而在此模式主导之下,很多问题就出现了。
     不过,接到《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邀访的电话,任教于华中科技大学的周光礼现在不再侃侃而谈,而是迅速挂掉。

·制度异化

      2008年,中国博士学位授予数量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2009年,全国在读博士生达到24.63万人;2010年,全国博士招生计划为6.2万人。
      招收学生的依据是导师个人偏好,别人无权干涉。在博士招生规模很小、导师选拔严格的条件下,这种方式与博士培养的要求是相匹配的。但随着中国博士教育规模急剧扩大,招生腐败亦随之出现。
       在美国读博士,课程学习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每一门课程几乎都要求达到世界最前沿水平,每门课程都需要通过严格的考试。而对博士生的评估,则是由第三方的中介机构进行。也就是说,决定一名博士生能否毕业,该名博士生的导师说了不算,而是由导师指导委员会进行决定。
      但在中国,博士的课程学习几乎沦为了摆设。在这次调查中,几名博士生导师都表示,“给博士生上课是没有必要的。”有些导师甚至直言,“即使一门课都没有,我也没什么意见。学生培养计划发放下来的时候,我就非常不认真,签个字就算了。学生要上哪几门课,可以去问师兄。关键是学分够了就行了,他们上几门课我也不知道。”
      于是,学术研究便成为中国博士们最重要的学习方式。
      陈洪捷表示,导师普遍的想法是,“活是肯定要干的,因为研究训练肯定要在实践中去完成。”但是,研究项目本身的科研含量有多少,是问题的关键。
      而学生则称,“我做了很多项目,出了很多差,但是回过头来看,这和工作有什么区别啊?读博期间还做那么多横向项目,还不如出去工作。”
      横向项目一般是指来自市场的项目,多见于理工科,一般是将已有的理论成果转化到实际应用中去,因此产品直接与市场有关。在中国教育“产学研”一体化后,横向项目便成为课题组的重要经费来源。
      与横向项目相对应的是纵向项目,一般是指来自中国教育系统内部层层下达的科研任务。纵向课题多是理论研究,需要的是学术创新成果。由于中国的科研经费僧多粥少,纵向课题的经费,往往只包括购买仪器、设备、资料和差旅费,不允许用于人才培养。
       因此有学生称,在一些项目中,“有些老师自己一年拿几十万,对一个学生一两万都不愿支付。”
       于是,师生关系演变为一种类于雇佣的关系。2006年,上海某高校就曾发生过几位研究生不满导师“剥削”而集体将其“炒掉”的事件。更有甚者,有的导师让研究生帮其著书,自己却不进行任何指导或把关。学生为了表示“无声的抗议”,竟连篇累牍地抄袭别人的著作,引发官司,让导师的丑闻最终曝光???? 这些看似荒唐的现象,在赤裸裸的“员工”与“老板”的关系中是不足为怪的。
      “中国培养博士的一个传统概念就是,你的导师是谁,他就成为你唯一的指导人。他给你项目,给你钱,这就牵扯到利益关系。” 陈洪捷说。
       这样一来,博士生和导师之间,就像一个小公司中老板和员工的关系。
      一些博士生导师辩解称,他们会安排博士生做科研项目中需要思考和技术创新的部分,而那些纯粹的基础工作,则交给硕士生去做。但在实际操作中,这两种任务其实很难区分。
      为了整治招生腐败,中国高校开始更多地借鉴美国经验,实行越来越严格的量化管理。但博士培养制度依然还是过去的学徒式,这也就使得美国的老板制在中国被异化。
    《中国博士质量调查》书中说,“全国指导博士生在20人以上的导师不在少数,指导博士生最多的一位导师手头上有110多位博士生,但是,许多博士生从入学到毕业没有见过导师一面。”
       陈洪捷认为,这种情况虽然存在,但并没有上述所言如此严重。但他也指出,“这不是某个导师的问题,而是整个科研体制的问题。”

·跟导师“入伙”

