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记

  《学记》,是《礼记》49篇中的一篇,它的写作年代大约在战国(公元前403~前221)晚期。据郭沫若考证,作者为孟子的学生乐正克,但也有的学者对此持不同看法。它是先秦儒家学派从正反两方面对教育进行经验的总结和理论的概括。《学记》全文1229字,分为20小节,每节基本上论述一个问题。《学记》对教育的作用、目的、任务、教育的制度、学校的管理、教育与教学的原则和方法、教师的地位和作用、师生的关系等问题,都有阐述,内容比较全面。它是战国后期儒家学派教育经验和教育思想的总结,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最早的有系统的教育理论著作。

概述 

   《学记》以简赅的文字,生动的比喻,系统而全面地阐明了教育的作用目的和任务,教育和教学制度、原则与方法,教师的地位和作用,在教育过程中的师生关系以及同学之间的关系。它是世界上最早的体系极为严整的教育专著。    《学记》从“ 玉不琢,不成器; 人不学,不知道”,引申出“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和“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揭示了教育的重要性、教育同政治的关系。    《学记》设计了从基层到中央的完整的教育体制:在基层单位的家设塾(“家有塾”),在由 500家组成的行政区域党设庠(“党有庠”),在由 12500家组成的行政区域遂(术)设序(“术有序”),在国都设大学(“国有学”)。它又提出了严密的视导和考核制度:每年都招收学生入学,每隔一年进行一次考查,全程9年分为“离经辨志”、“敬业乐群”、“博习亲师”、“论学取友”、“知类通达”等 5个小阶段,“小成”和“大成”两个大阶段。    《学记》提出“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即主张课内与课外相结合,藏息相辅。它提出“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不学杂服,不能安礼;不兴其艺,不能乐学”,即主张课本学习和实际训练相结合,既要扩大知识领域,又要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良好的生活习惯。内容既有德育、智育,也包括美育。    《学记》用较多的篇幅、精湛的笔调,着重描述了教学方面深刻的道理。它首先揭示“教”与“学”的辩证关系。认为只有通过“学”的实践,才会看到自己学业方面的差距(“学然后知不足”),只有通过“教”的实践,才会看到自己知识和经验方面的贫乏(“教然后知困”)。看到差距,才能力求上进,看到贫乏,才能鞭策自己,从而得出“教学相长”,即“教”与“学”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正确结论。    《学记》指出,当时教学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是由于有些教师习惯于照本宣科、教学生呆读死记,没有注意学生的接受能力,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所谓“呻其占毕,多其讯,言及于数,进而不顾其安,使人不由其诚”,这种违反教学过程的客观规律,只能招致学生厌恶学习,埋怨教师,对学习感到困难而领会不到它的好处。针对这个缺点,它提出应用启发式教学的方法,强调“君子之教,喻也”,“喻”就是启发诱导。教师要做到“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就是引导学生而不牵他走,提出严格要求而不施加压力,提供线索而不代替他做结论。这样才能在师生感情融洽、学生对学习感兴趣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独立思维能力。为要达到这个目的,教师在教学技巧上,就要做到“约而达,微而臧,罕譬而喻”,就是讲解内容扼要而明确,精辟而得体,少譬喻而富于启迪。对于教学过程中如何运用问答法,《学记》也做了深入浅出的比喻:“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及其久也,相说以解。”教师要善于对学生提出问题(“善问”),又要善于对待学生提出的问题(“善待问”)。它把教师对学生发问的反应比做钟声,“ 叩之以小者则小鸣, 叩之以大者则大鸣”,从容不迫,促使学生开动脑筋,最大限度地发展他们的智力。    由于重视启发式教学,《学记》强调激发学生内在的学习动机,培养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其心理基础就是“志”。“士先志”、“辨志”、“游其志”、“继其志”以及“强立而不反”都指磨炼学生坚毅的意志行为。    《学记》重视因材施教。主张从了解学生学习的难易,才质的美恶,作启发诱导的依据。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和偏向:“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这就要在摸清学生学习心理状态,所谓“知其心”的前提下,去发扬优点,矫正缺点。    《学记》也重视教学的循序渐进。“学不躐等”、“不陵节而施”,说的是不要超越学生的接受能力。“当其可”,说的是掌握适当的时机进行教育。“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始驾马者反之,车在马前”,说的是由浅入深,从易到难,从简单到复杂的教学顺序。    《学记》提出一条积极性的教育原则,是“禁于未发”。要在学生不良的行为没有发生前,引导他们向善的方面发展。反之,如果“发然后禁”,便会发生阻力,抵消了教育的效果,叫作“扦格而不胜”。    《学记》赋予教师以崇高的地位。它认为有两种人,天子才不把他们当作臣下来看待:一是作为祭祀对象的“尸”,另一就是教师。它把“师”同“道”紧密联系起来,强调“师严然后道尊”。因为“师”是“道”的传播者,只有尊师,才能达到应用“道”来化民的目的。《学记》从而对教师提出严格的要求:他既要有坚实的知识素养,又要有熟练的教学技巧;特别强调教师要能多方诱导学生,叫作“博喻”,并把它看成当教师的主要条件之一,如说“能博喻,然后能为师”。反之,光靠自己一知半解的知识来应付学生提问,所谓“记问之学”,是不能当个好教师的。教师平时要善于检查自己的工作,懂得“教之所由兴”和“教之所由废”,即能找出教学的成功和失败的原因所在,才能做到胜任愉快。在这个角度上,《学记》强调“择师不可不慎”。  《学记》还重视学习过程中同学之间的“相观而善”,取长补短。认为一个人“独学而无友”,就会“孤陋而寡闻”。另方面又要防止学生同表现不好的朋友交往,以致影响学习,违背师教,所谓“燕朋逆其师,燕辟废其学”,为此它把“乐群”、“取友”作为考核学生学业成绩和德性修养的主要项目之一。    作为中国古代的教育文献,《学记》不可能没有它的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它提出的“道”,主要是封建社会的政治和道德规范。它说“师也者所以学为君”,就是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提出学校的培养目标。至于提出夏楚收威,即凭借体罚来维持学校秩序,矫正学生缺点,也是错误的。但是它揭示教育和教学的客观规律性,特别是在教学方面,提出“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教学相长”、“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等光辉的命题;提出“知其心”、“知至学之难易,而知其美恶”等因材施教原则;提出教师要总结教学的经验教训,“长善而救其失”,都具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因素,为历代教育家和启蒙学者如张载、王夫之等所继承发展,对中国教育学和心理学的发展,都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它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珍贵的教育遗产之一。在国外,如日本谷口武等,对《学记》都作了系统的译述和探讨,给《学记》以高度的评价。

