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

阅读《山海经》,请点击《山海经》目录
 
《山海经》封面,岳麓出版社
《山海经》封面,岳麓出版社
 《山海经》,中国先秦古籍。一般认为主要记述的是古代神话、地理、动物、植物、矿物巫术宗教、古史、医药、民俗民族等方面的内容。《山海经》还以流水帐方式记载了一些奇怪的事件,对这些事件至今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论。《山海经》原来是有图的,叫《山海图经》,魏晋以后已失传。《山海经》记载了许多诡异的怪兽以及光怪陆离的神话故事,长期被认为是一部荒诞不经的书。有些学者则认为《山海经》不单是神话,而且是远古地理,包括了一些海外的山川鸟兽,“通过此书可以看出人类社会由原始蒙昧向高级阶段渐次前进的发展总过程”。 
绘图山海经广注
绘图山海经广注
 《山海经》既是一部巫书,又保存了中华民族大量的原始神话。《山海经》开了中国有图有文的叙事传统的先河,它的奇谲多姿,形象地反映在山海经图中。尽管六朝和宋代以前的《山海经》古图已佚散不存,而现存于世的明清诸家山海经图中的畏兽异鸟图像,对理解这部天下“奇书”、认识远古社会及山川信仰,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山海经》全书18篇,约31000字。五藏山经5篇、海外经4篇、海内经4篇、大荒经4篇、海内经1篇。《汉书·艺文志》作13篇,未把大荒经和海内经计算在内。全书内容,以五藏山经5篇和海外经4篇做为一组;海内经4篇作为一组;而大荒经5篇以及书末海内经1篇又作为一组。每组的组织结构,自具首尾,前后贯串,有纲有目。五藏山经的一组,依南、西、北、东、中的方位次序分篇,每篇又分若干节,前一节和后一节又用有关联的语句相承接,使篇节间的关系表现的非常清楚。  一般说来,20世纪以前,国人较多地把《山海经》视为地理著作(《辞海》“地理学”条目下云:“地理学一词始见于我国《易经·系辞》和古希腊埃拉托色尼《地理学》,我国最古的地理书籍有《禹贡》,《山海经》。”)而自1903年西方的“神话”概念假道日本传入中国,人们较为普遍的把它看成是上古的神话著述。该书按照地区不按时间把这些事物一一记录。所记事物大部分由南开始,然后向西,在向北,最后到达大陆(九州)中部。九州四围被东海、西海、南海、北海所包围。 古代中国也一直把《山海经》作历史看待,是中国各代史家的必备参考书,由于该书成书年代久远,连司马迁写《史记》时也认为:“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内容简介

