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

  
王安石像
王安石像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谥文,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北宋临川人(今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荆公路邓家巷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北宋帝国首相、新党领袖。欧阳修称赞王安石:“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存世。  王安石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庆历二年(1042)登杨镇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官吏。治平四年(1067)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省 南京市)钟山,谥文。  嘉佑三年(1058)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要求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抑帛大官僚地主的兼并和特权,推行富国强兵政策。在他任参知政事和宰相期间,取得神宗的支持,抓住“理财”和“整军”两大课题,积极推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方田均税、免役、市易、保甲、保马等新法,史称“王安石变法”或“熙宁变法”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王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灸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既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并又曲折多变。王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罢相(1076年左右)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王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壮景及怀古,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开了苏东坡豪放的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王安石生平

  王安石父亲为王益,于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曾考中进士第四名,去鄞县当知县。“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十九岁前的王安石随父四处游历,接触社会现实,深深了解民间疾苦。嘉祐二年(1057年),任常州(今江苏省常州县)太守,得与周敦颐相知,声誉日隆。嘉祐三年十月下旬,被召回京。
  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向宋仁宗上万言书针砭时弊、要求改革,“因天下之力以失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嘉祐五年(1060年),为三司度支判官,“闻者莫不喜悦,”。熙宁变法时,王安石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1069年宋神宗时,王安石任参知政事,推出了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和募役法等新法。1070年升任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熙宁五年(1072年)八月,派秦凤路沿边安抚使王韶用兵西夏,发动“熙河战役”,收复了河湟(青海省东北部)失土。对外战争转败为胜。
  由于新法中关于土地改革影响到地主与相关的官僚,变法遭到他们的强烈抵制,在民间由于改革推行难度大,反而对一般民众的生活产生不利影响,又遭到知识分子的敌视。司马光去信叫王安石不要一意孤行,停止变法。王安石在回信中说:“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宋史》上说:“于是吕公著、韩维,王安石藉以立声誉者也;欧阳修、文彦博,荐己者也;富弼、韩琦,用为侍从者也;司马光、范镇,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遗力。”慈圣、宣仁两太后也在宋神宗前哭说:“王安石乱天下。”使得他在民间形象一直不佳。在1074年、1076年两次被罢免职务。宋神宗死后,原反对派司马光(曾因与王安石政见相左而被排挤)任宰相,几乎废除了所有法案。变法失败后,退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元祐元年,王安石在江宁府的半山园去世,皇帝赵煦追赠王安石为太傅,并命中书舍人苏轼撰写《王安石赠太傅》的“制词”。
  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里唯一没有遭逢贬谪他处命运的。

