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德珩

 
许德珩
许德珩
   许德珩(1890年-1990年2月8日),原名许础,字楚生,生于江西九江。中国政治活动家、教育家、学者。九三学社创始人,曾任水产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配偶劳君展,长子是许建国,许建国的夫人周玉清,他们的孩子叫周正林。许建国夫妇60年代在九江县一中教书。 女儿许鹿希,女婿邓稼先

许德珩生平

   许德珩(1890-1990),字楚生,江西省九江市人。当代著名政治活动家、教育家、学者。九三学社创始人。  许德珩的曾叔祖许振声,原是清朝的一名副举人,于清咸丰年间,参加太平天国革命,天京奠都后,当了军帅。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全家受到株连,隐姓埋名,迁居他乡。祖父许殿勋,因受株连,不敢进取功名,而以行医为业。及至同治年间,清政府追查太平天国官员渐松,他父亲许鸿胪才得以参加府试,中第一名,补为禀生,被人推荐到浙江绍兴府当文案。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因同情徐锡麟、秋瑾革命义举,又被株连罢职,逃回故乡,后入九江同文书院任教。  许德珩幼年聪颖,6岁随长兄德琛在家馆启蒙。后入私塾,深得塾师刘畅春赞许。几年私塾,给他打下了深厚的典经研读基础。父亲从绍兴回来,指导他读梁启超的《新民丛报》,邹容的《革命军》,严复译的《天演论》等等,这些新书给他灌输了民主革命思想,特别是梁启超的文章,对他启发很大。
许德珩与家人的合影
许德珩与家人的合影
  许德珩于光绪三十二年向在九江小学读书的同学学会了英文字母。从十六岁起,到九江县城向一位同文书院的毕业生学英文和数学。  宣统元年(1909年),许德珩考入九江中学堂(前身为濂溪书院)。这期间,颇受杨秉笙(地理教师)、王恒(图画教师)两位曾留学日本的老师器重。经他们介绍,许德珩参加了同盟会。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九江光复。许德珩以许础的名字,投笔从戎,参加宪兵队。李烈钧任九江都督期间,他由当时宪兵司令、革命党人廖伯琅推荐,在秘书处当秘书。次年,九江中学开学,他又到学校读书。1913年,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国民党人发动了“二次革命”,李烈钧在湖口宣布独立,任讨袁军总司令,并发布讨袁檄文。许德珩再次投笔从戎,第二次到李烈钧部,参加湖口讨袁之役。  1915年秋,许德珩考入北京大学后,结识了李大钊、毛泽东等人,经李大钊介绍,他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并和邓中夏等人组织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向人民群众进行宣传,以扩大新文化运动和爱国民主运动的影响。他是当时全国学生统一组织“学生救国会”创办的《国民》杂志负责人之一。这个杂志的宗旨是: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常识,研究学术,提倡国货。主要特点是:公开议论政治,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由李大钊任导师,邵飘萍任顾问,于1919年1月1日创刊,蔡元培写了序言。许德珩写了题为《吾所望于今后之国民者》的代发刊词,从“感受、耻辱、痛惜、知耻、力行、勤奋、毅力”等七个方面,进一步阐明这个杂志的宗旨。杂志的第二卷第一期上发表了李泽彰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共产党宣言》介绍到中国来较早的译本。这些言论在当时的爱国知识分子中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中年时期的许德珩
