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谷城

 
周谷城像
周谷城像
 周谷城(1898-1996),中国当代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湖南益阳人。1917年就读于北京高等师范英语部。1921年毕业后在湖南省第一师范执教。1927~1930年在上海暨南大学附中和中国公学任教。1930~1933年任中山大学教授兼社会学系主任。1933~1941年任暨南大学教授兼历史社会学系主任。1942年起,任复旦大学教授,曾兼任历史系主任、教务长等职。  周谷城在史学界德高望重,1932年至1942年在济南大学讲授中国历史时,他就精心编写讲稿,系统整理出了一部独具中国特色的《中国通史》,有80万字,分上下两册,于1939年由开明书店出版发行。1942年后进入复旦大学讲授世界通史,他大胆向“言必称希腊”的欧洲中心论挑战,自己动手编写了一部符合历史客观实际的《世界通史》,从而饮誉中外史坛。解放后,他出席了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先后担任中国农工民主党副主席、主席,一、二、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教科文委主任,全国史学会会长,1996年11月10日逝于上海,终年99岁。

生平简介

  周谷城(1898~1996) 湖南益阳人。早年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期间参加五四运动。民国10年(1921年)毕业后任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教员,与毛泽东建立了友谊,并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民国15年参加农民运动,发表《论租谷》、《农村社会新论》等文章,用剩余价值理论分析农村中的阶级剥削,产生很大的影响。曾任湖南省农民协会顾问、省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师、全国农民协会筹备会秘书。民国16年大革命失败后到上海为商务印书馆撰稿、译书,并在暨南大学兼课。     
周谷城教授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
周谷城教授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
 民国19年,周谷城加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上海创办《正言报》,著文批判买办哲学。同年秋到广东中山大学任教授兼社会系主任,次年任暨南大学教授兼历史社会系主任。民国31年起任复旦大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抗战期间创办社会科学讲习所,向沦陷区青年宣传爱国主义思想,被日伪机关监视,在潜赴后方时遭逮捕,在杭州被拘押37天。保释后,赴重庆复旦大学任教,被聘为民主政团同盟顾问。抗战胜利后,周谷城支持、参加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斗争,是著名的民主教授。民国35年参与发起成立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反对国民党独裁政治,争取和平民主。上海解放前夕被上海警备司令部关押,由于复旦大学师生的罢教、罢课反对,国民党政府才被迫将他释放,交学校“管束”。1949年9月赴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解放后,周谷城被选为第一、二、三届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第三至第六届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七届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54年起当选为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1955年起任第一、二届上海市政协常委,第三、四、五届市政协副主席;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他在上海市人大工作期间,提议制定上海市文物保护法规,主张加强上海市的基础教育,为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立法和监督提出许多意见。   
邓小平同周谷城亲切握手
邓小平同周谷城亲切握手
  周谷城自1951年起历任中国农工民主党第六、七届中央委员,第八、九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1986年12月起任第九届中央委员会主席,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1954年起任第一至第六届农工党上海市委员会主任委员。     周谷城长期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早年著有《中国社会之变化》、《中国政治史》等著作。民国28年编写出版《中国通史》,1949年编写出版《世界通史》,打破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框框,在史学界产生广泛影响。建国后,历任复旦大学教务长、全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兼主席团执行主席、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上海市史学会会长等职。著有《史学与美学》、《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中国政治史》等。1978年后,周谷城以80岁高龄登上讲坛授课,培养了“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批硕士生和博士生,晚年特别关注环太平洋地区研究和文化史研究。

与毛泽东“同师”

