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仁静

简介

刘仁静
刘仁静
  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春,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2年和邓中夏创办并主编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同年9月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继又出席了少共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1923年在上海任团中央书记,主编《政治生活》。1926年去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参加托洛茨基派的活动。1929年8月回国后组织托派“十月社”。1929年因参加托派活动,被开除出党。曾任三青团宣传处科员,国民党第十战区战干四团教官等。1935年被国民党逮捕,1937年出狱。1948年发表反共文章《评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50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1951年在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译工作,翻译了《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等著作,署名刘若水。1956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讲授政治经济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捕,1966~1978年被关押。1986年底,任人民出版社特约翻译、国务院参事。

生平介绍

·风雨人生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刘仁静曾是党的“一大”代表,在“一大”的13位代表中,刘仁静是最年轻的一个,当时年仅19岁。这位来自湖北应城的热血男儿,怀着满腔的激情和美好向往,投身滚滚的革命洪流。然而,在这滚滚的洪流中,他人生的航船一度偏离了航向。在他一波三折的人生道路上,充满风风雨雨、艰辛和曲折。

·“互助社”结识恽代英

  1902年3月,刘仁静出生于湖北省应城城关。小时候,在应城小学读书,1914年春,考入武昌博文书院,两年后升入武昌中华大学附中就读。武昌中华大学在当时是比较开放的学校,学生在完成规定的课程之外,允许学生有自由研究的空间和接触社会的机会。因此,刘仁静利用自由时间,阅读了一些当时比较进步的刊物,如《新青年》、《甲寅》、《学生杂志》、《科学》等。刘仁静自觉不自觉地受到新思想的影响。特别是从陈独秀的大声疾呼中,刘仁静明白了许多闻所未闻的道理,很快便成了《新青年》刊物最衷心的读者。
  1917年暑假,就读中华大学的恽代英参加了基督教会在庐山举办的“夏令营学生会”。受这次活动的启发,同年11月,恽代英和几个中华大学部的学生组织成立了“互助社”。“互助社”不是政治组织,也不是学术团体,它是一个专门团结与培养善男善女的社会团体。其宗旨是:“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互助社”只侧重于自我教育,培养集体精神。所以,对正准备各奔前程的大学生没有多大吸引力,倒是引起思想活跃中学生的青睐。因此,参加这个组织的大都是中学生,刘仁静也参加了这组织,并和恽代英一起组织活动。当时,恽代英比刘仁静大6岁,在各方面刘仁静都得到恽代英的帮助和照顾。在恽代英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十点至十一点为养初(刘仁静的号)改文。告养初力戒轻躁之习,求庄重和蔼,与朋友交而敬之。”从日记中可以看出恽代英对刘仁静关心。
  随着时代的发展,给“互助社”赋予了新的内涵和活力,“互助社”自觉不自觉地承担起宣传新文化的任务,组织了一些爱国活动,如上街调查国货,宣传人们不忘国耻。最终,历史的潮流把“互助社”与同革命联系在一起,这无疑给“互助社”注入了更新的生命力。“互助社”的实践活动,为刘仁静踏上革命道路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1918年7月,刘仁静中学毕业。他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告别了“互助社”,带着“互助社”培养的美好情感,考入了北京大学物理系。

·参加中共“一大”会议

  在北京大学的日子,是刘仁静人生道路上最辉煌一刻。就在刘仁静进入北大的第二年,即1919年5月4日,中国爆发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伟大革命——五四运动。数千名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的口号。
  北京大学组织了讲演团,刘仁静与同学们一道,每天上街向群众宣传,号召广大人民群众起来斗争。在这场运动中,刘仁静被警方逮捕,判刑一个月。刑满释放后,回校继续读书,并转入哲学系学习。
  那时候,北京大学上课方式非常灵活。学生可以去听课。也可以不去听课自己学习。所以,刘仁静大部分时间在图书馆学习。他阅读了一些英文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如《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由于受马克思主义和“五四运动”新思想的影响,刘仁静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地升华,毅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0年春,刘仁静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经邓中夏、罗章龙的介绍,刘仁静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刘仁静荣幸地被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推选为“一大”代表,和张国焘一起,出席了党的“一大”会议。
  中国共产党“一大”闭幕以后,刘仁静激情高涨,一下成了马克思主义忠实的追随者。回到北京,与邓中夏等在北京大学发起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潜心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与此同时,还创办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刊物—《先驱》,1922年1月15日,《先驱》创刊号出版问世。由于当时《先驱》刊物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北大传达室就成了《先驱》对外联系和发行的接待点。之后,《先驱》刊物迁往上海,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
  1923年7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刘仁静被推选为团中央总书记。为推动团的工作和激励青年的爱国热情,刘仁静做了大量工作,先后在《中国青年》、《向导》、《民国日报》等刊物发表近百篇激发青年积极向上的文章。后来,由于与团中央意见有分歧,刘仁静以参加北京大学毕业考试为由,离开了团中央,由任弼时接替团中央总书记职务。