论教育的作用

  《学记》对教育的作用作了充分的肯定,认为治理国家和统治人民,应以兴办教育为首要任务。“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它引述了《尚书·兑命》中商代大臣的话:“念终始典于学。”由此证明重视教育的作用是历史的经验。《学记》认定教育的作用包涵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培养国家所需要的人才,而人才如同璞玉一样,不经过一番琢磨,就难以成为“贵重的玉器”;二是“化民成俗”,形成社会的道德风尚,即按照统治阶级的意图和道德规范形成社会的风俗和习惯。这可以称得上是战国时期儒家关于教育作用思想的总结。  《学记》第一、第二小节从教育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两个方面论证了教育的重要作用。从必要性方面说,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培养国家所需要的人才,把人民同“化”成统治阶级所要求的“俗”,形成社会道德风尚,为的是有利于“王者”的“建国君民”的事业。从可能性方面说,它从性善论观点出发,以“玉不琢不成器”为比喻,认为人性是善的,教育的作用就在于保存、发展、扩充它的善的本质,使之成为“贵重的玉器”,合乎统治阶级的要求。《学记》从必要性与可能性两个方面论证了教育的作用之后,还怕强调得不够,所以《学记》最后一节,又再三叮咛,要人们紧紧抓住“建国君民”、“化民成俗”这个根本,“此之谓务本”,首尾呼应,前后一贯,这是发人深省的。

