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惠僧

简介

  包惠僧,男,1894年生,湖北黄冈人。又名晦生,别名鲍一德、包生,号栖梧。1921 年7月,受陈独秀委派与陈公博代表广州区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八一起义后,与中共脱离组织关系。1950年12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研究员、参事。1957年4月起任国务院参事。1979年7月2日病逝于北京。生前撰写了许多回忆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和早期工人运动的史料。1983年5 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包惠僧回忆录》。

生平

包惠僧
包惠僧
  包惠僧出生于小土地经营者家庭。1917年毕业于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在武昌教书半年,后任《汉口新闻报》、《大汉报》、《公论日报》、《中西日报》等报记者。1919年于北京大学文学系肄业,同年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参加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在武昌组织共产党临时支部,任支部书记。
  1921年7月,受陈独秀委派与陈公博代表广州区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2年至1923年,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主任,中国共产党北京区委员会委员兼秘书,1923年任中共武汉区委员会委员长。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以中共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广州参加国民党工作,历任中央党部党员训练班委员,兼任广东大学师范部教员,铁甲车总队政治教官,滇军干部学校政治部主任,1925年任黄埔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1师第1团党代表,第22师党代表。参加讨伐滇桂军阀刘震寰、杨希闵等战役。1925年8月初,调任黄埔军校第三团党代表,参加过解散反动粤军许崇智、梁鸿楷等部二次东征战役。抵达潮梅后,调任黄埔军校入伍生政治部主任,未及到职,旋改任黄埔军校教导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1926年1月,被选为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同年夏,任黄埔军校高级政治训练班主任政治教官,后又任战时政治训练班主任。同年7、8 月间,曾作为国民党特派委员陪同西北军冯玉祥的代表刘冀到前方会商军务。在北伐军到达武汉后,先后任武汉新闻检查委员会主席,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筹备主任。1927年1月调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同年4月调回武汉,准备参加西北军工作。5日被谭延闓派往沙市视察夏斗寅师,夏斗寅叛变后一度被夏部扣留,后回武汉。根据周恩来指示于7月20日前后到南昌。
  八一起义后,与中共脱离组织关系
  1930年参加发起成立第三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后脱离第三党恢复国民党党籍。后在国民党湖北省主席兼国民政府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幕下任参议。1931年起任蒋介石的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议、军事委员会秘书兼中央军校政治教官。1935年任国民党政府防空委员会编审室主任兼第四处副处长。1936年至1948年,任国民党内政部参事、户政司司长、人口局局长等职。1948年后举家迁往澳门。
  1949年11月从澳门回到北京。1950年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同年12月毕业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研究员、参事。1957年4月起任国务院参事。
  1979年7月2日病逝于北京。
  生前撰写了许多回忆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和早期工人运动的史料。1983年5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包惠僧回忆录》。

人物年表

   1894年生于黄冈(今团风)上巴河包家畈。曾就读黄冈中学、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1919年北京大学中文系肄业。
   1921年7月受陈独秀委派,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在上海参加编辑《劳动届》周刊。9月回武汉,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主任,和中共武汉区委员会区委书记,发动工人运动。
   1922年调中共北京区委,期间被派到郑州主持召集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议,任委员兼秘书。
   1923年10月,再次返回武汉,当选中共武汉区委会委员长。
   1924年,以中共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
   1925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1926年北伐战争时,国民革命军第1师第1团党代表、第22师党代表,战时政治训练班主任,新闻检查委员会主席,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筹备主任等职。
   1927年任独立十四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国共分裂后,脱离中共党组织。
   1931年至1948年,历任国民党武汉行营参议、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议、内政部户政司司长、人口局局长等职,
   1948年去澳门。

人物故事

  在党史上,包惠僧常常成为史学家们关注的对象,因为他的一大代表资格颇受争议,而其后的经历也令人嗟叹。但在新闻出版界,他却至今都未引起人们的关注。事实上,包惠僧曾经是一名记者,也因为工作的需要当过编辑,办过刊物。

