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

  《红高粱》是一个具有神话意味的传说。整部影片在一种神秘的色彩中歌颂了人性与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因此,赞美生命是该片的主题。“是要通过人物个性的塑造来赞美生命,赞美生命的那种喷涌不尽的勃勃生机,赞美生命的自由、舒展。”(张艺谋:《(红高粱)导演阐述》)正因为这种对生命的礼赞以及影片那精湛的电影语言的运用,使得《红高粱》获得了国际荣誉,这也是中国电影迄今为止在国际上获得的最高荣誉。

基本信息

  中文名: 红高粱
  英文名: Hong gao liang,Red Sorghum  
红高粱
    红高粱
  类别: 剧情 /战争
  摄影:顾长卫
  导演: 张艺谋,Yimou Zhang
  主演: 姜文 ,巩俐,Li Gong
  发行时间: 1988年2月1日
  片长: 91分钟
  地区: 中国
  语言: 普通话
  等级: Argentina:18,Chile:18,Finland:K-16,Peru:18,Sweden:15
  编剧:陈剑雨、朱伟、莫言

剧情介绍

  我奶奶19岁那年,曾外祖父把她嫁给了十八里坡有麻疯病的酒厂老板李大头,换回一头号骡子。迎亲路上,把轿头余占鳌领着轿夫们起哄颠轿。行至青杀口,高粱地里杀出劫道人,余占鳌送他上了西天,我奶奶对他有了好感。三天后奶奶回门,又遇蒙面人,原来是救她一命的余占鳌。两人激情迸发,在高粱地里相亲相爱,作天地之合。从此他就成了我爷爷。
  几天后奶奶回来,李大头被人杀了,奶奶留住众伙计,开始主持酒厂。我爷爷酒醉后被扔进空酒缸,恰这时土匪秃三炮劫走了我奶奶。罗汉大爷等人凑足三千块钱赎回我奶奶。我爷爷酒醒后找秃三炮算帐,居然逼得三炮求饶。我爷爷回来后,朝高粱酒里撒了一炮尿,竟成了喷香的好酒——十八里红。
  9年后,日本鬼子逼乡亲们砍倒高粱修公路,又将罗汉大爷剥皮示众。当晚我奶奶搬出十八里红,伙计们喝完酒,准备打鬼子报仇。第二天黄昏我奶奶给我爷爷他们送饭,倒在鬼子的机枪下。我爷爷他们疯一样冲向日本军车,一声巨响。伙计们全死了,9岁的我爹,找到了已经痴呆的我爷爷,站在我奶奶的尸体旁。夕阳如血,高粱如血,我爷唱起来:“娘!娘!上西南,宽宽的大路长长的宝殿……”

