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安策

作者简介

贾谊
贾谊
  贾谊(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68年), 贾谊18岁时便以能诵诗书擅写文章而闻名于郡中。名士河南守吴廷尉欣赏他的才学俱优,将他列置门下。
  公元前180年,汉文帝刘恒即位。听闻河南守吴公颇有学识,且政绩卓着,便征召吴公为廷尉。汉元帝元年(前179年),贾谊在老师吴廷尉的推荐下,被征召入朝,立为博士。一年之中,又被破格晋升为太中大夫。汉文帝对贾谊很器重,在把他破格提升为太中大夫,又与诸大臣商议,想把他升擢为公卿,但遭到群臣的反对。此后,汉文帝开始有意疏远贾谊,并将他派去当长沙王的太傅。
  汉文帝七年(前173年),文帝思念远在长沙的贾谊,于是将他召进皇宫。当文帝听完贾谊的一番宏论后,十分感慨地说:“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过不多久,汉文帝拜贾谊为梁怀王的太傅。在任梁怀王太傅期间,贾谊仍对政事十分关注,而且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写下了如《治安策》、《论积贮疏》等名篇。
  汉文帝十一年(前169年),梁怀王刘揖入朝,不幸坠马而死。贾谊认为自己作为梁怀王的太傅而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因此非常伤心。一年以后,由于伤感过度,贾谊也于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年仅33岁。

主要思想

  贾谊《治安策》不仅在形式上有《荀子》之《富国》、《议兵》诸篇的结构,而且在思想上也深得荀学修养。《治安策》关于置三公三少以教训太子,主张从孩提之时,以道习之,他的立论点就是基于荀子的“惟善者伪也”的理论。同时,贾生又有荀子“谨注错,慎习俗”思想的复述。荀子谓“积礼义而为君子”,贾生则说,“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积渐,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积,在其取舍。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这正与荀子“习俗移志,安久移质”之说相合。
  不仅如此,详析贾生思想,其核心仍不出儒学范围,贾生也极力推崇仁义。他论秦之过,认为秦败即败在“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而且他也曾指责商鞅“遗礼义,弃仁恩,并心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贾生认为,汉初立,“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官名,兴礼乐”,于是“乃悉草具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如此制度变更更是儒者所为。

写作背景

  汉文帝七年(前173年),贾谊文帝想念贾谊,又把他从长沙召回长安。贾谊到长安后,文帝在未央宫祭神的宣室接见了他。当时祭祀刚完,祭神的肉还摆在供桌上。文帝对鬼神的事感到有不少疑问,就问贾谊。贾谊是怎么回答的,史书上缺乏记载。只知贾谊关于鬼神的见解,使文帝感到很新鲜,听得很入神,甚至挪动座位(当时是席地而坐),凑到贾谊跟前,一直谈到半夜方止。事后,文帝感叹不已地说:“我好久没有见到贾生了,自以为学问赶上了他,现在听了他的谈话,还是不及他啊。”
  贾谊这次回到长安,朝廷上人事已有很大变化,原来曾压制过贾谊的灌婴已死,周勃在遭冤狱被赦免后回到绛县封地,不再过问朝中政事。但是,文帝还是没有对贾谊委以重任,只是把他分派到梁怀王那里去当太傅。其原因,还是由于邓通仍在文帝身边,贾谊又多次得罪过这个文帝的宠臣,这就成了贾谊施展其政治抱负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
  梁怀王刘揖,又名刘胜,是文帝最喜爱的小儿子。文帝任命贾谊为梁怀王太傅,也算是对他的一种重视。
  当时,西汉的政治局势基本是稳定的,但也面临两个矛盾,一个是中央政权同地方诸侯王之间的矛盾,一个是汉王朝同北方匈奴奴隶主政权之间的矛盾。这两个矛盾的尖锐化,在当时已见端睨。如济北王刘兴居、淮南王刘长接连叛乱,吴王刘濞企图叛乱的消息也时有所闻;而匈奴也经常侵扰西汉北部边境。贾谊透过当时政治局势的表面稳定,看到了其中潜伏着严重的危机,对此深为关切和忧虑。他接连多次向文帝上疏,向文帝敲警钟。其中最,是在文帝前之七年(前173年)他从长沙回长安后所上的《治安策》(也叫《陈政事疏》)。