 
《山海经》封面,重庆出版社
《山海经》封面,重庆出版社
 《山海经》全书十八卷,其中“山经”五卷,“海经”八卷,“大荒经”四卷,“海内经”一卷,共约31000字。记载了100多个邦国,550 山,300水道以及邦国山水的地理、风土物产等讯息。《山海经》中对于动物的记载,据统计有277种之多,有虎、豹、狕、熊、罴、狼、犬、兔、猪、马、猴、猿、猩、犀、牛、彘、鹿、麂、类、豚、禺、羚、羊、象、蝼、猥、訾、驼、獭、狐、糜、麈等,还有猼□、毕方、帝江、何罗雨、鸟焉、狌狌。郭璞认为狌狌就是猩猩。其中《山经》所载的大部分是历代巫师、方士和祠官的踏勘记录,经长期传写编纂,多少会有所夸饰,但仍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在〈山经〉中保存大量祭祀神只的祭礼,原本都与《周礼》所载纪录对照研究,现在才发现可与新出土的战国简帛《包山楚简》、《望山楚简》及《新蔡楚简》中的祭祷纪录对比研究。  古代中国神话的基本来源就是《山海经》,其中最著名的包括:夸父追日、女娲补天、后羿射九日、黄帝大战蚩尤、共工怒触不周山从而引发大洪水、鲧偷息壤治水成功、天帝取回息壤杀死鲧以及最后大禹治水成功的故事。  除此之外,《山海经》还以流水帐方式记载了一些奇怪的事件,例如据说吃了狌狌的肉,有健步的作用,对这些事件至今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论。  该书按照地区不按时间把这些事物一一记录。所记事物大部分由南开始,然后向西,再向北,最后到达大陆(九州)中部。九州四围被东海、西海、南海、北海所包围。这种南西北东的顺序与后代从东开始,东南西北的顺序习惯不同,据研究与古代帝王座北朝南以及天南地北的空间观念有关。  古代中国也一直把《山海经》作历史看待,《隋书· 经籍志》里《山海经》列史部地理类,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将《山海经》置于《经籍考·史考》中地理书之首,是中国各代史家的必备参考书,由于该书成书年代久远,连司马迁写《史记》时也认为:“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山海经》记神灵四百五十多个,多用精米(糈),与巫术相似。还两次特别提到“九头的蛇”。  廖平认为《山海经》是《诗经》的传注。  中国学者张明华认为《山海经·大荒北经》中的烛龙是指北极极光, “人面蛇身,赤色,身长千里,钟山之神也。”符合烛龙形象的极光。有学者据此实地勘察,发现了中国古人早已到达美洲。更有人指出:《海外东经》记载的“汤谷”“扶桑”“黑齿国”等,必是美洲,因有其它典籍可参照,如《东夷传》载:“倭国东四千余里,有裸国,裸国东南有黑齿国,船行一年可至也。”
《山海经》插图 1
《山海经》插图 1
《山海经》插图 2
《山海经》插图 2
《山海经》插图 3
《山海经》插图 3

·《山海经》的成书背景

  它的构成,带有明确的政治动机,和上古文化走向大一统的政治权力集中的现实需要密切相关。因此可以说,它是一部神话政治地理书。更确切的讲,它以山川地理志的外观表现着现实世界与神话时空交织的内容,而这种虚实相间的空间图式之实质,则是服务于功利目的的宗教政治想象图景。从祭政合一的远古社会特色着眼,理解《山海经》的巫书性质:为走向一统的文化权力话语提供神权政治的空间证明,通过对各地山神祭祀权的局部认识和把握,达到对普天之下山河物产实施一种法术性的全盘控制。由此来看,《山海经》虽然充满了神奇古怪的东西,但其总体结构表明它是一部官修之书,而不是出自民间的私人著作。

·《山海经》与禹、益神话的关系

  传说的作者禹、益不可能创作此书,因为夏代初尚无文字系统。但是传说本身的根据何在呢?从文化人类学的“巫师王”理论看早期国家领袖的宗教身份,以及神圣叙事的合法性要求。从“主名山川”的法术思维背景分析,展开对《山海经》作者传说的全新理论透视。

·《山海经》的著作性质

  作为一部奇书,它与一般古籍没有多少类似之处,人们很难给它分类,确定归属。华夏文明以儒家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有一特点,叫“不语怪力乱神”。也就是注重实际和实用,回避虚构想象的东西。传世古书基本上少有怪力乱神的内容。而《山海经》却专讲怪力乱神。这样一部怪异之书如何能称“经”?《山海经》虽有“经”之名,但所指却不同于儒家所认同的经典之“经”,而是经历山川的经纬之“经”。从陶渊明诗“流观《山海图》”可知《山海经》是配图的文字部分。《山海图》作为上古地理图,遵循着先经后纬、上南下北的神话空间方位模式。所以现存《山海经》也按照南西北东的的顺序展开叙述,其所以称“经”,是取经纪山河,经天纬地的空间秩序之意。  “方物”是《山海经》叙述程式的基本功能:以同心方的结构方式把远近山河万物统统纳入秩序化的空间分类编码体系中。依据远近距离来划分亲疏,区分善神恶鬼和动植物之宜忌。《山海经》的这种想象地理学分类图式对中国文化的空间想象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华文化一元中心观”(中原中心与四夷之高下优劣对应)即以此为原型。  《五山经》以《南山经》开始,原来正是按照古地图先经后纬、先上(南)后下(北)的次序。与现代地理观和地图方位相反,却与远古占卜咒术传统吻合。本项目在学术史上第一次对该书“南——西——北——东”的特殊方位展开顺序加以解释:远古神话宇宙观上南下北空间模式的产物;结合7000年前考古发现的同类宇宙模式的象征表现(濮阳龙虎蚌雕墓),进行深层分析。并进一步解说了“经”为“经纬”之“经”,而非“经典”之“经”的缘由。