影片点评

  红高粱是一个具有神话意味的传说。整部影片在一种神秘的色彩中歌颂了人性与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因此,赞美生命是该片的主题。“是要通过人物个性的塑造来赞美生命,赞美生命的那种喷涌不尽的勃勃生机,赞美生命的自由、舒展。”(张艺谋:《(红高粱)导演阐述》)正因为这种对生命的礼赞以及影片那精湛的电影语言的运用,使得《红高粱》获得了国际荣誉,这也是中国电影迄今为止在国际上获得的最高荣誉。
  《红高粱》并不是十分具有现实性的作品,也不是一种对民族文化的寻根。相反,在这个联系三代的以过去时回叙出来的故事中,塑造的是一个未来意义的人格,是一种人格理想,超越了具体的社会表层,具有人的本性与本质的深度,影片自始至终所呼唤的主题就是勃勃的生命力,就是张扬活得不扭曲、无拘无束、坦坦荡荡的生命观。因此.摆在观众面前的作品不是一个已被理解的世界,而是对一个世界的生命的理想。这种理想就是在那具有“太阳崇拜”的神话中。《红高粱》不同于以往任何一部反映农民的影片,它的视角已从传统的对土地的礼赞转向了对生命的礼赞。故事的超常特点决定了叙事的非现实性,故事的地点也被淡化。在影片中甚至淡化了社会最基本的结构——村落。影片中的所有叙事元素与视听元素都在为这种自然生命的热烈、自由自在和痛快淋漓的风格服务。
  与以往的探索影片不同,《红高粱》虽然也承载了导演对生命主题的意念,但并不是完全像《黄土地》等探索片那样淡化情节,靠纯粹的电影视像语言的震撼力来直接表达导演的意念。张艺谋在这部影片中是从实处入手,从规定情境下的具体人物性格人手,编织一个完整、美妙动人的故事框架,从而使意念通过故事的曲折、人物的行为、动作自然而然地流溢出来。在此,导演是如何通过具体的方法来达到这两者的完美结合的呢?
  首先,影片自身有一条完整的故事线,但这条叙事线大部分由画外音来完成。影片一开始,还是全黑的画面时,声带上就传来了“我”的叙述;“我给你说说我爷爷我奶奶的这段事,这段事在我老家至今还有人提起。”这是一个以现在时进行回述的视点,这个“我”在此是一个故事的叙述者。由于他没有在故事中出现,按理是一个客观的叙述者,但他又是故事中人物的后代,这又使得他具有某种参与意识,从而又具有被叙述的意义。因此,这个视点是非常奇特而又新颖的,它使导演在处理全剧时有了一种游刃有余的视点参照,非常自由而又具有全知性。同时,他的叙述的特点把故事拉远,又具有历史的间离效果。在此视点基础上,导演在这开场白中道明了故事的虚构性。“日子久了,有人信,也有人不信。”从而非常自如地把故事纳入非现实的时空之中。
  画外音在影片中出现了12处。而影片中的人物关系、周围环境、时间转换等几个主要情节转折点,几乎都是由画外音交待的。如我奶奶与麻风掌柜李大头的关系,高梁地的“鬼气”,新婚三天新娘回老家的规矩,李大头被杀,秃三炮绑走我奶奶的过程,罗汉大爷的出走,日本人的出场等。画外音在此影片中还承担了一种“预叙”的功能,如抬轿出发时画外音就告诉观众,轿把式将成为我爷爷,这就增设了观众的“期待视野”,使画面故事的进展更富有张力。在传统影片中特别容易出戏的那几段全被画外音虚掉了,导演在电影的空间与画面上也就能尽情挥洒,将大部分的画面用在表现颠轿、劫道、野合、敬酒神、日全食上,让意念承附在具体的画面上,依附于一个个具有强烈生命象征意味的仪式之中,从而达到虚实相生的艺术境地。确实,画外音在影片中是作为一个戏剧因素渗入故事之中的,它“缝合”了过去与现在、意念与故事。 
