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

阮籍
阮籍
  阮籍(210~263),字嗣宗。中国三国魏诗人、作家、思想家、隐士 ,诗人。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思想上崇奉老庄,政治上则采取谦退冲虚、谨慎避祸的态度。与嵇康、刘伶等7人为友,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称竹林七贤。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其中以《咏怀》八十二首最为著名。代表作品有《大人先生歌》、《咏怀八十二首》、《采薪者歌》 。他 大力创作五言诗、玄学 。

人物简介

  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他的《咏怀》82首是十分有名的抒情组诗。其中有些诗反映了诗人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在种种醉态、狂态掩盖下的内心的无限孤独寂寞、痛苦忧愤。有些诗表现了诗人害怕政治风险,希冀避世远祸的思想面貌;有些诗借古讽今,寄托了对时政的抨击或感慨,表现了诗人对国事的关切;还有些诗嘲讽了矫揉造作的虚伪的礼法之士。总的来说,阮籍的《 咏怀 》诗以“忧思独伤心”为主要 基调 ,具有强烈的抒情色彩。在艺术上多采用比兴、寄托、象征等手法,因而形成了一种“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诗风。
  除诗歌之外,阮籍还长于辞赋和散文。今存赋6篇,其中述志类有《清思赋》、《首阳山赋》,表现了作者超凡绝尘清虚自守的精神境界;咏物类有《鸠赋》、《猕猴赋》,借咏物抒发了自己的惧祸心情,讽刺了虚伪的“礼法之士”。另存散文9篇,其中最长最有代表性的是《大人先生传》。文章借着给“大人先生”立传的机会,激烈地抨击了统治阶级的“礼法”制度,宣泄了内心的积郁,寄托了自己不与物交、神游自得的意趣。
  《隋书·经籍志》著录阮籍集13卷,已佚。明代张溥辑《阮步兵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近人黄节有《阮步兵咏怀诗注》。 

生平

  阮籍的父亲阮瑀曾任曹魏丞相,为“建安七子”之一。阮籍崇尚道家,他本人以潇洒和不拘礼节而出名。他常常待在家里读书,数月不出,或者出游,数月不归。此外他嗜酒成性,往往大醉。为了避祸,阮籍做人非常小心,曹爽召他为参军,但他称病拒绝。后来曹爽被杀,司马懿召他为从事中郎,封关内侯。司马懿死后司马师继续用他为从事中郎。
  后来司马昭想让阮籍的女儿作为司马炎的王妃,阮籍为了避免这场婚事,醉六十天,别人无法与他说话,最后司马昭取消了这个打算。司马昭派钟会问阮籍对世事的看法,以此来试探他,但阮籍总是大醉,无法发表任何看法。司马昭想进为晋王,但假意推脱,他的士僚们就让阮籍写一篇《劝进文》,阮籍不愿,又采取了喝酒大醉的手段来推脱,但最后被逼迫得实在没有办法,就写了一篇《劝进文》,文辞清壮,卓有时誉。因此,即使他冲撞了其他官僚,也会受到司马昭的保护。
  政治经历
  阮籍在政治上本有济世之志,曾登广武城,观楚、汉古战场,慨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当时明帝曹叡已亡,由曹爽、司马懿夹辅曹芳,二人明争暗斗,政局十分险恶。曹爽曾召阮籍为参军,他托病辞官归里。正始十年(249),曹爽被司马懿所杀,司马氏独专朝政。司马氏杀戮异己,被株连者很多。阮籍本来在政治上倾向于曹魏皇室,对司马氏集团怀有不满,但同时又感到世事已不可为,于是他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或者闭门读书,或者登山临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缄口不言。不过在有些情况下,阮籍迫于司马氏的淫威,也不得不应酬敷衍。他接受司马氏授予的官职,先后做过司马氏父子三人的从事中郎,当过散骑常侍、步兵校尉等,因此后人称之为“阮步兵”。他还被迫为司马昭自封晋公、备九锡写过“劝进文”。因此,司马氏对他采取容忍态度,对他放浪佯狂、违背礼法的各种行为不太过刁难,最后得以终其天年。 

