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

  陈独秀(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原名庆同,字仲甫。安徽怀宁人。早年留学日本。1903年参加拒俄运动,曾参加反对清王朝和反对袁世凯的斗争。1915年创办《新青年》杂志,举起民主科学的旗帜。1916年
陈独秀
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0年,在共产国际帮助下,首先在上海建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进行建党活动。1921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后被选为中共第二、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在国共合作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执行共产国际指示,放弃对于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的进攻采取退让政策,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错误,使革命遭到失败。1927年,在中共“八七”会议上被撤消总书记职务。其后,他坚持错误,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国际托洛茨基派的观点,要求中共中央接受托派路线,即坚持城市为中心的国民会议运动和工人运动,反对农村武装斗争,并在党内进行分裂活动,组织托派组织。1929年11月,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12月,与彭述之等81人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攻击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同时,在上海建立托派组织“无产者社”,出版《无产者》刊物,宣传托派观点。1932年,在上海淞沪会战中,支持抗战,谴责蒋介石卖国独裁,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937年8月出狱,拥护国共合作和国民党领导抗日,与托派中央决裂,在武汉联络民主人士和抗日军队,试图组织“不拥国、不阿共”的第三势力。1938年,被王明康生诬陷为日本间谍,从此与中共彻底决裂。1942年5月,于四川江津病逝。主要著作收入《独秀文存》、《陈独秀文章选编》等。

生平简介

  陈独秀(1879—1942),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原名庆同,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  早年留学日本。1903年参加拒俄运动,曾参加反对清王朝和反对袁世凯的斗争。1915年创办《新青年》杂志,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1916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0年,在共产国际帮助下,首先在上海建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进行建党活动。1921年3月24日,陈独秀受陈炯明之邀在广东建党。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后被选为中共第二、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在1925到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中,多次反对共产国际的国共合作指示(为了保证合作,国际要求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但是由于缺乏有系统的独立的阶级纲领指导,使得陈独秀等一次次被共产国际领导层错误的行政指令压下去。最激烈的一次是在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陈独秀在党报上发表公开信,单方面宣布退出国民党,引起党内外轰动,因为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服从后者的纪律是共产国际为确保国共合作的既定战略路线的中心政策(共产国际为何执行这一政策的部分原因参见百度百科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的词条)。但不久后共产国际领导层发来的指令使大多数中共党员继续坚持旧政策,而包括陈独秀在内的异议分子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要与这种路线彻底决裂、另立独立路线的无产阶级政党,因为他们并没有形成完全有别于共产国际的另一种国际国内革命纲领,更不了解当时国际领导层内部托洛茨基一派与斯大林一派正在就同一个中国革命问题进行激烈的纲领斗争。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陈独秀等少数共产党人的异议外,其他大多数中共党员(包括被后人认为有先见之明、当时在党中央还一名不闻的毛泽东)都没有对共产国际指令提出哪怕一鳞半爪的反对意见和公开质疑。这就导致了中国共产党员虽然是中国革命的实际领导者却是为国民党做苦力的政治局面(随便举个例子:1927年上海第三次大罢工的实际领导者是中共党员,但他们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党员,全世界都看到的是国民党取得了大权,而不是共产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对中国共产党造成了强烈冲击,大批优秀干部在反革命屠杀中丧失,27年到30年代初的失败浪潮使中共在城市工人中的影响力严重削弱,直到20世纪末也未恢复过来。对这次革命失败负有第一责任的共产国际领导层(以斯大林布哈林为首)把全部责任栽在它的中国支部——中共的头上,中共又把主要责任栽在总书记陈独秀头上,指责陈独秀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在1927年八七会议上撤销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而对于这个栽赃陷害(也是中共党史上最大的冤案)。  其后,陈独秀在苦闷中反思,开始接受国际托洛茨基派的观点,要求中共中央接受托派路线,即反对斯大林主义的荒唐透顶的左倾暴动路线,同时也反对盲目向农村发展力量甚至把游击队高抬为红军(诚然,不仅陈独秀而且当时相当多数国际国内共产党人都低估了农民运动),而主张以国民会议为中心,主张从民权民主斗争开始重新聚集力量。1929年11月,陈独秀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12月,与彭述之等81人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领导层。同时,在上海建立托派组织“无产者社”,出版《无产者》刊物,宣传托派观点。1932 年,在上海淞沪会战中,支持抗战,谴责蒋介石卖国独裁,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937年8月出狱,拥护国共合作和国民党领导抗日,在武汉联络民主人士和抗日军队,试图组织“不拥国、不阿共”的第三势力。此时的陈独秀已偏离了托派纲领,而倾向庸俗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并遭到多数中国托派的反对,但仍与托派组织保持关系直至逝世也未曾脱离过这种组织和思想、政治关系。1938年,被王明、康生诬陷为日本间谍,从此与中共彻底决裂。晚年陈独秀最终的立场是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原则上。1942年5月,陈独秀作为二十多年来一直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而奋斗的革命战士于四川江津病逝。主要著作收入《独秀文存》、《陈独秀文章选编》等。

