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国际

简介

  第四国际,theFourthInternational全称为第四共产国际,有时英语简称为“L4I”,由流亡海外的苏联领袖托洛茨基创建,以与斯大林所控制的第三国际相抗衡。在托洛茨基于墨西哥城寓所内遇刺身亡后,第四国际不断分裂,今日的世界上有诸多国际托派组织继续沿用这个称号,主要分布于西欧和美洲。

概述

第四国际标志
第四国际标志
  第四国际1938年9月由托洛茨基分子组成的国际性联合组织。又称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自称第四国际。L.D.托洛茨基于1929年被苏联驱逐出境后,创办《反对派公报》,建立托派组织。1933年A.希特勒在德国执政后,托派认为斯大林主义控制了共产国际,宣布他们的活动方针不是对共产国际进行改革,而是同它决裂,准备筹建第四国际。1938年9月在巴黎举行第四国际成立大会,宣布建立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当时有成员几百人。托洛茨基为大会起草了题为《资本主义的垂死呻吟和第四国际的任务》(《过渡纲领》)的文件,宣称建立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不仅已经成熟,“而且已经开始有些腐烂了”。人类出现的危机是“革命领导的危机”,第四国际的建立就是为了解决这个危机。主张实行“不断革命”和“世界革命”,建立“世界社会主义联邦”。还提出从怎样计算工时到建立劳动者政府的一系列过渡性的要求。30年代后半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时期其力量有较大发展,主要分布于西欧、北美和拉丁美洲。1953年以后该组织多次发生分裂。到70年代,自称第四国际的国际性联合组织不下6、7个。

历史

·早期

  列夫·托洛茨基于1929年被苏联驱逐出境后,创办《反对派公报》,建立国际托派组织,号召各国的支持者留在共产党内作为一个左翼反对派以“纠正”党的路线。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执政后,托洛茨基这才认为受斯大林主义支配的共产国际已不可救药,宣布他们的活动方针不是对共产国际进行改革,而是同它决裂,认为苏联需要一场政治革命切除官僚专权集团这个恶性肿瘤,并开始筹建第四国际。由于托洛茨基一直寄希望于通过社会革命使国际应运而生(有类似先例,即第三国际早在1915年就开始酝酿,但直到1917年十月革命和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后第三国际才有了空前广大的建立基础和迫切需要,并于1919年最终建立),加上当时一些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很可观的工人阶级革命高涨情绪(尤其是30年代中期的美国、1935年以后的法国和西班牙),所以托洛茨基迟迟不打算宣布第四国际成立,因此他与他的追随者也发生过许多争论。最终于1938年9月在巴黎举行第四国际成立大会,宣布建立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托洛茨基为大会起草了题为《资本主义的垂死呻吟和第四国际的任务》(《过渡纲领》)的文件,宣称建立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不仅已经成熟,“而且已经开始有些腐烂了”。人类现阶段出现的危机是“革命领导的危机”,第四国际的建立就是为了解决这个危机。他主张实行“不断革命”和“世界革命”,终而建立“世界社会主义联邦”。他认为“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之间的划分已经过时,而提出“过渡纲领”,即根据十月革命的经验提出从怎样计算工时到建立劳动者政府的一系列过渡性的要求。这也与“先社会主义国家、后共产主义国家”的传统理论有很大不同。
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
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

·壮大

  国际托派在其兴起(30年代初期)以后的十余年里伴随着世界革命高涨而一度壮大,例如在比利时、法国、美国等发达国家都有一定力量,在智利、古巴甚至有好几年争取到了左翼力量的多数(智利托派甚至参与了总统大选,提出十分激进的纲领,但却被认为极有可能胜出,但由于年轻、粗浅和失策而被镇压下去)。但总的来说,窃取十月革命旗号、坐拥工人阶级国家强大物质力量的苏维埃及第三国际官僚仍支配着整个共运,并部分地由此导致世界革命的节节败退(从中国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及导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到西班牙革命在1937年的巨大失败等等)。
  30年代后半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时期其力量有较大发展,但直到90年代“苏东剧变”事件之前,国际托派一直是一个规模不大但十分活跃的派别,有着人数虽少但思想力量很大、仅仅在局部地区拥有显著优势的特点(例如二战后的岛国斯里兰卡)。据托洛茨基日记,在30年代中期,第四国际分子约有3000多人。在希特勒上台前,德国的托派约有750人。在遥远的中国,1931年聚集起500多人的托派政党(包括前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和一批中等干部)。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托派兴起时的大致规模。二次大战极大地损伤了第四国际的多数支部,因为托派也积极参与了各种反压迫斗争因而被迫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许多中国托派投入了抗日战争和后来的解放战争,他们在山东省等地也组织过农村游击战,并有许多战士为之献身)。二战后,第四国际党员在所有的工人官僚国家(苏联、东欧、中国、越南、古巴等)最终都遭到大肆污蔑、诋毁,以及残酷迫害(中国的第四国际分子郑超麟、周仁生等几百名无产阶级革命者,只是因为政见不同就在“革命政府”下坐了20多年牢,并长期被认为是“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走狗”,部分托派如王凡西、楼国华、向青、彭述之等则流亡海外或港澳地区)。
Quatrieme Internationale a 1946
Quatrieme Internationale a 1946
  在欧美和拉丁美洲,托派思想和活动却渐渐复苏。第四国际1953年的大分裂后却不断陷于各种小的分裂,尽管有60年代初所谓的“重新统一”,但到70年代,仍分裂为7、8个各自为政的“第四国际”,它们互相指责对方为“修正主义”。尽管如此,托派思想仍对欧洲政治思想界产生了很大影响,1968年的法国五月风暴即深受托派思想及其活动的影响。70年代托派的传统核心据点第四国际法国支部开始派出人员投入法国总统大选,尽管得票率很小,但造成很大轰动和社会影响。出于欧洲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评估,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派”(这是长期以来最正统也最大的一个国际托派)的主要负责人、社会活动家和理论家曼德尔曾说,七、八十年代的资本主义欧洲已具备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客观条件。但为何事实上并未出现新的欧洲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这是值得第四国际分子乃至所有左翼社会主义分子反思的。

·分裂

  实际上第四国际在长期领导工人运动的过程中,受资本主义社会和日常改良事务行政化的影响,更由于迟迟不到的欧美社会主义革命,其上层也在发生为托派所喋喋诟病的官僚化倾向。
4th International at 1959
4th International at 1959
  第四国际另一名中央书记皮埃尔·弗朗克写于70年代的党史教材《第四国际》,已具有显著的领导层本位意识,与工人阶级的革命立场渐行渐远。这种官僚化腐化的倾向以及不满现状的普通托派战士的革新呼声,是第四国际越来越陷于分裂和琐碎争论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大原因,也是运动僵而不进(例如1968年法国革命的大失败和1975年葡萄牙社会革命的半途而废)的结果之一。80年代初,英国利物浦反人头税的重大罢工斗争催生了一支颇具朝气的托派工人队伍,他们后来被称为“战斗派”,组建了新的托派国际。但这个国际在1995年左右又陷于分裂,分裂为相对右翼的CMI(国际马克思主义委员会)和相对左翼的CWI(工人国际委员会),后者相较于整个托派国际具有更多牺牲精神和年轻锐气,因而吸引了从中亚哈萨克斯坦到非洲尼日利亚,从欧洲的爱尔兰到美洲国家的许多新青年。