·生活所迫,权当记者谋生

  包惠僧,原名包道亭,化名包一宇、包悔生、包晦生、包亦生、包一德、鲍一德、鲍怀珠、弁有德,笔名僧、雷、鸣、亦愚、栖梧老人。因包惠僧情绪易激动,待人处事全凭热情,话不投机就可能吵架斗殴,敢于直言,不怕伤人,不计后果,因此,又有一个绰号曰“大炮”。
  包惠僧1894年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个农民家庭,1917年毕业于湖北省第一师范学校。先后在两所小学当过近一年的教师,但都因故被迫离职。由于工作没有着落,他曾苦闷彷徨之极。一个偶然的机会,包惠僧碰到了从事新闻工作的伍力,就将自己的遭遇告诉了伍力。伍力劝说并鼓励他从事新闻工作当记者。包惠僧尽管有顾虑,但在走投无路之际,这不失为一条谋生之道,从此包惠僧进入了新闻出版业。
  包惠僧试着向几家报馆投稿,半个月后,竟然获得几家报馆的特约外勤记者证。这几家报馆分别是《汉口新闻报》、《大汉报》、《公论日报》、《中西日报》。后来,他又兼写外埠各报的通讯稿。就这样,包惠僧在武汉落了脚,靠赚稿费得以衣食无忧。

·崇尚正义,坚持报道原则

  在采访中,包惠僧逐渐认识到军阀的腐败、社会的黑暗和不公,从而树立了改造社会的理想。过去只把当记者作为谋生的手段,现在则要将它变成揭露黑暗、改造社会的武器。
  当时,包惠僧以“雷”、“鸣”为笔名发表文章,其意就是要震撼一下死气沉沉的社会,用雷电轰鸣,撞出一个缺口,逐渐扩大,以便展现出一个新世界。出于一颗正直、热情的心,包惠僧敢于披露社会上的一些黑幕,因而惹怒和刺伤了一些人。当时的议会秘书长蔡养朴――包惠僧的代数老师,曾劝他去找一个正当的职业。而他申辩说自己对政治的腐败,社会的黑暗,好人坏人如实地报道出来,可以说问心无愧,干新闻为生活计,劳动所得,心安理得。可见,包惠僧有着自己的报道原则,不媚俗,不畏难,不做假,这样想也这样做,不管旁人说什么。
包惠僧
包惠僧
  不久,包惠僧即遇到麻烦,无缘无故被取消了稿件。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他只得变换笔名继续投稿。五四运动平静下来后,政府和报馆相互勾结起来,披露社会阴暗面的稿约越来越难以刊发,靠稿费生活的包惠僧日感拮据,在武汉已难以立足,只得暂返黄冈老家。
  1920年2月初,包惠僧返回武汉重操旧业,应邀当上了江汉通讯社的编辑。一个星期后,他发现这个通讯社是一帮人竞选议员的宣传工具。虽然在这个通讯社里待遇很高,但他不愿昧着良心为反动军阀作嫁衣,于是当即向社长提出辞呈,决计不干。
  辞职后,包惠僧开始利用新闻记者的身份从事革命活动,一直到1921年底参与组织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人同盟罢工,他都是以新闻记者的面貌出现的。与陈独秀的结识也缘于他的记者身份。那是五四运动以后,湖北学生联合会、各界联合会和妇女联合会等团体邀请陈独秀到武汉演讲,包惠僧先后两次以记者身份专访了陈独秀,从而结识了陈独秀,并和他建立了通讯联系。

