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

康有为戊戌变法中“围园杀后”密谋的毕永年日记之一页
康有为戊戌变法中“围园杀后”密谋的毕永年日记之一页
  “戊戌变法”又叫“百日维新”,是1898年发生在我国的一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1897年底1898年初,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康有为再次到北京上书,推动维新变法。光绪帝接受了维新派的改革方案,于1898年6月11日(光绪戊戌年四月二十三日)诏定国是,正式推行新政。3个多月共发布几十道政令,内容涉及经 济、文教、政治、军事诸方面。包括废除科举,兴办学校,奖励工商,整顿吏治,设立矿务铁路总局、农工商总局,筹办京师大学堂等。新政推行仅103天,由于袁世凯的出卖,9月21日(八月初六)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幽禁光绪帝,废除全部新政法令。9月28日在菜市口杀害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

简介

戊戌六君子
戊戌六君子
  “戊戌变法”又叫“百日维新”,是1898年发生在中国的一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
  1898年1月,康有为上书皇帝,提出三条变法纲领:立即宣布实行变法;广开才路,各级官吏都有权向皇帝上奏折;全盘改革政权机关。上书以后,康有为等维新派到处组织学会,创办报纸,宣传变法主张,改良主义运动有了很大发展,赞成变法的人越来越多。当时的中国,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险更加迫近。2月,康有为从广州赶到北京,第五次上书光绪皇帝,恳切地说明如果再不变法,不但国亡民危,就是皇帝想做普通百姓都要做不成了。
  当时,在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分成了两派: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与以光绪皇帝为首的“帝党”。慈禧太后等人手中掌握着实权,坚决反对一切政治上的革新。光绪皇帝为了增强自己的势力,对抗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后党”,维护自己的利益,保住自己的宝座,希望经过变法引进新人,夺取实权,改善自己的处境,支持变法活动。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正式下令宣布变法,接受改良派的政治纲领。在维新派的影响和直接参与下,从6月11日到9月21日,光绪皇帝一连下了几十道实行新政的命令,对封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进行改革。其主要内容有:在中央设立铁路矿务总局、农工商总局;各省设商局,推动工商业的发展;精简旧衙门和官员;废除八股文,改革考试制度;准许自由创办报刊、成立学会;奖励科学发明等等。
  这些命令像雪片似的颁布下去,在全国引起很大震动,支持的人固然不少,可是反对的人更占优势。除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集团之外,各省的地方官吏绝大部分也是守旧的官僚,他们把慈禧太后当作靠山,根本不理睬这些改革命令。各种顽固守旧的势力结成了一个反维新的联合阵线。而维新派除了拥有一个毫无实权的皇帝外,丝毫没有与顽固派较量的实际力量。他们既不敢依靠人民群众,自己手中又没有军队,因此,维新运动虽然表面上轰轰烈烈,但随时有被顽固派扼杀的可能。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把光绪皇帝囚禁在中南海的瀛台,又废除了一切新政法令。一大批维新人士惨遭杀害,维新派重要人物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国外。这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改革只进行了103天就在旧势力的反攻下失败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百日维新”。

起因

戊戌六君子
戊戌六君子
  政治上:甲午战争的失败和民族的危亡激发民族意识。
  经济上:19世纪末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壮大。
  思想上:维新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关于《万国公报》和强学会的建立
  公车上书失败之后,康有为、梁启超创办《万国公报》,通过介绍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情况,继续宣传维新变法。不久,他们联合朝中大臣在北京组织强学会,定期集会演讲。随后,他们又把《万国公报》改名为《中外纪闻》,作为强学会的机关报发行。维新派的政治团体形成了。
  新政内容主要涵盖教育、军事等多方面的政策和体制。其最终目标,是推行君主立宪制。康有为向光绪皇帝赠送康有为自己的著作《日本变政考》和《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还有李提摩太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和其他有关各国改革的书。这令光绪倾向以明治维新为改革的蓝本的。
  这是维新派最重视的地方,细节包括:
  举办京师大学堂
  所有书院、祠庙、义学、社学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
  各省会设高等学堂,郡城设中等学堂,州县设小学
  鼓励私人开办学堂
  设立翻译、医学、农务、商学、路、矿、茶务、蚕桑速成学堂
  派皇族宗室出国游历,挑选学生到日本游学
  废八股、乡会试及生童岁、科考试,改考历史、政治、时务及四书五经,以及定期举行经济特科
  设译书局
  颁发著书及发明给奖章程,保荐格致人才

过程

·维新酝酿

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
  1895年4月,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发动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
  为了把维新变法推向高潮。1895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出版《中外纪闻》,鼓吹变法;组织强学会。1896年8 月,《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成为维新派宣传变法的舆论中心。1897年冬,严复在天津主编《国闻报》,成为与《时务报》齐名的在北方宣传维新变法的重要阵地。1898年2月,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在湖南成立了南学会,创办了《湘报》。在康、梁等维新志士的宣传、组织和影响下,全国议论时政的风气逐渐形成。到 1897年底,各地已建立以变法自强为宗旨的学会33个,新式学堂17所,出版报刊19种。到1898年,学会、学堂和报馆达300多个。1897年11 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全国人心激愤。12月,康有为第五次上书,陈述列强瓜分中国,形势迫在眉睫。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折》,4 月,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为变法维新作了直接准备。

·开端

光绪帝召见康有为
光绪帝召见康有为
  在维新人士和帝党官员的积极推动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发布《明定国是诏》,变法从此正式开始,直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共103天,史称百日维新。6月16日,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商讨变法具体步骤和措施。光绪帝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在百日维新期间颁布了几十道新政诏令。其中经济方面主要有:设立农工商总局,开垦荒地;提倡私人办实业,奖励发明创造;设立铁路、矿务总局;鼓励商办铁路、矿业;裁撤驿站,设立邮政局;改革财政,创办国家银行,编制国家预决算。军事方面主要有:严查保甲,实行团练;裁减绿营,淘汰冗兵,采用新法编练陆海军。文教方面主要有: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改试策论;改书院和淫祠为学堂;鼓励地方和私人办学,创设京师大学堂,各级学堂一律兼习中学和西学;准许民间创立报馆、学会;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派人出国留学、游历。政治方面主要有:广开言路,准许各级官员及民众上书言事,严禁官吏阻格;删改则例,撤消重叠闲散机构,裁汰冗员;取消旗人的寄生特权,准其自谋生计。这些抵制和反对措施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传播,受到维新派和地主阶级开明人士的热烈欢迎。

·戊戌政变

戊戌政变
戊戌政变
  “百日维新”开始后,清政府中的守旧派不能容忍维新运动的发展。有人上书慈禧太后,要求杀了康有为、梁启超;奕劻李莲英跪请太后“垂帘听政”;御史杨崇伊多次到天津与荣禄密谋;甚至宫廷内外传言将废除光绪,另立皇帝。9月中,光绪皇帝几次密诏维新派商议对策,但维新派既无实权,又束手无策,只得向光绪皇帝建议重用袁世凯,以对付荣禄。16、17日,光绪皇帝两次召见袁世凯,授予侍郎;18日夜,谭嗣同密访袁世凯,劝袁杀荣禄,举兵救驾。事后,被袁世凯出卖。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皇帝寝宫,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然后发布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戊戌政变”成功。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下令捕杀在逃的康有为、梁启超;逮捕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徐致靖张荫桓等人。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将谭嗣同等六人杀害;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被遣戍新疆。所有新政措施,除7月开办的京师大学堂外,全部都被废止。从6月11日至9月21日,进行了103天的变法维新,以戊戌政变宣告失败。