红高粱
红高粱
  其次,当我们面对《红高粱》时,就会感知到全片都被那辉煌的红色所浸透。红色是太阳、血、高粱酒的色彩。在这里,导演对色彩的运用是高度风格化的。影片一开头就是年轻漂亮、灵气逼人的我奶奶那张充满生命的红润的脸,接着就是占满银幕的红盖头,那顶热烈饱满的红轿子,野合时那在狂舞的高粱秆上闪烁的阳光,似红雨般的红高粱酒,血淋淋人肉,一直到那日全食后天地通红的世界……,整部影片都被红色笼罩。导演对这种基调的选择几乎完全剥夺了我们对戏剧情节的关注,而进入一种对一个特定的造型空间的纯粹情绪性体验了。这是一种对完美自由的自然生命的渴望与赞美。这不是一个完全现实时空的再现,而是我们内在生命力的精神外化。影片结束在那神秘的日全食中,红色的扩张力获得了一种凝固的近乎永恒的沉寂效果。黑红色的高粱舒展流动充满了整个银幕空间,极为辉煌、华丽、壮美。
  第三,影片的空间环境与造型处理,都在努力寻求一种色彩的单纯化和空间的神秘与阔大。一切琐细的对比协调和过渡都被抛开,造成一种崇高神圣和神秘生命的生存空间。影片主要是两个空间环境:高梁地和酿酒作坊,酿酒作坊体现出生命的远古意识,如风雨剥蚀、似古堡般的十八里坡的圆形门洞。而那片自生自灭的高粱地,则透着生命的神圣。当画面上充满了高粱地时,它是作为一个巨大的自然生命符号群,舒展、盛大、坚强、热烈、宽厚。影片中三次对高粱的渲染都呈现出一种人与自然生命的整一性。当我奶奶泪水满面、仰天躺在我爷爷踩踏出来的圣坛上时,银幕上一连出现了四个叠化的狂舞的高粱镜头。在这里,高粱地是生命诞生的见证。而在日本人强迫百姓踩踏高粱的镜头中,又感到生命被摧残的震撼。影片结尾,我爷爷与我爹泥塑般立于血红的阳光里,面对那高速流动的高梁的镜头,我们内心唤起的是一种对生命的自信和对热烈悲壮的生命的礼赞。
  当然,《红高粱》在思想内涵和意蕴指向上也还存在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但作为我国电影的一部力作而载入史册,却是无疑的。
  电影《红高粱》画龙点睛,把我的小说中最精华的部分,也是我最下力气的部分选择出来了。我对张艺谋说过,我不是鲁迅也不是茅盾,改编他们的作品需要忠实原著,改编我的作品,你愿意怎么改就怎么改,小说无非为你提供了材料,激发了你创作的欲望,你放手大胆地干。电影比小说的影响大多了,1988年春天过后,我走在路上,深夜里也能听到许多人大声唱《红高粱》里的歌曲。我觉得电影确实不得了,我的小说能碰上张艺谋导演,感到很幸运。   ——著名作家、电影《红高粱》的编剧之一 莫 言
  《红高粱》这部电影我看了3遍,我认为这是中国拍得非常好的一部,尤其是在揭露日本兵侵略中国这个战争犯罪的事实上,影片的艺术手段表达得很充分,这真的是一部非常好的电影。   ——日本著名作家 大江健三郎