·如何看待《山海经》的怪异性

  上古华夏文化走向大一统的过程必然要求原有的分割状态的地方性知识重新整合。众所周知的“书同文、车同轨”便是这种整合的硬性表现,《山海经》所反映的一统天下的“同心方世界观”也可由此获得理解。人类各民族在原始阶段都抱有“我族中心主义”的文化价值观。有关外界的知识也自然是详近略远、贵近贱远的。所谓“少见多怪”。越是不熟悉、不了解的东西,就越容易产生怪异化的现象。上古汉语中的东夷、南蛮、北狄、西戎之类词汇,便是把远方民族怪异化的表现,认为他们并不是与自己民族同样的人,而是更接近兽类的人。这可以从“蛮”从虫、“狄”从犬的偏旁上看出来。《山海经》中越是距离文化中心遥远的地区,就越是显得怪异,幻想的色彩越浓重。妖魔化、怪异化和乌托邦化,是古人处理远方异人的最常见模式。    《山海经》适应地方知识重新整合的需要而出现,不可避免地带有各地方居民固有的文化观念和偏见。对自己不熟悉的远方景象和居民加以或丑化或美化的神秘表现,这就是怪异形象大量出现的主要动因。我们在后代的《诸蕃志》、《岛夷志略》、《大唐西域记》和《西游记》、《三宝太监西洋记》一类表现远方异国的书中,仍可不断地看到类似的外邦、异族的他者形象。

·“大荒”意象的文化分析

  《荒经》的观念背景及其对中国文学想象的深远影响。《山海经.荒经》为中国文学中“荒远怪异”意象和“荒诞无稽”观念提供了“政治地理”的原型。时间的“古”和空间的“远” 是对“荒”的想象条件。在儒家正统意识支配下,汉语的文化代码系统专用“荒”“怪”“异”之类象征边缘性和异端性的语汇来为“王化之外”的空间和事物命名。而与“中心” 和秩序相对立的“荒”的理念也为一切反叛和挑战正统价值的言论找到立足点。贾宝玉来自“大荒山”,庄子、曹雪芹等标举“荒唐言”,皆为其例。

作者

  《山海经》一书的作者和成书时间都还未确定。过去认为为大禹、伯益所作。现代中国学者一般认为《山海经》成书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时间大约是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楚人所作,到西汉校书时才合编在一起。其中许多可能来自口头传说,司马迁说:“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清初纪晓岚编《四库全书》,干脆将《山海经》归于志怪小说一类。陈盘从《周礼》疏中找到:“古山海经邹(邹衍)书”之说。清朝学者毕沅考证其“作于禹益,述于周秦,行于汉,明于晋”。袁珂在《中国神话研究和山海经》一文中说:“《山海经》是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经过多人写成的一部古书,作者大概都是楚地的楚人。”  《山海经》现在最早的版本是经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校刊而成,并表示“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赵桦从其说。晋朝郭璞曾为《山海经》作注,考证注释者还有明朝王崇庆的《山海经释义》、杨慎的《山海经补注》、吴任臣的《山海经广注》、清朝吴承志的《山海经地理今释》、毕沅的《山海经新校正》和郝懿行《山海经笺疏》,民国以后以袁珂的《山海经校注》最流行,研究《山海经》者必读袁书。

