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鲁

邹鲁
    邹鲁
  邹鲁(1885年2月20-1954年2月13日),国民党政客,曾任国立中山大学校长。字海浜,原名澄生,笔名亚苏,广东大埔人。早年毕业于广东法政学堂,后留学日本,入同盟会。参加广州辛亥“三·二九”起义。曾任广东军政府财政次长、两广盐运使、广东省政府财政厅长、广东大学校长等。1924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委兼青年部长。反对国共合作,是西山会议派骨干分子。1931年任西南政务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党部西南执行部委员。1933年为广州中山大学校长。1935年后任国民党政府国防委员会常委、国民党政府委员、国民党中央常委。 1949年到台湾,死于台北。著有《邹鲁文集》、《中国国民党史稿》、《环游二十九国记》和《教育与和平》等。

人物小传

  邹鲁(1885年-1954年),原名邹澄生,字海滨,号澄庐主人,15岁时,因自感天资鲁钝、学业进步迟缓而希望有所警惕,改名为邹鲁,广东大埔人。
  1924年,孙中山委任邹鲁为国立广东大学筹备主任,后成为广东大学(中山大学之前身)的创校校长。
  1925年,身为国民党中执委兼青年部部长的邹鲁在处理联俄联共、争取大学经费独立等问题上与中央政治委员会、国民政府的关系闹得僵硬至极,终至与林森等人北上北京召开“西山会议”。他也因此被开除出党,免去校长职务。
  1932年,邹鲁第二次出任国立中山大学校长,建树极多,包括建设石牌新校、改革教育制度、发展研究事业。翌年在出席世界大学会议期间,邹鲁被海德堡大学授予法学名誉博士学位,其教育家地位亦得到国际教育界认可。
  邹鲁著述等身,有《二十九国游记》、《回顾录》、《抗建和平之我见》、《我对教育之今昔意见》、《澄庐诗集》等书,以《中国国民党史稿》为代表作,洋洋200万字的著述使其成为公认的国民党党史研究专家。

大事年表

邹鲁一家摄于1953年圣诞。前排:邹鲁、夫人赵淑嘉,孙邹英;后排右起:子邹广、媳戚继蔺、子邹梅、女邹方
邹鲁一家摄于1953年圣诞。前排:邹鲁、夫人赵淑嘉,孙邹英;后排右起:子邹广、媳戚继蔺、子邹梅、女邹方
  1885年:出生。自幼聪颖,为文有神气。
  1890年:(光绪十六年)入乡里私塾,家贫被拒收。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参加县试。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入韩山书院求学,不久转往一所新式学堂,是年与同乡创办乐群中学。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加入同盟会。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赴广州入法政学堂,与陈炯明为同学,同年拜丘逢甲为师。创办潮嘉师范学堂。
  1911年:(宣统三年)响应武昌起义,任北伐革命军兵站总监。
  1912年:当选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
  1913年:北上出席国会,质问赵秉钧宋教仁案,时人称其“捋胡须议员”。
  1919年:撰写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碑碑文。
  1924年1月:出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青年部长,2月,受中山先生命令筹备国立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同年,开始编辑《中国国民党党史》。
  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成为总理遗嘱的证明人之一。
  1932年:重掌中山大学。
  1936年:以中国中山大学校长身份出席在德国海德堡大学举行的世界大学会议暨海德堡大学建校550年纪念会,并被授予海德堡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1949年:随蒋介石政权迁台。
  1954年2月13日:逝世于台北寓所。