幕后制作

  影片根据莫言同名中篇小说改编,由著名导演张艺谋执导,中国第一部走出国门并荣获国际A级电影节大奖的影片。影片公映后,产生了空前的影响力,在当时一张电影票价几毛钱的情况下,该片票价居然炒到5-10元。影片并未照搬小说的意识流结构,而是将故事改为直线叙述,导演、摄影精心复现了小说构造的色彩世界,使画面非常具有视觉冲击力,以如阳光般眩目、热情似火的红色震惊了影坛。
  《红高粱》:那片神奇的高粱地
  1983年底,步出北京电影学院不久的张艺谋作为摄影师,与同学张军钊、何群、肖风拍出了《一个和八个》,宣告中国电影“第五代”的诞生。随后,他与陈凯歌合作,推出“第五代”的扛鼎之作《黄土地》,此后二人再度合作《大阅兵》,在中国电影界掀起一股冲击波。1988年,张艺谋的导演处女作《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上为中国人捧回了第一个金熊奖,正式开始了其辉煌的导演生涯。
  在短短的五年间,张艺谋完成了从摄影、表演到导演的大跨步跃进,在中国电影界创造了一个近乎神话般的现实。《红高粱》的成功还使得“第五代”导演前期创作中遭遇的现实困境获得了暂时的解脱。然而也就是从这部影片开始,“第五代”导演创作群体向着不同的方向分散发展。
秋菊打官司
秋菊打官司
  1987年,《红高粱》是张艺谋和巩俐的第一次合作,这对中国影坛的黄金搭档就是从此开始了他们辉煌的电影道路,《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等等,一直到1995年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宣告了合作的终止。此后,张艺谋独自走上了他的《英雄》之路。
  

