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

  李大钊(1889年10月29日-1927年4月28日),字守常,河北乐亭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立人之一,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一。

生平简介

  李大钊,字守常,一八八九年十月二十九日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七岁起在乡塾读书,一九○五年入永平府中学,一九○七年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青年时代,目睹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国家危亡局势和社会黑暗状况,激发了爱国热忱,立志要为苦难
李大钊和孙中山步出国民党“一大”会场
的中国寻求出路。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夺后,开始发表文章,揭露军阀官僚的统治只是加深了民族的灾难和人民的痛苦。一九一三年,含愤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在日本向中国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亡国条件后,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向国内寄发《警告全国父老书》。这时,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一九一六年回国后,积极参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他在《青春》一文中号召青年“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
       他积极抨击以孔子为偶像的旧礼教、旧道德,向当时抬出孔子来维护自己统治的反动势力展开猛烈的斗争。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他受到极大的鼓舞和启发。他逐步明确地站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一九年,他发表了许多热情地宣传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与资产阶级改良派胡适展开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在思想界引起了广泛强烈的反响。他在一九一八年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兼任经济学教授,参加《新青年》杂志编辑部。这年年底与陈独秀等创办《每周评论》,并于次年主编《晨报副刊》。同时,他还协助北京大学学生创刊《国民》和《新潮》。随着李大钊等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日益扩大。一九二○年三月,李大钊在北京先后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共产主义小组。许多青年在他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其中有些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著名活动家,如邓中夏高君宇等。毛泽东周恩来也都受到过他的影响。大钊同志为建立中国共产党努力奋斗,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的工作。在党的二大、三大、四大,都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二四年底,任党的北方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在他领导下,北方党组织派出许多同志在冀、鲁、豫、晋、陕、内蒙和东北的广大地区开展了党、团工作,先后发动了开滦大罢工、二七大罢工等著名斗争。一九二二年,他受党的委托在上海与孙中山先生谈判国共合作,并在一九二四年在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领导工作,为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一九二五年在孙中山先生北上时和逝世时,在五卅运动中,他领导北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在北洋军阀统治的北方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军阀斗争。他积极地进行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领导改组后的国民党在北京的组织。坚决反对国民党右派。他努力为南方的革命运动培养、输送了大批干部。他坚决支持当时主要在南方一些农村蓬勃兴起、同时也开始波及北方的农民运动,并著文论述开展农民运动和解决土地问题的重要性。他也注意在军队中扩大革命运动的影响,对冯玉祥将军五原誓师参加北伐起了重要作用。大钊同志作为具有高尚道德品格的学者和革命家,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尊崇,名重当世,这是他能卓有成效地开展多方面革命工作的一个重要条件。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京各界人民在天安门举行反对日本等国要求大沽口撤防的大会,并到皖系军阀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请愿,竟遭到段政府的血腥屠杀。大钊同志在惨案发生后,继续领导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北方组织坚持斗争。不久,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军队进入北京,白色恐怖更加严重。次年四月六日,张作霖在帝国主义支持下逮捕了大钊同志等八十余人。大钊同志备受酷刑,在监狱中,在法庭上,始终大义凛然,英勇不屈。四月二十八日,凶残卑怯的敌人不顾广大舆论的反对,将大钊同志和谭祖尧、邓文辉、谢伯俞、莫同荣、姚彦、张伯华、李银连、杨景山、范鸿劼、谢承常、路友于、英华、张挹兰、阎振三、
1983年4月1日邓小平为李大钊烈士陵园题词
李昆、吴平地、陶永立、郑培明、方伯务共二十位革命者(其中多数是共产党人,也有国民党人)一齐绞杀。大钊同志临刑时毫无惧色,第一个走上绞架,从容就义。时年尚不足三十八周岁。  李大钊同志的灵柩多年停放在宣武门外的一个庙宇内。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他的家属和许多社会知名人士,发起为大钊同志举行葬礼,将灵柩安葬于香山万安公墓。大批学生、工人、市民群众冒着白色恐怖参加葬礼,形成一次壮烈的示威运动,许多参加者为此而被捕,甚至被杀害。  在全国解放前,李大钊同志的一部分著作虽曾由他的亲属编集,由鲁迅先生作序,但在反动统治下一直没有能发行。直到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才出版了重新编辑的《李大钊选集》。一九八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经过增订的《李大钊诗文选集》。一九八四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百一十多万字的《李大钊文集》。
李大钊烈士陵园内的李大钊烈士和夫人赵纫兰之墓
  李大钊同志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无限忠诚。他为在我国开创和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永远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辉典范。大钊同志和其他无数先烈光荣地倒下去了,但是他们的牺牲没有使中国革命停止,相反,中国革命在牺牲者的血泊中继续前进,直至获得伟大的胜利。作为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大钊同志的业绩将永远受到中国人民的追怀和崇敬。  为纪念李大钊同志,发扬他伟大的共产主义革命精神,中共中央于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八日将他和他的夫人赵纫兰同志(一八八三年――一九三三年)的灵柩移葬于新建的李大钊烈士陵园。 

生平经历

       1913年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赴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科,开始接触社会主义
李大钊
思想。
        1914年组织神州学会,进行反袁活动。次年为反对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以留日学生总会名义发出《警告全国父老》通电,号召国人以“破釜沉舟之决心”誓死反抗。
        1916年5月回国,在北京创办《晨钟报》,任总编辑。旋辞职,任《甲寅日刊》编辑,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1918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发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号召全国人民走十月革命的道路。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对运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19年参加创建少年中国学会,任《少年中国》月刊编辑主任。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中国最早比较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三个组成部分的文章。与提倡实用主义胡适展开“问题与主义”论战。
     