主要内容

贾谊
贾谊
  《治安策》一开头,贾谊就大声疾呼:我看天下的形势,可为痛哭的有一个问题,可为流涕的有两个问题,可为长叹息的有六个问题,其他违法背理的事就更多了,难以一一列举。他斥责那些认为天下“已安且治”的人,认为这种人不是无知,就是阿谀奉承,都不是真正懂得治乱大体的人。他形象地说:把火放在柴堆之下,而自己睡在柴堆上,火还没有燃烧起来,就说平安无事。当今的形势,同这有什么两样呢?
  贾谊贾谊指出危害西汉政治安定的首要因素,是诸侯王的存在以及他们企图叛乱的阴谋。他回顾历史,列举事实说明分封诸侯王的害处。起初,汉高祖刘邦分封异姓王,结果是“十年之间,反者九起”,一年也不得安宁。异姓王的叛乱虽然被平定了,但又不能从中吸取教训,又分封了一批同姓王。在文帝初即位时,天下还算安定,为什么呢?因为大的诸侯王年纪尚幼,而汉王朝派去的太傅、相还能掌握实权。但是,几年之后,诸侯王们大都长大,血气方刚,而汉王朝派去的傅、相年老多病,有的被罢免了,各诸侯王国的丞、尉以上的官职,都被诸侯王们安插了自己的亲信来担任。这样的形势发展下去,要想使国家政治安定,恐怕连尧、舜也是办不到的。
  贾谊指出,有人把异姓王叛乱归结为同汉王朝(即刘氏)关系疏远,这是不对的。他举出济北王刘兴居(文帝的侄子)、淮南王刘长(文帝的弟弟)相继叛乱的事实,说明同姓王虽“亲”,也是靠不住的。因为这些同姓王虽名为臣,其实都有布衣昆弟之心,也有称帝为皇的野心。他们在自己的国里擅自授人爵位,赦免死罪之徒,甚至使用皇帝的宫室和仪仗,使汉朝的法令在他们的独立王国里面行不通。
  贾谊指出,诸侯王的叛乱,并不取决于是疏是亲,而是取决于“形势”,取决于他们力量的强弱。他回顾汉初七个异姓诸侯王反叛的历史事实,认为大都是强者先反。如韩信当楚王时势力最强,所以就最先反;韩王信依靠匈奴,接着也反了;……燕王卢绾力量比较弱,最后才反。异姓王中也有不反的,这就是长沙王吴芮。长沙国只有二万五千户,实力最小,同皇帝的关系比较疏远,反而最忠于朝廷。这并不是因为吴芮的性情与别人不同,也是形势所造成的。这样从“形势”来解释诸侯王反叛与否,是贾谊的独到的见解。他甚至假设,如果让樊(哙)、郦(商)、绛(周勃)、灌(婴)据数十城而为王,他们也会反叛,因而被灭亡;相反,如果让韩信、彭越这些人作为列侯而居,他们也不见得会反叛,也还可能完好而存。正因为给予诸侯王以相当大的地盘和实力,那末,他们不管是异姓还是同姓,都有可能反叛。因此,贾谊得出的结论是:“疏者必危,亲者必乱”。
  根据异姓诸侯王反叛的历史教训和同姓诸侯王必然反叛的危险,贾谊向文帝提出了自己的对策。为此,他说明了这个问题上应该有的指导思想。他说:现在诸侯王势力强大,好比是大骨头,汉王朝如果不用权势法制这把大斧头去砍,而想用仁义恩厚这把薄刃小刀去切割,那末,这个刀子不是被碰缺口,就是被折断,那是无济于事的。他形象地指出:现在的形势就象害了浮肿病,一条小腿肿得几乎同腰一样大,一个指头肿得几乎和大腿一样粗,只能平放而不能伸屈,一两个指头疼起来就不得了。如果现在不及时治疗,一定会成为不治之症,将来虽有扁鹊那样的名医,也没有办法治了。
  那末,切实可行的对策是什么呢?贾谊根据“大都强者先反”的历史教训,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针。也就是说,在原有的诸侯王的封地上分封更多的诸侯,从而分散削弱他们的力量。贾谊建议:诸侯王死后,他的封地应该分割为若干块,分封给他的几个儿子。这样,可以让诸侯王的子孙们放心,他们知道会按制度受到分封,就不会反叛朝廷了。诸侯王的封地,一代一代分割下去,愈分愈少,直到“地尽而止”,力量也就愈来愈削弱下去了。这就叫做“割地定制”。这样做的结果,就能使国内的形势,好像是身体支配手臂,手臂支配手指那样顺从,诸侯就不敢有异心了,国家也就能得到治理了。
  《治安策》除了论述了地方诸侯王的问题外,还对其它政治问题,以及经济、军事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商人经济力量的膨胀和北方匈奴的问题。
  贾谊指出,现在商人卖奴隶,给奴隶穿上古时天子后妃祭祀时才穿的绣衣、丝鞋,关在木栅栏里。现在皇帝穿的衣服不过是普通的黑色丝织品,而富民的墙上竟挂上了文绣;皇后装饰衣领的东西,富的婢妾们却用来缝鞋边。商人富民这样穷极奢侈,后果是严重的:一百人作衣服还不够他们一人穿,想全国人不受寒挨冻,怎么可能呢?一人耕田,十人聚食,想全国人不挨饥受饿,是不可能的,饥寒迫使老百姓痛苦不堪,想使他们不造反.是办不到的。国家已无能为力,“盗贼”不过在等待时机而已,但是献计的人却说政治上以“毋动”为上策;这些富人大商习俗奢侈,太不尊重国家制度,太冒犯皇帝的尊严了,但献计的人还说“毋为”,不要改革,这真是可以长叹息的事啊!
  从汉高祖刘邦开始,由于军事上失利,对北方的匈奴采取和亲政策,将公主(实际上多由宗室女顶替)嫁给匈奴单于为妻,每年还要交送大量的金银和丝织品。文帝时也曾派军抗击匈奴的侵扰,因诸侯王叛乱而撤军,又恢复和亲政策。贾谊认为,和亲并不能制止匈奴统治者经常侵扰的祸患,他表示愿意出征北伐,“亲俘匈奴单于而制其命,抓住中行说(投降匈奴的汉奸)而笞其背”。贾谊认为,应该扩大汉朝的政治影响,以争取匈奴的人民大众;并且用声色口腹的物质享受为手段,来分化匈奴贵族。这些论述虽是豪言壮语,但不那么切合事实,因此鲁迅认为贾谊论匈奴“乃颇疏阔”。
  贾谊《治安策》的可贵之处,在于居安思危。如毛泽东所说:“《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着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39页)这个评价,是非常确切的。