版本

  《山海经》一书的书名,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大宛传》:“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这表明司马迁读过《山海经》。而在更早之前,虽然还没有《山海经》的书名,但是《山海经》的文献资料应当早就有了。  秦始皇应该读过《山海经》,他对海外求仙笃信不疑,当然不是轻信于方士的吹嘘,而是因为对古代典籍的信任(《山海经》记载的仙山,实际上是古人乘坐大冰山漂移的记录,参阅《经典图读山海经》一书及《乘冰山漂游世界的中国人》一文)。  吕不韦及其门客应该读过《山海经》,因为《吕氏春秋》记述有许多《山海经》的内容,以及帝禹考察华夏山川的内容(《吕氏春秋·求人》)。  屈原应该读过《山海经》,因为《天问》中有大量与《山海经》相同的内容,屈原的其它文章亦有与《山海经》相同的记述,例如《卜居》里的“僳斯”即《北山经》里的“竦斯”,乃人类饲养的最早的宠物之一。此外,屈原创作《天问》,明显是受到《列子·汤问》的启迪,而《列子》中亦有许多与《山海经》相同的记载。  庄周可能读过《山海经》,《庄子》里面的丰富想象力,应该得益于《山海经》的“荒诞”内容(实际上是超出当时人们知识范围的古老信息)。而且,在哲学思想和学术体系上,庄周应该继承了老聃的知识体系内容,而老聃应该读过并整理过《山海经》。  公元前516年,王子朝携周室典籍奔楚并定居于今日南阳地区,王子朝(不能排除老聃的参与,而老聃“辞周退隐”亦与此事有关)将重要的周室典籍秘藏深山,同时将有关地理物产、民族分布的地理文献资料整理汇编成《山海经》一书,并献给楚王(因此屈原才能够读到《山海经》),这应当是《山海经》最早的版本。  周穆王应该读过相当于《山海经》的地理文献资料(当时虽然还没有使用《山海经》书名,但是类似的地理资料应当是很丰富的),并萌生了考察西方的念头,并实施了考察计划。《穆天子传》卷一记有周穆王在河套地区“披图视典”,卷二记有周穆王“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根据笔者的研究,《五藏山经·西山经》的昆仑丘以及黄帝部落大本营,正是在河套以南的鄂尔多斯高原(参阅《新绘神异全图山海经》(昆仑出版社)、《经典图读山海经》等专著)。  自司马迁之后,《山海经》的版本沿革基本上有案可查。其中,西汉末年刘秀(刘歆)校订的《山海经》版本,我们今天已经不能直接看到了。我们能够看到的最早《山海经》版本,是晋代学者郭璞的《山海经传》,有宋代、明代、清代的刻本,它应当是传自刘歆的版本。  此后,根据袁珂先生《山海经校注》一书,比较重要的《山海经》版本及其研究专著,计有明代学者撰写的《山海经补注》(杨慎)、《山海经释义》(附图,王崇庆),以及清代学者撰写的《山海经广注》(吴任臣)、《山海经存》(附图,汪绂)、《山海经新校正》(毕沅)、《山海经笺疏》(郝懿行)、《山海经地理今释》(吴承志)。

