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

司马光像
司马光像
  
  司马光(1019.11.17-1086),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现在属山西省夏县)涑水乡人,宋真宗天禧三年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世称涑水先生。司马光是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他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司马光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其人格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历来受人景仰。卒于宋哲宗元祐元年,享年68岁。追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赐碑“忠清粹德”。遗著有《潜虚》、《均韵指掌》、《类编》、《传家集》、《翰林诗草》、《注古文学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治》、《医问》、《涑水纪闻》、《通鉴目录》、《通鉴考异》、《通鉴举要历》、《稽古录》(《历年图》、《历代君臣事迹》和《百官公卿表》)、《切韵指掌图》、《司马文正公集》等37种。

司马光生平

  
司马光砸缸
  司马光砸缸
  司马光的远祖可追溯到西晋皇族安平献王司马孚。原籍属河内(今河南沁阳)。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曾为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属翰林学士院),在藏书阁担任皇帝的顾问,官居四品,一直以清廉仁厚享有盛誉。
  司马光出生时,他的父亲司马池正担任光州光山县令,于是便给他取名“光”,七岁时,“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即能了其大旨”,从此,“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司马光深受其父影响,一位婢女用热汤替他将胡核去皮,他姐姐问他是谁做的,司马光回答是自己剥皮的,父亲责备他小孩子怎么可以说谎,司马光自此便不再说谎。“司马光砸缸”的儿童故事,在当时的东京(今开封)、洛阳一带就有人把这个故事画成《小儿击瓮图》广为流传。小小的司马光遇事沉着冷静,机智勇敢,传为千古佳话。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中进士甲科,在华州(今河南郑县)担任地方官。初任奉礼郎、大理评事一类小官,后经枢密副使庞籍的推荐,入京为馆阁校勘,同知礼院,至和元年(1054年),随庞籍到了并州(今山西)为官,改并州通判。从嘉二年(1057年)庞籍因事获罪,司马光引咎离开并州。宋仁宗末年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同知谏院。嘉佑六年(1061年)迁起居舍人同知谏院。
  司马光立志编撰《通志》,作为统治者的借鉴。治平三年(1066 年)撰成战国迄秦的《通志》八卷上进宋英宗,英宗命设局续修,并供给费用,增补人员。宋神宗以其书“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赐书名《资治通鉴》,并亲为写序。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行新政,他竭力反对,与安石在帝前争论,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神宗命他为枢密副使,坚辞不就。熙宁三年(1070 年),自请离京,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现陕西省西安市),次年退居洛阳,任西京留守御史台,以书局自随,继续编撰《通鉴》,至元丰七年(1084 年)成书。书成后,司马光官升为资政殿学士。
  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听政,召他入京主国政,次年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数月间罢黜新党,尽废新法,史称“元祐更化”。司马光执政一年半,即与世长辞,“京师人为之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者,盖以千万数”,灵柩送往夏县时,“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亲。四方来会葬者盖数万人”“家家挂象,饭食必祝”。
  元丰九年,西元1086年,司马光与世长辞,享寿68岁,死后,宋哲宗将他葬于高陵。死后追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赐碑“忠清粹德”。遗著有《潜虚》、《均韵指掌》、《类编》、《传家集》、《翰林诗草》、《注古文学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治》、《医问》、《涑水纪闻》、《通鉴目录》、《通鉴考异》、《通鉴举要历》、《稽古录》(《历年图》、《历代君臣事迹》和《百官公卿表》)、《切韵指掌图》、《司马文正公集》等37种。

