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

  
范仲淹
范仲淹
  范仲淹(989年-1052年),字希文,谥文正。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教育家。祖籍彬州(今陕西省彬县),生于苏州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二岁父亡,母改嫁朱氏,从其姓,名说。1015年(大中祥符八年),中进士,初授广德军司理参军,迎母归养。29岁,复范姓,改名仲淹。后历任大理寺丞、秘阁校理、太常博士、右司谏、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职,曾出任陕西宣抚史、陕西四路安抚史,战功显赫,又曾做过泰州,楚州、陈州、睦州、饶州、润州、越州、延州,耀州,彬州、邓州、青州等地方官。他为政清廉,体恤民情,刚直不阿,力主改革,屡遭奸佞诬谤,数度被贬。1052 年(皇佐四年)五月二十日病逝于徐州,终年64岁。是年十二月葬于河南洛阳东南万安山,谥文正,封楚国公、魏国公,有《范文正公集》传世,通行有《四部丛刊》影明本,附《年谱》及《言行拾遗事录》等。

个人生平

·早年

  生于北宋苏州,隔年(990年)父亲范墉不幸逝世,母亲谢氏改嫁到山东淄州长山县一户姓朱的人家,范仲淹改姓名叫朱说。范仲淹知道自己身世之后,辞别母亲。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至雎阳应天府书院(在今河南商丘)读书,每天只煮一锅粥,凉了以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食用。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登进士第,乃恢复范姓,受命为广德军的司理参军,掌管讼狱,此时迎回母亲赡养。
另说
  据世界范氏宗亲联谊会副秘书长范祥科、正定县地方志学者武威振等人介绍,范仲淹的母亲是正定本地人,范仲淹在正定出生后,在正定待的时间很短。
  范仲淹的父亲范墉是苏州人,在真定(今正定)任职时,妻子去世,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范墉后娶真定县高平村的大户人家谢家女子为妻,并在高平村谢家居住,属于入赘。范仲淹就是范墉与谢氏所生。
  范仲淹于公元989年出生在高平村。当年腊月初八,范仲淹出生刚100天时,即随其父范墉赴徐州上任。天寒地冻,一路颠簸,腊月廿三到达徐州。次年正月初七,范墉没上任便病逝驿馆,当时范仲淹刚刚降生仅130天。
  范仲淹随母护灵回到祖居苏州,即在祖坟守灵三年,孤儿寡母,生活非常凄惨。此外,因苏州范氏家族不认范仲淹母子,弃之不管。母子贫苦无依,过上了有家不能归的孤苦伶仃的生活。后来,谢氏携范仲淹改嫁给山东人朱文翰,范仲淹从此改姓朱名说(“朱说”的名字用了24年之久)。
  后来,范仲淹知道自己身世后,离开朱家,奔苏州认祖归宗,遭到家族讥讽。经苦读诗书,他26岁中进士。29岁携母来苏州要求复范姓,族人仍不认可。后经皇上恩准,复姓范,名仲淹,字希文。
早年轶事:
  范仲淹小时候家境贫寒,上不起学。他一人住进一间僧房,昼夜攻读,家里粮食不够吃,就每天煮一锅粥,分成四份儿,早晚各吃两份儿,就着盐浸的野菜充饥。
  别人给他送去好的饭菜,范仲淹却不吃,解释道:“我平时吃粥已经习惯了,并不觉得苦。现在如果突然享受这么好的饭菜,以后还能吃得下粥吗?”
  后来,范仲淹家穷得连一天两顿粥也吃不上了,但他仍然埋头苦读,五年没睡过一个安稳觉。