68年原则宣言和纲领要素

  1.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第四国际主义者)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第四国际主义者)是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国际主义的组织,致力于建立一个由各国列宁主义政党组成的民主集中制的共产国际。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的目标在于领导工人阶级通过全球社会主义革命走向胜利。只有无产阶级,通过夺取政权并摧毁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世界体系,才能为消灭剥削及解决世界经济生产力的发展与国族界限束缚之间的矛盾打下基础。资本主义早已扮演完了创造现代工业经济的进步历史角色。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各国资产阶级必然会利用民族、种族、人种之间的隔阂分裂。这些隔阂分裂自苏联被解体之后更为加剧。日益相互敌视的帝国主义列强和对垒集团必然会压迫前殖民地和那些仍在殖民雇工束缚之下的人民,将世界民众推向贫穷,不断地发动战争以维护和重新瓜分市场,以此来提升正在降低的利润率,并试图镇压在任何地方爆发的工人革命斗争。在维护其阶级统治的最后疯狂挣扎中,资产阶级会不加犹豫地把人类抛向原子大毁灭或是前所未有的残酷独裁压迫之中。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在全球范围内的胜利会为人类的需要提供难以想像的物质丰富,从而为消灭阶级,为消除性别上的社会不平等,以及为废除人种、民族、种族的社会意义打下基础。人类将有史以来第一次掌握历史的方向,并控制其自身的创造——社会,导致未曾梦想过的人类潜能的解放和文明的巨大飞跃。只有到那时,才有可能实现作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每个个体的自由发展。正如爱萨克·督茨施仁(IsaacDeutscher)在"关于社会主义人"(1966年)中所说的:"我们不主张说社会主义会解除人类所有的困境。我们首先在与人为的、而且是人可以解除的困境作斗争。请允许我提醒你们,比如说,托洛茨基(Trotsky)曾谈到三个不断困扰人类的基本悲剧——饥饿、性、死亡。饥饿正是马克思主义和现代工人运动所要针对的敌人……是的,社会主义人还将被性和死亡所纠缠;但是我们相信,即使是这两个问题,他也会比我们更好地装备起来去对付。"2.无产阶级领导的危机工人阶级是否能够取得胜利,在于斗争群众的组织与觉悟,即革命的领导。革命政党是劳动人民取得胜利不可缺少的武器。统治阶级拥有对暴力工具的垄断、占压倒地位的政治和官僚机构、巨大的财富及关系网,还有对教育、大众媒介和其它所有资本主义社会机关的控制。面对这样的势力,只有无产阶级彻底认识到自身的任务,组织起来去执行它们,并且坚决保卫斗争的果实,反击统治阶级的反革命暴力,才能建立起一个工人国家。通过获得政治觉悟,工人阶级就不再仅仅是一个自身存在的阶级,而成为一个为自身奋斗的阶级,明确其夺取国家政权和重组社会的历史使命。这种觉悟不是在工人日常斗争中自发形成的,它必须由革命政党来带给工人。因此,革命政党的任务就是把无产阶级锻造成足够的政治力量,通过输入给他们对真实处境的觉悟,教育他们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在日益加深的斗争中锻炼他们,清除他们的幻想,炼造他们的革命意志和自信,组织起来扫除阻挡在夺取政权道路上的所有势力。一个觉悟的工人阶级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
  铸造一个革命的政党,磨快其革命的利刃以迎接不可避免的革命性的危机,这个任务的必要性在帝国主义时代更为加强。正如托洛茨基在《列宁之后的第三国际》(1928年)中指出的:"本时代的革命特点并不在于它允许革命的成功,即在任何时刻都有可能夺取政权。它的革命特点在于,由立刻就可以革命的形势,会发生深刻尖锐的波和突然频繁的转变。正是从这唯一的源由产生了与战术相比的革命战略的全面意义。因此还产生了党和党的领导的新的意义……〔今天〕每一个新的向左的政治形势的急变,都会把决定权交到革命政党的手中。如果错过了关键的形势,形势就会转向反面。在这种情况下,党的领导角色就变得格外重要。列宁关于在两三天内世界革命的命运就会被决定的说法,在第二国际的时代是近乎不可理解的。而在我们的时代,却恰恰相反,这种说法只是被太多次地证实了,并且除了十月革命之外,总是从失败的一面被证实了。"3.我们是俄国革命的政党俄国的1917年十月革命,把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论断从理论的范畴中取出付诸于现实,创造了一个劳动者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统治的社会。这个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在俄国的革命,并不只是为了俄国。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俄国革命是劳动群众反抗全世界资本统治的第一枪——这一斗争必须是国际性的。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打破了资本主义最薄弱的环节。他们懂得,除非无产阶级革命扩展到主要资本主义强国(最近的是德国),一个孤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在俄国是不能长存的。机会是很多的,但是在俄国以外的新的革命政党都太年轻了。它们过于脆弱及政治上不成熟而未能运用那些机会。在欧洲,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效劳其资产阶级主子,帮助稳定了他们的统治,并且和他们一道敌视十月革命。在其它地方,在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民族主义成为对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主要思想障碍和力量。帝国主义包围的压力,内战所造成的俄国工人阶级的严重损失,以及俄国革命长期的孤立,使以斯大林为首的官僚阶层能够在1923—1924年间的政治反革命中篡夺政权。这就是托洛茨基所称的"苏维埃的热月(Thermidor)"。尽管斯大林主义官僚居于苏维埃退化工人国家(degeneratedworkersstate)的无产阶级财产所有制之上并从之榨取特权,但他们并不是坚定不移地要保卫无产阶级的财产所有制。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表达了克林姆林宫官僚局限于本国的狭隘利益,把共产国际由世界革命的工具变成了世界革命新的障碍。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抛弃。"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是《共产党宣言》(1848年)的结束语。1848年的革命宣告了现代纪元的开始——资产阶级已经认识到无产阶级对其统治的威胁,因而同反动势力勾结起来。正如恩格斯在"共产主义的原则"(1847年)中写道:"第十九个问题:这种革命能不能单独在某个国家内发生呢?
  答:不能。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的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致使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着另一国家的事变的影响。此外,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得不相上下,以致无论在什么地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成了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它们之间的斗争成了我们这一时代的主要斗争。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在与斯大林的民族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托洛茨基的左翼反对派在曾经激发了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之上建立起来。左翼反对派为保卫和扩展俄国革命的被出卖、但未被消尽的成果而斗争。托洛茨基在其对俄国革命的退化、斯大林主义官僚的双重本质、苏联社会爆炸性的矛盾的透彻分析中(《被背叛的革命》,1936年),严峻地提出了选择:"官僚将吞食工人国家呢,还是工人阶级将把官僚肃清出去呢?"托洛茨基预言性的警告,被苦涩地从消极的那面证实了。反国际主义的"一国社会主义"的论调导致了灾难性的左右摇摆,从极左的冒险到右倾的阶级合作。托洛茨基称斯大林为国外革命斗争的"掘墓人",从1925年至1927年间的中国第二次革命,1926年的英国总罢工,直至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没放一枪一炮就让希特勒上了台。在出卖德国革命之后,共产国际正式确定了公开反革命的人民战线(popularfront)的路线,并且这一路线在斯大林对西班牙革命的罪恶绞杀中显露无余。在这种情况下,托洛茨基主义者于1938年创建了第四国际。在苏联(以及后来在世界其它地方以斯大林模式建立起来的官僚式的畸形工人国家,bureaucraticallydeformedworkersstate),计划经济在其迅速发展的时期证明了其超于资本主义无计划济的优越性。但如果不把革命向世界范围推广,就无法逃避由称霸世界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世界市场而施加的持续经济包围的不断压力。托洛茨基在他的《被背判的革命》中写道:"列宁所提出的'谁将胜利'的问题,就是两种势力的相互关系的问题:一方面是苏联和全世界革命的无产阶级,另一方面是国际资本和苏联内部的反势力。……军事的干涉是一种危险,可是资本主义贱价商品的侵入,将是无比的更大的危险。"在二战之后,第四国际的组织上的弱点、在工人阶级中的缺乏根基、理论上的能力不足和方向上的混乱,是造成其与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纲领在政治持续性上脱节的主要原因。在此之前,欧洲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干部在法西斯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的压迫下损失惨重,而在左翼反对派享有显著支持的国家中,托洛茨基主义者在越南被屠杀,在中国被关入监狱。在最关键的时刻,这些损失使革命运动失去了经验丰富的骨干。