编撰《资治通鉴》

  
司马光著《资治通鉴》
司马光著《资治通鉴》
  宋神宗熙宁年间,司马光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上疏请求外任。熙宁四年(1071年),他判西京御史台,自此居洛阳十五年,不问政事。这段悠游的岁月司马光主持编撰了294卷300万字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 403年),下迄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共记载了16个朝代1362年的历史,历经19年编辑完成。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谓,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司马光为此书付出毕生精力,成书不到2年,他便积劳而逝。《资治通鉴》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司马光都亲自动笔,不假他人之手。清代学者王鸣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
  《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资治通鉴》所记历史断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前后共1362年。全书按朝代分为十六纪,即《周纪》五卷、《秦纪》三卷、《汉纪》六十卷、《魏纪》十卷、《晋纪》四十卷、《宋纪》十六卷、《齐纪》十卷、《梁纪》二十二卷、《陈纪》十卷、《隋纪》八卷、《唐纪》八十一卷、《后梁纪》六卷、《后唐纪》八卷、《后晋纪》六卷、《后汉纪》四卷、《后周纪》五卷。
  《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以警示后人。
  司马光书名的由来,就是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钦赐此名的。由此可见,《资治通鉴》的得名,既是史家治史以资政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也是封建帝王利用史学为政治服务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本书记载了赤壁之战,官渡之战,并以此为著名。
  《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

政治主张

  
  司马光在政治上是标准的守旧派人士,他跟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发生了严重分歧,几度上书反对新法。他认为刑法新建的国家使用轻典,混乱的国家使用重典,这是世轻世重,不是改变法律。所谓“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司马光与王安石,就竭诚为国来说,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措施来解决燃眉之急。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来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之内,即使改革,也定要稳妥,因为“大坏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也”。王安石的新法,大都切中实弊,亟需实行。反对新法的人,面对实际的政治问题,通常并无任何卓见,而反对新法大都似乎是针对王安石的个人,而非对事。他们反对的理由包括新法扰民及祖宗之法不可废,却又提不出什么更好的改革方法。例如司马光批评王安石变法的理由之一是南人不可当政,他上奏宋神宗曰:“闽人狭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援引乡党之士,充塞朝廷,风俗何以更得淳厚?”

轶事

·君实之文,西汉之文也

  熙宁四年(1071年),吕诲卒,司马光为他写墓志铭。蔡天厚得其摹本献王安石。王安石将之挂在墙上说:“君实之文,西汉之文也。”。
  英宗并非仁宗的亲生儿子,只是宗室而己。司马光料到他继位后,一定会追封他的亲生父母。后来英宗果然下命让大臣们讨论应该给他的生父什么样的礼遇,但谁也不敢发言。

·社穆之臣

  司马光一人奋笔上书说:"为人后嗣的就是儿子,不应当顾忌私亲。濮王应按照成例,称为皇伯。"这一意见与当权大臣的意见不同。御史台的六个人据理力争,都被罢官。司马光为他们求情,没有得到恩谁,于是请求和他们一起被贬官。
  司马光在他的从政生涯中,一直坚持这种原则,被称为 “社穆之臣”,宋神宗也感慨地说: "像司马光这样的人,如果常在我的左右,我就可以不犯错误了。"

·典地葬妻 

  司马光一生清廉简朴,不喜华靡。史书上记载着他这方面的许多小故事,传为美谈。就连他的政敌王安石也很钦佩他的品德,愿意与他为邻。据说,司马光的妻子死后,家里没有钱办丧事,儿子司马康和亲戚主张借些钱,把丧事办得排场一点,司马光不同意,并且教训儿子处世立身应以节俭为可贵,不能动不动就借贷。最后,他还是把自己的一块地典当出去,才草草办了丧事。这就是民间流传的所谓司马光 "典地葬妻"的故事。

