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

  
龚自珍
龚自珍
龚自珍(1792年8月22日~1841年9月26日)清代思想家、文学家及改良主义的先驱者。27岁中举人,38岁中进士。曾任内阁中书、宗人府主事和礼部主事等官职。主张革除弊政,抵制外国侵略,曾全力支持林则徐禁除鸦片。48岁辞官南归,次年暴卒于江苏丹阳云阳书院。他的诗文主张“更法”、“改图”,揭露清统治者的腐朽,洋溢着爱国热情,被柳亚子誉为“三百年来第一流”。著有《定庵文集》,留存文章300余篇,诗词近800首,今人辑为《龚自珍全集》。著名诗作《己亥杂诗》共350首。

人物简介

  龚自珍(1792~1841)中国晚清思想家,史学家、诗人。一名巩祚,字瑟人,号定盦。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二十七岁为举人。道光元年(1821)官内阁中书,任国史馆校对官。九年,始成进士。官至礼部主事。十九年,弃官南归。二十一年,于江苏云阳书院猝然去世。龚自珍初承家学渊源,从文字、训诂入手,后渐涉金石、目录,泛及诗文、地理、经史百家。受当时崛起的春秋公羊学影响甚深。面对嘉道年间社会危机日益深重,他弃绝考据训诂之学,一意讲求经世之务,一生志存改革。青年时代所撰《明良论》、《乙丙之际著议》等文,对封建专制的积弊,进行揭露和抨击。他的思想为后来康有为等人倡公羊之学以变法图强开了先声。中年以后,虽然志不得伸,转而学佛,但是“经世致用”之志并未消沉。他支持林则徐查禁鸦片,并建议林则徐加强军事设施,做好抗击英国侵略者的准备。龚自珍一生追求“更法”,虽至死未得实现,但在许多方面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在社会观上,他指出社会动乱的根源在于贫富不相齐,要求改革科举制,多方罗致“通经致用”的人才。在哲学思想上,阐发佛教中天台宗的观点,提出人性“无善无不善”,“善恶皆后起”的一家之谈。在史学上,发出“尊史”的呼吁,并潜心于西北历史、地理的探讨。在文学上,则提出“尊情”之说,主张诗与人为一。他生平诗文甚富,后人辑为《龚自珍全集》。