  二战之后,斯大林主义者在东欧统治的扩大,对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提出了新的纲领性的挑战。形式上的"正统做法"已经不足以面对这种挑战。从1927年的中国,1933年的德国,直到西班牙内战和斯大林残酷的大清洗,在经受了这一系列的失败和背叛之后,苏联的生存已被置于严重的危险之中。苏联红军仍然击败了希特勒,尽管斯大林在二战前夕通过大清洗斩去了红军的首脑,又跟着把希望寄与先是希特勒,后来又是"民主"盟友,从而尽一步从内部破坏了苏联的军事防御。然而,苏联红军反法西斯的胜利大大加强了官僚退变的苏联的威望。托洛茨基当初未曾预见到这种可能性。从二战中露出头角的西欧斯大林主义者占据了意大利、法国和其它地方的战斗性工人群众组织的领导地位。同时,在苏联占领的东欧,通过一场官僚控制的社会革命,资本家的财产被剥夺,集体经济被建立起来,产生了一批以斯大林主义者所统治的苏联为模式的畸形的工人国家。部分地由于困扰美国的越战和内乱(包括黑人的解放斗争)所创造的条件,在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初期,在欧洲产生了一系列直前革命的和革命的形势——法国1968年,意大利1969年,葡萄牙1974—1975年。这是自二战结束一段时期之后,先进国家中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好机会。正是那些亲莫斯科的共产党,再次维护住了这一区域内的资产阶级统治。西方斯大林主义政党的反革命角色对促成随后苏联的被催毁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七十年代中期,随着资产阶级在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统治的重新稳定,接踵而来的是对苏联集团的新的冷战攻势。苏联斯大林主义官僚政权——在没有无产阶级与之争权的情况下——早晚不得不转向"市场社会主义"。这与在阿富汗向美帝国主义求和讨好、为东欧的资本主义复辟作代理一道,为前苏联1991—1992年间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大开了闸门。缺乏领导的无产阶级没有起来反抗,以致于工人国家被摧毁了。1979年的"伊朗革命"在传统的穆斯林世界里打开了一个伊斯兰教作为一种政治势力日益上升的时期。这种趋势促进了苏联的瓦解,并因此而得到加强。霍梅尼在伊朗对政权的夺取和巩固,是一个类似于希特勒1933年镇压德国无产阶级那样的失败,虽然这次的规模较小。国际斯巴达克思趋势(internationalSpartacisttendency)提出的"打倒沙(Shah,伊朗国王的称号)!不支持毛拉(Mullahs,宗教领袖)!"的口号,以及对妇女问题的关注("对面纱说'不'!"),与其它左翼组织向毛拉领导的反动势力卑躬屈膝形成鲜明对比。维护无产阶级的政权主要取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和组织。在斯大林清除了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一翼之后,与十月革命传统的一切延续就都被系统地从工人阶级的记忆中抹去了。在苏联群众的意识中,弥漫着由斯大林散布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宣传,第二次世界大战代替了十月革命成为苏联历史上划时代的事件。最终,斯大林和他的继承人们成功地把民族主义的世界观打印在苏联人民的身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被嘲笑成鲜为人知的"输出革命"的"托派异教",或是被冷嘲热讽地挖空了内涵。
  苏联工人阶级处于支离的状况,缺乏任何反资本主义的领导,缺乏任何清晰一致的社会主义阶级意识,并且怀疑资本主义国家中阶级斗争的可能性。他们没有起来抵抗迫进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正如托洛茨基在《列宁之后的第三国际》中指出的:"如果一支军队在关键时刻不战而向敌人屈服,那么这种屈服便完全取代了'决战'。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是这样。"对斯大林主义的最终危机的分析可以在1990—1991年"斯巴达克思(Spartacist)"冬季刊,第45—46号中找到:宙瑟夫·西摩尔(JosephSeymour)的"关于斯大林统治在东欧的倒台",爱尔柏特·圣约翰(AlbertSt.John)的"马克思主义的明晰和前瞻"。有关的分析还载于1993年8月的斯巴达克思手册《苏维埃工人国家是怎样被扼杀的》。正如西摩尔的文章指出的:"在他与斯大林官僚制的长期斗争中,托洛茨基考虑到资本主义可能在苏联复辟的几条不同的途径……托洛茨基用'倒放改革主义的电影'这一词句来辩驳那些自诩的左派,因为他们认为斯大林政权已经用渐进的、有机的程序把苏联转变成了一个资产阶级的国家——伯恩施坦主义(Bernsteinism)的倒演……托洛茨基的看法——在斯大林统治的苏联,资本主义反革命和无产阶级政治革命会伴随着内战——是一个预测,而不是一个教条。这种预测是基于工人阶级的抵抗,而不是官僚机器中保守成份的抵抗之上的。这就是这个问题是如何在《被背叛的革命》中被提出的……决定性的因素是苏联工人阶级的觉悟。这种觉悟不是静止的,而是被无数的国内和国际的变化的因素所影响的。"正如圣约翰指出的:"与无政府的资产阶级经济不同,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不是自动地,而是自觉地被建立起来的。因此,〔托洛茨基〕写道:'向社会主义的进步是与一个想要社会主义,或被迫想要它的国家政权分不开的'〔"工人国家,热月和波拿巴主义"(Bonapartism),1935年〕。于是他下结论说,如果没有一个觉悟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介入,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倒台将会不可避免地导致计划经济的废除和私有财产的复辟。""俄国问题"是二十世纪决定性的政治问题,也是革命者的试金石。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者坚守了我们的阵地,为维护和扩展工人阶级的革命果实进行斗争;而地球上每一个其它政治组织都屈从了帝国主义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压力。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对苏联的捍卫表现于我们为争取在世界各地的新的十月革命而进行的斗争。苏联的反革命毁灭的责任也在于那些各种各样的改良主义者和中间派。他们和本国的资本家统治者站在一起反对苏联,支持从波兰的团结"工会"到阿富汗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屠夫等每一个反革命的运动。苏联的反革命所造成的巨大破坏性和全球性的后果,也从理论上瓦解了认为斯大林官僚制是"国家资本主义"这一反马克斯主义的论调。这一论调声称,在苏联的反革命,只不过是把苏联从一种资本主义转变成另一种资本主义。
  波瑞斯·叶利钦(BorisYeltsin)和资产阶级复辟力量在1991年8月取得支配地位是决定苏联命运的关键。但是,十月革命的最终颠覆在那时还并不是一个继成实事。斯巴达克思成员在苏联分发了十万余份俄文的我们1991年8月的文章——"苏联工人:击败叶利钦—布什的反革命!"。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写道,工人的组织动员应会清除叶利钦阵营中的反革命乌合之众,从而为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开辟道路。我们号召一场打退资本主义复辟、重新夺回无产阶级政治权力的政治革命。只有那些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或其物质奖赏所左右的人,才会在那时匆匆忙忙地把苏联放弃掉。苏联工人阶级,被几十年的斯大林式的错误统治、严酷压制所背叛和分裂,因而缺乏反抗,这是苏联工人国家毁灭的决定因素。我们对苏联的捍卫并不只限于我们关于苏联的纲领:无条件的军事捍卫以反对帝国主义和内部反革命势力;无产阶级政治革命以推饭官僚制,让苏联重新走上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道路。这种捍卫还表现于我们对越南革命的无条件的军事捍卫,对由华尔街资助的团结"工会"的夺权和樊帝岗对波兰畸形工人国家的颠覆的反对,我们的"欢呼苏联红军到阿富汗——把十月革命的社会果实推广给阿富汗人民!"的口号,以及我们对德国革命统一的积极介入。历史会大声地宣布它的判决。反革命势力在前苏联的夺权是全世界工人群众的无可比拟的挫败,决定性地改变了全球的政治局势。没有了苏联军事力量的挑战,美帝国主义宣告了"独一超级大国世界"的到来,肆意践踏从波斯湾到海地的半殖民地人民。尽管不再是不可挑战的世界帝国主义经济强权,美国仍然保有其行凶的军事力量的优势,并经常用联合国"贼窝"(列宁对联合国前身——国际同盟——的描述)的"人道主义"遮羞布来伪装它的恐怖行径。但是对垒的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德国和日本,不再被反苏的联合所约束,正在迅速地追求各自对世界市场的控制,并相应地扩张其军事力量。当今对垒的地区贸易集团间的矛盾,使未来战争的轮廓日益清晰。在不断增长的帝国主义之间的对抗面前,我们重申:"主要的敌人在家里!"回顾一战前夕,今天的"后冷战世界"呈现出许多相似之处。当新的帝国主义间的冲突摆在我们面前之时,我们可以预期,今天的改良主义者和中间派,会发扬他们社会民主党先祖在1914年8月4日的精神,在战争时支持本国的统治者。这种精神无遗地体现在他们对苏联反革命复辟的支持中。伴随着前苏联的大众贫穷化,"灭绝种族"的弟兄残杀祸及了东欧弱小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前苏联的共和国。在那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代替了不存在的资本,成为反革命的推动力。在反革命复辟之后,二战前在这个区域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那种民族敌对往往复燃,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再次成为革命者必须砸碎的主要绊脚石
  当资产阶级不再认为有任何必要通过提供生活必需品来驱赶"共产主义的幽灵"时,西欧的社会福利安全网便被大副削弱了。尽管"共产主义死亡"的意识形态气候影响了无产阶级的觉悟,在世界许多国家里,尖锐的阶级斗争为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的再生提供了客观基础。不是共产主义,而是它的拙劣冒牌——斯大林主义,被证明是死路一条。反革命复辟的得手,不仅对前苏联和东欧的无产阶级造成了物质和意识形态上的巨大破坏,而且在许多共产党受到工人先进阶层支持的国家中(如法国、意大利),无产阶级也被兜售了"社会主义已经失败"的谎言。那些曾统治畸形工人国家并把它们导向灭亡的斯大林主义官僚们,助长了这一谎言的传播。在东德斯大林主义者的帮助下,克林姆林宫领导了在民主德国的反革命复辟,迫不及待地把东德交给第四帝国。在戈尔巴乔夫之下的克林姆林宫官僚们执行了这一最极、最终的背叛,声称社会主义是一个注定失败的乌托邦实验,赞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解体中的苏共酿成了由叶利钦为首的公开反革命帮派,在资本主义复辟中公开扮演了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因此,斯大林主义统治阶层和他们在西方的同路人,对毁灭西欧和其它地方的工人先进阶层对社会主义的向往,负有直接责任。托洛茨基在1938年的《过渡纲领》中断言:"世界政治的整个形势,其主要特点在于无产阶级领导的一种历史性的危机。"这一断言是远在当今无产阶级觉悟严重倒退之前做出的。后苏联时期的现实,为托洛茨基的观察又增加了一维新的空间。要想战胜这一倒退,并使工人阶级成为一个为自身奋斗的阶级,即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阶级,唯一的出路是重铸一个国际性的列宁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的政党来领导工人阶级。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再次赢得无产阶级的拥护和支持。在中国,当权的斯大林主义官僚所推动的极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是资本主义复辟的直接桥梁。中国反革命"市场改革"的内涵在于官僚们想成为资本主义力量(特别是华人资本家)剥削的合伙人。作为一个阶级,华人资本家没有象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资本家那样被摧毁,而是在台湾、香港、新加坡和其它地方继续运作。中国圈出了"经济特区"去给帝国主义剥削,并且不对回归的香港资本主义经济动一个指头。在此同时,军队和官僚们则普遍涉身于大规模商业活动。现在的官僚们(其中一群想成为新的资本家)正试图全面摧毁国营工业,从而瓦解这个畸形工人国家尚存的计划经济体制。如果不击垮富于斗争精神的工人阶级的反抗,这条路是走不成的。当权的斯大林主义官僚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一场雏形的政治革命——中不仅暴露出他们对无产阶级的恐惧,还有他们依靠残酷暴力的意图(不象戈尔巴乔夫那样用政治"公开化"作为点缀)。中国面临的选择,是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或者是资本主义的反革命复辟。其关键因素是一个革命的领导,来重新输入在二十年代初曾激发了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主义的阶级觉悟。为中国工人政治革命而进行的斗争对世界工人具有重大利害关系。其结果将对尚存的畸形工人国家(古巴、越南和北朝鲜)以及亚洲国家,象印度尼西亚、南朝鲜、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产生巨大冲击。在那些国家中,年轻而富于战斗精神的工人阶级已经上升成为一股强大的因素。