褒贬

  
  司马光的品格德行、修学治史,一直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但对他的政绩,人们却时褒时贬。
  保守派主政的时候,对其政绩大加褒扬,宋哲宗还赦令保守派的翰林学士苏东坡撰写神道碑文,洋洋几千言尽是赞美之辞。
  而改革派当政时,司马光不仅漫有政绩可言,而且被列人奸相之列。宋绍圣年间,御史周铁首论 "温公(司马光死后溢号)诬谤先帝,尽废其法,当以罪及"。朝廷不仅夺去了所有封号,而且还把其墓前所立的巨碑推倒。王安石的学生章淳、蔡京主政时,为报复司马光等人尽废新法的做法,将其与三百零九名朝臣列入"元佑奸党",并要在朝堂和各州郡立 "奸党碑"。
  虽然司马光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是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顾栋高《司马温公年谱序》:“唯公忠厚质直,根于天性,学问所到,诚实金石。自少至老,沉密谨慎,因事合变,动无过差。故其文不事高奇,粥粥乎如菽粟之可以疗饥,参苓之可以已病。”但政治生涯并不突出,其人为中国古代士大夫保守思想典型代表,尽管他认为“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胜于旧者存之”,但实际却是甚为不满新法。宋朝在多次战争中败北,国势已经到了刻不容缓之境地。但由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可以显示出其保守的主张,对他而言宗法及伦理纲常对国家是比较重要的。
  司马光认为与北方草原民族的战争胜负是由于人种体质决定的,“……彼远方之民,以骑射为业,以攻战为俗。自幼及长,更无他务。中国之民,大半服田力穑,虽复授以兵械,教之击刺,在教场之中,坐作进退,有似严整,必若使之与敌人相遇,填然鼓之,鸣镝始交,其奔北溃败,可以前料,决无疑也。”而国人在北宋之前,甚至就在北宋初年,战争中也不比北方草原民族弱过。如燕赵习武旧地等在历史上数次抵御并反击匈奴,突厥的入侵。

司马光墓

  
司马温公祠
司马温公祠
  司马光墓在山西夏县城北15公里鸣冈,坟园占地近3万平方米,东倚太岳余脉,西临同蒲铁路,司马光祖族多人群厝于此。墓侧翁仲分列。宋哲宗御篆“忠清粹德之碑”额;碑文为苏轼撰并书,曾没于土中,后于杏树下掘出,遂名杏花埤,惜已剥蚀难辨。金代摹刻四石嵌壁,今仍完好。明嘉靖间,特选巨石,依宋碑复制,并建碑亭。东有守坟祠,再东为北宋元丰元年(1078年)敕牒 建香火寺余庆禅院,牒文刻石仍在寺后。寺内有大殿五间, 殿内现存大佛三尊,西壁罗汉八尊,为宋塑风格。历代碑古二十通,记载坟园沿革。