·革命初期,间或兼做编辑

  成为革命者后,由于曾经做过记者,包惠僧间或被组织上委以编辑任务。
  1921年5月,包惠僧在广州《群报》任编辑。《群报》由党领导,陈公博任总编辑,包惠僧在回忆录中自称是做撰述。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新成立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创办《劳动周刊》,包惠僧和张国焘、李震瀛、李启汉等负责编辑,包惠僧还负责收件与发行工作。这个刊物开支很大,但收效不多。
  1922年5月,包惠僧等5人由李大钊介绍到北洋军阀交通部秘密从事党的工作。1923年,包惠僧被选为北京区党委委员兼秘书长,兼北京《宪报》总编辑。“二七”罢工惨案发生后,包惠僧等人被交通部以“鼓动工潮”的嫌疑免职。
  1926年九十月间,包惠僧随北伐军抵汉,被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委任为武汉新闻检查委员会主席。包惠僧接任后,立即着手拟定新闻检查办法,召开记者招待会解决存在的问题,但工作还没有全面铺开,又被委任为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筹备处主任。
  1927年,南昌起义后,包惠僧到南昌,被周恩来任命为《前敌日报》主编,但该报因形势变化未能成立。其后不久,包惠僧在白色恐怖下,因苦闷、失望、灰心,退出了中国共产党。
  退党后,包惠僧疏远了革命,到了上海,为生活计,他又重操旧业,舞文弄墨,卖文为生。期间,他曾主编《现代中国》杂志至1931年,并用“亦愚”的笔名撰写文章,也曾在国民党政府内担任过一些不大不小的职务。1948年夏,包惠僧携家小前往澳门。 1949年9月,包惠僧回到人民的怀抱。晚年撰写发表了大量的回忆录,于198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包惠僧回忆录》一书。这些回忆录的撰写、发表和出版,亦得益于早年记者生涯的历练。

·离奇经历

  1921年7月,十三个衣着各异、口音不同的年轻人在上海秘密集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他们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了。以后,他们分别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有的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有的为人民解放英勇献身,有的另寻它路、甚至中途退党,也有的萎靡蜕化、背叛革命。其中,包惠僧的经历特别离奇。
  包惠僧早年结识陈独秀,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并担任了武汉党组织的负责人。在中共“一大”上,他和毛泽东等代表一样,壮志雄心,豪气冲天。27岁的包惠僧发言踊跃,28岁的毛泽东则沉默寡言。“一大”结束后,包惠僧回到武汉,担任湖北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则回到了长沙,主持湖南共产党的工作,两人常有书信往来。1922年秋,毛泽东曾投奔包惠僧,他们朝夕相处,关系十分融洽。工作之余,包惠僧还经常带着毛泽东逛街、下馆子,给当时的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三十年后,毛泽东还对武昌鱼及豆皮念念不忘,颇有赞词。1924年,国共建立联合战线,包惠僧奉命来到广州,加入了国民党,并受到重用,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和国民党二大代表。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包惠僧看不到党的光明前途,消极脱党,后来参加了国民党政府,但也干得不如意,因而申请到了澳门。1949年,包惠僧打电报给周恩来,并经中共中央批准,才得以回到北京,后来担任国务院参事,从事一些研究和回忆录的写作工作,直到1979年7月2日在北京逝世。
  人生的起伏往往反映了时代的变化。凭包惠僧的资格和才能,他的前途本来是很光明的,可就是一念之差,造就了另一种人生。这似乎是命运的捉弄,但也并非偶然。人生十字路口的选择往往是至关重要的,它决定着以后的命运。透过包惠僧的经历,我们会发现,他的人生转折始于脱党。