《山海经》图的出现

    《山海经》是一本怪书。说它怪,有两层理由。该书包含大量的神怪异物,这些怪物,据说还有预兆吉凶的超自然功能。这些非现实的内容出现在《山海经》这本基本结构形态为所谓的“自然地理志和人文地理志” 中,所以显得怪诞,古人并不重视它。明代以前,只有东晋的郭璞认真研究它并做了注解,但是仍然留下许多“不详何物”的字句等待后人破解。    郭璞在注解《山海经》的时候,为它配了整套的插图,还写了303篇《图赞》进行解说。这就是陶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中所说的《山海经图》。此后,梁武帝时期张僧繇画《山海经图》十卷。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记载到在唐代业已失传《山海经图》。北宋舒雅于咸平二年(999年)根据皇家图书馆保存的张僧繇之图(已破损)重画《山海经图》十卷。著名画家郭熙的儿子郭思也有《山海经图》。    然而,这些古老的《山海经图》都亡佚了。    今日所见之古图均为明清以后所画。明代有胡文焕万历二十一年格致丛书本《山海经图》、蒋应镐武临父绘图万历二十五年聚锦堂本《山海经(图绘全像)》、王崇庆万历四十七年《山海经释义·图像山海经》。清代则有《古今图书集成·边裔典·禽虫典·神异典》插图、吴任臣近文堂藏版《增补绘像山海经广注》、毕沅光绪十六年学库山房图注本《山海经》、郝懿行光绪十八年石印本《山海经笺疏》、汪绂光绪二十一年立雪斋印本《山海经存》等等。日本刊本的《山海经》图全部采用蒋应镐、武临父绘图,但是另有一部《怪奇鸟兽图卷》则是目前所见唯一的《山海经》手绘彩色画卷。    由于这些图画散布在各图书馆,系统阅读颇为不便。2001年,马昌仪《古本山海经图说》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刊行。该书从十个版本中选编了1000幅图画,并依次解说,为关注《山海经》图像世界的人们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风行海内外。2007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此书的增订本。收录范围扩大到十六个版本,选图1600多幅,其中特意收录了一些相关的上古时期出土文物图像,更加贴近《山海经》的实际年代;解说部分也有修订。这是目前最全、质量最好的一部古代《山海经》图选集了。
《山海经》图的出现 1
《山海经》图的出现 1
《山海经》图的出现 2
《山海经》图的出现 2
《山海经》图的出现 3
《山海经》图的出现 3

·《山海经》与图画的关系

    《山海经》与图画的关系涉及两个方面。其一,从创作过程看,《山海经》是否是据画而作?其二,《山海经》成书之时是否是图文并茂的?    朱熹首先发现《山海经》描写异兽多静态描写,并判定该部分是据画而作(《楚辞集注·楚辞辩证》卷下)。一些古代学者也判断《山海经》全书都是根据古图而作。马昌仪系统研究了《山海经》与图画的关系,于2000年在《文学遗产》发表了《山海经图:寻找〈山海经〉的另一半》一文,此后陆续推出《古本山海经图说》和《全像山海经图比较》(2003)两部专著,在学界引起广泛震动。    马先生推断:“……《山海经》的母本可能有图,它(或其中一些主要部分)是一部据图为文(先有图后有文)的书,古图佚失了,文字却流传了下来,这就是我们所见到的《山海经》。”这引发了争论。汪俊《〈山海经〉无 “古图”说》承认《山海经》在创作时受到某些古图的启发,但是他认为那些图并非是独立、系统的古文献,汉代以及汉代之前不存在文献学意义上的《山海经图》。    郭璞注解《山海经》的时候几次提及所谓“畏兽画”(或“畏兽书”),以至于不少学者认为它就是古代的《山海经图》。马先生就认为郭璞所说的“畏兽书”就是有图有文的古《山海经》。对此,汪俊也予以否定。他认为郭璞曾经做过《尔雅图谱》和《尔雅图赞》,由此推论郭璞为《山海经图》制作了最早的插图以及《图赞》。汪俊的推论有一定道理。

·明清《山海经》图的价值

    当今传世的《山海经》图均出自明清,年代较晚,和原始的《山海经》存在巨大的时代差异,学术界一直忽略了它们。马先生承认这些图与远古的《山海经》图存在本质区别,同时也创造性地指出:“明清古本山海经图以《山海经》的文本为依据,以形象的方式反映了原始初民对世界以及人类自身的幼稚认识,自然也反映了明清时代的民众以及作画者、刻工对《山海经》的理解,一神多图或一神多形正是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作画者的不同理解的结果,为我们了解《山海经》神话的多义性、歧义性、变异性提供了生动的形象资料。”

