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

  唐山大地震,是指1976年发生在中国河北省唐山市的大地震。1976年7月28日北京时间03时42分53.8秒(协调世界时19时42分53.8秒),在中国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东经118.2°,北纬39.6°)发生了强度里氏7.8级,震中区烈度Ⅺ度,震源深度23千米的地震。地震持续约10秒,整个唐山市顷刻间夷为平地,全市交通、通讯、供水、供电中断;有感范围广达辽、晋、豫、鲁、内蒙古等14个省、市、自治区,其中北京市天津市受到严重影响。当日18时45分34.3秒,又在唐山附近的滦县发生7.1级余震,震中烈度为Ⅸ度,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唐山大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并造成更多人员伤亡。这次地震中,有24.2万余人遇难(其中唐山市区死亡14.9万人),16.4万余人受重伤。地震造成的损失总计约为100亿元。2012年5月28日上午10点22分,在河北省唐山市市辖区和滦县交界(北纬39.7度,东经118.5度)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是8公里。专家分析称这属于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余震,破坏性不大。

地震简介

 
唐山大地震
     唐山大地震
 
震后夷为平地的唐山
震后夷为平地的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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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片废墟
唐山大地震遇难者纪念墙
唐山大地震遇难者纪念墙
今日新唐山
今日新唐山
震后
                    震后
  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开滦煤矿在只知道中长期将要大震,但临震信息并不明确的情况下创造了奇迹:井下万名矿工胜利逃生,开滦的经验也许为人类防震减灾提供了些许借鉴  漆黑的夜蓦地亮了!  1976年7月28日3点42分53.8秒,在唐山地下12公里的地方,相当于400颗广岛原子弹的能量瞬间释放。  多位幸存者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描述,令人毛骨悚然的巨大声响,由远而近轰隆隆地奔腾而来。疯狂的大地,垂直着颠起又跌落,跟着就是左右摇晃。几起几落,建筑物便酥松了。猛然间,大地浑似次第伸展的海潮,似波涛滚滚地颠簸起来。数十米的烟囱,硕大的商场,成片成片的居民住宅楼,都在强烈的摇撼中倾斜了,断裂了,夹着无辜的人坠落。睡梦中的人们大脑还在麻木状态,人跟桌椅板凳混杂在一块,任地震波随意摆布,从床上抛到床下,被恶狠狠地摔来摔去,听凭死神成千成万地吞噬。整个城市都被令人窒息的灰尘淹没了,高达数丈的灰尘在夜空翻卷奔腾着。  短短的23秒过后,唐山被夷为平地。  但就在地震发生时,还有一群人正处在距离震源最近的大地深处。他们是开滦煤矿的1万多名井下工人。几乎没有人怀疑,这上万名矿工将成为灾难中境况最惨的人。“星罗棋布的巷道,宛若城市的大街小巷,在几百米的地层深处,那种漆黑不同于闭上眼睛的黑。”曾经写过《唐山警示录》的张庆洲亲自下过矿井,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仅凭头上的一盏矿灯,平时从井下到地上都还困难,更何况是在地震中。”  然而,地下这1万多名矿工在这场毁灭性的灾害中竟得以生还,震亡率仅为万分之七。井下矿工绝处逢生靠的到底是什么?  冷静和秩序  1976年7月27日晚,地震前几小时,全开滦放高产,那时全国工业战线盛行的口号是:学大庆,赶开滦!