人物生平

  龚自珍一生可分三个阶段:
  ①20岁以前,在家学习经学、文学。他自幼受母亲教育,好读诗文。从8岁起学习研究经史、小学。12岁从段玉裁学《说文》。他搜辑科名掌故;以经说字、以字说经;考古今官制;为目录学、金石学等。同时,在文学上,也显示了创作的才华。13岁,作《知觉辨》,“是文集之托始”;15岁,诗集编年;19岁,倚声填词;到21岁,编词集《怀人馆词》3卷、《红禅词》2卷。段玉裁作序说他“所业诗文甚夥,间有治经史之作,风发云逝,有不可一世之概。尤喜为长短句”,“造意造言,几如韩李之于文章”,认为“自珍以弱冠能之,则其才之绝异,与其性情之沈逸,居可知矣”(《怀人馆词序》)。这可以说是对龚自珍20岁以前学习的概括总结。
  ②20岁至28岁,应乡试至入仕时期。嘉庆十五年(1810),龚自珍19岁,应顺天乡试,由监生中式副榜第28名。二十三年(1818)又应浙江乡试,始中举,主考官为著名汉学家高邮王引之。次年应会试落选,嘉庆二十五年(1820)开始入仕,为内阁中书。这时期他逐渐接触社会政治现实,并从科试失意中体验到政治腐败,产生改革的要求和思想,并从刘逢禄学习《公羊传》。他写出了《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尊隐》、《平均篇》等政论文。嘉庆二十二年,他曾以文集《伫泣亭文》及诗集一册请教“吴中尊宿”王芑孙。王认为他“诗中伤时之语、骂坐之言,涉目皆是”(《定盦年谱外纪》)。同年,他开始戒诗。今存这时期诗,有《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等。
  ③29岁至去世。嘉庆二十四年会试落选后,他又参加五次会试。道光九年(1829),第六次会试,始中进士,时年38岁。在此期间,他仍为内阁中书。道光十五年(1835),迁宗人府主事。改为礼部主事祠祭司行走。两年后,又补主客司主事。这类官职都很卑微,困厄下僚。48岁,辞官南归(道光十九年,1839)。50岁,暴卒于丹阳云阳书院(道光二十一年,1841),时为鸦片战争第二年。这时期,他对政治现实认识日益深刻,提出不少改革建议,写出许多著名评论,如《西域置行省议》、《东南罢番舶议》、《阮尚书年谱第一序》、《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和历史、哲学论文如《古史钩沉论》等。也有不少文学散文名篇,如《捕蜮》、《书金伶》、《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病梅馆记》等。他的许多著名诗篇,如《能令公少年行》、《咏史》、《西郊落花歌》和《己亥杂诗》等,也都是这时期作品。龚自珍墨迹政治学术思想 龚自珍生活的时代,是统一的封建国家面临没落崩溃、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新阶段,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不断加深。
  龚自珍从青年时起,就深刻地意识到封建国家的严重危机,具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性。“秋气不惊堂内燕,夕阳还恋路旁鸦。”(《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梁启超说:“举国方沉酣太平,而彼(指龚自珍、魏源)辈若不胜其忧危,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清代学术概论》)早在嘉庆二十五年,他已指出“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户”,“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西域置行省议》)。在道光三年,他深刻认识到外国资本主义侵略造成严重的民族危机,指出“近惟英夷,实乃巨诈,拒之则叩关,狎之则蠹国”(《阮尚书年谱第一序》)。他对时代的危机,不止是敏锐地感觉它,而且也积极地建议挽救它;他肯定未来时代的必然变化,并寄以热情的幻想和希望。龚自珍处在过渡时代的开始阶段。他的思想发展,有一个艰苦、复杂和曲折的过程。他最初接受的是以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为代表的正统派考据学。但他冲出考据学的藩篱,不为家学和时代学风所囿。在现实社会运动主要是农民起义的启发下,他以特有的敏锐的眼光,观察现实,研究现实。在《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等文中,他对腐朽黑暗的现实政治和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平均篇》指出了贫富不均所造成的社会败坏现象及其危险的后果:“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提出“均田”的改革主张,要求“贵乎操其本源,与随其时而剂调之”,“挹彼注兹”,平均贫富。在《尊隐》中,他隐晦曲折地表现出对农民起义的大胆想象和热情颂扬,向往着未来时代的巨大变化。但他的政治思想和理想是不彻底的。后来他看到均田制是办不到的,又作《农宗篇》。主张按宗法分田:大宗百亩,小宗、群宗二十五亩,其余闲民为佃农。其目的是“以中下齐民,不以上齐民”,建立以中小地主为基础的封建统治。由于未能突破封建阶级的根本立场,因此,他在《农宗答问第一》及《农宗答问第四》中又肯定大地主的地位。
