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

  民族,指人们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民族有“客观”的特质,这些特质可能包括地域、语言、宗教或共同祖先,也包括“主观”的特质,特别是人们对其民族性(nationality)认知和感情。  虽然中国古籍中早已有“民族”一词来指涉人群共同体,早在公元六世纪《南齐书》列传之三十五《高逸传·顾欢传》中,有“今诸华士女,民族弗革”语句,但中国现代民族(nation)观念主要受到日译西书的影响,据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学者郝时远考据,古汉语“民族”有可能在近代传入日本,然而现代意义的赋予主要是在日译西书(主要是德人著作)中对应了volk、nation、ethnos等名词。  葛林费尔德曾经对“nation”这个英文字在语义学上的演变情形,提供了一个明晰而完整的说明。她将nation这个字在意义上的演变分成以下五个阶段:(1)在罗马时代,nation指的是一群从同一个地域来的外国人(a group of foreigners);(2)在中世纪的大学兴起以后,nation的意义变成了一个意见的社群(a community of opinion);(3)接下来,nation的意义又和教会委员会(church council)的参与者有了连结关系,而有了精英份子(an elite)的意涵;(4)在十六世纪初期的英国,nation的意义又有了变化,变为对具有主权之人民(a sovereign people)的指涉;以及(5)一直到其他的国家人民也用nation这个字来指涉他们自己以后,nation的指涉对象再度转变,成为一群独特之人民(a unique people)的意思(Greenfeld 1992, 4-9)。  如果就“nation”这个字在现代英文中的意义而言,“nation”不仅指涉中文的“国家”(即英文的同义字state, country, commonwealth),也可以指涉“民族”(即英文的同义字people, tribe, nationality),而当一个“民族”以追求独立自治、建立“国家”为政治目标时,“nation”亦可以被理解成“国族”或“族国”(即nation-state或national state)(江宜桦 1998,7)

关于民族概念

   中国学术界由于学术观点不同,在使用“民族”一词时所表达的含义也有所不同。  一种是广义的,认为民族一词的含义包括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各种人们共同体,如原始民族、古代民族、近代民族、现代民族,甚至氏族、部落也可以包括在内;还有人在习惯上把民族一词用以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各民族,如中华民族,阿拉伯民族等。  另一种含义是狭义的民族概念,即指资产阶级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    汉语中“民族”一词出现的年代较晚。在中国古籍里,经常使用“族”这个字,也常使用民、人、种、部、类, 以及民人、民种、民群、种人、 部人、族类等字。但是,“民”和“族”组合为一个名词则是后来的事。1903年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学者梁启超把瑞士-德国的政治理论家、法学家J.K.布伦奇利的民族概念介绍到中国来以后,民族一词便在中国普遍使用起来,其含义常与种族或国家概念相混淆,这与西欧的民族概念的影响有密切关系。    布伦奇利认为民族有8种特质:①其始也同居一地;②其始也同一血统;③同其肢体形状;④同其语言;⑤同其文字;⑥同其宗教;⑦同其风俗;⑧同其生计(经济)。意大利有的学者认为:民族是“具有土地、起源、习惯、语言的统一,以及生命和社会意识共同一致的人类的自然社会”。孙中山提出了形成民族的五个力:第一血统、第二生活、第三语言、第四宗教、第五风俗习惯。孙中山提出的民族概念为不少辞书收为定义,影响颇为广泛。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逐渐介绍到中国来,学术界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中国共产党建立后,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随着民族工作的开展,尤其是民族识别工作的进行,对И.Β.斯大林概括的民族定义及民族形成问题的研究讨论,便逐渐广泛深入,对民族与氏族、部落,民族与种族,民族与国家的区分才愈加具体。    民族不同于氏族、部落。氏族、部落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们共同体,而民族则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人们共同体。民族是由不同部落的人们混合形成的,不是一个纯血统的人们共同体。    民族不同于种族。种族也称人种,是在人类历史的早期形成的。种族属于生物学范畴,而民族则属于历史范畴。划分种族的标志是体质形态上的某些共同的遗传特征,一般是以肤色、头发的形状和颜色、眼色、面容等生理特征为标志。而民族则是以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和心理素质为特征的,所以,生理特征不能作为识别民族的科学依据。    民族也不同于国家。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不一定必须有共同语言,如多民族国家,而民族则必须有共同语言。除了阶级的因素以外,单一民族国家,在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和心理素质方面,民族与国家是基本一致的。    1913年,斯大林在与崩得分子进行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斗争中,为民族下了科学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对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中国学术界在认识上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斯大林的这个定义是给现代民族亦即资产阶级民族定的,只属于资本主义上升时代这一特定的历史范畴,只适用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及其以后形成的现代民族即资本主义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民族的4个特征,只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才由一种潜在因素变成了现实。在此以前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可能具备民族的4个特征。另一种观点认为,现代民族的4个特征,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早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发展阶段开始萌芽并逐渐形成的,现代民族与古代民族相比,在民族的 4个特征上,只存在发展程度的不同,不存在有无的差别。因此,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既适用于现代民族,也适用于人类历史上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的一切民族,具有普遍意义。