·王安石个人生活

  王安石是一个很随便的人,他只爱读书,不拘小节,也是一个臭男人。年轻的时候,他在韩琦手下做事。读书到天亮,洗漱来不及,就蓬头垢脸地去上班。韩琦见了,就说:“年轻人,要多读书,别夜生活太丰富了!”王安石就很郁闷,说:“领导不了解我啊!”后来,锦袍玉带,出入朝堂,也是一副邋遢相。一天,一只虱子从王安石的衣领里跳出来,沿他的胡须往上爬。皇上看见了,偷着乐;而王安石还蒙在鼓里。退朝时,同事赶紧告诉他,说这一只虱子啊,高贵至极,不可轻去,它“屡游相须,曾经御览”,说得他哈哈大笑,彷佛真得了扪虱而谈的魏晋风度。王安石面色比较黑,有个同道劝他去做美容,说用一种香菜可以去黑增白,王安石笑笑说:“我天生是个黑炭,香菜能把我怎么样呢?”
  王安石对吃也很随便。他到中央工作后,有人说他爱吃獐肉干。他的夫人说:“谁说的啊,我们老王从不挑食的。”就问仆人怎么知道的。仆人就说,他吃饭时,别的菜动都不动,獐肉干却吃得底朝天。夫人问,你把那碗獐肉干摆在哪里,仆人说摆在最靠近王安石的地方。夫人就让他们明天换一换,把别的菜靠近些。结果,别的菜吃完了,獐肉干一动都没动。可见,王安石对吃是多么不上心。一次,儿媳妇家的亲戚到京城来,王安石约他吃饭。他原先以为宰相要盛宴款待他,结果到了中午还不开饭,饿得肚皮咕咕叫。好不容易开席了,结果没什么菜。先上了两只胡饼,又端来几碟猪肉,就开饭了,旁边只有一碗菜羹。亲戚很不高兴,就不动筷,只吃胡饼的中心,把四边的皮剩在桌上。王安石也不说什么,就自己拿来吃了。那个亲戚见了,又是尴尬又是惭愧。真是没想到啊,身居高位的宰相,对人对己竟这么“抠门”!
  是的,王安石律己甚严。词是宋代的流行歌曲,可王安石不大作词的,词多少是靡靡之音。可是,那些所谓有情调的高官,却总是依红偎翠,与娱乐圈眉来眼去,而一边却写道德文章。王安石不一样,家里高挂红旗,却从不树彩旗。大概夫人都觉得相府门第没有一面彩旗太寒碜了,就买了一个妾给他侍奉左右;可王安石却不要,还问人家是怎么一回事。那女子说自己原先是军中大将之妇,由于丈夫运官粮翻了船,按规定须赔偿,而抄没全部家产还不够,只好将她卖掉抵债。王安石很是同情,就让她回去,夫妻团聚,还把夫人买妾的九十万钱也尽赏给她。你看,这样的模范丈夫,这样富有同情心的高官,就是如今,又有几个呢?但是,王安石并非不解风情。有一次午睡醒来,他告诉朋友,刚才做了一个梦,梦见了自己当年的初恋情人,他还写了一首词送给她,前面的忘了,还记得后半阕:“隔岸桃花红未半,枝头已有蜂儿乱。惆怅武陵人不管。清梦断,亭亭伫立春宵短。”王安石也就是这样柏拉图一下,点到为止,在娱乐事业发达的宋朝,真是难得啊!
  晚年的王安石是寂寞的。他的儿子死了,这让他心灰意冷。下野之后,为了求得心灵的宁静,他几乎皈依了佛教。他两次把家产捐给寺庙,都向皇上详细报告财产的来历和数目。其中一个奏章里更是详尽:“臣相次用所得禄及蒙恩赐雱银置到江宁府上元县荒熟田,元契共纳苗三百四十二石七斗七升八合,一万七千七百七十二领,小麦三十三石五斗二升,柴三百二十束,钞二十四贯一百六十二交省,见托蒋山太平兴国寺收岁课,为臣父母及雱营办功德……”对于这样清楚申报财产的大臣,皇上哪会不同意呢?何况,皇上与王安石也是龙虎风云,千载一时,君臣情分不浅。可惜,皇上先他而逝,改革大业最终毁于一旦。
  司马光不问是非,是个凡是派,凡是新法,一概废除,就像他当初砸缸一样。王安石听说最后连免役法都要废除时,不由长叹:“此法终不可罢!安石与先帝议之二年乃行,无不曲尽!”可是,此时那些人不来反攻倒算你就不错了,一个失势的前宰相,还能有什么作为呢?一年后,王安石也追随先帝而去。当权的司马光,虽肯定王安石“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其它几乎就是一无是处。只是为了防止小人反复,维护朝廷的体面,维护一个宰相的死后尊严,乃决议赠与“太傅”。苏东坡为之起草《王安石赠太傅制》,春秋笔法,褒中寓贬;可是,司马光还是觉得太客气,连带对苏也不以为然了。

·王安石墓

  1086年5月21日,王安石病死于钟山,葬钟山南麓东三里,原宝公塔与草堂寺之间。宋时南京地位较低,六朝时期那样的厚葬已不盛行。王安石墓前有华表、坟庵,两侧有树木拱抱。王安石家人,除父亲王益和大哥王安仁葬牛首山外,其生母吴氏,弟王安国、王安礼,子王雱也葬于钟山南麓。明初,钟山南麓独龙阜玩珠峰被朱元璋选为陵寝之地后,靠近陵寝的蒋山寺宝公塔、八功德水等古迹被迁走。王安石及其家族墓被迁走。一说是迁至麒麟门,另一说是迁回老家江西。
  据文献记载,正德四年(一五零九),太监石岩为自己建墓时缺砖,故拆了附近的一座古墓,一看墓志才知道是王安石墓,可惜文献中没有留下墓葬所迁位置的线索。另据讯,民国初年,江宁麒麟门外发现一座古墓,墓志上写:安石三莅江宁,卜居钟山,子姓兄弟,多著籍焉。考古专家认为,先后在南京生活二十多年,从这点来看,王安石及其家族墓可能在明初迁至麒麟门外的说法比较令人信服。但麒麟门并没有发现多少文物线索,因此不排除迁往江西老家的说法。据王氏家谱记载,明洪武年间营建孝陵时,王安石墓被迁葬到江西临川月塘。