变法内容

戊戌变法开始
戊戌变法开始
  新政内容主要涵盖教育、军事等多方面的政策和体制。其最终目标,是推行君主立宪制。康有为向光绪皇帝赠送康有为自己的著作《日本变政考》和《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还有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的译本和其他有关各国改革的书。这令光绪倾向以明治维新为改革的蓝本的。

·教育改革

  举办京师大学堂 所有书院、祠庙、义学、社学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各省会设高等学堂,郡城设中等学堂,州县设小学鼓励私人开办学堂 设立翻译、医学、农务、商学、路、矿、茶务、蚕桑速成学堂;派皇族宗室出国游历,挑选学生到日本游学 废八股、乡会试及生童岁、科考试,改考历史、政治、时务及四书五经,以及定期举行经济特科 设译书局 颁发著书及发明给奖章程,保荐格致人才。

·经济建设

  康有为强调中国必须以工商立国,才能富国养民;另因为官办企业多弊病,故也着重鼓励民办企业。
  设铁路矿务总局、农工商总局,并在各省设分局
  广泛开设农会,刊印农报,购买农具,订立奖励学艺、农业程序,编译外国农学书籍,采用中西各法切实开垦
  颁发制器及振兴工艺给奖章程
康有为
康有为
  在各地设立工厂
  在各省设商务局、商会,保护商务,推广口岸商埠
  开放八旗经商的禁令,名其学习士农工商自谋生计
  倡办实业,促进生产。
  鼓励私人开办工矿企业

·军事方面

  改用西洋军事训练
  遣散老弱残兵,削减军饷须支,实行团练,裁减绿营,举办民兵
  颁发兴造枪炮特赏章程
  筹设武备大学堂
  武科停试弓箭骑剑,改试枪炮

·政治方面

  裁减冗员
梁启超
梁启超
  设置京卿学士,以集思广益
  准许地方官与士民上书
  改上海《时务报》为官报,创设京师报馆
  开放新闻自由
  按月分类列名每年收支
  康有为还有好些未发表的新政,如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制订宪法,开国会,军民合治,满汉平等,皇帝亲自统帅陆海军,改年号为“维新”,断发易服,迁都上海等。据康有为表示,自军民合治以下的新政都得到了光绪的同意。 1897年末,山东发生曹州教案,两名德意志帝国传教士被杀。德国乘机侵占胶州湾(今青岛),俄国同时进占旅顺大连,法国进占广州湾(今广东湛江),英国进占山东威海,并要求拓展九龙新界。列强意图瓜分刚败于日本的清朝,在朝中再次敲响了警钟。
  光绪帝虽然在1887年十七岁时已在名义上亲政,但实权仍然掌握在慈禧太后的手里。面对列强瓜分的危险,1898年(戊戌年),慈禧太后同意光绪帝进行朝政的改革。6月11日,光绪帝帝颁布《定国是诏》,表明变更体制的决心,这亦是百日维新的开始。之后光绪帝帝召见康有为, 调任他为京章行走,作为变法的智囊。 其后又用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等人,协助维新。
  新政内容主要有:裁汰冗员、废八股、开学堂、练新军、满汉平等,等等;涵盖教育、军事等多方面的政策和体制。其最终目标,是推行君主立宪制。康有为向光绪帝帝赠送康有为自己的著作日本变政考和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还有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的译本和其他有关各国改革的书。正在变法的时候想要推荐使把型号特别地当作明治维新的改革前进了。
  戊戌政变新政一开始便遭到原来各大臣的抵制。特别是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荣禄,更是保守派的头目。9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统率北洋新军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面谈后升任他为侍郎候补。另一方面,直隶总督荣禄以英俄开战,催袁急回天津。据袁世凯的日记,之后谭嗣同於9月18日夜访袁世凯住处,透露皇上希望袁世凯可以起兵勤王,诛杀荣禄及包围慈禧太后住的颐和园。两日后(9月20日),袁世凯回到天津,将谭嗣同的计划向荣禄报告。 9月19日,慈禧太后回宫,9月21日即临朝,宣布戒严,火车停驶;并即幽禁光绪帝,废除新政,搜捕维新党人。是为戊戌政变,结束了只有一百零三天的维新。维新党人中,康有为早离开北京,梁启超逃入日本使馆。谭嗣同拒绝出走,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其他数十人被捕,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六人于9月28日斩于菜市口。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则发放新疆;唯一在地方彻底实施变法的地方巡抚湖南巡抚陈宝箴被革职,且永不叙用。所有新政,除京师大学堂(即现北京大学)和各地新式学堂被保留外,其余主要新政措施均被废止。

失败原因

·根本原因

  在西方列强加紧蚕食、民族危机空前深重的情况下,国家利益和王朝利益的冲突自然而然的引到了满汉冲突这个核心问题上。那些满族官僚虽然昏聩无知,但对权力的变化却极为敏感。在他们看来,维新变法的实质不过是要把权力从他们手中夺走罢了。正如黄鸿寿在《清史纪事本末》中描述的,“时百日间,变法神速,几有一日千里之势。其尤为雷厉风行者:一令都中筑马路,二令办理国防,三命八旗人丁,如愿出京谋生计者,任其自由。于是满族诸人大哗,谣谤四起。”整个满族统治集团很快意识到,无论变法给中国带来多大的好处,但都要让满族亲贵这个主要既得利益团体付出沉重的代价,不但可能丧失自己的特权,更有可能丧失三百年来一直把持的政权。改革固然是可以有利于国家的,但那些守旧派和既得利益者的代价也是沉重的。变法利中国,不利满洲;中国兴则满洲亡。所以他们是“宁与友邦,不与家奴”.
  戊戌变法的根本原因,是由于这场变法的领导者资产阶级维新派(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导致该阶级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具体表现为)①势力过于弱小,而顽固势力十分强大;②缺乏坚强的组织领导,依靠的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③维新派没有势力,又不能发动广大的人民群众;④对帝国主义列强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变法失败的教训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

·原因二

  变法运动,从戊戌年四月二十三日(即1898年6月11日,以下均用旧历)光绪下《明定国是》诏谕开始。接着新政上谕,如雪片飞下,频频颁发,而守旧派推宕拖延,全力阻挠。新政无法实行,诏谕全成空文,两党形同水火,势不两立。七月三十日,光绪帝颁密诏给杨锐,嘱维新派妥筹良策,推进变法。密诏中说:“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它?”光绪帝意识到将有变故,自己处在危险地位,流露出焦急心情,要维新派筹商对策。八月初二日又由林旭带出第二次密诏,令康有为“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康有为、梁启超、林旭、谭嗣同等维新派的核心人物跪诵密诏,痛哭失声,誓死搭救皇帝,不得已铤而走险,决定实行兵变,包围颐和园,迫使慈禧太后交权。八月初三日谭嗣同夜访法华寺,会见袁世凯,说袁举兵杀荣禄,围颐和园,对慈禧太后则或囚或杀。此后事情的发展有不同说法,传统说法是:袁世凯是个两面派,一面假意和维新派周旋,骗得光绪帝封他为侍郎,另一面看到慈禧的势力根深蒂固,决定投靠旧党。他用假话哄走了谭嗣同。八月初五日向皇帝请训,当天乘火车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出卖光绪帝和维新派。当夜,荣禄赶回北京告变。八月初六日晨,慈禧临朝训政,囚禁光绪,捕拿维新派,杀六君子,百日维新遂告失败。

