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记》

  
《琵琶记》
《琵琶记》
  在元代,南方戏剧圈既有杂剧演出,又流行以南曲为唱腔的戏文,两种戏曲体裁相互辉映。戏文,是在东南沿海地区发育成熟起来的。它最早出现于浙江温州(旧名永嘉),称为“温州杂剧”、“永嘉戏曲”,亦称南词。后人为有别于北曲杂剧,简称之为南戏。在南戏作品中,《琵琶记》以其耀眼光辉,不仅影照着当时的剧坛,而且笼罩着整部戏曲的历史。在元代,它是戏曲创作的殿军;对明清两代而言,它是传奇的开山之祖。

《琵琶记》的悲剧意蕴

     
  代表南戏艺术最高成就的剧目是元末高明所作的《琵琶记》。
  高明(1307?~1359),字则庆,号菜根道人。浙江瑞安人。自少即以博学著称,求学于理学家黄溍门下,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至正五年(1345)中进士,做过多任地方官。任职期间,颇有能声,也意欲有所作为。至正十一年(1351),从军南征方国珍起义,因与统帅论事不合,兼之目睹时政日非,在对现实生活失望的同时,感悟“功名为忧患之始”(元赵汸《东山存稿》卷二《送高则庆归永嘉序》),萌生了隐遁的念头。约在至正十六年(1356)之后,隐于浙东宁波的栎社,以词曲自娱,并创作了《琵琶记》。此外,据徐渭《南词叙录》,他还作有南戏《闵子骞单衣记》,今佚。诗文集《柔克斋集》共20卷,亦散佚,今存五十馀篇。
从《赵贞女》到《琵琶记》
  《琵琶记》的前身是宋代戏文《赵贞女蔡二郎》。据记载,其情节大致写蔡二郎应举,考中了状元,他贪恋功名利禄,抛弃双亲和妻子,入赘相府。其妻赵贞女在饥荒之年,独力支撑门户,赡养公婆,竭尽孝道。公婆死后,她以罗裙包土,修筑坟茔,然后身背琵琶,上京寻夫。可是蔡二郎不仅不肯相认,竟还放马踩踹,致使神天震怒。最后,蔡二郎被暴雷轰死。
《琵琶记》
《琵琶记》
  宋代戏文所写的蔡二郎,亦称蔡中郎,也就是汉代著名文士蔡邕,字伯喈。戏中所写的情况,只是出于民间传说。陆游在《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一诗中说: “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可见该故事流传之广。类似这种题材,在宋代说话、鼓词、诸宫调、杂剧等民间伎艺中,还有《王魁负桂英》、《陈叔文三负心》、《王宗道负心》等。这表明书生负心婚变现象在当时相当普遍,书生贪新弃旧、攀龙附凤的行为尤其受到市民阶层的关注。
时代的变迁与主题的变换
    