民族的形成

   民族属于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历史范畴,不是在人类社会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当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的才产生;同样,在将来当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时,民族就会消亡。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从部落发展成民族和国家”,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历史上最初形成民族的基本原理。在民族形成以前,人类结成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部落,过着集体群居、共同劳动、平均分配的原始共产生活。随着生产的发展,人口逐渐增加,部落也愈来愈多,亲属部落之间就结成了部落联盟。部落联盟是朝民族形成跨出的第一步。    由若干部落(或部落联盟)发展成为一个民族,须具备4个条件。首先必须有共同的地域,这是形成一个民族的基础。每个部落(或部落联盟)本来就有自己的居住地域,这些地域连接起来,自然就形成了民族的共同地域。其次是需要形成共同的语言。当时,每个部落各有自己的方言,但在一般情况下,还有作为各部落之间交际工具的共同语言。这种共同语言或者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部落使用的方言,或者是经济和文化比较发达的部落使用的方言。这种部落方言容易被周围的其他部落所接受,就变成了各部落之间的共同语言。在各部落的共同语言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共同的民族语言。形成共同的民族语言的物质因素是,部落之间的需要──特别是交换方面的需要。当人类的生产品除了自己消费之外还有剩余,可以用以交换时,商业就产生了。最初的商业是“日中为市”,“以物易物”,这就需要沟通彼此的语言。由于有了共同的市场,必然产生共同的经济联系与共同的经济生活。随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经济生活的形成,自然就逐渐形成了共同的风俗习惯、共同的宗教信仰,等等,进而逐渐形成了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由部落发展成为民族,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    从部落发展成民族,这是人类最初形成民族的规律。民族并不是一旦形成就凝固不变了,由几个民族中分化出来的一部分人,长期生活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则是民族形成的又一条规律。这种现象越是到近代越普遍。例如美利坚人即由英国人和许多国家的移民溶合在一起形成的。从几个民族中分化出来的部分人形成为新民族,一般情况下有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成分作为新民族的主体。例如美利坚人主要是以英国的移民为主体而形成的一个新民族。 

现代民族的两种类型

   16~17世纪,西欧许多国家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形成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打开商品销路,要求建立统一的民族市场和统一的民族国家。于是,这些国家就产生了近代的民族运动。这个运动的领导者是民族资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逐渐打破了封建割据局面,而把民族集合为一体并使它凝固起来,形成了现代民族,亦即资产阶级民族。斯大林说:“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封建制度消灭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同时就是人们形成为民族的过程。例如西欧的情形就是如此。英吉利人、法兰西人、德意志人、意大利人等都是在资本主义打破封建割据局面而胜利前进时形成为民族的。”这里所讲的民族,乃是具有特定意义的民族,即现代民族。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俄国的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民族问题也开始了一个新纪元,旧的现代民族亦即资产阶级民族的含义,已不能正确地反映十月革命以后国内民族问题方面所出现的新情况。因此,斯大林对现代民族的含义又作了新的阐述,提出了“社会主义民族”这个概念。他认为在俄国资本主义被推翻,资产阶级及其民族主义政党被消灭,苏维埃制度确定以后,在旧式民族即资产阶级民族基础上发展、形成了新式民族,即苏维埃民族。工人阶级及其国际主义的政党是团结和领导这些新式民族的力量,这种民族应该评定为社会主义民族。这样,斯大林就把现代民族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资产阶级民族,即资本主义民族;另一种是社会主义民族。资产阶级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的4个特征基本上相同,但它们的本质不同,主要表现在社会制度和领导力量两个方面:资产阶级民族所处的是资本主义社会,领导力量是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社会主义民族所处的是社会主义社会,领导力量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    当时苏联的东方和北方,还存在一些比较落后的还没有来得及进入或没有完全进入资本主义的民族,十月革命胜利时,这些民族还停留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历史发展阶段。十月革命胜利以后,Β.И.列宁在1920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说,对于落后民族,如果革命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对他们进行系统的宣传,各国苏维埃政府尽自己的能力给他们帮助,那末说他们无法避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就不对了。“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国家,在共产党领导和先进民族的无产阶级帮助之下,原先还没有来得及进入或没有完全进入资本主义的民族,可以从他们原来所处的历史阶段出发,经过必要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些民族就可以不经过资产阶级民族这个发展阶段,而直接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民族,这是社会主义民族形成的另一条道路。