·原因三

  此外,根据雷家圣《力挽狂澜:戊戌政变新探》一书指出:戊戌变法期间,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至中国访问。当时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向变法派领袖康有为建议,要求清朝方面聘请伊藤为顾问,甚至付以事权。于是变法派官员在伊藤抵华后,纷纷上书请求重用伊藤,引起保守派官员的警惕。保守派官员杨崇伊甚至密奏慈禧太后:“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将专政柄。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这种激烈的言论,促使慈禧太后在9月19日(八月初四)由颐和园回到紫禁城,意欲了解光绪皇帝对伊藤有何看法。
  不过,伊藤与李提摩太又向康有为提议“中美英日合邦”。于是,在康有为的授意下,变法派官员杨深秀于9月20日(八月初五)上书光绪皇帝:“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另一变法派官员宋伯鲁也于9月21日(八月初六)上书言道:“渠(李提摩太)之来也,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今拟请皇上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往见该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与之商酌办法。” 俨然欲将中国军事、财税、外交的国家大权,交于外人之手。慈禧太后于9月19日(八月初四)返回紫禁城后,于9月20至21日获知此事,惊觉事态严重,才当机立断发动政变,重新训政,结束了戊戌变法。此一新发现,打破了以往对戊戌政变的解释,使得戊戌时期正反两方人物的历史评价,都有重新加以商榷讨论之必要。

影响

  由于变法的失败,中国失去了一批倾向在原有体制内下实行改革的精英和支持者;代之而起的是主张激烈变革,推翻原有制度和政府的革命者,最后造成了清朝的覆亡,中国两千年的帝制亦画上句号。除此以外,朝庭中本来较为开明有为的大臣在政变后有些被贬,其他亦多被排挤到中央以外;间接亦造成了之后发生的义和团运动。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它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扩大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符合近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趋势,因此也是一次进步的政治改良运动。它传播了资产阶级新文化、新思想,批判封建主义旧文化、旧思想,又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
  戊戌变法与近代中国
  在戊戌变法时期,总的来说,有两个阵营,一个就是守旧派,他们的头头就是慈禧太后。另外一个就是维新派。在变法过程里边,维新派差不多都要受到阻力。那么慈禧太后对于变法是什么态度呢?
  慈禧太后对于变法的态度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容忍、控制、观察、动手。在守旧派力量强大、维新派力量弱小的情况底下,如果不讲究策略和方法的话,失败是必然的。而康有为恰恰在这些方面犯了错误。
  康有为指导变法的理论有两部书,一部叫《新学伪经考》,一部叫《孔子改制考》。康有为在这两部书中,宣传中国历代传统的儒学全是假的,可是他却拿不出科学根据。这种理论不但守旧派反对,维新派里有些开明分子也表示不赞同。
  而梁启超在担任时务学堂的总教席时,他所宣传的也不在是民主思想,而是反满思想。这样让一些原来支持维新派的人进而反对维新派。
  在维新变法失败后,1900年就出现了八国联军的入侵,慈禧太后就带着光绪皇帝匆匆忙忙地逃到了西安。这件事给了慈禧太后惨痛的教训,于是清政府不得不下令改革。他们的改革是两个字叫“新政”。而这个新政的实施,让所有对清政府存有幻想的人都失望了。

意义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①戊戌变法,是一次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是资产阶级变革社会制度的初步尝试。维新派试图在政治上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在经济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符合历史发展趋势。②它是一次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在民族危机加剧的时刻维新派以变法图强、救亡图存为目标,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动,希望通过改革,使中国走向独立、民主和富强,从而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激发人民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③戊戌变法也是近代中国一次思想潮流的解放。资产阶级接维新派提倡新学,主张兴民权,对封建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为近代思想起了思想启蒙运功的蓬勃兴起开辟了道路,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维新运动留下的许多遗产,诸如解放思想、变革观念、建立社团、兴办学堂、创办报刊、提倡女学、改易风俗等。更成为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宝贵财富。戊戌变法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维新派提倡新学,批判旧学,着重宣传“兴民权”,大大地提高了全社会的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从此,民主主义成为汹涌的社会思潮,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面貌。正规他说,中国资产阶级新文化也是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和稍后几年初步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的新学术,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文学理论等已经萌生,“诗界革命”、“文体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等相继而起,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开始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的主流。

