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

  班固,东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孟坚,汉族,扶风安陵人(今陕西咸阳)。生于汉光武帝建武八年,卒于汉和帝永元四年,年六十一岁。
班固像
班固像
  其九岁能诵读诗赋,13岁时得到当时学者王充的赏识,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前后入洛阳太学,博览群书,穷究九流百家之言。建武三十年,其父班彪卒,自太学返回乡里。居忧时,在班彪续补《史记》之作《后传》基础上开始编写《汉书》,至汉章帝建初中基本完成。
  明帝时,曾任兰台令史,与陈宗、尹敏、孟异共同撰成《世祖本纪》,升迁为郎,负责校定秘书。又与人共同记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迹,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上。
  章帝时,班固职位很低,先任郎官。建初三年(公元78年)升为玄武司马,是守卫玄武门的郎官中的下级官吏。由于章帝喜好儒术文学,赏识班固的才能,因此多次召他入宫廷侍读。章帝出巡,常随侍左右。奉献所作赋颂。对于朝廷大事,也常奉命发表意见,与公卿大臣讨论,曾参加论议对西域和匈奴的政策。
  建初四年,章帝效法西汉宣帝石渠阁故事,在白虎观召集当代名儒讨论五经同异,并亲自裁决。其目的是广泛动员经今古文学派的力量,促进儒家思想与谶纬神学紧密结合,加强儒家思想在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在这次会议上,班固以史官兼任记录,奉命把讨论结果整理成《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义》。
  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大将军窦宪奉旨远征匈奴,班固被任为中护军随行,参预谋议。窦宪大败北单于,登上燕然山(今蒙古境内的杭爱山),命班固撰写了著名的燕然山铭文,刻石记功而还。班固与窦宪本有世交之谊,入窦宪幕府后,主持笔墨之事,关系更为亲密。永元四年,窦宪在政争中失败自杀,洛阳令对班固积有宿怨,借机罗织罪名,捕班固入狱。同年死于狱中。

个人成就

·开创了正史地理志的先例

  在正史中专列《地理志》是从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开始的。班固生活的时代是汉朝已建立了200多年之际,王朝空前统一和强盛,经济发达,版图辽阔,陆海交通发达。地理知识的积累远非《山经》和《禹贡》时代可比,社会生活和管理对地理知识的需要也空前迫切。地理撰述不再近则凭证实,远则凭传闻,而是国家掌握的各地方当局的直接见闻,乃至相当准确的测绘和统计了。记录大量实际地理资料的地理著作的出现虽是那个时代的要求,但是,在正史中专列《地理志》却是班固对后世的重大贡献。封建时代,一般的地理著作很难流传到今天,但正史中的《地理志》,在后世王朝的保护下,较易流传下来。班固在正史中专列《地理志》的作法,被后世大部分正史及大量的地方志所遵奉。这样就为我们今天保留了丰富的地理资料,为研究中国古代地理学史及封建时代的社会、文化史提供了重要条件。班固对正史《地理志》的开创之功不可忽视。
《汉书.地理志》
《汉书.地理志》