·仕途

  范仲淹相继出任集庆军节度推官、泰州海陵西溪盐仓监官。泰州任内,倡议修海堤,转任兴化知县,与好友滕宗谅协力修筑通州、泰州、楚州、海州四周海堤。堤成后不久,因母丧回应天府守丧三年。
  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年),仁宗行郊祀大礼,下令将亲率百官至会庆殿为太后刘娥贺寿,再至天安殿受百官朝贺。时正值范仲淹守丧期满,返朝任秘阁校理,上书反对,以为有违君主之体,不合朝廷体制,并接连上书要求太后还政天子。两度上书皆被宰执压下,范仲淹乃自请出任地方,贬为河中府判官。
  宋仁宗亲政时期后,担任右司谏一职。景祐五年(1038年),在西夏李元昊的叛乱中,与韩琦共同担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采取“屯田久守”方针,协助夏竦平定叛乱,在当地编造歌谣:“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庆历三年(1043年)七月升为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副宰相)等职,进一步编造歌谣说:“小范老子(范仲淹)胸中有数万甲兵,不像大范老子(范雍)好欺负。”庆历三年(1043年)与富弼、韩琦等人组成政治小集团参与政治改革。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推恩信、重命令”等十项改革建议,就是史上著名的《答手诏条陈十事》,是当时所谓“庆历之治”的推动者之一,形成了宋代官僚的风范。后因为遭到嫉恨朋党的夏竦的反对,被贬为地方官,辗转于邓州、杭州、青州。
不畏权势三次被贬谪
  天圣六年,范仲淹由宰相晏殊举荐,进入秘阁任校理,负责皇家典籍的校勘和整理,整天不是与皇帝相随,就是与达官显贵为伍,无形中被推进了险恶的政治斗争漩涡。当他得知宋仁宗已是20岁的人了,但朝中各种军政要事,却全凭60多岁的刘太后把持,自己一点权力也没有。并且还听说太后选定“冬至”这一天要仁宗率满朝文武在千点给她叩头庆寿,便上书力谏刘太后撤帘罢政,还权仁宗。还据理力争说,太后过生日,是皇帝的家事,扯上文武百官跪拜,岂不乱了后世的体统?为此触怒了刘太后,被贬至河中府任通判。京城的大小官员成群结队送他到城外,大家举杯饯别:“范君此行,极为光耀啊!”
  几年后刘太后去世,宋仁宗把范仲淹召回,任命为“右司谏”,也就是专门评议朝事的言官。然而他屁股还没有坐热,“老毛病”又犯了,和皇帝大吵了一架,原因是宋仁宗有了新欢,在时任宰相吕夷简的挑唆下,想废掉贤惠正直的郭皇后。吕夷简等大臣举双手赞成,猛拍皇帝马屁,还振振有词:既然平民都可以休妻离婚,庄稼汉多收了几斗粮食还想换老婆,何况一个皇帝?范仲淹却不识时务,引经据典,摆出一堆大道理,坚决反对仁宗废后。仁宗烦得受不了,恼羞成怒,一声令下,把范仲淹贬到睦州。京城官员闻讯,又一次热热闹闹地来送别,大声赞扬:“范君此行,愈为光耀!”
  又过数年,范仲淹再次被朝廷起用,任命为待制职衔。可江山好改,本性难移,他没有接受一点教训,还是那样的疾恶如仇,眼里揉不得沙子,和黑恶势力不共戴天。范仲淹看到宰相吕夷简广开后门,滥用私人,朝中腐败不堪,便根据详细调查,绘制了一张“百官图”,在景佑三年呈给仁宗。他指着图中开列的众官调升情况,对宰相用人制度提出尖锐的批评。吕夷简不甘示弱,反讥范仲淹迂腐。范仲淹便连上四章,论斥吕夷简狡诈。吕夷简更诬蔑范仲淹勾结朋党,离间君臣。最后,仁宗还是站在了吕夷简一边,夺了范仲淹的待制职衔,贬为饶州知州。士大夫们轰动了,第三次跑来喝饯行酒,啧啧称赞:“范君此行,尤为光耀!”几起几落的范仲淹听罢大笑道:“仲淹前后已是三光了,下次如再送我,请备一只整羊,作为祭吧!”
  “三光”之后,在饶州附近做县令的诗友梅尧臣,寄了一首《灵乌赋》给他,告诫他说,君在朝中屡次直言,都被当做乌鸦不祥的叫声,愿君此后缄默不语,少管闲事,可保平安,可荫妻子。刚直不阿的范仲淹立即回答了一首《灵乌赋》,禀复说,不管人们怎样厌恶乌鸦的哑哑之声,我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也幸亏有宋一代都能够遵循不因言事杀大臣的祖训,仁宗又是个不是太糊涂太刻薄的皇帝,所以,范仲淹虽三次因言获罪,还都能毫发未伤,反倒获得“三光”美誉,那些与他惺惺相惜、饮宴相送的臣僚也都没受株连。