  龚自珍到30岁前后,在学术思想上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他从对正统派考据学严历地批判到坚决抛弃考据学,接受今文经学《春秋》公羊学派的影响,从刘逢禄学习,“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但他肯定考据学的有用的部分;同时也批判今文经学杂以谶纬五行的“恶习”,而主张“经世致用”,倡导学术要为现实政治服务。从此他更自觉地使学术研究密切地与现实政治社会问题联系,研究的课题更为广泛。他“为天地东西南北之学”,研究地理学,而特别致力于当代的典章制度和边疆民族地理,撰《蒙古图志》,完成了十之五六;对现实政治社会问题也提出了积极的建议,写《西域置行省议》和《东南罢番舶议》,主张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巩固西北边疆。随着生活经验和历史知识的增长,以及政治、学术思想的逐渐成熟,他深入探讨了天地万物以及社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问题,并把经史、百家、小学、舆地以及当代典章制度的研究,完全统一起来,形成一个相当完整的历史观。他说:“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人伦品目焉。史存则周存,史亡而周亡。”(《古史钩沉论二》)这里有前辈章学诚“六经皆史”观点的影响,但比章说更扩大、通达、完整,更有科学性和战斗性。他把古代的一切历史文化的功罪完全归结到史官,并以当代的史官即历史家自任。他认为史官之所以可尊,在于史官能站得高,从全面着眼,作客观的、公正的现实政治社会的批判。这实际是要使历史和现实政治社会问题即“当今之务”联系起来,应用《春秋》公羊学派变化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在“尊史”的口号下,对腐朽的现实政治社会作全面的批判。这就是他在《尊隐》里所尊“横天地之隐”的具体化。与此同时,他继续不断地关心现实政治社会的重大问题,不断地提出批判和建议,始终没有与庸俗官僚同流合污。道光九年(1829)殿试《对策》中,他肯定经史的作用,更指出经史之用必以现实问题为依据,“不通乎当世之务,不知经史之施于今日之孰缓、孰亟、孰可行、孰不可行也”;对现实问题,特别关切西北边疆和东南海防,要求皇上“益奠南国苍生”,“益诫西边将帅”。同年十二月,有《上大学士书》,建议改革内阁制度。他对腐朽的官僚机构和庸俗官僚深恶痛绝。道光十二年(1832)夏,又有手陈“当今急务八条”,其中之一就是“汰冗滥”。道光十八年(1838),林则徐奉命到广东海口查禁鸦片,他作了《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向林则徐“献三种决定义,三种旁义,三种答难义,一种归墟义”。主张严禁鸦片,坚决抵抗英国侵略者;主张和外国作有益的通商,严格禁止奢侈品的输入;并驳斥了僚吏、幕客、游客、商贾、绅士等等各式投降派的有害论调。在中英鸦片战争发生后,江苏巡抚梁章巨驻防上海,他在丹阳书院于暴死前数日写信给梁“论时事,并约即日解馆来访,稍助筹笔”(梁章巨《师友集》卷六《仁和龚定盦主事》条),表示希望参加梁章巨的幕府,共同抵抗英国侵略者,更表现出坚决反抗外国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
龚自珍
龚自珍
  龚自珍在中年以后,随着仕途失意,感慨日深,思想也陷入矛盾、烦恼和痛苦,“坐耗苍茫想,全凭琐屑谋”(《撰羽林山馆金石墨本记成,弁端二十字》)。有时想以“搜罗文献”自慰,“狂胪文献耗中年,亦是今生后起缘”(《猛忆》);甚至想“发大心”,寄幻想于佛教,以求超世间的解脱。但他爱祖国,关心现实,无法排除“外缘”,终于成不了佛教徒。龚自珍的思想就其主导方面说,虽然他的批判不彻底,改良的目标不明确,但他的政治思想和态度始终是积极的,他看到清王朝的现实统治为“衰世”,为“日之将夕”,确信未来时代的巨大变化,并寄以极大的热情和希望,也是始终一贯的。他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的前夕,一个主张改革腐朽现状和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启蒙思想家。