·张艺谋采访口述资料

  1988年,张艺谋的《红高粱》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之后,接受了电影研究学者罗雪莹女士的采访,这可能是张艺谋本人阐述关于《红高粱》的最鲜活的原始资料,这份采访张艺谋的口述资料,1993年收至罗雪莹著《向你敞开心扉———影坛名人访谈录》一书,以下内容选自本书。
  ★关于高粱地:“满眼睛都是活脱脱的生灵”
  要问我拍《红高粱》有什么想法,为什么那么喜欢这个题材,我得先谈谈摄制组在山东种那百十亩高粱的事儿。那些日子,我天天在地里转,给高粱除草浇水。高粱这东西天性喜水,一场雨下过了,你就在地里听,四周围全是乱七八糟的动静,根根高粱都跟生孩子似的,嘴里哼哼着,浑身的骨节全发脆响,眼瞅着一节一节往上蹿。人淹在高粱棵子里,直觉得仿佛置身于一个生育大广场,满世界都是绿,满耳朵都是响,满眼睛都是活脱脱的生灵。我当初看莫言的小说,就跟在这高粱地里的感觉一样,觉着小说里的这片高粱地,这些神事儿,这些男人女人,豪爽开朗,旷达豁然,生生死死狂放出浑身的热气和活力,随心所欲地透出做人的自在和欢乐。
  ★关于《红高粱》:“所有颜色中,我最喜欢大红”
  《红高粱》无论是在精神气质还是在电影形态上,都没想学谁,就是想创造一种地地道道的民族气质和民族风格。“颠轿”和“祭酒神”全是山东早年的习俗。可具体到轿子怎么个颠法,高粱酒怎么个造法,不但莫言没有见过,就连一些上了岁数的人也只是“听说过这么一档子事儿”。  
红高粱
红高粱
  我们无从考证当地的烧酒作坊是否有敬酒神的风俗,但我们喝过山东的高粱酒,称得上悲壮暴烈。影片拍摄之初,我就对摄制组同志讲,咱这部戏有三个主角,天生一个奇女子,天生一个伟丈夫,加上一块高粱地。莫言小说里的高粱地是庄稼汉们种的,我们把它改成了神秘的野高粱地,老天爷不知从哪年起,让这青杀口长出了百十亩野高粱,没人种也没人收,生命力旺盛,是活得自自在在的天地间一精灵。
  在所有颜色中,我最喜欢如火似血的大红。而面对恶势力对于生命的践踏,生命终于以最原始、最本质的方式进行反抗了,哪怕看起来无济于事。由此延伸开去,不也是对于现实社会的一种发言吗?
  ★关于风格:“我看重电影给人的第一次感受”
  我承认《红高粱》是个杂种,属于野路子,艺无定规、技无定法,电影怎么拍都有它的道理。对于自己的创作,我也不想限于一个固定的模式,评论界也不要对我们第五代只寄予一种期望。
  一位西方导演曾经问我喜欢哪些外国导演?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我喜欢斯皮尔伯格。”记者奇怪说“第五代导演多喜欢法斯宾德、费里尼、安东尼奥尼等等,为什么你偏和他们不同?”其实,我既喜欢黑泽明的悲壮,也喜欢伯格曼的深沉,同时也喜欢斯皮尔伯格的天真和童心。他拍电影撒开了整,把全世界的观众弄得神魂颠倒,这就是本事!电影是一次过的艺术,《红高粱》也是只准备让观众看一遍的电影,我特别看重的,是电影给人的第一次感受。
  一些年轻人看了《红高粱》之后对我说,他们感到“特痛快”,“心里扑腾扑腾的”,我觉得这就达到了创作的目的。
    ★关于获奖:“激动得一夜没睡”
  《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获大奖,是中国电影的第一次。得知消息后,我激动得一夜没睡。首先想到柏林电影节这个“红绣球”,并不只打在我一个人头上。我当时的感觉是,整个中国都在扬眉吐气地往起站!其次想到和我一起拍片的哥们儿以及所有关心和帮助过我的朋友,他们听到这消息后该会多高兴!
  去年春天筹拍《红高粱》时,小说作者莫言正受非议;电影界也有人指责:“张艺谋在《一个和八个》里就歌颂土匪抗日,这个本子又是写土匪加妓女,色情加暴力。”在剧本还没被上面通过的情况下,吴天明暗地批准我们先种下百十亩高粱,没点胆识办得到吗?