《山海经》的影响

·民俗封面

  《山海经》最重要的价值也许在于它保存了大量神话传说,这些神话传说除了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如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羿射九日、鲧禹治水、共工怒触不周山等之外,还有许多是人们不大熟悉的。如《海外北经》中载:“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之所抵,厥为泽溪。禹杀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树五谷种。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为众帝之台。在昆仑之北,柔利之东。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不敢北射,畏共工之台。台在其东。台四方,隅有一蛇,虎色,首冲南方。”这个禹杀相柳的传说充满了神奇色彩,既可从文学或神话学的角度来研究,也可以从中看出共工、相柳、禹三人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古代民族部落之间的斗争。《山海经》中大量存在的这些神话传说,是今天我们研究原始宗教的难得材料。例如: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海外西经》)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大荒西经》)  在《山海经》的神话中,不仅可以看到巫师的活动,也可以看到古代民族的信仰、崇拜等。在《山海经》中,存在着大量的神奇动物的记载,这些动物主要是鸟、兽、龙、蛇之类,它们往往具有神奇的力量。这些动物很可能就是古人的图腾崇拜。如上文所引的《海外西经》中的文字。“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蛇可能就是巫咸国的图腾。研究中国古代的宗教信仰,《山海经》是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 

·历史方面

  《山海经》中的神话传说不仅仅是神话传说,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它又是历史。虽然由于浓厚的神话色彩,其真实性要大打折扣,但是,它们毕竟留下了历史的影子。把几条类似的材料加以比较,有时还是可以看到历史的真实面貌的。例如上文所引《大荒北经》中黄帝战蚩尤的记载,剔除其神话色彩,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场古代部落之间的残酷战争。又如《大荒西经》、《海内经》中记载了一个黄帝的谱系: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股、豚止,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海内经》)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乃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印)下地。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大荒西经》)这个谱系具有传奇色彩,具有神谱的性质,但是,它与《大戴礼记·帝系篇》、《史记·五帝本纪》、皇甫谧《帝王世纪》基本相同。 

·科学方面

  《山海经》也是一部科技史,它既记载了古代科学家们的创造发明,也有他们的科学实践活动,还反映了当时的科学思想以及已经达到的科学技术水平。例如,关于农业生产,《大荒海内经》载:“后稷是始播百谷”,“叔均是始作牛耕”。《大荒北经》载:“叔均乃为田祖。”关于手工业,《大荒海内经》载:“义均是始为巧亻垂,是始作下民百巧。”关于天文、历法,《大荒海内经》载:“噎鸣生岁有十二。”《大荒西经》载:“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次。”诸如此类的记载不胜枚举。有一些自然现象的记载尤其珍贵,这在其他书中是看不到的,如《海外北经》载:“钟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暝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身长千里。在无{上启下月}之东。其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钟山下。”  现在,许多学者均认为,《山海经》在这里记载的是北极地带半年为昼,半年为夜的极地现象,只不过是古人无法解释这种现象,于是就用神话来解释。这种记载无疑是宝贵的科学资料。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例如《大荒东经》载:“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又如《海外东经》载:“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这两条记载,有人认为前者记载的是太阳黑子活动和北极的极地现象,后者记载的是极地附近的假日现象。此外,从《山海经》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古人对大地的探测活动。《海外东经》载:“帝命竖亥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五亿十选(万)九千八百步。竖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中山经》说:“天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这些记载,数字未必确实,但已反映出中国古人的探测活动。总而言之,《山海经》是一部充满着神奇色彩的著作,内容无奇不有,无所不包,蕴藏着丰富的地理学、神话学、民俗学、科学史、医学等学科的宝贵资料,细心钻研,深入探讨,就不愁没有新发现。