李大钊在《晨钟报》的工作受到某些政客的阻挠,很难继续下去,他毅然于9月5日辞去总编辑的职务。后应《宪法公言》杂志之约,为该刊撰稿。这是李大钊(前排中坐者)与宪法公言社同人的合影
       1920年3月与前来北京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局长魏金斯基和马迈耶夫等商谈建立中国共产党问题。10月成立北京共产党小组。11月建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8月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主任,在京奉、京汉、京海等铁路开展工人运动。次年8月中共中央西湖会议后,受党的委托到上海与孙中山商谈“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不久,在孙主盟下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1923年6月出席中共“三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0月任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和改组委员。参与筹备国民党“一大”。
       1924年1月被孙指定为国民党“一大”五人主席团成员之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后任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组织部长。6月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五大”。11月返回北京,发动群众准备召开国民会议,揭露和抵制段祺瑞的“善后会议”。
       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与赵世炎等在京组织“沪案雪耻会”,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
       1926年3月领导北京群众反对日英美等国要求拆除大沽口国防设备的“最后通牒”,18日因组织请愿示威游行被段祺瑞政府通缉。北伐战争期间协助冯玉祥制订军事行动方针。
       1927年4月6日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28日在北京英勇就义。著作编为《李大钊文集》。

主要事迹     

·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

  十月革命成功的消息,三天就传入中国。当时真正看清十月革命真象及其伟大意义的,首先是李大钊。早在“1918年3、4月间,
李大钊
   李大钊
他就开始向朋友宣传和介绍十月革命”。(戴鹿鸣:《五四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李大钊》,《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117页)1918年7月至1919年1月,李大钊先后公开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一系列重要文章,对十月革命的性质和伟大意义作了比较正确的解释。第一,他认为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它的胜利是“庶民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他指出,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第二,李大钊认定十月革命的道路是各国革命的必由之路,他认为十月革命潮流是不可抗拒的,共产主义一定能在全世界实现。他无比兴奋地说:“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第三,他指出,中国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获得解放和新生。他说:“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法俄革命之比较观》)  但陈独秀对十月革命的认识,就和李大钊不一样。他虽是新文化运动的创始人,但在十月革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把欧美式的科学与民主作为他奋斗的基本纲领。1919年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说:“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指德先生和赛先生作者)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路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黑暗。”(载《新青年》六卷一号)1919年2月,他开始对十月革命说了些公道话,但仍然认为十月革命还有“不是的地方”。(《公理何在?》,《每周评论》第8号)随着十月革命的影响扩大,特别是李大钊的宣传和介绍,陈独秀的态度也逐渐明确起来。1919年4月底,陈独秀写文章表示欢迎社会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革命》,《每周评论》第18号)开始认识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 