活动年表

  1879年生于安徽安庆。自幼丧父,随人称“白胡爹爹”的祖父修习四书五经,得到的评价是:“这孩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  1896年考中秀才。  1897年入杭州中西求是书院学习,开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  1899年因有反清言论被书院开除。  1901年因为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受清政府通缉,从安庆逃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习。  1903年7月在上海协助章士钊主编《国民日报》。  1904年初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宣传革命思想。1905年组织反清秘密革命组织岳王会,任总会长。  1907年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后转入早稻田大学。1909年冬去浙江陆军学堂任教。  1911年辛亥革命后不久,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  1913年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出狱后于1914年到日本,帮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他写文章用“独秀”笔名,来源于家乡的独秀山。  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新青年》)。  1917年初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1918年12月与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这期间,他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积极提倡民主与科学,提倡文学革命,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  1919年五四运动后期,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0年初潜往上海,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首先成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同时与其他各地的先进分子联系,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主要创始人之一。  1921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虽然没有出席,但被选为中央局书记。从一大到五大,均被选为中央委员,先后任中央局书记、中央局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总书记等职务,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在大革命时期,他多次独自、或与少数同志联名反对共产国际领导层发出的一些明显的投降政策,但都遭到苏共和共产国际当权派的政治弹压。  1927年中国大革命遭到失败,陈独秀成为共产国际斯大林主义路线的替罪羊。1927年7月中旬,中央政治局改组,他离开中央领导岗位。此后,他接受托派观点,以在党内成立小组织的方式进行活动。  1929年11月,因为他在中东路问题上发表对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而被开除党籍。同年12月发表由81人署名的作为中共左翼反对派纲领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同时,在上海组成托派小组织无产者社,出版刊物《无产者》。  1931年5月,出席中国各托派小组织的“统一大会”,被推选为中国托派组织的中央书记。  1932年10月,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刑后囚禁于南京。  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于8月出狱,先后住在武汉、重庆,最后长期居住于四川江津(今重庆江津)。  1942年5月27日在贫病交加中逝世。