       已是凌晨两点,28岁的信息工程二年级博士生金烨比白天更精神。他说,自从为导师做编程项目以来,自己不仅懂得多吃果蔬更能熬夜,还迷上了深夜的足球比赛转播。
    “世界杯凌晨直播的28场比赛我看齐了,连铁杆球迷都不理解我是怎么做到的。”这位来自广西的博士生这么说的时候,语气很平静。
       从武汉一所名校分校的研究生院“混”到工科硕士文凭后,金烨在职场面试中接连受挫,“软弱的个性”让他对自己在社会中立足这件事缺乏信心。
      而这种消极情绪的另一面,是一名研究生对波澜不惊的校园生活的迷恋。
      金烨参加考博,并选择了这所二本A类大学中仅有的三个博士点之一的信息专业,他说自己实属无奈。
    “感觉还是学校更适合自己。父母也相信我有了博士学位的话,找不到好工作至少还可以在学校里待着。”他说。
       2008年,金烨来到这座位于沿海发达城市的大学校园。当时,他所就读的信息工程专业作为博士点启动刚满两年,学科带头人具有国家级学术协会任委员身份,带领了包括金烨在内的22名在校博士生。而与此同时,该专业还与北京、上海、武汉的大学联合吸纳了另外40余名博士生。
       在金烨就读之前,这个专业十年间共有100多名硕士和4名博士后毕业,出路多为属地企业。
       入读前,金烨就考虑到了由于这所院校并非教育部直属的重点大学,缺乏申请国家科技项目的实力。在学院的亲眼所见也证明,导师每年申请到的国家公开项目还不到十个,且名目都是与重大项目相距甚远的“边角料”。
       不过即便如此,金烨还是发现导师开的是两辆车,其中一辆还是进口车。
       事实上,尽管国家级项目为数不多,但身处在这座电子工业较为发达的城市,信息工程专业可以参与的商业项目却层出不穷。规模大到国有企业的研发项目,小到私人公司的程序系统开发。导师可以借着博士点的名义,把程序卖给公司,差价可以一般都可以达到几十万。“导师自己也不遮掩,总是热情地和我们讨论项目。”
       于是,作为导师的博士生,金烨责无旁贷地入伙了。
       为导师做商业项目的“补贴”开始超过国家和大学对博士生每月不到1000元的补贴。工作的种类繁多,其中大型的就分给多个人做,小型的就让一个博士生带着能干的硕士生一起做,“分成”后的导师补贴从几百元到几千元。
       刚入学的时候,金烨和高年级博士生一起为一家物流公司做大型编程。由于时间很紧,几个年轻人几乎是在每天只休息两三个小时的情况下连续工作一星期才完成的。交工当天,他们为了庆祝,从宿舍叫了比萨外卖。没等比萨送到,导师的电话就到了,要求他们立即回实验室修改一处明显的运算错误。
       在金烨的眼中,博士生涯的前两年就是一个项目接一个项目,高度的重复性劳动让他觉得自己成了一名高级技术人员,而没有任何学术成就可言。学生与导师、学生与学生之间似乎存在一种无言的默契,只不过谁都不想说明白。
    “导师很忙,我们也很忙,这样的环境下没有人还会考虑什么学术问题了。学术根本不成气候。”金烨平静地说。
       包括金烨在内,这20多名信息工程博士也不必担忧论文。因为依照前辈经验,只要从读博期间做项目的过程中任选一点并略加论述,博士论文的通过和导师组织的论文答辩都不会阻碍他们毕业。甚至在“两篇权威、一篇核心”的论文发表上,也只是疏通关系的问题。
       2009年《文汇报》的报道中说,复旦大学,哲学博士王明的“菩萨心肠”几乎闻名于整个校园,每到晚上,他都会拿着猫粮给学校周边的流浪猫喂食,数年风雨无阻。王明有一次坦率地说,猫只不过是他转移压力的一个道具,“如果生活中没有猫,这几年一个人做学问,我可能会做疯掉。”
    “博士生其实在地位上是被动的。我也听说过好导师,也相信一定有好导师,但一切都取决于博士生身边的环境了。”金烨说。

