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

  魏正始年间(240-249),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7人常聚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辉县、修武一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谓“竹林七贤”。竹林七贤的作品基本上继承了建安文学的精神,可以说是建安风骨的很好代表。但由于当时政府的血腥统治,作家不能直抒胸臆,所以不得不采用比兴、象征、神话等手法,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七贤简介

·嵇康

  嵇康(223~262),字叔夜,三国时曹魏文学家、思想家与音乐家,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竹林七贤”之一,世称嵇中散。善于音律,创作有《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合称“嵇氏四弄”,与东汉的“蔡氏五弄”合称“九弄”。本姓奚,祖籍会稽(今浙江绍兴),其先人因避仇迁家谯郡铚县(今安徽濉溪临涣镇),因家居侧有嵇山,故改姓嵇。早年丧父,家境贫困,但仍励志勤学,文学、玄学、音乐等无不博通。他娶曹操曾孙女长乐亭主为妻。司马昭曾想拉拢嵇康,但嵇康在当时的政争中倾向皇室一边,对于司马氏采取不合作态度,因此颇招忌恨。司马昭的心腹钟会想结交嵇康,受到冷遇,从此结下仇隙。嵇康的友人吕安被其兄诬以不孝,嵇康出面为吕安辩护,钟会即劝司马昭乘机除掉吕、嵇。其罪证之一便是《与山巨源绝交书》。当时太学生三千人请求赦免嵇康,愿以康为师,司马昭不许。临刑,嵇康神色自若。
奏《广陵散》一曲,从容赴死,虽家世儒学,但学不师授,唯好老、庄之说。与魏宗室婚,官至中散大夫,故又称嵇中散。崇尚自然、养生之道,著有《养生论》,倡「越名教而任自然」。与王戎、刘伶、向秀、山涛、阮咸、阮籍等人交游甚密,被称为「竹林七贤」。后因与山涛志趣不同,山涛将去官,举以自代,遂作书与涛绝交;又因与钟会有隙,被谮于大将军司马昭,年四十遭杀害。嵇康善鼓琴,以弹《广陵散》这首绝唱而著名。有《嵇中散集》,以鲁迅辑校《嵇康集》为精善。爱好打铁。曾被孙登说:“保身之道不足”。
 
  在人生哲学上,他的主张是:非汤武而薄周礼,越名教而任自然。个性凌厉傲岸,旷逸不羁。 有趣的是,嵇康临刑前,对儿女最放心的安排是,叫他们投靠山涛(山巨源)。而在嵇康死后,山涛一直悉心照料并抚养着他的儿女。演绎出一段“君子和而不同”的佳话。

·阮籍

  阮籍(210-263),三国时期曹魏末年文学家、思想家,字嗣宗,竹林七贤之一。陈留尉氏(河南开封)人,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籍阮步兵”,崇奉老庄之学,政治上则采谨慎避祸的态度。与嵇康、刘伶等七人为友,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称竹林七贤。
 
  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其中以《咏怀》八十二首最为著名。阮籍透过不同的写作技巧如比兴、象征、寄托,借古讽今,寄寓情怀,形成了一种“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诗风。除诗歌之外,阮籍还长于散文和辞赋。今存散文九篇,其中最长及最有代表性的是《大人先生传》。另又存赋六篇,其中述志类有《清思赋》、《首阳山赋》;咏物类有《鸠赋》、《狝猴赋》。考《隋书.经籍志》著录阮籍集十三卷,惜已佚。明代张溥辑《阮步兵集》,收《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至近人黄节有《阮步兵咏怀诗注》。 另据史料记载,因为阮籍才华横溢,在当时名气很大,掌权的司马集团很想拉拢他,但阮籍和司马集团总是若即若离。阮籍曾经当过司马集团给他的一个官——东平太守。他骑驴上任,进了衙门便令人拆去隔墙,十几天后又骑驴离开了,好像开一个玩笑似的。后来他又主动要了一个官干,当了一名步兵校尉,其动机就是看上了步兵营中有一位厨师很会做酒,而且营中藏有美酒300斛。在两任官职期间,
他也每日只是与刘伶饮酒吃肉,成天醉倒在酒乡里,从不发表任何政治见解。后来,晋文帝司马昭欲为其子求婚于阮籍之女,阮籍借醉60天,使司马昭没有机会开口,逐作罢。这些事在当时颇具有代表性,对后世影响也非常大。
 