·范仲淹墓

  皇佑四年(1052年),范仲淹病逝于徐州。范仲淹墓位于河南省伊川县,被称为范氏墓园。范仲淹的母亲,范仲淹的4个儿子、一个养子和几个孙子也都长眠此地。  
范仲淹墓
范仲淹墓
  范仲淹墓在今伊川县彭婆乡许营村北约半公里处,北依万安山,南面曲河水,东临九龙山,西望龙门山。墓地内古柏林立,共达520余株。墓地分前后两域,总面积约35亩。前域有一间青砖青瓦铺成的山门,还有石坊、石翁仲、石羊、石马等数件。范氏祠堂也在前域,一旁的飨堂内悬蓝底红字匾“以道自任”,为清代光绪帝所题。祠堂前有几通高大石碑,护有青砖碑楼,其中两侧范文正公神道碑的碑额为宋仁宗亲书的“褒贤之碑”四字,碑文为隶书,由宋代名臣、著名文学家欧阳修撰写,范氏好友王洙书丹。祠堂后有范仲淹墓、仲淹母秦国太夫人墓及仲淹长子纯佑墓。后域前部为仲淹次子纯仁墓,其后有三子纯礼、四子纯粹墓及孙辈墓。再后十余米,另有唐代尚书裴遵庆墓。一般墓葬排列顺序,多为父后子前孙更前。范墓则为仲淹墓最前,长子紧随,次子、孙辈远远在后,故俗称为“扯儿背孙”,较为独特。
  2006年10月10日,伊川县为范仲淹墓举行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揭牌仪式,这是该县当时唯一一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文学成就

