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是北宋司马光所主编的一本长篇编年体史书,共294卷,三百万字,耗时19年。记载的历史由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纪元前403年)写起,一直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纪元959年)征淮南,计跨16个朝代,包括秦、汉、晋、隋唐、唐统一王朝和战国七雄、魏蜀吴三国五胡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等等其他政权,共1362年的逐年记载详细历史。它是中国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史书中有极重要的地位。

成书

  《资治通鉴》是继《春秋》后的一部以编年体的史学巨著,司马光自幼好读《左氏春秋》,喜欢编辑旧事以成编。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呈《历年图》五卷,治平三年(1066年),又呈《通志》八卷,作品涵盖周、秦二朝,当时的皇帝宋英宗看了很满意,于是下令在崇文院内设置书局,将颖邸旧书2400卷,赏赐给司马光参考,并供给笔墨、缯帛、费用、餐点、果物等服务,要他继续写下去,并准许他借阅皇家龙图阁、天章阁、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的藏书。
  于是司马光就在洛阳编修《资治通鉴》,居家极其简陋,夏天闷热难堪,汗水常滴在草稿上,请匠人另辟一地下室,“常读书于其中”,“日力不足,继之以夜”,每夜秉烛著书,生病时亦不休息。好友劝他“宜少节烦劳”,他说:“先王曰,死生命也。”就这样过了15年不问政事的著书岁月。
  书名为宋神宗所定,取意“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资治”两字意谓著“帮助”“治理”。“通”则意谓著博通古今的“通史”,“鉴”则有引为“借镜”之意(以史为镜)。宋神宗亲自作了一篇序,赐给司马光。这篇序后来保护《通鉴》免遭毁版的灾难。
  《资治通鉴》编修工作艰巨,先由助手搜集资料和编写初稿,然后由司马光综合全书,加以增删,再由司马康检订文字。首先,在资料搜集方面,单是正史有十七种,参考的野史,谱录,别集,碑志等杂史有三百多种,加上龙图阁等藏书,可以想见当时资料之丰富。清人袁枚称:“李邺侯北伐之谋,保储之谏,辨建宁之冤,保李晟、马燧之功,新、旧两《书》俱不载入……微温公《通鉴》取李繁《家传》大为阐扬,则邺侯一代伟人,几乎黯然无色。”。南宋洪迈更进一步考证:
  “ 如《资治通鉴》则不然,以唐朝一代言之:叙王世充、李密事,用《河洛记》;魏郑公谏争,用《谏录》;李绛议奏,用《李司空论事》;睢阳事,用《张中丞传》;淮西事,用《凉公平蔡录》;李泌事,用《邺侯家传》;李德裕太原、泽潞、回鹘事,用《两朝献替记》;大中吐蕃尚婢婢等事,用林恩《后史补》;韩偓凤翔谋画,用《金銮密记》;平庞勋,用《彭门纪乱》;讨裘甫,用《平剡录》;记毕师锋、吕用之事,用《广陵妖乱志》。皆本末粲然,然则杂史、琐说、家传,岂可尽废也!”
  《资治通鉴》述庞勋时,除用郑樵《彭门纪乱》,亦引韦昭度《续皇王宝运录》、贾纬《唐年补录》等私家著述;又如《平剡录》专记“太和末擒越盗裘甫、平剡县”之事,温公虽用《平剡录》,却不提诈降及计诱,又兼存《玉泉子见闻录》之论。《资治通鉴》大量描述地方史观与社会史观,而别于官修新旧唐书之中央史观。
  《资治通鉴》在撰写前先由天文学家刘羲叟编订正确年历,以夏历为主,作为全书的骨干,若同年有二年号以上,则以后来者为定。首先把史料摘录下来,按年代顺序,编成“丛目”,各人先修“长编”,编写“长编”时常在每一事中间空一行以备剪贴,务求其详尽,“宁失于繁,毋失于略”,接下来由司马光就长编所载,考其同异,删其繁冗,如范祖禹的〈唐纪〉成书六百余卷,经司马光剪裁、编定为八十一卷。如果发现汇集的史料互有出入,便要进行“考异”工作,最后方能定稿。司马光一生不写草字,《资治通鉴》草稿全部以正楷写成,史载:“张新甫见洛阳有资治通鉴草稿,盈两屋。”。
  《资治通鉴》写作时间据资料记载一共花了19年,从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开始一直到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才完成。由于过度劳累,元丰五年秋天,司马光已罹患“语涩疾”(清朝陈弘谋谓“疑当中风”),乃预作遗表,内容提及反对变法事。元丰七年十一月司马光《进通鉴表》自叙曰:“臣今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书成之后,只有他的朋友王胜之看过一遍,其他的人只翻一页,就哈欠连连,欠伸思睡。此书完成后两年,司马光逝世。
  此书引起司马光之后许多史学家的省思,史学家面临改朝换代,君臣异位的尴尬时期时,往往以《资治通鉴》的撰写精神为原则,强调君臣处理事情与一般人处理事情有所不同与学习思考。