·王安石纪念馆

  
王安石纪念馆
王安石纪念馆
      王安石纪念馆坐落在抚州市赣东大道的南端,是为了纪念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王安石而建,为江西省十大历史名人纪念馆之一,王安石纪念馆筹建于1985年初,1986年11月11日于“江西省纪念王安石逝世900周年学术讨论会”召开之际揭幕开馆。该馆占地面积二十亩,建筑面积1560平方米,陈列厅600平方米,是一座具有江南园林意境和宋代建筑遗韵的仿宋府第园林式建筑群。古色古香的园林建筑风格秀逸超脱,与馆内门楼、隐壁、水榭、游廊、碑廊、亭台、荷池、曲桥等景致浑然天成,翘角飞檐,圆柱简瓦,绿木葱葱,修竹掩映,饱含传统文化内涵,处处散发出浓郁的书卷气。
  该馆主体建筑熙丰楼是一座仿宋式的两层楼阁,为王安石的生平史迹展览厅,一楼陈列“故里情深”、“治善州邑”、“荆公新学”、“熙宁变法”,二楼陈列“文学造诣”、“人文品格”、“终老金陵”、“千秋评说”共八个部分。整个展厅主要通过精美的照片、绘画、雕塑、实物等,展示了王安石一生业绩和其改革家的胆魄、文学家的风貌,另外还展出了王安石在元丰八年亲笔书写的《愣严经旨要》影印件,州县府志,家谱复印件,王安石不同时代各版本著作,国内外学者有关王安石的评论著述,全国各地名人、学者、画家、书法家为王安石纪念馆题赠的书画件等。半山堂辟有第二展室,专门用于临时展览,曾先后展出过“抚州宋代墓葬出土文物”、“宋代遗珍”等,让人们领略到抚州古代灿烂的文化艺术。

王安石年谱

  宋真宗天禧五年辛酉(1021) 一岁  是年十一月十二日出生于临江军(今江西清江)。  仁宗天圣八年庚午(1030) 十岁  王益以殿中丞知韶州(今广东韶关),王安石随父至韶州。  明道二年癸酉(1033) 十三岁  王益回临川(今江西临川)母报丧,王安石随行。  景祐三年丙子(1036) 十六岁  王益服满赴京,王安石随行。  景祐四年丁丑(1037) 十七岁  四月,王益通判江宁府(今江苏南京),王安石随行。  宝元二年己卯(1039) 十九岁  二月,王益卒于江宁任上。  庆历二年壬午(1042) 二十二岁  三月,王安石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以秘书郎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  庆历六年丙戌(1046) 二十六岁  自临川(今江西临川)赴京,不求馆职,改大理评事,知鄞县。  皇祐三年辛卯(1051) 三十一岁  以殿中丞通判舒州(今安徽潜山)。  至和元年甲午(1054) 三十四岁  自舒州赴京,特授集贤校理,辞不受,九月除群牧司判官。  嘉祐二年丁酉(1057) 三十七岁  五月改太常博士,知常州。  嘉祐三年戊戌(1058) 三十八岁  二月提点江东刑狱。十月回京,任三司度支判官。  嘉祐六年辛丑(1061) 四十一岁  为工部郎中、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  嘉祐八年癸卯(1063) 四十三岁  三月仁宗卒,英宗(赵曙)立。八月,母吴氏卒于京师,十月归葬江宁。  治平四年丁未(1067) 四十七岁  正月,英宗卒,神宗(赵顼)立。诏以故官知江宁府。九月,召为翰林学士。  神宗熙宁元年戊申(1068) 四十八岁  四月,自江宁入京。神宗诏越次入对。  熙宁二年己酉(1069) 四十九岁  二月,以谏议大夫参知政事。颁行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等。  熙宁三年庚戌(1070) 五十岁  十二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史馆大学士,与韩绛并相。立保甲法。  熙宁五年壬子(1072) 五十二岁  行市易法、保马法。  熙宁六年癸丑(1073) 五十三岁  提举经义局。九月,熙河大捷,神宗解身上玉带赐之。  熙宁七年甲寅(1074) 五十四岁  三月,行方田均税法。四月以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出知江宁府,新法遭遇首次挫折。十月,行手实法。  熙宁八年乙卯(1075) 五十五岁  二月,复拜同平章事、昭章馆大学士。六月,进加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熙宁九年丙辰(1076) 五十六岁  六月,子雱卒。十月,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  元丰元年戊午(1078) 五十八岁  正月,进尚书左仆射,封舒国公。  元丰三年庚申(1080) 六十岁  九月,加特进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改封荆国公。  元丰七年甲子(1084) 六十四岁  乞以宅为寺,赐名“报宁”。  元丰八年乙丑(1085) 六十五岁  三月,神宗卒,哲宗(赵煦)即位。新法先后废罢。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1086) 六十六岁  四月初六病逝,赠太傅。