  其实,阮籍在的成长过程中,他的思想、态度是经历了很大的变化的。幼时的阮籍所接受的是很正统的儒家教育,并未接触过真实社会、只沉浸在书本中的阮籍一直到青年时期都还在受此影响。他的真实想法是,当今世道大乱,唯有依靠儒家的思想教育民众,方可实现救赎,而能做到这些的,又舍我其谁?他的这种思想在他的早期作品《乐论》中可见一斑,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如今天下大乱,世风不古,可通过音乐来救赎人心,美乐至则民心顺。胸怀大志的阮籍走向社会后,通过与一干人等的接触、对社会的观察思考,渐渐认识到,儒家思想只不过是统治者的一个工具,要实现太平、实现自己心中那种美好的愿望已经不可能了。于是他不得不很悲痛的转投了老庄一派,原因是,在老庄的世界里,在竹林的世界里,虽然不可以“平天下”,却能独善其身,保持自己心灵的自由美好,畅然物外,其亦乐哉。可是阮籍并没有完全的去适应,尤其在司马家发动“高平陵政变”篡夺政权之后,阮籍选择了彻底放纵自己,选择了逃避。他常常自己驱车,任意游走,行至路穷处便放声大哭。他很痛苦。这是一种最悲凉的痛苦。

·山涛

  山涛(205—283)字巨源,竹林七贤之一,西晋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西)人,早孤,家贫,好老庄学说,与嵇康、阮籍等交游。山涛将离选职,欲召嵇康代之,嵇康致书与之绝交。年四十,始为郡主簿。山涛见司马懿与曹爽争权,乃隐身不问事务。司马师执政后,欲倾心依附,被举秀才,除郎中,累迁尚书吏部郎。司马昭以钟会作乱于蜀,将西征,任涛为行军司马,镇邺。昭进爵晋公,涛主张以司马炎为太子。炎代魏称帝时,任山涛为大鸿胪,加奉车都尉,进爵新沓伯。出为冀州刺史,甄拔隐屈,搜访贤才三十余人。入为侍中,迁吏部尚书、太子少傅、左仆射等。每选用官吏,皆先秉承晋武帝之意旨,且亲作评论,时称《山公启事》。曾多次以老病辞官,皆不准。后拜司徒,复固辞,乃归家。有集十卷,亡佚,今有辑本。
 
  山涛虽在竹林七贤年龄最长,可是很晚才开始为官。涛年四十,始为郡主簿,功曹,上计喙,举孝廉州辟部河南从事。《晋书·山涛传》他第一次做官大约在正始六年左右没当多久就逃走了。山涛初次入仕时间极短,到正始八年就开始同嵇康、阮籍同做竹林之游。短短的几年隐居生活後,山涛开始了第二次入仕。 山涛第二次入仕虽与婚姻有关,但它在此後的三十多年的官场生活,还是对当时社会有很大的作用,它为当时的晋朝选取了大量人才,在当官时选贤任人,对自己约束甚严,对于贿款而能一直坚守其节,在那时的政治风气下实属不易。
 
  山涛是司马氏政权的骨干力量,所以历代文人从正统观念出发对他有所非议,甚至被後世视为贰臣,然而就如此断定山涛的评价,不免也失之公平,因为当他在为官期间并未有迫害曹氏成员的记载,更没有杀害过正直之士,而是对有才之人大力提拔,这对社会是有很大的积极作用的。拜赵国相,遣尚书吏部郎,文帝与涛书曰:足下在事清明,雅操迈时,念多所乏,今致钱二十万,榖二百斛。《晋书·山涛传》由上可知山涛在太子少傅加散骑常侍并没有像一些官僚那样大肆兼并,生活奢华,而是雅操清明。他为朝廷选拔人才,并不营私结党,而是选举任能。 山司徒前後选,殆周遍百官,举无失才;凡所提目,皆如其言。唯用陆亮,是诏所用,与公意异,争之不从。亮亦寻为贿败。 那么可知山涛与其他竹林七贤有其相当的差别在于任官方面,他的积极出仕跟其他人来比的确有一段差距,他曾三次举谏阮咸为吏部郎,虽然嵇康写了与他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但嵇康的儿子嵇绍後来也是由山涛举谏而进入仕途的。
 