快到月底了,为了达到产量,大多数机关干部和工人一起下了矿井。  吕家坨矿,当时井下工人1006名,这1006人中,有100多名机关干部,有兄弟单位的打井队,有参加大会战的洗煤厂工人,有下井不足半个月的新工人,还有四十几名女同志。最高的领导是这个矿的革委会副主任贾邦友。  大震来临那一刻,先是一阵强烈的震风,煤尘轰然而起,什么也看不见。接着,从底板方向传来巨大的声响,由远而近,渐渐地震耳欲聋。整个巷道都在晃,顶板上的煤和矸石哗哗地往下落。钢制的拱形支架接头,在激烈的碰撞和摩擦中发出巨响,令人恐怖的火花四处乱溅,地下深处的矿井立即陷入了地狱一般的绝境。  现场管理者即是抗震指挥者。一个临时的党支部和指挥部成立,由贾邦友担任书记和指挥。他鼓励大家:“要看到光明,增强勇气,在撤离过程中,一定要遵守纪律,团结互助,服从指挥。”最后,贾邦友宣布了撤退路线,撤退的顺序是,兄弟单位的同志先走,然后是井上工人、采煤工人,最后是机关干部。“各单位都要先群众后党员,先工人后干部,领导必须最后撤离。”  军人出身的贾邦友,已经快八十了,一直被脑血栓等疾病困扰,腿脚也不好,行走需要拄拐杖,记忆也开始有点模糊。在唐山古冶区融园小区的家里,他努力地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起当年的往事。  从采面撤到大巷,从大巷撤到井口,在撼人心魄的余震中走完十几里路,攀上一千多米的陡坡,是何等艰难。在黑暗和恐怖中,谁也看不清谁,一千多人在并不宽敞的巷道里,犹如一条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缓缓蠕动的长龙。但是,在这个决定生死的通道下却没有拥挤,也没有嘈杂,有的只是贾邦友镇定自若的指挥。  终于来到最后的关口,风井的梯子道。吕家坨矿的风井是竖井,竖井的梯子道是矿工生还的唯一通道。这梯子长达90多米,分为 14节,每次只能上—个人。上的人多,会造成拥挤,甚至梯子倒塌。梯子—塌、上井的路就断了。上人少了,又拖延时间,如果地震再次发生,井口变形,剩下的人便会失去生存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条路:那就是绝对维护好秩序,做到紧而不乱,以最快的速度按顺序撤离。” 贾邦友说。  “女同志先上!” 贾邦友指挥着,她们一个接一个地爬上了几百米高的铁梯,每攀上一级便向生还靠近了一分。她们头上是暴雨般的淋水,脚下是不断摇动的大地,无数矿灯光柱无声地照耀着她们。  “新工人上!”  “老工人上!”  最后是干部,这是一群真正受人尊敬的领导者。贾邦友最后一个返回地面,当贾邦友爬到地面时,已经是上午8点半。撤退共用了近5个小时,这短暂的时光恍如隔世一般。在井口贾邦友一眼就看见,昨日的家已经夷为平地,先上井的人并没有跑回自己的家,都在余震中焦急地等待,等待贾邦友安全返回地面。贾邦友心里一阵发热,“矿上不要管了,都回家看看吧。”  说到这里,贾邦友干涩的眼睛有些湿润起来。  当记者提起再说说井下的事时,贾邦友用很苍老的声音说,“那点事啊,不想再说了,不是不想回忆,想起来心里都难受。华国锋啊,煤炭部长啊,都来问过这点事。”
 
  32年后,我记忆中的唐山地震                                                                        
救援
                    救援
 
  年7月28日3时42分在唐山发生了7. 8级地震。
 
  留下的不是恐惧,是母爱
 
  地震发生时我还是个孩子,小学刚刚毕业。我家住在塘沽,海洋石油公司地质调查处一大队(对外称641大队)。地震发生的那天晚上,妈妈带着我们三个孩子在家,父亲不在,他在农场。在睡梦中经历地震是遗憾的,而那个时刻,我恰巧醒着。我家住平房,平房没有厕所和上下水,夜间,一般家庭都会准备便盆解决如厕。地震那天后半夜,我摸黑刚解决完内急问题,盖好报纸正向床边摸索时,一串急促的声音在头上掠过,感觉就像有人从房脊上乱踩乱跑。
 
  “妈,有人从房顶跑过去了!”我一边拉灯绳一边大喊。
 
  “是地震!快钻到床底下!”妈妈赶紧起身,一边把弟弟妹妹塞进床下一边冲我喊着。弟妹们安全了,床下没有空间了。妈妈只好坐在床沿儿,她就那么坐着,静静地,等候地震结束!
 