  范仲淹文学素养很高,写有著名的《岳阳楼记》,其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千古名句。也留下了众多脍炙人口的词作,如〈渔家傲〉、〈苏幕遮〉,苍凉豪放、感情强烈,为历代传诵。欧阳修曾称渔家傲为“穷塞主词”。著作为《范文正公集》。范纯仁是他的次子,父子都当过宰相。
  范仲淹作为北宋诗文革新的先驱,在诗、文、词、赋方面都颇有成就,尤其是诗歌、散文和词的创作取得了较高的成就。范仲淹的诗作,有意反拨西昆的巧靡,克服了宋初白体余风浅陋之弊,摒弃了宋初晚唐体诗工细纤小的特点,抵制了"东洲逸党"狂傲使气的诗风,表现出淳朴淡远、真切朴质、淳厚和静的特色。他的散文创作成就不逊于当时的王安石和曾巩,堪称宋代散文的一位大家。他的律赋技巧运用精熟,并总结创作规律,提出"体势"说,对律赋学有重要贡献。他的词作,在题材上拓宽了当时宋词的内容,表现出宏深阔远的艺术境界,有力地冲击了宋初"诗庄词媚"的观念,是北宋豪放词派的先导,在宋词发展中的影响非常深远。
  “彼希声之凤皇,亦见讥于楚狂;彼不世之麒麟,亦见伤于鲁人。凤岂以讥而不灵,麟岂以伤而不仁?故割而可卷,孰为神兵;焚而可变,孰为英琼。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范仲淹在答友人梅尧臣的《灵乌赋》(大概是在景祐三年(西元1036年)他同欧阳修、余靖、尹洙诸人因言事被贬谪的时期所作。因范仲淹多次因谏被贬谪,当时梅尧臣作文《灵乌赋》力劝范仲淹要少说话,少管闲事,自己逍遥就行。《灵乌赋》为范所作的同名答文)中强调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更是彰显了古代士大夫为民请命的凛然大节(即现今所谓的“知识分子的良知”)。
  范仲淹此言颇类似于美国开国前期争自由的名言“不自由,毋宁死”(原文是 Patrick Henry 在西元1775年的“给我自由,否则给我死”- 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但比他早讲了七百四十年。
  范仲淹一生积极倡导儒学,以儒家“制礼作乐”的思想,来反对当时因循保守的士风,强调改革弊政。在经学研究方面,他敢于否定传统的章句注疏之学,用自己的思想来理解和阐发孔孟的精神,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名句,不仅继承和发扬了自孔孟以来把个人的道德修养与国家的兴亡联系在一起的儒家传统,而且直接开启了宋明理学家追求理想人格的风气,史载他“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励尚风节,自仲淹倡之”(《宋史•范仲淹传》)。他极其重视对青年士子的儒学教育,是北宋前期兴学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当时的儒家学者如胡瑗、孙复、石介、李觏、张载等都受到过范仲淹的帮助和指导,范仲淹是宋明理学的真正重要的先驱者之一。

范仲淹与佛教