  ★关于理想:“心比天高”
  我在工厂时,最大的理想是当一名摄影干事。能进电影学院摄影系读书,对我来讲简直是一步登天。尔后又做演员,当导演,这是我过去想也不敢想的事。这种机会,不是人人都能得到的,我是幸运者。
  记得拍《黄土地》的时候,有一回我们坐在黄土高原上等天气。瞅着头上那片蓝天,凯歌说:“艺谋,在咱们82届153个同学中,有一点属你最强烈———心比天高。”我这个人内心和外表反差很大,外表很随和,但内心却极不安分,有一种潜在的咄咄逼人的气势。说心里话,我从来没有由衷地拜倒在过什么人的脚下。即使是世界级大师,也没有真正服气过。对于干得比我强的人,我从没有嫉妒心理,但在由衷地赞佩之后,心里总铆着一股劲儿,一定要拼命超过你。我的心太高太大,也许我会因此而累死,但这种心劲儿是无法改变的。我想试一下,如果一个人殚精竭虑地去做一件事,究竟能做到什么程度。
  选角经过
  ★巩俐对史可,还是巩俐合适    杨凤良导演当时在《红高粱》剧组任副导演,他披露了当时寻找演员的过程:“当年巩俐还在中戏表演系读二年级,也就22岁。‘我奶奶’这个角色很关键,寻找的过程也比较费脑筋,找了几个人选,史可也是候选人。正准备回去的时候,北影导演李文化的女儿、当时也正在中戏导演系读书的李彤说:巩俐演这个角色肯定合适。和巩俐见面谈了不到10分钟,她当时看上去很瘦,但是很有一种独特的味道。分别给巩俐和史可造型,发现感觉不太一样,后来又拍了她们两段小品,还是觉得巩俐更合适。”张艺谋曾谈到他第一次与巩俐见面时的情形:“第一印象是清秀、聪明。当时她穿着一件宽大的衣服试镜,与我想象中的女主角对不上号,经过进一步接触,发现她的性格正是人物需要的,外表很纯,不是那种看起来很泼辣的样子。外表不张扬、夸张,但性格又可以很好地传达出来。”杨凤良称:“《红高粱》剧组选演员实际上出发点特别简单,没有任何功利的想法,也没有所谓的炒作,就是想找长得像的人物。选择姜文也是如此,那时他已经演过谢晋导演的《芙蓉镇》了,可以算是很有经验的演员,我们知道他演过,有意不去看《芙蓉镇》,如果看过他演的秦书田,或许就不会选他演《红高粱》中的‘我爷爷’。当时的想法极其简单,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没有顾忌,干净得一塌糊涂,包括那时人的心境也是如此,现在再也找不回来了。”
  ★《孩子王》出,《红高粱》入   中国与柏林电影节的缘分,起于1981年,那年上影厂的《燕归来》有幸代表中国入围参赛。在1988年之前,中国影片《乡情》、《血,总是热的》、《雅马哈鱼档》、《陌生的朋友》等片也曾参加柏林电影节,当时评委与电影节观众普遍认为:中国电影政治色彩重。
  现任新画面影业公司总经理的余玉熙女士,是柏林电影节授权的首位中国选片人,1980年被公派到德国歌德学院进修,在柏林结识了柏林电影节的前主席哈德尔先生,余女士透露,哈德尔主席对当时尚未完全开放的中国的热爱也是对中国电影的信任,然而这种等待一直到1988年才得以真正实现。余女士介绍,1987年底电影局已经确定《孩子王》参赛柏林,哈德尔主席非常欣赏这部影片,但后来陈凯歌自己主动放弃去柏林电影节,选择送到戛纳参赛。“对于这个事情,哈德尔主席对我颇有责难。”余玉熙介绍了《红高粱》参加柏林电影节的经过:“当时已经进入12月,柏林电影节的报名工作其实到11月底就截止了,我们向全国各电影厂紧急求援,西影厂的杨凤良导演向我推荐了张艺谋刚刚完成的《红高粱》。当时我还不认识张艺谋,就让他赶紧给我寄报名资料及照片。时间已经相当紧张,那时《红高粱》还没有在国内公映。我们很快准备了拷贝送到柏林,圣诞节假期后主席看到了片子,他特别喜欢,激动地说:”这正是柏林电影节要的片子!‘“1988年,张艺谋到柏林参赛,同去柏林的还有黄健中导演和他的片子《一个生者对死者的访问》,他们都是第一次出国。结果那年《红高粱》轰动柏林,让世界看到了以前从没有看到过的中国电影。