思想

  阮籍著有《大人先生传》、《达庄论》、《通易论》等文章,全力批判儒学的虚伪,而将思想归于老庄。因为在那个政治黑暗的年代,即使曾经有积极的济世思想,(《晋书》阮籍传:‘籍本有济世志……’),但面对同辈士人的被诛,对于现实的希望破灭,自然会趋于消极的避世思想。阮籍这些充满老庄思想的文章,对当时的玄学运动,产生了一定规模的影响力。 

个人作品

  
  
  阮籍作品今存赋 6篇、散文较完整的9篇、诗90余首。阮籍的诗歌代表了他的主要文学成就。其主要作品就是五言《咏怀诗》82首。阮籍著作,《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13卷。原集已佚。不过他的作品散失的并不多,以诗歌为例,《晋书·阮籍传》说他“作《咏怀诗》八十余篇”,看来全部流传了下来。明代曾出现多种辑本,张溥辑《阮步兵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整理出版了《阮籍集》。注本有近人黄节的《阮步兵咏怀诗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
  《大人先生传》是阮籍今存最长的作品,4000余字。据《晋书·阮籍传》载,这篇作品作于阮籍游苏门山见仙人孙登之后。所谓"大人"即仙人,用司马相如《大人赋》意。文体与他的论说文近似,也采取辩难的方式展开,不过主人公已不是"阮先生",而是改为"与自然齐光"、"变化神微"的"大人先生"了。文章一方面阐发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旨趣,一方面也对世俗庸人作了讥讽,特别是在第一段与"君子"的对话中,其思想锋芒之锐利,是阮籍著作中仅见的。从艺术上看,此文也是阮籍散文中最出色的。特别是"虱处□中"这一寓言故事,形象生动,寓理深刻,显然是受了《庄子》文风的影响。在这段故事之末,作者写道:"汝君子之处区之内,亦何异夫虱之处□之中乎!"强烈表达了对"礼法君子"的憎恶。在语言运用上,此文音节整齐,而且基本都用韵,时见对偶文句,有的地方铺排较多,接近于赋的风格。
  阮籍的诗歌代表了他的主要文学成就。其主要作品就是五言《咏怀诗》82首。此外还有四言《咏怀诗》,今存13首。这些诗的具体写作时间及背景已难确考,一般认为它们不是一时之作,而是包括了平生不同时期的作品,总题为"咏怀"。《咏怀诗》全都是抒情述怀作品。由于阮籍生活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加上他独特的性格和处世态度,使他的诗歌面貌很有个人特色。《文选》李善注引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指出了它在内容上以感叹身世为主,也包含着讥刺时事的成分,在表现方式上则曲折隐晦。
  《咏怀诗》中的身世之感,可分两个方面。一是自述生平经历及理想志向,一是表现惧祸忧生心情。这两方面有时分写,有时合说,并无定规。主要写生平经历志向的,如第 5首叙述"平生少年时"放志游乐情形,以及事后自悔岁月蹉跎的苦恼。第15首述"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曾以颜回、闵子骞自期,但后来则又自己觉得荣名皆空、万念俱灰。又如第29首述"昔余游大梁"情状,第61首述自己"少年学击剑"等事,都可归入此类。此外,某些篇章主要是写诗人求仙及隐逸思想的,如第81首"昔有神仙者"、第74首"猗□上世士",略同于游仙诗或招隐诗,反映了阮籍要坚持志节、不想同流合污的内心愿望,表现了他对解脱矛盾苦闷途径的寻求,基本上也可算在这一类里。主要写惧祸忧生心情的,如第1首,述诗人彻夜不寐,对着清风、明月起坐弹琴,耳中传来孤鸿悲鸣,不禁使他"忧思独伤心"。第3首"嘉树下成蹊"就比较明白地说出了在秋冬万物凋零时节中"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的沉重心情。此外如第11首"湛湛长江水"、第47首"生命辰安在"、第71首"木槿荣丘墓"等,都有较明显的忧生情绪。在诗歌中嗟叹人生不永,《古诗》和建安诗歌中就有不少。谢灵运就曾说曹植"颇有忧生之嗟"(《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阮籍父亲阮瑀也好作这一类诗。不过到阮籍的时代,政治形势更为险恶,他结合着自己的身世,不论在思想深度和表现技巧上又都有所发展。
  "讥刺时事",是阮籍诗中相当"隐避"因而颇难坐实的内容。前人曾在这方面下过很多勾稽考索的功夫,所说纷纭而大部分还难作定论。只有少部分篇章,能够体味出确有涉于时事,或者蕴含着对某种事实的看法。如第31首"驾言发魏都",是写战国时梁惠王耽乐而军败身亡事的,陈沆以为此"借古以寓今也。明帝末路,歌舞荒淫,而不求贤讲武,……不亡于敌国,则亡于权□,岂非百世殷鉴哉!"(《诗比兴笺》)其说近是。不过诗篇所暴露的,恐不止是明帝末年,还应包括整个魏末时期。又如第67首"洪生资制度",是写"洪生"即鸿儒的,诗中说他们凭借着礼乐制度和次序纪纲,摆出道貌岸然姿态,但他们的言论行为,都是虚伪的,末二句说"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表示了诗人对这些"礼法之士"的批判态度。