·欧洲之旅拜访托洛茨基

  1922年11月,共产国际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这次会议。陈独秀从上海来到北京,向刘仁静转告团中央的决定,派刘仁静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少共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因此,他们一起从北京动身,途经奉天、哈尔滨、满洲里来到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
  少共国际第三次会议在共产国际四次会议之前召开。少共国际三次会议结束后,刘仁静和陈独秀一起又参加了共产国际四次会议。会议安排了大会发言,大会规定发言须用英语。由于陈独秀不会英语,因此,由刘仁静代为在大会上发了言。参加此次会议,刘仁静大有收获。不但亲耳聆听了列宁的报告,更值得刘仁静激动不己的是,结识了列宁和托洛茨基。
  1926年9月,刘仁静受党中央的派遣,赴苏联莫斯科国际党校列宁学院学习。同时在那里学习的还有蔡和森、彭泽湘、吴玉章董必武王若飞等。就在刘仁静学习期间,苏联党内爆发了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斗争。1927年11月4日,苏共中央开除了托洛茨基的党籍,1929年又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刘仁静得知这一消息后感到震惊,甚至对托洛茨基的遭遇表示同情。
  1929年4月,刘仁静在列宁学院学习结束,获得了共产国际的护照。他没有直接回国,也没有向党中央作任何请示,自作主张寻访托洛茨基。于是,刘仁静离开莫斯科,踏上了去欧洲的征途。
  托洛茨基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后,浪迹欧洲,飘泊无定。为寻找托洛茨基,刘仁静从苏联启程,经波兰、捷克,1929年6月来到德国的柏林,在一个皮匠家中住下。寻访工作毫无进展。一天,刘仁静在街头买了一份小报《民意报》,边走边看。突然,他惊喜地发现这竟是一张托派报纸。刘仁静如获至宝,经查明《民意报》的报址后,按照报纸上的地址,刘仁静找到了办报人乌尔班斯〔德国人),并向乌尔班斯说明来意。乌尔班斯热情地接待了刘仁静,并向刘告知了托洛茨基的下落。刘仁静兴奋不已,在乌尔班斯陪同下,参观了一些德国的革命纪念地。
  大约半月余,刘仁静告别了乌尔班斯,离开了德国,经罗马尼亚,来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刘仁静顾不上旅途疲劳,随即赶到太子岛,终于见到了托洛茨基。两人见面后,激动的心情难以言状。托洛斯基与刘仁静用俄语进行了亲切地交谈。托洛茨基兴奋地说:“你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位中国人,很高兴有了来自中国的支持者。”
  为了二人会面的方便,刘仁静搬到托洛茨基附近的一个小旅馆住下。每天早餐后,刘仁静来到托洛茨基家,多半时间在托洛茨基家吃午饭。托洛茨基当时正在忙于写自传,给报纸写文章,赚点稿费,除了用来维持一家三口的生活之外,还得留下一部分作为活动经费,生活过得很艰苦。为了维持生计,托洛茨基整天在工作室写作。工作室不大,陈设也非常简陋,桌上堆满了书稿,还在桌上摆放着一张列宁的二寸照片。
  刘仁静在土耳其住了大约一个月。在那些日子里,每天上午是他们会谈时间,下午大多两人一起到岛上散步或者划船。他们交谈的内容,主要是国共合作问题和反对派的任务。托洛茨基主张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和资产阶级政党合作,应该单独干革命。其次,他们还讨论一些国际问题。
  临别之前,托洛茨基送给刘仁静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中国目前政治形势和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任务》。在这篇文章中,托洛茨基总结了中国过去的革命,并提出于今后的任务:第一、苏维埃问题,认为苏维埃不是随便可以组织起来的;第二、蒋介石、汪精卫是一丘之貉,对蒋介石和汪精卫同样地反对;第三、中国革命现在处于低潮时期,不能马上进行起义,现在不能盲目活动,要积聚力量;第四、作为过渡时期的口号,应找出直接、平等、不记名方式投票产生国民议会,以实现中国的独立统一,少数民族自决,八小时工作日,土地归农民等目标。后来,这篇文章成为中国托派的基本纲领。