中年时期的许德珩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学生爱国运动。在“五四”运动中,许德珩是著名的学生领袖之一。他受北京学生联合会的委托,起草了《五四宣言》,尖锐地揭露了日、美、英、法等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呼吁国民“下一大决心,作最后的愤救”。他还参加组织了集会和游行示威。这天上午,在天安门集会的学生约计三千多人。游行示威队伍从天安门广场先到当时不许中国人成群结队进出的东郊民巷使馆区,再经御河桥,东单牌楼,石大人胡同,直奔赵家楼卖国贼曹汝霖的住宅。当时,曹汝霖溜走了,章宗祥被打个半死。有的同学来到曹汝霖的卧室,看到卧室陈设得太华丽,十分气愤,就用火柴把绿色的罗纱帐点燃了,顿时室内大火,房子也烧起来了。北洋军阀的军警随即赶到,大部分游行示威的人已经撤离,许德珩和在外面维持秩序的三十二人,被捕入狱。学生的爱国行为得到社会各界的同情。从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到社民党的林长民都通电呼吁“学生无罪”。段琪瑞迫于社会压力,于5月7日将许德珩等全部释放。“五、四”运动之后,痛殴卖国贼之后,许德珩与黄日葵到上海筹备全国学联,拜会了孙中山先生,向其报告将在上海成立全国学联,并请其在成立大会上讲演,孙中山欣然接受。学联成立后,他担任全国学联日刊编委会主任委员。这年,天津学生为驱逐军阀曹锐,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赴京请愿,北京学生会派许珩德接待,他陪同周恩来会见蔡元培。  1920年,许德珩为继续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赴法勤工俭学。在法国,他刻苦学习,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译有《社会方法论》,蔡元培先生在该书序言中称赞他“虽然经济状况常常给他以困难,而他的刻苦用功积久不懈”。以后由蔡元培审定并推荐给商务印书馆出版,收入《万有文库丛书》。在留法其间,他结识了在里昂大学读书的劳君展,两人经常通信,彼此志同道合,甚为相得。 1924年夏,劳君展在法国里昂大学毕业,得到了硕士学位,之后入巴黎大学理科,并从居里夫人学习镭学,他们才经常会面。经过五年多时间的互相了解,在蔡元培的极力撮合之下,于1925年在巴黎中国饭店举行婚礼。  1927年春,许德珩夫妇受国内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的鼓舞,酝酿回国,后因劳君展正从居里夫人研究镭学,于是决定许德珩一人先行回国。回国后,他来到当时革命中心广州中山大学任教,讲授社会学和社会主义史,并应约任黄埔军校教官。继而应恽代英之邀到武汉,担任武汉中央政治学校政治教官,武汉第四中山大学教授,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代主任。
1983年5月,邓颖超同志前往许德珩寓所看望许德珩主席并合影留念。
1983年5月,邓颖超同志前往许德珩寓所看望许德珩主席并合影留念。
  大革命失败后,许德珩于1927年9月初偕夫人劳君展离开武汉,到达上海,从事社会主义理论的翻译工作,同时应聘去大陆大学任教,讲授社会主义史和唯物论辨证法。后来大陆大学被陈公博出卖,许德珩以个人力量办了一所社会科学院。1928年至1929年,许德珩在教书办学之余,翻译了马克思的《哲学的贫乏》等马克思主义著作。1929年底至1931年出任历史社会系主任。1931年夏,许德珩应北京大学之聘,赴北平任教,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5年,许德珩积极投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的学生爱国运动——“一二、九”和“一二、一六”运动。1936年冬,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延安的物资供应异常困难。许德珩和劳君展听到消息后,立即买了些火腿、怀表、步鞋等物资,托人送到陕北,赠给毛主席,毛主席接到后写了回信,表示“衷心感谢”。1938年春,根据周恩来的建议,许德珩回原籍江西参加抗战,被推选为国民参政员,并任江西抗敌后援会主任委员,动员抗战,保卫家乡。1941年春,在周恩来的建议下,各民主党派经研究,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许德珩被推选为联络部副部长。任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系主任。1944年底,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大西南发动进攻;将介石集团投降空气浓厚,法西斯反动势力猖獗,国难日益深重。在重庆的一部分科技界人士:许德珩、潘菽、梁希、劳君展、涂长望、张雪岩、黄国璋、叶鼎彝、税西恒等人对时局极感焦虑,遂发起组织了“民主科学座谈会”。1945年9月3日,为庆祝全国民主力量战胜日本法西斯,“民主科学座谈会”举行庆祝大会。会上根据一些人的提议,将“民主科学座谈会”改为“九三座谈会”,后来又成立了九三学社筹备会。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在重庆举行成立大会,许德珩被为选理事。不久被推举为常务理事。1949年9月,许德珩等人代表九三学社参加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积极参与了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建立中国人民共和国工作。