·被动的地位

      博士生的生活,大多和金烨类似,他们被动地沦为各种项目的“技术工人”。
      在一座西南重镇的非重点理工类院校,贾超的博士生涯进入第四年。在这位冶金专业的博士生眼中,导师总能拿到千万元规模的重大项目,几乎像是一位“老板”。
       这位“很喜欢在实验室待着,做实验、想问题”的男生,因为当年英语的“挂”科而从北方调剂到了这所自己并非满意的学校。为了能继续留在实验室里,他接受了这所学校当年的鼓励——硕博连读。 因为“那个时候调剂的都是自费,我如果选择读研,三年学费需要交2万。学校为了鼓励硕博的,给的条件是,如果选择继续深造,免去学费1万,另外从研二可以拿到公费的补助,住宿连续免费。”“考虑到家庭条件很差,而且自己很喜欢科研,于是就选择了在这所大学继续读博士。”
       之后,贾超的生活是,每天早晨8点多到实验室,晚上12点多回宿舍,周而复始,有时两三个月都不出校门。
     “不过说来惭愧,一直都没有什么科研成果发表。”这位年轻人说。“读博还是挺难的。我曾经想过放弃,主要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没有钱,又没有生活,就失去那种迎难而上的信心了。但在最困难的时刻,我心里的念头就一个:既然已经选择了,就不应该放弃。于是我坚持到了现在。”
       在做实验的同时,贾超还得帮导师带硕士,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导师的硕士很多都是我带出来的,包括实验设计什么的。”
       除了日复一日拼命地实验和帮导师带好师弟师妹们外,贾超比很多同学多了一项事情,就是兼职做家教和代课。
      来自农村的他,每月生活费除了那不变的258元国家补助和导师给的不到300元的补贴外,别无其他。而学校食堂的菜却是一涨再涨,“以前研一的时候最便宜的菜是4毛或者6毛,现在是一块二 .”
      然而,今年老板不让出去做兼职了,实验室又太忙,没有精力,就放弃了兼职。所以,“这学期我有的一点点积蓄,都是上学期瞒着导师做家教和助教的。”
      和自己的导师相比,副校长的项目更让人“羡慕”。 “其实他人穿着非常朴素,也不开车。但他拿到的科研经费相当多,一般都是几千万规模的课题,和冶金相关,因为冶金是我们学校的王牌。”
       由于副校长揽入怀中的课题涉及面很广。“如果是能源的项目,他就从化工学院找研究生一起做。如果是生物冶金的项目,那就得从生物科学院找人。 所以,他的学生几乎是遍及学校每个学院的,算下来60个学生也很正常。”在他的实验室里负责的也不止他一个人,还有他的几名助手,都是他培养出来的博士。 “他的学生都是批量生产的。每次带出去活动,都得包好几辆大巴。”
       在北京一所重点大学就读环境专业的博士生王音说,目前急功近利的学术体系催生了“项目型”导师和“项目型”博士群体的壮大。尽管在重点大学,对导师和研究生从事商业项目的管理比一般院校严格得多,然而单是国家项目的压力就足以将博士生的研究冲动抹杀。处在生态链最底层的博士研究生其实无力改变什么,只能坐等学术环境的改善。
       王音告诉记者,国家的重大项目多到这所大学的导师都应付不来,他们没时间也没精力外面兼职做项目。导师拿到的项目都上报学院,之后学院从项目中提成其中8%,而项目组所用学校的资源和学生都全部免费,并且还给项目组成员发工资。
    “导师也没必要外面偷偷接项目和在外面租办公室。他们要想晋升或申请到更大的项目,也要凭此前上报的项目成果。”他告诉记者。
        方中明是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专业的博士生。在他眼中,由于科研机构跟高校的不同,学生的角色也会弱化很多。“很多时候自己就是职工。”他说。
    “学术创新需要一个好的环境 ,老师有科研任务,课题必须结题、要发表文章,因此肯定要走‘短、平、快’的路线,不容得自由探索,不然课题组就得解散。”他说。“创新是需要时间的。国内目前的环境下,研究生或科学家都是以谋生为目的的。”
       一名在北京重点大学硕博连读的研究生告诉记者,由于就业压力大,为了能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他和很多人一样,主要为了学位证书坚持 .“我们的研究生生活补助不高,很多硕士的生活都有问题,还谈什么学术兴趣呢。”他说。
       学术创新遇到的瓶颈在文科类研究生中更为普遍。众多在职博士生拥挤在同一位导师的门槛下,学术的碰撞在现实条件下无法形成。不少在职博士生常常延期毕业,但可能在找到工作之后不再继续学业,于是从开始到最后,导师与学生甚至未能有几面之缘。

·博导关系学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博士质量调查》一书列举了中国博士培养过程中一系列问题,例如博士生成为博导的廉价劳动力,把博导当老板。你当博士和博导,有类似经历吗?
       张涛:我是1988年公派留学,在日本东北大学金属材料研究所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1993年获得工学博士学位后,在这家研究所担任助手。日本是部门制,由部门培养博士生。部门组成一般是一个教授,下面有副教授,有几名助手,这样一个单元。带我的博导非常敬业,每天早7点就来研究所,晚10点才下班。博导常跟我说要我不要拘泥于自己所学的知识,还要多涉足其他领域的知识,这样创新能力才能得到加强。日本的博导一般都是身教重于言教,靠自身的行为为博士生做榜样。我也是受到这种影响。2003年我回国后担任博导。
       郭世佑:我可能和一般博导不同,我是读的在职博士,拿到博士学位,后来成为博导。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博导与博士生的关系如何?与你当博士那会儿相比呢?
       张涛:现在博士生和博导的关系可能不如我们那会儿密切,我带博士生时,有时首先给他们上情感课,教他们什么是爱,什么是沟通。因为我觉得情感对人影响很大,情商影响不亚于智商,这是一个博士最基本素质的准备。现在学生情感经常出现问题,毕竟在社会转型期,成年人心理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带的博士生不多,目前是8个,刚入学我对每个人都公平对待,就是奔着学者的目标去培养,但是过一段你就能看出,有的人是想将来做学问的,有的就是来混文凭的,所以我就采用不同的方法,每个学生要求不一样,学生里有占20%要做学问就不错了,对做学问的学生我是按照真正博士生的要求去培养。对于想仅仅想拿个文凭的,我就尽量帮助他毕业。
       郭世佑:我读博时主要靠自学,博导对我辅导的不多,但是我受著名史家林增平教授影响很大,我本科是在湖南师范大学,身为副校长的林增平教授特别关心学生,那时电话很少,打电话很困难,林教授家里有电话,有时我们学生打电话,敲门就进去,林教授从来不阻拦。学生去林教授家,他总是耐心地答疑解惑,我那时的论文他都帮我认真修改。博导与学生关系现在不如以前,现在有的学生用你的时候找你,不用你的时候,有时博导生病了他连句问候都没有。有一次,我有个学生写论文需要用到日本的资料,我要找日本的一位著名历史教授去申请,但是这位博士生平时连封信都写不好,而日本这位老教授的汉文基础非常好。所以为了避免闹出不必要的麻烦,我得亲自帮学生写申请信。最后我还被其他学生埋怨,觉得我不该管闲事。我感觉现在一些学生情商在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