·阐明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最凶恶的敌人

  怎样认识帝国主义和对帝国主义战争抱什么态度,这是衡量一个民族是否觉醒的标志,也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重要区别。毛泽东曾指出,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毛泽东选集》第266页)这个开始的杰出代表是李大钊。  1918年11月,北京举行了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所谓协约国胜利的活动。北京大学在天安门前搭台举办讲演大会,一连讲了两天。当时的社会名流蔡元培胡适、陶孟和等,在演讲中都异口同声称赞这次战争的胜利是“正义”,“平等”的胜利,是“公理战胜强权”。一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对英美抱有很大的幻想,认为“协约国及美国大战成功,……使国防全无之中国,后此患于军备之苦,亦以立国东亚”。(《民国日报》1919年1月15日)这种倾向,在当时一部分先进青年和知识分子中间也存在着,他们把美帝国主义当作民主的“象征”、公理的“化身”。  唯有李大钊阔步登台,发表了《庶民的胜利》著名演讲。他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的失败,十月革命的胜利,我们不应该为帝国主义集团“协约国”胜利而欢呼,应当为“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十月革命的胜利而庆祝。11月28日起,北京大学又在中山公园举办了三天演讲大会,李大钊又一次登台演讲《庶民的胜利》,它就成为这次演讲会的主题,在群众中产生强烈的反响。  李大钊在《庶民的胜利》和以后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正确地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性质和结果。第一,揭示了帝国主义战争是掠夺战争。李大钊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性质是“资本家政府的战争”;“这回战争的起因”,全在资本家国家的扩张主义,“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作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阶级谋利益”。(《李大钊选集》第121页)李大钊还阐明了对待战争的态度,他认为对待帝国主义战争,劳工阶级取坚决反对的态度,并且“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打倒全世界的资本阶级”。(《李大钊选集》第127页)  第二,指出一切腐朽的反动势力必然灭亡,人民革命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李大钊认为“二十世纪的群众运动”,是“不可挡的潮流”,它将冲破历史上一切腐朽反动势力而最后获得胜利。他说:什么皇帝口列,贵族口列,军阀口列,官僚口列,军国主义口列,资本主义口列,“遇见这种不可挡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到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地落在地上。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胜利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凯歌声。”  第三,着重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最危险的敌人。李大钊在1919年元旦发表的《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的文章,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宣扬的所谓“大亚细亚主义”,就是“吞并中国主义的隐语”,“是侵略的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这是我国第一次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提出的帝国主义概念。李大钊还指出,日本要想在世界上对于中国占特殊地位,必然要步德国的后尘,发动世界大战。而“那卖国的官吏,那个不是忙着和外国人勾结,做点合办事业,吃点借款回扣,好去填他的私囊!”从而尖锐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野心和出卖民族利益的北洋卖国政府的罪行,不断地激发全国人民爱国热情。  李大钊这些崭新的观点,精辟的论述,深刻的揭露,及时澄消了人们中存在的许多糊涂认识,使中国人民迅速地觉醒起来。一位当事人说:“当时帮助我们了解十月革命和国内外局势的人主要是李大钊同志,”“我们从他那里得到思想和行动的启发”。(《五四运动回忆录》第256页)匡互生说:“有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带强烈刺激性的出版物作晨钟暮鼓,一向消沉的青年,也就不能不从睡梦中惊醒,思想解放自是当然的结果了。”(《五四运动回忆录》第249页)尤其使那些寻求真理的先进分子迅速觉悟起
李大钊像
  李大钊像
来,很快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思想,走上十月革命的道路。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等一批进步青年在李大钊影响下,开始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十月革命。  陈独秀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就比不上李大钊那样明确、深刻,经历了相信、怀疑和否定的发展过程。他在1918年12月22日《每周评论》发刊词中,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看成是“公理战胜强权”,并且吹捧美国总统威尔逊为“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由于社会上名流都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公理战胜强权”,不少青年们受了迷惑;既然连陈独秀都这么说,青年学生中受迷惑的人更多了。11月30日晚,北大学生提灯游行,竟到段祺瑞住宅前表示祝贺。北京各校学生,不少人跑到美国使馆高呼“威尔逊总统万岁!”后来由于受了李大钊的积极影响和事实的教育,陈独秀的态度有了转变。他在1919年2月的《每周评论》第8期上,同时发表了两则随(感)录:一则题为《威大炮》,把原来他认为“世界上第一个好人”的威尔逊,贬低为一文不值的“威大炮”;另一则是《公理何在?》,把所谓“公理”、“民主人代表的协约国,转而斥责为剿杀十月革命、迫害反战英雄李卜克内西的刽子手,并气愤地连声直呼“公理何在?!”直到1919年5月18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第22期发表评论,对帝国主义本质才有了明确的认识,他说:“啊!现在还是强盗世界,现在还是公理不敌强权时代!”并且号召人民开展相当的示威运动,彻底铲除“军阀、官僚、政客这三害”。陈独秀的上述观点,由于他是新文化运动创始人的身份,对推动五四运动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远远比不上李大钊所起的作用那样深刻、广泛和强烈。总之,在五四运动前,达到李大钊这种认识的先进分子,还是极少数。  

·提出了“直接行动”的口号,催生了五四运动

  1919年1月,英美法等帝国主义策划召开了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在会上提出取消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废除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正义要求,遭到否决,却把德国在山东强占的一切权力全部让给日本,使我国主权受到极大威胁。到2、3月间,帝国主义侵略行径越来越露骨,民族危机日趋严重,而军阀政府又腐败不堪、软弱无能。一批爱国青年深感宣传、揭露已不能适应日益紧迫的斗争形势,需要采取更强有力的行动。这时,李大钊多次向爱国青年介绍国际工人运动情况,提出了“直接行动”的思想。“直接行动”的思想,振奋和激励着广大爱国青年,逐渐酝酿着即将到来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风暴。5月1日,李大钊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五一节May Day杂感》重要文章,第一次公开提出采取“直接行动”的方法跟敌人斗争,推动了群众的革命行动,五四运动的发生就将成为势不可挡的事。  当然,陈独秀在5月4日出版的《每周评论》随感中,也提出了“直接解决”的思想,但在五四之前,学生们不可能看到这文章,对五四运动爆发不可能产生直接的影响。当然这对推动五四运动深入发展也起了一定作用。  总之,李大钊通过演讲和撰文,宣传了马克思主义,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悟,指明了斗争的目标,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准备了正确的思想指导和精神武器。