  书生发迹变泰后负心弃妻的现象,与宋代科举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科举制度规定,不论门第出身,只要考试中式,即可为官。这为寒士发迹提供了一条捷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便是这种情况的写照。书生初入仕途,需要寻找靠山,权门豪贵也需要拉拢新进以扩充势力。联姻便成了他们利益结合的手段。而当书生攀上高枝,抛弃糟糠之妻时,便与原来的家庭以及市民阶层报恩的观念,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导致一幕幕家庭和道德的悲剧。市民大众厌恶书生这种薄倖的行为,不惜口诛笔伐,这就是宋代民间伎艺产生大量谴责婚变作品的原因。宋代婚变故事一般都把矛头指向书生,是因为当时他们不仅有着优渥的社会地位,而且作为知书达礼的道德传承者,肩负着社会的责任。地位和行为的反差,自然使他们成为人民大众特别是市民阶层谴责的主要目标。
  在元代,社会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书生的处境,从天上跌到地下。元代科举一度中断达七十馀年,终元之世,考试制度时兴时辍。这使许多士人失去进身之阶,社会地位急遽下降,以至出现“九儒十丐”的说法。与此相联系,谴责书生负心婚变的悲剧作品,逐渐失去了现实的针对性。地位低下的书生,反成了同情的对象。所以元代戏曲里的书生形象,或是平庸怯懦,或是迂阔拘谨,尽管多半缺乏光彩,但很少作为被鞭挞的对象。到元代后期,人们对地位得不到改善的书生愈加怜惜,正面歌颂书生志诚的作品渐渐成为戏曲的主流。高明的《琵琶记》,以同情宽恕的态度,刻划蔡伯喈的形象,正体现了当时的社会情态。
  《琵琶记》基本上继承了《赵贞女》故事的框架。它保留了赵贞女的“有贞有烈”,但对蔡伯喈的形象作了全面的改造,让他成为“全忠全孝”的书生。为了终养年迈的父母,他本来并不热衷于功名,只是辞试不从,辞官不从,辞婚不从,这“三不从”导致一连串的不幸,落得个“可惜二亲饥寒死,博换得孩儿名利归”的结局。
  高明在《琵琶记》的开头,写了这么一段话:
  秋灯明翠幕,夜案览芸编,今来古往,其间故事几多般。少甚佳人才子,也有神仙幽怪,琐碎不堪观。正是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论传奇,乐人易,动人难,知音君子,这般另眼儿看。休论插科打诨,也不寻宫数调,只看子孝与妻贤。骅骝方独步,万马敢争先?
悲剧意蕴
    
  《琵琶记》所叙写的,确是“子孝与妻贤”的内容。高明强调封建伦理的重要性,希望通过戏曲“动人”的力量,让观众受到教化。因此,明太祖曾盛誉《琵琶记》是“山珍海错,贵富家不可无”(《南词叙录》)。在这方面,《琵琶记》产生过一些消极的作用。但高明主张戏曲必须有关风化、合乎教化的功用,把当时士大夫所不屑的南戏看作可以“载道”的工具,却意在抬高南戏的地位和价值。同时,高明能正视社会生活的真实,在肯定孝子贤妻的同时,揭示封建伦理本身存在的矛盾,展示由于封建伦理而产生的社会悲剧,而给予观众强烈的震撼。
宣传画—《琵琶记》
宣传画—《琵琶记》
  《琵琶记》的戏剧冲突,是围绕着“三不从”而展开的。剧本第四出“强试” 是冲突的开端。蔡伯喈考虑到父母年老,无人照顾,在面临科举考试的前夕,决意暂时放弃功名,谢绝了州司的推荐。但其父蔡公却迫切期待儿子获得功名,强调只要儿子中举,改换门庭,他纵然死了,“一灵儿终是喜”。甚至责备蔡伯喈以尽孝为借口,其实是贪恋新婚的妻子。深受封建思想熏陶的蔡伯喈,既不能违背孝道伦理原则,又不能违抗父命,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离开了家门,向悲剧的境地迈开了第一步。
  蔡伯喈如期赴试,得中状元,便得到牛丞相的青睐。牛相执意招他为婿,皇帝也玉成其事。蔡伯喈倒不想滞留京师,他在辞婚的同时,上表辞官,希望皇帝任命他为乡官:“乡郡望安置。庶使臣,忠心孝意,得全美。”但朝廷的答复是: “孝道虽大,终于事君;王事多艰,岂遑报父?……可曲从师相之请,以成《桃夭》之化。”君命难违,蔡伯喈有苦难言,有家难归,不得已入赘牛府。但荣华富贵的生活,始终无法消除他的内疚和痛苦。另一方面,蔡伯喈家乡灾祸频仍,蔡公蔡婆衣食无着,最后家破人亡。就这样,一个努力按照封建伦理行事的“孝子”,却因伦理纲纪的不合理以及伦理纲纪自身的矛盾,成为可怜可悲的牺牲品。
  封建伦理,是统治者赖以维护封建秩序的支柱。儒家以血缘为基础,推衍出一套君臣父子的伦理纲常,以规范人的行为准则,要求人们按伦理纲常行事,也即是要求人们通过礼教的自律,抑制个人的欲望,实现社会的和谐。然而,伦理纲常本身是存在缺陷的。所谓“忠孝不能两全”,即是因为伦理纲常本身经常出现抵牾的局面。蔡伯喈服从了皇帝朝廷,便照顾不了父母家庭;反过来,他要做 “孝子”,便做不了“忠臣”。至于个人的意愿,更遭到无情的践踏。这一来,努力按照伦理纲常行事的蔡伯喈,只能陷入两难的境地之中。
  《琵琶记》尽管从正面肯定了封建伦理,但通篇展示的却是“全忠全孝”的蔡伯喈和“有贞有烈”的赵五娘的悲剧命运,从而可以引发对封建伦理合理性的怀疑。在封建时代,恪守道德纲常的知识分子,经常陷入情感与理智,个人意愿与门第、伦理的冲突之中。《琵琶记》的悲剧意蕴,具有深刻性和普遍性,它比单纯谴责负心汉的主题,更具社会价值。     