1981年2月,邓小平同志与许德珩主席在全国政协春节茶话会上亲切交谈。
1981年2月,邓小平同志与许德珩主席在全国政协春节茶话会上亲切交谈。
  新中国成立以后,许德珩历任九三学社第一、二届中央理事会主席、第三、四、五、六、七届中央委员会主席,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许德珩还满怀豪情地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工作。他曾先后担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水产部长。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届常务委员,第四、五届副主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德珩的爱国行动受到过孙中山的赞许,和“五、四”运动的领袖人物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的关系密切。在我国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许德珩同中国共产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和宋庆龄等,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许德珩喜爱诗词,精于书法,眷恋故土,热爱家乡。许德珩一生经历了新旧两个社会、三个时代的沧桑巨变,深深感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他多次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1979年许德珩实现了六十年的宿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90年2月8日,许德珩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许德珩一生捐资知多少

  许德珩早年家境并不富裕,可谓一介寒士。1915年他从九江考入北京大学英文学习时,经济相当拮据,一度要靠友人接济勉强维持。后幸得校长蔡元培帮助,至国史编纂处从事翻译工作,月薪10块银元,许德珩的学业得以继续,让他终身感念。其后他赴法国留学,也全靠蔡元培大力支持。1919年,蔡元培曾两次致函江西省教育厅,为许德珩、陈宝锷商请江西公费资助3,二人始得成行。因江西方面资助有限,1923年蔡元培赴欧洲时,许德珩曾往拜老校长,请求蔡函告著名实业家穆藕初,“拟借三千元,作为两年留法、一年留英学费及归国川资。”蔡元培随即致信于穆筹借款项,但未果4。及许德珩学成,蔡元培推荐他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因归国经费无着,许德珩又曾于1926年10月6日致信老师胡适,请借80英镑,以为夫妇回国费用,胡适寄30镑以济5。1927年1月许德珩先行返国,因旅费不足,夫人劳君展不得不暂留法国。许德珩回国后,有了教职收入,经济状况显著改善。当年7月,许德珩将400银元寄到法国,劳君展返抵上海。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许德珩辗转来到上海大陆大学任教。他站在国民党左派的立场上,讲授马克思主义学说,并大量撰写抨击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的文章,成为当时国民党改组派反蒋刊物《革命评论》的主要撰稿 人。不久《革命评论》被迫停刊,许德珩于1929年初自己拿钱创办了《民众先锋》,这是现在所知许德珩首次以私款资助进步事业。因言论激烈,《民众先锋》也只出了5期就被国民党当局查禁。  1929年5月,大陆大学被南京政府查封。为了不使学生失学,许德珩毅然拿出自己译书的稿费版税,加上劳君展的教书收入蓄积9千余元,创办了社会科学院,把大陆大学的学生转移到该院继续上课。据学生许汉三在《大陆大学二三事》中回忆,许德珩拿出的是他翻译的《唯物史观与社会学》一书的稿费:“楚生先生翻译的这本书一出版,就不胫而走,连印三版,销数很大,收到稿费8000多元。