《宋史》列传第九十五—司马光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人也。父池,天章阁待制。光生七岁,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群儿戏于庭,一儿登瓮,足跌没水中,众皆弃去,光持石击瓮破之,水迸,儿得活。其后京、洛间画以为图。仁宗宝元初,中进士甲科。年甫冠,性不喜华靡,闻喜宴独不戴花,同列语之曰:「君赐不可违。」乃簪一枝。
  除奉礼郎,时池在杭,求签苏州判官事以便亲,许之。丁内外艰,执丧累年,毁瘠如礼。服除,签书武成军判官事,改大理评事,补国子直讲。枢密副使庞籍荐为馆阁校勘,同知礼院。中官麦允言死,给卤簿。光言:「繁缨以朝,孔子且犹不可。允言近习之臣,非有元勋大劳而赠以三公官,给一品卤簿,其视繁缨,不亦大乎。」夏竦赐谥文正,光言:「此谥之至美者,竦何人,可以当之?」改文庄。加集贤校理。
  从庞籍辟,通判并州。麟州屈野河西多良田,夏人蚕食其地,为河东患。籍命光按视,光建:「筑二堡以制夏人,募民耕之,耕者众则籴贱,亦可渐纾河东贵籴远输之忧。」籍从其策;而麟将郭恩勇且狂,引兵夜渡河,不设备,没于敌,籍得罪去。光三上书自引咎,不报。籍没,光升堂拜其妻如母,抚其子如昆弟,时人贤之。
  改直秘阁、开封府推官。交趾贡异兽,谓之麟,光言:「真伪不可知,使其真,非自至不足为瑞,愿还其献。」又奏赋以风。修起居注,判礼部。有司奏日当食,故事食不满分,或京师不见,皆表贺。光言:「四方见、京师不见,此人君为阴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独不知,其为灾当益甚,不当贺。」从之。
  同知谏院。苏辙答制策切直,考官胡宿将黜之,光言:「辙有爱君忧国之心,不宜黜。」诏置末级。
  仁宗始不豫,国嗣未立,天下寒心而莫敢言。谏官范镇首发其议,光在并州闻而继之,且贻书劝镇以死争。至是,复面言:「臣昔通判并州,所上三章,愿陛下果断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选宗室为继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曰:「臣言此,自谓必死,不意陛下开纳。」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光退未闻命,复上疏曰:「臣向者进说,意谓即行,今寂无所闻,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为不祥之事。小人无远虑,特欲仓卒之际,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国老'、'门生天子'之祸,可胜言哉?」帝大感动曰:「送中书。」光见韩琦等曰:「诸公不及今定议,异日禁中夜半出寸纸,以某人为嗣,则天下莫敢违。」琦等拱手曰:「敢不尽力。」未几,诏英宗判宗正,辞不就,遂立为皇子,又称疾不入。光言:「皇子辞不赀之富,至于旬月,其贤于人远矣。然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愿以臣子大义责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
  衮国公主嫁李玮,不相能,诏出玮卫州,母杨归其兄璋,主入居禁中。光言:「陛下追念章懿太后,故使玮尚主。今乃母子离析,家事流落,独无雨露之感乎?玮既黜,主安得无罪?」帝悟,降主沂国,待李氏恩不衰。进知制诰,固辞,改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时朝政颇姑息,胥史喧哗则逐中执法,辇官悖慢则退宰相,卫士凶逆而狱不穷治,军卒詈三司使而以为非犯阶级。光言皆陵迟之渐,不可以不正。充媛董氏薨,赠淑妃,辍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谥,行册礼,葬给卤簿。光言:「董氏秩本微,病革方拜充媛。古者妇人无谥,近制惟皇后有之。卤簿本以赏军功,未尝施于妇人。唐平阳公主有举兵佐高祖定天下功,乃得给。至韦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给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时有司定后宫封赠法,后与妃俱赠三代,光论:「妃不当与后同,袁盎引却慎夫人席,正为此耳。天圣亲郊,太妃止赠二代,而况妃乎?」
  英宗立,遇疾,慈圣光献后同听政。光上疏曰:「昔章献明肃有保佑先帝之功,特以亲用外戚小人,负谤海内。今摄政之际,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纯如张知白,刚正如鲁宗道,质直如薛奎者,当信用之;猥鄙如马季良,谗谄如罗崇勋者,当疏远之,则天下服。」帝疾愈,光料必有追隆本生事,即奏言:「汉宣帝为孝昭后,终不追尊卫太子、史皇孙;光武上继元帝,亦不追尊钜鹿、南顿君,此万世法也。」后诏两制集议濮王典礼,学士王珪等相视莫敢先,光独奋笔书曰:「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顾私亲。王宜准封赠期亲尊属故事,称为皇伯,高官大国,极其尊荣。」议成,珪即命吏以其手稿为按。既上与大臣意殊,御史六人争之力,皆斥去。光乞留之,不可,遂请与俱贬。