《琵琶记》的艺术成就

        
  《琵琶记》在人物塑造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在人物心理刻划方面尤为突出。
蔡伯喈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软弱性格
    
  蔡伯喈形象,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软弱性格和复杂心理;这种软弱性格与他恪守礼教伦理观念紧密相关。他努力按照伦理纲常行事,但封建伦理本身难周全的矛盾却使他无所适从。从君从父的伦理要求,使他难以违抗;家庭的灾难,又使他难辞其咎。所以他始终处于夹缝之中,难以两全。
  另外,蔡伯喈也是有情有欲的。入赘相府的那一刻,他情不自禁,流露出 “喜书中今日,有女如玉”的喜悦;但他也确实思念前妻,牵挂父母,经常彷徨苦闷,忐忑难安。他想过弃官而归,又怕与“炙手可热”的牛相发生冲突,招来不测,只想等待三年任满,趁牛相“不提防”,‘双双两个归昼锦“。以为熬过一段时间,便可以既遂功名之愿,又可忠孝两全。其实,当他苦苦做着团聚终养之梦的时候,家中早已是支离破碎。可以说,正是优柔寡断、委曲求全的软弱性格,造成了蔡伯喈的人生悲剧。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大多不敢直面人生,不敢坚持意愿,不敢与不合理的现实作斗争,他们总是在压力面前回避退让,或是采取驼鸟式的方法自我安慰,或是在统治势力与封建伦理所允许的范围内寻找调和的办法,结果往往陷于悲剧的境地而难以自解。因此,蔡伯喈的形象,具有典型的意义。
赵五娘与礼教制度下的女性生活
    