·助手

  虽然此书中司马光自己的意见皆以“臣光曰”出现,但并非司马光一人完成,据资料记载,司马光编集此书,朝廷许他“自辟属官”,他邀请了刘攽、刘恕、范祖禹成为助手,这些人都是当时著名史家,可谓一时之选。其中刘攽负责两汉史,范祖禹负责唐代及五代史,魏晋南北朝归刘恕,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也加入一起编修《资治通鉴》,负责检订文字。删改定稿则完全由主编司马光一人完成,故行文颇为一致。刘恕之子刘羲仲说:“先人在书局,只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
此外,司马光又出版了《资治通鉴考异》三十卷、《资治通鉴目录》三十卷、《通鉴举要历》八十卷三书来替这本巨著做说明。

·评注

  元初,胡三省著《资治通鉴音注》,被认为是历代注释《资治通鉴》最佳者。

体裁

·涵盖年代

  《资治通鉴》全书共294卷,约300多万字,书中记载的历史由公元前403年,也就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一直到959年,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征淮南为止。是司马光以为君亲政,贤明之道为出发点所编写成的一本巨著,所谓“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
  在横跨中国16个朝代,一共1362年的历史中,详近略远,隋唐五代371年,占全书四成,史料价值最高。很明显的他多次着墨在其中的贤明政治时期,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

·释例

  帝后死称“崩”,王公死称“薨”。天子近出称“还宫”,远出称“还京”,列国诸侯远出称“还某郡”。
  《资治通鉴》具有强烈的正统立场,在分裂时代,如三国,魏有〈纪〉,蜀、吴无〈纪〉;南北朝时代,南朝有〈纪〉,北朝无〈纪〉;五代有〈纪〉,而十国无〈纪〉。又如《通鉴》载魏明帝太和五年:“ (诸葛)亮帅诸军入寇,围祁山,以木牛运。”对此朱熹曾表达他的不满曰:“三国当以蜀汉为正,而温公乃云,某年某月‘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训?缘此遂欲起意成书。推此意,修正处极多。若成书,当亦不下通鉴许多文字。但恐精力不逮,未必能成耳。若度不能成,则须焚之。”

·史事评论

  《资治通鉴》于叙事之后,皆有附论,共186篇[18]。其中“臣光曰”有102篇,其余84篇是各家评论,其中裴子野的论占了10篇,司马迁的论只有1篇。以篇数看来,〈汉纪〉所占篇幅最多、其次为〈唐纪〉。
  陈垣《胡注通鉴表微》曰:“《通鉴》书法,不尽关褒贬,故不如《春秋》之严。温公谦不敢法《春秋》,而志在续《左氏传》,有所感触,亦仿左氏设辞‘君子曰’而称‘臣光曰’以发之。余则据事直书,使人随其实地之异而评其得失,以为鉴戒,非有一定不易之书法也。”
  从今日来看,“臣光曰”充满封建色彩,黄盛雄将其归纳“诚”与“礼”,“礼之纲纪”这个概念,可谓贯穿《通鉴》之核心。张须在《通鉴学》云:“《春秋》之意,最重名分,名分所在,一字不能相假,封建之世,以此为纲维。名分既坏,则纲维以绝,政权崩溃,恒必由之。温公以此事兆东周之衰,与七国之分立,而又系论以见托始之意。”司马光本人的思想并没有跨越时代,故其论述没有太大价值。例如:司马炎因守三年之丧被司马光称赞是“不世之贤君”。事实上,司马炎在中国历史上并不能与汉武帝唐太宗等相提并论。黄义刚问朱熹:“温公力行处甚笃,只是见识浅”时,答曰:“是”。