  初,西夏遣使致祭,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国主,使者诉于朝。光与吕诲乞加宜罪,不从。明年,夏人犯边,杀略吏士。赵滋为雄州,专以猛悍治边,光论其不可。至是,契丹之民捕鱼界河,伐柳白沟之南,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为不材,将代之。光谓:「国家当戎夷附顺时,好与之计较末节,及其桀骜,又从而姑息之。近者西祸生于高宜,北祸起于赵滋;时方贤此二人,故边臣皆以生事为能,渐不可长。宜敕边吏,疆场细故辄以矢刃相加者,罪之。」
  仁宗遗赐直百余万,光率同列三上章,谓:「国有大忧,中外窘乏,不可专用乾兴故事。若遗赐不可辞,宜许侍从上进金钱佐山陵。」不许。光乃以所得珠为谏院公使钱,金以遣舅氏,义不藏于家。后还政,有司立式,凡后有所取用,当覆奏乃供。光云:「当移所属使立供已,乃具数白后,以防矫伪。」
  曹佾无功除使相,两府皆迁官。光言:「陛下欲以慰母心,而迁除无名,则宿卫将帅、内侍小臣,必有觊望。」已而迁都知任守忠等官,光复争之,因论:「守忠大奸,陛下为皇子,非守忠意,沮坏大策,离间百端,赖先帝不听;及陛下嗣位,反覆交构,国之大贼。乞斩于都市,以谢天下。」责守忠为节度副使,蕲州安置,天下快之。
  诏刺陕西义勇二十万,民情惊挠,而纪律疏略不可用。光抗言其非,持白韩琦。琦曰:「兵贵先声,谅祚方桀骜,使骤闻益兵二十万,岂不震慑?」光曰:「兵之贵先声,为无其实也,独可欺之于一日之间耳。今吾虽益兵,实不可用,不过十日,彼将知其详,尚何惧?」琦曰:「君但见庆历间乡兵刺为保捷,忧今复然,已降敕榜与民约,永不充军戍边矣。」光曰:「朝廷尝失信,民未敢以为然,虽光亦不能不疑也。」琦曰:「吾在此,君无忧。」光曰:「公长在此地,可也;异日他人当位,因公见兵,用之运粮戍边,反掌间事耳。」琦嘿然,而讫不为止。不十年,皆如光虑。
  王广渊除直集贤院,光论其奸邪不可近:「昔汉景帝重卫绾,周世宗薄张美。广渊当仁宗之世,私自结于陛下,岂忠臣哉?宜黜之以厉天下。」进龙图阁直学士。
  神宗即位,擢为翰林学士,光力辞。帝曰:「古之君子,或学而不文,或文而不学,惟董仲舒、扬雄兼之。卿有文学,何辞为?」对曰:「臣不能为四六。」帝曰:「如两汉制诏可也;且卿能进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邪?」竟不获辞。
  御史中丞王陶以论宰相不押班罢,光代之,光言:「陶由论宰相罢,则中丞不可复为。臣愿俟既押班,然后就职。」许之。遂上疏论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国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赏,曰必罚。其说甚备。且曰:「臣获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献,平生力学所得,尽在是矣。」御药院内臣,国朝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内殿崇班则出;近岁暗理官资,非祖宗本意。因论高居简奸邪,乞加远窜。章五上,帝为出居简,尽罢寄资者。既而复留二人,光又力争之。张方平参知政事,光论其不叶物望,帝不从。还光翰林兼侍读学士。
  光常患历代史繁,人主不能遍鉴,遂为《通志》八卷以献。英宗悦之,命置局秘阁,续其书。至是,神宗名之曰《资治通鉴》,自制《序》授之,俾日进读。
  诏录颍邸直省官四人为阁门祗候,光曰:「国初草创,天步尚艰,故御极之初,必以左右旧人为腹心耳目,谓之随龙,非平日法也。阁门祗候在文臣为馆职,岂可使厮役为之。」
  西戎部将嵬名山欲以横山之众,取谅祚以降,诏边臣招纳其众。光上疏极论,以为:「名山之众,未必能制谅祚。幸而胜之,灭一谅祚,生一谅祚,何利之有;若其不胜,必引众归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独失信谅祚,又将失信于名山矣。若名山余众尚多,还北不可,入南不受,穷无所归,必将突据边城以救其命。陛下不见侯景之事乎?」上不听,遣将种谔发兵迎之,取绥州,费六十万,西方用兵,盖自此始矣。
  百官上尊号,光当答诏,言:「先帝亲郊,不受尊号。末年有献议者,谓国家与契丹往来通信,彼有尊号我独无,于是复以非时奉册。昔匈奴冒顿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不闻汉文帝复为大名以加之也。愿追述先帝本意,不受此名。」帝大悦,手诏奖光,使善为答辞,以示中外。
  执政以河朔旱伤,国用不足,乞南郊勿赐金帛。诏学士议,光与王珪、王安石同见,光曰:「救灾节用,宜自贵近始,可听也。」安石曰:「常衮辞堂馔,时以为衮自知不能,当辞位不当辞禄。且国用不足,非当世急务,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财者故也。」光曰:「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尔。」安石曰:「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此盖桑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书之以见其不明耳。」争议不已。帝曰:「朕意与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会安石草诏,引常衮事责两府,两府不敢复辞。
