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力子

  邵力子(1882~1967)初名景奎,字仲辉,后改名闻泰,又名凤寿,笔名力子等。浙江会稽(今绍兴)人。幼读私塾。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乡试中举人。后入上海南洋公学、震旦公学、复旦公学求学。复旦公学毕业后在校任教。光绪三十二年(1906)春,与同学、同事于右任赴日本考察新闻、募集办报经费。在日本得识孙中山,并加入中国同盟会。回国后,同于右任等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在上海创办《神州日报》。此后,于右任等于清宣统元年三月二十六日(1909年5月15日)创办《民呼日报》、八月二十日(10月3日)创办《民吁日报》,邵都参与其事。《民吁日报》出刊48期被上海道员会同租界查封后,邵经于右任推荐,曾赴西安在陕西高等学堂任教。宣统二年(1910)因支持学潮在西安遭侦缉又回上海,同于右任等一起创办《民立报》。邵曾愤慨地说:我们“呼”之不成则“吁”,“吁”之不准则“立”。《民立报》在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停刊,邵等又于1916年1月办起了《民国日报》,特别是五四运动后他在《民国日报》开办的《觉悟》副刊,成为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四大副刊之一。1920年5月,参加陈望道、陈独秀等在上海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同年8月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1921年参与筹备中共一大,7月大会召开时,他“为了守《民国日报》这个阵地”,“没有参加会议”(《一大前后》第二卷第62页)。1922年10月,上海东南高等师专改组成上海大学,邵任副校长、代理校长,并与柳亚子发起组织新南社。1925年6月上海大学被封闭,邵应蒋介石之邀到广州,先后担任黄埔军校秘书长及该校政治部副主任、主任。这时,他“公开共产党员的身份,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一大前后》第二卷第64页)。1926年1月出席国民党“二大”,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邵被任命为总司令部秘书长。8月,以国民党代表身份列席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启程时途经上海,陈独秀瞿秋白等中共中央领导人集会欢迎,要邵“以纯粹的国民党员代表国民党去苏联开会” ,欢送他退出共产党。邵接受这个决定,“退出了中国共产党”(《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第184页)。1927年5月回国,历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九一八”事变后任中国公学及复旦实验学校校长。在1929年3月和1931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三大、四大上,继续当选中央监察委员。1931年12月被国民政府任命为甘肃省政府主席,1933年5月改任陕西省政府主席。      邵主陕后,分析了陕西的政局和民情,想为陕西人民办几件实事。他与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实行军政分治,首先抓紧赈灾救济,克服因连续三年大旱造成的困难。在取得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的援助后,成立了以他为主任委员的陕西省农业合作委员会;接着又创办了陕西省合作事务局,推动西安和周围各县建立信用合作社,使入社民众在较短时间内受到了较多的益处。      兴修水利,是邵主陕后办的又一件实事。他与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对关中的渭、泾、沣河进行实地考察,请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主持其事,后来建成的渭惠、泾惠、沣惠诸渠,至今仍发挥着作用。1935年,他在于右任支持下又倡办了西北农林专科学校,1936年筹备工作结束,向教育部推荐植物学家辛树帜为校长,为西北地区培养了许多农业科技人才。他十分重视加强农村小学和城市中小学教育,选送学生数十人去南京金陵大学农林专科班攻读,并由省政府资助派员去国外考察和学习。      邵主陕四年,陕西政局发生了较大而又极其微妙的变化。陕西境内既有地方实力派杨虎城,又有西北红军和1935年10月长征到陕北的红一方面军,还有奉蒋介石之命来陕“剿共”的张学良的东北军。邵身居其间,左右调停,可谓费尽心机。他与杨虎城是多年的挚友。他来陕西,接的是杨虎城担任的省主席职,然杨非但不介意,还亲往临潼华清池为他接风洗尘。杨是陕西人,对陕西的情况熟悉,邵在任用省府和地方官员上,很注意听取杨的意见。两人坦诚相处,力求造福民众。张学良率部入陕后,蒋介石曾多次密令邵注意共产党的活动,支持张学良“剿共”。邵采取敷衍应付的办法,能“拖”的尽量拖,不能拖的就敷衍了事。当张、杨与蒋的矛盾激化,他尽力从中斡旋。他曾当面向蒋进言:对东北军、西北军不能多用压力,他们都有怨气,多压可能生变。蒋听后斥责他书生气十足,说:不用压力,他们就可能与共产党合流。不久,便发生了西安事变。邵十分感慨地对人说:西安事变就是压出来的,如果委员长当时能接受我的意见,又何至发生这么大的事变呢?      西安事变爆发时,邵和蒋介石在西安的其他军政大员同时被拘禁。其实,张、杨拘禁邵乃不得已之举。当时,CC特务遍布西安,对邵实行拘禁,既是为了邵的安全,使特务难以抓到辫子,又使蒋介石解除怀疑。事变第二天,蒋召邵去谈话,问他事前是否知道张、杨的打算。他如实相告:事变前一点也不知道。并趁机劝蒋:事已至此,委员长应以国家人民为重,他们(指张、杨)的要求,似乎可以考虑。蒋不理,反问道:难道你对他们平日的不稳言行,一点都不知道?邵默然不语。邵被释放后,与中共代表一起尽力促成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此,他既多方做张、杨的工作,也做蒋介石及其要员的工作。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扣留了送他回南京的张学良,旋解往浙江奉化溪口镇软禁。蒋让邵一同前往溪口,名为休养,教导张学良“读书明理”,实际上是让邵对西安事变补过。1937年2月,邵被免去陕西省政府主席职,改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军委会战地党政委员会秘书长,1940年4月出任驻苏大使,1942年10月返国述职,旋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      1949年4月1日,邵作为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成员到北平,与中共代表团谈判和平。4月20日,南京政府拒绝接受国共两方代表团经过艰苦努力达成的《国内和平协定》,和谈破裂。当晚,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请南京政府代表留住北平。邵和张治中等商议,决定留下。5月31日,他联络留在沪、宁等地的55名国民政府立法委员,通电拥护中国共产党,声明同国民党脱离关系。9月,邵作为特别邀请人士,在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为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邵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委,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民革第二、三、四届中央常委。1956年任和平解放台湾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67年12月25日在北京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