相关评价

  余英时:戊戌政变今读
  前 言
  《二十一世纪》决定在今年刊出戊戌百年的专号,邀我参与盛举,义不容辞;但因迫于时限写不出研究性的史学论文,只能从一个普通读史者的角度对戊戌维新这件大事进行一些零星的反思。戊戌维新是中国近代史上体制改革的第一次尝试,不幸以悲剧收场。今天中国似乎又重新回到了体制改革的始点,面对的困难则远比一百年前复杂而深刻。这真是历史的恶作剧。
  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有一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我们今天重温百年前戊戌的往史,无论怎样力求客观,终不能完全不受当前经验的暗示。事实上,读史者以亲身经历与历史上相近的事变互相印证,往往可以对史事引发更深一层的认识,这已是史学上公认的常识。下面所论间有以今释昔之处,即取义于此,既非附会,更无所谓影射。读者幸勿误会。又本文的重点在重新理解戊戌维新最后失败的一幕,并非对变法运动作全面的评论,所以题目中特标“政变”两字。这也是应该事先说明的。
  一
  戊戌维新百年来不断激动着读史者的遐想。辛亥革命以后,不满意中国乱象的人常常发出一种慨叹:如果戊戌维新像日本明治维新一样地成功了,中国也许早就顺利进入了现代化的建设历程。这种感慨是很自然的,但也隐含着一个历史判断,即认为戊戌维新未尝没有成功的可能性。
  最近二十年来,由于“革命”的观念在全世界范围内普遍退潮,渐进的“改革”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以我所知的史学界的情况言,1989年西方史学家纪念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其基调与百年纪念时(1889)的热情赞扬已截然不同。法国革命所追求的理想如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虽然仍值得肯定,但革命暴力则受到严重的质疑。沙码(Simon Schama)著《公民:法国革命编年史》(Citizens:A Chronicl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一书,更强调革命以前的法国贵族及官僚中的改革家对于法国的现代化有重要的贡献。“改革”与“革命”不是互不兼容,而是延续不断的一系列的体制变动。革命中的暴力恐怖只有毁灭秩序的负面作用,决不应再受到我们的继续歌颂。不用说,史学家之所以改变了他们的看法主要也是因为受到了 1917年俄国革命以来历史经验的启示。
  中国自然也参与了这一新的思潮,于是80年代以后“改革”的正面涵义又重新被发现了。在学术思想界,戊戌维新的评价因此也发生了变化。李泽厚和刘再复的对话录——《告别革命》——在这一方面是有典型意义的,无论各方面评论家对它作出怎样的解释。他们显然惋惜戊戌维新没有成功,终于使中国走上了暴力革命的道路。
  我不想在这里涉及“革命”与“改革”之间的争议,本文的主旨仅在于对戊戌维新为什么失败这一点有所说明。但这并不是一篇有系统的论文,而是就若干关键性的问题提出片断的观察,因此各节之间也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
  二
  照一般历史分期,戊戌变法似乎自成一独立的阶段,其前是同治以来的自强运动(或称之为洋务运动),其后则是辛亥革命。我现在对这一分期发生了疑问。如果把变法局限于戊戌这一年之内,则所谓变法一共不过延续了三个多月(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而且除了无权的皇帝颁布了一些主张变法的诏书以外,毫无实际成就可言。这不可能构成历史上一个发展的阶段。但若以甲午战败后康有为创办强学会(1895)等一系列的活动来概括戊戌变法,则戊戌变法事实上只是同、光“新政”的一种延续和发展,不过因时局的紧迫而突然尖锐化了。正因如此,康有为变法的号召才能立刻获得朝廷和地方大吏的热烈反响。不但北京的光绪帝与翁同飨、徐致靖等在中日和议后(1895)立即筹划大规模的变法,外省如张之洞、刘坤一、陈宝箴等人都热心赞助康有为组织强学会和办报的活动。其中陈宝箴且在1895年任湖南巡抚后进行了全面的地方改革计划并聘梁启超为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当时辅助陈宝箴的地方官如黄遵宪、江标等人也都“以变法开新治为己任”。因此湖南的变法成为全中国的模范,戊戌维新在理论上是由康有为领导的,但其实践的基础则是由湖南变法所 提供的。
  陈寅恪曾指出,清末变法有两个不同的来源,不容混而为一。他的祖父陈宝箴因受郭嵩焘“颂美西法”的影响,基本上是“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这和康有为“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法”,完全是两条不同的途径。“历验世务”云云,即指同光以来的种种“自强”措施,如立学堂讲西学、办实业、设工商局等等。这些技术层面的变法最后都不可避免地逼出了体制方面的改革要求。换句说话,同光以来地方性的、局部的和技术性的长期改革在甲午战败遇到了一个最大的危机,即如果没有涉及基本体制的全面改革,则自强运动已陷于停滞不进的困境。康有为适在此时提出“统筹全局”的变法,自然受到自强派领袖人物的普遍支持。甚至李鸿章在政变后也表示:康有为关于全面变法的主张正是他自己数十年来想做而未能做到的。所以陈寅恪指出戊戌变法中有“历验世务”的一源是极其重要的,使我们认识到戊戌变法并不是完全出于康有为一派的提倡,而同时也是自强运动本身的必然发展。这样看来,我们与其把戊戌变法看作一单独的历史阶段,不如把它看作是自强运动的最后归宿。这样的解释比较更合乎当时的实况。但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的历史作用并不因此而有所减低,他们“画龙点睛”的功绩仍然是不可否认的。
  现在让我借用现代的经验来进一步阐明戊戌变法的历史曲折。
  第一、戊戌变法毫无疑问是针对中国传统体制提出了全面改革的要求。其中如开国会、定宪法的主张已完全突破了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上面已指出,这一全面体制改革的要求并非突如其来,而是从以前自强运动中的局部变法一步步逼出来的。这一点严复早在1896年2月与梁启超讨论变法问题时便已点破,即所谓 “一思变甲,即须变乙,至欲变乙,又须变丙”。可见基本体制的改革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一经发动,便如危崖转石,非达于平地不止。最近二十年中国又在经历着另一场牵动着全部体制的基本改革,其最后归趋如何,今天还未到明朗化的阶段。可以说的是:这次改革的要求也起于严重的危机,不过与戊戌时代不同,危机的根源不在外来的侵略,而出于内在体制的恶化。不但如此,这次改革也是从地方的局部“变法”开始的。最初是农村经济的改革,继之则有城市经济改革的发动;在经济改革初见成效之后,改革的浪潮已冲击到政治和法律的领域。这样一波接着一波,终于激成了80年代末期的全国大动荡。这一历程和晚清自强运动到戊戌变法的发展,先后如出一辙。
  第二,80年代中期,政潮激化中也出现了两股来源不同的改革力量:一股是党政内部执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各级干部。他们的处境和思路大致很像清末 “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的自强派。从实际经验中,他们似乎已深切认识到,无论是新科技的引进或局部的制度调整最后都不免要触动现有体制的基础。不过在意识形态上,他们仍然是所谓“体制内”的改革者,尽管他们所要求的改革幅度也许会导致现有体制的解构。
  另一股力量则来自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他们是理想主义者,接受了许多刚刚引进的西方观念和价值,因此像康有为一样,以激昂的姿态提出“全变”、“速变”的要求。但是他们的基调也仍然是“变法”而不是“革命”。因此他们采取的方式是“和平请愿”、甚至“下跪上书”,这就和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之间更难划清界线了。