风格比较

    
  阮籍与嵇康为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但不同于嵇康的情感外放、激烈的反社会性,甚至在遭遇白色恐怖面临杀身之祸时,还不愿意向现实低头。阮籍虽然有很多不容于世俗的行为表现,例如“青白眼”、“大醉六十日”等,但个性谨慎的他,懂得明哲保身的道理。他虽然连续在司马氏父子手下作官,但那并非出于他本愿,而是明哲保身的方法。正因为这样,阮籍的内心比任何人都矛盾,对现实的不满和隐忍,也让他比任何人都痛苦,表现在诗歌上,也就形成强烈的神秘性,在文字与文字的矛盾间隐晦的意象,是他的诗歌最大特色。《文心雕龙》评曰:‘嵇志清峻,阮旨遥深’,阮籍可以说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位写晦涩诗的诗人。 

评论

  《文心雕龙》:“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惟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说明了阮籍和嵇康是为正始文学的两位代表性诗人。
  钟嵘《诗品》置阮籍诗于上品,评曰:“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颇多感慨之词。厥旨渊放,归趣难求。”其中“厥旨渊放,归趣难求”说明了阮籍的诗充满了象征性、隐蔽性,难以了解其内在思想。
  清·沈德潜:“看来诸咏非一时之作,因情触景,随兴寓言。有说破者,有不说破者。忽哀忽乐,俶诡不羁。” 

挂名秘书阮籍

  阮籍是三国时魏国的名士,一位有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是“竹林七贤”之一。他同时也是我国古代的一个秘书工作者。
  