  1913年,十五岁的周谷城考入湖南长沙省立第一中学,这是湖南省内第一所省立中学,创办人和第一任校长是符定一。符定一治校严谨,以“公、勇、勤、俭”为校训,对学生进行勉励。进入省立一中,周谷城像跨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对英语和数理化等每门学科都感兴趣,如饥似渴地学。  他曾有过八年在“周氏族学”中读书的经历,养成了很好的古文功底。周谷城的作文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那时他已经系统地读了《史记》《汉书》《国语》《战国策》等古籍,作文时喜欢引经据典,阐述道理。国文老师袁吉六后来说:“我在第一师范教书时,古文最好的学生是毛泽东;在省立一中教书时,古文最好的是周谷城。”袁吉六是前清进士出身,既是湖南第一师范的老师,又受聘在第一中学教国文,在一中的作文讲评时他经常引周谷城的文章为例。  周谷城与毛泽东有三个共同的老师,另两位便是杨昌济和符定一。杨昌济是杨开慧烈士的父亲,当时在省立一中教修身课,他的学问、道德和风采,给周谷城留下很深的印象。符定一是一位前清宿儒,袁世凯称帝时,杨度发起成立“筹安会”,符定一紧紧跟上,在湖南筹安会当上了会长,但他跟杨度一样,后来的思想也转到社会主义这边来了。

接受“五四”洗礼

  1917年周谷城从湖南省立一中毕业,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甫入大学,即逢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五四”运动。周谷城后来回忆,正是在那段时间里,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新青年》和许多哲学原著。他十分赞同科学和民主的观点,还广泛接触各种新思想,阅读了大量反映当时社会政治思潮的中外书籍,有马克思主义的,也包括实用主义的。  广泛涉猎,兼收并蓄,百家争鸣,推陈出新,这是“五四”时期知识界、学术界的风气,也是当时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术风气,可以说,影响了他一生的学术道路。从那时开始,周谷城在学问道路上一直是解放思想,打开视野,广博地阅读,不断地求知,贯通中西,穷究今古,自立新说而成一家之言。进入盛年以后,除史学领域外,这位学人在哲学、美学、教育学、逻辑学、社会学各个领域,都有深入研究和独到的见解,令人刮目。  1921年,周谷城离北京高师毕业还差半年,便回到湖南长沙,在第一师范执教英语和论理课了。当时,毛泽东正在一师附小任主事。一见之下,引为知己。在那段令周谷城终身难忘的日子里,通常是,晚饭之后,毛泽东去到周谷城处,说古论今,作竟夜长谈。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和不少共产主义小丛书的周谷城,和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者毛泽东之间,自有说不完的话题。  1921年8月,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创办湖南自修大学。1922 年底,何叔衡出任船山学社社长。周谷城应毛泽东之邀,做过自修大学和船山学社的教师,教心理学。与此同时,周谷城又将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开始了长达一生的笔耕生涯。1923年,周谷城出版了第一本译作《实用主义论理学》。  192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周谷城构建自己学术思想体系的《生活系统》一书。在这本兼融心理学与哲学于一体的著作中,他认为知、情、意三者前后承续,首先是物我浑然一体,而后是物我分立,进而是信仰生活。这部著作既是对构造派心理学的批判,也是周谷城向哲学领域挺进的起始,其早年的创新思维由此可见一斑。

