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景

张仲景 画像
张仲景 画像
  张仲景(公元2~3世纪),东汉末年医学家。名机,字仲景。南阳郡涅阳(今河南南阳)人。正史无传,生卒年及生平不详,经后人考证,约生于东汉和平元年(150年),卒于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他撰写的《伤寒杂病论》,是中医史上第一部理、法、方、药具备的经典,喻嘉言称此书:“为众方之宗、群方之祖”。元明以后被奉为“医圣”。  据说曾任长沙太守。少时学医于同郡张伯祖。东汉末疾疫流行,仲景宗族在不到10年中死去三分之二,主要病状都是伤寒发热,然后转至危殆。仲景悲痛之余,发愤著书。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成《伤寒杂病论》。吸收《内经》、《难经》、《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平脉辨证》诸书精义。依据伤寒发热病整个起始发展变化过程,以及病邪侵害脏腑经络程度,结合患者内在正气盛衰,总结伤寒发展规律和辨证施治法则,为中国古代医学开创了理论与临床实际相结合的典范。

生平

  张仲景,《后汉书》无传,其事迹始见于《宋校伤寒论序》引唐代甘伯宗《名医录》:“南阳人,名机,仲景乃其字也。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始受术于同郡张伯祖。时人言,识用精微过其师。所著论,其言精而奥;其法简而详,非浅闻寡见者所能及。”据此,他为南阳人,师事张伯祖,曾经出任过长沙太守,因此被后世称为张长沙。  但关于仲景任长沙太守之事是否属实,后世尚有争议,因为《名医录》为唐人著作,南北朝人的著作都未提及此事,考诸史书上也没有相关的记载。清孙鼎宜认为,张机应为“张羡”之误,章太炎也持此说,然而张羡并不以医术闻名,这个说法仍然是有问题的。  东汉末年,动乱频繁,疫病流行,人民病死者很多,张仲景的家族也不例外,“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这引发了他发愤学习医学的决心,“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  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是他一生最大的成就,但在此外,我们对他所知不多。在晋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中,记载了张仲景为王粲看病的逸事:“仲景见侍中王仲宣时年二十余,谓曰:君有病,四十当眉落,眉落半年而死,令服五石汤可免。仲宣嫌其言忤,受汤而勿服。居三日,见仲宣谓曰:服汤否?仲宣曰:已服。仲景曰:色候固非服汤之诊,君何轻命也?仲宣犹不言。后二十年果眉落,后一百八十七日而死,终如其言。此二事虽扁鹊、仓公无以加也。”虽然事近传奇,但也可以显示当时人对张仲景医术的敬服。

成就

  
在河南省南阳市有医圣祠,是纪念张仲景的地方
在河南省南阳市有医圣祠,是纪念张仲景的地方
《汉书艺文志》中,将汉之前的医学典籍总结为为重视经络针灸的医经派,与重视本草汤液的经方派二者;这两大传统的发展,形构了汉之前的中医体系。医经派的主要代表著作,《黄帝内经》,传统上认为,是伤寒论成书的主要依据,后世医者也多援引内经以发明伤寒论微旨。如清朝《医宗金鉴》〈伤寒论注序〉:“《伤寒论》,后汉张机所著,发明内经奥旨者也,并不引古经一语,皆出心裁,理无不该,法无不备,盖古经皆有法无方,自此始有法有方,启万世之法程,诚医门之圣书。”  但根据晋皇甫谧序《针灸甲乙经》:“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以及近代从敦煌出土的梁陶宏景《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记载:“汉晋以还,诸名医辈,张机、卫汜 [汛]、华元化、吴普、皇甫玄晏、支法师、葛稚川、范将军等,皆当代名贤,咸师式此《汤液经法》,湣救疾苦,造福含灵,其间增减,虽各擅其异,或致新效,似乱旧经,而其旨趣,仍方圆之于规矩也。”“外感天行,经方之治有二旦、六神、大小等汤。昔南阳张机,依此诸方,撰《伤寒论》一部 ,疗治明悉,后学咸尊奉之。”《汤液经法》一书,在汉书艺文志的分类中,属于经方一派。这证明传统上认为伤寒论“不引古经一语”的看法是错误的,伤寒论中所使用的方剂,主要援引自已失传的《汤液经法》,这也是张仲景著作的主要依据。  因此,张仲景可说是两汉医经、经方二派的集大成者,他使用的方剂很多是来自经方派;而六经辨证的手法,则是来自《黄帝内经》;此外,更加上他个人的心得与经验。将伤寒与杂病共论, 汤液与针灸并用,打破了 《素问热论》 中六经只辨伤寒的局限性,因此, 无论伤寒、 杂病和它们互相挟杂的复杂问题, 都能用六经辨证方法概括而无遗。称仲景为医中之圣,伤寒论为中医之魂,实不为过。  张仲景的著作在中医领域内影响深远,远自晋朝王叔和,唐朝孙思邈,下至金元四大家,清朝叶天士、吴鞠通,无不是由钻研仲景学之后,才能卓然成家。历代注解伤寒论者,不下数十家,各有见解,这也推动了中医思想的不断进步。至明清时,伤寒论中的方剂,被尊为“经方”,影响远被朝鲜、日本。