·开创了政区地理志的体例

  班固《汉书•地理志》的结构内容共分三部分:卷首(从“昔在黄帝”至“下及战国、秦、汉焉”) 全录《禹贡》和《周礼•职方》这两篇,并依汉代语言作了文字上的修改;卷末(从“凡民函五常之性”至卷终)辑录了以《史记•货殖列传》为基础的刘向《域分》和朱赣《风俗》;正文(从“京兆尹”至“汉极盛矣”)主要写西汉政区,以郡为纲,以县为目,详述西汉地理概况。这部分是以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 的全国疆域、行政区划为基础,叙述了103个郡国及所辖1578县(县1356,相当县的道29,侯国193)的建置沿革、户口统计、山川泽薮、水利设施、古迹名胜、要邑关隘、物产、工矿、垦地等内容,篇幅占了《汉书•地理志》的三分之二。正文这种以疆域政区为框架,将西汉一代各种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现象分系于相关的政区之下,从政区角度来了解各种地理现象的分布及其相互关系的编写体例,可以称之为政区地理志。这种体例创自班固,表现了他以人文地理为中心的新地理观。班固以前的地理著作,如《山海经》《职方》等,一般都以山川为主体,将地理现象分列于作者所拟定的地理区域中,而不注重疆域政区的现实情况。《禹贡》虽然有了地域观念,以山川的自然界线来划分九州,分州叙述各地的地理。但“九州”仅是个理想的制度,并没有实现过。所以《禹贡》还不是以疆域、政区为主体、为纲领的地理著作。班固之所以形成以人文地理为中心的新地理观,除了他本人的原因之外,还因为他生活在东汉这个具体的历史时代。我国行政区划起始于春秋战国之际,但尚未有统一四海的封建国家出现。随后的秦代虽然一统天下,但历时很短。自汉朝建立到班固生活的东汉,已经有了200多年长期稳定的历史,在疆域广袤的封建大帝国内,建置并完善了一套郡(王国) —县(邑、道、侯国)二级行政区划。长期实施的社会制度,促成了新地理观念的产生。班固的这种新地理观随着大一统观念的加强,随着重人文、轻自然、强调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巩固而一起被长期继承下去。不但各正史地理志都以《汉书•地理志》为蓝本,而且自唐《元和郡县志》以下的历代全国地理总志也无不仿效其体例。班固的地理观及其《汉书•地理志》模对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是为我国保留了一大批极有价值的人文地理资料,另一方面也妨碍了自然地理观念的发展。直到明末《徐霞客游记》问世之前,我国始终缺乏对自然地理现象进行科学描述和研究的专著,至多只有记录自然地理现象分布和简单描述的作品,往往还是像《水经注》那样以人文地理资料的记录为主。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班固的地理观及其《汉书•地理志》模式的影响不能不说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开沿革地理之始

  班固不仅在《汉书•地理志》中首创了政区地理志的模式,同时也完成了首例沿革地理著作。《汉书》虽然是西汉一朝的断代史,但《汉书•地理志》记述的内容超出西汉一朝。它“因先王之迹既远,地名又数改易,是以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春秋,下及战国、秦、汉”。它是一部西汉的地理著作,又涉及到各郡国的古代历史、政区沿革等。比如,卷首写汉前历代疆域沿革,除全录《禹贡》、《职方》两篇外,班固还在《禹贡》前增以黄帝至大禹、《禹贡》与《职方》间加以大禹至周、《职方》后缀以周至秦汉的简略沿革,保持了汉以前区域沿革的连续性。又比如,卷末辑录了刘向的《域分》和朱赣的《风俗》,分述以秦、魏、周、韩、郑、陈、赵、燕、齐、鲁、宋、卫、楚、吴、粤(越)等故国划分的各地区概况,其中沿革是重要内容之一。再比如,班固在正文中于政区地理的框架中纳入其他门类的地理现象,将其分系于各有关的郡国和县道之下,并主要采取注的形式叙述各郡国从秦代到王莽时的建置沿革。县一级政区并载明王莽的改名。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注重地理沿革的做法被以后的正史地理志、全国地理总志和大量的地方志所沿用,使后世的沿革地理著作成为中国古代地理学的重要部分。

·记录了大量的自然和人文地理资料

  班固的《汉书》是我国西汉的断代史,其中记载了当时大量的自然和人文地理资料,尤其集中在其中的《地理志》以及《沟洫志》和《西域列传》等篇目中。例如,仅《汉书•地理志》的正文中就记载川渠480个,泽薮59个,描述了全国300多条水道的源头、流向、归宿和长度,是《水经注》出现以前内容最丰富的水文地理著作。正文中还记载有153个重要山岳和139处工矿物产位置分布情况;有屯田的记录;有水利渠道的建设;有各郡国及首都长安、少数重要郡国治所及县的户数和人口数统计资料113个,是我国最早的人口分布记录,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完善的人口统计资料。书中有陵邑、祖宗庙、神祠的分布;有具有历史意义的古国、古城及其他古迹记录;有重要的关、塞、亭、障的分布以及通塞外道路的内容等。总之,《汉书》中所记载的自然地理、经济地理、人口地理、文化地理、军事交通地理等内容为今天研究汉代的社会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保存了宝贵的边疆地理资料