  这两派也和戊戌变法的自强派和立宪派一样,在危机最深刻的关头,曾一度有合流的倾向。但二者之间也始终存在着紧张。其共同的悲剧结局尤其与戊戌政变相似,或死、或囚、或走,总之是风流云散,而所谓体制改革也从此陷入僵局。
  具体的历史事件决不可能重复上演。但是在某些客观条件大体相近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能否认历史的演变确有异代同型的可能。过去史学界一度曾流行过 “朝代循环”说。其实,中国史上并没有严格意义的“朝代循环”,不过在传统格局不变的情况下,异代同型则往往有之。现代“体制改革”的历程及其结局之所以能照明百年前的戊戌往史,正是因为这两次改革运动之间的具体事象虽不能相提并论,但以整体结构而言则相同之处终是无法掩饰的。关于这一点,80年代末改革运动的参与者便已隐约地有所察觉。下面再略举一二端以发其覆。
  三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很多。依我个人的看法,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则是国家利益和王朝利益之间的冲突。1898年旧历三月康有为在北京召开保国会,声势极为浩大,引起守旧派的强烈反对。据梁启超说,当时最有力的反对口号便是御史文悌所上长折中“保国会之宗旨在保中国不保大清 ”这句话。可见在守旧派眼中,变法即使有利于中国也将不利于清王朝的统治。这是戊戌变法失败的总关键。
  但清王朝是满洲人建立的,因此国家与王朝之间的利害冲突最后终于集中在满汉之间的冲突上面。戊戌变法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便是满族统治集团忽然警觉到:无论变法会给中国带来多大的好处,都不能为此而付出满族丧失政权的巨大代价。梁启超有一段生动的记述:
  当皇上云改革也,满洲大臣及内务府诸人多跪请于西后,乞其禁止皇上。西后笑而不言。有涕泣固请者,西后笑且骂曰:汝管此闲事何为乎?岂我之见事犹不及汝耶?……盖彼之计划早已定,故不动声色也。
  从此处着眼,我们便不难看出,围绕着戊戌变法的激烈政争决不可单纯地理解为改革与守旧之争。最重要是当时满族统治集团本能地感觉到,决不能为了变法让政权流散于被统治的汉人之手。开国会、立宪法则必然导致满人不再能控制政权,他们享受了两百多年的特权和既得利益便将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当时并不排满的汉族知识分子对这一点也看得很清楚。限于篇幅,姑举1901年孙宝薇读魏源《进呈元史新编序》的按语为例。魏《序》说元朝之盛超过汉、唐,既无昏暴之君,又无宦官之祸,仅仅因为最后一朝“内北国而疏中国,内北人而外汉人、南人”便“渔烂河溃而不可救”。孙宝薇的案语说:
  本朝鉴元人之弊,满汉并重,不稍偏视;故洪杨之乱,犹恃汉人为之荡平。迨戊戌以后,渐渐向用满人,摈抑汉人,乃不旋踵祸起辇谷,宗社几至为墟,噫!
  孙氏偏袒清王朝,故“满汉并重,不稍偏视”的说法完全与事实不符。然而他也不能不承认,戊戌以后清廷已公开采取了“向用满人,摈抑汉人”的政策,终于招来了八国联军的大祸。
  这里必须从现代观点重新理解一下清王朝的统治结构。用传统的语言说,清王朝是所谓“异族统治”,日本史学界则称之为“征服王朝”。这种描写大体上是合乎事实的,但今天的读者则未必能一见即知其特征所在,尤其是与汉族王朝在结构上的区别。以中国大陆的流行语言表达之,我想应该称之为“少数民族的一族专政”。若转换为汤因比(Arnold J.Toynbee)的名词,则可以说是“外在普罗(external proletariats)的专政”。(按:汤氏的“proletariat”用法与马克思不同,取义较广。)这不只是名词之争,而涉及胡汉王朝之间的一个根本区别。这个中国史上的中心大问题,这里自然不能详作讨论,姑且以明、清两朝为例稍稍说明我的意思。明朝的天下属于朱家,但朱家皇帝并没有一个可以信任的统治集团作后援。朱元璋诛尽功臣,登基后只有广封诸子以为屏藩。但仅仅皇帝一个家庭不能构成统治集团,其理甚明。(依传统的说法,这是“家天下”。)后来的皇帝鉴于永乐篡位,对宗藩防范甚严,只好依赖宦官作爪牙,即黄宗羲所谓“宫奴”。因此明代晚期形成“宫奴”与外廷士大夫对抗的局面。与此相对照,清朝的天下不但是满族共同打下来的,而且一直靠满族为皇权的后盾以统治天下,所以整个满族确实构成了清王朝的统治集团。(这应该称之为“族天下”。)不但如此,这个集团又是有严密的组织的,此即是八旗制度。这一制度虽从最初八固山共治演变为皇太极的“南面独坐”,并在雍正以后完全为皇帝所控制,但八旗制为满清一代的权力提供了结构上的根据则始终未变。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军政大权大体都在满人的手中。康、雍、乾诸帝也一再告诫满人必须保持原有的尚武精神,勤习骑射,不能效法汉人文士的诗酒风流。在满洲皇帝眼中,满人汉化对于政权的危害性决不在今天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之下。(这是“族天下”与“党天下”的共同隐忧。)
  前引满洲大臣及内务府诸人跪请慈禧禁止光绪帝变法,是一个极能说明问题的事例。满洲大臣自然是以前八旗首领的后代,内务府则是由皇帝亲自率领的 “上三旗”(正黄、镶黄、正白)人员组成的。内务府大臣派满洲将军驻防各省,有权干预地方政治。清代之所以没有宦官之祸正是因为明代宦官的许多职务都由内务府的人员取代了(最著名的如江宁、杭州、苏州三地的“织造”)。外在普罗的“一族专政”为清王朝提供了一个完全可以信赖的统治集团和统治结构,皇帝自然不必再名不正、言不顺地使用“宫奴”了。
  光绪帝当然知道清王朝的权源在满族,所以也曾下诏书改善“八旗生计”。这是一种安抚的策略,然而已远水救不了近火。总而言之,戊戌变法从根本上动摇了“一族专政”,这是慈禧和满洲亲贵及大臣等所绝对无法容忍的。仅此一点已注定了变法失败的命运。
  四
  戊戌变法之必然失败也可以从权力分配和个人作用等方面得到更进一层的理解。
  但这里只能极其简略地谈一谈当时两个主角——光绪帝和慈禧太后之间的关系。
  政治改革必须从权力中心发动,其途径是由上而下的,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反之,则是所谓“革命”。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所推动的戊戌变法便是一种由上而下的改革,所以他们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光绪帝的身上。这也是他们最初能得到自强派领袖如陈宝箴、刘坤一、甚至张之洞 等人的支持的主要原因。“戊戌六君子”中杨锐与刘光第两人便是陈宝箴推荐的。这种变法的方式在儒家的政治传统中叫做“得君行道”,最典型的例子是宋代的王安石。但“得君行道”的理想事实上在王安石以后已趋于幻灭。明儒自王阳明以下大致已放弃了“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而改变方向,以讲学和其它方式开拓社会空间。他们说教的对象不再是朝廷,而是民间。在明代君主专制的高压时代,“得君行道”不仅已不可能,而且还会招杀身之祸。明末东林党人忍耐不住,挺身而出,其结局便是黄宗羲所谓“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清代“一族专政”,对于汉族士大夫更发展出双重的猜忌,故章炳麟有“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的论断。康有为等在甲午战败、外患严重之际,以为有可乘之机,因此发生了变法运动。但他们似乎对“一族专政”下的权力结构缺乏深刻的认识,终于重演了“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的悲剧。
  当时“一族专政”下的权力结构大体如下:光绪虽是亲政的皇帝(自光绪十五年起,即1891),但却毫无实权,事无大小几乎完全听命于慈禧太后。另一方面,慈禧虽已撤帘归政,在政治上没有任何名义,但王朝的全部权力系统却仍然紧紧地握在她的手中。
  清代政治权力的泉源在满人的一族专政,慈禧则从1861年起便夺到了满族的领导权。咸丰帝死时,她才25岁,但已在丈夫卧病期间学到了处理政务的本领。她以母后的身分,联合了恭亲王奕忻,居然能在咸丰死后两个月翦除了族内最大的政敌肃顺,她的政治手腕已可想而知。紧接着她又在清朝史上开创了于祖制无据的“垂帘听政”,这样一来,她便取得了最高统治者的正式地位。后世读史者因为对慈禧十分厌恶,往往忽略了她的政治能力。