  
  阮籍先是在魏国元老重臣太尉蒋济的幕府中任尚书郎,后来曹爽辅政,又召阮籍为参军。曹爽被诛后,大权在握的司马懿任命阮籍为从事中郎。司马懿死后,他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辅政,他们也都先后任命阮籍为从事中郎。尚书郎、参军,从事中郎都是幕府的属官,职责是掌谋画和文翰,换成现代的说法,就是从事参谋文字工作。
  需要说明的是,阮籍虽然先后任过蒋济、曹爽、司马懿、司马师和司马昭的秘书,但这一职务多半是挂名的,实际上他是不大做具体的秘书工作的,甚至连文书也很少起草。他不过是挂个名,领一份俸禄,以解决生计问题。任用他的人也只是图个虚名,表明他们爱才惜才用才,以笼络人心,也并不指望阮籍做具体的事务性工作。因此,阮籍这个挂名秘书,还是照样读他的书,写他的文章,做他的名士。
  不做事,却可以拿到一份优厚的俸禄,这看起来是件美事,实际上却没有那么美妙。魏晋之际,天下多故,那些当权人物,为了争取民心,取得朝臣的支持,纷纷拉拢名士以壮声威。但他们一失势,名士也就跟着倒霉。“名士少有全者”,就是那个时代名士的普遍遭遇。阮籍的名声很高,自然成了各方拉拢的重点对象。为了争得名士的支持,权臣们威胁利诱,软硬兼施,什么手段都可以用上。所以说,阮籍的这些秘书职务,大都是在迫不得已、推辞不掉的情况下担任的。
  正因为阮籍不情愿担任这些职务,所以一旦有适当的理由,他便推辞不干。他从蒋济、曹爽的幕府中脱身出来,都是以病作借口的。他离开曹爽一年多后,曹爽便在权力角逐中被司马懿杀掉了,同时被杀的曹爽集团成员及家属也有不少。阮籍如果没有及早脱身,这回自然也难免杀身之祸。他何尝不想从司马氏身边离开呢?只是一时找不到恰当的理由罢了。
  但后来他终于寻思到了一个理由,而且一经向司马昭提出,便顺顺当当地得到批准。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年,阮籍听说步兵校尉兵营的伙夫善于酿酒,而且那里存有三百斛正宗好酒,于是灵机一动,何不借喝酒的名义,辞掉从事中郎这个僚属职务,去担任那个有职无权的步兵校尉呢?这虽然没有完全脱离司马氏集团,但和他们的关系毕竟拉开了一段距离。报告打上去后,他果真如愿以偿。
  为了喝酒而要求调动工作,这本来不成其为理由,司马昭为什么偏偏同意了阮籍的这个要求呢?这是事出有因的。原来竹林名士个个饮酒,而阮籍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酒仙。史书上说:“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因酣醉获免。”这虽然是阮籍借醉酒以摆脱别人的纠缠来保全自己,但也说明他对酒的嗜好确实非同一般。以这个借口辞去司马昭的秘书职务,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严格地说,在南北朝以前,像参军这类僚属职务,虽然地位显赫,身处权力中心,其实并非官名,而步兵校尉却实实在在是个官名。它是汉武帝设置的京师屯兵八校之一,职掌上林苑门屯兵。一直到晋朝,都沿袭设置此官。按理说,这是一个武官,然而从此官开始设置起,就不必为武人,可见这也是一个有职无权的挂名职务。此官虽然也属挂名性质,但因为它确实是个官名,所以现在的一些辞书,在“阮籍”这一条里,就只提他“曾为步兵校尉”,而对他的秘书职务,却一字无涉。这大概也算是官本位思想的一种表现吧。
  有趣的是,阮籍先后任过五个人的私人秘书,史书上却没有记载他做了什么秘书份内的事情,倒是在他辞掉秘书工作,去担任步兵校尉之后,却实实在在写了一篇公文。这件事发生在公元258年,也就是“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魏国差不多要完蛋的时候。
  这一年,魏国的傀儡皇帝曹髦下令,要为司马昭加九锡。所谓九锡,就是古代帝王赐给有大功或有权势的诸侯大臣的九种物品。后世权臣篡位之前,辄先加九锡。因此,加九锡也可说是皇帝移位的预演。本来,曹髦要加司马昭九锡,就加九锡好了,但司马昭却装腔作势地再三谦让,而那些公卿大臣们见溜须拍马、大献殷勤的机会到了,便苦劝司马昭接受九锡,并且公推阮籍撰写劝进文章。这可为难了阮籍:写吧,有为司马氏吹喇叭抬轿子之嫌,自然要毁坏自己的名士地位和声誉,这是他所不情愿的;不写吧,又要得罪司马昭。司马昭这个人心狠手毒,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因此阮籍不能不考虑自己的脑袋搬家问题。那些溜须拍马的公卿大臣公推阮籍起草这份劝进表,自然是考虑他名声高,影响大,哪晓得阮籍虽然身不由己倒向了司马氏,但内心里,他对司马氏的政治野心一直是不满的,何况他本来就不是惯于阿谀奉迎的小人,要他写劝进表,真使他伤透了脑筋。
  迫于司马昭的淫威,他不能正面拒绝这件事。他于是故伎重演,像以前拒绝司马昭为儿子司马炎提亲和对付钟会“引蛇出洞”的阴谋诡计那样,天天酗酒,企图再次借醉酒来摆脱纠缠保全自己。但这回无论如何摆脱不了了,因为人家已经逼上门来取稿。无奈,阮籍只好在醉意朦胧中,伏在几案上完成了这篇劝进表。据说,这篇醉后草成的劝进文,竟是一篇文笔清丽、气势雄壮的好文章。这一年阮籍四十九岁,再过五年,也就是公元263年,五十四岁的阮籍便逝世了。阮籍死后第二年,司马昭称晋王。公元265年,司马昭来不及做皇帝就死了,把皇帝的宝座让给了他的儿子司马炎。因此,晋真正取代魏,是在公元265年。但在不少著作和文章里,或称阮籍是魏末晋初人,或干脆称阮籍是晋朝人,这是不确切的。在《晋书》里,有《阮籍传》,这是事实,但阮籍毕竟不是晋朝人,这也是确定无疑的。
  像阮籍这种挂名秘书,历史上尚有不少。只有在动乱的封建社会才会产生这种人物,可以说这是那个时代的特殊产物。从中我们可以知道,在我国古代秘书队伍中,还有像阮籍这样的挂名秘书;同时我们也可以了解,封建制度对人才的摧残是多么残酷无情!  