  赵五娘形象的刻划也比较成功。她善良朴素、刻苦耐劳,在饥荒年岁,典尽衣衫,自食糟糠,独力奉养公婆,后又营葬筑坟,忍受了常人无法承爱的磨难。在她身上,体现了古代中国妇女的优秀品德。《琵琶记》的难得之处,还在于它揭示出赵五娘的不幸,其实也是礼教纲常所造成的。赵五娘的初愿,是“偕老夫妻,长侍奉暮年姑舅”,甘守清贫的生活。但这位封建时代的小媳妇,无法把握自身的命运。像丈夫赴试这样的大事,她根本不得参与;她曾埋怨蔡公逼试,要拉伯喈去向蔡公劝说,但欲行又止,深怕被责“不贤”,被说要将丈夫“迷恋”。伯喈被迫赴试后,照看公婆的责任全部落在她的身上,使她落到了不得不做孝贤媳妇的境地:“也不索气苦,也不索气苦,既受托了蘋蘩,有甚推辞?索性做个孝妇贤妻,也得名书青史,省了些闲凄楚!”礼教的熏陶,家庭的责任,使她不得不咬紧牙关,只能干脆以做个“孝妇”自解,“索性”两字,充分说明了她的无奈。然而,她的尽心尽力、自食糟糠的行为,如果公婆能够理解,犹可忍受;最不堪的是还要受到婆母的猜忌。蔡婆说:“亲的到底只是亲,亲生孩儿不留在家,今日着这媳妇供养你呵,前番骨自有些鲑菜,这几番只得些淡饭,教我怎的捱?更过几日,和惚也没有。”并对赵五娘诸多责备,甚至怀疑她独自在背地里偷吃过好食。面对内外交困的悲剧命运,赵五娘心力交瘁,苦不堪言。徐文长评云:“唉糟吃糠不难,吃婆怨气更难。”(引自《三先生合评本琵琶记》)因为礼法规定媳妇不得与婆母顶嘴,赵五娘纵然心中不平,“便埋冤杀了,也不敢分说”。她怨肠百结,只能对糟糠倾诉:
  〔孝顺歌〕哎得我肚肠痛,珠泪垂,喉咙尚兀自牢嘎住。糠,遭砻被舂杵,筛你簸扬你,吃尽探持。悄似奴家身狼狈,千辛万苦皆经历。苦人吃着苦味,两苦相逢,可知道欲吞不出。(吃吐介)
  〔前腔〕糠和米,本是两倚依,谁人簸扬你作两处飞?一贵与一贱,好似奴家共夫婿,终无见期。丈夫,你便是米么,米在他方没寻处。奴便是糠么,怎的把糠救得人饥馁?好似儿夫出去,怎的教奴,供给得公婆甘旨?
高明戏剧《琵琶记》
高明戏剧《琵琶记》
  是朝廷“皇榜招贤”和公公逼试,将她与夫婿“簸扬作两处飞”;是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和小媳妇的处境,使她“遭砻被舂杵”,“吃尽控持”。这两支曲子,把赵五娘的苦楚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在《琵琶记》里,作者歌颂了赵五娘的 “有贞有烈”,守礼行孝,但以更多的笔墨,揭露了封建社会和伦理纲常给予女性的隐痛。这些也正是作者期待“知音君子另做眼儿看”的“动人”内涵。
  《琵琶记》在人物塑造方面的成就,很值得我们注意。蔡伯喈和赵五娘形象的出现,说明在元代后期,戏剧舞台逐步摆脱了单线平涂的类型化的写法,注意多角度地展示人物个性和内心世界,在形象创作史上揭开了新一页。
双线结构
    