民族繁荣与民族融合

   各民族在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的过程中,共同性必然越来越多,差别性越来越少,民族融合的因素也就逐渐增长起来。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共产党内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以后,在一国之内可以实现民族融合。斯大林认为,在一国范围内不能实现民族融合,只有当全世界建成共产主义社会以后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在一国内胜利的时期,是各民族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的时期,不是民族差别消失和民族融合的时期。就是在全世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以后,民族差别也还要保留很长的时期。    斯大林把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胜利以后的时期,又分为两个阶段。他认为在第一阶段,民族压迫将被彻底消灭。这个阶段将是以前被压迫的民族和民族语言的发展、繁荣阶段,将是确定各民族平等权利、消灭民族互相猜疑、建立和巩固各民族间国际联系的阶段。在第二阶段,随着统一的世界社会主义经济的逐渐形成而代替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类似共同语言的东西才会开始形成,因为只有在这个阶段,各民族才会感觉到除了自己的民族语言以外,还必须有民族间的一种共同语言,以便进行经济、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合作。当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已经充分巩固,社会主义已经深入到各民族的日常生活中,各民族已经在实践中深信共同语言优越于民族语言的时候,民族差别和民族语言才开始消亡而让位于一切人们的共同语言。根据斯大林的论述,各民族的民族语言的消失的全人类共同语言的形成,乃是民族差别消失和民族融合实现的主要标志。    斯大林还预言,在全人类的共同语言产生以前,世界上将先产生一批区域语言,即若干国家的若干民族共同使用的语言。当然,区域语言将来和民族语言一样,也是要消失的。    当民族语言的差别消失的时候,民族的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表现在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方面的差别就会随之消失,民族就逐渐消亡了,全世界也就实现了民族融合,人类又恢复到无民族差别的状态。但这不是恢复到史前时期那种无民族差别的状态,而是在高级形态上的恢复。

对“民族”进行研究的基本难题

  在过去的两百年当中,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在形塑世界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远比其他的思想——比如说自由或者是民主——要强大的多。在二十世纪初期,英国的公众人物诺曼·安及尔(Norman Angell)就曾经戏剧性地论道,“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欧洲人而言,政治民族主义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东西,不但比人道精神、礼节、康慨、同情更重要,甚至于比自己的生命本身都还重要”(引自Snyder 1990, vii)。  然而,关于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定义到底是什么,相关内容应该是什么,在历史上又曾经有过什么变化,却一直是相关学者争论不休的问题。多数的学者都同意,民族主义是一种自决的政治主张(political doctrine of self-determination)。但是,到底什么样的人类集团可以被授与这种自决的权利,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可以宣称这种自决的权利,却一直是一个争辩中的问题。当试着要替民族主义下一个定义的时候,德国学者亚特就无奈地表示,“在当今的政治分析的词汇当中,[民族主义]是最混淆的一个概念之一”(Alter 1994,1)。凯克门诺必克也这样宣称,“从来就没有两个作者 --- 不论他们是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或者是心理学家 --- 会用同样的方式来定义民族主义”(Kecmanovic 1996,15)。  相关学者之所以会有这种无法对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基本定义产生共识的局面,有以下几个可能的原因。  

