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

       刘勰(约公元465——520),字彦和,生活于南北朝时期,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理论家。祖籍山东莒县(今山东省日照市莒县)东莞镇 大沈庄(大沈刘庄)。他曾官县令、步兵校尉、宫中通事舍人,颇有清名。晚年在山东莒县 浮来山创办(北)定林寺。刘勰虽任多官职,但其名不以官显,却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龙》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和文学批评史上不可或缺的地位。

人物简介

   刘勰,字彦和,大约生于南朝宋明帝泰始三年(467年),于梁武帝普通三年(522年)去世。刘勰曾自述,在他七岁之时,梦
               刘勰
刘勰
见一片五彩祥云,犹如锦缎般美丽,便“攀而采之”。显然是说自己少有大志。但不幸的是,刘勰8岁的时候,父亲去世。在母亲的陪伴下,刘勰刻苦攻读,立志将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可是,大约在20岁左右,他的母亲又去世了。为母亲守孝三年以后,举目无亲的刘勰来到京师建康(今南京),举步踏入了钟山名刹定林寺,投靠当时的大德高僧僧祐。刘勰在定林寺一待就是十几年,却没有剃度出家。寺庙的生活自然是枯燥的,但对刘勰来说,却正是博览群书的大好时机。他帮助僧祐大规模地整理佛经,自己最终也成了“博能经纶”的佛学家。在刘勰三十岁的时候,他又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手捧着红色的祭祀之器,跟着孔子往南走。身居佛家寺院的刘勰却梦见了孔夫子,可见其无出家之念,而只是想建功立业。古人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所谓“三不朽”,能居其一也就可以不朽了。于是,刘勰把目光放在了“立言”上面,决心写一部旷古绝今的“论文”之作。
   呕心沥血4个春秋,刘勰在定林寺为中华文化增添了光辉夺目的一章――《文心雕龙》。意思是写文章必须用心,就像刻镂龙纹那样精雕细刻,最终才能创作出美的作品。
主要经历
      天监二年(公元503年),三十九岁,起家奉朝请。
  天监三年,任临川王萧宏记室,掌文书。
  天监四年,任车骑仓曹参军,管理仓廪。
  天监六年,任太末(今浙江龙游县)令。
刘勰
刘勰
  天监十年,任仁威将军萧绩记室。
  天监十三年,任昭明太子萧统东宫通事舍人,管章奏。
  天监十七年上表,建议二郊农社改用蔬果21。是年奉命与慧震共同在定林寺整理佛经。
  天监十八年,迁步兵校尉,管理东宫警卫工作,继续兼任通事舍人。
  普通元年(公元520年),刘勰在定林寺出家,不到一年就死了。终年五十六岁左右。

《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简介

     《文心雕龙》这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专著,共50篇,按照刘勰的说明,《文心雕龙》可分4个部分。
             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
  第一部分为前5篇。他说:“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这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就《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而言,乃是以道为根本、以圣人为老师、以儒家经典为主体、以纬书为参考、以《离骚》为变化,从而体现出刘勰论文的基本思想;二是就文学创作而言,“为文”的根本问题,也都包含其中了。正因如此,研究者通常将这5篇称之为《文心雕龙》的总论。
  第二部分包括从《明诗》至《书记》的20篇,刘勰称之为“论文叙笔”。当时有所谓有韵为“文”、无韵为“笔”的说法,刘勰便搜罗所有的“文”和“笔”,逐一从四个方面进行考察,即“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也就是考察文体的源流演变而知本知末,解释文体的名称而明确其含义,选择各种文章的代表作品而予以定,敷陈各体文章的写作之理而总结共同的文章之道。所以,研究者通常将一部分称之为《文心雕龙》的文体论。
  第三部分包括座《神思》到这《总述》的19篇,刘勰称之为“剖情析采”,乃是《文心雕龙》的创作论,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从作者感情之产生到一篇作品之完成,刘勰深入具体的创作实践,全程描绘了文章产生的过程,并建立起一个“以情为本,文辞尽情”的“情本”论的创作论体系。这一体系既立足于穷搜“文场笔苑”的文体论,具有深刻的实践品格,又着眼时代人文发展的历史事实,包括艺术构思、艺术风格、艺术思想、文学发展、文体风格等重要的理论主张,从而不仅在当时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指导意义,而且成为此徨中国古代文学创作论的理论渊源。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刘勰之后中国文学创作的理论,尤其是传统的诗文创作理论,乃是《文心雕龙》创作体系的展开。刘勰所使用的文学理论话语,如“神思”、“意象”、“风骨”、“通变”、“情采”以及“神与物游”、“各师成心”、“风清骨峻”、“文律运周,日新其业”、“为情造文”、“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等等,均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话语,具有极强的生命力。
  第四部分包括《文心雕龙》的最后几篇,主要内容为文学批评论,其《时序》、《知音》等理论观点亦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的话语范式。