阮籍对后世的影响

  五言诗
  阮籍是建安以来第一个全力创作五言诗的人,其《咏怀诗》把八十二首五言诗连在一起,编成一部庞大的组诗,并塑造了一个悲愤诗人的艺术形象,这本身就是一个极有意义的创举,一  个显著的成就,在五言诗的发展史上奠定了基础,开创了新的境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后世作家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晋左思、张载、陶潜(《饮酒》),南北朝刘宋的鲍照,北周的瘐信,唐陈子昂(《感遇》),李白(《古风》)等人诗篇都是以抒情言志,广泛涉及现实生活,具有深厚思想内容的五言长诗,无不是对阮籍《咏怀诗》的继承和发展。
  阮籍的《咏怀诗》或隐晦寓意,或直抒心迹,表现了诗人深沉的人生悲哀,充满浓郁的哀伤情调和生命意识,无不给人以“陶性灵,发幽思”的人生启悟。阮籍的诗形象得展现了魏晋之际一代知识分子痛苦、抗争、苦闷、绝望的心路历程,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和认识价值。对五言诗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创造了抒情组诗的阮籍的《咏怀诗》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美学情调出现在中国诗坛上,当时就引起了强烈反响。阮籍之后,诗人争先仿效其作,影响极为深广。后人给予“忧时悯乱,兴寄无端,而骏放之致,沉挚之词,诚足以睥睨八荒,牢笼万有”的极高评价,是当之无愧的新形式,开后代左思《咏史》组诗,陶渊明《饮酒》组诗的先河。
  对曹雪芹的影响
  研究阮籍其人、其诗,难免让人想到《红楼梦》——阮籍的狷狂痴态、朦胧的诗篇、如履薄冰的处境以及对心理平衡的艰难追求等,都可以在《红楼梦》中找到影子。这难道仅仅是偶然现象吗  ?其实,若论阮籍与《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之间的联系,也并非毫无缘由。
  首先,曹雪芹倾慕阮籍。曹雪芹字“梦阮”(另说号“梦阮”),这“阮”应指阮籍。周汝昌先生曾指出:“‘梦阮’之一别号的背后可能暗示着曹雪芹对阮籍的梦想是并非泛泛的。”(《曹雪芹小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这里提出了很有价值的可能性。另外,曹雪芹的好友敦诚“步兵白眼向人斜”(《赠曹雪芹》)的诗句,用阮籍(世称阮步兵)青白眼的轶事来称赞曹雪芹不肯随波逐流的傲世态度。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友人的赠诗揭示了曹雪芹与阮籍相似的才情和心境。
  其次,曹氏与阮氏在历史上有亲缘关系。曹雪芹曾被比做魏武之子孙,敦诚曾写道:“少陵昔赠曹将军,曾曰魏武之子孙。君又无乃将军后,于今环堵蓬蒿屯。……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破篱樊。……”(《寄怀曹雪芹》)诗中“奇气”的评价颇为传神,建安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钟嵘《诗品》),到了《红楼梦》,的确体现出“文采风流今尚存”(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了。汉魏之际,曹氏与阮氏关系密切,阮籍之父阮瑀是曹氏父子身边的文官,父死之后,阮籍仍受曹氏的关怀。当然,曹雪芹“梦阮”不仅因为某种亲缘关系,更重要的还在于阮籍是他心灵的知者、行为的楷模。
  对《红楼梦》的影响