留学与办报

  1901年10月,陈独秀首次留学日本,进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学日语。1902年3月返回,组织青年励志社。9月,陈独秀再次赴日,读东京成城学校陆军科。陈独秀在日本受到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1903年3月31日夜,陈独秀、张继邹容3人强行剪去湖北陆军学生监督姚昱的辫子,因而被遣送回国。  陈独秀回到安庆后,1903年5月17日在藏书楼发表拒俄演说,创办安徽爱国会。当官府开始镇压时,陈独秀逃往上海,和章士钊、谢晓石、张继等人出版《国民日日报》,社址设在新闸新马路梅初里。同年12月1日,上海地方政府禁止出售国民日日报。此后,他回到安庆。1904年3月31日,陈独秀和房秩五、吴守一创办白话文《安徽俗话报》,“让安徽人通达时事,长点见识”。他担任所有编辑和发行工作。报纸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发行量从1000份增加到3000份,成为最受欢迎的白话文报纸之一。这份报纸从1904年到1905年共出刊23期,每期有40页,大约15000字。自第16版以后,该报又增加了16个话题,包括军事、中国哲学、卫生学、天文学等。这些增加的话题几乎都是他自己所写,他使用三爱这个笔名,至少发表了50篇文章。后来由于受到政治压力而停刊。  1905年秋,执教芜湖皖江中学,在芜湖发起成立反清组织“岳王会”并任总会会长。1907年春,陈独秀第三次留学日本,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学习,后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国等西欧文化。  1908年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在杭州浙江陆军小学任国文史地教习。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陈独秀应邀回乡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和安徽高等学堂教务主任。  1913年,陈独秀追随柏文蔚参加反袁“二次革命”,在芜湖一度遭龚振鹏逮捕,后获释。  1914年春,反袁运动失败后,陈独秀再度赴日本,协助章士钊办《甲寅》杂志。第一次使用笔名“独秀”发表文章《爱国心与自觉心》一问,开宗明义提出“人民何故必建设国家?其目的在保障权利,共谋幸福,斯成立国家之精神。”文中指出,要有爱国心也要有自觉心,“恶国家甚于无国家”,如果是一个人民在其中没有权利,无幸福可言的国家,“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国之奴,何事可怖”,引起舆论哗然,不少人指责其不爱国。  1915年夏,陈独秀回到上海,住法租界嵩山路吉谊里21号。9月15日创办月刊青年杂志(由群益书社发行),次年更名为《新青年》(副题La Jeunesse),自任总编辑。(1926年停刊)陈独秀在这份杂志的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提出6个原则:
《青年杂志》第一期
    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科学的而非想像的
《新青年》
  大力鼓吹“德先生”(指“民主”Democracy)和“赛先生”(指“科学”Science),激烈攻击儒教和传统道德,“打倒孔家店”。因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在青年人中影响很大。  陈独秀在1917年二月号的《新青年》杂志2卷6号发表《文学革命论》,认为中国社会黑暗的根源是“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底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单独的政治革命不能生效,“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需要先进行伦理道德革命,于是提出“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主张改文言文为白话文,文章内容也要趋向实际。  1917年1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聘任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并教授文学。得到北京大学校长的批准,他收集李大钊、胡适、鲁迅和钱沅的作品。为了扩大编辑部,他将《新青年》迁到北京。  1918年11月27日,陈独秀和李大钊合办《每周评论》杂志。1919年4月8日,蔡元培召集文理科教授会议,由文理科主要教授轮流担任教授会主任,撤换了陈独秀。此后接连在每周评论发表激进文章,如《每周评论》18号刊登的《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4月20日,陈独秀公开点章宗祥、曹汝霖、江庸、陆宗舆为亲日派四大金刚。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6月8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表《研究室与监狱》,提出入监狱和入研究室,是青年人生最高尚最优美的生活。6月11日,陈独秀在城南新世界游艺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9月16日保释出狱。

陈独秀晚年的政治观

  陈独秀的最后政治意见以及他最后几年写的论文和书信所谈到的主要是三个问题:  其一,民主与独裁(或专政);其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看法;其三,对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的认识。  这三个问题紧密相关,有人认为民主是关键问题,正是从民主问题上有了新的认识,陈独秀才改变了他以前的看法。其实这是倒果为因的,最关键的问题是对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的认识。陈独秀多次表示,这《最后的政治意见》是他“根据苏俄二十多年的经验,深思熟虑了六、七年”才得以形成的。现在让我们看一看,他对三个问题的根本立场。  

·民主与独裁

    陈独秀说过:“民主主义是从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这话说明争取民主是一个长过程,而且也带有阶级性。他又说:“民主不仅是一个抽象的名词,有它具体内容,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  由此可见,陈独秀在《最后意见》中有关民主问题,并没有说过了头,也没有后退。上述他说的这番话,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直至托洛茨基是一脉相承的。而陈独秀说过头了,而且颇受中国托派分子责难的是有关专政或独裁问题。  陈独秀说:“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种东西,他只是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他的这段话,把苏维埃独裁与法西斯独裁等同起来看,而在分析斯大林独裁政权时,把责任追溯到列宁,并批判了托洛茨基。这在中国托派内部几乎没有什么人所同意的。实际上,这同第三个问题是分不开的,我们可在第三个问题上一起探讨。  