·苦找差事

  1924年,国共建立联合战线以后,两党共同担负起国民大革命的重任。一时间,东征,北伐,革命掀起了高潮。共产党人抱着满腔的热情投入到火热的大革命中,包惠僧便是其中的一员。国共合作前夕,包惠僧任黄埔军校教导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并于1926年1月被选为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由于国共两党的基本立场和观点不同,这个联合战线的分裂不可避免。孙中山逝世以后,国民党右派屡屡制造反共磨擦。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明目张胆地分裂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然而,当时的中共中央却一再退让,不愿同蒋介石决裂。作为让步,共产党员退出了第一军及黄埔军校的工作。包惠僧因此失去了工作,郁郁寡欢的他辗转来到上海,准备赴莫斯科学习。当时,国共关系虽然紧张,但蒋介石的实力还有限,为了取得北伐的胜利,他也不敢在反共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因此,国共之间虽然潜伏着很大的危机,但合作的关系还在维持。包惠僧来到上海的半个月里,正是国民革命军集中长沙准备大举北进的时候,急需用人。果然没多久,包惠僧接到了中央的通知,要他回广州继续工作。原来,周恩来给中央写了信,说是第二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李富春要随军北伐,而第二军在后方招募新兵又要成立政治部,组织上就决定派包惠僧回广州担任这个后方政治部的主任。这样,中央也就取消了他到莫斯科学习的计划。
  到广州以后,包惠僧立即去找陈延年和周恩来商谈接洽工作事宜,这才知道情况有变。原来,第二军在后方招募新兵的计划没有得到蒋介石的批准,自然也就不需要成立什么后方政治部了。包惠僧的工作又一次落空,极端的失望和愤怒涌上心头。为了缓和他的情绪,陈延年让他自己找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兼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谈谈,兴许能找到合适的工作。但是,包惠僧认为,工作虽然是为了革命,而为了自己的工作去找关系,总是有点不好意思,这个事情就这样放下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包惠僧遇到了钱大钧。早在北伐前,钱大钧和王柏龄就奉蒋介石之命给包惠僧一笔钱,劝他退出共产党,仍回二十师任党代表,包惠僧当时没有答应。这次钱大钧老调重弹,仍然要他回二十师。钱大钧说:“二十师不久也要加入前线作战,我们共事很合手,都是为革命而工作,校长很器重你,我希望你再考虑这个问题……”听到这里,包惠僧马上就想到了北伐前夕邵力子登报脱离共产党的事情,他说:“这个问题不好再提,我同邵力子不同,谢谢你的好意,倒是我要去看看谭主席,我需要一个心安理得的工作。”看到对方如此坚决,钱大钧也就亮出了底牌:“老实告诉你吧,张主席(当时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席)要我留你,他还说要同你谈谈。”话已至此,包惠僧很明白,这又是蒋介石对共产党人进行拉拢与排挤的手段。他沉默好久没有说话,临出门时,钱大钧答应同谭延闿约定时间与他见面,这时包惠僧的心情才稍微放松一些。
  第三天一早,包惠僧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太平沙高第街老湘军司令部见谭延闿。寒暄几句后,谈到工作问题,谭延闿对包惠僧说:“我想由政府给你一个名义,请你陪西北军代表到前方去,走陆路太辛苦,你们可以先到上海,武汉、南昌不久可下,你们到上海用电报同总司令部联系,再决定前进。这样安排可以吗?你如果同意,我就打电报给介公(蒋介石,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听到工作有了眉目,包惠僧自然表示同意。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包惠僧就收到了委任他为国民政府特派员的简任状,同时还有一封谭延闿给蒋介石的亲笔信。包惠僧马上向周恩来、陈延年汇报,周恩来让他到了武汉以后先与邓演达接洽,并写了一封信带给邓演达。这样,包惠僧来到上海,准备到前线武汉参加北伐战争的工作。终于有了一份正式的工作,包惠僧心里那块悬着的石头总算落了地。