  班固的《汉书》在《地理志》《西域列传》等篇中记载了大量的边疆地理资料。西汉是我国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之一,幅员辽阔,交通、文化、经济发达。经过武帝时张骞的几次出使西域和汉军的几次出征,开通了丝绸之路;经过张骞等人的“通西南夷”,对当时西南地区有了一定了解。此外,西汉时对东南沿海、南海及印度洋的地理也有一定认识。这些在《汉书》中有丰富的记载。如《汉书•地理志》最早记载了一条从今徐闻西出发到印度南部和斯里兰卡的航海线,对沿途各地的地理现象做了记录。又如,《汉书•严助传》记载淮南王说闽越(即福建)的情况是“以地图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过数寸,而间独数百千里,阻险林丛弗能尽著。视之若易,行之甚难”。再如,《汉书•匈奴传》记载汉元帝时候应上书说:匈奴“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又说:“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这些描述蒙古高原的内容说明汉代人们对边疆地理已有相当程度的认识,给我们今天留下了丰富的研究材料。
  班固是我国东汉著名的学者,《汉书》中有关地理方面的记述是他根据档册进行抄录、编纂而成的,特别是《地理志》博采西汉以前的地理著作汇为一篇。著书的宗旨是“追述功德”、表彰汉朝使之“扬名于后世”,同时为当时行政管理服务。因此,地理的内容以政区沿革地理为框架,自然地理内容排在其次。这样以人文地理为主的地理观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一致,《汉书•地理志》的模式容易被后世的正史地理志、全国总志、地方志仿效,从而对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班固所开创的《汉书•地理志》模式对后世沿革地理的蓬勃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但也阻碍了自然地理的进步;它记录了大量的人文和自然地理资料,但也阻碍了理论的发展,特别是自然地理学理论的发展。从《汉书•地理志》的内容来说,它是从事中国疆域政区沿革研究的基础,是研究我国疆域地理必读的书,是研究汉代地理必读的书。
  总之,班固在沿革地理学的开创和地理资料的保存方面都是卓有成就的,他是中国封建社会颇有影响的历史地理学家。