政客生涯

  在生命中的一大半时间里,邹鲁以革命为职业,历“反清”、“反袁”、“反蒋”、“反日”,一生多持反对立场,迭经风霜洗礼。他是一个富有争议的个性政客。

·宣传革命

  1905年加入兴中会尤烈主持的中和堂。同年得朋友资助,东游日本,并加入中国同盟会。回广州后考入政法学堂,结识了朱执信老师及陈炯明等,参加了秘密革命活动。
  1908年10月,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先后死去,反清浪潮不断高涨。邹鲁与朱执信等人以为时机成熟,策划广州新军起义。因事泄,邹鲁暂避香港,不久旋回政法学堂就读。毕业后,受聘于粤商自治会执教。1910年2月,赴汕头发动新军配合广州起义。因广州新军突遭清将李准部袭击,邹鲁返广州奔走营救,被清巡抚列为缉捕对象。因得丘逢甲副议长庇护,才幸免于难。次年孙中山派胡汉民、黄兴等在香港设统筹部,准备发动广州起义,邹鲁受命在广州创办《民报》,宣传革命思想。他利用咨议局作掩护,在局内出版,分送到新军及防营中。後因温才生剌孚琦於谘议局前,该报作了报导和发表赞扬的评论而被查封。事後,当局要邹鲁以写“悔过书”为条件,准其复刊,但他断然拒绝。1911年l(月10日武昌起义後,邹鲁立即与朱执信、陈炯明、胡汉民等组缉广东起义响应。邹鲁留香港筹备兵器、军饷等军需财物,支援各路义军。11月陈烱明在惠州起义后与清军秦炳直部相持,邹鲁闻讯力促西、北两江民军起义响应,并组织敢死队两百人驰援,击溃清军。一举光复惠州、广州,举胡汉民为广东都督,组织军政府。

·讨袁护法

1936年在德国接受海德堡大学博士学位时摄
1936年在德国接受海德堡大学博士学位时摄
  广东稳定后,孙中山先生组织北伐军,姚雨平为总司令,邹鲁随军北伐,为兵站总监,主管调拨陆海军的武器装备。在江浙、上海等地革命军民配合下,北伐军屡溃清军,攻克南京。经十七个省的起义代表协议,成立中华国,举孙中山先生为大总统。
  南北议和后,邹鲁便自请释兵,返回广州,被委任为广东省官钱局总办。为挽救金融危机,设钱庄,提高广东币值。翌年国会成立时,邹鲁当选为广东代表之一。国会期间,袁世凯企图以陈烱明取代胡汉民,制造分裂。又派人携款四十万元笼络邹鲁。邹鲁拒绝接受,劝来人不要拿国家钱财用于个人争权夺利。并在国会中提出宋教仁被杀案要用司法程序解决,“质问赵总理何以不依法赴质书”,起草“弹劾袁政府违法大借款案”等,被称为“捋虎须”议员。为此,邹鲁险遭逮捕。宋教仁组织的国民党出现分裂,孙中山先生于1914年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该党成立时要求党员对孙中山个人效忠),创办《民国杂志》,进行反袁斗争。邹鲁遵照孙中山指示,出任编辑,纂写《袁世凯之对内政策》等文章,揭露袁氏破坏约法,出卖国家利益的事实。不久,在西南各省支持下,孙中山准备在广州组织护法政府,派邹鲁北上策划国会南迁。邹鲁得到众议院吴景濂、王正廷正副议长支持,两百多议员到广州出席非常会议,建立了护法军政府。在组织护法战争中,邹鲁任潮梅军总司令,击败据东江之莫擎宇部。不久袁世凯称帝,激起全国反袁高潮,袁氏于反对他的怒潮中暴毙。国会重开。邹鲁在国会中提出“查办张勋案”、“十大质问书”,揭露段祺瑞政府失职、违法等情况。议会遭受暴徒袭击,邹鲁等被殴伤。国会被迫解散。邹鲁返粤参加孙中山的第二次护法运动,动员援闽粤军陈烱明回师广州,邹鲁亦联络民军配台,夺回广东控制权,成立国民政府。邹鲁任两广盐运使,掌管财源。
  1922年,陈炯明背叛孙中山,炮轰总统府。孙中山避难上海,召邹鲁为总统特派员,负责策划讨陈。经各方联络,召开滇粤桂三方“白马”会议,以大总统名义委任杨希闵为滇军总司令、刘震寰为桂军总司令,举兵讨陈,克广州。1923年初,孙中山电委胡汉民、邹鲁等五人全权暂代行大总统职权。后迎孙中山返广州,重建大总统府。邹鲁任财政厅长,被誉为“理财经纶手”1924 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邹鲁当选为中央执委委员、青年部长,后为常委。