  王垲运曾依肃顺门下,颇得信任,可以说是慈禧的反对派。但他在民国初年写《祺祥故事》时也承认“恭王、孝钦,皆有过人之敏知”。这当然是根据他当年亲见慈禧和奕忻夺权成功的一幕而得到的判断。
  但慈禧之所以能夺权成功,也不能全归之于个人才能。八旗制度的演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自皇太极至雍正,八旗制度已逐步收入皇帝一人之手。上三旗固不必说,下五旗也没有与朝廷对抗的力量。而且旗主对旗下人员的控制力更是一天天地减弱。最重要的是雍正利用儒家的名教纲常驾驭满人,极为成功:所以终有清一代,严守礼法的是满人而不是汉人。慈禧以母后之尊,又垂帘听政,族权与政权都在她的掌握之中。这一点与戊戌政变有重大的关系,不可不知。
  慈禧不仅后来对光绪控制自如,早期对亲生子同治也同样以“家法”处之。王国维《颐和园词》有云:
  嗣皇上寿称臣子,本朝家法严无比。问膳曾无赐坐时,从□罕讲家人礼。
  关于这四句诗,边敷文曾注释如下:
  按:嗣皇指穆宗。皇帝对太后自称臣子。太后御膳,皇帝皇后等侍立于侧,不赐坐。撤膳,则命帝后等立而食之。即在宫内□幸时,亦常如此。此清代家法,古所无也。
  试想在这样的“母后”的严威之下,少年皇帝尚有何自由意志可说?这种从古未有的清代“家法”,其实便是“一族专政”的“族纪”,是与外在普罗的统治体制相配合的。
  慈禧在戊戌旧历八月发动政变,如纯从政治名分言,是毫无凭借的。但她的根据是满清的“家法”,也就是“族纪”。所以她随时可以“垂帘听政”。梁启超说:
  光绪十六年下归政之诏,布告天下。然皇上虽有亲栽大政之名,而无其实。一切用人行政皆仍出西后之手。(按:归政在十五年二月,梁氏误记。)
  撤帘后仍然继续执政,视在位皇帝如无物,这也是根据“家法”,没有人指责这是不合法的。而且这也不是从慈禧开始的。嘉庆元年(1796)朝鲜使臣李秉模答朝鲜国王关于清朝“新皇帝”(嘉庆)之问云:
  (新皇帝)状貌和平洒落,终日宴戏,初不□目。侍坐太上皇(按:乾隆),上皇喜则亦喜,笑则亦笑,于此亦有可知者矣。
  他又报告在圆明园见乾隆的情形说:
  太上皇使阁老和鲜宣旨曰:“朕虽然归政,大事还是我办。你们回国,问国王平安。道路辽远,不必差人来谢恩。”
  这是《朝鲜实录》中的史料,绝对可信。可证慈禧所行的正是满清皇族历代相传的“家法”。朝鲜使臣记乾隆“大事还是我办”这句话最为传神,今天中国的读者中一定有人会忍不住笑起来的。这和宋高宗内禅后,立刻退居德寿宫,政事全付与孝宗处理,适成鲜明的对比。清朝“一族专政”的特色于此显露无遗。
  慈禧自1861年取得恭亲王奕忻的拥戴以后,即以母后的身分独揽满族的最高领导权(当然包括军权在内),并在“一族专政”的基础上,掌握了清王朝的政权。依满洲的“家法”,先后两个少年皇帝(同治与光绪)对她这位母后都是“自称臣子”的。“垂帘听政”只有在翦除肃顺等族内政敌和初期统治的几年之内是有必要的。在她的绝对的权威建立起来以后,恭亲王对她也只有唯命是从,无论是“垂帘”还是“撤帘”,反正她和太上皇乾隆一样,“大事还是我办”。到 1898年她在权力的巅峰上已坐稳了37年,光绪名义上虽是皇帝,对她的权力并不构成任何威胁。但光绪擢用康有为实行变法,撼动了“一族专政”的基础,政局便立刻发生了大动荡。据梁启超的叙述,经过大致如下:
  皇上久欲召见康有为,而为恭亲王所抑,不能行其志。及四月恭亲王薨,翁同飨谋于上,决计变法,开制度局而议其宜,选康有为任之。乃于四月二十三日下诏定国是,二十五日下诏命康有为预备召见,二十八日遂召见颐和园之仁寿殿……康所陈奏甚多。皇上曰:国事全误于守旧诸臣之手,朕岂不知?但朕之权不能去之。
  且盈廷皆是,势难尽去,当奈之何?康曰:诸皇上勿去旧衙门,而惟增置新衙门;勿黜旧大臣,而惟渐擢小臣,多召见才俊志士,不必加其官,而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其专折奏事,足矣。……上然其言。此为康有为始觐皇上之事,实改革之起点。而西后与荣禄已早定密谋,于前一日下诏,定天津阅兵之举,驱逐翁同飨,而命荣禄为北洋大臣,总统三军,二品以上大臣咸具折诣后前谢恩。政变之事,亦伏于是矣。
  此节叙事大体可信,但须略加分析而后其意义始显。第一、恭亲王是满族的外朝执政首领,对“一族专政”的原则持之甚坚,故阻止光绪召见康有为。他既逝世,翁同飨、康有为等认为有机可乘,所以立即发动了变法。第二、光绪承认自己无权,可见他虽然“亲政”已八九年,一切“大事”仍然一直是皇太后“办”。第三、光绪与康有为所讨论的“旧大臣”其实都是满族亲贵,因此康有为的建议中又有“如日本待藩侯故事,设为华族(按:即贵 族),立五等之爵以处之”的构想。第四、康有为主张将变法实权给予新擢“小臣”与“才俊志士”,这当然是指那些追求变法的汉人如谭嗣同、梁启超之流。康有为大概是效王安石故智,以祠禄奉养反对新法的大臣,另外进用赞成新法的新人。但宋神宗是拥有全权的皇帝,当时反新法的人既不是一个有组织的特殊统治集团,更不是宋王朝的唯一权力基础。宋神宗不过是在两派士大夫之间作出了选择而已。现在康有为以此期之于毫无实权的光绪帝,他的希望早已注定是必将落空的。满族亲贵作为一个特殊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者本能地懂得权力的无上重要性,他们是不可能被个别击破的。前引御史文悌曾以“保中国不保大清”责康有为。他是满洲正黄旗人,他的言论决不仅仅代表个人,而应看作是“一族专政”的共同意识。所以在政变以后,他得到慈禧的特别赏识?
  现在让我们再谈一谈光绪帝及其与慈禧的个人关系。他是咸丰的□子,入继大统时不过三岁。慈禧特别选中他,当然是为了便于自己长期“垂帘听政”的缘故。入宫以后,他是在慈禧的积威之下成长起来的。据太监寇连材的笔记说:
  西后待皇上无不疾声厉色。少年时每日诃斥之声不绝。稍不如意,常加鞭挞,或罚令长跪。故积威既久,皇上见西后如对狮虎,战战兢兢,因此胆为之破。至今每闻锣鼓之声,或闻吆喝之声,或闻雷,辄变色云。
  梁启超所引的这一段资料是否可靠,不敢断定。但据另一宫廷唐冠卿述他亲见光绪选后事,可与此相印证。光绪十三年 (1887)慈禧为帝选后,本属意她的□女那拉氏(即隆裕后),所以与选五人将那拉氏排在第一位。慈禧手指诸女对光绪说:“皇帝谁堪中选,汝自裁之,合意者即授以如意可也。”光绪说:“此大事当由皇爸爸(指慈禧)主之,子臣不能自主。”但慈禧故示大方,坚持要光绪自选,也许是要测验他是不是能“先意承志” 吧。等到光绪快要将玉如意授给另一人时,“太后大声曰:皇帝!并以口暗示其首列者(即慈禧□女)。德宗愕然,既乃悟其意,不得已乃将如意授其□女焉”。
  另有孟森《记陶兰泉谈清孝钦时事二则》一文,描写1903年光绪在火车上侍慈禧进膳的情形,抄摘如下:太后在车中,停车进膳,皇上同桌,侍食于下,后妃立侍于后。……太后下箸,皇上亦下箸……太后箸止亦止。自皇上以下,侍太后食,手口若机械之相应,想宫中无日不然,难乎其为日用饮食矣。
  这是当时目击者的证言,绝对可信。
  合以上几条记载,我们可以推断,光绪个人的意志早已为慈禧的积威摧残得所剩无几了。深刻的畏惧已使他处处不敢违背慈禧的意旨。但是现代心理学告诉我们,在这种积威下长大的人,明处不敢反抗,潜意识终不免要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寻找反抗的出口。
  变法便恰好为光绪提供了这样一个出口。我这样说并不是否认光绪变法还有其它光明的动机,例如他不愿做崇祯皇帝那样的“亡国之君”,和他不愿看到中国长期受外国势力的欺压等。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戊戌时27岁)是很容易为理想主义所激动的。我只是要指出,以光绪对慈禧的畏惧,最后居然敢在关系“一族专政”这样重大问题上背叛皇太后一向所坚持的原则,不惜舍身一试,这就使我们不能不特别注意他那长期被压抑的反抗意识了。
  但是他的反抗隐约地存在于潜意识之中,是不能直接、公开露面的。只有在关于变法的公共问题上,他才敢站在和慈禧相反的立场。因为这是“化私为公” 的间接反抗,不是个人之间的正面冲突。一落到个人的层面,在慈禧的积威前面,在满洲皇室的“家法”或“族纪”高压之下,他仍然只能说:“子臣不能自主。” 何况他即使具有与慈禧相同的坚强性格和意志(关于这一点我们没有足够的数据可以判断)也于事无济,因为他在满洲统治集团之内 已完全陷于孤立。当时国家机器仍然操纵在满洲权贵之手,汉人变法派的拥护和一般社会舆论的同情都对国家机器的运转方向发生不了决定性的影响。而慈禧则是掌握着这个巨大机器的总工程师。据光绪在戊戌旧历七月二十八日交杨锐带出的“朱笔密谕”说,他主张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试想光绪连自保的力量都没有,最后尚须乞援于康有 为等,他怎么可能主持变法,推行从上到下的全面政治改革?他只是满洲统治阶级中一个游离出来的份子,是国家机器中脱落下来的一个零件,而康有为等最初竟误 把他当作政治权力的核心。此所以戊戌变法终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幕带有浓厚的喜剧色彩的悲剧。