·高度的政治意涵

  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当然是这些语汇充满了高度的政治意涵(e.g., McKim and McMahan 1997, 156-7; Smith 1998, 223)。葛纳就曾经这样表示,“理论上[研究民族主义]最困难的地方,就在于我们必须在视民族主义为‘民族的(national)’和‘自然的(natural)’的虚假解释 --- 通常它们都只是虚构出来正当化民族主义的 --- 以及视民族主义为受到时间和脉络制约的真正解释之间,做一个清楚的划分”(Gellner 1964,151)。  事实上,尽管葛纳区辨“民族主义宣传”和“民族主义研究”的谆谆教诲尤在耳际,但是,民族主义的研究却在本质上和知识的实践脱离不了关系。正如詹姆士所提醒的,第一,所有从事民族主义研究的人,在“定义”上就已经是在从事一种知识的实践了。即使你是有意识地坐在平静的研究室中和政治运动者相互隔离,你的研究成果却无可避免地会影响到你的研究对象 --- 和这个民族主义运动相关的每一个活生生的人。第二,从民族主义过去的发展历史来看,文化菁英 --- 尤其是社会科学的工作者 --- 一直都处在民族主义风暴的最前线。无论是官方版的民族主义,或者是反对运动的民族主义,几乎都是透过知识份子在意识型态上掌旗和操盘。第三,自从民族主义在十九世纪末开始袭卷整个世界以来,透过国家机器所掌控之教育体系的运作,知识份子一直都在“民族文化”的生产和复制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James 1996,193)。  

·复杂性和多重性

  研究民族主义的第二个难题在于它所涉及之经验现象的复杂性(complexity)和多重性(multiformity)(e.g., Calhoun 1997, 20-2; Canovan 1996, 50; Smith 1998, 223)。事实上,我们常常将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空间里面所发生的不同形式之经验现象,一律统称为“民族主义”。比如说,不论是不列坦尼(Breton)的分离运动、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甚至是宣称要为中国的未来奋斗不懈的1989年中国学生示威活动,通通被同一个标签 --- 民族主义 --- 所概括,虽然这三者不但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路径,也发生于完全不同的政治社会结构当中。因此,亚特就曾经指出:  事实已经清楚地摆在眼前,民族主义 --- 作为一种涵盖多种情形的标签以及正当性来源 --- 本身就隐藏了极度的矛盾。它可以被视为是一种解放,但同时却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压迫。就此而言,民族主义是一个同时存放著危险和机会的地方。…… 如果我们要宣称这个词汇真正代表什么、或者应该指涉什么的话,我们一定要将具体的历史脉络指陈出来。或许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初步结论,民族主义并不是只有一种[形式],而是有很多不同的民族主义。也就是说,我们应该用复数 --- 而不是单数 --- 来描摹这个词汇。(Alter 1994, 2;重点是加上去的)   

·跨学科本质

  民族主义研究的第三个难题在于它的跨学科本质(interdisciplinarity)(e.g., Griffiths 1993, 11; Hobsbawm 1992, 10; Kellas 1991, 1)。最早浸淫这个领域的是历史学者,但是,由于和民族相关之经验现象的多重性和变异性,人类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学家、语言学家、国际关系学者、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学领域的学者,也都陆续加入了民族主义研究的行列。  事实上,英国学者史密斯 --- 当代民族主义研究最重要、也最多产的学者之一 --- 就曾经表示,和民族主义研究相关的题目至少包括以下这些子题:    族群(ethnicity)的起源和形成     造成族群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的相关条件     族群社群(ethnic community)的本质     族群认同的性质     民族(nation)的起源和形成     民族认同的本质     民族的社会、政治、文化基础     民族和现代性(modernity)的关联     民族主义意识型态和民族运动在性别、阶级、以及文化上等面向所展现出来的特质     民族主义知识份子(nationalist intellectuals)在民族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     世界上现有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s)在文化和社会层次所可能造成的影响     民族和民族主义对地缘政治(geopolitics)所造成的影响等(Smith 1998,222)。   面对这一长串琳琅满目的题目,我们当然相信,某一个学术领域的学者通常只能探触到这些现象的某一部分而已。如果要对民族主义这个经验现象有比较完整的掌握的话,一个跨学科取向的研究设计可能会是一个无法避免的结果,对从事相关研究的人而言,这当然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方法论上的困难

  当把像民族或民族主义这样的概念放在一般社会科学研究的因果关系模型中的时候,无可避免地会遭遇到很多方法论上的困难。比如说,在分析民族主义的起源的时候,就会发现到,在很多时候,民族主义同时扮演着原因和结果的角色。寇克力(Coakley)就曾经这样表示,“民族主义微妙的地方,就在于其因果关系十分地难以决定。民族主义自己本来就是难以捉摸的(amorphous),而它不但对其他的社会现象有影响力,而且自己又[同时也]是这些社会现象的结果”(引自Kecmanovic 1996, 211)。  民族是某一类型的团体(group),这一点大致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是什么类型的团体呢?在以下的讨论中,我们将依序探讨定义民族的几种不同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