关于《汉书》

  
  《汉书》在体制上全袭《史记》,只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有十二本纪、人表、十志、七十列传,共一百篇。它叙述自汉高祖元年至王莽地皇四年共二百二十九年的断代历史。
班固《汉书》
班固《汉书》
  班固出身于仕宦家庭,受正统儒家思想影响极深,因此,他缺乏司马迁那样深刻的见识和批判精神,他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来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特别由于他奉旨修书,所以《汉书》虽多半取材于《史记》,却没有《史记》那样强烈的人民性和战斗精神。但班固作为一个历史家,还是重视客观历史事实的,因此,在一些传记中也暴露了统治阶级的罪行,如《外戚列传》写了宫闱中种种秽行,特别是成帝和昭仪亲手杀死许美人的儿子一段,充分暴露了统治阶级残忍险毒的本质。在《霍光传》中揭发了外戚专横暴虐及其爪牙鱼肉人民的罪行,在一些字里行间表示了对他们的谴责。在《东方朔传》中抨击了武帝微行田猎和扩建上林苑扰害人民、破坏农业生产的行为。在《汉书》的一些传记中也接触到了人民的疾苦,像《龚遂传》中他写了人民“困于饥寒而吏不恤”,因而铤而走险,流露了作者对人民的同情。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他对那些能体恤人民疾苦的正直官吏如龚遂、召信臣等都特为表扬,对酷吏则肯定其“摧折豪强,扶助贫弱”的进步一面,斥责其残酷凶暴的一面。此外,班固对司马迁的不幸遭遇,东方朔的怀才不遇,也都寄予同情,表现了他的爱憎。所有这些都是《汉书》值得肯定的地方。
  作为史传文学,《汉书》有不少传记也写得十分成功。《朱买臣传》写朱买臣在失意和得意时不同的精神面貌以及人们对他的不同待遇,从那些具体的描写中,充分揭发了封建社会中世态炎凉的现象。《陈万年传》通过陈咸头触屏风的细节,写出了陈万年诌媚权贵、卑鄙无耻的丑态;《张禹传》也只通过了张禹自己的行为、生活和谈话,写出了张禹虚伪狡诈、贪财图位的丑恶形象。最著名的是《苏武传》。它表扬了苏武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和高尚的品德,通过许多具体生动情节的描写,突出了苏武视死如归,不为利诱,艰苦卓绝的英雄形象,特别是李陵劝降时,表现了苏武始终如一凛然不可犯的严正态度,更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尽管李陵动之以情义,诱之以利害,娓娓动听,但苏武却丝毫没有动摇。他的言语不多,却字字有力,表示了为国家宁愿肝脑涂地的坚决信念。因此,当苏武说出“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请毕今日之欢,效死于前”的话时,李陵竟不禁自惭形秽而喟然叹息地说:“嗟乎!义士!陵与卫律之罪,上通于天!”两两对照,形象是异常鲜明的。最后写李陵送苏武返汉也很精采:——于是李陵置酒贺武曰:“今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竹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陵虽驽怯,令汉且贳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庶几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为世大戮,陵尚复何顾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异域之人,一别长绝!”陵起舞,歌曰:“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胄,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陵泣下数行,因与武决。—— 这又是极其鲜明的对照。虽然这里只写了李陵向苏武表白自己内心悲痛的一段谈话,但其中所流露的重个人恩怨得失而轻国家民族的思想,却更加反衬出苏武留居匈奴十九年坚持民族气节的高尚品格。
  《汉书》的许多“纪”、“传”大都采用《史记》原文,但作者在取舍之间也费了一番整理剪裁的工夫,不能完全看作钞袭。《汉书》叙事一般说来不如《史记》的生动,但简练整饬,详赡严密,有自己的特点。《汉书》中附录了大量的辞赋和散文,这是它为后来文章家爱好的一个原因,但因此也影响了它叙事的集中和人物特征的鲜明、突出。

东汉辞赋大家

  班固又是东汉前期最著名的辞赋家,著有《两都赋》、《答宾戏》、《幽通赋》等。东汉建都洛阳,关中父老犹望复都长安,而班固持异议,因作《两都赋》。赋中假设西都宾向东都主人夸耀西汉都城(长安)的繁盛,宫苑的富丽,东都主人则责备他“驰骋乎末流”,转而向他称说今朝的盛事。他先颂扬光武帝的建国,继述明帝修洛邑(东都),“备制度”,再称田猎、祭祀、朝会、饮宴的盛况,以显示今朝的声威,最后归于节俭,“以折西宾淫侈之论”。《两都赋》体制宏大,亦有不少警句,但他竭力模仿司马相如,仍旧是西汉大赋的继续,没有自己的独特风格。《答宾戏》仿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表现作者“笃志于儒学,以著述为业”的志趣。《幽通赋》仿《楚辞》,也是述志之作。
  班固在《两都赋序》、《汉书》一些传赞和《艺文志.诗赋略》中表达了自己对辞赋的看法。他认为辞赋源于古诗,要求辞赋应有《诗》的讽谏作用。但由于东汉初期社会还比较稳定,他陶醉于“海内清平,朝廷无事”的歌颂,因此,就不可能看到汉赋的根本弱点。他不同意扬雄对辞赋的看法,他说:“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要其归,引之于节俭,此亦《诗》之风谏何异。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汉书.司马相如传赞》)这就未免夸张司马相如赋的讽谏作用。班固还从“润色鸿业”出发,把言语侍从之臣日月献纳和公卿大臣时时间作的辞赋都说成是“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这些看法代表了封建统治阶级对文学的要求和正统儒家一般的文学观点,对东汉辞赋的泛滥文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影响后世文学亦不小。不过,我们也正从这里看到汉代辞赋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