新复旦首任教务长

  1942年春,周谷城经进步教授陈望道、张志让介绍,受聘于迁址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任历史系教授,并在陈望道任系主任的新闻系开设英文报纸分析课。周谷城仍继续积极参加抗日民主活动,还协助陶行知开办社会大学,被聘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盟前身)顾问。他的学问人品受到学生们的景仰,1945年春周谷城任系主任,历史系的学生曾以他的名字成诗:“周谷城里,春光明媚,鸟语花香,人才济济”。  周谷城还致力于对世界历史的研究,他仔细研究和分析了当时流行的世界史著作,认为缺憾多在于堆砌历史事件,而且都是以欧洲为中心,置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古老文明于不顾。周谷城认为,不能也不应该追随以欧洲为中心的学术思想,希腊、罗马并非驾驭其他地区的文化中心,中国、印度跟希腊、罗马是可以相提并论的。在这样的思想前提下,周谷城着手编写格局一新的《世界通史》,力求将人类社会发展的全局综合为统一整体,阐明欧洲的古老文明和近代文明,中国、印度等各自都有其独立发展的文化系统,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互相渗透、互相作用,蔚成一幅波澜壮阔的世界历史画面。  1949年,周谷城的三卷本《世界通史》正式面世。在这部通史中,周谷城以埃及、巴比伦、波斯、印度、中国和墨西哥六大文化中心的相互关联、日趋融合为主旨,描绘了世界文化彼此交流和互为因果的内在联系。周谷城提出,世界是一个多元的有机整体,尽管世界上多文化区、多国度并存,但并非各自孤立活动,而是从一开始便蕴涵着互相往来、互相交叉和互相渗透的趋势,这种趋势又是必然的。  除《世界通史》外,周谷城还著有《中国通史》。  1946年,周谷城随复旦大学由重庆回到上海,出任史地系主任,又与张志让、潘震亚、翦伯赞等人发起组织了上海大学民主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周谷城作为“大教联”中坚分子,上了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的黑名单。  上海解放后,周谷城被任命为新复旦的首任教务长,接着又受郭沫若、翦伯赞、侯外庐的委托,创办了上海市历史学会,并长期担任会长。1952年高校实行院系调整,调入复旦大学的全国知名学者、学术界的权威人物多达十五人。作为复旦教务长,周谷城代表校长陈望道,带着车队把十五位名教授接进复旦,其中包括浙大的苏步青、陈建功,沪江大学的蔡尚思等。多年以后,苏步青仍感慨不已道:“望老不容易,把十五个大头团结了起来;周谷老也是有功劳的,我就是周谷老代表望老带了车队接来复旦的。”

“时代精神汇合论”

  60年代初,周谷城陷入了一场“斗争哲学”的重围。那就是围绕周谷城美学思想展开的大论战。1961年至1962年间,周谷城先后发表了三篇阐述其美学思想的文章,即《光明日报》上的《史学与美学》,《文汇报》上的《礼乐新解》,还有《新建设》上的《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在以后针对他的美学思想展开的论战中,他又先后发表了五篇文章。  当时的中国大地,已经历了1957年的反右斗争,1958年的“拔白旗,插红旗”,1959年的反右倾,1960年的反修防修。阶级斗争的弦正越绷越紧。而周谷城在自己的那些文章中,厚积薄发,坦诚地表述了自己在“正确认识矛盾斗争的限度”、“正确认识矛盾斗争与矛盾统一的关系”等问题上的观点和看法。尤其在《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中,周谷城表述了一个主要观点,即“时代精神汇合论”。他是这样诠释的:  在原始氏族社会,因着人与自然的斗争,部落与部落的斗争,常形成各种不同的思想意识,汇合而为氏族社会的时代精神。封建时代又有各种思想意识,汇合而为当时的时代精神。资本主义时代,又有各种思想意识,汇合而为当时的时代精神。各时代的时代精神虽是统一的整体,然从不同的阶级乃至不同的个人反映出来,又是截然不同。  这就是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周谷城的解释,自然又引起轩然大波,成为被围追堵截的又一焦点,一时间,“商榷”文章蜂起。关于时代精神的讨论,从1963年至1964年,前后延续了两年。各方来稿踊跃。仅《光明日报》一家,在1964年夏、秋之际三个月里,讨论的稿件就有近三百篇,其中批评周谷城观点的占大多数,赞成他观点的仅三十余篇。在这段时间里,“金棍子”姚文元为显示其革命的彻底性,与周谷城在《光明日报》上多次交锋。  毛泽东一直密切关注着这场讨论。他看过周谷城、姚文元在报刊上发表的论战文章及其他有关文章。而对于金为民、李云初的《关于时代精神的几点疑问——与姚文元同志商榷》一文,他还在发表以前看过报社排印的清样。7月6日他看完这篇文章清样后,立即让中宣部把这篇文章和姚文元的文章编成一本小册子付印出版,并亲自写了一段按语作为序言:  这两篇文章,可以一读。一篇是姚文元批驳周谷城的,另一篇是支持周谷城批驳姚文元的。都是涉及文艺理论问题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懂一点文艺理论,否则会迷失方向。这两篇文章不难读。究竟谁的论点较为正确,由读者自己考虑。  从今天的眼光看,毛泽东的这段序言并不显得咄咄逼人,但对这场讨论的态度,对辩论双方观点的态度,对老朋友周谷城的态度,意思全在里面了。不久“文革”爆发,“时代精神汇合论”被列为全国重点批判的“黑八论”的第二位,周谷城终究还是为此吃了不少苦头。