·开除党籍

  国民党“一大”后实行国共合作。在国民政府和军队中聘请一些苏联顾问、共产党人担任了一些部长、秘书等要职。但在教育经费等问题上,邹鲁与苏联顾问鲍罗廷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受到严重警告处分。孙中山先生逝世后,邹鲁以中国国民党中央三个常委之一的身份,于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通过“取消共产(党)派在本党党籍案”、“顾问鲍罗廷解雇案”等决议案,设立中央党部与广州的中央党部对立。1926年1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通过“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永远开除邹鲁等的党籍。

·恢复党籍

  1927年4月,蒋介石开始清党运动,7月,汪精卫亦公开反共,承认西山会议派人员的党籍,达成三派的联合,组成国民党特别委员会。由于意见分歧,邹鲁为避“党阀”之嫌,决定离开政坛,随即出游欧美各国,撰写《中国国民党党史》。

·连俄抗日

  1929年,济南惨案、中东路事件相继发生,邹鲁从日本回国,沿途经朝鲜见受日军蹂躏后的亡国悲惨情景。回国后,见蒋、冯、阎为争夺地盘逐鹿中原,强敌当前置国家安危而不顾,邹鲁劝告张学良要“中立守土,以防日人扩张”。后赴太原游说冯玉祥阎锡山“化干戈为玉帛”,提出召开国民党中央全会,解决蒋介石独裁问题。1930年8月,会议於北京召开期间,张学良支持蒋介石,以调解蒋、冯、阎之矛盾为藉口,出兵进驻北京。西南军界主张动武解决。邹鲁回广州,日本土肥原乘隙拉拢邹鲁,表示日本愿与西南军界合作,赞成武力消灭张学良,西南军界主持东北三省。邹鲁面质土肥原说:“张学良是中国官吏,政府自有权任免,其行为如何,政治如何,都是中国内部的事,何劳贵国过问?
  “九·一八”事变後,东北国土沦丧,全国各界掀起抗日高潮,西南各省军政要员提出抗日反蒋。蒋介石软禁胡汉民。邹鲁回广州宣传抗日反蒋。他认为蒋介石“怀抱独裁之野心,曲解训政之真义,蔑视舆论,遏抑民权,以摧锄异己为得计,以穷兵黩武为能事”,与冯、阎联合,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邹鲁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党部委员和国府委员。10月,蒋介石逼於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压力,辞去军政各职,并派员南下广州谈判。邹鲁以为“蒋介石光明磊落”,劝说西南军政界要员“团结御侮,共赴国难”,并出席了上海和平会议和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当选为国民政府委员、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委和党部常委。次年,接任中山大学校长。1935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委和国府委员。
  由于国土不断沦陷,西南军界当局利用全国抗日运动高涨情绪,公开与蒋介石抗衡。土肥原再次来广州会见邹鲁,表示愿与中国共同防俄防共,但南京无诚意;故愿与西南方面合作,提供借款和军械。邹鲁对土肥原说:“如日本有诚意,则不应掠我东北。”土肥原未达目的,又派松井向邹鲁解释:东北事件是南京不与日本交涉,却联俄制日,所以有东北之擧。邹鲁力质松井,说明中国若联俄,日本不敢即来侵犯。中俄战争後,日本才来侵犯的。邹鲁出席世界大学会议时,留下一信给西南当局,说:“国难当前,应捐成见,服从中央决定,增强御侮力量。若假抗日之名,阴作颠覆中央之计,内战既开,兵连祸结,转为日人所乘,坐收渔人之利。” 许崇智、叶楚伧赶至香港见邹鲁,邹鲁向他们提出:“全国各党各派值此国难当前,应放弃一切成见”;“消灭内战,以全力抗日”;“要唤起民众,使学、农、工、商、兵一致团结”,“凡助我抗日者皆认为朋友”的主张。南京沦陷後,邹鲁进一步向蒋介石提出“派员赴俄联络,器用抗战将领”的意见。