  结 语
  以上是我关于戊戌变法二、三关键问题的解读。我虽然偶而参照现代的改革经验,但主旨仅在了解戊戌变法为什么终于失败。对于现代的改革,本文则无所论断。这不是一篇有系统的史学论文,其中更不存在任何新奇的创见。充其量,我不过是用今天的语言重述百年前几个片断的史实而已。“外在普罗专政”或“一族专政”虽近于杜撰,所指涉的事实则早已是当时排满的学人所揭破了的。让我引章炳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的一段话来说明我的论点:
  今以满洲五百万人,监制汉族四万万人而有余者,独以腐败之成法,愚弄之、锢塞之耳。使汉人一日开通,则满人固不能晏处于域内。……夫所谓圣明之主者(按:此指光绪帝),亦非远于人情者也。……藉曰其出于至公,非有满汉畛域之见,然而新法独不能行也。何者?满人虽顽钝无计,而其怵惕于汉人,知不可以重器假之,亦人人有是心矣。顽钝愈甚,团体愈结。五百万人同德戮力,如生番之有社寮。是故汉人无民权,而满洲有民权,且有贵族之权者也。虽无太后,而掣肘者什伯于太后,虽无荣禄,而掣肘者什伯于荣禄。……往者戊戌变政,去五寺三巡抚如拉枯,独驻防则不敢撤。彼圣主(按:亦指光绪帝)之力,与满洲全部之力,果孰优孰绌也。由是言之,彼其为私,则不欲变法矣;其为公,则亦不能变法矣。
  章太炎在此已将“一族专政”的情势及戊戌变法必然失败的关键分析得十分透彻。本文不过是对太炎的话作了一番现代诠释而已。
  戊戌政变的消息传到上海后的两三天,王国维写信给友人说:今日出,闻吾邑士人论时事者蔽罪亡人不遗余力,实堪气杀。危亡在旦夕,尚不知病,并仇视医者,欲不死得乎?
  这是说在变法失败之后,浙江知识分子立刻痛骂康有为和梁启超。王国维在当时也是热心支持政治改革的人,虽然他并不赞成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所持以变法的哲学与思想。所以他听到许多人一夜之间态度剧变,视康、梁为罪魁祸首,深感气愤难平。中国所谓人心、所谓舆论,往往随形势而转,其不可恃如此。三百年前,明遗民反抗满清政权失败之后,人心也很快地便归顺新朝了。故黄宗羲慨叹道:“形势、昭然者也;人心、莫测者也。其昭然者不足以制,其莫测者亦从而转矣。”三百年后戊戌变法失败,我们又看到了“莫测者亦从而转”的重演。今天上距戊戌又已一个世纪,中国的人心似乎依然如故。我写此文既竟,忍不住要套用陈寅恪的语调说:“呜呼!通识古今世变之君子,傥亦有所感悟欤!”
  戊戌变法: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改革运动
  2009年01月12日 18:13 来源:北京日报
  戊戌变法发生在1898年,按中国传统干支纪年,这一年是戊戌年。它是以康有为为领袖,得到光绪皇帝充分支持的政治运动;又是以救亡图存为目的的爱国运动和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改革运动,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戊戌变法的历史经验至今仍然值得我们重视。
  ●在维新派推动下,近代中国出现了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起点。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被英国打开之后,在清朝统治阶级中逐渐出现了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他们针对时局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承认西方“夷人”(洋鬼子)也有比我们高明的地方,可以学习、效仿,用以制服 “夷人”。这是近代中国最早向西方学习思想的萌芽,是了不起的进步。但是,学习西方,接着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何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于是,就有人提出: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时候,西方世界已经不再被轻蔑地称为“夷”,而且,其优长之处,也从“技”上升为“学”了。这表明,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的认识又进了一步。不过,这里的“西学”主要指的还是西方的科学和技术。这批人主张办工厂、兴学堂,用新式武器装备陆军、海军,以求富国强兵,但是,他们认为,中国的伦理纲常和传统文化还是根本,是“体”,必须坚决维护。历史上称这批人为“洋务派”,他们的一系列作为被称为“洋务运动”,或“自强运动”。洋务运动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一部分知识分子走出国门,或留学、或出使,他们发现,“洋鬼子”在文化教育及政治制度方面也有许多长处,主张进一步扩大向西方学习的范围。这一部分人被称之为早期改良主义知识分子,其代表人物有王韬、容闳、薛福成等,但是,他们的主张还没有转化为政治行动,还没有形成规模和气候。
  1894年发生中日甲午战争,堂堂的中国败在岛国日本的手上,其结果是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激起了中国人的“普天忠愤”,也引起了中国人的普遍反思。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在深入思考:为什么搞洋务、买兵器、练海军,这么多年了,还经不起日本人一击?他们认为,中国人应该弃旧图新,在保存君主制度的前提下改革政治。这部分人被称为“改良派”或“维新派”。维新派继承早期改良主义者的思想,但是,在若干方面又有发展。一是提出“民权、平等”之说,用以挑战君主专制思想。中国社会长期认为“君权天授”,维新派则认为“君权民授”,可以公举,也可公废。二是批判纲常名教。儒学长期视“三纲五常”为天经地义,而维新派则指责其“惨祸烈毒”。三是提出“以西学为要图”,认为“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在此”。严复批判“中体西用”说,认为体用本就一物而言,不能以牛为体,以马为用。在维新派的推动下,近代中国出现了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
  ●维新运动是如何形成规模和气候的
  维新派在政治领域的代表人物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
  康有为是维新派的领袖人物,早年所学为传统儒学,后来读到了一些由中国人编写的介绍西方的书籍,对西方有所了解。他家居广东南海县,后又到香港游历,思想发生变化,认为西方人治理国家很有法度,不能一概看成“夷狄”。他又进而阅读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出版的《万国公报》以及《环游地球新录》等书,自己编写了《康子内外篇》,开始运用生吞活剥学来的自然科学知识解说人类社会。他说天地生人,根本平等,预言世界将发生三个变化:其一,君不专,臣不卑;其二,男女轻重同;其三,良贱齐。这些思想,成为他后来写《大同书》的草案。他又吸收西汉儒学今文经学派和同时代学者廖平的学说,作为维新变法的理论根据。可以看出,其思想受到西方学说的营养和哺育,但是披上了古老的西汉经学的外衣。第二位重要人物为梁启超,他是康有为的学生,是维新派出色的宣传鼓动家,他办报、办刊,扩大维新变法的影响。第三位是谭嗣同,他是激进的改良主义思想家,认为中国二千年来的政治都是秦始皇的“大盗”之政,号召人们“冲决网罗”。他甚至赞美“法人之改民主”,“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其激进程度要比其他人高出一筹。第四位是严复,他是英国留学生,对西方的了解最全面、最深刻。曾翻译、出版《天演论》,宣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他说:弄不好,有一天我们会被开除出地球。