·与邓演达合作

  1926年,北伐军由广州出发北上,一路势如破竹,很快便推进到了武汉。大军云集的武昌、汉口各租界仍是热闹非凡,包惠僧很顺利地便同邓演达联系上了。当时的邓演达官运亨通,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主任兼湖北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两人见面以后,包惠僧谈了一些在广州、上海的见闻,并把周恩来的信和谭延给蒋介石的信交给了邓演达。邓演达对包惠僧印象还好,加上有周恩来和谭延闿的推荐,便对他委以重任,包惠僧因此当上了武汉新闻检查委员会的主席。
  这个委员会是由省市两党部和省市政府同武汉行营和总政治部联合组织的。当时武汉党政军之间都有矛盾,军队将领强调战争时期一切都要服从军事;而省市党部和各报社受民主思潮的影响,也过分强调民主自由。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的郭沫若因为站在军人一边,与各报社及省市党部对立,双方闹得很紧张。邓演达考虑到包惠僧是共产党员,又是湖北人,在武汉的人事和社会关系比较熟悉,便要他来担当这个职务。受到重用的包惠僧对新工作充满了热情,又是拟定新闻检查办法,又是召开记者招待会。但由于双方分歧太大,各种努力都无法凑效,招待会上郭沫若甚至同《武汉商报》的总编邹碧痕拍桌对骂起来。包惠僧工作没有协调好,也就没有继续做下去。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新闻检查委员会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被裁撤了,包惠僧又接受了新的工作任务。
  武汉三镇被攻克以后,武汉的地位逐渐凸显,成为中国革命的另一个中心。随着战争的快速推进,军事人才非常欠缺,为此,国民党中央决定在武汉开办黄埔军校的分校,称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分校。筹建这个学校的重任,自然落到了武汉行营的主任邓演达身上。而邓演达当时既要主持武汉行营的工作,又要主持湖北的政务委员会,无暇顾及,必须寻找一个得力的助手。这时,因新闻检查委员会裁撤而停职的包惠僧便成了邓演达眼里的合适人选,包惠僧因此被任命为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筹备主任。从选校址到购置教学设备,甚至购买炊事家具,包惠僧忙得不亦乐乎。这期间,包惠僧与邓演达的关系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包惠僧经常为邓演达做一些机动性的工作,帮他看电报、处理公文,有时还替他会见客人。军校建设工程进展顺利,仅一个多月就竣工了。校舍刚刚建成,黄埔军校第五期的一个总队就开到了这里,经过一系列紧张的准备工作,招收了一部分新学员。新生入伍不久,邓演达就到广州参加国民党中央讨论国民政府迁都的会议,临行前把校务交给了包惠僧代理。而就在邓演达离开武汉不久,军校发生了一件事情,最终又让包惠僧选择了离开。
  原来,在黄埔军校成立不久,学生分成两派,一派是“青年军人联合会”,属中共方面领导;一派是“孙文主义学会”,属国民党右派领导。两派之间的斗争,实质是国共两党斗争在校内的体现。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也存在这个问题,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分子金亦吾、左铎、陈希平等人早就对共产党不满,尤其看到包惠僧是一个共产党员,竟然代理了校务,便找机会寻衅滋事。包惠僧认识到这是国共合作的矛盾问题,一定要慎重处理,便马上发电报告知邓演达。邓演达采取了公正的处理办法,对滋事军官大骂了一顿,还给他们记了大过。这件事看似过去了,但那些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并不甘心就此了结,他们给蒋介石写了一份添油加醋的报告,说共产党员压迫国民党员,包惠僧任用私人、把持校务,邓演达包庇共产党,包庇包惠僧等。蒋介石早就对共产党存有歹心,学生的报告更给了他压制共产党的口实。不久,蒋介石找机会把黄埔同学会武汉分会的报告交给邓演达,说:“用这个人(指包惠僧)要慎重,他是不容易驾驭的。学生们的意见固然不一定都对,但总是自己人,总应该好好地安置他们。这个报告交给你去处理吧。”这个报告以及蒋介石的信传到包惠僧那里,他非常生气,对蒋介石和邓演达都失去了信任,便思量着怎么离开行营这个是非之地。