  4.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第四国际主义者)的理论和历史渊源正如托洛茨基在他1937年的文章"斯大林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中指出的:"象我们这样一个反动的时代,不仅使工人阶级及其先锋崩溃和削弱,而且降低运动的普遍理论水平,并把政治思维抛回到以前早已经过的阶段。在这样的条件下,先锋队的首要任务是不要随波而下:它必须逆流而上。"在这个后苏联的时期,马克思主义被广泛错误地等同于斯大林主义,许多旧物重新翻生,从对无政府主义的同情,到反唯物主义的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卡尔·马克思解释说:"宗教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象它是没有精神的状态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要求抛弃关于自己处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想的处境"("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国际共产主义同盟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继承以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英国宪章运动和波兰"无产阶级"党(1882—1886年,沙皇统治下第一个工人政党)为典范的国际工人运动的革命传统。我们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托洛茨基、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那样的革命家的工作为基础。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借鉴布尔什维克的经验。这种经验促成了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工人阶级至今成就的唯一一次革命——而达到巅峰。这段历史说明了我们从何而来,要捍卫什么,走向何方。我们尤其致力于推进由列宁和托洛茨基在理论和实践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工人阶级的观点。这种理论和实践体现于前四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以及1938年的《过渡纲领》和其它第四国际的重要文件中,例如"战争和第四国际"(1934年)。这些材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可缺少的法典,也是我们这个组织的革命任务的根基。在这一资本主义高度腐朽的时代,我们共产党人致力于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并在一个新的平等主义的社会主义基础上重建社会。同时,我们也是启蒙运动理想和资产阶级革命成果最坚定的保卫者:我们是不屈的斗士,捍卫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权利——拥有武器的权利;废除所有皇室贵族特权;宗教和国家分离;反对作为政治纲领的宗教极端主义;保卫言论和集会自由;反对资产阶级政府的侵权;反对象死刑等野蛮的"惩罚";要求对妇女和少数民族在法律上平等。我们又是无产阶级权利的不屈卫士。正如杰姆斯·博哈姆(JamesBurnham)的小册子《人民战线——新的背叛》(1937年)所描述的:"在资本主义民主之下,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第三种权利。确切地说,这种权利根本不是'民主权利',而是无产阶级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设置纠察、罢工和组织的权利。这些权利历史上都来源于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及其政权的独立的斗争。"
  我们也从美国早期共产党领导人之一杰姆斯·坎能(JamesCannon)身上寻求启发。他在第六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期间被争取到托洛茨基主义一边,并致力于托洛茨基主义团体的建设。他先从共产党内做起,后又将其植根于工人阶级的斗争中。坎能是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WorkersParty)的主要创始人。他致力于创建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铸造一个列宁主义的集体领导(拒绝早期美国共产党的永久宗派主义,反对象困扰法国托洛茨基主义者那样的小集团纠纷),并在1939—1940年间与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部在俄国问题上背叛托洛茨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反对派沙特曼(Shachtman)和博哈姆进行了斗争——这就是国际共产主义同盟所继承的革命遗产。坎能与二战之后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帕布罗(Pablo)修正主义潮流进行了斗争,尽管斗争是部分的且仅限于他自己的国家。在我们的基本文件中(见《斯巴达克思》1972年秋第21期的"帕布罗主义(Pabloism)的起源"),虽然我们尖锐地批评反帕布罗主义者(anti-Pabloites)的错误,但我们在他们为托洛茨基主义的存亡所进行的关键斗争中站在他们一边。帕布罗主义的主要特点是,否认革命领导权的必要性而去适合现存的斯大林主义、社会民主党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领导。随着东欧畸形工人国家的建立,帕布罗预言会有"几个世纪的畸形工人国家"并断言斯大林式的政党能够"大致地划出革命的方向"。理论上装备不足而无法解释斯大林主义的扩张,坎能和正统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起初试图以拒绝接受现实(在1955年之前一直拒绝承认中国是一个畸形工人国家)来否定取消主义者的结论。坎能与帕布罗的否认无产阶级是唯一能够改造社会的阶级以及否认托洛茨基主义政党的必要性的观点进行了斗争,但这一斗争一直没有在国际上彻底展开。在同帕布罗(及后来的俄尼斯特·蒙代尔,ErnestMandel)主要共鸣的修正主义实验背后,都离不开对无产阶级中心地位的否认(例如,"游击队路线",以学生作为"新的群众先锋")。国际共产主义同盟起源于在美国的斯巴达克思同盟(SpartacistLeague/U.S.)。斯巴达克思同盟最初是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部的革命趋势(RevolutionaryTendency),其首要基础是英国社会主义劳工联盟文件《世界社会主义前景》(WorldProspectforSocialism,1961年)以及革命趋势的两个文件——《捍卫革命的观点》(InDefenceofaRevolutionaryPerspective,1962年)和特别是《向着第四国际的再生》(TowardtheRebirthoftheFourthInternational,1963年)。后者被呈交于社会主义工人党1963年全国性大会。在其1966年的成立大会上,斯巴达克思同盟/美国采纳了"原则宣言"(见斯巴达克思/美国,《马克思主义会刊》,MarxistBulletin,第9期),成为此国际原则宣言的样版。国际共产主义同盟,通过贡献于马克思主义运动理论的澄清以及工人阶级所必需的组织武器的重铸,高举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无产阶级原则,并将把这些原则带到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去。
  "从本质上来说,机会主义是民族主义的,因为它建立在无产阶级地区性的和暂时的需要之上,而并非建立在其历史使命之上……对我们来说,国际主义大团结并不是一个装饰的门面,而恰恰是我们的理论观点和政策的轴心"(里昂·托洛茨基:"苏联的保卫与反对派",1929年)。由几个从社会主义工人党中被官僚式地开除出来的年轻托洛茨基者组成的斯巴达克思同盟,从它诞生之日起,其观点和行动就指向第四国际的再生和对美国中心论的反对。1974年,《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趋势组织宣言》(DeclarationfortheOrganizationofanInternationalTrotskyistTendency)被采纳,国际斯巴达克思趋势正式成立。这份文件尖锐地批判了我们的伪托洛茨基主义对手——社会主义工人党、联合秘书会(UnitedSecretariat)、盖瑞·海利(GerryHealy)的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Committee)——的联邦式的、非布尔什维克的做法。它们全都躲在赤裸裸反民主的美国渥瑞斯法案(VoorhisAct)这只纸老虎的背后,逃避实行革命的列宁式的国际主义。与它们相反,国际斯巴达克思趋势(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的前身)公开宣告它将实行国际民主集中制的原则。1979年的第一届国际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国际执行委员会。从那时起,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在向丁美洲和南非的扩展以及在欧洲和亚洲进一步扩展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我们最大的美国支部存在于长期相对反动的政治气候的变形压力之下,而在国际上的扩展成为对这种变形压力的有力反制。1989年,国际斯巴达克思趋势成为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第四国际主义者)。斯大林主义玷污了共产主义的旗帜,并系统地篡改了每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词汇,将人类进步与共产主义思想相等同起来的人数处于相对低点。但是资本帝国主义在全球各地会激起千百万人对其压迫的新的本能的仇恨。许多人感到了真正共产主义领导的缺乏,而列宁主义的国际主义的纲领将能够被推行并产生巨大的影响。帝国主义在一些低薪"第三世界"国家的投资,制造出一批无产阶级的集中地,使在从前所不可能的地区产生了工人和资本家间的巨大冲突。在向西方先进国家以外发展我们党的努力中,我们致力于把象扣特·钦萨兹(KoteTsintsadze)那样的布尔什维克的勇气注入我们的国际组织:"通过象沙皇统治、非法活动、监狱、流放、多年的与孟什维克的斗争、还有特别是三次革命的经验那样许多非凡的磨炼,才造就了象扣特·钦萨兹这样的斗士……西方的共产党还没有培养出这样的斗士。这是一个不断困扰它们的弱点。虽然这是由历史原因造成的,但无论如何也是一个弱点。西方国家的左翼反对派在这方面也不例外,他们必须重视这一点"(托洛茨基,"在钦萨兹的新坟上",1931年1月7日)。