·通过报刊、社团活动团结大批爱国知识青年,发展和组织革命力量

  五四运动所以首先在北京青年学生中发动,这决不是偶然的,这是与李大钊长期的组织实践活动密切不可分的。  首先,李大钊利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报刊杂志来团结广大青年读者,组织革命力量。《新青年》杂志在新文化运动中起过司令部作用,其编辑部有三部分人组成,即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何拧成一股革命力量呢?李大钊提出:虽然有“许多主张”,观点也“不尽相同,”但应当“结合起来”,“为文学革命新的奋斗”。在李大钊的努力下,编辑部成员统一到反封建这个目标之下,形成了革命的统一战线。李大钊以此为核心,把大批读者、进步青年团结起来,形成一股革命力量。  第二,创建革命组织,发展革命力量。 
李大钊烈士陵园
李大钊烈士陵园
       1918年6月,由李大钊等7人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毛泽东邓中夏恽代英黄日葵高君宇张闻天刘仁静张申府许德珩等,都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李大钊为学会提出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他经常组织会员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十月革命,还出版《少年中国》月刊,李大钊任主编。少年中国学会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在五四前夕发展成为当时影响较大的革命团体,成员已有60多人,分布在全国各大城市,会员都同情或参加了五四运动,对五四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和领导作用。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就说过:“现在各种集会中,我觉得最有希望的是‘少年中国’学会,因为他们的言论、他们的举动都质实得很,没有一点浮动与夸张的态度。”(《蔡子民先生言行录》第169页)  1918年冬,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欺骗警察,避免查禁,用了马尔格斯(马克思的译音)的名字,反动警察当局误认为是研究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团体,也就不来干涉了。这个学会先是公开的,后来就秘密起来,对内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对外举办些演讲会。李大钊通过这个学会在进步教师和青年学生中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李大钊传》第34-35页)  其三,热心指导各种团体活动,是青年学生的良师益友。  1918年秋,李大钊担任了反日本帝国主义情绪强烈的《学生救国会》的顾问。《学生救国会》于1918年6月由北大学生发起,是北京和天津地区学生参加的进步政治团体。在李大钊指导下,《救国会》组织了南下宣传团,到天津、济南、南京、九江、武汉、长沙、上海等地作爱国宣传,串联学生,组织革命力量,在他们的鼓动下,这些城市有大批青年学生参加了这个组织。到五四前夕,《学生救国会》已发展成全国性进步青年组织。北京的黄日葵邓中夏高君宇许德珩,天津的马骏、郭隆真、周恩来张太雷武汉恽代英,江西的方志敏南京张闻天、沈笑民,上海的邵力子、史景才,湖南的毛泽东蔡和森李维汉等都是这个组织中的骨干。1919年2月,北京大学成立学生会,这个学校的救国会成员全部参加了学生会,成为中坚力量。为加强联系,扩大影响,救国会于1918年10月成立《国民社》,成员有100多人,聘请李大钊为该社导师。李大钊对国民社进行了热情帮助和精心的指导。许德珩回忆说:“李大钊是《国民》杂志的总顾问,我们有事都和他商量。(转引自《五四运动史》第22页)1919年元旦,出版了《国民》杂志月刊,在李大钊指导下,发表了很多反帝反封建的文章,突出强调反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李大钊也常在《国民》杂志上发表文章,尖锐地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阴谋。《国民》杂志第五期还发表了《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前一部分,这是在我国最早出现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中译本。(许德珩:《在五四运动的激流中》《百科知识》1979年第一期)救国会和国民社具有鲜明的反帝爱国的政治特点,具有先进的或中间的民主主义思想,它对于五四运动兴起并迅速向全国扩展,起过很大的作用。它的大多数成员在五四运动中,都成为积极参加者、组织者和领导者。  同时,李大钊还担任了北大文科一部分青年学生组织《新潮社》的顾问。他不仅帮助他们筹备出版《新潮》月刊,为他们撰写文章,还在图书馆拨一间房子给他们使用。这个杂志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流传比较广泛,在反封建文化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新潮社》大多数成员思想还处于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阶段,李大钊针对这个情况,提出了他们能够接受的反对封建军阀统治、建立民主共和的口号,这样,把《新潮社》成员团结起来,使不少青年在李大钊帮助下,接受了反帝口号。李大钊还直接指导了《平民教育团》工作。《平民教育团》是邓中夏等发起成立的北大学生组织,他们深入工厂、街头作爱国宣传,帮助工友补习文化,讲解时事,以“增进平民认识,唤起平民自觉心”。五四运动高潮中,他们组织讲演团,配合运动的发展,到市民中展开了“抵抗强权,争回青岛”的反帝宣传活动。五四运动后,他们又从城市向农村扩展,并到长辛店工人中进行工作。(《李大钊传》第60页)  其四,通过写文章,教育知识青年必须与工农相结合,五四前,李大钊发表了《青年与农村》、《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等文章,教育青年,要把自己的命运、国家的前途同劳动人民解放紧紧地联系起来。他指出:“要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知识阶级要加入劳工团体”。(《李大钊选集》第160页)他号召青年到民间去,到农村去,到工人、农民和劳动妇女中去开展工作,启发他们的觉悟,组织和发展革命力量。他说:“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劳工阶级就是农民。他们若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农村很有青年活动的余地,并且有青年活动的需要。”因此,革命青年应以俄罗斯青年为榜样,“应当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消灭苦痛的原因”,把劳苦大众“从苦痛里救出来,把黑暗的农村变成光明农的村。”(《李大钊选集》第148页)李大钊对革命青年寄于无限殷切希望,他说:“新世纪的曙光现了!新世纪的晨钟响了!我们有热情的青年啊!快快起来!努力作人的动。”(《李大钊选集》158页)激励青年乘风破浪,奋勇前进。  上述这些论述中,李大钊已初步地提出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光辉思想。鲁迅曾说过,尽管这些论述还有不精当的地方,但毕竟是先驱者的丰碑。它对推动知识青年投入到五四反帝爱国的群众中去,起了重要作用。正是在这思想指引下,五四运动第一次实现了青年学生与工人群众斗争初步相结合。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成为五四运动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力量。  如果说,通过《新青年》和《每周评论》杂志,影响、联系和团结了国内一批进步知识青年读者,发展了革命力量,从这意义上讲,陈独秀和李大钊一样,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陈独秀自己没有创建革命团体,也没有担任任何进步青年团体的顾问和指导等工作。由此可说,在五四前夕主要以李大钊为核心,以他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周围,已经联系和团结了许许多多的爱国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发展和壮大了革命力量,从组织上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了重要的准备。