  范仲淹自始崇信佛法,与佛教颇有渊源。起初,范仲淹在礼泉寺读书时,偶然间发现寺中地窖内藏有金子,范仲淹虽然家时,才对僧人言及此事,取金修寺。范仲淹之高尚品格,犹如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此时已自与众不同。 
  范仲淹事亲至孝,母亲去世后,请僧人诵经,孝心感应观世音菩萨助念。藉菩萨之力,母亲得以超升天界。
  范仲淹一生莅任所到之地,必造寺度僧,兴崇三宝。晚年时曾舍宅为寺,名为天平寺,并延请浮山法远禅师住持。范仲淹留心佛典,诵《金刚经》“辄有冥契”。值得一提的是,据《角虎集》载,范仲淹“常修净业,以养圣胎”。 
  庆历初年,范仲淹奉命宣抚河东,于旅途间,得故经一卷,名曰《十六阿罗汉因果识见颂》,内容乃是诸阿罗汉诵佛所说善恶因果,识心达本之法(因者,因缘;果者,果报;识者,诸自本心;见者,见其本性)。范仲淹阅读过后,法喜充满,特作序赞叹,流通于世。序文中写道: 
  “余尝览释教大藏经,究诸善之理。见诸佛菩萨,施广大慈悲力,启利益方便门。大自天地山河,细及昆虫草木,种种善谕,开悟迷途。奈何业结障蔽深高,著恶昧善者多,见性识心者少。故佛佛留训,祖祖垂言,以济群生,以成大愿。”足见范仲淹是深知佛家真谛的。他的两句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范仲淹还说过‘以万灵为心,以万物为体”、“进则尽忧国忧民之诚,退则处乐天乐道之分”,范仲淹“不以己欲为欲,而以众心为心”、“爱持众同,乐与人共”,这些可以说都是菩萨境界,深获佛法之益。范仲淹善写诗文,他的诗文颇有与佛法相通之处。而且他已经开始从佛法中汲取营养,壮大儒学。 
  范仲淹一如历代士大大一样,喜与佛门高僧大德交游。范仲淹曾问道于琅琊慧觉禅师,且有偈赠予禅师:
   连朝共话释疑团,岂谓浮生半日闲。
   直欲与师闲到老,尽取识性入玄关。
   宋仁宗景祜四年,范仲淹出守鄱阳,仰慕古禅师道风,多次拜访问道。古禅师曾寄偈相勉:
   丈夫各负冲天气,莫认虚名污自身。
   撒手直须千圣外,纤尘不尽眼中翳。
   范仲淹还与圆悟禅师相善,并且勉其参方行脚。圆悟禅师在范仲淹的劝勉下,遍参诸方,卒成大器。范仲淹还曾屡次为文表赞佛门高德。仁宗皇祜元年,天竺山日观庵善升禅师入寂,范仲淹为其撰写塔记,表彰德行。浮山法远禅师,曾住持天平寺,入寂后,范仲淹为其撰写碑铭。在碑铭中,范仲淹赞道: “呜呼远公,释子之雄。禅林甘泽,法海真龙。寿龄有限,慧命无穷。寒岩脊骨,千载清风。”
   范仲淹曾与起居舍人尹洙为莫逆之交,尹洙临终之日,先以书信与范仲淹告别,范仲淹速来看望,恸哭不已。尹洙忽然又睁开眼说道:“已与公别,何用复来?且死生常理,希文岂不晓乎?”说完后端坐而逝。
   范仲淹得到众多良师益友警醒与提携,道业日进,深得佛法实益。纵观范仲淹的一生,确实始终是立身行道,真正践履了儒家兼济天下和佛家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令人钦佩不已。范仲淹为官则勤政爱民、奖掖人才,居乡则自奉俭约、乐善好施。修水利、举人才、置义田、兴义学、济贫困,范仲淹一生的善行义举,不胜枚举。