王安石变法

·内容

  王安石变法主要有富国之法、强兵之法、取士之法
“富国之法”的主要内容是:
  青苗法。宋仁宗时,陕西百姓缺少粮、钱,转运使李参让他们自己估计当年谷、麦产量,先向官府借钱,谷熟后还,官称“青苗钱”。王安石、吕惠卿等据此经验,制定青苗法。它规定把以往为备荒而设的常平仓、广惠仓的钱谷作为本钱。每年分两期,即在需要播种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愿原则,由农民向政府借贷钱物,收成后加息,随夏秋两税纳官。实行青苗法的目的,在于使农民在青黄不接时免受兼并势力的高利贷盘剥,并使官府获得一大笔“青苗息钱”的收入。
  募役法。又称免役法。免役法规定:废除原来按户等轮流充当衙前等州、县差役的办法,改由州县官府出钱雇人应役,各州县预计每年雇役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等高下分摊。上三等户分八等交纳役钱,随夏秋两税交纳,称免役钱。原不负担差役的官户、女户、寺观,要按同等户的半数交纳钱,称助役钱。此法的用意是要使原来轮充职役的农村居民回乡务农,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人户不得不交纳役钱,官府也因此增加了一宗收入。
  方田均税法。熙宁五年八月司农寺制定《方田均税条约》颁行。此法分“方田”与“均税”两个部分。“方田”就是每年九月由县令负责丈量土地,按肥瘠定为五等,登记在帐籍中。“均税”就是以“方田”的结果为依据均定税数。凡有诡名挟田,隐漏田税者,都要改正。这个法令是针对豪强隐漏田税、为增加政府的田赋收入而发布的。
农田水利法。熙宁二年十一月颁布农田水利法,奖励各地开垦荒田兴修水利,建立堤坊,修筑圩埠,由受益人户按户等高下出资兴修。如果工程浩大,受利农户财力不足,可向官府借贷“青苗钱”,按借青苗钱的办法分两次或三次纳官,同时对修水利有成绩的官吏,按功绩大小给予升官奖励。凡能提出有益于水利建设的人,不论社会地位高低,均按功利大小酬奖。此法是王安石主张“治水土”以发展农业,增加社会财富的重要措施。
  市易法。在东京设置市易务,出钱收购滞销货物,市场短缺时再卖出。这就限制了大商人对市场的控制,有利于稳定物价和商品交流,也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均输法。主要内容有:要求发运使必须清楚东南六路的生产情况和北宋宫廷的需求情况,依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必须在路程较近的生产地采购,节省货款和转运费。另外,还赋予发运使一定的权力,使他们能够斟酌某时某地的具体情况适当地采取一些权宜措施。这就减轻了纳税户的额外负担,限制了富商大贾对市场的操纵和对民众的盘剥,便利了市民生活。 强兵之法”
“强兵之法”具体措施有:
  保甲法。熙宁三年司农寺制定《畿县保甲条例颁行》。其主要内容是乡村住户,不论主客户,每十家(后改为五家)组成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家有两丁以上的出一人为保丁,以住户中最有财力和才能的人担任保长、大保长和都保长,同保人户互相监察。农闲时集中训练武艺,夜间轮差巡查维持治安。王安石推行保甲法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防范和镇压农民的反抗,以及节省军费。
  将兵法。作为强兵的措施,王安石一方面精简军队、裁汰老弱,合并军营。另一方面实行将兵法。自熙宁七年始,在北方各路陆续分设100多将,每将置正副将各1人,选派有武艺又有战斗经验的军官担任,专门负责本单位军队的训练,凡实行将兵法的地方,州县不得干预军政。将兵法的实行,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兵,提高了军队的战斗素质。
  保马法。规定百姓可自愿申请养马,每户一匹,富户两匹,由政府拨给官马或给钱自购。养马户可减免部分赋税,马病死则要赔偿。
  设置军器监,监督制造兵器,严格管理,提高武器质量。从此,武器生产量增加,质量也有所改善。
“取士之法”:
  王安石在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体制改革的同时,也非常关注人才的选拔、培养和使用,主要是为变法造舆论。主要有改革科举制度、整顿太学、重视对中下级官员的提拔和任用这三个具体措施。
  熙宁四年(1071年),颁布改革科举制度,废除以空洞的华而不实的诗赋词章取士的旧制,恢复以《春秋》,三传明经取士。即要求考生联系当前实际采取参加经义策论的考试。这就把科举的立足点放在选拔具有经纶济世之志和真才实学的天平上,从而扩大了考选名额,使一大批新进之士取代反对改革的旧官。