·投靠国民党

  1929年8月16日,刘仁静回到上海。党中央派恽代英找刘仁静谈话,刘仁静不但不接受党中央的意见,却公然以反对派立场批评党内的官僚化。不久,党中央在《红旗日报》上刊出《给刘仁静的一封公开信》,公开信明确指出:限刘仁静三天内在报纸上公开交代访问托洛茨基一事。刘仁静不听劝告,顽固坚持托派思想,后来被开除了党籍。
  在刘仁静回国之前,国内已先后成立了几个托派组织,如“我们的话”、“无产者”、“战斗”等。在这些托派组织中,参加者多数曾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留学生。刘仁静回国后,积极活动,组织了一些留俄学生,成立起“十月社”托派组织,还办起了托派刊物《十月》。在《十月》上,刘仁静亲自撰文,还翻译了托洛茨基论文集《极左派与马克思主义》刊载在《十月》上。
  1929年底,刘仁静写信托洛茨基,报告了中国托派组织活动的情况。托洛茨基回信说:“应该把几个组织统一起来,不然对运动不利。”刘仁静按照托洛茨基的旨意,积极穿梭在几个托派组织之间。大约在1931年,几个托派组织终于统一了,统一后的托派组织由陈独秀负责。虽然刘仁静与陈独秀以及托派组织站在一起,但是他处处总以“托洛茨基代表”、“正统托派”自居,引起陈独秀和托派组织对他的反感。因此,刘仁静在托派组织中相当孤立,以至后来被赶出了托派组织。当时,刘仁静已结了婚,没有工作,靠微薄的稿费维持一家人生活。无奈之中,于1934年,刘仁静找到在一家美国人办的《大美晚报》做英文编辑的国际托派格拿斯(加拿大人)。经格拿斯介绍,刘仁静带着妻子陆慎之来到北京,为一个叫伊罗生的美国人当翻译。1935年11月的一天,刘仁静在北京被国民党警察逮捕,押送南京判刑三年,关押在苏州反省院。
  1938年,刘仁静刑满释放。先是去上海,由于找不到工作,又乘船回武昌找陈独秀,被陈独秀拒之门外。工作找不到,生活无着落,武昌也呆不下去。后来通过关系到了重庆,在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宣传处当了科员。两个月后,康泽要刘仁静履行入团手续。刘仁静心有余悸,就去找谭平山,他们是旧交。谭平山说:“你不愿意加入三青团,就离开吧!”刘仁静听了谭平山的话,离开了三青团。不久刘仁静辗转来到西安,在朋友梁干乔的推荐下,到胡宗南的特务训练机关战干第四团任了上校教官,教俄语和历史,大约一年多就被辞退了。此后,刘仁静又先后在国民党《民主与统一》、《前线日报》、《时事新报晚刊》当主笔。1948年,受时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中央日报》总编陶希圣之邀请,来到国民党政治研究室当了研究员及国民党国防部镇江教导所工作。此时的刘仁静已完全投靠国民党,走向人民的反面。

·“共产党对我仁至义尽”