范仲淹与义庄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范仲淹在《岳阳楼记》的传世之句,更是其一生的真实写照,他不仅是一代传世名臣,更是我国慈善史的里程碑式人物,他所创立的义庄,开辟了中国慈善事业的新纪元。   范仲淹幼时丧父,随母改嫁到朱姓人家,生活极其凄凉悲惨,终年难得一饱。后官至参知政事,忆起童年苦事,忧伤满怀,为避免悲剧在范氏族人重演,于是在皇佑二年(1050),范仲淹在故乡苏州吴县设立义庄,救济族众,捐置良田千亩,以田租为义庄资金来源,并制定管理章程,作为义庄运转依据。   范仲淹逝世后,他的儿子范纯仁、范纯礼又将义田扩充,并根据实际情况,“随事立规”,先后十次续订规矩,使义庄管理更趋严密,在此后漫长的岁月中,范氏义庄虽饱经战火灾害蹂躏,却始终能长盛不衰,至清代宣统年间,义庄已拥田五千三百余亩,创建时间长达八百余年,堪称世界慈善史奇迹。
   义庄的设立使范氏族人受惠颇多,他们每天可领米一升,每月可以领粮三斗,作为裹腹之资,每逢数九寒冬,他们可领取棉布一匹,以抵御寒潮侵袭,若逢红白喜事,他们也可从义庄得到相应资助,使人生大事得以圆满,义庄还修茸诸多新房,供给族人免费居住,使他们不致流落街头,与猫狗同眠。族人若急需用钱,可直接向义庄借贷,利息极低,即使无力偿还,本息可获豁免。
义庄除注重保障族人的基本生活外,更注重族人文化素质的提高,希望族人们都能饱读诗书,终有一日,金榜题名,光宗耀祖,因此庄内设有义塾,为族人提供免费教育,族人若进城赴考,义庄也将为他们提供盘缠,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义庄是以传说中的大同社会为蓝图,深受族人欢迎,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严密的管理是慈善机构能够长久稳定运行关键所在,为避免因田租发生争执,有伤族内和气,因此义庄通常雇佣佃户耕种田地,而族人不得耕种,义田属于宗族的共同财产,若有不法之徒胆敢侵吞,整房亲友都将受到株连,而他本人非但救济资格要被取消,甚至要被拖到官府问罪,许多贪徒因此生畏止步。
  其管理者通常由德高望重的长者担任,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报酬与管理绩效挂钩,若是管理得当,族人能按时领取钱米,大家都满意叫好,则报酬优厚,若是管理不当,亏损严重,拖欠族人钱米,引得怨声一片,则报酬较低,因此管理人在亲情、财富、声望等诸多因素的驱动下,必定克职尽守,努力将义庄经营得更好。
  义庄鼓励族人捐赠田地,不仅可以使其他族人得到更多帮助,更可以使本人流芳百世,为族子族孙所铭记,因此,但凡族人经商成功、官场得意,为了避免锦衣夜行的尴尬,他们常会大量购买土地,捐给义庄,使范氏义庄的规模愈来愈大,不为时代所淘汰。
  与官府和谐运作亦是范氏义庄长盛不衰的秘决所在,义庄的设立使范氏族人生活得到保障,即使在天灾人祸面前也能安居乐业,不至沦为绿林好汉,啸聚山林,因此当地官府自然青睐有加,极力支持,而范仲淹父子本身就是政府要员,注重义庄与官府沟通,以求获取更多的庇护。
  治平元年(1064),范纯仁上书朝廷,述说在义庄的管理中,“今诸房子弟有不尊规矩之人,州县既无敕条,本家难为伸理,五七年间渐至废坏,遂使子孙饥寒无依”,并因此而要求“朝廷特降指挥下苏州,应系诸房子弟,有违犯规矩之人,许令官司受理”。宋英宗对此建议予以恩准,于是规矩如同圣旨,获得了政治上的保障。
  地方官们还给义庄赋役与免的特权,仅在嘉熙四年(1240)就免除义庄钱米数共计九百七十三石六斗二升。咸淳十年(1274),平江府知府潜说友不顾财政困乏,克服困难,在范氏义庄附近修建范仲淹祠堂,从此每逢春秋两季,地方大员都要率领全体官员到祠堂拜祭,极大提高义庄的地位和声望,使异姓人不敢染指,而文人墨客也纷纷撰文,对义庄加以宣传和褒奖,令巨族大姓钦羡不己,纷纷派团观摩取经,范氏义庄成为古代宗族建设的旗帜和楷模。
  范氏义庄的建立,使范氏家族极其兴旺,子孙众多,繁衍昌盛,人才辈出,而同时代的许多达官巨宦却常如昙花一现,仅历经数代就陷入凋蔽,子孙或为奴或为妓,令人感叹。因此,许多豪族效仿范氏,设置义庄义田,保障族人生活,使宗族具有强大的向心力与凝聚力,成为明清时期最重要的基层组织与社会保障组织。

后人评价

  王安石在《祭范颍州文》中称范仲淹为“一世之师”。可是早在熙宁九年(1076年)五月,王安石在宋神宗面前批评范仲淹“好广名誉,结游士,以为党助,甚坏风俗”。  朱熹评说:“范文正杰出之才。”“本朝道学之盛……亦有其渐,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如山东有孙明复,徂徕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后来遂有周子、程子、张子出。”  吕中说:“先儒论宋朝人物,以范仲淹为第一。”  《宋元学案·序录》云:“高平(范仲淹)一生粹然无疵,而导横渠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  王夫之对范仲淹有苛评:“(范公)以天下为己任,其志也。任之力,则忧之亟。故人之贞邪,法之疏密,穷檐之疾苦,寒士之升沉,风俗之醇薄,一系于其心。……若其执国柄以总庶务,则好善恶恶之性,不能以纤芥容,而亟议更张;裁幸滥,核考课,抑词赋,兴策问,替任子,综核名实,繁立科条,一皆以其心计之有余,乐用之而不倦。唯其长也,而亟用之,乃使百年安静之天下,人挟怀来以求试,熙、丰、绍圣之纷纭,皆自此而启,曾不如行边静镇之赖以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