·结果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曾经指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那些游手好闲者也回到生产第一线,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要达到这一目的,国家政权需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所谓的《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特别是由于变法的设计者王安石与变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其子王��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政局的逆转,使王安石深感不安,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的文学成就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今存《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炙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即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并又曲折多变。
  王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罢相(1076年左右)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经世济国的人才;《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商鞅》、《贾生》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得失的价,抒发了自己的新的见解和进步意义。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变化。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后山诗话》载黄鲁直语)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书湖阴先生壁》等诗,观察细致,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从诗体说来,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不免失于过多的雕刻。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寒厅诗话》),“荆公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严羽《沧浪诗话》)。 
(一)王安石的前期诗歌。
  王安石存诗一千五百多首,诗歌创作以退居江宁为界,前后两期诗风有很大差别。前期诗歌主要以杜甫的创作思想为主导,以关心时事和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为主要题材,具有明显的写实精神。
  正因为王安石对杜甫的崇拜,所以他在前期的诗歌创作中自觉不自觉地表现了自己的政治观,创作了大量的政治诗,紧扣当时的时政,提出了尖锐的问题,把自己渴望济世匡俗的理想抱负写进了诗中,如《感事》、《河北民》、《收盐》、《读诏书》等诗篇,密切联系现实人生,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表现了他主张革除弊政、关心民生疾苦的进步思想和博大胸怀。如《河北民》:  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老小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过者无颜色。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
  除政治诗外,他还写了大量的咏史诗。如《商鞅》: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这不仅是替商鞅翻案,也是为变法正名,表现了他对于变法的坚定决心。这种以咏史和怀古为题材的诗篇,亦不乏传世佳作。如《贾谊》、《韩非》等,皆有感而发,寓意深刻。特别是脍炙人口、经久不衰的《明妃曲》二首,描写细腻,形象生动,议论新颖,感情深沉,令人一洒同情泪的王昭君形象寄托了诗人怀才不遇的幽愤之情。其中第一首如下: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未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诗人一扫历代描写王昭君这位绝代佳人留恋君恩、怨而不怒的传统偏见,具有可贵的独创性。此诗一出,欧阳修、梅尧臣、司马光、曾巩、刘敞等人争相唱和,为以王昭君故事为题材的诗歌开创了一个新局面。
(二)王安石后期诗歌。  王安石后期诗歌,是指他在熙宁九年罢相后的创作。仕途的丰富经历,变法失败的复杂心情,使他的诗风发生很大的变化:前期诗歌中洋溢的那种政治热情已经逐渐消退,大量的写景取代了政治诗的位置;艺术走上了杜甫“老去渐于诗律细”之路,注重对仗、用典、声律的精益求精,吸收王维诗歌的取境之长,追求诗歌的艺术美。他博观约取,熔铸前人,以独特的抒情方式和艺术风格,创立了为严羽《沧浪诗话》所标举的“王荆公体”。名作很多,如《书湖阴先生壁》:  茅檐常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分护田净绿绕,两山排阀送青来。  又如《江上》:  江北秋阴一半开,晓云含雨却低回。青山缭绕疑无路,忽见千帆隐映来。  这些小诗新颖别致,锤炼甚工,妥贴自然,意境清丽,表现出荆公体的老练圆熟。他的《泊船瓜洲》诗亦很有名: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宋叶梦得《石林诗话》说:“王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用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会,言随意遣,浑然天成,殆不见有牵率排比处。”比较恰当地指出了王安石后期诗歌的艺术特征,在宋诗的发展过程中,他不仅推动了宋人宗杜、学杜之风的兴盛,而且以其深邃的思想、新颖的见解,及后期诗歌对艺术技巧、字句锤炼的新的探索,乃至喜欢用典,在散文化的长篇里发议论之习,在宋诗独特风貌的形成和发展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但后期由于受韩愈、卢同诗的影响,有些作品不免生硬粗糙、喜造硬词、押险韵,对后来也有不良影响。
  王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壮景及怀古,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开了苏东坡豪放的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从文学角度总观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但是,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但也不失大家风范,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颗明星。