原稿

  《资治通鉴》残稿今存仅8卷,目前藏于北京图书馆。手稿的最后一段是司马光用范純仁写给司马旦的书札起草,原信用墨笔抹去,字迹依稀可辨:“纯仁再拜,近人回曾上状,必计通呈,比来伏惟尊候万福,伯康必更痊平。纯仁勉强苟禄,自取疲耗……”,卷后有多人题跋;曾题跋的韩性说:“其以牍背起稿,可见其俭;字必端谨,可见其诚;事而书之,该以一二字,可见其博;纸尾谢状词,虽平常字,亦出于手书,可见其遇事之不苟也。”

写作风格

  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略依《左氏春秋传》体,重视战争之描写,是一本道地的“相斫书”,如对战国时代孙膑庞涓的“马陵之战”,东汉末年曹操袁绍官渡之战”,三国时代曹魏与蜀、吴的“赤壁之战”,东晋谢玄苻坚的“淝水之战”,皆详细生动,如历其境。“赤壁之战”写“时东南风急,盖以十舰最著前,中江举帆,馀船以次俱进。操军吏士皆出营立观,指言盖降。去北军二里馀,同时发火,火烈风猛,船往如箭,烧尽北船,延及岸上营落。”,语言生动活泼,跃然纸上;又写曹操的机智,“操引军从华容道步走,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众。”。“淝水之战”写慕容垂劝苻坚出兵是别有用心:“慕容揩、慕容绍言于慕容垂曰:‘主上骄矜已甚,叔父建中兴之业,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谁与成之。’”又写两军对峙时,秦军未战先惧:“秦王坚与阳平公融登寿阳城望之,见晋兵部阵严整,又望见八公山上草木,皆以为晋兵,顾谓融曰:‘此亦劲敌,何谓弱也!’怃然始有惧色。”东晋取得胜利后,“谢安得驿书,知秦兵已败,时方与客围棋,摄书置床上,了无喜色,围棋如故。客问之,徐答曰:‘小儿辈遂已破贼。’既罢,还内,过户限,不觉履齿之折。”
  司马光留意军事,严夷夏之防,目的用以积极态度抵御外侮。同时司马光也以大量篇幅描述历代农民战争,例如对于黄巢起义就用了五卷的篇幅记载前后经过,严明纪律,及其成功与失败之处,远比两《唐书》(各3000字与7000字)完备。黄巢军进入长安,向百姓发告“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之语,只有《通鉴》保存了这条宝贵的材料。
司马光大量的从正史中节录史料,又能随时加以剪裁陶铸,文字风格如出一手。《通鉴》并没有太多僻字,以简洁明白为主[28]。例如《后汉书》宦者列传第六十八记载郑众:
  “ 众独一心王室,不事豪党,帝亲信焉。及宪兄弟图作不轨,众遂首谋诛之,以功迁大长秋。策勋班赏,每辞多受少。由是常与议事。中官用权,自众始焉。 ”
  《资治通鉴》卷第四十八则改为:
  “ 郑众,谨敏有心几,不事豪党,遂与众定议诛宪……郑众迁大长秋。帝策勋班赏,众每辞多受少,帝由是贤之,常与之议论政事,宦官用权,自此始矣。 ”
  《资治通鉴》加强了“帝由是贤之”一句,使得行文流畅,更具可读性。《资治通鉴》强调防微杜渐,因此认为东汉的宦官为害之烈,实肇始于郑众受到重用,“宦官用权,自此始矣”。《资治通鉴》这种强调“前因后果”的概念,贯穿全书,又如司马光认为汉武帝逼死戾太子,实肇始于尧母门。中唐时,平卢节度使王玄志病死,高丽人李怀玉杀玄志之子,推侯希逸为平卢军使。朝廷姑息,以希逸为节度副使,“节度使由军士废立自此始。”这时司马光发表议论:“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余年。”。《通鉴》又记牛李党争的开端。长庆元年(821年),礼部侍郎钱徽主持进士科考试,李宗闵之婿苏巢、杨汝士之弟杨殷士皆登第,前宰相段文昌向穆宗奏称礼部贡举不公,翰林学士李德裕和李绅说段文昌所言是实情。结果钱徽、李宗闵、杨汝士都因此被贬官。李、杨大恨,从此“德裕、宗闵各分朋党,更相倾轧,垂四十年”。《通鉴》又认为朱温篡唐乃宦官弄权所致。