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许先生拿出7000多元命我和另一同学进行筹备工作。我们在法租界蒲石路、蒲石坊租了房子作为‘社会科学学院’院址,积极购买教具。学院的邻居是外国人的住宅。在筹备期间,我们还不断受到外国人的干涉,说我们扰乱了他们的清静。后来7000元还不够用,许先生的夫人劳君展先生还典质了她的衣物作贴补。”6此回忆可能有误,因为查该书自序,此书当年5月才开始翻译,12月由社会问题研究社出版。故这笔钱应当是从上年以来许德珩翻译的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和所著《国际政治现势》一书的稿费,也可能有部分《唯物史观与社会学》的预支稿费。但许德珩夫妇倾其所有来办学,则是确定的事实。20年代后期银元一元的实际购买力约合人民币36-40元7,则此笔投入相当于人民币32-36万元,这当是许德珩一生中最大的一笔义捐。对办一所大学来说,这些钱也还是不够的,故当时许德珩还曾分别函请包括鲁迅在内的诸友好,请求资助。1930年3月20日《鲁讯日记》载:“得许楚生信为中学募捐启”,鲁迅收信后即给予支持(按:《日记》中“为中学”系误记)。  1931年7月,许德珩北上北平,到北京大学法学院任教。他继续在讲台上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事革命活动,因而曾被国民党当局以“共党分子之首要”的罪名逮捕入狱。当时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不少青年学生经济困难,交不起学宿等费用,同时一些中共地下党领导的进步团体也迫切需要经费支持。只要知道学生生活困难,许德珩总会伸手相助。有的学生因为搞爱国运动而被迫离校或投身革命,只要找许德珩夫妇,二人就会提供资费和盘缠。这样一来,许家有了一个不成文的习惯,每次薪水发下来,他们就先把钱分成十块或二十块一摞,用纸包好,有人需要时,就拿出一摞。许多年后劳君展曾回忆说,“那时候到家里来拿钱的学生实在太多了。”对此,许德珩并不在意,他说:“我当年就是靠蔡元培先生的支持,得以完成学业。今天我也有责任帮助和我一样的学生。”8 有一许姓学生,家境贫寒,学业难以为继,许德珩资助该生读完了北大的全部课程毕业并谋得满意职业。“七?七事变”后,许德珩携全家逃离北京,行前将个人藏书字画等托付该生。1945年许德珩从重庆回到北平,发现这批藏书已经流散到平、津市场上。他找到这个学生的家,墙上还悬挂着他的字画,该学生尴尬地将字画摘下奉还。后来许德珩花了很大力气才把部分被卖书籍购回。尽管有此类忘恩负义者,但许德珩帮助困难学生之心并未稍减。  1933年,许德珩经范文澜介绍,加入了宋庆龄、杨铨等人组织的中国济难会,为营救被国民党捕杀的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及其亲属做了许多工作。许德珩、范文澜等一批富有正义感的教授,从自己的薪金中拿出一部分,交给济难会,专门资助那些困难学生和进步组织。“几年中,他们‘在这方面资助了不少团体和个人’。‘互济会’从‘九?一八’事变以来,一直维持到‘七?七事变’,离开北平为止。”9 1935年秋,山东省大水,许德珩等教授又和地下党的同志一起,发起成立水灾赈济会,组织学生开展赈灾活动,借此以推动抗日救亡活动。不仅如此,许德珩还固定拿出部分薪金支持地下党组织。李正文《回忆我在北平社联的日子》中曾提及:“田文彬以北京大学社联支部书记的身份,从当时北京大学教授许德珩处,每月领取对社联的捐助五或十块银元,实际是许从自己每月不多的月薪中拿出钱来支援北平地下党的活动。我曾代田文彬到许德珩处收过银元。许当时的处境十分困难,刚刚从国民党监狱里释放出来,他的一言一行受到特务的监视。尽管如此,他还是为我们党做了不少工作。他不仅为社联捐钱,而且对我们组织的群众报告会也是有请必到的,??????对北大的学生鼓舞很大,觉得他尽管受到国民党的迫害,但仍然坚贞不屈。”10 另据牛克伦回忆:1935年的11月中共领导下的北平大中学校联合会成立,“学联募捐经费时,许德珩教授曾捐献了一个月的薪金,这在教授中是少有的。”11 更为大家熟知的一件事是,1936年冬,许德珩夫妇通过徐冰、张晓梅为陕北毛泽东带去一批物品,即在东安市场买的三十几双布鞋,十几只金华火腿,十二只怀表(十块大洋一只)等,价值几百块大洋。于是,才有了毛泽东是年11月2日写的给北平教授们的那封著名信件。  许德珩不事蓄积,又屡屡为困难学生和正义事业慷慨捐输,因而收入虽不低但家庭经济状况并不是很好。刘清扬《我所参加的抗日救国活动》一文提及:1936年2月28日,她来到东城遂安伯胡同许家,“商谈在紧张形势下如何救国等问题。在他家午饭后,北京大学突然来电话说,北大已被军警包围,逮捕了爱国学生和教授。