对王安石变法的历史评价

·北宋

  元佑元年(1086年),王安石去世,司馬光曾說:“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方今……不幸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朝廷宜加厚礼,以振浮薄之风。”。司马光对王安石的道德文章进行了肯定,而对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进行了全盘否定。
北宋时期,其反对派就以修史的方法进行批评,朱熹多次批评王安石及其后学:“学术不正”,“坏了读书人”,但是朱熹对王安石个人是给予了相当肯定的

·南宋至晚清

  王安石本以「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銳行變法,但因性格、運氣、舊黨及富豪反對和用人不當,導致變法失敗,其人亦被舊黨標上「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所促成的黨爭更加速了北宋亡国。宋高宗为开脱父兄的历史罪责,以靖康元年以来士大夫们的议论,把“国事失图”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绍兴四年五月宋高宗诏命重修《神宗实录》以否定王安石变法为基调,这一定谳对于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王安石作为北宋亡国元凶的论调,经宋国史至元人修《宋史》所承袭,成为封建时代官方定论。
南宋以后,王安石变法总体上是被否定的,但对王安石的部分新法措施则有不同程度的肯定看法。在诸新法措施中,尤以科举改革、免役法、保甲法、保马法得到较多的肯定。
  持肯定者在南宋有陆九渊,元朝有吴澄、虞集,明朝有陈汝錡、章衮,入清后有颜元、李绂、蔡上翔、杨希闵、龚自珍、陆心源等。王夫之认为王安石的“三不足”之说是“祸天下而得罪于名教”。如蔡上翔以為“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南渡以后,元佑诸贤之子孙,及苏程之门人故吏,发愤于黨禁之祸,以攻蔡京为未足,乃以败乱之由,推原于荆公,皆妄说也。其实徽钦之祸,由于蔡京。蔡京之用,由于温公。而龟山之用,又由于蔡京,波澜相推,全与荆公无涉。”
  他们给王安石以高度评价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他们大都是江西临川人,对王安石的褒扬,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尊重和敬仰“乡贤”优良传统的一种表现;其二,颜元、龚自珍肯定王安石及其变法,与他们和王安石有着相近的思想理路分不开。
南宋至晚清最具代表性的批判意见有三点:   一是认为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最终导致北宋亡国。这个观点定于南宋初期的《神宗实录》,后经宋国史至元朝人修《宋史》所承袭,成为元明清时期的官方定论,不仅为史家所认同,而且被社会普遍接受。
  二是对荆公新学进行了严厉抨击。荆公新学是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自宋理宗取缔王安石配享孔庙后,荆公新学所遭受的抨击之严厉,要远甚于对新法措施的否定。南宋理学家对荆公新学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斥荆公新学为异端邪说“于学不正”、“杂糅佛道”或“学本出于形名度数”,二是把新学作为变乱祖宗法度而致北宋亡国的理论依据,予以无情打击。由于理学在元明清被定为一尊的统治思想,“是当时思想的主流”,荆公新学作为异端邪说遂成不易之论。
  三是把王安石的诸项新法称为聚敛之术“聚敛害民”。把王安石的理财思想视作兴利之道“剥民兴利”,是北宋熙宁、元佑时反变法派批评新法的主要观点,自南宋至晚清仍是绝大多数史家和思想家评议王安石新法的基本观点之一。