  此外,《红楼梦》的朦胧意境与阮籍的《咏怀》诗很相似。阮籍的诗朦胧曲折,仅“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两句,就有三种以上的解释,至今难以定论。《红楼梦》书中也曾提到阮诗,黛玉教导香菱学诗时说:“你若真心要学,我这里有《王摩诘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读一百首,细心揣摩透了然后再读一二百首老杜的七言律,次再李青莲的七言绝句读一二百首,肚子里先有了这三个人作了底子,然后再把陶渊明、应玚、谢、阮、庾、鲍等人的一看。”这里谈到了“阮”,足见作者对阮籍的重视。不过,这段话还隐含了一个问题:中国诗史上,从魏晋南北朝到唐代,从诗佛、诗圣、诗仙、陶、谢、瘐、鲍、阮籍、嵇康,再上溯到建安时代,便数三曹七子了。而《红楼梦》中只提了一个在当时年辈较小、存诗较少的应玚来代表建安作家,对才高八斗的子建、开一代文风的曹操和首倡“诗赋欲丽”的曹丕都故意避讳,恐怕是弦外有音的。“邺下才人应有恨,山阳残笛不堪闻。”从敦诚《挽曹雪芹》的诗句中可见,曹雪芹不仅世袭了建安曹氏的风骨,也承继了正始诗人含蓄曲折的风格。书中象这样闪烁其辞者不计其数,“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与其说《红楼梦》在写作上颇具匠心,不如说它象阮籍扑朔迷离的《咏怀》诗一样煞费苦心。
  阮籍与曹雪芹之间的诸多联系,增强了笔者比较研究的好奇心和自信心。下面将通过四个相似点具体分析阮籍对《红楼梦》的影响。
  (一) 时人多谓痴阮籍与《红楼梦》中的宝玉形象都有“痴”的特征。
  《晋书·阮籍传》:“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时人多谓之痴。”《红楼梦》的篇头诗即是“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而描绘宝玉的《西江月》词云:“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曹雪芹“痴”的自述以及对宝玉“似傻如狂”形象的塑造,都与阮籍的“时人多谓痴”酷似,不仅形似,而且神似。相似点是他们的“痴”都由于和“时人”不同。
  阮籍和《红楼梦》中的宝玉都曾经被统治者所重视——阮籍受过当时持掌朝廷大权的司马昭的关心和庇护,司马氏甚至用联姻来拉拢他。(参见《晋书·阮籍传》和《晋书·何曾传》)宝玉也深得贾府至尊贾母的宠爱,其实,贾政对他的严厉也是一种望子成龙的爱。然而,得到当权者关爱的前提是他们必须顺服。正因为他们不安于头上那片庇荫,他们才成了“多余人”。不是现实社会要抛弃他们,是他们在摒弃黑暗社会。他们都很孤独,但那是一种走在时代前列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孤独。大凡历史先行者每每以痴狂的反常形态为当时世俗所不容,阮籍与《红楼梦》中的宝玉即是两个典例。
  阮籍的放达形象常被视为魏晋风度的化身,他曾创造过一醉六十天不醒的醉酒记录,然而他的神志却始终是清醒的。正始时期,由于阮籍的影响,阮氏家族以清谈闻名。阮籍之侄阮咸因放达也被列入竹林七贤,阮籍的儿子阮浑也想效仿,却遭到了阮籍的反对。他之所以阻止儿子放浪纵恣,“盖以浑(阮浑)未识己之所以为达了。”(戴逵《竹林七贤论》)他担心儿子只知其表不解其里,自己的狷狂中蕴含着老庄玄学的思想积淀,埋藏着愁肠百转的世事忧苦,其精神实质是难以效仿的。险恶的现实迫使他不得不将灵与肉分开,形醉而神不醉。(见拙作《阮籍现象的文化意蕴》,《求是学刊》1996年3期)《红楼梦》中的宝玉形象,从行为到精神几乎也构成了魏晋风度,透过他与阮籍的相似点,我们不难体会出宝玉“似傻如狂”的疾呆外表下面所蕴藏的深邃思想。
  如果进一步从同中求异,相比之下,贾宝玉对“古今仕途经济道路的否定”(张锦池《究竟是回归,还是叛逆——〈红楼梦〉与〈儒林外史〉社会观念的比较研究》,《红楼梦学刊》1996年2期)比阮籍单纯的对曹魏政权的失望、对司马氏统治的反抗,意义更为深刻。阮籍否定的是个别的(魏晋之交)黑暗年代之下的入仕之路,而《红楼梦》是对所有封建仕途经济道路的否定。所以后者的痴、狂在阮籍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更富有精神价值了。