  《琵琶记》的戏剧冲突,也颇有特色。它的情节,沿着两条线索发展。一条写蔡伯喈离家后的件件遭遇;一条写赵五娘在家中的种种苦难。既集中笔力写蔡伯喈在荣华富贵的罗网中辗转无奈,又酣畅地写赵五娘饥寒交迫,陷入绝境,比较广阔展示出生活画面。在关目安排上,特别注意让两条线索交叉进行,让不同的生活场景对比衔接。例如前边写了蔡伯喈蟾宫折桂,杏园奉宴,志得意扬,后边接着写赵五娘典卖钗梳首饰,勉事姑嫜;前边写了蔡伯喈洞房花烛,“画堂中珠围翠拥”,后边接着写赵五娘自食糟糠,公婆愧悔自己误责媳妇,一亡一病;前边写蔡伯喈中秋赏月,“长空万里,见婵娟可爱”,后边接着写赵五娘剪发买葬、罗裙包土埋葬公婆后,背着琵琶上京寻夫。贫富悬殊的情景,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使观众加深了对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的认识,在深切地同情赵五娘苦难的同时,体悟到封建伦理纲常的荼毒。另一方面,写蔡伯喈在锦衣玉食荣华的时候,时常忧心忡忡,既挂念穷困的家乡,又感受到宦海生涯的不易,“我穿着兹罗襕到拘索我不自在”,“手里拿着个战钦钦怕犯法的愁酒杯”。优裕闲适的环境与人物苦闷沉重的心态,也形成了鲜明的反衬。这些巧妙的安排,有助于加强整部戏的悲剧气氛,使人物性格呈现得更加鲜明。
  在语言的运用方面,《琵琶记》最突出的成就,是能配合人物不同的处境以及两条戏剧线索的开展,运用两种不同风格的语言。赵五娘一线,语言本色;蔡伯喈一线,词藻华丽。这表明作者充分注意到语言与环境、性格、心理的关系。同时,作为戏剧,《琵琶记》的语言也富于动作性。不少唱词、对白能与角色动作结合,成为蕴味深厚的潜台词。例如“琴诉荷池”一出,写蔡伯喈弹错了曲调,牛氏不悦,两人有一段对白:
  〈生〉……这弦中不弹。〈贴〉这弦怎地不中?〈生〉当原是旧弦,俺弹得惯。这是新弦,俺弹不惯。〈贴〉旧弦在那里?〈生〉旧弦撇了多时。〈贴〉为甚撇了?〈生〉便是新弦难撇。〈介〉我心里只想着那旧弦。〈贴〉你撇又撇不得,罢罢!
  新弦、旧弦,暗示旧妇与新妇。这段对白中,话里有话,一石二鸟,细腻地传达出他们的性格以及在规定情景中的神态。又如“赏月”一出,他们同在庭院里对月抒怀,风光旖旎,但“同一月也,出于牛氏之口者,言言欢悦;出于伯喈之口者,字字凄凉。一座两情,两情一事”,“所言之者,所寓者心”(李笠翁《闲情偶记》卷一)。通过唱词,让观众领略到戏中人物在同一场境中对立的心境。纯熟的语言技巧,使作品的戏剧性得到加强。
流传与影响
《琵琶记》剧照
《琵琶记》剧照
  早期南戏大多出于市井艺人之手,艺术上比较粗糙,其文学性远逊于北杂剧。而《琵琶记》则借鉴和吸收了杂剧创作的文学成就,因而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例如“临安感叹”、“糟糠自厌”、“祝发买葬”等大套曲文抒写人物心理的方式,可以说是《梧桐雨》、《汉宫秋》第四折因物起兴手法的延续。杂剧在元末虽然已经走向衰落,但元代的戏曲活动并未衰落,因为以《琵琶记》为代表的南戏继起了。《琵琶记》“用清丽之词,一洗作者之陋,于是村坊小伎,进与古法部相参,卓乎不可及已”(《南词叙录》)。到了明代,《琵琶记》更成为人们仿效的典范。就形式而言,它的双线结构,成为传奇创作的固定范式;它的曲律,成为名家曲谱选录的主要对象,也是人们谱曲作剧的直接依据;它在长期的演出过程中积淀起来的表演艺术,还使它成为演剧的典范,成为每一个演员必须学习的入门戏本;而每一种新的戏曲声腔兴起,往往从成功改编《琵琶记》等作品为开端。所以《琵琶记》在明清时期仍活跃于舞台,是戏曲史上传演最广的作品之一。《琵琶记》多达数十种的明代刊本,还表明它同时也是人们案头阅读的对象。从思想内容的影响而言,明代《五伦全备记》、《香囊记》等作品在表层意义上发展了“关风化”的口号;《浣纱记》和“临川四梦”等则间接地从“动人”和载道的内在意蕴中吸取了《琵琶记》的精华。整个明代戏曲,都可以看到《琵琶记》的印痕。所以后人称《琵琶记》为“词曲之祖”。从这个意义上说,《琵琶记》实为元代剧坛之殿军,明代戏曲之先声。
  《琵琶记》也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古典戏曲之一。早在19世纪,就先后有英文、法文、德文和拉丁文选译和介绍,20世纪30年代,还进入百老汇演出,颇受观众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