·20世纪上半叶的评价

  为王安石及其变法彻底翻案
  梁启超《王荆公》是20世纪评议王安石及其新法影响最为持久的著作。《王荆公》为王安石及其变法彻底翻案。梁启超称王安石“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他把青苗法和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把免役法视作“与今世各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还认为保甲法“与今世所谓警察者正相类。”一言以蔽之,梁启超用社会主义学说类比王安石新法措施,把王安石称为社会主义学说的先行者,胡适之先生亦持有相类的观点。其后研究者虽然已涉及到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方方面面,但梁启超的肯定性评价为大多数人所尊奉,而成为20世纪前半叶的主流观点。1949年以来的评价:肯定说、否定说和不完全肯定说
  一、对王安石及其变法亦做出了全面的肯定。最早运用唯物史观研究王安石变法并产生较大影响的学者,当推邓广铭先生和他的门人漆侠先生。他们在肯定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性质上与20世纪前半叶的肯定又不尽相同。其特点是:一是注重强调王安石变法的思想性和阶级性,即把王安石变法置于宋代特定的封建时代的历史环境中。指出王安石变法是地主阶级的一个改革运动,王安石的新法代表着地主阶级的利益,尤以持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利益的学者较多,王安石在政治哲学思想上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二是对王安石变法的效果基本持肯定态度,即王安石变法在实现其富国强兵,加强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同时,还推动了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历史的前进。三是对司马光及其反对派的否定,认为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的政治运动阻碍了历史的前进。这是对自南宋初以来是司马光而非王安石的传统观点的彻底否定,也与梁启超以来的评价有所不同,梁启超对王安石变法的翻案并未否定司马光。四是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原因一般归结为保守势力的强大、变法派内部的分裂以及宋神宗的动摇和过早的去世。
  二、文革中王安石被作为法家的杰出代表,把其变法看作是儒法斗争的典型事例而遭批判和否定。在1973—1976年10月发表文章150多篇。文章作者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四人帮”的宣传班子,专门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舆论,藉此攻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炮制的文章虽然不多,但分量甚重,犹如重磅炸弹,一时影响极大。罗思鼎《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论战的演变———读[王荆公年谱考略]》。二是工厂、学校和部队的理论小组和学习小组撰写的文章,都根据“四人帮”的调子,上纲上线,无学术意义可言。三是一些专家、学者经受不住强大的政治压力,违心地跟着撰写了一些著作和文章。1977—1979年学界发表了二三十篇文章批判和矫正“四人帮”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扭曲,并力图澄清一些基本史实,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三、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界出现三种意见:肯定说、否定说和不完全肯定说。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发表了王曾瑜先生的《王安石变法简论》,世界无产阶级的导师列宁曾经教导说: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对王安石变法的再评价随之而热烈地展开。肯定说基本承接了五六十年代以来的肯定性意见。否定说又有两种不尽相同的意见,第一种是对五六十年代肯定观点的全盘否定:王安石不应算作中小地主的政治代表,王安石变法的客观效果是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阻碍了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变法期间阶级矛盾依然尖锐,一句话王安石“富国有术,强兵无方”,应予以基本否定。另一种否定意见是以全盘否定王安石,全面肯定司马光,亦即“尊马抑王”为其特色的。不完全肯定说,一方面充分肯定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的一次重要改革活动,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变法期间生产有所发展,财政状况好转,基本上达到了富国的目的。另一方面亦指出新法在实施过程中给劳动人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增加了新的负担。对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发展的关系,也是既承认它对商业活动的发展有不良影响,又肯定它还有对商品经济发展起积极影响的一面。

·国外

  20世纪俄国共产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列宁称赞王安石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王安石的多项改革,涉及将当时的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商业,以及数目字管理,但不见容於当时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关技术能力而无法取得成功。按黄仁宇先生的说法是他可以把中国历史一口气提前1000年。因为变革是对以往的体制或法律的部分否定。最初是少数敏感的发现者觉察到了原有制度中不合理的地方,通过努力,更多人有了变革要求,这种要求不只是给朝廷方面造成必要压力促其革新,也提示朝廷顺应多数人的要求来进行改革。王安石的变革思想,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后所有的改革家的思想,是人类思想反抗的文明成果,正是这些成果,使人类有了摆脱野蛮统治的可能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