  (二)谁云玉石同?
  阮籍《咏怀》第五十四首:“谁云玉石同?泪下不可禁。”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楚辞九章曰:‘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夫惟党人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王逸注曰:‘贤愚杂厕。’”阮籍在此倾诉了对贤、愚不分的现实的不满。也可曲折地理解为玉石纵殊,同于灰烬的无奈。
  阮诗此句可以引发对《红楼梦》中玉、石意蕴的思考。关于《红楼梦》的主旨从玉还是从石的问题,学术界多有争论,而认为舍玉从石者较多,笔者曾撰文论及。(《〈红楼梦〉对水、石意象的拓展》,《红楼梦学刊》1996年3期)现在看来,对玉、石之争的问题应该采取立体的视点:第一,在表层上,是弃玉从石,返朴归真的。第二,在深层中,《红楼梦》的作者在维护主人公外石内玉的品质。这“玉”的象征意义不是金子般的贵重,而是清水一样的高洁。《红楼梦》中三个品性高洁的人物都以“玉”字为名,即宝玉、黛玉和妙玉。足见作者对玉并非持厌弃的态度,而是苦于不被理解,被与金银铜臭归为一族。作者真正厌弃的是“金玉良缘”。正因为宝玉的怀玉之质不被世人认识,世人真、假不辨,宝玉才名“假(贾)”实真,这是《红楼梦》的辩证内蕴所在。
  (三)终身履薄冰阮籍
  《咏怀》第三十三首中描述的情景与《红楼梦》中黛玉的处境相似。
  “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这和《红楼梦》中黛玉的《葬花吟》“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意境是异曲同工的。
  阮籍和黛玉都是富于含蓄美的悲剧人物。“悲剧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对自己的受难负有责任。”(朱光潜《悲剧心理学》第8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阮籍和黛玉的悲剧除客观环境外,也是他们自身的性格悲剧。内向的性格和隐曲的处世方式导致了其悲剧的加剧。黄节评阮籍这首诗时说:“‘终身履薄冰’,所以昭其慎与!”(《阮步兵咏怀诗注》)阮籍处世之“慎”(曾被司马昭称为“天下之至慎者”)也体现在他《咏怀》诗的创作上,其朦胧曲折的风格,造成“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李善注《文选》)的艺术效果。林黛玉虽然才思敏捷、伶牙俐齿,但在与宝玉的爱情婚姻问题上,却从不直吐心曲。她只在诗中悲叹:“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识秋心?”与阮籍的“谁知我心焦?”、“辛酸谁语哉!”等诗句如出一辙。“古未有儿女之情日以泪洗面者,古亦未有儿女之情而终身竟不著一字者,古未有儿女之情而知心小婢言不与私者。”(清·西园主人《红楼梦论辩·林黛玉论》,《红楼梦卷》第1册)的确,黛玉熟读《西厢记》,却不曾借红娘牵线。阮籍“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钟嵘《诗品》),黛玉更甚之,她追求那种“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司空图《诗品》)的境界。
  阮籍的言与行是有差异的,那是一种远祸全身的方式。而就黛玉而言,天下再没有象她那样“口非心是”言在此而意在彼的人了。她“欲近反而疏,欲亲反而戚,胸鬲间物不能掬以示人”,“死黛玉者黛玉也。”(许叶芬《红楼梦辨》,《红楼梦卷》第1册)由此,我们也可以说,苦阮籍者阮籍也。