·文心雕龙贡献

  《文心雕龙》的创作目的是反对当时文风的浮诡、讹滥,纠正过去文论的狭隘偏颇。它在文学批评史上的突出贡献是:
  ①初步建立了文学史的观念。他认为,文学的发展变化,终归要受到时代及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他在《时序》篇中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并在《时序》、《通变》、《才略》诸篇里,从上古至两晋结合历代政治风尚的变化和时代特点来探索文学盛衰的原因,品评作家作品。比如他说建安文学梗概而多气的风貌,是由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而形成;东晋玄言诗泛滥,是由于当时贵玄的社会风尚所决定。注意到了社会政治对文学发展的决定影响。不仅如此,他还注意到了文学演变的继承关系。并由
               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
此出发,反对当时竞今疏古的不良倾向。这些都是十分可贵的。
  ②分析论述了文学创作内容和表现形式的关系,主张文质并重。在《风骨》篇里,他主张风情骨峻;在《情采》篇里,他强调情文并茂。但在二者之间,他更强调风、情的重要,他主张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坚决反对片面追求形式的倾向。
  ③从创作的各个环节上总结了经验,提出了应该避免的失败教训。他指出,在创作上,作家神与物游的重要,强调了情与景的相互影响和相互转化。他还指出,不同风格是由于作家先天的才情、气质与后天的学识、习染存在着差异的结果。针对当时近附而远疏、驰骛新作的风气,他提出了继承文学传统的必要,论述了文学创作中新、故的关系。此外,他对创作中诸如韵律、对偶、用典、比兴、夸张等手法的运用,也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
  ④初步建立了文学批评的方法论。在《知音》篇里,他批评了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各执一隅之解的不良风尚,要求批评家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六观的批评方法:一观位体,看其内容与风格是否一致;二观置辞,看其文辞在表达情理上是否确切;三观通变,看其有否继承与变化;四观奇正,看其布局是否严谨妥当;五观事义,看其用典是否贴切;六观宫商,看其音韵声律是否完美。这在当时是最为全面和公允的品评标准。
  《文心雕龙》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的发展史上具有巨大的奠基意义和深远的影响,是一份十分宝贵的遗产,受到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理论工作者越来越多的注意和重视。在中国,对《文心雕龙》的研究、注释、翻译著述颇多。现存版本有影元至正本、《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本,另有今人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等。
  悠悠三千年中国文艺理论史,真正称得上体大思精、能够建设一个庞大文艺理论体系的著作,除《文心雕龙》外,可以说不多见了,所以清人谭献在其《复堂日记》中谈到《文心雕龙》时说:“文苑之学,寡二少双”。

人物贡献

·文章修辞

  传统修辞学分为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两大方面:消极修辞包括语音修辞——讲究平上去入、阴阳清浊、音节对应、叠字双声、合辙押韵;语汇修辞——在同义近义词语中,作适合语境的意义选择与搭配选择、作适合感情和语体的色彩谐调选择;语法修辞——在同义表达中,对句式的长短整散、主动被动、肯定否定、常式变式、陈疑祈叹等作最适合语境的恰当选择;篇章修辞——文章
    刘勰
刘勰
的酝酿构思、选材布局、情感事理、风格详略、修改评析等。积极修辞——特指经过长期修辞实践而形成的固定而公认的修辞格。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这两方面都有精当而深刻的论述,尤其对消极修辞的论述,不仅论及文章技巧,而且深入到心理活动和思维规律与语言生成关系的层面,不仅当时直至今天也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汉字以建筑式方形结构为独立个体单位,一个个体单位为一个音节,音节又多具备阴阳上去不同调值,这种特点,为汉语语音修辞提供了有利条件。