  又如司马光改为《后汉书》卷四十七的班梁列传:
  “ 慬(梁慬)受诏当屯金城,闻羌转寇三辅,迫近园陵,即引兵赴击之,转战武功美阳关。慬临阵被创,不顾,连破走之,尽还得所掠生口,获马畜财物甚觿,羌遂奔散。 ”
  东汉与羌族之间的战争维持百余年,直到建宁二年(169年)东羌始为段颎平定。《资治通鉴》卷49改“羌遂奔散”为“羌稍退散”,更符合史实:
  “ 滇零自称天子,于北地招集武都参狼、上郡、西河诸杂种羌断陇道,寇钞三辅,南入益州,杀汉中太守董炳。梁慬受诏当屯金城,闻羌寇三辅,即引兵赴击,转战武功、美阳间,连破走之,羌稍退散。 ”
  司马光引用《三国志·张飞传》之言,写定关羽张飞两人的性格缺陷,并认为张飞之所以被杀,是因为喜虐待士卒:
  “ 张飞,雄壮威猛亚于关羽;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飞爱礼君子而不恤军人。汉主常戒飞曰:“卿刑杀既过差,又日鞭挝健儿而令在左右,此取祸之道也。”飞犹不悛。汉主将伐孙权,飞当率兵万人自阆中会江州。临发,其帐下将张达、范强杀飞,以其首顺流奔孙权。汉主闻飞营都督有表,曰:“噫,飞死矣!” ”
  另外,司马光《答范梦得书》论修书事说:
  “ 其修长编时,请据事目下所记新旧纪志传及杂史、小说、文集,尽检出一阅。其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在高鉴择之。诗赋等若止为文章,诏诰若止为除官,及妖异止于怪诞,诙谐止于取笑之类,便请直删不妨。或诗赋有所讥讽,诏诰有所戒谕,妖异有所儆戒,诙谐有所补益,并告存之。 ”
  《资治通鉴》不书奇节,对往昔史料上所载奇节伟行而超乎常情者,如“商山四皓”羽翼储君,屈原自沉汨罗江,严光足加光武帝腹诸事,姚崇的“十事要说”,悉阙而不录,但对吴起舟中议事、魏文侯不失虞人之约则取之。《通鉴》对于迷信、怪诞、符瑞、图谶亦不取,如刘邦入秦,有五星聚东井之;但对于破除迷信之事则取之,如刘裕伐南燕,或劝以“往亡不利”,刘裕以“我往彼亡”对之而最终大胜;又如吕才受命刊定〈阴阳杂书〉、范缜作〈神灭论〉等皆取之。宋人邵博《邵氏闻见后录》云:
  “ 司马文正公修《通鉴》时,谓其属范纯父曰:“诸文中有诗赋等,若止为文章,便可删去。”盖公之意欲士立于天下后世者不在空言耳。 ”
  司马光思想保守,主张政简刑轻、轻徭薄赋,对于一切急进改革,均予以否定,诋毁商鞅变法,说“此四君者(四位诸侯),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称刻薄……”“商君相秦,用法严酷,尝临渭论囚,渭水尽赤。”,对李悝变法更是只字未提,并且盛赞曹参谨尊萧何律。温公非议变法,不满王安石之新政,他请求出任西京御史台,退居洛阳十五年(1069年—1084年),以书局自随,继续编纂《资治通鉴》;尽管司马光认为“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胜于旧者存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重新执政之后,却尽废新法,苏轼无奈的说:“又是一个拗相公”,虽然司马光将历朝党争提写的一清二楚,可惜自身却深陷于党争之中不可自拔。