·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看法

  陈独秀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能采取“失败主义,”他说:“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应以共同攻打法西斯为斗争口号。”又说:“在此次帝国主义大战中,对民主方面采取失败主义……,无论说得如何左,事实上只有帮助纳粹胜利。”在这里,陈独秀事实上站到了“民主反法西斯”这个口号的旗帜下了。这是与当时的托派观点相距甚远的。  至于他说到“在此次大战结束之前,甚至战后短时期中,大众的民主革命就无实现的可能。”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中,采取失败主义,并在各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中进行的革命斗争,是托派的一贯立场。托洛茨基曾在他的《新世界大战前夜》一书中断言战争必然带来胜利的革命。但历史已经证明托洛茨基的预言落空了,而陈独秀的估计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托洛茨基在上述书中还曾经说过:“如果战争不能带来革命,我们就要重新估计国际形势了。”托洛茨基的这一补充说法,可以说明国际形势和革命形势的变化是错综复杂的,须视各方的斗争力量的对比来决定。不能只有一个结论,不能像算命先生那样,而是有几种可能性,这在历史上是不少见的。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爆发,也是出于他的意料之外的。就以陈独秀对德意日和英美法力量的估计也是错误的,他过高估计了德意日,过低估计了英美法,引起了当时不少人的攻击,指责他是悲观主义者。但总的来说,陈独秀对二次大战的看法,确是与托洛茨基本人以及中国托派其它领导人颇有分歧,但不能就此得出结论他已经背离托洛茨基主义了,难道他在所有问题上,或者主要问题上都背离托派立场了吗?不是的,上文提到在中国抗日立场上,在一般民主问题上,基本上还是相互接近或相似的。我们只能说对二次大战的看法,陈独秀与托派之间看法有分歧,这是事实。  

·对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的认识

  陈独秀对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的认识,是决定他对民主、独裁(或专政)以及二次大战看法的基础。他对这个问题是这样认识的: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苏联,并非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世界列强之一。”是与德、意两国一样奉行政治独裁的“反动堡垒之一。”“斯大林的官僚政权……,决不能创造社会主义。”“至于现在的苏俄,不但它的生产力不能胜任领导国,它自身早已离开社会主义了。”“若要硬说他是社会主义,便未免糟蹋了社会主义。”陈独秀在这里说的有其真实性的一面,也有说过了头的地方。总而言之,这是表示他对斯大林苏联的深恶痛绝。而对于斯大林其人也是深恶痛绝的。  1939年11月他写了《告少年》一诗,五言一句共70句,其中有“伯强今昼出,拍手市上行。”他自己在后批中作了解释,说伯强“古传说中的大疠疫鬼也,比喻斯大林。”可见他对斯大林是何等的痛恨。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自从1924-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以后,斯大林把革命失败责任全部栽在陈独秀一人身上,以此来逃脱他自己本是元凶祸首的罪责。然后又通过他的中国门徒,把汉奸、特务、叛徒、反革命分子的脏水泼到陈独秀的身上。陈独秀这个坚忍不屈、嫉恶如仇的书生英雄性格能够容忍得了这一大批的莫须有的罪名吗?陈独秀把斯大林比作大疠疫鬼——伯强,就是他对斯大林的切齿之恨。苏维埃俄罗斯联盟共和国的政坛上,苏联共产党的政治局里,坐着这样一个大独裁者斯大林,这怎么不会使他得出上述提到的结论:苏俄的“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种东西,它只是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斯大林)领袖独裁……”(见上引)。他还说过,“没有事实使我们相信,在人类自由之命运上斯大林党徒好过希特勒党徒。”  陈独秀对斯大林的切齿之恨是铁的事实,是不可否认的,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陈独秀对产生斯大林这个独裁人物也做了分析,他从苏俄的社会背景、历史条件、布尔什维克的演变等方面着手。他认为在种种条件凑合下,苏俄无产阶级专政,必然产生斯大林式人物,但他确实说过“不能把一切归罪于斯大林一人,”没有这个斯大林,也有另外一个斯大林;也正像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一样,历史上没有这个拿破仑,也必然会有另外一个拿破仑。陈独秀这里分析评述斯大林大独裁者的产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但当他分析斯大林的罪恶时则提出:“斯大林一切罪恶”无不是“凭借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等“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他没有直接说出斯大林主义就是布尔什维主义,而实质上把斯大林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等同起来了。从这点出发他把斯大林独裁政策和穷凶极恶的官僚主义的根源追溯到十月革命后所实施的无产阶级专政,也因此他批评了列宁和托洛茨基。这一认识是与国内外托洛茨基派观点截然不同的。  陈独秀在这里所犯的错误是把斯大林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混同起来了。斯大林主义不能等同于布尔什维主义,恰好相反,斯大林主义是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篡改和背叛。布尔什维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与无产阶级民主相结合的,这是马克思、恩格斯一向所坚持的原则。列宁时代确实推行过一党专政、党外无党,(至于党内有派列宁时代本已存在,而托洛茨基则为党内有派,据理力争)但这是不得已而为之,是过渡性的,是为了保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免遭内战,国际资本主义势力的包围以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破坏。列宁在临终前已经看到了弊病,他提出三个补救办法(1)增加党中央委员会人数;(2)工会应对政府独立;(3)设置工农监察委员会监督党和政府的官僚主义。而托洛茨基则公开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下应实行多党制(可参见托氏著作《被背叛了的革命》)。在列宁死后,特别是托洛茨基被放逐出国之后,斯大林及其党徒为了官僚层利益,全盘篡改列宁时代的布尔什维主义,把无产阶级权力集中在自身及其党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权力集中在政治局,而政治局权力则集中在斯大林一人之手。列宁时代的民主集中制不见了,苏维埃会议名存实亡。苏维埃国家只有一个声音——斯大林的声音。陈独秀由于分不清斯大林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的区别,他凭自己的偏见,终于在独裁或专政问题上偏离了托洛茨基的立场。