  安石得政,行新法,光逆疏其利害。迩英进读,至曹参代萧何事,帝曰:「汉常守萧何之法不变,可乎?」对曰:「宁独汉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存可也。汉武取高帝约束纷更,盗贼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汉业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变也。」吕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变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变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变者,'刑罚世轻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其意以风朝廷耳。」帝问光,光曰:「布法象魏,布旧法也。诸侯变礼易乐者,王巡守则诛之,不自变也。刑新国用轻典,乱国用重典,是为世轻世重,非变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公卿侍从皆在此,愿陛下问之。三司使掌天下财,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执政侵其事。今为制置三司条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则胥吏矣。今为看详中书条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对,则以他语诋光。帝曰:「相与论是非耳,何至是。」光曰:「平民举钱出息,尚能蚕食下户,况悬官督责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愿取则与之,不愿不强也。」光曰:「愚民知取债之利,不知还债之害,非独县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昔太宗平河东,立籴法,时米斗十钱,民乐与官为市。其后物贵而和籴不解,遂为河东世世患。臣恐异日之青苗,亦犹是也。」帝曰:「坐仓籴米何如?」坐者皆起,光曰:「不便。」惠卿曰:「籴米百万斛,则省东南之漕,以其钱供京师。」光曰:「东南钱荒而粒米狼戾,今不籴米而漕钱,弃其有余,取其所无,农末皆病矣!」侍讲吴申起曰:「光言,至论也。」
  它日留对,帝曰:「今天下汹汹者,孙叔敖所谓'国之有是,众之所恶'也。」光曰:「然。陛下当论其是非。今条例司所为,独安石、韩绛、惠卿以为是耳,陛下岂能独与此三人共为天下邪?」帝欲用光,访之安石。安石曰:「光外托劘上之名,内怀附之下实。所言尽害政之事,所与尽害政之人,而欲置之左右,使与国论,此消长之大机也。光才岂能害政,但在高位,则异论之人倚以为重。韩信立汉赤帜,赵卒气夺,今用光,是与异论者立赤帜也。」
  安石以韩琦上疏,卧家求退。帝乃拜光枢密副使,光辞之曰:「陛下所以用臣,盖察其狂直,庶有补于国家。若徒以禄位荣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禄位自荣,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盗窃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诚能罢制置条例司,追还提举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虽不用臣,臣受赐多矣。今言青苗之害者,不过谓使者骚动州县,为今日之患耳。而臣之所忧,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夫民之贫富,由勤惰不同,惰者常乏,故必资于人。今出钱贷民而敛其息,富者不愿取,使者以多散为功,一切抑配。恐其逋负,必令贫富相保,贫者无可偿,则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责使代偿数家之负。春算秋计,展转日滋,贫者既尽,富者亦贫。十年之外,百姓无复存者矣。又尽散常平钱谷,专行青苗,它日若思复之,将何所取?富室既尽,常平已废,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民之羸者必委死沟壑,壮者必聚而为盗贼,此事之必至者也。」抗章至七八,帝使谓曰:「枢密,兵事也,官各有职,不当以他事为辞。」对曰:「臣未受命,则犹侍从也,于事无不可言者。」安石起视事,光乃得请,遂求去。
  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宣抚使下令分义勇戍边,选诸军骁勇士,募市井恶少年为奇兵;调民造干Я,悉修城池楼橹,关辅骚然。光极言:「公私困敝,不可举事,而京兆一路皆内郡,缮治非急。宣抚之令,皆未敢从,若乏军兴,臣当任其责。」于是一路独得免。徙知许州,趣入觐,不赴;请判西京御史台归洛,自是绝口不论事。而求言诏下,光读之感泣,欲嘿不忍,乃复陈六事,又移书责宰相吴充,事见《充传》。
  葵天申为察访,妄作威福,河南尹、转运使敬事之如上官;尝朝谒应天院神御殿,府独为设一班,示不敢与抗。光顾谓台吏曰:「引蔡寺丞归本班。」吏即引天申立监竹木务官富赞善之下。天申窘沮,即日行。
  元丰五年,忽得语涩疾,疑且死,豫作遗表置卧内,即有缓急,当以畀所善者上之。官制行,帝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马光不可。」又将以为东宫师傅。蔡确曰:「国是方定,愿少迟之。」《资治通鉴》未就,帝尤重之,以为贤于荀悦《汉纪》,数促使终篇,赐以颍邸旧书二千四百卷。及书成,加资政殿学士。凡居洛阳十五年,天下以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号为司马相公,妇人孺子亦知其为君实也。