失误

  《资治通鉴》虽被誉为“体例严谨,脉络清晰,网罗宏大,体大思精,史料充实,考证稽详,叙事详明,繁简得宜”,但《资治通鉴》本身也有不少错误,如《通鉴》载商鞅变法:“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史记·商君本传》原文为:“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二者有不小出入,又商鞅变法实行“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的政策,《通鉴》删“以家次”三字。史家严耕望指出《资治通鉴》对云台二十八将的排列顺序有误;两《唐书》将“特勤”之误为“特勒”,《资治通鉴》对此并无纠正,将错就错,《资治通鉴》卷一六四:“土门自号伊利可汗,号其妻为可贺敦,子弟谓之特勒。”《通鉴考异》:“诸书或作特勤,今从刘昫《旧唐书》及宋祁《新唐书》。”。《资治通鉴》卷十七:“(石庆)庆尝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庆于诸子中最为简易矣。”这段文字取自《史记·万石君列传》,却把最后一句“然犹如此”削去,尽失司马迁的原意。《后出师表》并非出自诸葛亮文笔,而《资治通鉴》全文照录。《资治通鉴》记载:“(慕容俊)俊大赦,立闵而责之曰:‘汝奴仆下才,何得妄称帝?’”《晋书》从未记载慕容俊大赦冉闵,《资治通鉴》时特意加上“大赦”一词与《晋书》原文不合。《资治通鉴》卷200永徽六年十一月条载“武后数见王、萧为祟,被发沥血如死时状。后徙居蓬莱宫,复见之,故多在洛阳,终身不归长安。”这是错误的,终高宗之世,在长安居多。
  高安陈汝奇在《陈氏甘露园长书四论》认为《资治通鉴》将只见诸野史的杨贵妃安禄山之事纳之正史而失之客观。又如唐代宦官鱼弘志,《新唐书》仇士良传作“鱼弘志”,《旧唐书》偶有误为“鱼志弘”,《资治通鉴》卷245大和九年十一月壬戍作鱼志弘,《资治通鉴》卷246作开成五年正月己卯又作鱼弘志,相互混淆。《晋书》载吕光的第一个年号“太安”,而《资治通鉴》记载为“大安”。再如《资治通鉴》记年方式多有不当之处,如齐人伐燕的时间(前313年),司马光舍《史记》的编年,未据《纪年》详加考查,只增加齐威王十年,减少齐湣王十年,以求与《孟子》记载齐宣王伐燕的事迹相同,宋朝朱熹经考订认为是齐湣王十年,据今人考证,实际上为齐宣王七年,另乐毅伐齐中也有不少错误。又如《资治通鉴》在记述隋炀帝西巡行程中均出现诸多失误,六月二十三日以后由张掖前往焉支山的时间提前到高昌王六月十七日到达张掖的当天。《通鉴》卷十五(汉纪七)文帝后二年:“八月,戊戌,丞相张苍免。”但据《二十史朔闰表》文帝后二年八月丁卯朔,月内无戊戌。吴玉贵著有《资治通鉴疑年录》归纳出《通鉴》纪时所发生错误,共计得出八百八十八例,可补此方面的缺失。
  另外通鉴在剪裁上也有一些失误。卷第四十五载
  “ 帝览章,深自引咎,以所上班示百官。诏曰:群僚所言,皆朕之过。民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轻用民力,缮修宫宇,出入无节,喜怒过差。永览前戒,辣然兢惧;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永览前戒”一语很明显是摘录了《后汉书·明帝纪》:“永览前戒,竦然兢惧。”,但何谓“前戒”,通鉴并无说明。查《后汉书》显宗孝明帝纪第二原文为
  “ 诏曰:“群僚所言,皆朕之过。人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轻用人力,缮修宫宇,出入无节,喜怒过差。昔应门失守,《关睢》刺世;飞蓬随风,微子所叹。永览前戒,竦然兢惧。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
  “昔应门失守,《关睢》刺世;飞蓬随风,微子所叹。”即是“前戒”之语被司马光所误删。
  宋朝的朱熹在《朱子语类》的〈历代一〉中,有直接的批评:“温公不喜权谋,至修书时颇删之,奈当时有此事何?只得与他存在。若每处删去数行,只读著都无血脉意思,何如存之,却别作论说以断之。”又说:“温公修书,凡与己意不合者,即节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鉴》之类多矣。”明代严衍熟读《资治通鉴》,著有《资治通鉴补》,列举通鉴有七病(漏、复、紊、杂、误、执、诬)。
  近人岑仲勉认为《通鉴》对牛僧孺说“失一维州,无害其(吐蕃)强”的评价有偏颇之嫌,司马光还不惜歪曲事实,玩弄文字游戏。岑仲勉还写有《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自称纠正《通鉴》的谬误,共670余条。