·语音修辞

  在语音修辞方面,刘勰没有沿习名人沈约的“八病说”,而着重提出了“飞沉”问题、“双声叠韵”问题。
  在《神思》中,刘勰就提出了“寻声律而定墨”的主张,在《声律》中又说:“凡声有飞沉,响有双叠。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睽;沉则响发而断,飞则声飏不还。”意思是字调有阴阳清浊平声仄声之分,词之声韵之中有双声叠韵之别。(当时平仄之说,故以飞沉言之。此前借用音乐术语宫商角徵羽指称声调高低。《文镜秘府论》讲到调声三术:指出宫商是平声,徵是上声,羽是去声,角是入声,上去入是仄声。此处飞指阴清,平声;沉指阳浊,仄声)阴阳清浊之字,应平仄穿插交替,若连用仄声,就有声气沉沉欲断之觉,若连用平声,又有声气升飏飘飘不降之感。(如曹植《美女篇》: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潘岳《悼亡诗》: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而双声叠韵之词,必须连用,若两词之间插入他字,或将一词分用于相邻两句,则会造成“吃文”——拗口的毛病。这确为卓见,诸多绕口令不都是故意运用这种穿插而造成“必睽”之“吃文”嘛。一旦产生了这种毛病,则须“左碍而寻右,末滞而讨前”,“则声转于吻,玲玲如振玉,辞靡于耳,累累如贯珠矣。”刘勰认为,作韵易而选和难——异音相从谓之和——平仄声调配合得当叫和谐,同声相应谓之韵——相应位置上同韵字遥相呼应叫押韵。足见刘勰不但非常重视而且准确把握了汉字汉语的语音特点,对语音修辞在理论上作出了可贵贡献。如何用韵,《章句》有论:“若乃改韵从调,所以节文辞气,……然两韵辄易,则声韵微躁,百句不迁,则唇吻告劳妙才激扬,虽触思利贞,曷若折之中和,庶保无咎。”折中的主张,是符合声韵运用美学的。

·语汇修辞方面

    在语汇修辞方面,刘勰提倡慎重遴选词语。
  《指瑕》凡举用词四疵,皆碍美文。——陈思之文,群才之俊也,而《武帝诔》云:‘尊灵永蛰’;《明帝颂》云:‘圣体浮轻’,浮轻有似于蝴蝶,永蛰颇疑于昆虫,施之尊极,岂有当乎!——以指称微小虫豸之词而施于尊长,确属搭配对象失误。
                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
  潘岳为才,善于哀文,然悲内兄,则云感口泽,伤幼子,则云心如疑。礼文在尊极,而施之下流,辞虽足哀,义斯替矣。——感口泽只能用来唁念辞世的母亲,心如疑只能用来悲悼故去的父亲,——潘岳用其哀挽同辈和小辈,分属词义运用错误、搭配对象错误,又是感情色彩分配失当。
  所举另两种瑕疵,有左思反对孝道的思想错误和崔瑗把虞舜误比不出名的李公,虽属思想和比类之误,然毕竟要通过遣辞用语表现出来,归为语汇修辞亦非不当。
  语汇修辞中,还涉及用字,刘勰在《炼字》提出用字“四要则”:……是以缀字属篇,必须拣择:一避诡异,二省联边,三权重出,四调单复。诡异,生辟险怪之字,如汹呶;联边,相同偏旁之字,如峥嵘;重出,同字相犯即同一个字在句中重复使用;单复,字形肥瘠笔画多寡。——仔细想来,均有道理:读文时遇诡异之字,犹赤足行于怪石每现之途,必耗神费力坏心绪;联边相集,如寄寓客家牢守寒窗空寂寞,迷途远避退还莲迳返逍遥之类,也会呆板乏目;重出之弊,字之音形无不单调乏味;字形肥瘠笔画多寡如若不加调配,则会或失之于纤疏,或失之于垒重。无怪刘勰叹曰:故善为文者,富于万篇,贫于一字,一字非少,相避为难也。
  语法修辞部分,刘勰在《章句》中提出了要按内容安排章句和按情韵安排章句的主张。按内容,要“控引情理,送迎际会”即根据表达的情理,有时枝蔓扶疏旁征博引,有时紧扣题旨不蔓不枝;据情韵,则“若夫章句无常,而字有枚数,四字密而不促,六字裕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刘勰主张,句式的选择上,用长用短,或长短穿插,整散结合,完全要符合情韵需要,情韵急,少音节短词句,情韵缓,可用舒曼之长句,情韵起伏跌宕,则可长短并用整散结合,以收荡气回肠之效。