年表

  1889年10月29日 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生时,父亲已因肺病逝世。  1891年2月 母亲逝世。大钊同志“在襁褓中,即失怙恃,既无兄弟,又鲜姐妹,为一垂老之祖父抚养成人。”
北京李大钊烈士陵园
北京李大钊烈士陵园
  1895年 到附近黄瓜口村从塾师单子鳌读书。塾师为之起学名耆年,字寿昌。以后改名大钊,字守常。  1898年 到小黑坨村从塾师赵辉斗读书。  以后,又到井家坨举人宋某家从黄玉堂老师读书。家庭为少年的大钊同志完婚,夫人赵纫兰。  1905年 考入永平府中学。“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  1907年 到天津投考学校。“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  1910年 参加北洋法政学校罢课活动,要求清朝政府开设国会。  1911年 辛亥革命爆发。大钊同志的老师、滦州起义的主要领导人白亚雨在起义中壮烈牺牲。大钊同志悼念不已。  1912年冬 曾去北京。与当时的政界人物有过接触,进一步了解到官僚政治的黑暗。与中国社会党北京支部负责人陈翼龙有过交往。  1913年4月1日 在《言治》月刊第一期发表《大哀篇》。  7—8月 毕业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去北京。  8月 陈翼龙遭北洋军阀政府杀害。大钊同志离北京回乡,筹划赴日本留学。  9月11日左右 再登五峰。此峰位于昌黎城北碣石山中,大钊同志在天津读书时曾去过。11日夜晚,日军在昌黎铁路线上惨杀我国路警五人。大钊同志记载:“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  9月中 到天津。  1913年10月 见到日本帝国主义新出版的《支那分割之命运》,当即与北洋法政学会同人写了《“支那分割之命运”驳议》数万言,“字字皆薪胆之血泪……欲为国人当头之棒,警梦之钟!”12月,“驳议”出版。  1913年冬 东渡日本。在轮船上,“追寻甲午覆师之陈迹,渺不可睹。但闻怒潮哀咽,海水东流,若有殉国亡灵凄凄埋恨于其间者”。  1914年 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发起组织神州学会(一说神州学会成立于一九一六年)。又组织经济学会。  1915年1月 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作为支持他称帝的交换条件。  2月 留日学生总会集会,推举大钊同志执笔写《警告全国父老书》。  6月 编印《国耻纪念录》。  8月 发表《厌世心与自觉心》,批判了当时的厌世自杀之风,对陈独秀写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也提出批评。  1916年1月底 为联系反袁事,离日本回国。在舟中写诗,指出:“逆贼稽征讨,机势今已熟”。  2月 初到上海。两周后又去日本。撰写《青春》一文。组织丙辰学社。为留日学生总会编辑《民彝》。  4—5月间 回国,抵上海。在留日期间,大钊同志继续接触到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并对马克思主义开始研究。  5月15日 《民彝》创刊号出版。  6月间 离上海,去北京担任《晨钟报》编辑。  8月15日 《晨钟报》创刊号出版。  9月1日 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上发表《青春》。  9月5日 辞《晨钟报》编辑职。之后,在友人家暂住,并为《宪法公言》撰稿。  1917年1月 担任《甲寅》日刊编辑。  1—2月 撰写批判孔丘的文章,“虽冒毁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  3月 研究俄国二月革命,并写了关于俄国革命产生的原因及其影响的文章。  4—5月 运用国外报刊材料,研究欧洲各国社会党的情况,连续写作《欧洲各国社会党之平和运动》。  7月上半月 张勋复辟。  7月1日 大钊同志离京去上海。  秋 回顾辛亥以来的经历,痛感过去革命的“流产胎殇”,决心寻求再造中华的新途径。  冬 回北京。  1918年1月 到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大量增购中外图书,特别是宣传和介绍新思想的书籍,把北大图书馆办成传播新文化的阵地。  2月 北大“大学公余法文夜校”成立,为发起人之一。  6月 参加发起建立少年中国学会。  6月30日 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筹备会议,担任编辑主任。  7月1日 在《言治》(季刊)第三册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  10月 北京大学红楼于八月建成;十月,图书馆迁往新址。(原址在马神庙)  10月 经北大杨昌济教授介绍,毛泽东同志到北大图书馆与李大钊同志会见,并在图书馆和大钊同志一起工作了四个多月。  10月20日 国民杂志社成立,大钊同志担任导师。  11月15—16日 在天安门前北大举办的讲演大会上,讲“庶民的胜利”。  11月中 撰写《Bo1shevism的胜利》,准备交《新青年》发表。  冬 在北大成立马尔格斯学说研究会,遭到反动政府阻挠。  11月28—30日 北京大学于中央公园举办讲演大会,大钊同志再一次讲“庶民的胜利”。  12月 新潮杂志社请大钊同志担任顾问。  12月 代表北大图书馆参加“北京图书馆协会”,当选为中文书记。  12月22日 《每周评论》创刊,大钊同志为主要创办人之一。  1919年1月5日 在《每周评论》第三号上发表社论《新纪元》,未署名。  1月 刊登《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的《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出版。  1月 当选为北京大学教职员会临时委员会委员;参加筹备学生游艺大会;参加发起成立学余俱乐部。  1月18日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召开,中国亦陆续派出五专使参加。这次会议很快就暴露了帝国主义国家强盗分赃会议的性质。  2月9日 《每周评论》第八号上报道:“北京学生联合会筹议抵抗”,“电致巴黎五专使……不要让步”。  3月 撰写文章驳斥守旧文人林纾等对新文化运动的攻击和诬蔑。  春 反对封建主义的新文化运动迅猛展开,《每周评论》于第十七、十九两号集中刊载“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  5月 大钊同志负责编辑《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计划编成马克思研究专号,并准备写出《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5月4日 北京学生举行示威游行,有市民参加。五四爱国运动爆发。  5日 协助《晨报》副刊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  10日 大钊同志等北大教职员代表,向北洋反动政府交涉,挽留被迫辞职的校长蔡元培。  