  山涛一生的宦途生涯几近似十年之久,从四十岁开始任郡主簿,功曹之职,因预见曹爽的被杀而隐居不仕,但是不久之後又即被召回,以後任官于司马师司马昭司马炎的三代政权,成为司马氏政权的得力助手,他与阮籍嵇康不同,他的一生鲜少有反司马氏思想,反而紧密的围绕在司马氏政权左右,并成为司马氏晋王朝的开国功臣。 在他的职历中最重要的是尚书吏部郎吏部尚书尚书仆射等职,这些都是属于吏部的官职,其职权是以派任官吏人事为主,属于中枢性的部门,这必须通晓官界里复杂的人事关系,同时还需有识人的气度,这对一向以自己的政治器识为豪的山涛来说,正是适得其所。
 
  与其他六贤之差异 :山涛虽然年轻时崇尚老庄思想加入了竹林七贤之列,可是本质上他却不是一个浪漫的文学家或忘情的政治家,而是一个拘守世俗礼法的彬彬君子。山涛的性格基本上他可能并不是一个真能忘情逍遥世外的人,他还是身在红尘之中有野心想立身扬名于世,只不过因他政治上的远识,使他在政争最厉害的时候避世远遁,一旦机会来了他还是会出仕的,他与嵇康阮籍之交也可说是偶有交会迸出的火花罢。所以在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写到“足下傍通多而少怪吾直性狭中多所不堪偶与足下相知耳。”所谓“偶与足下相知耳”正道出了这其中的实情。
 
   对《与山巨源绝交书》这一节略做补充。其实,嵇康写《与山巨源绝交书》在另一个层面上是为了更好的保护自己的好朋友,有了这封绝交书,就不会因为自己不配合政府的态度而连累到好朋友。后来嵇康被杀害,临死前把自己的儿女托付给山涛,留言:“巨源在,汝不孤矣。” 山涛为人磊落大度,生活节俭,做官不过多要求什么,对待朋友赤诚坦坦。后世者多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牵强附会。

·向秀

  向秀(约227-272),字子期,河内怀(今河南武陟西南)人,魏晋竹林七贤之一,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曾注《庄子》,“ 发明奇趣,振起玄风”,《秋水》、《至乐》二篇,注释未完而卒。后郭象“ 述而广之”,别为一书。向注早佚,现存《庄子注》,可视为向、郭二人之共同著作。他主张“ 名教”与“自然” 统一,合儒、道为一。认为万物自生自化,各任其性,即是“ 逍遥”,但“君臣上下” 亦皆出于“天理自然” ,故不能因要求“逍遥” 而违反“名教”。擅诗赋。其哀悼嵇康、吕安的《思旧赋》,情辞沉痛,有名世。 他又与吕安同在山阳地方灌园以自给。山阳是嵇康住宅所在之地,可见他们三人交往甚密。但是种田、栽培蔬菜并不是他们的嗜好所在。以田园工作换取生活所需,一旦有了空闲,就相携出游于大自然间,逃脱政治的黑暗樊笼,得到精神上的自由。
 
  虽然他们三人的行止如此亲近,但向秀的性格却是与嵇、吕相异,嵇康傲世不羁,吕安放逸而超迈俗人,向秀则好读书,所以常被他们所嘲笑。三心灵的交流从向秀的《思旧赋》可看出:“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不有不羁之才、然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
 
  据晋书本传的说法,向秀是喜好老庄之学的,但是从年轻时就喜欢读书的向秀,对儒家思想也是相当有研究的。他二十岁时,曾写过一篇《儒道论》,从他后来的《庄子注》一书中的思想满可以约略猜出,这篇文章大约是想将儒道两家的思想做一调和。(《儒道论》现已失传)向秀有感于历来读《庄子》的人虽然很多,但为之作注者却很少,便想替《庄子》作注,完成此工作后,请嵇康、吕安批评,看完之後,几乎给予一致的赞叹。可见向秀的《庄子注》确乎超越了有旧家的注解,而直通庄子的心灵,故颜延年的《五君咏》:探道好渊玄,观书鄙章句。《晋书》本传:庄周著内外数十篇,历史才士虽有观者,莫适论其统也,秀乃为之隐解,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今日向秀的《庄子注》已佚失,其中一些佚文散见于张湛的《列子注》中。   
 