·莫言口述:改编故事

  ★我曾怀疑张艺谋看走了眼
  改编我的作品爱怎么改怎么改,我对张艺谋没有任何要求,我说我不是鲁迅,也不是茅盾,改编他们的作品要忠于原著,改编莫言的作品爱怎么改怎么改。
  你要“我爷爷”、“我奶奶”在高粱地里实验原子弹也与我无关。非但无关,我还要欢呼你的好勇气。拍好了是你张艺谋的光荣,拍砸了也不是我的耻辱。
  当时国家有规定,小说的电影改编费是800元钱。我一开头不想参加改编,但张艺谋希望我参加编剧,因为牵扯到一些民俗啊之类的东西。编剧是三个人,一个是陈剑雨,一个是朱伟,还有就是我。稿子是当时任福建电影制片厂厂长的陈剑雨执笔的。
  1987年,我在高密,张艺谋把他的定稿拿给我看,定稿跟我们原来的剧本完全不是一码事了。张艺谋实际上作了大量的精简。我当时看了觉得很惊讶。这点儿东西,几十个场景、几十个细节就能拍成电影?后来,我明白了,电影不需要太多的东西。比如“颠轿”一场戏,剧本里几句话,在电影里,就“颠”了5分钟。
  ★张艺谋发电报:救救高粱
  1987年6、7月间,张艺谋给我发来一封电报,希望我能回高密帮他们找找县里的领导,获取帮助,说是高粱长势不行。说实话,当初他们把外景地选在高密,我就持反对态度。
  一是,高密东北乡现在已经变化很大,我所描写的高粱地是我爷爷他们年轻时存在过的,我根本没见过。那如火如荼的红高粱是我的神话、我的梦境。他们非要去高密东北乡拍红高粱,拍什么?当然可以种。第二,我在小说中早就写过:高密东北乡是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的地方。这些年,随着商品经济势不可挡地侵入农村经济生活,原先那种淳朴敦厚、讲义气、讲豪气的祖先风度都如用旧了的铜钱,去了辉煌的古铜色,添了斑斑点点的绿锈。
  一切都要钱,你们有多少钱?但张艺谋坚持要在高密拍。他先在1987年春天派了一个副导演杨凤良到高密,跟老百姓签了合同,种了两块高粱。
  我接到张艺谋的电报就回去了,到了孙家口一看,我真想哭。高粱全都半死不活,高的不足一米,低的只有几拃。叶子都打着卷,叶子茎上密布着一层蚜虫,连蚜虫都晒化了。天太旱了!第二天,我见到了张艺谋,他说他们找到了县委负责同志,批了5吨化肥。县里领导还把种了高粱的乡领导召到县委开了会,要他们把管理高粱的事当成“政治任务”。我被县委领导的开明之举感动了。 
巩俐
巩俐
 ★曾经怀疑片子会砸在巩俐手上
  快开拍的时候,我想把剧组的全体成员请到我家里去。当时不叫《红高粱》剧组,叫《九九青杀口》剧组,当我把消息告诉家里人时,他们都很兴奋。我父亲则不声不响地扛着锄头下了地。父亲一直劝我谨慎,不要张狂,否则必遭祸患,我也尽量这样做。一大早,我母亲、我婶婶忙着擀饼,我媳妇忙着上集采购。大约十点钟,一辆涂着若干大字的面包车停在我家打麦场上,从车上下来了张艺谋、副导演杨凤良、“爷爷”姜文、“奶奶”巩俐、摄影师顾长卫等。
  说实话,我一开始对巩俐的印象一般。她当时在高密县招待所的大院里挑着木桶来回转圈,身上穿着不伦不类的服装,脸上凝着忧虑重重的表情。
  我感觉离我心目中的“奶奶”形象相差太大。在我心目中,“奶奶”是一株鲜艳夺目、水分充足的带刺玫瑰,而那时的巩俐更像不谙世事的女学生,我怀疑张艺谋看走了眼,担心这部戏将砸在她手里。事实证明,我的判断错了。
  这个电影拍出来后,我看样片,确实感到一种震撼,它完全给人一种崭新的视觉形象。应该说,在视觉上、色彩运用上,营造出这么强烈氛围的,《红高粱》是新中国电影第一部。
  电影的影响确实比小说大得多,小说写完后,除了文学圈也没有什么人知道。
  但当1988年春节过后,我回北京,深夜走在马路上还能听到很多人在高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电影确实是了不得。遇到张艺谋这样的导演我很幸运。