11日 《每周评论》以特大号字“山东问题”为标题,报道和分析五四运动进展情况。  6月11日 到城南游艺园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同日,陈独秀被北洋政府逮捕。  7月1日 少年中国学会正式成立。根据大钊同志等的提议,学会的宗旨改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  20日 离北京回故乡。  临行前收到《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上面刊登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决定予以批判。  7月下旬 从家乡去五峰山,一个多月后回京。在山中,继续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并写公开信去京,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与代表资产阶级右翼的胡适展开“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8月17日 《每周评论》等三十五期发表大钊同志写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  31日 北洋军阀政府查封《每周评论》。  9月 经大钊同志等营救,陈独秀出狱。  1919年9月21日 应觉悟社邀请到天津讲演,与周恩来同志等见面。  9月 《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出版,刊载《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10月12日 “国民杂志”周年纪念会,大钊同志到会发表演说。  11月 在《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连续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全文登完。  12月12日 参加北京公立小学以上各校教职员代表会议。会上决定于十五日各校全体停职,展开索薪斗争;并推举大钊同志负责新闻方面的工作。  1920年1月 送陈独秀去天津登轮赴上海。此时,陈独秀有倾向马克思主义的表示,大钊同志同他讨论了有关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  1月 为与列宁领导下的苏俄取得联系,在天津特别一区会见某苏俄友人,受到敌探注意,即返北京。  2月 毛泽东同志已于一月十八日前再次到京,二月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谈到拟组织留俄队赴苏俄勤工俭学事,并说正在与大钊同志商量。  1920年3月 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以后,又指导学会设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小型图书馆,取名“亢慕义斋”(英文Commu-nism——共产主义的音译)。  3月 共产国际派远东局长乌廷斯基等来北京,通过北大一俄籍教授会见了大钊同志。他们讨论了有关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大钊同志邀集进步人士,与共产国际代表座谈,举行欢迎会、讲演会。四月,又介绍乌廷斯基等去上海会见陈独秀。  4月11日 毛泽东同志离京去上海。  5月1日上午 在北京大学校工、学生五一劳动节纪念大会上讲话。  1920年7月8日 在北大担任教授,仍兼图书馆主任。  1920年 在北大史学系开“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等课。在经济系开“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课。在法律系开“社会主义”课。  8月16日 天津觉悟社、北京少年中国学会、人道社、曙光社、青年互助团等五团体在北京陶然亭举行茶话会,决定成立“改造联合”。周恩来、邓颖超同志等发言。最后,李大钊同志讲话。  18日 觉悟社等五团体在北大通信图书馆开会,拟定《改造联合宣言》和《约章》。  19日 在少年中国学会茶话会上,提出“有标明本会主义之必要”。  9月 发起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1920年9月 在北大政治系与陈启修教授合作,举办“现代政治讲座”。  10月 在北大开“唯物史观研究”课。  1920年 在女子高等师范、师范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校讲授“女权运动史”、“史学思想史”、“社会学”和“图书馆学”等。  1920年11月7日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创办《劳动音》。  11月 建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亲自参加。  12月初 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社会主义研究会”。  1921年2月19日 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的会员于红楼大钊同志办公室开会,再次讨论确定主义的问题。  1921年 春帮助天津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  3月30日 参加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大会,当选为执行委员。提议建立“事务所”,并在所内设油印机,开展宣传工作。  5月 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暂时宣告解散,至11月重建。  1921年3月—6月 担任北京“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开展索薪斗争。  6月3日 率领八校教职员索薪团到北洋政府总统府交涉,遭反动军警殴击,头部受伤。  1921年6月 共产国际派马林和李克诺斯基来中国,到北京与大钊同志商谈。  7月1日 中国共产党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海、北京、湖南、湖北、山东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派代表参加。共产国际的代表也到会。  7月 领导北京党组织创办了我国早期的重要工人刊物——《工人周刊》。  8—9月间 介绍共产国际的代表、列宁在共产国际殖民地事务委员会的秘书马林到广西桂林会见孙中山。  1921年下半年 中国共产党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成立。  1922年2月17日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公开招收会员。  