·移居台北

  1946年,他当选为监察院委员,1949年7月,参加广州召开的“非常会议”,离会去香港,移居台北,后任中央评议委员。

邹鲁与中大

·首任广东大学校长

  1924年,大元帅孙中山在广州创建两间学校,有人说它们是“一文一武”,所谓武是指黄埔军校,文即中大的前身广东大学。是年2月4日,孙中山下令将广东高师、广东法科大学、广东农业专门学校合并为国立广东大学,任命筹备委员35人,邹鲁为筹备主任。6月9日,孙中山任用邹鲁为首任校长。建校初期,新生竟无宿舍居住,邹鲁打报告给孙中山说,如果让学生在校外散居,一是旅舍价值高昂,二是社会习染恶劣,这些都对学生不利。但考虑到一时没有财力建筑宿舍,时间也来不及,是否可以让学生到学校后门对面的番禺学宫(即今日“农讲所旧址”)暂住。当时番禺学宫为中央直辖第三军军长卢师谛所部及湘军病院驻扎,邹鲁请求将其移驻郊外,腾出宽大堂屋为学生宿舍。6月21日,孙中山下令拨番禺学宫堂屋为国立广东大学宿舍。
  6月27日,国立广东大学校长就职礼及原三校应届毕业生典礼在文明路大钟楼的广东高师礼堂举行,胡汉民、陈树人、许崇清、程潜、张继等数十位官员及两千多位原三校的学生参加,邹鲁行完就职礼对毕业生说:“勿忘母校,时以所得之学问或良好之方针贡献于母校。至其为社会服务者,则望勿抛弃其所学,须以在校所得之学问改良国家,改良社会。”邹鲁在广东大学筹建初期,一直强调该校要“宣传党义、养成党才”,乃至办成“党之大学”。事实上,早期广东大学一直是国民党高层活动的重要场所,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一大”在广东高师礼堂召开。以后这里召开过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会议、农民党员联欢会等。
  广东大学从6月开始招生,除在本省招生外,还委托国立北京大学、同立武昌师范大学等校代办招生事宜,本来打算录取372人,但邹鲁认为广东大学是“国家最高学府”,所以力求严格,以善将来,最后只招了270多人。9月19日开学后,学生出入喜穿木屐,校园内木屐盈耳,终日不绝,既扰秩序,尤碍观瞻。无奈之下,邹鲁签署布告:自10月10日起一律禁止着屐!11月11日,广东大学补行成立典礼,当日大学各科在大礼堂、中学在至公堂、师范在风雨操场、小学在中华路4个地方同时举行仪式。上午9点半,2500多位师生在大操场举行升旗礼,之后进入大礼堂,10点成立典礼开始,校长邹鲁担任主席,胡汉民代表即将北上的孙中山致训词:“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此训词后来成了中大的校训。邹鲁在他撰写的《国立广东大学成立特刊弁言》中认为学校今后两个最大的任务是:研究及介绍高深之学术文化、养成有适应改造中国主义之人才。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重,邹鲁与宋庆龄、汪精卫等国民党核心人士侍立床侧守护直至其离世。正当全国仍沉浸于对孙中山逝世的哀悼,3月23日,有一名黄行的国民党员写信给中央党部及汪精卫、邹鲁等人,提出《改广大为中山大学之提议》,此文刊于1925年3月24日广州《民国日报》,同日的报纸还有一篇安剑平的《论改组上海大学为国立中山大学案》,当年人们争先恐后以“中山”命名学校之事可见一斑。邹鲁也数度致函国民政府请求批准广东大学更名为中山大学,并希望在当年校庆之日(11月11日)“为改国立中山大学之期”。此后一段时间尽管邹鲁仍然主持校务,但他的主要精力放在筹备举行“西山会议”及孙中山葬事,直至11月30日他被免去广东大学校长一职为止。