文学创作

  龚自珍的文学创作,表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特点,开创了近代文学的新篇章。龚自珍认为文学必须有用。他说,“曰圣之时,以有用为主”,“求政事在斯,求言语在斯,求文学之美,岂不在斯”(《同年生吴侍御杰疏请唐陆宣公从祀瞽宗……》)。指出儒学、政事和诗文具有共同目的,就是有用。他认为诗和史的功用一样,都在对社会历史进行批评,文章、诗歌都和史有源流的关系。他认为《六经》是周史的宗子;《诗经》是史官采集和编订起来的,而且“诗人之指,有瞽献曲之义,本群史之支流”(《乙丙之际箸议第十七》)。因此,选诗和作史的目的,都是“乐取其人而胪之,而高下之”,进行社会历史批评。所以他把自己的诗看成“清议”或“评论”,“贵人相讯劳相护,莫作人间清议看”(《杂诗,己卯目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安得上言依汉制,诗成侍史佐评论”(《夜直》)。从这一诗论观点出发,他认为诗歌创作的动机是由于“外境”即现实生活所引起,“外境迭至,如风吹水,万态皆有,皆成文章”(《与江居士笺》),不得不然。而创作方法则和撰史一样,应利用一切历史资料(《送徐铁孙序》)。龚自珍的诗和他的诗论是一致的。他打破清中叶以来诗坛的模山范水的沉寂局面,绝少单纯地描写自然景物,而总是着眼于现实政治、社会形势,发抒感慨,纵横议论。他的诗饱含着社会历史内容,是一个历史家、政治家的诗。他从15岁开始诗编年,到47岁,诗集共有27卷。他很珍惜他的少作,“文侯端冕听高歌,少作精严故不磨”;“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己亥杂诗》)。这些“精严”而“字字真”的少作,虽然都已失传,但当时却是针对政治腐败和官僚庸俗的“伤时”、“骂坐”之作,被一般文士视为“大不可”的。因此他又曾几次戒诗。   
  嘉庆二十五年(1820)的秋天,他开始戒诗,次年夏因考军机章京未被录取,赋《小游仙》15首,遂又破戒。道光七年(1827)十月,他编了两卷《破戒草》后,又发誓戒诗,“戒诗昔有诗,庚辰诗语繁”正是愤慨于他的诗不能为腐朽庸俗社会所容忍。所以后来他又破戒作诗。龚自珍诗今存的600多首,绝大部分是他中年以后的作品,主要内容仍是“伤时”、“骂坐”。道光五年的一首《咏史》七律是这类诗的代表作。诗中咏南朝史事,感慨当时江南名士慑服于清王朝的险恶统治,庸俗苟安,埋头著书,“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诗末更用田横抗汉故事,揭穿清王朝以名利诱骗文士的用心:“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又如道光六年(1826)所作七律《释言四首之一》,愤怒反讥庸俗官僚对自己的诽谤,“木有文章曾是病,虫多言语不能天”;辛辣嘲弄朝廷大官僚对自己的嫌弃,“守默守雌容努力,毋劳上相损宵眠”。晚年在著名的《己亥杂诗》中,诗人不仅指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的侵略和危害,统治阶级的昏庸堕落,而且也看到了人民的苦难,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内疚,如“只筹一缆十夫多”、“不论盐铁不筹河”等,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龚自珍作品
龚自珍作品
  龚自珍更多的抒情诗,表现了诗人深沉的忧郁感、孤独感和自豪感。如道光三年(1823)的《夜坐》七律二首,“一山突起丘陵妒,万籁无言帝座灵”,在沉寂黑夜的山野景观中,寄托着诗人清醒的志士孤愤,抒发着对天下死气沉沉的深忧。道光六年的《秋心三首》七律,“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深深为边塞形势担忧,感慨仗剑报国的志士无多,更缺少知音的同志。他常常用“剑”和“箫”、“剑气”和“箫心”来寄托他的思想志向。“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漫感》);“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己亥杂诗》);对于自己的志向抱负不能实现,深为苦闷。在“抛却湖山一笛秋,人间天地署无愁”(《梦中作四截句》)的现实环境下,诗人除了抒发感慨、纵横议论之外,回忆值得留恋的快乐的过去,幻想现实之外美妙的境界和世界,乃成为诗人思想中一种必然的发展和出路。因此,在诗人的许多作品中表现了重重矛盾。作于道光元年的《能令公少年行》一首七言古诗相当集中地表现了诗人思想中的矛盾。诗中有逃向虚空的消极因素,更多的积极意义在于诗人对无可奈何的现实社会环境的极端厌恶和否定,因而在《己亥杂诗》“少年尊隐有高文”、“九州生气恃风雷”二诗中,他确信前所未有的、巨大时代变化必然到来,希望“风雷”的爆发,以扫荡一切的迅疾气势,打破那令人窒息、一片死气沉沉的局面。

作品特色

·政论、抒情和艺术形象的统一

  他的许多诗既是抒情,又是议论,但不涉事实,议论亦不具体,而只是把现实的普遍现象,提到社会历史的高度,提出问题,抒发感慨,表示态度和愿望。他以政论作诗,但并不抽象议论,也不散文化。