从北师大走出的周谷城

  周谷城,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杰出的爱国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1917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在这里完成了大学学业。  1917年,19岁的周谷城告别家乡湖南,考入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大的前身)英语部。从1917年到1921年,短暂的大学四年,对周谷城的一生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这个时期,正值新文化运动和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发生前后。此时的北师大,探求新知、提倡新学的风气盛行,自由学习讨论的气氛浓厚。周谷城的大学生活,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开始的,他读到了《新青年》,非常赞同“民主”、“科学”的观点。他还阅读了很多哲学原著,对当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民主主义、实用主义等各种思想都进行了研究。“机能心理学派”、“构造心理学派”、“完形派”、“本能派”等心理学学说也深深吸引了周谷城,他涉猎了大量的社会学方面的著作。正由于周谷城在北师大求学时那百家争鸣、兼容并蓄的学术新风,开阔了他的视野,升华了他追求新知的思想境界。周谷城博览群书、上下贯通、自创新说而成一家之言,在史学、哲学、美学、教育学、逻辑学、社会学等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周谷城先生的夫人李冰伯告诉笔者:“他这个人什么都喜欢,是个杂家,凡是他有兴趣的事情,他都要追问个究竟”。在阅读周谷城先生的学术著作时,他的大家风范和兼容并蓄的特点,十分明显。周谷城研究过世界历史,出版了影响中国几十年的三卷本《世界通史》。这部通史打破了“欧洲中心论”,而以埃及、巴比伦、波斯、印度、中国和墨西哥六大文化中心的相互关联、日渐融合为主旨,描绘了世界文化彼此交流和互为因果的内在联系。他认为世界是一个多元的有机整体,尽管世界上多文化区、多国度并存,但它们并非各自孤立活动,而从开始就蕴涵着彼此间互相往来、互相交叉、互相渗透的必然趋势。  周谷城认为:世界史应该是关于世界整体的历史,应该具有世界性。而当时几乎所有的世界史教科书,都以欧洲为中心,全然欧洲史一样。他明确提出,世界史不应以欧洲为中心,就爱国的思想说,不应该;就地理的方位说,有错误。我们不能追随以欧洲为中心的思想。希腊、罗马并非世界古代史上驾驭其他各地的文化中心。印度、中国、希腊、罗马是可以相提并论的。  所以,周谷城一直认为世界通史是一个有机统一体,世界各地区都在日趋联系交往之中。而中西文化的交融,只能是相互渗透,决不会由一方取代另一方,换句话说,谁也不能吃掉谁,彼此可能消长升沉,但也决不会同归于尽。他讲:“有人认为,世界文化的发展会向东方文化(中国文化)复归。我看这是机械论。今后世界文化的发展,不会是纯粹的东方模式或西方模式,而是会走向综合。西方文化到中国来,中国文化到西方去,其结果如何呢?在我看来,只会使双方的文化更为丰富多彩,更为进步,不会有消极的结果,不会破坏或有损各自的固有文化。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决不是谁吃掉谁,世界文化的发展过程,就是一平衡过程。”  周谷城认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也是共通的、平衡的,不应机械分割。周谷城的孙子周洛华在回忆祖父时说:“凡是有人当着祖父的面问我是学文科还是理科时,祖父总是抢先说:‘不存在这个界限’。我小时候喜读诗词,以为自己天性习文,祖父一直反对,他对我说:‘切莫分文理’。他在北京曾与钱学森先生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俩都认为学社会科学与学自然科学是共通的,决不可机械地分割开来。两者若有偏废,都不可能达到较高学术水平”。(本节作者:沈其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