  向、郭的《庄子注》,是魏晋玄学中的重要哲学著作,也是当时崇有派的代表作品,其中许多观点是和贵无派对立的。这部著作,力图把道家学说和儒家思想结合起来,而且,更多地从儒家观点修正了道家的学说。何晏、王弼的贵无学,主张不要干涉门阀世族的特权,使世家大族的利益得以无限地扩张;而何、王的贵无论,到向、郭崇有论的转变,反映了魏晋时期门阀世族的内部争权及发展过程。 

·刘伶

  刘伶,字伯伦,沛国(今安徽淮北市)人,「竹林七贤」之一,擅长喝酒和品酒。魏末,曾为建威参军。晋武帝泰始初,召对策问,强调无为而治,遂被黜免。他反对司马氏的黑暗统治和虚伪礼教。为避免政治迫害,遂嗜酒佯狂,任性放浪。一次有客来访,他不穿衣服,客人就责问他,哪知他说:“我以天地为宅舍,以屋室为衣裤,你们为何入我裤中?”,狂妄之极!其实他这种放荡不羁的行为表现出的是对名教礼法的否定。一生的著作仅《酒德颂》一篇。
 
  他身高仅一公尺四十,不仅矮小,而且容貌极其丑陋。但是他的性情豪迈,胸襟开阔,不拘小节。平常不滥与人交往,沉默寡
言,对人情世事一点都不关心,只有和阮籍、嵇康很投机,遇上了便有说有笑,谈古论今,因此后人也把他也加入了七贤的行列。
 
  他在官职方面,曾做到建威参军。据说在泰始年间,他初上意见书,主张“无为而化”之说,却被斥为无益之策。当时同辈们都得到高第官位,只有他被罢了官。罢了官以後的刘伶,更是日日“醉乡路稳宜频到”,终于嗜酒寿终。反而在那文人动辄被杀的乱世得以苟全性命而寿终,也可谓不幸中之大幸了。   
 
  《 晋书》本传记载说,他经常乘鹿车,手裏抱著一壶酒,命仆人提著锄头跟在车子的後面跑,并说道:“如果我醉死了,便就地把我埋葬了。”他嗜酒如命,放浪形骸由此可见。有一次,他喝醉了酒跟镇上的人吵架,对方生气地卷起袖子,挥拳就要打他,刘伶却很镇定从容地说:“我这像鸡肋般细瘦的身体,那有地方可以安放老兄的拳头。”对方听了,无奈地笑了起来,终于把拳头放了下来。 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醀然已醉矣。
  刘伶自谓:“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酒谱》讲述刘伶经常随身带着一个酒壶,乘着鹿车,一边走,一边饮酒,一人带着掘挖工具紧随车后,什么时候死了,就地埋之。阮咸饮酒更是不顾廉耻,他每次与宗人共饮,总是以大盆盛酒,不用酒杯,也不用勺酒具,大家围坐在酒盆四周用手捧酒喝。猪群来饮酒,不但不赶,阮咸还凑上去猪一齐饮酒。
 
  刘伶曾写下《酒德颂》一首,大意是:自己行无踪,居无室,幕天席地,纵意所如,不管是停下来还是行走,随时都提着酒杯饮酒,惟酒是务,焉知其余。其它人怎么说,自己一点都不在意。别人越要评说,自己反而更加要饮酒,喝醇了就睡,酲过来也是恍恍惚惚的,于无声处,就是一个惊雷打下来,也听不见,面对泰山视而不见,不知天气冷热,也不知世间利欲感情。

·阮咸

  阮咸,西晋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字仲容,“竹林七贤” 之一。阮籍之侄, 与籍并称为“大小阮” 。历官散骑侍郎,补始平太守,为人旷放,不拘礼法,善弹直颈琵琶,直颈琵琶后改称阮咸,简称阮。  
 