局限

  《资治通鉴》也有不少缺点,如《资治通鉴》着重于政治与军事的着墨,对于经济方面记载不多,如载“租庸调制”仅“初定租、庸、调法,每丁租二石,绢二匹,绵三两,自兹以外,不得横有调敛。”二十余字,《通鉴记末本末》只收录两则与经济有关的史料,至于文化、艺术、宗教谈得更少。项羽的垓下歌、刘邦的大风歌等,《通鉴》皆不取,但对于“诗赋有所讥讽”者则采之,如卷一百四赵整作歌、卷一三四百姓为袁粲作歌。杜甫这样的人物,甚至只提到一次。柳宗元是政治人物,文学地位虽小于杜甫,司马光却把他的《梓人传》、《种树郭橐驼传》两篇大作收录起来。《通鉴》写白居易很多,因为他是翰林学士,多次上书,时时评论朝政。晚唐藩镇割据,朝廷姑息,司马光对杜牧的文章十分欣赏,曾将《注孙子序》、《罪言》、《原十六卫》、《战论》、《守论》五文摘入《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四。又如韩愈,乃“文起八代之衰”,积极捍卫儒家道统的文人,但却对其学术文化贡献只字不提,只收录其《谏迎佛骨表》及《送文畅师序》。司马光尤重陆贽议论,采其奏疏三十九篇。《资治通鉴》又专记鸠摩罗什译经,却不记玄奘译经,又详细记载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以及唐武宗三次大规模的禁佛毁佛事件;记陈群的九品中正制,却不记隋代开进士科取士,凡与政治无关者,多不录取。顾炎武说:“此书本以资治,何暇录及文人?”。刘宋文帝元嘉十五年(438年)立儒、玄、文、史四学,司马光发表评论,四学其实是等而下之,不值得重视,“臣光曰:《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孔子曰:‘辞达而已矣。’然则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余事;至于老、庄虚无,固非所以为教也。夫学者所以求道;天下无二道,安有四学哉!”

影响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与司马迁的《史记》并列为中国史学的不朽巨著,所谓“史学两司马”。宋末元初胡三省评价此书:“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通鉴》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清代顾炎武在《日知录·著书之难》中高度评价《资治通鉴》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称赞这两部著作“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王鸣盛认为:“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读十七史,不可不兼读《通鉴》。《通鉴》之取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诸史之异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旧,惟《通鉴》可以当之。”《通鉴》亦有高度文学价值,曾国藩撰成《经史百家杂钞》一书,其中选录《资治通鉴》11篇。
  《通鉴》成书不久,其体例后世仿效亦众,著名的有南宋金屐祥作《资治通鉴前编》、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秦缃业的《资治通鉴长编拾补》,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专记宋高宗一朝史事,此书是为续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而作,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专记宋徽宗、宋钦宗、宋高宗三朝与金人和战之事。南宋史家袁枢读《资治通鉴》,因分事立目,共记二百三十九事,另附录六十六事,钞辑成书《通鉴纪事本末》,开创“纪事本末体”之先河;朱熹著《资治通鉴纲目》,用意在标榜“正统”、“名教”之思想;王夫之著《读通鉴论》,清代徐干学的《资治通鉴后编》、毕沅的《续资治通鉴》。王应麟有书《玉海》,书里面有一部《通鉴答问》。伍耀光辑《通鉴论》,前有史事简介,季亮时辑《司马温公通鉴论》,宋晞《司马光史论》专辑“臣光曰”,最为简略。历代研究者不乏人,使其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即“通鉴学”。金朝人亦好读《通鉴》,完颜璹与蔡圭、萧贡并称金源一代《通鉴》三大名家。完颜璹“读《通鉴》至三十馀过”,元好问说他“于书无所不读,而以《资治通鉴》为专门,驰骋上下千有三百馀年之事,其善恶、是非、得失、成败,道之如目前,穿贯他书,考证同异,虽老于史学者不加详也”。
  由于《资治通鉴》着重政治军事方面,所以后世有称之为“帝王之书”,即使中国帝王制度已不存在,仍有一些人钻研《资治通鉴》作谋略上研究。如八十年代日本便掀起一片通鉴热,研究者主要都是借此书作商战之用。毛泽东善读中国古书,尤其是通鉴,他看了十七次。
  台湾作家柏杨将《资治通鉴》重新以现代白话文翻译成为《柏杨版资治通鉴》,他曾提及:“感谢司马光先生和他的编辑群,把这个最混乱的时代,整理出一个纲要,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资治通鉴》是唯一的一部,使人对五胡乱华留下深刻印象的巨著。除了《通鉴》,全世界还没有第二部书,有这么大的功能。”。

《资治通鉴》目录

  全294卷:  1.《周纪》,五卷。  2.《秦纪》,三卷。《周纪》与《秦纪》原为《通志》卷。  3.《汉纪》,六十卷。  4.《魏纪》,十卷。蜀汉及东吴无纪。  5.《晋纪》,四十卷。  6.《宋纪》,十六卷。  7.《齐纪》,十卷。  8.《梁纪》,二十二卷。  9.《陈纪》,十卷。北朝的北魏、北齐、北周无纪。  10.《隋纪》,八卷。  11.《唐纪》,最多,凡八十一卷。  12.《后梁纪》,六卷。  13.《后唐纪》,八卷。  14.《后晋纪》,六卷。  15.《后汉纪》,四卷。  16.《后周纪》,五卷。五代有纪,而十国无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