  5.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性历史经验证明,只有通过建立双重政权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国家的毁灭,只有通过工人国家的胜利和新的社会制序的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才能被打开。旧秩序的警察、军事、官僚、司法、政治机关不能通过改良来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服务,而是必须被砸碎并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一个建立在工人委员会之上,由工人武装支持的工人政府。这样的国家会保卫自己,防止战败的统治阶级的反革命复辟,同时合理地重新组织经济。随着造成社会阶级分化的经济基础的逐渐消亡,工人国家会越来越变成一个单纯的管理机构,最后自行消亡而进入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但是要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把资本帝国主义作为一个世界体系来摧毁,并建立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的劳动分工。工人阶级的国际性,给予了工人阶级一个与资产阶级相比潜在的巨大优势,因为资本主义的无政府运作方式,使不同国家的资产阶级相互冲突,不断产生新的不均衡和危机。为了发挥工人阶级所具有的这种优势,无产阶级需要一个国际性的政党,团结工人阶级,超越国族和其它界限,协调在各个国家内的工人的互相依赖的斗争。虽然革命可能会在某一国家率先发起,但只有在革命扩展到其它国家,直至最终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在世界上成为主导之时,任何局部的胜利才能确保不失。我们致力于重铸第四国际这一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性政党,其纲领和目标在今天就象它在1938年的创建初时一样有效。建立一个列宁主义的政党,不是简单地通过线性地招收新成员,而是通过与机会主义者在纲领上的分裂,通过与从中间派中脱离出来的革命分子的融合来实现的。尤其当这种融合是跨国性质的时候,就必须有一个彻底的试验期以达成牢固和基本的政治共识。我们致力于联合那些以新的十月革命为方向的组织——而不是任何别的,不是任何其它的,不是任何低于这一标准的组织。6.工人阶级在捍卫所有被压迫者的斗争中的先锋角色世界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核心,在于工人阶级的先锋角色,尤其是工业国家里的无产阶级的决定作用。只有工人阶级才具有社会力量和明确的客观利益把人类从压迫中解放出来。工人阶级并无任何利益要去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其强大力量在于它的生产角色、人数和组织。只有通过使工人阶级处于分裂状态并且对于自身真实状况迷惑不清,一小撮资本家才能维持他们的统治。在美国,统治阶级成功地在无产阶级中,先是以宗教和种族,即而以人种为界线,制造了深深的裂痕。作为被压迫的有色人种的一部分,黑人工人受到双重压迫,需要有特别的斗争模式(比如象劳工/黑人斗争联盟这样的过渡性组织)。工人阶级只有在斗争中才能超越这些分裂,且这种超越是高度可逆的。社会主义要在美国实现,只有依靠黑人和白人工人在一个多种族的革命先锋政党的领导下共同斗争。
  美国的黑人问题是由美国的特定历史所决定的:奴隶制、南方奴隶制被北方工业资本主义在内战中的击败、资产阶级对"激进重建"(RadicalReconstruction)所许诺的平等的背信,导致了对黑人的种族隔离,尽管黑人劳工在经济上被融合进无产阶级的底层。每当他们觉得可能的时候,黑人群众一直在抵抗美国资本主义的这种强制的对黑人的隔离。所以,我们关于美国的纲领是革命的"取消种族隔离主义"(revolutionaryintegrationism)——黑人在平等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美国彻底融合——以及我们"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解放黑人"的纲领。现代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触及世界各个地区。在阶级斗争的进程中以及在经济的需求下,它把廉价劳动力的新来源带进了无产阶级的底层。这些新来源主要是世界贫穷落后地区来的移民。他们拥有很少的权利,而且在经济萎缩时注定更会被抛弃。这样,资本主义不断地在工人中制造不同的阶层,同时又把世界许多地方的工人汇集在一起。在每一个地方,资本家在工人贵族机会主义者的帮助下,试图通过煽动宗教、民族、种族的分裂来毒害工人们的阶级意识和团结。因此,争取工人阶级团结一致来反对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是无产阶级的至关生死的任务。今天,反移民偏执狂成为种族主义/右翼政治的内涵。这是对从西欧,到南非,到东亚的工人运动和左翼的严峻考验。国际共产主义同盟为反对遣返而斗争——要求给予所有移民完全的公民权!号召工人/少数族群行动起来阻止法西斯主义者!要求成立工人自卫队!要求成立多种族、多民族的工人民兵以对抗社区暴力!法西斯蛊惑家以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失业、苦难、无保障为食。法西斯恐怖活动以及政府对移民和其他受压迫的少数族群的攻击,只有从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并代之以一个国际性的计划集体经济这一观点出发,才能有效地与之进行斗争。托洛茨基在1930年,当纳粹党在经济大萧条的影响下上升为对德国政权的真实威胁时曾这样写道:"苏维埃欧洲合众国——是摆脱欧洲分裂的唯一的正确口号。欧洲的分裂不仅会在德国,而且会在整个欧洲造成彻底的经济和文化衰败"("共产国际的转折和德国的情况",1930年9月26日)。对妇女、青年、少数族群和各种被压迫阶层的压迫,必须根据各国情况具体来进行分析和研究,以便找到运用马克思主义杠杆的最佳点。正如列宁在《怎么办?》(1902年)中写道的:"……社会民主党人的理想不应当是工联书记,而应当是人民的代言人,他们要善于对所有一切专横和压迫的现象做出反应,不管这种现象发生在什么地方,涉及哪一个阶层或哪一个阶级;他们要善于把所有这些现象综合成为一幅警察暴行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图画;他们要善于利用每一件小事来向大家说明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和自己的民主主义要求,向大家解释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世界历史意义。"
  国际共产主义同盟,为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来解放妇女而斗争。在资本主义延迟发展的国家中,妇女的严重被压迫和低下的地位,深深地根源于资本主义之前的"传统"和宗教蒙昧主义。在这些国家里,反对压迫妇女的斗争因此成为革命斗争的推动力。在大多数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妇女的处境虽然极为不同,但也显示出资本主义制度中自由和社会进步的局限性。革命者是妇女基本民主权利——比如免费合法堕胎和"同工同酬"——最始终如一的倡导者。苏联解体所加重的反动社会气候,以及有组织的逆转"福利国家"对群众保障的攻势,已经导致了反性行为、反妇女、反同性恋者这类偏执狂的急剧上升。我们反对所有惩罚没有受害者的罪行的法律,包括那些把同性恋或其它自愿的性行为、娼妓、吸毒罪犯化的法律。对妇女的压迫,这一人类历史最古老的社会不平等,一直可以追溯到私有财产的起始。不废除阶级分立的社会,这种不平等就不会被彻底消除。压迫妇女的最基本社会机构是家庭。家庭抚养下一代的功能必须被接替,由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集体机构取代妇女的家庭劳动。我们象布尔什维克那样,在妇女中特别组织工作以把她们赢得到社会主义事业一边来,正如斯巴达克思同盟/美国创办的杂志《妇女和革命》最初数期中所描述的那样。在与每一个资产阶级不公表现做斗争的同时,我们反对"局部主义"(sectoralism),它否认觉悟可以超越个体自身的受压迫的经历。我们致力于在无产阶级的身后,联合所有被压迫的阶层为社会主义而战。为青年们开路!建立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关键,是把年轻人中新的一代争取到托洛茨基主义的原则和纲领一边来。这不仅包括努力招收年轻工人,也包括对青年学生的工作。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活跃的一层,学生可以在左翼或右翼的"激进"活动中扮演一个活跃的角色。我们致力于把学生争取到工人阶级一边来,象列宁那样认识到,一个革命政党是由摆脱阶级性的革命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中最先进的成份相融合的结果。青年扮演一种为资产阶级统治者的战争和其它军事冒险做炮灰的角色。我们对资产阶级军队和征兵的反对,同和平主义者的反对,同那些对在许多国家中强加在工人阶级青年头上的兵役寻求小资产阶级豁免的人们的反对,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同我们的阶级走在一起,以把无产阶级士兵争取到共产主义革命纲领和目标一边来为目的。我们明白,在一个革命的形势中,无产阶级胜利的关键在于被征士兵中以阶级为界的分裂。我们要通过青年工作,以建立组织上独立的、政治上服从于革命政党的过渡性青年组织的方式,招收和培训革命政党未来的干部。
  7.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基础。当工人之中的革命意识还不盛行之时,他们的意识就决定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客观上,资本主义是通过资本的力量、对暴力手段的垄断和对所有现存社会机构的控制来施行统治的。但如果条件许可的话,它喜欢以群众的"认同"来统治,通过主宰被压迫者的思想意识,通过制造错觉和掩盖其血腥本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种族主义、宗教信仰渗入工人组织中,这主要是通过小资产阶级的"工人帮办"——那些基于特权化的工人阶级上层之上的寄生虫式工会、社会民主派和斯大林式官僚——来实现的。如果不被革命的领导力量所代替,这些改良主义者就会使工人组织在资产阶级民主条件下的工人经济斗争中变得软弱无力,甚至会使这些组织被得势的法西斯主义所摧毁。在他1916年的著作《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列宁揭示了工人官僚机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许多工业部门中的某一部门、许多国家中的某一国家的资本家获得了垄断高额利润,在经济上就有可能把工人中的某些部分,一时甚至是工人中数量相当可观的少数收买过去,把他们拉到该部门或该国家的资产阶级方面去反对其他一切部门或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因瓜分世界而加剧的对抗,更加强了这种趋向。于是形成了帝国主义同机会主义的联系……在这方面最危险的是这样一些人〔象孟什维克的马尔托夫,Martov〕,他们不愿意了解: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不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就是空话和谎言。"马克思主义运动内部退化和投降的趋势,对于维护帝国主义的统治一直具有十分关键的价值。向资产阶级社会压力的屈服,一次又一次地把那些挂着马克思主义招牌的思潮推向了修正主义,即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是阶级统治工具的重要结论。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孟什维克主义、斯大林主义以及它的分枝毛主义,都是修正主义的表现,是通向公开改良主义实践的桥梁。世界上,除了斯大林主义者和社会民主派之外,民族主义者和政治性宗教信徒,都竭力地要使工人阶级的斗争出轨。中间主义是一种纲领上多样、理论上模糊的工人运动的思潮。它占据了从马克思主义到改良主义,从革命的国际主义到投机的社会爱国主义之间的一系列的不同层次。正如托洛茨基在他1934年的文章"中间主义和第四国际"中指出的:"对于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反对改良主义的斗争现在几乎完全被反对中间主义的斗争所代替……因此同暗藏的、伪装的机会主义者的斗争,必须主要地转移到由革命理论前提中得出实际行动结论的范畴之内。"在阶级斗争尖锐的情况下,作为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救命索一部分的中间派会变得更加危险,也会更容易被革命者揭穿。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先锋队会在中间派的削弱中成长,反之亦然。马克思主义和中间主义对抗的最终结果,是革命成败的一个关键因素。