·篇章修辞方面

  刘勰修辞美学最为璀璨的部分,在篇章修辞。
  重涵养,立风格。《体性》之体,文章体貌,《体性》之性,人之性情,《体性》即论文章风格和作者个性的关系。文有“八风之议”即穷列文章八种风格——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又据不同标准分为四组:思想内容——雅与奇反,情理义蕴——奥与显殊,题材表达——繁与约舛,体象气韵——壮与轻乖。凡为文者,均望尽快形成自己独特风格,刘勰指出文章风格和作者涵养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而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性情所烁,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有矣。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由是观之,文如其人,理应不错。作者的内心情理外化为语言文章,作者的才学、气质、性情、习惯所陶染而成的个性,必然盈溢为文章风格。因此,要熔铸自己独特文风,必须注重修养才学,涵性怡情完善个性品质。无怪刘勰在《神思》中提倡“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也只有如是,才有助于文章风格的形成。
  文章有风格,更有风骨,才煽情动人,辞采焕然。什么是风骨呢?“《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是以怊(ch o悲愤)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简言之,风就是充盈于作品中的情志和才气,是感化的根本力量。骨则是切中肯綮、言简意赅、恰如其分、流畅和谐的语言。风骨指向了感人才情和生动语言的修辞美学。要使文章含风树骨,则须“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刘勰还进一步指出有无风骨对文章的不同效果:“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徵也。思不环周,索莫乏气,则无风之验也。相如赋仙,(作《大人赋》)气号凌云,蔚为辞宗,乃其风力遒也。”如是观之,白居易“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之论,与刘勰风骨之议,均为至言也!
  感人的才情和生动的语言固然重要,但一定要为情而造文,而不要为文而造情。要写真情实话,不要假意虚言。“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刘勰之论,对匡正无病呻吟、言不由衷、矫揉造作、空假俗媚之流,不啻当头棒喝警钟长鸣。
  重熔裁,明隐秀。文章长短、内容详略、语意显隐、精警庸凡,亦为文之必虑。《熔裁》指出:“规范本体谓之熔,剪截浮辞谓之裁。裁则芜秽不生,熔则纲领昭畅。”简言之,熔是炼意,提炼中心,裁是炼辞,锤炼语言。因为“凡思绪初发,辞采苦杂,心非权衡,势必轻重。”所以,刘勰提出了“三准论”——“是以草创鸿笔,先标三准: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赊于终,则撮辞以举要。然后舒华布实,献替节文(献:可,替:否。即根据需要调节文字),绳墨以外,美材既斫,故能首尾圆合,条贯统序。若术不素定,而委心逐辞,异端丛至,骈赘必多。故三准既定,次讨字句。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三准论”提出了写好文章的三部曲、三准则:首先根据情理确定文章体裁;其次分析素材遴选典型题材;再次简言要义提纲挈领。然后加工润色,处理详略,条贯首尾,敲定全文。
  语意显隐、精警庸凡,义涉隐秀。《隐秀》云:“夫心之动远矣,文情之变深矣,源奥而派生,根盛而颖峻,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ch ng)旨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斯乃旧章之懿绩,才情之嘉会也。”今日言之,隐即弦外余音,秀即篇中警语。文章浅白直露固无余香满口,通篇俗语庸言亦难振聋发聩。文有余音,犹“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润”;篇纳秀语,似月依日而夜明,树沾春而林翠。
  文章秀句,或自出锦心,或得益援引。《事类》认为:无论是“引古事而莫取旧辞”的化用暗引,也无论“取旧辞万分之一”的择要精引,还无论“颇酌诗书传记”的综采博引,只要是为“以其据事类义,援古证今”,则无可指责。而《指瑕》认为:“若掠人美辞,以为己力”,则“宝玉大弓,终飞其有。全写则揭箧,傍采则探囊。然世远者太轻,同时者为尤矣。”由是观之,刘勰并非反对引用,而是反对抄袭。引用乃明借,旨在助己之文,抄袭是明抄,旨在当己之章。全抄无异开箱抢劫,小抄亦如掏腰绺窃,抄袭前代的贼味稍轻,同代相窃则堪堪致罪了。