  地面开始剧烈晃动,灯也灭了,两张条凳一张床板搭起的单人床下堆满了准备打家具的木料。好不容易钻进去,晃动也停止了。
 
  地震停止后,妈妈带着我们,抱着衣物和毛巾被,小心翼翼地揭开挂在门上的竹帘子,跑到房前的空地。人们在惊魂未定中聚拢,激动地议论着,受伤的邻居也在擦拭着伤口。地震没有造成房屋倒塌,许多人却受了伤。那时夏天没有空调但也没有小偷,住平房的人家夜间睡觉都不关门,为了防蚊虫叮咬,一般家庭都是敞开门挂个竹帘子,临睡前在门口靠近竹帘的地方燃起一支螺旋形的蚊香。地震时光脚往外跑的时候,有些人被蚊香薄铁支架的尖儿扎伤了。天亮以后,我的眼前是许多身穿内衣内裤的邻居和一堆堆从地下喷涌出来的细细的黑色的流沙。
 
  亲身经历了强破坏性地震的我,在地震发生的32年后,留下的记忆不是恐惧,而是深深的母爱,那种危险到来时,让孩子感到安全和温暖的母爱!
 
  送奶哑巴“说”地震
 
  我们生活区的西面就是塘沽的西大门——新河,那时只有一些土坯做墙芦苇苫顶的草房。记忆中的第一个地方上的人就是新河庄送奶的哑巴。那种白色瓷瓶里的鲜牛奶,是那个年代最奢侈的营养品,数量相当有限,一般只有刚生了孩子的家庭才能订上。听说整个塘沽区当时一共只有两三头奶牛,都在新河,都归哑巴管,从喂养到挤奶到兑水,直到送达各家各户。
 
  拿现在的话讲,哑巴是个敬业的人。地震后的早晨,他依然按时来送牛奶。在各家订奶户的窗台放完奶瓶后,他就凑到聚拢的人群中,激动地比划着他所看到的东西:天没亮,他起床添草喂水挤奶装车,开始地震,雨后坑里的积水晃动,泥沙从地下喷涌而出,牛棚左右摇晃,他们村的房子倒了……
 
  哑巴虽然不会说话,现场的人都基本明白了他的意思,虽然没有一点声音,但他“说”得很精彩。说他绘声绘色,一点也不夸张。
 
  当年的哑巴已经有40多岁了,今天是否依然安在呢?32年后的他,是否在汶川的8级地震后再和聚拢在一起的人们“说”地震呢?
 
  生活不在家——在临建
 
  这不是广告语,是我们震后几个月的真实生活。震后,临建棚并不希奇,满大街都是,而100多米长的临建棚却是天津独一无二的,那就是单位的电缆车间。说到电缆车间,有必要多说几句:父母单位的主要工作,是摸清地质构造中是否有石油。常用的方法是在适当的地方埋设炸药,爆炸造成地震后,再用检波器检测地震波在不同地质构造中通过时的差异,初步判断被检测地是否有含油构造,然后再通过钻井勘探来验证和寻找石油。因为是做海上石油勘探,检测海床地震波的电缆是特制的,里边有检波器,电缆车间就是加工这种线缆的地方。电缆车间由活动板房制成,轻便安全,特别适合震后居民安置,刚开始我们的临建是在放映电影的露天广场用各种帆布、雨布搭建的巨大帐篷,后来才被集体安置到那个长长的电缆车间。
 
  石油工人的孩子对集体生活并不陌生,因为我们的家长是在不停的迁徙中把我们养育大的:几个印着TNT的炸药箱,几个打得结结实实、扣着翻毛皮鞋的“井”字形背包,一个装满暖壶、脸盆、洗漱用具、饭盒的大网兜,那就是当年我家的全部家当。只要组织上一声令下,爬上解放牌敞篷卡车,下一站就是我们的新家。从玉门油田到新疆克拉玛依油田,从大庆油田到徐水、任丘的雁翎油田,从塘沽的海上油田到海南的海上油田,一代代石油工人和他们的子女都是这样。
 