论学制系统

  《学记》在肯定教育作用的前提下,提出了关于建立学制系统的设想:“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它以托古的方式拟出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按行政系统建立的学制系统,这在客观上适应了建立统一的封建国家的历史发展趋势。这个建议和设想在中国古代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从汉代开始,基本上是按照这个建议和设想兴办学校教育的。  《学记》还以国都设立的大学为模式,拟定了一个九年制的大学教育计划,包括考试制度。规定每隔一年进行一次考试:第一年考查学生明析经义的能力和学习的志趣;第三年考查学生是否专心学习和对周围的人是否和睦相处;第五年考查学生学识是否广博和同老师是否亲密无间;第七年考查学生研究学问的本领和识别朋友的能力。七年考试合格的就叫做“小成”。到第九年考查学生在学业上能否触类旁通,在志趣上能否坚定不移。考试合格者谓之“大成”。  这个教育计划和考试制度,提出了大学学习的年限,提出了大学学习分“小成”(七年)与“大成”(二年)两个阶段,明确了隔年规定学习的要求和顺序,并主张逐步加深和提高,强调德育和智育两个方面的教育,并重视学习能力的考查,注意集体的教育影响,主张把建立亲密的师生关系和同学关系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所有这些标志着大学教育将从随意的松散的状态转而为更有计划地更有目的地进行了,体现了教育规律已被逐步掌握。当然这也是一种设想,因为当时还不可能有学年教学制度、班级授课制度以及由低到高、循序渐进的教学计划。不过,这种设想是很可贵的,它作为一种教学指导思想对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关于学校的管理方面,《学记》提出大学开学时,天子率领职官亲临学宫,举行开学典礼,祭祀“先圣先师”;天子率领职官还定期到学宫视察。这些都作为定制,体现国家对教育的重视。对学生要求进行入学教育,要求学生遵守学校的规则与纪律,这是很有意义的。不过《学记》提醒学生入学时就要懂得做官的窍门,入学的目的是为了做官;学校里放着体罚学生的扑仗,靠棍棒维持学校的风纪,这当然是不好的。这反映了《学记》作者的阶级与时代的局限性。