·丰富奇异的想象

  在他的诗中,“月怒”、“花影怒”、“太行怒”、“太行飞”、“爪怒”、“灵气怒”等等,习见的景物变得虎虎有生气,动人耳目,唤起不寻常的想象。又如《西郊落花歌》描写落花,使引起伤感的衰败的景物,变为无比壮丽的景象,更高出寻常的想象之外。“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己亥杂诗》),则从衰败中看出新生。“天命虽秋肃,其人春气腴”(《自春徂秋,偶有所触,得十五首》),从没落的时代中,也看到新生的一面。

·形式多样,风格多样

  诗人自觉地运用古典诗歌多种传统形式,“自周迄近代之体,皆用之;自杂三四言,至杂八九言,皆用之”(《跋破戒草》)。实际他写得多的还是五七言“古体诗”,七言的“近体诗”,而以七言绝句为大宗。一般趋向是不受格律的束缚,自由运用,冲口而出。这也以七言绝句表现得最突出。作于道光十九年(1839)的《己亥杂诗》315首,独创性地运用了七言绝句的形式,内容无所不包,诗人的旅途见闻,以及生平经历和思想感情的发展变化,历历如绘,因而成为一种自叙诗的形式。它们可以作为一首诗读。由于作者这种充分地、富于创造性地运用,自然地使七言绝句成为一种最轻巧、最简单、最集中的描写事物、表达思想感情的形式。复杂深刻的思想内容,多种多样的语言形式,是龚诗风格多样化的基础。“从来才大人,面貌不专一”(《题王子梅盗诗图》),诗人是以风格多样化自勉和自许的。他的古体诗,五言凝炼,七言奔放;近体诗,七言律诗含蓄稳当,绝句则通脱自然。

·语言清奇多彩,不拘一格

  有瑰丽,也有朴实;有古奥,也有平易;有生僻,也有通俗。一般自然清丽,沉着老练,有杜韩的影响,有些篇章由于用典过繁或过生,或含蓄曲折太甚,不免带来艰深晦涩的缺点。龚自珍先进的思想是他许多优秀诗篇的灵魂。思想的深刻性和艺术的独创性,使龚诗别开生面,开创了诗的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不同于唐宋诗,实开近代诗的新风貌。龚诗在当时欣赏的人不多,它的影响始大于晚清,主要由于它的突出的思想性和政治性,使抒情与思想政治内容结合,又不落于以文字、学问、议论为诗。龚自珍文在当时比诗有名,也更遭到一般文士的非议,目为禁忌,不敢逼视。除几组学术论文外,它们重要的一部分是不同形式的政论文。有些“以经术作政论”,“往往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这些文章都是用《春秋》公羊学派的观点与现实的政治联系,引古喻今,以古为用。如《乙丙之际箸议七》、《乙丙之际箸议九》和《尊隐》等,都是公羊“三世说”的运用。有些则是直接对清王朝腐朽统治的揭露和批判,如《明良论》;以及各种积极建议的篇章,如《平均篇》、《西域置行省议》、《对策》、《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等。另一类是讽刺性的寓言小品,如《捕蜮》、《病梅馆记》等。还有许多记叙文,记人、记事、记名胜、记地方,如《杭大宗逸事状》、《书金伶》、《王仲瞿墓志铭》、《书居庸关》、《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等,内容不同,都富有现实意义。

·散文特色

龚自珍手札
龚自珍手札
  龚文的表现方法一般很简单,而简括中又有铺叙夸张,有的直率,有的奇诡。他的散文语言活泼多样。有的散行中有骈偶,有的瑰丽,有的古奥,甚至偏僻、生硬、晦涩。龚文区别于唐宋和桐城派的古文,是上承先秦两汉古文的一个独特的发展,开创了古文或散文的新风气。龚自珍的词也很著名。谭献认为龚词“绵丽沈扬,意欲合周、辛而一之,奇作也”(《复堂日记》二)。实际上,他的词没有摆脱传统词的影响,偏重于词的言情本性。他也写了一些抒发感慨怀抱的词,如〔鹊踏枝〕《过人家废园作》抒发孤独而自豪的感情;〔凤凰台上忆吹箫〕《丙申三日》写与庸俗文士的矛盾和理想不能实现的感慨;〔浪淘沙〕《书愿》写愿望,略同《能令公少年行》;〔百字令〕《投袁大琴南》写与袁琴南儿时同上家学的情景;〔湘月〕《壬申夏泛舟西湖》写思想上剑态和箫心的矛盾,有志于作为,又思退隐,留恋山水。