  1949年大陆解放,国民党败退台湾,刘仁静如梦方醒,离开国民党留在了上海。全国解放以后,刘仁静来到北京。刘少奇同志亲自找刘仁静,对他进行了认真耐心地教育。刘仁静终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悔恨交加,决心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1950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刘仁静的声明》:“我于1921年加入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工作。1927年,当中国大革命失败后,我在共产国际内部的斗争中,参加托洛茨基派的组织及活动……使我不能认识路线之正确,所以我在政治上长期的和党对立……”最后写道:“今后必须向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学习,我过去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以后决心在党及毛主席的领导下,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谨此声明。”
  与刘仁静声明同时刊出的还有《李季的声明》。李季于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也成为托派。
  《人民日报》还为他们的声明加了编者按:“……刘仁静和李季现在表示开始认识了自己过去的反革命罪恶。但是第一,他们的这种表示还不是诚恳坦白的,特别是刘仁静竭力不提自己的实际反革命罪恶行为,而只是把它们轻描淡写地说成是简单的‘思想上的错误’;第二,无论他们说得怎样,他们是否确实有所悔悟,仍然有待他们的行动的证明。”
  后来,刘仁静被安排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政治经济学,同时给苏联专家当翻译。 1950年,刘仁静还参加了土改工作队。土改工作结束后,为更好地发挥他的一技之长,调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译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刘仁静受到冲击,被红卫兵抓捕关进秦城监狱。后来,毛主席知道了这件事,毛主席说:有些老托派,象刘仁静,不要关了吧。毛主席这一指示,无疑是对刘仁静的保护。很快刘仁静就从秦城监狱放了出来,获得了人身自由。为了刘仁静的人身安全,避免再次被红卫兵揪斗,有关部门不敢把刘仁静送回家去,只得为刘仁静单独安排了一间房子,为他在学习、生活上提供极大的方便,每月还安排专车进北京城一趟。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刘仁静安全地回到了家中。这时他已是74岁的老人,身板还硬朗,与家人团聚安度晚年。
  198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是年“七一”前夕,新华社记者采访了唯一健在的“一大” 代表刘仁静,并特发专稿《访问刘仁静》。文章说:“……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才如梦初醒,抛弃反动立场,站到人民方面来。从1951年到现在,他一直在人民出版社从事翻译工作,翻译了十几部重要的文献资料和著作。”文章最后说:“刘仁静深有感触地说:‘共产党对我仁至义尽,不管我犯了多大错误,还是没有抛弃我,给了我生活的出路。’”
  刘仁静的专访见报之后,许多党史和史学研究者慕名而来,造访者络绎不绝,给他寂寞的晚年增添了几分乐趣。每当回首往事,如同恍若隔世。刘仁静常常感到愧疚和遗憾,更多的是幸运。
  1986年,刘仁静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1987年8月5日,一场意想不到的车祸夺去了刘仁静的生命,这位中共“一大”老人走完了他人生的历程。8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消息:“国务院参事刘亦宇(原名刘仁静)同志8月5日不幸逝世,终年85 岁。刘亦宇曾是中共“一大”代表。向刘亦宇遗体告别仪式,今天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人民出版社和国务院参事室为刘仁静举行了追悼会,虽然没有悼词,但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具体事件

  刘仁静原是早期中国共产党的活跃分子。他1902年出生在湖北应城一个教书先生家中,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是1919年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1920年加入由李大钊发起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即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最早成员。他因努力研读并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而有“小马克思”之誉,后又积极参与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他和张国焘一起被选为北京代表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时,只有19岁,是13名代表中最年轻的一个。
  但是,作为托洛茨基的忠实信徒、中国托派最早的组织者之一的刘仁静,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虽然愿意通过认错,回到革命队伍中来,可是他的认识和党的认识差距太大太远,他不能见容于新社会,他的后半生过得相当艰难。
  1987年8月5日清晨5点多钟,在北京,一辆从北太平庄开出的22路头班公共汽车,风驰电掣般地向南驶来,马路上薄雾未散,行人稀少,司机一时大意,没有注意到一位老人低着头,正从东往西穿越马路向北京师范大学走去,等到发现前面有人已来不及刹车,车前杠把老人撞出7米开外,当场昏死过去。
  这位老人是当时惟一活着的中共“一大”代表、85岁的刘仁静。他的家就在马路东边,他是每天这个时候去北师大操场晨练的。他的老伴正站在窗口看着他过马路,震惊地发现他被撞倒,等全家人赶到出事地点时,老人已被送进附近的北京军区262医院抢救,但因颅骨碎裂,大量出血,医生虽采取了一些措施,已回天乏术了。
  刘仁静刚在上一年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他的行政关系一直在人民出版社。在商议后事时,他的儿子刘威立向参事室的同志提出一个请求,希望组织上给他父亲的一生经历写一个结论。但最后得到的回答是:不写了吧,不写比写好。
  就这样,刘仁静默默地结束了自己复杂而又坎坷的一生。