·消极脱党

  正当包惠僧想要离开行营的时候,李汉俊受夏斗寅之托来请他到鄂军第一师去主持政治工作。包惠僧很快便接受了邀请,跟邓演达告别之后,他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报告自己的行期,并想约定一个时间、地点两人谈谈。陈独秀复信要他同张国焘接洽,而包惠僧和张国焘早就有过节,他不愿见张国焘,也就没有去。
  1927年1月底,包惠僧来到夏斗寅的部队,安顿之后,他就开始工作,并完全按照党军时代的办法训练部队。经过两个月的整训,部队士气为之一振,面貌大为改观,第一师也被改为独立第十四师。枪打出头鸟,独立十四师出类拔萃的表现,使他们一下子成为众矢之的。夏斗寅和包惠僧为获得主动,给邓演达和蒋介石发电报,请求将部队调往前线作战。不料这个电报却落到了他的上级唐生智手里,唐生智大为不满,一面向中共湖北区委委员彭泽湘告状,一面以前敌指挥名义命令夏斗寅回武汉。包惠僧回到汉口中共中央办事处,因对张国焘和彭泽湘的批评不接受,又大吵了一顿,想着这回肯定被撤职,党内也要受处分,因而主动向总政治部提出辞呈。这样,包惠僧又一次失去了工作。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而这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表面上还是亲共的,发布命令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免去其所兼各职,将其捉拿严办。武汉的反蒋高潮一浪高过一浪,而中原前线北伐的战事却越来越吃紧。蒋介石叛变后,邓演达成了北伐军的最高统帅。一天,包惠僧突然接到邓演达的来信,要他到邓家商量一件事情。原来夏斗寅在蒋介石叛变以后,也露出变节的迹象,未经请示就擅自将部队移防沙市。邓演达让包惠僧去说服夏斗寅继续效忠武汉国民党中央,包惠僧知道难以推却,只得领命前去。见到夏斗寅后,包惠僧按照邓演达的意思与其进行了谈判,夏斗寅表示没有叛心,双方表面上达成了一致。回来以后包惠僧才知道,这是夏斗寅的缓兵之计,他其实早已决定投降蒋介石了。就在包惠僧去找他的路上,他就准备枪毙包惠僧,只因几个过去跟包惠僧关系不错的团长坚决反对才改变了主意。而中央认为,夏斗寅叛变是因为包惠僧没有把工作做好,违反了党的政治纪律,所以给他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
  受到处分的包惠僧,心情十分郁闷,虽然也还参加党的小组活动,但失落的情绪让他感到异常的苦闷,他开始对共产党失去信心。就在这个时候,汪精卫也逐渐暴露出叛变革命的真实面目,中共党内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不满也越来越强烈。面对严峻的形势,中共中央开始进行应变准备。7月上旬,中央开会作出了退出国民党、国民政府的决定,并发布宣言强烈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近日已在公开的准备政变”。就在宣言发布的第二天,汪精卫就召开了秘密分共会议,公然叛变了革命,国共合作到此彻底结束。7月下旬,包惠僧奉周恩来的命令到南昌准备办报纸。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部队随即南下,向广东方向挺进。事有凑巧,包惠僧就在这个时候病了,加上对党的前途缺乏信心,他便请求暂留南昌。周恩来同意了他的请求,并给他写了一封信,要他病愈之后去武昌找党组织。此后,包惠僧先后逃难到老家黄冈、武昌、高邮,最后到了上海,见到了早已脱党的李达、施存统等人,才知道南昌起义的部队后来在广东失败了,他也因此悲观失望,最后走上了消极脱党的道路。