著作—《伤寒杂病论》

 
《伤寒论》书影
《伤寒论》书影
 《伤寒杂病论》包括“伤寒”和“杂病”两部分内容。  伤寒部分(即《伤寒论》),按该病起始为发热的特征,分成六种证候类型,即三阳(太阳、少阳、阳阴)、三阴(太阴、少阴、厥阴),三阳表示热实,三阴表示寒虚。根据病邪侵入肌体程度、病势缓急,用四诊(望、闻、问、切)、八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辨证施治确定病情。六经病证各有主治方,按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结合《内经》有关正治、反治、异病同治、同病异治各种治则,共包括397法、113方。其中方剂如麻黄汤、桂枝汤、白虎汤、小柴胡汤等,方简意明,具有临床实际效果,便于学习掌握。    杂病部分(即《金匮要略》)主要论述伤寒以外的各种内科疾患(如痉、湿、肺痿、肺痈、咳嗽、胸痹、心痛、短气、腹满、寒疝等,以及一些外科疮痈、妇女妊娠和各种杂疗急救症治。这部分论述不以六经论治,而是根据病证按脏腑病机辨证治疗。各类杂病,均有主方。同时讲求药物配伍。一些方剂,除汤、散、丸外,还有酒、熏、洗滴等多种疗法。    张仲景还特别提出治疗“未病”的观点,即认为医生治病首先应从预防疾病出发;其次,也要懂得既病之后,脏腑传变的关系。    《伤寒杂病论》撰成后,因战乱原稿散佚,后经晋代王叔和收集整理,改编成《伤寒论》、《金匮玉函方》二书。迄于北宋中期,校正医书局复依据几种传本,重新整理成《伤寒论》、《金匮玉函经》、《金匮要略》三种书籍。  张仲景的著作对后世影响很大,由宋迄今,注释和阐发各书义的医家很多。张仲景方被推为“众方之祖”,称为“经方”。张仲景并被尊为“医圣”。河南南阳重修了张仲景纪念祠,成立了张仲景国医大学,以弘扬其医学成就。    外国如日本对于张仲景研究也很深入,论著颇多。特别是19世纪时,日本还先后发现康平三年(1060)侍医丹波雅忠抄录的《伤寒论》卷子本,以及康治二年(1143)沙门了纯依据唐人写本所抄录的《伤寒论》。两书原本均较北宋校正医书局校定的《伤寒论》时间为早,内容也有许多不同,对考订《伤寒论》原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隋书经籍志》还记载《张仲景方》15卷、《张仲景评病要方》1卷、《张仲景疗妇人方》2卷,均佚。

“辨证论治”的医学思想

  《伤寒杂病论》确立了中医学重要的理论支柱之一——辨证论治的思想,对后世中医学发展起到了绝对的主宰作用。使用寒凉药物治疗热性病,是中医的“正治法”;而使用温热的药物治疗,就属于“反治法”。但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治疗方法都是用于治疗热性疾病的,相同的症状,不同的治疗方法,如何区别和选择呢?就是要辨证。不仅仅是表面的症状,还要通过多方面的诊断(望闻问切四诊)和医生的分析(辨证分析)得出证候特点,才能处方。这种“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诊断方法,就是张先师著名的“辨证论治”观点。这也是几千年来中医长盛不衰,至今仍能傲立于世界医林的基础,也就是通过望、闻、问、切四诊,综合分析疾病的性质,因人、因病、因证来选方用药。  同时,书中提出了治疗外感病时的一种重要的分类方法,就是将病邪由浅入深地分为6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一些共同的症状特点并衍生出很多变化,这一时期的用方和选药就可以局限在某一范围,只要辨证准确,方子的运用就会有很好的疗效。这种方法后人称为“六经辨证”,但“经”绝不同于经络的“经”,它包含的范围要宽泛得多。书中的113首处方,也都是颇具奇效的经典配方,被后人称作“经方”,运用得当,常能顿起大病沉疴,因此,《伤寒论》也被称为“医方之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