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相如

  
  梁孝王去世和汉武帝继位,是汉代文学由初期进入盛期的转折点。它掀开了汉代盛世的帷幔,同时,也开始了汉代文坛的新纪元。武帝少时即好文学,即位之后,对文学之士的亲幸,对文学事业的热心推动,为前代君主所不曾有。于是,一时文坛俊杰,集中在武帝周围,形成一个庞大的文学侍从群体。
  这个时期,不仅作家队伍壮大,所作赋的数量也多于其他时代,而且作品题材广泛,艺术水平较高,特别是出现了一批足以代表这个辉煌时代的作家。武帝朝的文坛,是汉代盛世景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光辉的一页。
  梁园文学的准备和哺育,武帝时代各方面条件的沾溉,造就了一代文人,更造就了一个辉耀当世、影响未来的作家,这就是司马相如(约前179-前118)。他雄踞于西汉文坛,创作出具有典范意义的汉赋。

司马相如生平

  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人。青少年时期,好读书,又学击剑。他初入仕途时,以赀为郎,在景帝周围任武骑常侍,时随从天子狩猎。这远不符合相如的志向,意颇不自得。
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
  梁孝王来朝这一偶然事件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和事业的发展。梁王入朝时, 随从游说的文人学子甚众,枚乘等著名赋家亦在其间。相如见后非常羡慕,遂以有病为由,客游梁,成为梁园文学群体中的一员。这里的文化氛围有利于他在文学创作方面迅速成长,数年后,相如作《子虚赋》,显示出超群的才华。
  梁孝王卒,梁园宾客解体,相如归蜀。相如懂音乐,善鼓琴,以此与临邛富 家女卓文君结为伉俪,度过一段闲散生活。
  武帝继位后,大征天下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偶读《子虚赋》,称赏之,曰:“联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恰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于侧,遂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武帝十分惊喜,遂召相如。相如表示,《子虚赋》乃叙诸 侯之事,不足观,请为天子游猎之赋,于是作《上林赋》。二赋假设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苑囿之大和田猎之盛。其卒章归之于节 俭,因以讽谏。武帝大悦,以相如为郎。
  后数岁,唐蒙行取夜郎、僰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 严法苛责。巴蜀民惊恐万分。武帝遣相如责唐蒙等,且撰《喻巴蜀檄》以安抚巴蜀百姓。不久,又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通西南少数民族诸部。西南诸部皆向中央王朝称臣。其后,有人上书言相如出使西南时受贿,因此失官。岁余后,复召为郎。相如常从武帝至长杨宫射猎,此时武帝方好自击熊、彘,驰逐野兽,相如谏止。过宜春宫,见秦二世陵,相如作《哀二世赋》,以抒发对秦迅速败亡的感慨。作者指出,“持身不谨兮,亡国失势;信谗不寤兮,宗庙灭绝。”哀悼之间,蕴藉深远。相如后又拜为孝文园令。武帝好神仙,相如以为传闻列仙居山泽 间,形容甚癯,不符合帝王好仙之意,遂撰成《大人赋》。作者本意要对武帝崇尚神仙之事予以针砭,所以在作品中写出仙人“轻举而远游”的经历,而更属意于“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乘虚亡而上遐兮,超无友而独存”,将长生与孤独连在一起,委婉地表明自己的否定态度。赋奏,天子大悦,飘飘有凌云气、游天地之间意。其实,这不过是对《大人赋》中部分内容的误解 而已。