包惠僧笔下的社会百态

  MIA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的非赢利非政治性组织,四百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者义务搜集整理有关马克思主义及其相关政党的各种文献. 尽管MIA成立以来,曾经遭到美国政府的多次干扰,但最终还是顽强地生存下来,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镜像网站,历史文献的语言版本也达到了几十种.不同于其他许多网站,MIA的资料非常严谨,讲究的是原汁原味,可信度极高. 比如, 他们的英文版毛泽东选集已经编辑到了第九卷,对于原始文章与后来毛泽东本人的修改稿之间的差异也都详细列举了出来. 对马克思主义功过是非的评价已经超出了我的认知程度,不过,MIA及其志愿者的工作倒是我们可以看到许多难得一见的文献,例如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撰写的回忆录
  包惠僧的人生相当曲折,早年激进,中年消沉,晚年归于平静. 青年时期的包惠僧也曾经是个风云人物,与其一起共事的陈独秀, 董必武,恽代英,陈潭秋以及林彪的堂兄林育南等均是历史上赫赫有名者.虽然包惠僧是中共的创始人,但后来却脱离了共产党,当起了国民政府的"民政局"局长,管管户口,大陆解放前一年,举家移居澳门.新中国成立后,又回到了大陆,任国务院参事,主要的任务就是撰写回忆录
  包惠僧出生于湖北,毕业于湖北第一师范学校和肄业于北京大学文学系,又做过记者,文笔流畅优美.相信如果不是因为介入政治,他会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优秀记者.借助于他的笔, 包惠僧生动清晰地为我们再现了上个世纪初的中国社会百态. 不提他回忆录中的政治话题, 其中的一些民生话题就是放到今天,很多人都会产生共鸣

·关于城市

  看到城市的脏乱差,他心中相当郁闷.但他认为,坏东西是人为的,只要有一个好的政府,一种清明的政治,一个好的城市规划,市民的幸福生活是有希望的.他的这些观点,今天读起来都不落后

·关于大学生就业

    九十年前的1919年,包惠僧穷困僚倒,住在类似如今国内一些城市的十元旅店里,遇到很多毕业即失业的大学生.他的两个大学同班同学,找不到工作,也无颜回家,就睡在破庙里.迫不得已做起小生意,当时全国正在抵制日货,中国一般商人又做不出粉笔,他们就利用自己的化学知识,制作粉笔卖.两三个月下来,竟然是生意兴隆,正式成立了公司,还公开对外招股
    包惠僧的这两个同学当初创业的难度要比今天的许多大学生大得多.他的同学是学政法的,对化学和化工是外行.当时,粉笔市场上充斥着日货, 客户对国货"严重"不信任.全国抵制日货,给他们带来了机遇.这两个同学利用学生的身份,以情动人,最后把市里几乎所有公立学校半年用的粉笔都包了下来. 这两人善于挖掘自身资源,善于抓住机遇,堪称典范。

·关于新闻监督

  因为揭露腐败,一些稿件无法发表.但包惠僧等人找到了窍门. 报社都有各自的背景,背景不同,就会有矛盾.利用不同报社的矛盾,他们将不同消息送不同报馆.所以,无论攻击那个官僚,最后都能发表出来。

·四个人的通讯社

       一个社长,一个编辑,一个厨师兼通讯员兼印刷工人,采访写稿就包惠僧一个人.社长的车很好,主要工作是和政客在青楼鬼混. 他实在不愿意和这些人同流合污,就辞职不干了.没想到,另外一个毕业后没找到工作的同学找上门来请他,这位同学穷的没有办法,发现了个发财的道道,就是成立个通讯社,替某议员当吹鼓手.他的这位同学该是今天"有偿新闻"的老前辈了。

·一些精彩语言

   "床头黃金尽,壮士无颜色"
   "我对于这个世界气闷极了,我真想找一个终南捷径,来一个一拳打碎黃鹤楼,两足踢翻鸚鹉洲,象孙悟空大闹天宫那样来把这个世界改变一下"
  恽代英的四大戒律:不吃酒,不抽烟,不穿绸缎,不做官. 四大愿望:改造自己,改造家庭,改造社会,改造国家
    "如果一个坏人做了所谓正当的职业,那个职业就变成了作恶的工具"
    "有很多穷苦学生中学毕了业怕考不上大学,即令考上了又没有钱交学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