·再任中山大学校长

  1926年8月,国民政府发布命令,正式宣布将国立广东大学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1932年1月19日,在胡汉民力荐下,国民政府任命邹鲁为中大校长。同月24日,邹鲁从香港来到广州,住在东皋大道5号,据其家人回忆,那是邹家最旺的时候,“我们最快乐的时候是二十世纪30年代初,父亲当中山大学校长的时候,他也是最喜欢这个职务的。”
  2月1日,中大举行校长就职典礼,上午11点校钟长鸣,2000名学生和刚刚在省府礼堂向西南执政部委员报告十九路军上海抗日情形后匆匆赶来的邹鲁及一批官员进入大礼堂。在典礼上,邹鲁举右手宣誓,从前任校长许崇清手上接过大印,他说:“总理(指孙中山)创办这间大学的时候,正当军事倥偬、环境困难的中华民国十二年,那里外有帝国主义的压迫,在内除广州外皆是敌人,总理不避艰苦,就在这个时机来创办这大学,他的立意是很远大的。……现在,暴日肆虐,国难当前。在这个抗日当中,有许多学校的学生完全没有上课,专做那口头上的工作,这是无济于事的。我们试观现代的战争,完全是科学的斗争,如果自己的知识阶级不努力于科学的研究,那么我们的救国目的也是渺渺前途,没有成功之希望的。所以我们的学生在这国家危急存亡之秋,应当加紧工作、加倍努力!”
  以后抗日烽火弥漫全国,不少学生因忙于救国运动而经常缺课,邹鲁坚持要求学生救国不能放弃读书,不然“救国运动,将成为害国运动”。邹鲁历来以严格出名,如学生曾发起“择师运动”,对不满意的教授表示拒绝。邹鲁认为这是一种“嚣张的风气”,必须坚决制止。一次有学生在小北宝汉茶楼聚餐时打麻雀,中大体育主任在场却若无其事。邹鲁一见大怒,返校立即处置此事,该体育主任被记大过一次、扣一个月薪水。

·建设石牌“大学城”