·谒见过托洛茨基本人,成为托派的孤家寡人

  1927年底,托洛茨基被斯大林用组织手段清除出党,并被流放,1929年初又被驱逐出国,居住在土耳其的太子群岛上。刘仁静于1929年春在列宁学院结业绕道欧洲回国时,出于对托的狂热崇拜,背着党去土耳其拜见了托洛茨基。托十分高兴,热情地接待了这位中国信徒,和他促膝长谈,留他住了十几天,并起草了一份名为《中国政治状况和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任务》的提纲,要刘带回国内,认为这个文件可以作为中国托派的纲领。刘和托深谈后,对托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以后好几年一直与托保持着密切联系,托曾不断地给他写信、寄书、寄材料。因此刘是中国托派中惟一谒见过托洛茨基本人并得到托亲自指点的人。他在回国后就开始对党产生了离心离德的思想,自以为得了托洛茨基的“真传”,把托的提纲视为挽救中国革命的灵丹妙药,一心要充当救国救民的救世主。1929年10月党中央作出《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决议》(党内机会主义指陈独秀等人,托洛茨基反对派则是指刘仁静等人),接着11月又通过了开除陈独秀等人出党的决定,刘仁静则在回国后公开亮出自己的观点,党一直未接他的关系,后被视为分裂党的罪魁祸首将其除名。
  1930年起,刘仁静周旋于一些托派人士和陈独秀之间。当时中国托派内部思想混乱,分歧很大,共成立有4个小组织,刘和王文元(王凡西)等人组成的“十月社”是其中之一。由于刘自视甚高,狂傲自大,总认为自己是托的惟一代言人、托派的正宗代表,就听不进不同意见,还常把自己的思想强加于别人,即使对陈独秀也是如此,因此他使托派组织无法容忍,最终把他抛弃,“十月社”和他决裂后,他想和陈独秀合作,又遭陈拒绝。这样,他就成了托派中一个游离于各派组织以外的孤家寡人。

·主动承认错误,被安排在北师大工作

  全国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刘在上海,他与大多数托派人士坚决不肯或不愿承认这巨大的革命现实,他无法否认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胜利的铁的事实,他发现自己真的错了,开始了认真的反省,经过将近一年的反复思想斗争,几经犹豫,最后决定赴京向党认错。
  刘当时的主观愿望是,他自以为与张国焘不同,也与彭述之等人不同,他虽也批判过党的路线,但都是清谈空论,没有具体行动,有错无罪,只要自己主动认错,真诚回归,应该可以见容于党,得到党的谅解,下半生还能做点工作。
  1950年8月,刘到北京找了中央组织部,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中组部要他写出书面材料。但他完全没有想到的是,早在1937年斯大林已对托派定性为:“一伙无原则的和无思想的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和匪帮,是受外国侦探机关雇佣而活动的工人阶级死敌的匪帮”,并以共产国际的名义要各国党都按此定性对待本国的托派,中国共产党就一直以此为标准,把中国托派分子包括陈独秀视为十恶不赦的死敌,是一伙汉奸、特务、反革命,“完全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对人民的卑污工具”。这个认识始终未变,这当然也是针对刘仁静的。因此对刘的来归,即使不认为他是死敌,也会认为他是心怀叵测的缴械投降之敌。
  刘到北京后,想找一些熟人联系都碰了壁。据刘自己回忆:有的人明说不见;有的人辞以不在家。刘当然不敢去打扰毛主席和周总理。只有许德珩仍把他当做老同学、老朋友接待了。那时中央指定安子文和他联系,并帮他解决了一些困难。最后刘少奇出面和他谈了一次话,态度、口气之严峻,也是他没有料到的。这次谈话后,他用了刘亦宇的名字,被安排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政治经济学教师。