  正是社会民主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令人失望的改良主义表演,使无政府主义得到复兴。早已在本世纪初就被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彻底击溃了的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建立在激进的民主理想主义之上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类似地,在工会会员中的反政治的"工团主义"情绪的复兴,可以追溯到对所有老式"社会主义"议员们的行径的反感。这种向"纯粹的"经济斗争的倒退,只能耗尽战斗性的斗争,但却不能真正地挑战到改良主义叛徒们。8.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里昂·托洛茨基在其1934年的"战争和第四国际"中系统地制定出了反对腐朽的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所导致的战争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纲领。正如托洛茨基所写道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在战争时期全部工作都应该服从的一项总体战略任务"。在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中(如一战和二战),或者在发展相对均等的两个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中,我们的原则是革命的战败主义: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的屠杀,并且认识到自己本国资产阶级的战败是较轻的罪恶。正如威亨姆·李卜克内西(WilhelmLiebknecht)所说的那样,对资产阶级的军事主义"不出一人一钱"。在帝国主义摧毁殖民地、半殖民地或附属国的战争中,无产阶级在每一个国家的任务是帮助被压迫国家反对帝国主义者,同时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各种势力保持完全的政治独立。无产阶级必须给予中国、越南、北朝鲜和古巴畸形工人国家以无条件的军事捍卫以反对帝国主义。我们的观点是基于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的阶级特点,表现在其集体化的财产关系——公有化的财产、计划经济、外贸和银行的垄断,等等——这些都是由摧垮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所建立的。尽管这些国家是官僚式的畸形,我们对它们加以捍卫以反对阶级的敌人是无条件的。这意味着我们对它们的捍卫是不决定于是否事先在这些地方推翻斯大林式的官僚制,也不决定于冲突的具体条件和直接原因。导致帝国主义战争的动因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今日"全球化"的说教家们在投射一种假象,即在这个后苏联时期,互相竞争的国家之间利益的对抗性已经被超越了。这种论点只不过是对卡尔·考茨基(KarlKautsky)的"超帝国主义"理论的抄袭。正如列宁在其《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写道的:"请把考茨基关于'和平的'超帝国主义那种愚蠢可笑的胡说,拿来同经济政治条件极不相同、各国发展速度等等极不一致、各帝国主义国家间存在着疯狂斗争的实际情形比较一下吧。……难道从前同德国一起(例如在国际钢轨辛迪加或国际商轮航运业托拉斯里)和平地瓜分过整个世界的美国和其它国家的金融资本,现在不是在按照以完全非和平的方式改变着的新的实力对比重新瓜分世界吗?"
  9.民族问题和所有民族的自决权正如托洛茨基在他的"战争和第四国际"(1934年6月10日)中写道的:"资本主义利用民族来发展了自己,但它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没有充分解决民族问题。"自决权适用于所有民族。无产阶级领导的为被压迫的民族的自决而进行的斗争,是打破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领导者对大众控制的有力工具。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坚持列宁的论点("论民族自决权",1914年2—5月)。列宁写道:"工人阶级及其反资本主义斗争的利益,要求各民族的工人达到完全的团结和最紧密的统一,要求反对任何民族的资产阶级实行民族主义政策。"我们坚持列宁的论点:"成功的反对剥削的斗争,要求无产阶级不沾染一点民族主义,并且在各民族的资产阶级争霸的斗争中保持所谓的完全中立。如果某一民族的无产阶级,给予'本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权以最轻程度的支持,就将会不可避免地引起另一民族的无产阶级的不信任;这样就会削弱工人的国际阶级大团结并且分裂他们,而使资产阶级高兴。对于自决权和分离权的否定,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对占优势的民族的特权的支持。"然而,当某一民族自决的要求——一种民主的要求——与阶级的问题或阶级斗争的总的需要相矛盾的时候,我们要反对它的实行。正如列宁在"民族自决讨论的总结"(1916年7月)中提出的:"民主运动的个别要求,包括民族自决在内,并不是什么绝对的东西,而是世界整个民主主义(现在是整个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小部分。在个别的具体情况下,部分可能和总体相矛盾,那时就必须抛弃这一部分。"列宁非常支持波兰的自决权,并同其他的象罗沙·卢森堡那样的革命社会主义者在这一问题上进行了论战。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具体环境中,列宁认为:"波兰的社会民主党人,在这个时刻,不能提出波兰独立的口号,因为身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的波兰人,对此并不能有何作为,只能象波兰社会党右派[社会沙文主义者〕那样,向帝国主义君主国之一献媚。"在我们解决两个或多个互相渗透的民族对同一区域主权之争时,国际共产主义同盟以布尔什维克的实践和经验为指导,尤其是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对乌克兰问题的讨论。国际共产主义同盟把这个观点具体运用到近东、赛普路斯、北爱尔兰以及前南斯拉夫的问题上。在这种情况中,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权力一定是被单一某个民族所主宰——一个民族无法行使民族自决的民主权利,除非违犯另一民族的民族权利。因此,这些矛盾是不能在一个资本主义的框架中被公平解决的。民主解决这一问题的前提是清除此地区的所有的资产阶级。10.殖民地革命、不断革命和"游击队路线"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经验,完全证实了托洛茨基主义不断革命论的正确性。这个理论宣告,在帝国主义时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能通过由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的专政来完成。只有在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下,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才能获得真正的民族解放。要打开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就必须把革命扩展到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去。十月革命本身否定了孟什维克的革命阶段论的观点。孟什维克提出与自由主义宪章民主政治联合以使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孟什维克的关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联合的观点,实际上意味着工人和农民向自由派的屈服……在1905年,孟什维克只是缺乏勇气去从他们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中推出所有必要的结论。在1917年,他们推行这种理论直到苦涩的终点,以至自取灭亡"(托洛茨基:"俄国革命的三个概念",首版于1942年)。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更接近于托洛茨基的理论,坚持认为苏联的资产阶级没有领导民主革命的能力。布尔什维克提出工人阶级和农民合作直至建立"工农民主专政"(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民主专政)。这个口号的错误在于预示一个维护两个不同阶级的利益的国家政权。在1917年二月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是在通过党内尖锐的论战之后,才使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四月纲领"的路线在党内获得胜利。然而,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之后,没有明确地肯定被十月革命所证实的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正确性,也没有明确否定"工农民主专政"的观点。这两个失误,为后来以布尔什维克"老卫兵"姿态出现的势力(如斯大林)对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以及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国际主义前提及涵意进行攻击打开了通道。托洛茨基在他的1930年3月29日为德文版《不断革命论》所作的序言中写道:"在为国际主义提供经济上的合理性论证的伪装下,斯大林实际上是为国家社会主义提供了合理性论证。认为世界经济只是各个国家的同类经济的简单总和的观点是错误的。认为具体特征象脸上的痣一样'只是总体特征的补充'的观点也是错误的。事实上,各个国家的不同特征代表了全世界运作过程的基本特征的独特组合。"在《不断革命论》(1929年11月30日)一书中,托洛茨基解释道:"在帝国主义阶段的条件下,只有国内的社会和政治关系成熟到能使无产阶级作为人民群众的领导而掌握政权的时候,民族民主革命才能获得彻底成功。如果情况还不是这样呢?那么民族解放的斗争只能产生非常有限的结果,完全与工人大众对立的结果。在一个落后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如果无产阶级没有充分准备好去将农民团结过来并夺取政权,那么在该国是不能将民主革命推行到底的。"