  在阮籍与黛玉的人生悲剧中,性格是重要因素,但环境的污浊也是不容忽视的,他们的言行都表现为不合流俗。阮籍之所以如履薄冰,是因为他不肯随波逐流。试想,司马氏给他许多次高就的机会(如联姻等),他都消极反抗,所以艰难地保全他的名节。黛玉追求“质本洁来还洁去”,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从不逢迎权势,以致于把贾母喜爱她这一良好的机会都渐渐丧失了。曹雪芹的人生理想很多都反映在黛玉形象上,“她不仅对贾宝玉的那些崇尚自然、追求个性自由的表现默然相契,而且从不劝他去投身举业,走‘仕途经济’的封建道路。”(蒋和森《红楼梦引论》,载《红楼梦学刊》1996年4期)黛玉与阮籍相似,也反映出曹雪芹对阮籍人格、诗境的倾慕。
  (四)求仁自得仁
  阮籍《咏怀》第十三首的诗尾写道:“求仁自得仁,岂复叹咨嗟?”《红楼梦》戚序本存一条脂(砚斋)评云:“所谓‘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悲夫!”
  《论语·述而》:“子贡曰:‘伯夷、叔齐何人也?’子曰:‘古之圣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阮籍诗和脂评都典出《论语》,意蕴也很相似。
  阮籍此诗结尾的前两句是“李公悲东门,苏子狭三河。”整体诗意是说,无论是李斯、苏秦,还是伯夷、叔齐都死得其所。李斯辅秦、苏秦辅六国,后有东门之悔、车裂之殃,都杀身而死;伯夷、叔齐,身为商臣,不食周粟,守节而死。他们或出为显宦,或隐遁深山,都遂其心愿,故死而无憾。这是阮籍所向往的。魏晋之际,司马氏为篡夺魏政权,一方面杀人如麻,一方面拉拢名士;前者使国人“道路以目”,后者企图树立几个投降归顺的样板以警世人。所以,摆在魏晋人士面前的两条路——仕与隐都充满鲜血。唯一能让人心理平衡的途径就是遂其心志。这一点,嵇康在拒绝山涛推举他做官时谈得更清楚:“尧舜之君世,许由之岩栖,子房之佐汉,接舆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数君,可谓能遂其志者也。”(《与山巨源绝交书》)
  《红楼梦》从言情的角度而论,就是在追求一种爱我所爱,无怨无悔的理想境界。脂评为《红楼梦》一书补充了这一意旨:“而绛珠之泪,偏偏不因离恨而落,为惜其石而落。可见惜其石,必惜其人。其人不自惜,而知己能不千方百计的为之惜乎!所以绛珠之泪,至死不干,万苦不怨,所谓‘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悲夫!”这是一种以“惜”为基础的“通灵”的情感现象。《红楼梦》打破了它以前的作品中“问世间情为何物,只教人以身相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等以婚姻为最终归宿的传统模式,对“情”进行了新的诠释。
  “现实中的爱情多半是失败的,不是败于难成眷属的无奈,就是败于终成眷属的厌倦。然而,无奈留下了永久的怀恋,厌倦激起了常新的追求,这又未尝不是爱情本身的成功。说到底,爱情是超越于成败的。爱情是人生最美丽的梦,你能说你做了一个成功的梦或失败的梦吗?”(周国平《人与永恒》第22页,上海人民出版1988年3月版)《红楼梦》也是一个梦,宝黛爱情是梦中之梦,这个梦的结局是超越成败、超越离合的。脂砚斋这段评语是对曹雪芹小说的补充和点化,是对《红楼梦》中宝黛爱情的升华,道出了黛玉泪尽而逝的美学价值。
  从阮籍“求仁而得仁”的诗句抽绎出的魏晋士人“遂其志”的理想追求,让我们进一步理解了《红楼梦》的悲剧美。宝玉和黛玉彼此在精神上“求仁而得仁”、各“遂其志”,的确再没有什么值得嗟叹和悲怨的了。这应该属于一种审美意义上的“大团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