·调到人民出版社,“花岗岩脑袋”出了名

  1950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刘仁静的认错检讨,但加了一个措词严厉的“编者按”。该“编者按”首先全文引用了斯大林对托派的定性,同时指出:“托洛茨基——陈独秀残余分子在中国人民胜利以后虽然销声匿迹,但是对于他们继续进行破坏和暗害行动的可能性,仍然应当提高警惕。”接着介绍了刘仁静:“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即叛变革命,1929年还到土耳其拜访已经叛变革命而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回国后即进行托派组织活动”。并指出:“虽然他自称在1937年已被托派开除,但从那时起直到1949年他都在国民党反动组织中进行反革命活动……而他的检讨却竭力不提自己的实际反革命罪恶行为,而只把它轻描淡写说成是简单的‘思想上的错误’,无论他说得怎样,是否确实有悔悟,仍然有待于他的行动证明。”
  刘仁静当然不能同意这样的“判决”,因为他不相信托洛茨基集团是一伙特务、间谍、杀人匪帮的断言,也不认为自己从事过反革命罪恶活动。他去找安子文争辩,但毫无结果。因为这个“编者按”显然是经过党中央认可的,它和195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上对托洛茨基分子所加的注释如出一辙就可说明一切。而这也正是党对中国托派和刘仁静作出的不许辩驳的结论。刘的惟一出路只能是学会在这个结论的重压下去适应今后严酷的现实。
  北师大的学生首先作出强烈反应,他们看了《人民日报》后,很快就了解到这个如此反动而又不知悔改的刘仁静正是他们的教师刘亦宇,立即群起抗议,校方不得不撤销了刘的教学任务,让他改任苏联专家的翻译。但群众同样不能容忍,实际上刘已无法再在北师大呆下去。组织部只好重做安排,先让他去淮北参加土改,回京后通过人事部安排到人民出版社工作。
  1952年,三反运动开始,这本来涉及不到他。但后来社方接到上级通知,说要触动触动他。于是在部分群众骨干中公布了刘的身份,印发了有关材料,主要是那个长达一千多字的“编者按”,让大家心中有底。开始以小组会的形式对他进行“帮助”,结果一共三天开了四次会,一次比一次升级。但无论怎么启发和帮助,他就是听不进去,他坚持自己的认识,不愿顺杆爬作违心检查而得以过关。甚至说:“我回答不了,我的脑筋就是这样顽固,你们枪毙我好了!”群众气愤至极,在一片声讨声中,刘头脑昏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竟使劲摔碎茶杯,躺倒在地大喊大叫,最后晕厥过去。
  人民出版社立即向上级汇报了这一情况,此事当然上报到了中央。不过上面好像在意料之中,传话下来说刘这个花岗岩脑袋是改不了的,随他去吧!此事就这样戏剧性地收场。

·文革中进了监狱,关押12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刘仁静当然在劫难逃,革命群众绝不会放过这个“大人物”。批斗、挨打、抄家成了家常便饭,把他折腾得很厉害。不过造反派认为他早已是只“死老虎”,无足轻重,对他兴趣不大,所以他人身还是自由的。1967年5、6月间,他去街上看大字报,顺手从墙上揭下了一张大字报,想带回家中仔细研究,被红卫兵发现,立即被揪到人民出版社,人社的造反派一面在院子里召开批斗大会,一面打电话告知公安部门要求将他收审。
  批斗会尚未结束,市公安局就派人当场把他带走了,先押他回家拿了些东西,就把他关进了北郊的秦城监狱,一关就是6年多。
  1973年党的“十大”以后,据说周总理宣布了一条释放全部在押托派的最高指示。市公安局的一位领导专程去监狱找刘谈了一次话,态度十分和气,条件也很简单,只要他写一份认罪书即可出狱。刘口头答应,经过思考后又“变了卦”。据刘自己说,他最后写了一个“不及格”的东西,辜负了这位首长的一番好意,只好把他继续关押。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初才通知人民出版社把他接了出来,恢复了自由。就是因为不肯承认自己有罪,又被关押了5年多,一共将近12年,这时他已77岁,显得有点老态龙钟了。
  以后几年,因为自包惠僧去世后,他是硕果仅存的惟一的中共“一大”代表,很多党史工作者和有关部门及个人都来登门拜访,向他求援,请他提供材料,写回忆录等等,纷至沓来,令他有点应接不暇,不过此时他内心却是比较愉快的。尽管经过十年浩劫,他的智力严重衰退,思想也开始比较迟钝,但在回忆过程中,他仿佛又回到了过去的革命年代,昔日的峥嵘岁月又历历在目,他常常处于一种兴奋和激动的情绪中,因此他对来访者都竭诚欢迎,尽自己的记忆据实相告和回答问题,对自己的经历、历史和所犯错误,也从不回避,并作了一定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