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观

  自然观,人们对自然界的总的认识。大体包括人们关于自然界的本原、演化规律、结构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方面的根本看法。自然观是人们对整个世界认识的基础,因而任何一种系统的哲学必然包含与之相适应的系统的自然观。      在中国古代长期的科学认识活动中,古人形成了一种感应论自然观,认为自然界许多事物的运动变化都是由相互感应引起的。自然感应论是在古代元气本体论基础形成的一种朴素自然观,对古代科学认识活动有着广泛而持久的重要影响。  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古人已初步认识到,自然界事物的运动变化是有一定规律的。  《尚书·泰誓》指出:“天有显道”。  《左传》认为:“天事恒象”。庄子告诫人们:“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荀子则大声疾呼:“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此处的天即指包括天体在内的自然界。通过古代哲人这类关于自然界运动变化规律性的肯定性论述,再结合当时的天文观测,日月食预报,以及与生活实践密切相关的其他一些科学认识活动,即可看出我国古人对事物运动变化的一些简单规律已有相当的认识。古人也把事物的基本规律称为“常性”。  《逸周书·常训》指出:“天有常性,人有常顺。顺在不变,性在不改,不改可因。”正因事物的常性不改,人类才能认识它,顺应它。  《吕氏春秋·不苟论》指出:“性者,万物之本也,不可长,不可短,因其固然而然之。此天地之数也。”因此,只要认识了事物的基本属性,即可把握其变化规律,指导认识实践。自然感应论即是古人所形成的关于事物普遍属性的认识。  经过对大量经验事实的反复观察和分析比较,古人形成了一种观念:许多同类事物之间存在相互感应作用。先秦典籍中,有关这种认识的论述很多。如《周易·文言》:“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庄子·渔父》:“同类相从,同声相应,固天之理也。”《吕氏春秋·召类》:“类同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相从”、“相应”、“相求”、“相召”均指事物间的感应现象。  《说文》:“感,动人心也;”“应,当也。”在古代文献中,“感”表示能使事物产生内在变化的一种作用,如《周易·咸卦》之“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周易·系辞》之“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应”表示事物对外界作用的反应,即受外界影响后产生的变化,如《周易·大有卦》之“应乎天而时行”等。当感与应连用时,前者表示主动一方的作用,后者表示受动一方的反应,正所谓“感而后应,非所设也。”唐代孔颖达对此说的最为明白:“感者,动也;应者,报也。皆先者为感,后者为应。”因此,感应的基本含义是表示两事物间的作用与被作用过程。从逻辑关系上说,感与应有主从之别,因果之分。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不只消极地适应而是积极地作用于自然界。在这一相互作用过程中,人们形成了对自然界本质的认识。因此,自然观既不象唯心主义所说的那样,只是人的思维的自由创造;也不象机械唯物主义所说的,只是思维对自然界的消极反映。构成自然观基础的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只是自然界本身。    任何时代的自然观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尤其与当时的自然科学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反过来,它又对自然科学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在历史上,最先出现的是神话形态的自然观。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唯心主义自然观的对垒日趋明显。唯心主义自然观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唯物主义自然观大体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形态。在古代,人们基本上把自然界看作是一个普遍联系、不断运动的整体,由此形成朴素的自然观。近代科学深入自然界的各个细节进行孤立静止的考察,由此产生形而上学自然观。现代科学则日益广泛地揭示了自然界的各种联系,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发展着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这一科学的自然观对整个自然科学和哲学日益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自然观作为科学历史的文化背景之一,对科学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然而自然观首先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是科学发展的产物。在自然观与科学的逻辑关系中,科学是自然观形成的基础,科学在自然现形成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人类自然观经历了四次演变,即:古希腊朴素自然观——机械自然观——进化自然观——系统自然观。进化自然观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在自然科学领域最直观的表述,系统自然观是进化自然观的进一步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