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之推

  颜之推(531年-591年),南朝梁时期山东琅琊临沂人,撰有《颜氏家训》和《还冤志》等。

颜之推生平

  
  颜之推原籍琅邪临沂(今山东省临沂市),世居建康(今南京市),生于士族官僚家庭,世传《周官》、《左氏春秋》。他早传家业,12岁时听讲老庄之学,因“虚谈非其所好,还习《礼》、《传》”,生活上“好饮酒,多任纵,不修边幅。”他博览群书,为文辞情并茂,得梁湘东王赏识,19岁就被任为国左常侍。后投奔北齐,历20年,官至黄门侍郎。
  颜之推任官四朝。公元548年,发生侯景之乱,梁元帝萧绎在江陵自立,颜之推任散骑侍郎。
  公元554年,西魏攻陷了江陵,颜之推被俘,后来在北齐任官。公元577年 ,北齐为北周所灭,他被征为御史上士。
  公元581年 ,隋取代北周,他又于隋文帝开皇年间,被召为学士,不久以疾终。依他自叙,“予一生而三化,备苶苦而蓼辛”。叹息“三为亡国之人”。  他结合自己从小学的家庭教育和切身经历,写了一本《颜氏家训》(420年—581年),主张早教。他认为,人在小的时候,精神专一;长大以后,思想分散,不易学习。袁衷等所记《庭帏杂录》下写道:“六朝颜之推家法最正,相传最远。”周作人对颜之推和《颜氏家训》极为佩服,《夜读抄》里写了一篇《颜氏家训》读书笔记。《钦定四库全书》杂家类有颜氏家训二卷。

颜之推教育思想

      颜之推宣扬性三品说,他把人性分为三等,即上智之人,下愚之人和中庸之人。他说:“上智不教而成,下愚虽教无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他认为上智之人是无须教育的,因为上智是天赋的英才,不学自知、不教自晓。其次,下愚之人“虽教无益”,尽管教他,都是无效果的,因为“下愚”是无法改变的。颜之推强调中庸之人必须受教育,因为不受教育就会无知识,陷于“不知”的愚昧状态。教育的作用就在于教育中庸之人,使之完善德性,增长知识。   
  关于教育的目的,颜之推指出:“古之学者为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学者为已,修身以求进也。”行道的“道”自然是儒家之道,即儒家宣扬的那一套政治理想和道德修养的内容;“修身以求进”思想渊源于孔子的“修已以安人”,善于“为已”(有良好的道德修养)才能更有效地“利世也”(治国平天下)。从这一教育目的出发,颜之推批判当时士大夫教育的腐朽没落,严重脱离实际,培养出来的人庸碌无能,知识浅薄,缺乏任事的实际能力。他认为传统的儒学教育必须改革,培养的既不是难以应世经务的清谈家,也不是空疏无用的章句博士,而是于国家有实际效用的各方面的统治人才,它包括:朝廷之臣、文史之臣、军旅之臣、蓠屏之臣、使命之臣、兴造之臣。从政治家到各种专门人才,都应培养。这些人才应专精一职,具有“应世任务”的能力,是国家实际有用的人才。颜之推的这种观点,冲破了传统儒家的培养比较抽象的君子、圣人的教育目标,而以各种实用人才的培养作为教育的重要目标。
  为了培养“行道以利世”的实用人才,颜之推提倡“实学”的教育内容。他认为培养出来的人才必须“德艺同厚”。所谓“德”,即恢复儒家的传统道德教育,加强孝悌仁义的教育。所谓“艺”,即恢复儒家的经学教育并兼及“百家之书”,以及社会实际生治所需要的各种知识和技艺。     关于“艺”的教育,当然是以五经为主。他认为学习五经,主要是学习其中立身处世的道理,“夫圣贤之书,教人诚孝,慎言检迹,立身扬名,亦已备矣。”但读书不能止限于《五经》,还应博览群书,通“百家之言”。此外,他还重视学习“杂艺”。他认为在社会动荡的非常时期,学习“杂艺”可以使人在战乱“无人庇荫”的情况下“得以自资”,保全个体的生存和士族的政治、经济地位。颜之推倡导的“杂艺”内容相当广泛,主要包括文章、书法、弹琴、博弈、绘画、算术、卜筮、医学、习射、投壶等,这些技艺在生活中有实用意义,也有个人保健、娱乐的价值。但这些“杂艺”“可以兼明,不可以专业”。  
  颜之推强调士大夫子弟要“知稼穑之艰难”,学习一些农业生产知识,这与孔子轻视农业生产的态度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