·词作特色

  龚词大部分还是消闲之作,抒写缠绵之情,成就远逊于诗。晚年他发现自己词的缺点:“不能古雅不幽灵,气体难跻作者庭。悔杀流传遗下女,自障纨扇过旗亭。”(《己亥杂诗》)谭献则认为龚词“绵丽沈扬,意欲合周、辛而一之,奇作也”(《复堂日记》二)。他也写了一些抒发感慨怀抱的词,如〔鹊踏枝〕《过人家废园作》抒发孤独而自豪的感情;〔凤凰台上忆吹箫〕《丙申三日》写与庸俗文士的矛盾和理想不能实现的感慨;〔浪淘沙〕《书愿》写愿望,略同《能令公少年行》;〔百字令〕《投袁大琴南》写与袁琴南儿时同上家学的情景;〔湘月〕《壬申夏泛舟西湖》写思想上剑态和箫心的矛盾,有志于作为,又思退隐,留恋山水。

人物思想

  面对嘉道年间经济衰败,社会危机日益深重,他弃绝考据训诂之学,转而讲求经世之务,志存改革,追求“更法”,在许多方面产生了有益的影响。他的思想为后来康有为等人提倡变法图强开了先声。

人物收藏

  龚自珍多年收藏不辍,涉及古书、铜彝、印鉴、碑拓、字画等等,藏品极为丰富。其儿媳妇之弟陈元禄曾称“不可胜记”。《龚自珍全集》中记载的藏品就有:秦天禽四首镜、商尊、孝成庙鼎、召伯虎敦、姬大母鬲、有孔之大圭、赤蛟大砚、汉双鱼列泉洗、有丹砂翡翠色之古瓦、汉三十六字镜,高句丽花瓶、碧玉版蒙古牌、佛纽六朝印、马湘兰“惜花弄月”印,还有宋拓欧阳询皇甫诞碑、罗池庙碑、曹娥碑、汉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宋拓洛神赋十三行、宋拓兰亭定武本以及明拓石鼓文、唐人双钩卫夫人残字卷、虞集隶书卷、管道山水卷、薛素素兰花卷等等。
  他关于收藏研究的文章《说宗彝》、《说刻石》、《说碑》、《说印》等,颇多新解,金石学家吴昌绶有评语“精博绝特”。

人物交游

  林则徐与龚自珍之父龚丽正是老朋友,曾于1822年同路进京、同日引见和召对,又同日南下,相处融洽,林则徐曾作诗为记,称赞龚丽正:“一门华萼总联芳”。而龚自珍本人和魏源都以汉学批宋学,主张改革而闻名,并称“龚魏”。林则徐与魏源关系相当密切。林则徐赴广东禁烟前,龚自珍赠文《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坚决要求铲除烟祸,并表示愿意南游参与其事。林则徐在途中回书作答。

人物评价

  龚自珍,近代文学开风气的人物,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文学家。祖父、父亲均在北京做官,母亲善吟诗绘画,是个女才子,外祖父段玉裁是位文字学家。龚自珍自小就受到良好的学术与文学的教养和熏陶。他小时候就读书广泛,关心国事,产生改革变法的思想。他在科举上不得志,27岁中举,38岁才中进士,曾任内阁中书、礼部主客主事20余年,始终是个七品小京官,无法施展抱负。48岁时,他终于对官场厌倦,不抱希望,愤然辞官还乡,不久与世长辞。