  帝崩,赴阙临,卫士望见,皆以手加额曰:「此司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观,马至不得行,曰:「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幼冲,太皇太后临政,遣使问所当先,光谓:「开言路。」诏榜朝堂。而大臣有不悦者,设六语云:「若阴有所怀;犯非其分;或扇摇机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徼幸希进;下以眩惑流俗。若此者,罚无赦。」后复命示光,光曰:「此非求谏,乃拒谏也。人臣惟不言,言则入六事矣。」乃具论其情,改诏行之,于是上封者以千数。
  起光知陈州,过阙,留为门下侍郎。苏轼自登州召还,缘道人相聚号呼曰:「寄谢司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爱以活我。」是时天下之民,引领拭目以观新政,而议者犹谓「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但毛举细事,稍塞人言。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虽百世不可变也。若安石、惠卿所建,为天下害者,改之当如救焚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众议甫定。遂罢保甲团教,不复置保马;废市易法,所储物皆鬻之,不取息,除民所欠钱;京东铁钱及茶盐之法,皆复其旧。或谓光曰:「熙、丰旧臣,多憸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义间上,则祸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宗社,必无此事。」于是天下释然,曰:「此先帝本意也。」
  元祐元年复得疾,诏朝会再拜,勿舞蹈。时青苗、免役、将官之法犹在,而西戎之议未决。光叹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简与吕公著云:「光以身付医,以家事付愚子,惟国事未有所托,今以属公。」乃论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罢之。诸将兵皆隶州县,军政委守令通决。废提举常平司,以其事归之转运、提点刑狱。边计以和戎为便。谓监司多新进少年,务为刻急,令近臣于郡守中选举,而于通判中举转运判官。又立十科荐士法。皆从之。
  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免朝觐,许乘肩舆,三日一入省。光不敢当,曰:「不见君,不可以视事。」诏令子康扶入对,且曰:「毋拜。」遂罢青苗钱,复常平粜籴法。两宫虚己以听。辽、夏使至,必问光起居,敕其边吏曰:「中国相司马矣,毋轻生事、开边隙。」光自见言行计从,欲以身徇社稷,躬亲庶务,不舍昼夜。宾客见其体羸,举诸葛亮食少事烦以为戒,光曰:「死生,命也。」为之益力。病革,不复自觉,谆谆如梦中语,然皆朝廷天下事也。
  是年九月薨,年六十八。太皇太后闻之恸,与帝即临其丧,明堂礼成不贺,赠太师、温国公,襚以一品礼服,赙银绢七千。诏户部侍郎赵瞻、内侍省押班冯宗道护其丧,归葬陕州。谥曰文正,赐碑曰「忠清粹德」。京师人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及葬,哭者如哭其私亲。岭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及四方皆画像以祀,饮食必祝。
  光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在洛时,每往夏县展墓,必过其兄旦,旦年将八十,奉之如严父,保之如婴儿。自少至老,语未尝妄,自言:「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诚心自然,天下敬信,陕、洛间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实得无知之乎?」
  光于物澹然无所好,于学无所不通,惟不喜释、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书,其诞吾不信也。」洛中有田三顷,丧妻,卖田以葬,恶衣菲食以终其身。
  绍圣初,御史周秩首论光诬谤先帝,尽废其法。章惇、蔡卞请发冢斫棺,帝不许,乃令夺赠谥,仆所立碑。而惇言不已,追贬清远军节度副使,又贬崖州司户参军。徽宗立,复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复降正议大夫,京撰《奸党碑》,令郡国皆刻石。长安石工安民当镌字,辞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马相公者,海内称其正直,今谓之奸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辞,乞免镌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于后世。」闻者愧之。
  靖康元年,还赠谥。建炎中,配飨哲宗庙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