  孩子们喜欢电缆车间的集体生活。我们躺在自家的凉席上,和旁边别家铺位上的孩子聊天,玩耍,相互交换着只有孩子才感兴趣的话题,炫耀着自己手中的财富——一个蝉蜕、两个蜻蜓,一把蒺藜钩子、一个蝈蝈笼子,直到各自的家长呼唤吃饭,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一会儿;而那个令人怀念的放映电影的露天广场上的巨大帐篷里,年轻的阿姨们在熄灯以后轻声唱着电影插曲《地道战》、《阿诗玛》、《太阳出来照四方》、《马铃儿响来玉鸟唱》,至今我还难忘。
 
  偶尔拜访的余震会带来习惯性恐惧。没有通煤气,饭菜是用煤油炉子在房前做,妈妈做饭都是跑进跑出,生怕在取东西时被砸在屋里。地震把水管道损坏了,我也被派到北边的兵营排队打饮用水:甩开两只脚片子,两手不停地轮换着左摇右晃,桶里的水洒到满是碎沙子和泥土的塑料凉鞋里,脚底板滑溜溜的,时间一长,大脚拇指就长了鸡眼。提一桶水,到家还剩半桶。我那本《十万个为什么》说这叫共振,后来放一片菜叶才不怎么洒了。最可恨的是谣言,哪天又要震了,几级几级的,搞得人心情紧紧张张的总不得安生;直到天气转凉,直到余震销声匿迹,直到发明了牢固可靠的钢管做的防震床,我们才回到阔别已久的家。
 
  看到今天的灾区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积极乐观,生产自救重建家园,看到他们居住的来自全国整齐划一的临建棚,比起当年要强了许多啊!
 
  抗震救灾,我的小升初
 
  坐上通往子弟学校的长鼻子红色仪器车,我才看到地震的威力:天津碱厂绵延几公里的白色碱渣山,崩塌后被推到了几公里外的路边;还有倒在路边的长长的围墙。校车司机老谢是抗美援朝退役的汽车兵,小个子、爱咳嗽、干瘦干瘦的,别的司机叫他“干鸡”。老谢脾气暴躁,爱开飞车、开车斗气,特别不能容忍别的车辆超过他,男生坐他的车感觉很刺激,女生很怕。老谢讨厌我们在车上唱歌和喧闹,我们又偏偏喜欢吵闹,经常招致他的呵斥,实在不管用了,他就来个急刹车,随着惯性往前一拥,加上他的怒骂,我们才会暂时安静一会儿。
 
  从家到学校用不了半小时。渤海石油子弟学校在海河防潮闸的西边,分小学部和初中部。下车分班后,我的初中生活就开始了。开学的第一课是砍砖头——把震倒围墙的整砖用瓦刀砍去水泥,码放堆垛好,等待重新砌筑。课前动员时老师说了许多“为抗震救灾贡献力量添砖加瓦”什么的。虽然还不太明白,但是我们干得很认真,手上磨出水泡、砸出血泡,身上满是尘土。同学之间有说有笑的,很快就混熟了。由于在抗震救灾中表现突出,刚刚摘掉红领巾,又成了“毛主席的红卫兵”。
 
  其实,父辈们付出的比我们要多得多,父亲在抢修码头的劳动中就在海边泥滩上被大石块挤伤了小腿的迎面骨,腿上的淤泥混合着血水的三角口子,让人看得好不难过。
 
  其实,地震本身只是短暂的瞬间,而余震、谣言、临建棚、救灾,构成了震后生活的千姿百态,地震就是这样突如其来地改变着我们平静的生活。
 
  地震的记忆形成了我们这些孩子一段特别的经历,在后来的岁月里,每当我走过天津市中心、路过唐山、游历汉沽的时候,地震遗址、抗震纪念碑,都是我要驻足的地方。只因亲身经历过唐山地震。

同名影片《唐山大地震》

  详情请见:电影《唐山大地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