  殖民地世界反资本主义的革命的不彻底性,再次验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是唯一有能力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力量这一概念的正确性。国际共产主义同盟从根本上反对以孟什维克主义和斯大林式的改良主义为根源的毛泽东的论调,即否定无产阶级的先锋作用,而以农民为基础的游击战作为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延伸到了对于斯大林主义的分析中,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对此的贡献在于我们对古巴革命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会刊》第8期,"古巴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也回顾性地对南斯拉夫和中国的革命过程起了说明。在古巴,小资产阶级运动在特殊环境下——缺乏工人阶级与之争夺社会权力、民族资产阶级的逃离、敌视的帝国主义的包围以及苏联扔来的救命索——的确推翻了巴堤斯塔(Batista)的独裁统治,并且最终摧毁了资本主义财产所有制。但是,卡斯特罗(Castro)主义(或以农民为基础的游击运动)并不能使工人阶级掌握政治权力。在可以想象的最有利的历史环境下,小资产阶级农民最多只能创建一个官僚式畸形的工人国家,即一个与斯大林政治反革命之后的苏联类似的反工人阶级的政权,从而阻挡了社会主义革命向拉丁美洲和北美洲延伸的可能性,并压制了古巴向社会主义方向的进一步发展。要想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并打开通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就需要进行一场在托洛茨基主义政党领导下的补充性的政治革命。随着苏联退化工人国家的被毁灭,反制帝国主义包围的立即可有的救命索就不再存在了。小资产阶级势力能够推翻当地资本主义统治的狭窄历史窗口已经被关掉,特显出托洛茨基主义不断革命的观点的重要性。11.人民战线:不是一个战术,而是最大的犯罪从1936年的西班牙到1973年的智利,无产阶级革命的良机都被人民战线所断送。人民战线把被剥削者绑在剥削者的车轮上,为法西斯主义和波拿巴式的专政打开大门。里昂·托洛茨基曾经断言:"通过用议会的幻想来引诱工人和农民,通过麻痹他们斗争的意志,人民战线为法西斯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与资产阶级联合的政策,使无产阶级必须用连年的苦难和牺牲,如果不是用几十年的法西斯恐怖,来偿还"("新的革命高潮和第四国际的任务",1936年7月)。同列宁和托洛茨基一样,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在原则上反对任何与资本主义政党的联合("人民战线"),不论是执政党还是反对党,并且我们反对给参加人民战线的工人政党投票。由改良派工人政党(列宁所定义的"资产阶级工人政党")所组成的议会政府,是施行资本主义统治的资产阶级政府(例如英国的各届工党政府)。如果一个群众性的改良派工人政党,把自己表现为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独立于资产阶级并且与之竞争,那么革命者可以运用批判性支持的战术("这就象绳索吊住一个被吊者一样")。这种批判性的在选票上的支持,被革命者用来激存在于无产阶级底层和亲资产阶级的领导层之间的相互矛盾。然而,即使混入很少的非无产阶级的政治组成(象自由派、西方环境保护主义者或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都会扮演资产阶级纲领的保障人的角色,从而会压制这种矛盾。
  "反帝统一战线"是阶级合作在殖民地和前殖民地国家最常见的特有方式,从中国二十年代共产党被分解于国民党之中,到南非"左派"在非洲国民大会面前几十年来的卑躬屈膝。非洲国民大会已经成为帝国主义支持的新种族隔离式的资本主义的代理人。今天在拉丁美洲,反美(反扬基)的民族主义是愚弄战斗的工人和起义的农民来把希望寄托于资产阶级"激进派"的主要工具。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的纲领,代替了把解放的出路寄托于被压迫国家内本国的、落后的、依附于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的身上的幻想。12.革命政党:它的纲领、组织和纪律"没有党,离开党,越过党头上,或拿别的东西代替党,无产阶级革命是不能胜利的"(里昂·托洛茨基:《十月教训》,1924年)。我们力争建造一个革命的党——一个把政治觉悟带给无产阶级的工具,力争成为工人阶级进行和巩固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进攻和指导力量。我们的目标是成为革命的总参谋部,其领导干部必须在阶级斗争中被训练和考验。我们的党以其纲领和革命决心,为赢得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而斗争;我们力图了解全部的历史以评估目前的形势。我们面对的挑战是能否辨认出革命时刻的到来并大胆地响应。这一时刻,将是无产阶级的力量最自信和最有准备,而旧秩序的势力最低落和混乱的时刻。这样的一个革命政党,是群众争取自由的理想的结晶,是他们革命意志的代表,并将成为他们取得胜利的工具。正如托洛茨基在《过渡纲领》中所写的:"下一个时期——一个从事鼓动、宣传与组织的革命的直前时期——的战略任务,在于克服革命客观条件之成熟性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之不成熟性(老一代的混乱失望;新一代的无经验)间的矛盾。我们必须帮助群众在日常斗争过程中去找到当前要求与革命的社会主义政纲之间的桥梁。这道桥梁应包括过渡要求的整个系统,它们要由今天的条件中,且由工人阶级广大层份今天的觉悟程度中引伸出来,一直引导到最后的结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个先锋政党,在争取提高先进工人觉悟的同时,必须对党的领导权的问题投入同样自觉的关注。在"共产主义同盟右翼成分在工会问题上的错误"(1931年1月4日)中,托洛茨基写道:"不管机会主义的错误和偏离的社会来源和政治原因如何,它们总可在意识形态上被归结为对革命政党的错误理解,对革命政党与其它无产阶级组织和与无产阶级整体的关系的错误理解。"统一战线(unitedfront)是在动荡时期内的一种主要战术,可以用来调动广大的群众为一个共同的要求而斗争,也可以增强先锋政党在工人阶级内部的威信。"分别游行,一起罢工"的公式意味着在保卫工人利益时统一行动,同时也允许在共同政治经验范围内的各种相争观点的撞击。
  共产主义者的统一战线战术使先锋队可以接近分立的、在其它情况下敌对的组织来共同行动。这种战术对立于斯大林的"第三时期"的"从底层的统一战线",即要求与"下层成员"相一致来反对他们的领导,强化组织分界线,并且排除联合行动的可能。统一战线需要具有完全的"批评的自由",即参与者能够展示他们各自的口号和宣传。从革命目标退却的一个重要标致就是组成宣传集团的做法:以"团结"的名义把无产阶级的纲领从属于机会主义者。类似的目标也可以通过"战略统一战线"的想法来实现,即把统一战线变成一个建立在最低共同纲领之上的所期望的永久的联盟。面对这样的种种伎俩,不经过一场澄清政治的斗争,不经过对改良派,特别是中间派,不懈的揭露,革命政党是无法建立起来的。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坚持国际劳工自卫组织(InternationalLaborDefense)的原则和传统。国际劳工自卫组织是早期共产国际的国际红色援助组织的美国支部。我们致力于发扬国际劳工自卫组织的传统——即非派系的、立场分明的阶级斗争自卫——并捍卫工人阶级和被压迫者的斗士,不论其政治观点如何。在利用所有在资本主义司法系统内得到的民主权利的同时,我们力图动员以工人为中心的群众示威,寄我们的全部希望于群众的力量之上,而对资产阶级法庭的"公正"不报任何丝毫的幻想。恢复工人团结的传统的最大障碍是斯大林主义者和社会民主派组织的臭名昭著的作法:工人运动内部的暴力、对对手的诽谤、以及欺骗性"头面团体"的周旋。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内部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即一种在内部民主与运作纪律间的平衡。作为一个战斗组织,革命先锋队在阶级斗争的所有时刻都必须要能够采取一致和坚决的行动。所有成员都必须被调动起来去执行大多数人的决定。决定权必须集中于选举产生的领导层,其功能是在战术上解释并运用组织的纲领。内部民主使集体决定的党的路线能够同与无产阶级整体最相接近的党的基层所感到的需要相一致。派系民主的权利对于富有生命力的运动是至关重要的。这种权利的存在本身有助于把分歧转成不那么消耗能量的解决办法。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第四国际主义者)的纪律出于其纲领和目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全人类的解放。13.我们将介入以改变历史!"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第四国际主义者),站在为社会主义的未来而进行的斗争的最前线。国际共产主义同盟,是目前唯一一个对世界局势和世界无产阶级所面临的任务有一个正确的基本认识的国际性组织。我们组织的寡少人数和我们的纲领的力量之间的差别是巨大的。目前,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的各国支部都是或都致力于成为战斗宣传队。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教育和形成干部队伍,招收工人和青年中最先进的分子,向他们解释我们同那些中间派对手截然不同的观点以把他们争取到我们的全部纲领这边来。在列宁的国际主义纲领上的革命的重新组合,是解决我们的弱小人数和我们的任务间的不协调的办法。
  象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一样,我们的目标是融合知识界的和无产阶级中的先进成分,最重要的是通过共产主义工业组织的发展和斗争。通过宣传文献,可以教育首批的干部,但却不能招集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这样的先锋队不是生存在一个圈子里,也不是在教室里,而是在阶级社会里,工厂里,大众的各种组织里。我们必须懂得如何对这支先锋队用他们的经历的语言来说话。如果脱离大众的日常斗争,即使是最好的宣传干部也将会不可避免地失败。工会中的共产主义工作必须围绕着争取底层,而不是在上层的无原则的联合和周旋。绝对必要的是争取工会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完全和无条件的独立。利用资产阶级的法庭来反对工会或工人运动内部的政治对手,是对无产阶级独立这一原则的侵犯,也是对工人运动力量的削弱。邀请阶级的敌人来参与工会的内部事务,是把国家机器描绘成各阶级间的中立物,从而培植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幻想。资产阶级的警察不是"穿着制服的工人",而是资产阶级国家政权雇佣来的杀手;他们在工人的组织中是没有一席之地的。国际共产主义同盟为"把警察赶出工会"而斗争。我们为无产阶级独立这一原则所进行的斗争,在改良派的工会同国家机器日益生长在一起的趋势下显得更为重要。这也是托洛茨基在他的1940年未完成的文章"帝国主义腐朽时期的工会"中所指出的。共产主义者要致力于建立工人阶级尽可能强大的团结以反对资产阶级的剥削。因此,我们反对无产阶级内各工种的分裂,倡导工业化的工会,并且反对工人阶级分裂成以不同的政治观点或以种族、民族组合为基础的互相竞争的工会。与此形成对比,共产主义先锋队的任务,则是去澄清和放大各种互相竞争的政治趋势之间的不同,来为列宁式的政党招集干部。在列宁的时代,这些不同的政治任务是由不同的组织形式来表现的:共产国际是由代表独特的布尔什维克政治纲领的政党组织所组成的,而产业国际则代表工人阶级在工会中争取大团结的斗争。我们相信,重铸一个共产主义的第四国际,在地球的每一个有人居住的大洲上建造真正的共产党,并在对阶级斗争的彻底干预中对其进行检验,将是艰苦并且通常是危险的。全体人类进步的道路,在于一支目前尚弱小的力量,坚持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革命纲领,在大众中用经验、毅力和威信去建立党组织,去成功地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在致力于把我们的纲领带到世界工人和被压迫者中去的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非理性的帝国主义统治阶级拥有核屠杀的技术:我们没有很多时间了。我们由象列宁和托洛茨基那样的同志的原则和实践所指导:"正面地面对现实;不要找寻最少抵抗的捷径;以真名呼实物;要把真理告诉群众,不管这真理如何苦;不要害怕阻难;从小事到大事都要认真;把我们的纲领建立在阶级斗争的逻辑上;行动的时刻一到便要勇敢——这些就是第四国际的规则"(《过渡纲领》,1938年)。这些就是我们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第四国际主义者),在带领工人阶级向世界社会主义胜利的历史使命迈进中的规则!