人物评价

     透过鉴赏论的有关内容,也可看出刘勰篇章修辞的观点。他在《知音》中指出鉴赏作品要从两大方面六项内容入手,提出了“六观说”——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即体裁情志),二观置辞(即铺饰辞采),三观通变(即通古变今适应时代)四观奇正(即语言态势是雅正通畅还是奇诡怪诞),五观事义(即据事类义,指典型题材)六观宫商(即调声协律,安排语调辞
           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
气)。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以上六观,位体、通变、事义属于作品内容,置辞、奇正、宫商属于作品形式。从上论看出,只有从内容到形式作通盘考虑,这六个方面都熨烫妥帖恰到好处,才可以使文章“譬春台之熙众人,乐饵之止过客”。
  在积极修辞即辞格的运用方面,刘勰也予以了诸多观照。《丽辞》专讲对偶,将对偶分成相容的两组四种——以内容分,言对、事对为一组;以意义分,正对、反对为一组。言对事对各有反正,两组互相包容。在具体运用方面,刘勰指出“碌碌丽辞,则昏睡耳目。必使理圆事密,联璧其章。迭用奇偶,节以杂佩,乃其贵耳。”
  刘勰生活在殊重骈俪的时代,本人又对其青眼有加,一部洋洋大观的《文心雕龙》,通体骈俪为文,足证其爱。故所倡之法,可谓独得神髓,深谙三昧——骈散间出,方显错综之美,长短杂用,乃有灵动之活。
  《夸饰》专讲夸张。刘勰没有像今天这样从形式上将夸张分为扩大式、缩小式、串前式等加以研究,而是抓住夸张得是否合乎事义情理这一关键,将夸张分为两类并指出其不同效果:“然饰穷其要,则心声蜂起,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如果夸张得合情理得神髓,就会引起强烈共鸣,反之,就会违背事实不合情理。
  今天,我们如果面对这样的夸张——“麦秸粗粗像大缸,麦芒尖尖到天上。一片麦壳一片瓦,一粒麦子三天粮。秸当柱,芒当梁,麦壳当瓦盖楼房,楼房顶上写大字,社会主义大天堂。”“玉米稻子密又浓,遮天盖地不透风。就是卫星掉下来,也要弹回半空中。”——谁能不深切地感到刘勰所论,切中要害而又至关重要呢!
  此外《比兴》讲到比喻,《事类》讲到引用,都有不刊之论。兹不赘述。
  刘勰能在距今1500余年之遥,提出这如许之多的至今难超其苑囿的精辟修辞理论实为难能可贵。其修辞之论,既有理性的阐释,又有言证、事证,既涉文章内容形式,又关作者思维、气质、涵养、才情。他能从美才、美德、美情与美辞美文的关系方面,阐释情动而辞发、因内而符外的修辞美学观,他承认“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睹,故辞必巧丽”,尽管当时还没有堂皇的辩证唯物主义之说,然而在今天看来,这完全符合这种观点。在这种观点指导之下,他从内容决定形式的认识出发,建立了系统的剖情析采理论,他从历史唯物主义和现实唯物主义的认识出发,提出了“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这种选择继承、据时创新的修辞观,这种服务于时代的“时文”修辞观,时至今日,也是必须遵循的一条修辞美学原理。 《文心雕龙》体大思精,深文周纳,拙文仅就修辞而蜻蜓点水,掠影浮光。若成引玉之砖,亦幸遂微愿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