人物作品

  梦中述愿
  湖西一曲坠明璫,猎猎纱裙荷叶香。乞貌风鬟陪我坐,他身来作水仙王。
  歌筵有乞书扇者
  天教伪体领风花,一代材人有岁差。我论文章恕中晚,略工感概是名家。 
  送南归者
  布衣三十上书回,挥手东华事可哀。且买青山且鼾卧,料无富贵逼人来。
  漫感
  绝域从军计惘然,东南幽恨满词笺。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
  梦中作
  不是斯文掷笔骄,牵连姓氏本寥寥。夕阳忽下中原去,笑咏风花殿六朝。
  己亥杂诗(五)
  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己亥杂诗(十四)
  颓波难挽挽颓心,壮岁曾为九牧箴。钟簴苍凉行色晚,狂言重起廿年喑。
  己亥杂诗(十九)
  卿筹烂熟我筹之,我有忠言质幻师。观理自难观势易,弹丸垒到十枚时。
  己亥杂诗(四四)
  霜毫掷罢倚天寒,任作淋漓淡墨看。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
  己亥杂诗(八三)
  只筹一缆十夫多,细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曾糜太仓粟,夜闻邪许泪滂沱。
  己亥杂诗(八七)
  故人横海拜将军,侧立南天未蒇勋。我有阴符三百字,蜡丸难寄惜雄文。
  己亥杂诗(一二五)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三别好诗
  狼藉丹黄窃自哀,高吟肺腑走风雷,不容明月沉天去,却有江涛动地来。
  投宋于庭翔凤
  游山五岳东道主,拥书百城南面王。万人丛中一握手,使我衣袖三年香。
  咏史
  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夜坐二首
  春夜伤心坐画屏,不如放眼入青冥。 一山突起丘陵妒,万籁无言帝座灵。   
  塞上似腾奇女气,江东久殒少微星。 从来不蓄湘累问,唤出嫦娥诗与听。   
  沉沉心事北南东,一睨人材海内空。壮岁始参周史席,髫年惜堕晋贤风。   
  功高拜将成仙外,才尽回肠荡气中。万一禅关砉然破,美人如玉剑如虹。
  秋心三首(其一、其三)
  秋心如海复如潮,但有秋魂不可招。漠漠郁金香在臂,亭亭古玉佩当腰。   
  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一川星斗烂无数,长天一月坠林梢。   
  我所思兮在何处,胸中灵气欲成云。槎通碧汉无多路,土蚀寒花又此坟。   
  某水某山迷姓氏,一钗一佩断知闻。起看历历楼台外,窈窕秋星或是君。
  病梅馆记
  江宁之龙蟠,苏州之邓尉,杭州之西溪,皆产梅。或曰:“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无态。”固也。此文人画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诏大号以绳天下之梅也;又不可以使天下之民斫直,删密,锄正,以夭梅病梅为业以求钱也。梅之欹之疏之曲,又非蠢蠢求钱之民能以其智力为也。有以文人画士孤癖之隐明告鬻梅者,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以求重价,而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   
  予购三百盆,皆病者,无一完者。既泣之三日,乃誓疗之:纵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以五年为期,必复之全之。予本非文人画士,甘受诟厉,辟病梅之馆以贮之。   呜呼!安得使予多暇日,又多闲田,以广贮江宁、杭州、苏州之病梅,穷予生之光阴以疗梅也哉!

人物故居

故居
故居
  龚自珍故居在西城区手帕胡同21号。龚自珍在京住地之一。故居坐北朝南,三进院落,另有东西跨院。前院有北房3间,两侧耳房各两间,东西厅房各3间。院内当年曾有道光御笔“福”字匾及“耕读堂”匠。故居基本 保持原状。 龚自珍(1792—1841),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以诗文见长,自成一家,有“龚派”之称。1839年辞官归家。