廿一世纪后

  相对过去而言,90年代“苏东波”事件之后的国际托派经过十年左右的反思和整合后反而取得了更大的发展(更因为越来越多人看清了斯大林主义下苏联模式的教条以及看到资本主义“新自由化”所带来的巨大灾难)。
  2003年,统一书记处改名为执行局与国际委员会,但是大多数托派仍沿用统一书记处来称呼它。同年,最大的一支托派组织的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召开了第十五次世界代表大会,讨论了从西方工人运动、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复辟到同性恋、生态危机等一系列世界政治议题,并通过一系列决议。
  2010年2月,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在比利时召开了第十六次世界大会,通过了《国际形势》、《角色与任务》、《气候问题》等几个决议。

迷失的一群

  但另一方面,国际托派——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走得最前的派别,同样面临着领导层官僚化、失去传统的产业工人阶级基础的危险,更要命的是,大多数国际托派实际上已丧失了当初托洛茨基的无产阶级立场,而走到向改良主义讨好调和的方面去(以1990年代为标志),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绝大多数国际托派目前都不同程度地支持和宽容乌戈·查韦斯为首的委内瑞拉资产阶级改良政权,更堕落的是部分国际托派分子在21世纪初参加了以卢拉为首的巴西资产阶级内阁,重蹈了一个世纪前修正主义者米勒兰入阁(1903年)的覆辙,而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即那个统一后的最大的托派领导集团)于2006年发布的决议并未坚决彻底处理变节分子。但是,部分试图革新的国际托派为了打破前托派造成的政治格局,却存在着不管良莠好坏急于招兵买马的功利实用化倾向(例如CWI的许多国际支部)。

泡沫化与理想化

  诚然,托洛茨基在临死前留下遗嘱“我坚信,第四国际必胜”,但他所言的“第四国际”与其说是一个永恒不变的政治组织,毋宁说是一种在无产阶级先锋党领导下的革命必胜的历史前景(任何马克思主义者都不相信存在永恒不变的事物)。正如当年托洛茨基盼望并力促群众性的社会革命、以推动无产阶级先锋党的革新和前进那样

今天的第四国际

  这个名字应理解来自革命马克思主义运动传统与当代工人革命运动有机结合的一面旗帜——要取得它名副其实并且具体丰富的政治内容,必须依靠广大青年与工农劳动大众中的先进分子去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