陈独秀故居

  箭杆胡同属北京东城区东华门地区,呈“T”字形,南北向一竖的北口在智德北巷,南口与东西向的一横相通,东西向一横的西段曲折,东不通行,西口在骑河楼南巷,全长150余米。  据记载,“箭杆胡同”始称于清光绪年间。何谓箭杆?箭杆是指旧时扎纸活的骨架和吊顶棚的龙骨(搁栅)所用的经过加工的高粱秸。据此分析,当年胡同内应有加工、经营箭杆的作坊、店铺。胡同今已无存,只因保留“陈独秀旧居”还剩下西口凹进去的一小截,但已经不是胡同了。  箭杆胡同20号,旧时的门牌是箭杆胡同9号,在胡同西口内南侧把角处,东西并排两个院落,有两个街门,朝北的街门是箭杆胡同20号,朝西的街门是骑河楼南巷9号(旧门牌是妞妞房9号)。据房屋档案记载,该院占地面积为460平方米,共有房屋18间半,建筑面积为264平方米。此房原为孙姓人家的房产,购于民国元年(1912年)。1917年,陈独秀来京后租住东院,即箭杆胡同9号;如今,箭杆胡同20号作为“陈独秀旧居”被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陈独秀旧居”的街门建在院子的东北角,面北,为“如意门”:院内有正房3间带1间东耳房,南房3间亦带1间东耳房,东厢房两间;院内西墙有随墙门通往西院。院内房屋均为起脊合瓦房,正房3间前出廊子。陈独秀从1917年初到1920年初在这个院子里断断续续住了3年。

陈独秀墓

  墓碑无语,鲜花寄怀。被辟为“安徽省少先队教育基地”、“安庆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陈独秀墓,在历经风风雨雨、几次修复之后,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游客。
陈独秀墓
  陈独秀安葬于安庆市北门外十里乡叶家冲的一块坡地上。这是陈独秀灵柩于1947年从四川江津迁回家乡后与原配夫人高晓岚的合冢,2001年经保护性维修后,总面积1058.85平方米。墓坐北朝南,由墓冢、墓碑、墓台、护栏、墓道构成。墓冢高4米,直径7米,汉白玉贴面。墓碑通高2.4米,碑身高1.8米。墓台两层,正方形,通高2.4米,四周有汉白玉栏杆。墓南台阶与长30米、宽6米的墓道相连接。墓的两侧,各排列32株杉树,喻示着陈独秀走过的64个春秋;5棵龙柏松,则代表他曾经担任过中国共产党一大至五大的总书记或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安庆市按照上级指示精神,在1982年拨专款两万元对墓进行整修。1998年,陈独秀墓被批准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正申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从墓冢东北方向穿过一条林间小径,约百米处有一简易小院,占地1.2亩,院中二层主楼于1995年始辟为陈独秀生平事迹陈列室。内设5个展厅,由10个标题版面构成,展览使用照片资料153张、文献资料6份、生活用具(家具)16件,其中国家一、二级珍贵历史文物4件。  目前,安庆市拟以陈独秀墓为重点,在上世纪90年代原规划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建“独秀园”。新的规划修编已完成,并在抓紧实施建设。不久的将来,一个集纪念、教育、旅游于一体的园林式红色旅游景点,将为世人所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