评论欣赏

  《治安策》中“礼”“法”:贾谊的《治安策》主要是其针对西汉初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和国防问题等等不合理现实或现状而提出的不一定具有可行性的对策,但毕竟这篇《治安策》在一定时期的一定范围内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而其中对于“礼”、“法”之论更具有当时的典型性。
  《治安策》前面大部分讲的是可痛哭之诸王争长,宗藩争强以致于对天子造成威胁的现状以及可流涕之北方匈奴势强不时烦扰边境以致于天子不得不以臣下之礼事蛮夷,等等。在篇幅剩下三分之一时,方谈到礼与法之事。然而,一开始,贾谊便用了一句话概括了礼与法之别————“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直可谓一语见地,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礼”、“法”之别,而且语气中分明有“礼”重于“法”之意,因为谁不想让动乱或犯罪“禁于将然之前”呢?故“禁于已然之后”之法就只成了一种当事情发生后不得已而为之的附庸工具。这似乎也是为什么汉朝之后,特别是汉武帝之后中国的中央政府都一直把儒家奉为正统思想,而法家只沦为一种辅助镇压工具的原因。所谓“外儒内法”是也。来源当然,法虽然只是辅助礼的一种手段,但毕竟两者是不可分割的,因为在贾谊所处时代,法似乎优越于礼。他在那句话之后就有“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这也就概括了为什么贾谊之前的年代,秦国能以一隅之力取天下六国之地的原因。甚至秦朝迅速败亡也是因为“礼之所为生难”而并非法之不宜行,故汉初承秦制。然而汉初治之以道则也是因为“法之所用易见”然而不免速祸,“礼之所为生难”却易长久,所以道是折中之道,过渡之道。所以礼、法兼而有之,却名之以道。
  以故贾谊之后,汉武帝时代,礼之已可行,而法之不宜除也。所谓“或道之以德教,或驱之以法令”。然而贾谊毕竟是儒生,他在主张用武力打击分裂割据之诸王权,主张主动出击匈奴以扬国威时,还是认为礼不可偏废,而法斯然下矣!所以他举秦王与汤、武作比较,说“秦王之欲尊宗庙而安子孙,与汤、武同,然而汤、武广大其德行,六七百岁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余岁则大败。”又云“夫望夷之事,二世见当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习也。”
  所以终贾谊生,礼法二者俱存于其头脑之中,但“礼”无疑是最主要的。在他开头的话中既已得到体现,又有所谓“履虽鲜不加于枕,冠虽敝不以苴履”,就是为了说明“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虽然有其借鉴秦亡于二世的原因,但其本身所代表的时代因素,即汉初道家兴盛,礼法并用,承秦制而不囿于秦制的现状也是值得探究的。
  早在刘邦还是沛公时,他率先入关灭秦,即约法三章以取信于秦民。随后五年定天下,转战关东而秦地一直安稳无叛离之心便得惠于此。天下既定,儒生叔孙通就建议兴礼乐,而陆贾也因为一句“以马上取天下,宁以马上治天下乎?”而受到重用。所以,一开始,汉朝就确定了礼、法并行的方针,虽然名为“无为而治”似乎是道家之道,但本意却是沿袭秦法与齐儒不变,即承秦制而不囿于秦制。而贾谊也正是因为看到了这点,才说出了“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这个精辟的见解。
  所以说,贾谊在《治安策》中对于“礼”、“法”之论是具有典型性的。不仅代表了那个特殊年代,更开启了以后两千年的儒法并行时代。虽然不是居功至伟,但至少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