19日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举办讲演会,大钊同志讲“马克思的经济学说”。  1922年春 担任北大校长室秘书。  3月 担任北大学生事业委员会委员长。  1922年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举办辩论会,辩论题目为“社会主义是否适宜于中国”,最后由大钊同志总结。  1922年春 在北京党组织领导下,成立了“非宗教同盟”,开展反对唯心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宣传活动,大钊同志是这个统一战线性质的团体的主要成员之一。六月,出版《非宗教论》文集,刊登了他写的《宗教与自由平等博爱》。  1922年5月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由上海迁北京,以《工人周刊》为机关报。  5月1日 在北京学生和工人代表参加的五一劳动节纪念会上讲演。  5日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举行马克思诞辰一百零四周年纪念大会,大钊同志发表演说。  夏 为了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为工人运动的发展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亲赴洛阳与吴佩孚会谈。  7月 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大钊同志当选为中央委员。  7月 少年中国学会在杭州开会,大钊同志等六个在北京的会员提出“为革命的德谟克拉西”的提案。  8月 去上海、杭州。参加中共中央全会。  1922年8月23日 在上海与孙中山先生会见,“讨论建国种种问题”,“几乎忘食”。  25日 介绍苏俄特使越飞与孙中山会见。  8月 长辛店工人罢工。  10月10日 北京党组织在大钊同志领导下,利用庆祝“国庆”的机会,组织了国民大会和示威游行,有长辛店、北京机器工业研究会的工人和各校学生、市民参加。游行时中共北京地委散发了《敬告国人书》和《敬告劳动者书》。  10月13日 唐山铁路工厂工人罢工。  23日 唐山开滦五矿三万余工人大罢工。  27日 京绥路车务工人罢工。  28日 唐山启新洋灰公司等工厂两万余工人为开滦大罢工举行同情罢工。  秋 领导京郊农民开展了抗收菜捐斗争。  11月 北京大学学生成立“北京开滦矿工罢工经济后援会”,向各方面发起募捐,援助罢工工人。  1922年11月7日 北京各进步团体联合举行“十月革命纪念会”,大钊同志被推举为主席,并发表演说。  11月 北京各校学生和教职员展开驱彭斗争,反对北洋军阀政府任命的教育总长彭允彝。  12月15日 正太路石家庄机器厂工人罢工。  1923年1月 在北大经济学会讲《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  1923年初 北大校长蔡元培被迫辞职。北大全体教职员开会决定,由二十人组成教职员临时委员会,暂时主持校务,其中有大钊同志。  1923年1月底或2月初 去武汉。  2月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遭反动军阀吴佩孚镇压,发生“二七惨案”。大钊同志是这次大罢工的领导者之一。以后,由武汉去上海。  4月下旬 返北京。  5月4日 在北京学生联合会五四纪念会上讲演,号召“组织民众”,“对现政府立于弹劾的地位”。  5月下旬—7月中旬 在广州。  1923年6月 在广州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决定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共产党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同一期间,大钊同志在广州与孙中山进行了会谈,讨论了统一战线和对外政策问题。  10月 鲍罗廷被孙中山聘为政治顾问,由苏联政府派来中国,先到北京与大钊同志会见。  10月下半月或  11月初 去上海。  11月7日 在上海大学讲“社会主义释疑”。  11月 在上海讲“史学概论”,讲稿分别在《觉悟》、《学灯》等报纸副刊发表。  12月 由上海经湖北、湖南去广州。  1923年 亲自领导北京党组织,开始在北京蒙藏学校的青年学生中进行工作,发展了第一批中国共产党蒙族党员。  1924年1月 在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为主席团成员之一,并任大会宣言审查委员会委员、国民党章程草案审查委员会委员和出版及宣传问题审查委员会委员。  针对国民党右派对统一战线的破坏,大钊同志在会上讲话并印发“意见书”,严正指出:“我们之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  大钊同志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1924年2月7日 在广州追悼列宁和纪念二七大会上发表演说。  2月底 回到北京。  1924年3月 大钊同志联合北大教授四十多人,写信给北洋政府外交部长,要求迅速签订中苏协定。  1924年春 建立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以及天津、直隶等党部。  5月下半月 由于张国焘的出卖,被北洋军阀政府明令通缉。  与李葆华同志父子两人同去昌黎五峰山。  反动军警到北京和乐亭大钊同志家中搜查。  6月上旬 在五峰山接中共中央通知,委派大钊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首席代表。  1924年6月11日前 化装为商人,从五峰山回北京。  11日 北洋军阀政府内务部下海捕文书,密令各省对李大钊“严速查拿,务缉归案”。  6月11日后 去哈尔滨。至满洲里住一小旅店中。越过国境去苏联,约经一周抵莫斯科。  6月17日后 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就中国民族革命问题发表声明。  7月8日 共产国际“五大”闭幕。  7—9月 住于莫斯科近郊马拉霍英卡的东方大学宿舍,调查研究附近少年儿童的生活。  9月上旬 去列宁格勒参观,住于“国际海员之家”。  去劳动宫与列宁堡苏维埃联系。  参加红三角橡皮制造工厂工人代表大会。  参观列宁堡近郊儿童村。  1924年初冬 回北京。  1924年10—12月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直系军阀曹锟倒台,奉系军阀张作霖乘隙而入,北方形成以段祺瑞为执政的段、张、冯三派联合政府的局面。大钊同志派人到冯玉祥的国民军中工作,并亲自对冯做工作。  1924年底 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成立,大钊同志负总责,以《政治生活》为北方区党委机关刊物,由区党委宣传部长赵世炎同志任主编。北大红楼设有中共北方区委接头机关,和《政治生活》发行的房间。  1924年冬 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在大钊同志领导下成立。  1924年底 孙中山北上,准备在北京主持召开国民会议预备会。  