  阮咸不仅擅长演奏,也精于作曲,唐代流行的琴曲《三峡流泉》据说就是他所作,李季兰在同名诗中有“忆昔阮公为此曲,能使仲容听不足”的诗句。1950年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出土持阮弹奏的阮咸画像,神情专注。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贫。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皆纱罗锦绮;仲容以杆挂大布犊鼻褌于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
 
  阮咸和阮籍一样,生平也很鄙视礼法。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他们崇尚老庄之说,鄙视种种所谓的繁文缛节;而另一方面,这也是对当代权贵们的一种实际抗议。由于此时的政治主流乃是以礼法为主,主张“以孝治天下”,不同于曹操当时的“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把原本抛弃了的礼法,拿来当成为巩固权位的藉口。阮籍曾愤懑地说:“礼教岂为我辈而设。”而阮咸也在母丧期间,穿著孝服,骑驴去追自己私恋的一个鲜卑婢。 阮仲容先幸姑家鲜卑婢,及居母丧,姑当远移,初云当留婢;既发,定将去。仲容借客驴著重服自追之,累骑而返,曰:“人种不可失!”即遥集之母也。
  《晋书·阮咸传》说,山涛举典选,曰:“阮咸贞素寡欲,深识清浊,万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职,必绝于时。”这对阮咸是很高的评价,阮咸虽不拘礼法,而能贞素寡欲,深识清浊,不为外物移心,这乃是老庄玄学之素养,越名教而任自然。这表明不拘礼法乃其表现形式,而贞素寡欲为其内心世界,此乃名士的精神本质。如果仅有不拘礼法,则不过是狂人,是不能成为真正的名士。只可惜,晋武帝仍以阮咸的沈溺于酒乡,不予以重用。

·王戎

  王戎(234—305),字濬冲,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西晋大臣,竹林七贤之一。生于大富之家 ,幼颖悟,神采秀彻。善清谈,与阮籍、嵇康等为竹林之游,戎尝后至,籍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他是七贤中最庸俗的一位。在七贤当中,王戎的年纪是最轻的,他比山涛小二十九岁,比阮籍小二十四岁,比嵇康小十一岁。王戎云:“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可以得知,在稽康受刑而死的时候,王戎二十九岁,则王戎九岁的时候便认识稽康,同时还交往甚密。王戎认识阮籍是在十五岁的时候,他的父亲王浑,官任上书郎与阮籍是同事并有亲交。王戎也跟著父亲住在尚书郎的官舍中,阮籍每一次来拜访王浑,谈不到几句话,就转到王戎的房间,这对忘年之交,一谈就是大半天。阮籍这样对王浑说:“濬冲清俊绝伦,不是你比得上的。与阿戎说话,比与你说话来的有趣多了。”虽然这样,但王戎毕竟在气质上,抱负上与阮籍、稽康有很大的不同。 晋武帝时,历任吏部黄门郎、散骑常侍、河东太守、荆州刺史,进爵安丰县侯。后迁光禄勋、吏部尚书等职。惠帝时,官至司徒。戎苟媚取宠,热衷名利,立朝无所匡谏。性极贪吝,田园遍及诸州,聚敛无已,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恒若不足。戎家有好李,常卖之,但恐别人得种,故常钻其核而后出售,因此被世人讥讽。 
 
  王戎一生,可以说是官运亨通,平步青云,位高爵显,身当国家重任,但却对朝政一无贡献,只是一味的逃避求荣,阿谀求全。对于王戎这个人而言,可惜的是他的以前的政治抱负,在他掌握大权时,却因为一味的避祸,而对国家、对人民,并没有做到贡献,十分可惜;但是,这也许也是在乱世中一种生存的方式吧!就竹林七贤而言,王戎是有些愧于一个“贤”字的。因为王戎之于山涛皆为入仕之人,山涛虽有後人评:“贰臣”,但他为官尽责、选贤与能,此番作为是有利于老百姓的,在这样的时代里,许多人在朝为官只为享受荣华富贵,而他愿意为老百姓的福祉努力实在令人感动,至少为魏晋政治这个黑暗期带来一丝的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