论教育、教学的原则和方法

  《学记》在具体分析教育、教学中成功与失败的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出一套教育、教学的原则和方法。  1.教学相长。《学记》认为通过学习才知道自已知识的不足,通过教人才知道教学的困难。知道不足,才能勉励自己不断求得进益;知道困难,才能督促自己认真学习钻研。教人与自学相互促进。它还引用古人名言:“学学半”,意即教与学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这就深刻地阐述了“教”与“学”之间的矛盾,并要求“教”与“学”辩证的统一,明确地指出了“教”与“学”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认为“教”与“学”是不断深入、不断发展的同一过程和两个方面。“教”因“学”而得益,“学”因“教”而日进,“教”能助长“学”、反过来“学”也能助长“教”。这就叫做“教学相长”。  “教学相长”不只意味着“教”与“学”两方面的关系,还意味着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平等的相互促进的关系。后人对此有所继承与发展,如唐代的韩愈提出了“相互为师”的师生关系,认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提倡这种原则的,即在现代世界教学论著中亦属罕见。  “教学相长”原则的发现与阐明,对于认识教学过程的本质,对于提高教学质量,对于改善师生关系,对于促进教育理论的研究,都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2.藏息相辅。《学记》提出要把“正业”与“居学”、“藏修”与“息游”结合起来。  所谓“正业”、“藏修”是指教师在校按时讲授的正课。所谓“居学”、“息游”是指学生课外的活动与自修自习。《学记》很重视课外的自修自习对于巩固正课学习和加深对正课的理解的重要作用。《学记》认为,课外不练习调弦,就学不好“乐”;课外不练习歌咏,就学不好“诗”;课外不练习洒扫应对进退揖让,就学不好“礼”。课外自修练习要在正课学习的指导下进行;但要达到形成熟练技巧,养成行为习惯,主要靠课外自修练习。因此课外自修自习应看作是与正课相配合的教学过程的必要组成部分,它们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课外自习是在休息时间内进行的,是属于娱乐活动之中的。因此对于一个学生来说,既有课堂上的正课学习,又有课外的自由练习,他就会对学习产生浓厚的兴趣,使学习成为内在的需要,即使离开师友的督促,也不会改变已经巩固地形成了的习惯和志趣。  总之,《学记》阐述了正课教学与课外自习之间辩证的统一,已学知识与未学知识辩证的统一,接受知识与消化知识之间辩证的统一,学习与休息娱乐之间辩证的统一,“亲师”与“乐友”之间辩证的统一,这些朴素的教育辩证法,如果不是经过长期的教育和教学实践,是锤炼不出来的。  3.预时逊摩。所渭“预”,即“预防”。《学记》说:“禁于未发之谓预”。要求教师事先估计到学生可能会产生的种种不良倾向,而预先加以防止,避免事后去纠正。《学记》认为这样进行教育才容易收到效果。这就叫做预防不良倾向产生的教育原则。“发然后禁,则扞格而不胜。”如果不良的思想和行为已经产生,再来阻止和纠正,就会引起学生的逆反心理而难于纠正。当不良的行为习惯和倾向已经产生,并已积习较深的时候,再去纠正它,那必事倍而功半,或积重而难返。“预”还包括“防微杜渐”的意思,这就要求教师的敏感、机智,于事物出现不良迹象之前,即加以限制,不使之扩大与发展,消灭错误于未发生之前,防患于未然。  所谓“时”,即“及时”。《学记》说:“当其可之谓时。”要求教师掌握学生学习的最佳时机,及时进行教育,以便取得最佳的教育效果。《学记》认为抓住适当时机因势利导,这就叫做及时性的教育原则。“时过难后学,则勤苦而难成。”这已涉及到学生的年龄特征问题,教学内容和顺序及其要求,应该按照学生心理发展的需要和水平进行。如果施之过早,则不适合学生的接受能力和需要,如果施之过迟,则学生的要求可能已经消失,也不大容易让他们接受。如果不注意客观规律,时机未到或时机已过便进行某种教育,都难以收到最佳的效果。  所谓“孙”,义同“顺”,或曰“顺序”。《学记》说:“不凌节而施之谓孙。”“凌节”即超越次序。《学记》要求教师要遵循一定的顺序进行教学。“时”指的是学习时机。“孙”则意味着教学过程中应注意教学内容的逻辑顺序。《学记》要求把“时”与“孙”两方面结合起来。郑玄注曰:“不凌节,谓不教长者才者以小、教幼者钝者以大也。”孔颖达注曰:“不凌节,谓年才所堪,不越其节,分而教之,所谓孙顺也。”这些都可以理解为教学应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进行。《学记》还强调“学不躐等”,也是这个意思。  所谓“摩”,即“观摩”。《学记》说:“相观而善之谓摩。”它要求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群体的教育作用,相互观摩,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它认为离开了群体的影响,要达到好的教育效果是很困难的。它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这进一步说明了相互观摩的重要性。《学记》在强调“相观而善”的同时,还要求防止同不良的朋友交游,接受坏的影响。“燕朋逆其师,燕辟废其学。”这是对孔子的“益者三友,损者三友”思想的发展。据《论语·季氏》载,孔子曾说过:“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4.善喻、“喻”,即启发。《学记》主张采用启发的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以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强调引导和鼓励,反对强制和灌输。《学记》认为启发有三个要点:  一是“道而弗牵”。“道”即导,有引导、教导之意。《学记》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带领、引导学生领会理解教学内容,给学生指引一条正确的思维线索,引导学生思维活动“上路”,促进学生进行分析综合,找寻探索知识结论的方向。这样容易使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动积极性结合起来,形成“和”,即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学记》告诫教师不要给学生以牵掣,切忌牵着学生的鼻子走。  二是“强而弗抑”。“强”即鼓励、督促之意。《学记》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地给学生以勉励与督促,激发学生学习的自动性,从而产生探求知识的强烈愿望,自觉地把探索知识结论的思维活动坚持到底。这样容易培养学生的意志和信心,使学生感到“易”,即安易与轻快,使学生具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和毅力。《学记》告诫教师不要强制使学生顺从,切忌压制学生的积极性。  三是“开而弗达”。“开”即开端,有提出问题之意。“达”即通达,有分析与解决问题之意。《学记》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善于提出问题,引导学生自己去开动思维机器,力求自己去解决问题,促进学生思维能力不断发展。这样容易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形成“思”,即使智慧和思维能力得到真正的发展。《学记》告诫教师不要越俎代庖,代替学生得出结论,切忌把结论和盘托出。  教师善于启发诱导,积极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这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之所在,也是古今中外教育名著探讨的重要课题之一。距今2000多年以前教育名著《学记》明确地反对注入式,倡导启发自动性,强调“导──强──开”,反对“牵──抑──达”,并以此作为“善喻”的要点,这是十分深刻的。  5.长善救失。《学记》重视学生的个性心理特征,认为这些特征的存在和表现是有差异的,只有了解学生的个性心理特征及其差异,才能适当加以引导,并以发扬其积极因素,克服其消极因素。《学记》把教学过程当作引导学生发扬积极因素以克服消极因素的过程。它把学生学习的个性心理特征及其差异分为四类:  一是“或失则多”——贪多务得。这类学生的缺点是在学习上急于求成,过于庞杂,贪多求速,食而不化。但“多者便于博”,其优点是学习积极性高,求知欲强,知识面较广。教师应“知其心”,然后引导这类学生发扬其知识面较广博的积极因素,并以此克服其贪多求速、过于庞杂的缺点,逐渐养成深入探求的兴趣和习惯,从而向博且专的方向发展。  二是“或失则寡”——单薄守约。这类学生的缺点是在学习上单打一,知识面过于狭窄。但“寡者易以专”,其优点是学习上肯动脑筋,思考的问题相对说来要集中一点。教师应“知其心”,然后引导这类学生发扬其追求专深知识的积极因素,并以此克服其知识面狭窄、好钻牛角尖的缺点,逐渐发展其对多方面知识的兴趣,从而向专且博的方向发展。  三是“或失则易”——浅尝辄止。这类学生的缺点是对学习的艰巨性认识不足,不愿往深处探究,刚一入门就停止钻研了。但“易者勇于行”,其优点是敢于进取,对学习有信心、有勇气、有兴趣。教师应“知其心”,然后引导这类学生发扬其勇于进取的积极因素,并以此克服其浅尝辄止的缺点,逐渐培养由浅入深、认真克服困难的态度和习惯,从而向学习的深度与广度进军。  四是“或失则止”——畏难止步。这类学生的缺点是对学习有畏难情绪,缺乏攻关的勇气,失去前进的信心。但“止者安其序”。其优点是稳谨平实,安于所得,不好高骛远。教师应“知其心”,然后引导这类学生发扬其安稳谨慎的积极因素,并以此克服其畏难却步、怕出错误的缺点,逐渐培养学习志趣与创新的勇气,从而向学习的广度与深度进军。  清代学者王夫之在《礼记章句》卷十八中解释说:“多寡易止,虽各有失,而多者便于博,寡者易以专,易者勇于行,止者安其序,亦各有善焉。救其失,则善长矣。”这种注释颇切合《学记》“长善救失”的旨意。多与寡、易与难,并非固定不变的,得与失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学记》“长善救失”原则的深刻性就在于阐述了发扬积极因素以克服消极因素的教育辩证法,而且这个原则既包含有重视正面教育的意思,又包含有因材施教的思想。  为了贯彻以上重要的教育、教学原则,《学记》还系统地提出了问答、讲解、练习、类比等教育、教学方法。  此外,《学记》还从反面批判了当时违背教育原则、方法的一些错误作法:不考虑学生的志趣和接受能力,只知用机械的诵读和注入式的讲解向学生灌输知识;要求学生呆读死记,教师只顾赶进度,而不管实际效果等等。这些作法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发展他们的才能,结果只能造成学生厌恶学习、怨恨师长,他们即使毕业了。也很快就把所学过的知识丢弃得一干二净。《学记》认为教育与教学原则是不能违背的,否则教学就要归于失败,这从反面证明了遵循教育、教学原则的重要性。