1925年春 京津、正太、陇海、胶济、京奉、京绥各路工会恢复,于二月七日在郑州召开了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  3月1日 在北京举行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大钊同志出席大会,并被推举为大会的国民会议运动委员会委员。  3月12日 孙中山在北京逝世。  1月—4月 在中共北方区委和大钊同志领导下,北京电车工人、印刷工人罢工;织布厂、菜园、造纸厂、铁铺工人罢工;北京瓦作工人罢工;宣化皮行工人罢工。  1925年春 领导北京党组织建立了“北京工人同志会”;五卅运动中成为“北京工人雪耻会”,后又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北京总工会。  5月30日 五卅运动爆发。  5月底6月初 北京学生组织“沪案雪耻会”。  6月3日 北京各界示威游行,参加者五万人。  5日 “北京各界对英、日帝国主义惨杀同胞雪耻大会”成立。  10日 在天安门举行“北京国民大会”,示威游行,参加者二十万人。中共北方区委发表《告国民书》。  25日 北京各界示威游行,参加者三十万人。  30日 在天安门举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国民大会”,邀请朝鲜、印度、土耳其等国的代表参加。  6月 在五卅运动中,大钊同志派人到天津、唐山等地领导群众革命运动。  1925年5月后 在中共北方区委和大钊同志领导下,以张家口为中心,内蒙古许多地区开展了革命工作。  1925年冬 大钊同志去张家口,主持内蒙古工农兵大同盟成立大会。  10月7日 中共北方区委和共青团北方区委发布《告工农学生军士书》,发动关税自主运动。  10月 大钊同志联络各团体对关税自主问题举行讨论会;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表演说;在北大教职员中发起要求关税自主的签名运动。  10月至11月 领导了北京的关税自主运动和推翻段祺瑞政权的运动。  10月10日 北京人民举行要求关税自主反对帝国主义策划的关税会议的示威游行。  25日 举行示威游行。  26日 举行示威游行,遭反动当局阻击,发生流血事件。  11月10日 举行示威游行。  22日 举行示威游行,遭反动当局阻击,发生流血事件。  1925年11月28日 在北京爆发了以推翻段祺瑞政权和建立“国民政府”为目的的“首都革命”。上午在神武门前集合,举行示威大会。之后,由大钊同志亲自率领,以学生敢死队和工人保卫队为前导,包围了段祺瑞的执政府,赶跑了警察总监,一度占领了警察局、邮电局等。  11月29日 在天安门举行国民大会,通过“即日解除段祺瑞一切政权,由国民裁判”;“解散关税会议,宣布关税自主”;“组织国民政府临时委员会,召开国民会议”;“责成国民军,服从国民大会一切决议”等议案。会后,示威游行。这两日来的斗争,虽未达到预期目的,却是一次英勇的夺取政权的尝试。  1925年冬 在中共北方区委和大钊同志领导下,京东七县组织了农民协会。  1925—1926年 在京东顺义、玉田、遵化以及山西一些县份、内蒙古呼和浩特,北方党组织发动农民开展了抗捐抗税、反抗贪官污吏的斗争。一九二六年,大钊同志和北方区党委派了一批干部到毛泽东同志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  1925年12月30日—1926年2月3日 在《政治生活》第六十二期至第六十七期发表《土地与农民》。这篇文章收入毛泽东同志编辑的《农民问题丛刊》,作为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的学习材料。  1925年12月31日 北京人民在天安门举行国民示威大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和它支持下的奉系军阀张作霖。  1926年1月1日 北京总工会正式成立。  国民党北方区党部在北京举行升旗典礼,大钊同志发表讲话。  14日 北京人民在天安门继续举行反日讨张的国民示威大会。  31日 在天安门继续举行反日讨张国民示威大会。  1926年初 中共北方区委党校(设于北大三院)举办训练班,参加的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大钊同志讲农民问题。  2月27日 北京人民在天安门举行反对英帝国主义和它支持下的军阀吴佩孚的国民示威大会。  3月12日 日本帝国主义军舰侵入大沽口。  14日 北京群众举行国民反日大会,严重抗议日军炮击大沽口。  1926年3月17日 大钊同志率领各校学生、各团体代表要求段祺瑞政府以强硬态度“驳复最后通牒”,驱逐签署通牒的八国公使,径赴国务院、外交部,反动当局竟用刺刀当场刺伤多人。  18日 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示威大会。大钊同志为大会主席之一,并发表讲话。之后,亲自带领群众赴执政府请愿。段祺瑞反动政府对群众实行了有预谋、有组织的大屠杀,是为“三一八”惨案,死者四十七人,伤二百多人。大钊同志头部和双手负伤。  18日晚 大钊同志召开中共北京地委、共青团北京地委联席会议,议决坚持斗争到底,慰问伤者,组织追悼会。  23日 北京总工会、北京学联等团体在北大举行追悼“三一八”死难烈士大会。  1926年3月底 大钊同志和国共两党的北方领导机关一起,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兵营内。  1926年3月—1927年春 大钊同志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积极开展革命工作。至一九二七年二月,仅北京一地,共产党员由“三一八”时的三百多人发展到千人以上,在各大学和京师一中、艺文、今是、崇实、朝阳、汇文等中学建立了共青团的组织。国民党员也由二千二百多人增至四千三百余人。  1926年冬1927年春 组织了北京的“左派联席会议”,巩固革命统一战线,孤立国民党右派。  1927年1月 在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的选举中,左派全胜。中共北方区委所提出的“将党权(国民党党权)交给左派”的号召得到了完全的实现。  4月6日 张作霖的奉军及所谓“京师警察厅”出动数百名宪兵、警察、特务,袭击苏联大使馆以及附近的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事处、庚子赔款委员会等处。大钊同志被捕。先后被捕的,有范鸿劼、谢伯俞、谭继尧、杨景山等共产党员,以及邓文辉、张挹兰等国民党左派。  12日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  4月中 蒋介石“密电张作霖,主张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  1927年4月28日 大钊同志昂首走上敌人的绞刑台,发表演说,指出:“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最后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壮烈牺牲。同时被杀害的革命同志共二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