司马相如的创作

  
  在司马相如的作品中,《长门赋》是受到历代文学称赞的成功之作。作品以 一个受到冷遇的嫔妃口吻写成。君主许诺朝往而暮来,可是天色将晚,还不见幸临。她独自徘徊,对爱的企盼与失落充满心中。她登上兰台遥望其行踪,唯见浮云四塞,天日窈冥。雷声震响,她以为是君主的车辇,却只见风卷帷幄。作品将离宫内外的景物同人物的情感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以景写情,在赋中已是别创。作品后部尤为感人:
  日黄昏而望绝兮,怅独托于空堂。悬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于洞房。援雅琴 以变调兮,奏愁思之不可长。案流徵以转兮,声幼妙而复扬。贯历览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卬。左右悲而垂泪兮,涕流离而纵横。舒息悒而增欷兮,徒履起而彷徨。揄长袂以自翳兮,数昔日之諐殃。无面目之可显兮,遂颓思而就床。抟芬若以为枕兮,席荃兰而茝香。忽寝寐而梦想兮,魄若君之在旁。惕寤觉而无见兮,魂若有亡。
  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在确信君主不会幸临之后,更加感到孤独。她援雅琴以寄愁思,闻之者亦悲伤流泪;睡梦中君主在自己身旁,醒来后尤为悲凉。
  这篇赋以骚体写成,幽怨深婉,情味隽永,匠心独具,为历代宫怨作品之祖。
  此外,相如还有《美人赋》、《难蜀父老》。相如口吃而善著书,身居仕途,却不慕官爵,未尝肯与公卿交游,同寻常汲 汲于功名利禄者迥别。相如患消渴疾,常称疾避事。晚年以病免官,居茂陵。武帝元狩五年(前118),终以消渴疾辞世。相如居茂陵,亦时时著书,辄为人索去。病逝后,朝廷遣人往取其所著书,仅有《封禅文》一篇奏上。
  司马相如生活在汉代初期走向鼎盛之时,这个时期的思想、世风也在转变之中。前代的诸侯王尚在,可是权势已经削弱。以前依附于诸侯王的士人,也无所用其才智,但是,这个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文人,仍然兼具纵横家的精神、气质。 东方朔的高自称许,是这种精神的表现。司马相如身上的策士遗风更为明显,他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对君主的随时进谏,他事景帝时意不自得便免官他就,表现出很强的独立精神。他又不同于东方朔、枚皋。他谏说、论事,宗旨严正,具有 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即使在极端铺张的文学创作中,也多贯穿一条鲜明的主线, 即要有所讽喻,有所针砭,注重自己作品或言论的社会效果。正是基于这一点,他受到君主的信任,朝廷委以重任。而东方朔、枚皋,虽然自视甚高,天子却只俳倡畜之,没有让他们承担过严肃的使命。