  今天人们大都知道广州小谷围有个“大学城”,民国年间广州的五山、石牌也有一个“大学城”,创办者正是邹鲁。邹鲁从再任校长后立即开始筹建中大石牌校区,他以“不但求之中国不落后,即求之世界各国中亦不落后”来设计新校规模,全部预算为2000万元,为期6年。由于政府财力有限,只好通过学生募捐,并将劝捐小册及捐款收据分送给全体学生,利用寒假分头劝捐。若能募得300元的学生可免其学杂费一年,捐得600元者,免缴其学杂费两年。以后几年每逢放假,中大都会鼓励学生为建筑石牌新校舍劝捐,由邹鲁签发的布告说:“诸生关怀母校,任重在肩,宜集腋以成裘,亦驾轻而就熟,作始虽简,收效至宏,各其勉旃,有厚望焉。”
  石牌新校舍的建筑工程大抵从1933年3月启动,最先起的是农学院的农学馆(今华南农业大学3号楼)。是年11月11日是中大九周年校庆,中大为正在兴建的农学馆举行了隆重的奠基礼。接着兴建的是理学院的化学教室、工学院的电气工程教室、机械工程教室、土木工程教室各1座,男生宿舍6座,女生宿舍1座,膳堂2座。
  1934年11月11日,中大举行建校十周年及新校落成典礼,是日还有农、理、工学院开幕,农、工、法学院迁新校,文、法学院奠基,第四届全校运动会开幕等,喜事连连,好不热闹。那年,邹鲁不仅主持典礼,还撰写了一篇《国立中山大学新校舍记》和50首诗,表达自己对中大建校一期工程完工的兴奋心情,其诗云:“黉舍纵横入望中,十周刚届庆竣工。从来缔造非容易,令我低徊国父功。”以后几年邹鲁常常主持建筑奠基及学院迁入新校等,忙得不亦乐乎。
  邹鲁当年主持兴建的这些大楼以及整个中大新校区,即现时的华南农业大学与华南理工大学位置,不少建筑至今仍在,由于广州人早已享受现代化建设成果,对它们或会无动于衷。但在七十多年前,人们来到中大石牌校区是眼前一亮,样样新鲜,认为这里是人间天堂。亲身感受者是中大学生,他们是这样比喻文明路与石牌的校区的:“若说石牌在天上,文明路就是地下了。石牌时代的洞天福地,是中山大学划时代的阶段。那皇宫式的建筑,那沥青的大马路,太阳把屋顶鳞瓦反射得闪闪有光,巨大的圆柱,意大利式批荡,皮鞋在士敏土(水泥地)上敲得格格的响。那绿油油的草茵切得像地毯一样,普遍地平铺着。一丛丛的细竹、芭蕉树、仙人掌,散布在转弯拐角的小径上;一座座的洋房,星罗棋布。宿舍有电灯、电话和抽水小马桶,坐着大汽车,学生进城有‘巴士’(bus)。教室宿舍大礼堂的地板永远照出人来。到处都是士敏土,香花垂柳,静水幽山。总之,这儿是现代化了,科学化了。大学生高兴得说不出话来,这才是大学啊!文明路算什么样子?……石牌变成美丽的桃源,教职员宿舍附近有一条笔直的马路,二行油加利树,在晚昏日斜的时候,放出一阵阵或然的香气,会令你心旷神怡。弯月形的五座学生宿舍前面,是一个大广场,广场有无数石条长凳,许多小组辩论和人约黄昏都在这儿产生出来。横在女生宿舍前面的洞庭湖,更是垂钓、泛舟、游泳的所在。”
  正是在邹鲁等人努力下,中山大学迅速完成了一所现代大学的创建任务。1936年6月,邹鲁出席德国海德堡大学550周年纪念会,获名誉法学博士。这本来是一件荣耀的事情,但获奖当日邹鲁即旧恙剧发,于是取消了原计划在欧洲的旅行。也是从这时开始,邹鲁身体日渐欠佳,做起事情往往力不从心,加上以后广州被日机轰炸、中大校址一迁再迁,令邹鲁心力交瘁,乃至不克回校主持,期间邹鲁多次向教育部呈辞,未邀允请。延至1940年6月,邹鲁辞呈终获批准,他离开了中大。
  据说邹鲁在任中大期间,曾培养毕业生近5000多人,学子散于世界各地,邹鲁有诗曰:“蓝缕筚路启山林,寸寸山村尽化金。树木树人兼树谷,规模远托百年心。”64年后,即2004年9月18日,为庆贺中大80周年校庆,邹氏后人邹永先、邹方女等将他们珍藏的邹鲁文物无偿捐赠给中大,其中有邹鲁书信、照片、印章及其手书《国立中山大学新校舍记》和《国立中山大学新校舍后记》拓片等。这些珍贵文物一直在中大图书馆的“邹鲁校长纪念室”里展出,这是对这位两度执掌中大、为中大发展作出过卓越贡献的校长的最好纪念;而对于邹鲁及其后人来说,则是一次完满的落叶归根。

邹鲁公馆

邹鲁公馆
    邹鲁公馆
  邹鲁公馆位于南京颐和路18号。整个宅院坐北朝南,地处颐和路与琅琊路十字路口的东北角,占地776.7平方米。公馆主体为西式二层加阁楼,砖混结构,木门窗。楼房西南部为半圆形排窗,采光充分。黑色平瓦屋面,水泥素粉外墙,院内还有西式平房二进,共计三幢13间房,总建筑面积295.1平方米。整个宅院,朴素无华,庄重大方,是邹鲁30年代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时的官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