  维新运动通过开展多种活动逐步形成了规模和气候。其一,上书请愿。公元1888年,适逢中法战争失败之后,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变法。1895年康有为第二次上书光绪皇帝,这一年中国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又逢全国科举考试,康有为联络18 省应试举人(号称1300余人)联名上书,要求拒绝“和约”,迁都,实行变法,这就形成为一定规模的群众运动。康有为前后共写了7次请愿书。其二,创办报刊。康有为在梁启超的帮助下于北京创办《万国公报》(后改为《中外记闻》),又在上海创办《强学报》,后改为《时务报》,风行一时。其三,组织学会。康有为在北京、上海组织了“强学会”。谭嗣同等在长沙组织了“南学会”。“南学会”具有议会的雏形。四是创办学堂。在戊戌变法之前,长沙就办了“时务学堂”,总教习是梁启超,他在课卷的批语中指斥二十四朝的皇帝大多数是“民贼”,并且流露出“排满”思想。
  ●为什么说戊戌变法是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改革运动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采纳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主张,下诏变法。其主要内容有:
  一是文教改革。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将知识分子从“代圣人立言”的老教条中解放出来。除“京师大学堂”外,又下诏将各地书院改建新式学堂。
  二是经济改革。发展商业,在各省成立商务局,促进商品流通,发展科技,奖励发明创造,保护专利,允许民间办工厂等。
  三是军事改革。训练新军,以热兵器代替落后的冷兵器(刀、枪、矛、箭等),造兵轮、建海军。
  四是社会风气改革。将城乡许多祠堂、庙宇改为学堂,破除迷信。
  五是政治改革。这方面因涉及到权力的再分配,阻力最大。光绪皇帝提出的改革集中在以下几项:(1)开放言路。光绪皇帝下诏,允许报纸“指陈利弊”,“中外时事,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又下诏,凡院、部司员欲条陈意见,可以上书,通过本衙门的“堂官”(首长)代传。普通百姓可以到都察院呈递;(2)精减机构,撤销詹事府(主管皇后、太子家事)、通政司(主管内外章奏)等六个衙门,各省也要做相应精减;(3)任用新人,维新派杨锐、刘光第、谭嗣同都被光绪任命为“军机衙门章京上行走”(秘书),参与新政。(4)仿效康熙、乾隆时的旧制,在紫禁城内开 “懋勤殿”,使之实际上成为皇帝与维新派讨论制度改革的机构(未能实行)。以上五个方面,涉及文教、经济、军事、社会、政治等领域,因此可以说戊戌变法是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改革运动。
  ●“礼部六堂官事件”与康有为的“围园杀后”计划
  变法至同年9月21日西太后发动政变,缉拿维新派,前后共103天,历史上称其为“百日维新”。政变的导火线是“礼部六堂官事件”。当时礼部有一位官员,名叫王照,他上书建议皇帝与西太后二位“最高领导”到外国考察。一则显示帝、后团结;二则开阔眼界。礼部六堂官(正副部长)不同意向上转达,并说王照心怀叵测,发生激烈冲突。光绪知道后,认为礼部六堂官阻挠新政,为了“立威”,光绪决定把这六名堂官全部罢免。其中有一位名叫怀塔布的堂官,他老婆是通天的,就把此事上告西太后。在此之前,任用和罢免高级官吏的大权都掌握在西太后手上,光绪皇帝罢免礼部六堂官未向西太后请示,自然被视为“侵权”。与此同时,怀塔布也到天津去找直隶总督荣禄密谋,共同阻止变法。维新派与守旧派的斗争加剧。维新派担心掌握军权的荣禄先动手,计划武力夺权。他们准备利用正在天津训练新军的袁世凯,让他夺取荣禄兵权,然后带兵进京,包围颐和园,请湖南的一位好汉毕永年领100名敢死队员,冲进园中将西太后捕杀,这就是康有为的“围园杀后”之计。过去史学界不相信此说,1985年我到日本访问,查阅档案,看到了毕永年事后追写的日记,才证实了以上说法。袁世凯出卖维新派,向荣禄告密也确有其事,但却是在西太后动手之后。西太后是在看了御史杨崇伊的奏折以后,才决定动手的。杨崇伊的奏折主要指责维新派改旧法、逐老臣,而且想把日本的前首相伊藤博文请到中国当朝廷顾问。这就促使西太后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抓捕康有为等维新派。袁世凯的告密,加剧和扩大了西太后的镇压行动。这样,维新变法不可避免地失败了。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守旧派势力强大,当时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不在光绪皇帝手中,而为以西太后为首的王公、大臣所掌握。维新派只有少数几个人,没有实权。西太后最初曾指示“今宜专讲西学”,但是,当她感到变法触及到她自己的权力和清廷王公贵族的利益时,就动手遏制、镇压。
  其二,维新派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指责西汉的古文经书全系刘歆伪造,《孔子改制考》将孔子打扮为“改制立法”的祖师爷。两书都没有充分的、有说服力的证据,不用说守旧派反对,当时的一些开明人士也不赞成。此外,维新派某些激进的宣传也增加了社会阻力。
  其三,维新派及光绪皇帝在实施变法上的某些冒进措施。变法一开始,光绪皇帝就因不满自己的老师、军机重臣翁同龢的持重、顶撞,将其开缺回籍。大量裁减冗官,仅京师一地,涉及闲散衙门十多处,失去职务者近万人,但是又没有安排出路。因王照上书被阻而一下子罢免六个部长级大员,也操之过急,并且失之过重。
  ●维新变法对近代中国带来了哪些影响
  戊戌变法作为近代中国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改革运动,虽然被西太后扼杀了,但也为13年之后爆发的辛亥革命打下了思想基础。
  第一,推动了清政府的自我改革。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西太后带着光绪逃到西安,这给慈禧以惨痛教训。签订《辛丑和约》后,西太后下令实行新政,其内容有编练新军;废科举,建学堂;奖励民办工厂;改革法制;派五大臣出洋考察,预备立宪;成立咨政院、咨议局等。其中有些改策已经超出了当年维新变法的内容。
  第二,激起了民众对满清政府的愤恨,推动知识分子由维新向革命转化。戊戌政变失败后,支持孙中山革命的人增多了,不少对清政府抱有幻想的知识分子转变为革命党人。
  第三,推动了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1)变法理论更加深入人心。人们普遍认为,不变没有出路,变是古今通理,中国还应该大变、全变。(2)民主思想进一步传播。维新派只敢讲“民权”,承认人民有参与管理政治的权利,但是不敢讲“民主”,不肯承认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戊戌维新之后,民主思潮就充分发展起来了。(3)激起了新一轮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热潮。戊戌维新失败后,更多的年轻人出国留学,更多的西方学说被译介到中国,中国的思想界更为活跃。
  第四,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奏。戊戌维新后,新式文化事业勃兴,国内出现办学热,创办新式报刊热,出版新书热。戊戌时期,维新派为了对人民进行“启蒙”,曾提倡白话文和“小说界革命”。维新运动失败后,白话报刊更多出现,白话文得到更多提倡。除“小说界革命”外,维新派继续倡导“诗界革命”、“曲界革命”、“思想革命”、“道德革命”、“宗教革命”以至“史学革命”。这些,都开启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河。所以,严格地说,中国现代的新文化运动是从戊戌时期开始的。(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杨天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