《子虚赋》和《上林赋》

  
  《子虚赋》、《上林赋》是司马相如的代表作,也是汉赋中具有开拓意义和典范作用的成果。这两篇作品不作于一时。《子虚赋》作于相如为梁孝王宾客时,《上林赋》作于武帝召见之际,前后相去十年。两赋内容连属,构思一贯,结体谨严,实为一篇完整作品的上下章。
《子虚赋》 《上林赋》
《子虚赋》 《上林赋》
  作品虚构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三人,并通过他们讲述齐、楚和天子畋猎的状况,他们对此事的态度,结成作品的基本骨架。
  《子虚赋》写楚臣子虚使于齐,齐王盛待子虚,悉发车骑,与使者出猎。畋罢,子虚访问乌有先生,遇亡是公在座。子虚讲述齐王畋猎之盛,而自己则在齐王面前夸耀楚王游猎云梦的盛况。在子虚看来,齐王对他的盛情接待中流露出大国君主的自豪、自炫,这无异于表明其他诸侯国都不如自己。他作为楚国使臣, 感到这是对自己国家和君主的轻慢。使臣的首要任务是不辰君命,于是,他以维护国家和君主尊严的态度讲述了楚国的辽阔和云梦游猎的盛大规模。赋的后半部分是乌有先生对子虚的批评。他指出,子虚“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奢言淫乐而显侈靡”,这种作法是错误的。在他看来,地域的辽远、物产的繁富和对于物质享乐的追求,同君主的道德修养无法相比,是不值得称道的。从他对子虚的批评中可以看出,他把使臣的责任定位在传播自己国家的强盛和君主 的道德、声誉上。而子虚在齐王面前的所作所为,恰恰是诸侯之间的比强斗富,是已经过时的思想观念所支配。因此他说,“必若所言,固非楚国之美也”。作品通过乌有先生对子虚的批评,表现出作者对诸侯及其使臣竞相侈靡、不崇德义的思想、行为的否定。“彰君恶”诸语表现出较鲜明的讽喻意图。
  《上林赋》紧承上篇乌有先生的言论展开,写出亡是公对子虚、乌有乃至齐、 楚诸侯的批评,并通过渲染上林苑游猎之盛及天子对奢侈生活的反省,艺术地展现了汉代盛世景象,表明作者对游猎活动的态度、对人民的关心。
  在《上林赋》中,亡是公以“楚则失矣,而齐亦未为得”一语起势,将全篇的意蕴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在作者看来,子虚自炫物资繁富、奢侈逾度的思想最 为浅陋;乌有先生重精神、尚道义,从较高的基点上对它进行了否定。然而,乌有先生谈话的思想基点,乃是诸侯国中较有识见的贤臣思想,它与大一统的盛世强国的精神,尚有明显的高下之别。他明确地指出:
  不务明君臣之义、正诸侯之礼,徒事争于游戏之乐、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胜,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扬名发誉,而适足以贬君自损也。
  针对他们二人共同的失误给予总体批评,然后笔锋一转,以上林的巨丽之美否定了齐、楚的辽远盛大,使诸侯国相形见绌。作者极写上林苑囿的广阔,天子畋猎声势的浩大,离宫别馆声色的淫乐。描写上林苑的文学占据了作品的绝大部分篇幅,它以浓墨重彩,生动地描绘出庞大帝国统治中心前所未有的富庶、繁荣,气势充溢,信心十足;通过畋猎这一侧面,写出汉帝国中央王朝在享乐生活方面 也独具坚实丰厚的物质基础。
  在作者的笔下,居于这个庞大帝国统治中心的天子是个既懂得享乐奢侈、又勤政爱民、为国家计之久远的英明君主。他在酒足乐酣之时,茫然而思,似若有失,曰:“嗟乎,此太奢侈!”尽管如此,这位英主认为自己是以勤于政事的闲 暇率众出猎,奢侈而不废政务。他担心后嗣陷于“靡丽”歧途,“往往而不返”,“非所以为继嗣创业垂统也”。他不想对后世产生误导,遂发布了一个同以往设 立上林苑迥然不同的命令:
  于是乎乃解酒罢猎,而命有司,曰:“地可垦辟,悉为农郊,以赡萌隶;隤墙填堑,使山泽之人得至焉;实陂池而勿禁,虚宫馆而勿仞。发仓廪以救贫穷, 补不足,恤鳏寡,存孤独。出德号,省弄罚,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与天下为更始。”
  这个命令否定上林的巨丽之美,而代之以天下之治。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尚德崇义,按照儒家理想和经典以治天下。作品描绘出一幅天下大治的盛世景象: “于斯之时,天下大说,向风而听,随流而化。卉然兴道而迁义,刑错而不用。 德隆于三皇,而功羡于五帝。”此处所展现的景象同前面所描绘的上林巨丽之美 有着本质的差别。这里不渲染地域的辽阔、物质的饶富、气势的充溢,而是突出了道德的、政治的潜在力量和功效。于是,天下大治的理想社会又成为对上林巨丽之美的否定。
  在《上林赋》中,作品的宗旨得到进一步升华。亡是公所描绘的盛世景象成为“猎乃可喜”的前提条件。他不再停止于乌有先生所力主的对道义的追求,而是从天子对后世子孙的垂范作用,从天子对人民、对社稷所负使命的角度,看待畋猎之事。他要以自己构想出的盛世蓝图及对畋猎的态度诱导君主,以达到讽谏 的目的。
  《子虚赋》、《上林赋》对楚国云梦和天子上林苑的辽阔,两处物产的丰富, 特别是对天子畋猎的声势,作了极其夸张的描绘,使之超出事物的现实可能性。这样极度夸张的描写赋予作品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使作品具有超乎寻常的巨丽之美。同时,在司马相如的笔下,夸张描绘的艺术渲染原则和严正的艺术旨趣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对艺术巨丽之美的追求和对艺术社会意义即讽谏作用的依归,较好地融为一体。
  《子虚赋》、《上林赋》的结构,都是篇首几段用散文领起,中间若干段用韵文铺叙,篇末又用散文结尾。作品气势恢宏,波澜起伏,一转再转,而又气脉贯通,一泻千里。这两篇作品句法灵活,用了许多排比句,并间杂长短句。在对各种景物进行描写时,司马相如不是像枚乘那样多用长句,而是大量采用短句, 描写山水用四字句,描写游猎主要用三言,音节短促,应接不暇,文采斑驳陆离。
  总之,《子虚赋》、《上林赋》在许多方面都度越前人而成为千古绝调,是汉赋的典范之作,也成为后代赋类作品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