人物纪念馆

  龚自珍纪念馆位于杭州城东马坡巷6号小采园内,占地六百多平方米,1990年开馆。龚自珍,名巩柞,字瑟人,清代思想家、文学家,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他和林则徐等人共同开启了抨击时弊,抗御外侮,通经致用的进步思想,被柳亚子誉为“三百年来第一流”。
纪念馆
纪念馆
  龚自珍纪念馆 建于清末,属中式宅院,为清代桐乡人汪维所建“小米山房”,俗称“小米园”。清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出生于马坡(婆)巷。龚自珍(1792-1841),道光九年进士。官至内阁中书、礼部主事等。学务博览,所作诗文极力提倡更法,改革图强,“以朝章国政世情民隐为质干”,“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著有《定庵文集》,今人辑有《龚自珍全集》。龚自珍虽自11岁随父亲去京,久居在外,归杭次数不多,但对家乡眷恋之情在诗中时有流露,“从此与谁谈古外,马婆巷外立斜阳”。1988-1989年,小米园整修后作为龚自珍纪念馆。馆占地约0.7公顷,建筑面积498平方米,已被列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纪念馆主体是座清代风格的两层楼房,上下五开间,兼有耳房,雕梁画栋,古朴典雅。馆内正厅安放龚自珍半身古铜色塑像,四周悬挂沙孟海、赵朴初等名家提写的匾额、楹联。四个展室,陈列了龚自珍生平图文简介、大事年表、史料、龚氏年谱、诗选和后人研究文集等。庭院内小桥流水、假山亭榭,在花木衬托下,富有古典园林的特色。他的作品尤其受老年人喜爱。

名篇赏析

 

· 己亥杂诗(第5首)  

 
  浩荡离愁白日斜,   
  吟鞭东指即天涯。   
  落红不是无情物,   
  化作春泥更护花。   
  【注释】   
  1.浩荡离愁:离别京都的愁思浩如水波,也指作者心潮不平。浩荡:无限。   
  2.吟鞭:诗人马鞭。 东指:东方故里。 天涯:指离京都遥远。   
  3.落红:落花。花朵以红色者为尊贵,因此落花又称为落红。   
  4.花:比喻国家。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此句表明作者造福人类为国效力的高贵品质。后人又常用此句表达前辈对后辈的爱护。   
  【译文】
      浩浩荡荡的离别愁绪向着日落西斜的远处延伸, 马鞭向东举起这一起身,从此就是天涯海角了。 我辞官归乡,有如从枝头上掉下来的落花,但它却不是无情之物,化成了泥土,还能起着培育下一代的作用。   
  【赏析】   
  这首诗是《己亥杂诗》的第五首,写诗人离京的感受。虽然载着“浩荡离愁”,却表示仍然要为国为民尽自己最后一份心力。   
  诗的前两句抒情叙事,在无限感慨中表现出豪放洒脱的气概。一方面,离别是忧伤的,毕竟自己寓居京城多年,故友如云,往事如烟;另一方面,离别是轻松愉快的,毕竟自己逃出了令人桎梏的樊笼,可以回到外面的世界里另有一番作为。这样,离别的愁绪就和回归的喜悦交织在一起,既有“浩荡离愁”,又有“吟鞭东指”;既有白日西斜,又有广阔天涯。这两个画面相反相成,互为映衬,是诗人当日心境的真实写照。诗的后两句以落花为喻,表明自己的心志,在形象的比喻中,自然而然地融入议论。“化作春泥更护花”,诗人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鸦片战争爆发后,他多次给驻防上海的江西巡抚梁章钜写信,商讨国事,并希望参加他的幕府,献计献策。可惜诗人不久就死在丹阳书院(年仅50岁),无从实现他的社会理想了,令人叹惋。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诗人笔锋一转,由抒发离别之情转入抒发报国之志。并反用陆游的词“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落红,本指脱离花枝的花,但是,并不是没有感情的东西,即使化做春泥,也甘愿培育美丽的春花成长。不为独香,而为护花。表现诗人虽然脱离官场,但依然关心着国家的命运,不忘报国之志,充分表达诗人的壮怀,成为传世名句。   
  这首小诗将政治抱负和个人志向融为一体,将抒情和议论有机结合,形象地表达了诗人复杂的情感。龚自珍论诗曾说“诗与人为一,人外无诗,诗外无人”(《书汤海秋诗集后》),他自己的创作就是最好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