许德珩听后非常紧张,因手中无现款,我给了他50元,他立即拿点随身用的东西就外出隐蔽了。”12 作为一个月收入数百元的大学教授,家中竟然没有什么现款,正如多年后许德珩对孙子许进所说,“我和你奶奶把我们的收入用来搞抗日活动,我一生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  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德珩夫妇辗转于武汉、江西等地,最后定居重庆。其时时局动荡,物价飞涨,许德珩夫妇虽有参政员及教职等收入,但也不免经济窘迫,生活清苦,最困难时子女学费无着,亦需靠许德珩卖文支付。以至于冯玉祥曾为他和老舍、侯外庐、邓初民等人“皆为生活所迫,一筹莫展”而致信孔祥熙,要求给予津贴。13  但即使如此,他也没有停止捐助义举。如1938年3月,《妇声》杂志在江西创刊,该杂志是中共领导下带有统战性质的妇女群众团体妇声社创办,就得到许德珩、孙晓村等人大力支持,带头为之捐款。  抗战胜利后,许德珩夫妇回到北平,这一时期也有义捐的事例。如1947年7月,在“反内战、反饥饿”运动中,由中共地下党组织倡议,北平市助学委员会成立并开展助学运动,为困难同学募捐,共计募集了5亿多法币,许德珩积极参加了此次捐助活动。同月15日,是著名民主教授闻一多遇害周年,北大新诗社等多个团体举行纪念晚会,许德珩到场讲演闻氏生平,并和大家一起为闻一多的遗属捐款。这年暑假,他还向由北大进步学生自办的孓民图书室捐赠一些图书。而这一时期,因为家庭经济拮据,劳君展有病不能手术,他的女儿许鹿希考上了学费昂贵的协和医学院被迫放弃,只能进入不收学费且有助学金的北大医学院学习。  另应提到的是,抗战末期,许德珩和褚辅成、张西曼、潘菽等人共同发起组织了民主科学座谈会和九三学社。当时开展活动没有经费来源,全靠成员自愿赞助,许德珩经常捐钱或为聚会饭款埋单。回到北京后,则如笪移今说:“据我所知,社中央未向政府领经费之前,所有为数很少的社务活动经费是由许老承担的。”14到建国初,他个人到底捐了多少,已难确知。从九三学社中央保存的建国初期档案的零星记录可见,1949年8月25日,许德珩与劳君展各捐社费1000元;9月14日,许德珩捐助社费1000元。又同月21日,九三学社在政协一次会议上向中共中央献旗,此旗系许德珩、吴藻溪、薛愚、黎锦熙、袁翰青、叶丁易六人各捐4100元合计25000元购置。这些捐助的金额虽然不大(1955年币制改革时,旧人民币一万元相当于新币一元,此前币值略高一些),但次数较多,说明其较为经常,我们不知道的一定还有很多。建国以后,随着社费制度逐渐确立和国家对民主党派给予经费支持,这种个人捐助才不再发生。  50年代以后,许德珩也曾屡次捐款。见于具体记载的如1951年6月3日,九三学社总社召集北京市社员举行集会,欢迎参加赴朝慰问团归来的社员方亮、叶丁易等人。在听取他们所作的赴朝见闻和志愿军英勇作战的事迹后,许德珩和到会社员当场捐款1800多万元现金。同年8月13日,许德珩夫妇向志愿军捐赠飞机大炮款40万元,以后还多次捐献慰劳品。此外他还积极购买公债支持国家建设,参加为援助灾民的寒衣捐赠等。  许德珩一生生活简朴,公私分明,律己甚严。1949年10月,他担任国家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动不拿补贴,直到次年五月经劝说才仅领取车马费。据孙承佩回忆,在三年困难时期,“他家丢失粮票,一段时间就吃水产部机关生产中分给的一份土豆、白薯,并严禁家人讲。过后我知道此事,说不该保密,他这点困难,有关方面谁都可以解决,许老说,惊动大家不好。我说,‘为了保持健康可到政协小吃部买些吃的’,他也不去,说怕影响不好。” 16即使是在三反运动中九三学社一部分人对他颇有批评之时,也承认“他在私生活方面很简朴,对财务开支掌握很紧,这是他的优点。”1980年10月,九三中央在一次会议上用公款买了生日蛋糕为他祝寿,这使他很不快并写了下面这封信:  “九三秘书处同志:十月廿四日午后九三学社召开第五次中常会,会中给每人突然端出蛋糕一碟。李毅同志并说这是为庆祝我的九十寿诞,我闻之深感惭愧并感谢同志们对我的深情厚意,但我从不做寿,今将那天蛋糕钱二十八元五角六分奉上,作为我个人请客,请销此公帐为荷。
  致  敬礼  许德珩 十月三十一日”
  这就是许德珩的风格。1986年春,住进医院中的许德珩健康状况恶化,他遂将夫妇两人多年积蓄的人民币1万元捐赠给宋庆龄基金会。他对孙子许进说,我是基金会的理事,应该尽一点责任。《人民日报》为此发了消息,基金会主席康克清同志专门登门,代表该会向许德珩颁发了捐赠证书。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捐赠,也为他慷慨奉义的高风亮节写下了浓墨重彩的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