论教师

  由于《学记》对教育作用的高度评价,因此它要求给教师以崇高的社会政治地位。《学记》说:“三王四代唯其师”,意即历代统治者都很重视教师的作用。因为教师是教人学习为政的,必须懂得治国安民的道理,这就是说,教师的任务就是教人“为长”、“为君”之道,亦即培养具有治国平天下之道的统治者。同时这里又把“为师”作为“为长”、“为君”的条件。能为师也就能为长、能为君。《学记》认为教育工作乃是“为长”、“为君”的重要职责之一,所以说:“择师不可不慎也。”  《学记》明确提出了“师严道尊”的思想,其目的在于把教师当作整个封建思想体系的代言人,拥有最高的解释权。《学记》通过尊师来尊重封建主义的“道”,因为教师是“道”的传播者。《学记》认为在上位的人,尤应尊师,因为在上位的人尊师,就可以引导人民重“道”,于是才能在全国造成重视教育的风尚。所以《学记》认为连拥有最高权力的国君,对于教师也不以臣礼相待,这是以身作则之意。国君作出了榜样,就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促成全社会的尊师重道之风气。  《学记》一方面要求统治者对教师应予以极其崇高的地位和尊敬;另一方面,对教师也提出了特别严格的要求。《学记》要求教师“教学相长”,不断地求得自身业务的进步和教学质量的提高。要求教师受严格的训练,遵循教育与教学的原则和方法,纯熟教学技巧,“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知至学之难易,而知其美恶,然后能博喻,能博喻,然后能为师。”要求教师深刻了解学生的个性心理恃征与差异,“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要求教师具有丰富的知识和充分的修养,“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要求教师具有一定的社会理想和高尚的道德情操,能引导学生自觉地跟着自己所指引的方向前进,“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这反映了《学记》对教师有较高的要求,教师不仅要促进学生的知识、智慧与能力的增进,更重要的是要用社会理想与道德情操去深深地影响学生、吸引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