所获奖项

  1988年获第八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摄影奖、最佳音乐奖、最佳录音奖;
红高粱
红高粱
  1988年获第十一届中国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
  1988年获第三十八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金熊奖;
  1988年第五届津巴布韦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奖,故事片真实新颖奖;
  1988年第三十五届悉尼国际电影节电影评论奖;
  1988年摩洛哥第一届马拉什国际电影电视节导演大阿特拉斯金奖;
  1988年第八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
  1988年第十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
  1989年第十六届布鲁塞尔国际电影节广播电台听众评委会最佳影片奖;
  1989年法国第五届蒙彼利埃国际电影节银熊猫奖;
  1989年第八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十大华语片之一;
  1990年民主德国电影家协会年度奖提名奖;
  1990年古巴年度发行电影评奖十部最佳故事片之一;

精彩影评

 
  《红高粱》:原始生命力的崇拜
           ——范达明     
红高粱
红高粱
  “我给你们讲的是我们家乡那块高粱地发生的神奇事儿。”   ——影片《红高粱》开始时的第一句旁白
     《红高粱》给我的总印象,集中到一点,就是充分地全力地表达了影片作者对原始生命力的崇拜。这是一部带上张艺谋强烈主观意念的影片,应看做是一部较典型的作者电影。
  在《红高粱》中,张艺谋对原始生命意志、生命力之不可抗拒的赞颂与褒扬,堪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极致,达到了几成精粹的出神入化的地步,这就是一种五体投地的崇拜境界了。
  首先是对性的神力的崇拜。在“颠轿”一场戏中,从表层来看,它是偌多抬轿的粗野壮汉对花轿中一位红装红盖头新娘的戏谑式恶作剧;但从深层来看,它既是几条赤膊壮汉面对新娘九儿的魅力所萌动的性的潜在欢悦与渴望的自发宣泄,又是对九儿面临不合理不人道的两性结合却又爱莫能助的悲凉、怨愤之情的自发发作。而惟一能使这一载歌载舞的“颠轿”迪斯科从疯狂的顶点戛然而止的神力,不是别的,正是轿中九儿的几声哽咽的啜泣声。编导在这一情绪与节奏的转变点中,把这群粗野壮汉内心合乎人伦天性的美好性灵洞悉与烛照出来,是影片开始首先打动人心的点睛之笔。这一节奏休止造成的情绪落差,确定了九儿在野汉们心中实际占据的真正神圣的地位,是影片对性的神力崇拜的一个明证。而在这群抬轿壮汉中,又惟有“我爷爷”余占鳌,以其更加强烈的受性的神力驱使的生命意志力,敢于把自己内心的骚动与渴望一一付诸外在的实际行动——比之于其他壮汉,余占鳌确实高出一筹,是名副其实的独占鳌头——凭着九儿曾给他的一个美目顾盼,以至于接踵而来的杀夫、劫妻乃至高粱地里的交欢野合,都成了一桩桩不再是施暴施恶而是全部顺理成章的一揽子“仁”事美差了。这里的“仁”,不能以狭隘的法的定律为准绳,而必须从更加宽泛的自然与原始的生命定律——种的良性繁衍与发展、种的优胜劣汰中去寻找;而这里的“美”,自然是进行了艺术的选择与渲染的电影美(如略去了“杀夫”的直接描写等等)。当银幕上展现九儿痴迷地后倾倒地的诗一样朦胧的近景,余占鳌跪在那方倒伏高粱空地上的呈红色“大”字状展开的九儿身前的俯瞰大远景(这里干脆是一个宗教式性崇拜、生殖崇拜的肃穆仪式了!)以及逆光中红高粱影影绰绰在丽日和风中摇曳的动态空镜,可说是把影片对原始生命力的崇拜在此情此景以及情景交融的铺绘中推到了艺术美的制高点——不过反观影片,张艺谋实在应当在此处把文章的浓度做得更足一点,以使这一“天作之合,地成之美”的红高粱地交欢场面,华彩乐章般地达到更其神圣化的境地!
  其次是对死的神力的崇拜。在《红高粱》中,张艺谋要展示我们的人生图景是:这些十八里坡人,他们男欢女爱,活得自由自在,活得痛痛快快;而为族仇国耻,他们也一定奋起抗争,报仇雪耻,哪怕是为此而死——而死,也是要死得自由自在,死得痛痛快快!生死爱恨之两极,相反相成而一致。确实,这些人说死就死,那个李大头、那个冒充“秃三炮”的路劫者等等,似乎是死得那么容易、那么轻松又那么无声无息。这里自然不是指这些消极意义的死。而那些有积极意义的死、那些为反抗外族入侵而就义之死——无论罗汉大叔还是九儿乃至“秃三炮”之死于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与炮火之下,都成为壮烈牺牲之死、震慑人心之死!为此,张艺谋在影片中不惜让人接受血淋淋的感官刺激,并让牛的被屠宰与人的被屠宰之均成牺牲做了强化对比。对此,我们当不能表面地视之为在对“牺牲”一词做其概念本义的训诂图解,而是内在地在隐喻牛的牺牲与人的牺牲之不可同日而语。影片的结局使嗜血成性的日本侵略者明白:牛是在沉默中被屠宰而成牺牲,人则在爆发的反抗中成就自己的牺牲,并将与屠宰者同归于尽。这一表现,也最终成为了对死的神力的证明。
  第三是对酒的神力的崇拜。被美其名曰“十八里红”的高粱美酒,其品格在被重复唱过两次的《祭酒歌》中得到了最高的褒奖:“喝了咱的酒,滋阴壮阳口不臭……喝了这咱的酒,见了皇帝不磕头……”而余占鳌正是在一醉方休的酒的神力中,把自己同九儿在高粱地里的私情一吐为快,并在十八里坡人中自古至今传为美谈的——红高粱酒的神力,就是十八里坡人的狂放不羁的神力;红高粱酒的品格,就是十八里坡人的自由自在的品格。一四七,三六九:九儿,这个十八里坡的惟一女性,不正是在她入主十八里坡酒坊为掌柜的那一刻,向酒坊众伙计们第一次宣布了自己的小名就是“九儿”(酒儿)吗?酒与人,其神力与品格之所以一致,就因为两者都诞生于红高粱地。十八里坡人以酒为氛围,十八里坡人以酒为依托;酒弥洒在十八里坡的人群中,酒成了十八里坡人调节与强化人际感情关系的催化剂。说穿了,影片对酒的神力的崇拜,就是对十八里坡人的神力的崇拜。
  《红高粱》以对性、对死、对酒的神力的崇拜,表现了对人的本性中最基质的精神源泉——原始的生命欲望、意志即生命本质力量的崇拜;它在影片中得到了摧枯拉朽、恣肆汪洋的充分展现,使影片不同凡响地“游乎逍遥放荡纵任变化之境”1。这是当今中国影片的一次破天荒的尝试与探索。我认为,影片得以在国际影坛赢得共鸣与一致喝彩,正是在这一点上;它断不是用“愈是有民族性就愈有世界性”一言所能概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