·地理学方面

  正如当代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指出的那样:“《五藏山经》在《山海经》全书各部分中最为平实雅正,尽管免不了杂有一些传闻、神话,基本上是一部反映当时真实知识的地理书。”《山海经》中最具有地理价值的部分《五藏山经》,是全书中最为平实雅正,从形式至内容都以叙述各地山川物产为主,尽管也杂有神话,比例不大,无疑是一部早期地理书。据谭先生研究,《山经》共写了四百四十七座山,这些山中,见于汉晋以来记载,可以指系确切的约为一百四十座,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对晋南、陕中、豫西地区记述得最详细正确。这应该是研究我国古代地理的宝贵资料。  在《海经》中,记载了一些诸如结胸民、羽民国、厌火国、贯胸国、不死民、反舌国、三首国、长臂国、三身国、一臂国、奇肱国、丈夫国、巫咸国、女子国、轩辕国、白民国、长股国、一目国、大人国、君子国、无肠国、夸父国、黑齿国、玄股国等奇异的国家和民族,虽然这些国家和民族并非真有,只存在于传说中,但也有一定的地理学和民族学价值。谭其骧又作《“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利用《山海经》中丰富的河道资料,将《北山经》中注入河水下游的支流一条一条梳理,并加以排比,考证出一条最古的黄河故道。  《山海经》在物质资源分布的篇幅中,对于矿产的记载尤其详细,提及矿物产地300余处,有用矿物达七八十种,并把它们分成金、玉、石、土四类。希腊学者乔菲司蒂斯在公元前371—前286年所著《石头志》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地质文献,但它记载的矿物仅16种,把这些矿物分成金、石、土三类。而与其同时代或稍晚的《山海经》所记的矿物种类是它的5倍,分类更细。《山海经》还注意到矿物的共生现象,并据其硬度、颜色、光泽、透明度、构造、敲击声、医药性等识别矿物的方法,及详细记述动植物形态、性能和医疗功效,因此《山海经》在矿物学分类上有突出贡献。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英国李约瑟说:“《山海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宝库,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许多古人是怎样认识矿物和药物之类物质的知识。” 

·文学方面

  神话乃文学之母。神话与文学的关系,就像《山海经》神话中所见的盘古与日月江海的关系。神话说盘古死后,头化为四岳,眼睛化为日月,脂膏化为江海,毛发化为草木。盘古虽死,而日月江海、人间万物……都有盘古的影子。神话转换为其它文学形式以后,虽然往往消失了它本身的神话意义,神话却在做为文学中艺术性的冲击力量而活跃起来。(语见王着《神话与小说》)例如:先秦文学的南北两大代表:《诗经》与《楚辞》,都有古神话的痕迹,尤其是《楚辞》,保存极大量的古神话。《老子》、《庄子》、《淮南子》的道家思想也大量吸取古代神话而加以哲理化。《左传》、《史记》、《尚书》,则是吸取神话而加以历史化。《山海经》是古代口传文学的成文纪录,保留中国古神话最多的一部书,影响后世文学非常巨大。例:夸父的神话故事见载于《山海经》,而《淮南子》与《列子》书中也都有记载,皆据《山海经》而写就的。其后的《神异经》里那位在东南大荒的巨人朴父,由夸父、博父、朴父的音义来看,此朴父疑亦夸父演化而成的巨人。又据茅盾《中国神话研究ABC》所说:《列子·汤问篇》愚公移山的故事,是由夸父逐日神话演变而成,据「帝命氏二子负山」来看,夸娥极有可能是夸父演化来的。《中山经>姑媱之山的瑶草,是未出嫁而早死的帝女精魂化成的,演化为《庄子》里藐姑射山的绰约神女寓言。其后再化为宋玉《高唐赋》的巫山神女朝云。再化而为杜光庭《仙录书》中的西王母第二十三女瑶姬,再化而为曹雪芹《红楼梦》里的绛珠仙草林黛玉。《山海经》中北海海神变为风神的禺强即是《庄子》寓言的鲲鹏之变的根源。《庄子·应帝篇》“倏忽为浑沌凿七窍”则是来自《北山经》浑沌无面目的天山神灵。庄周梦蝴蝶的寓言则是《山海经》变化神话的灵感。屈原《天问》、《招魂》、《九歌》、《离骚》与《山海经》的神话故事多所雷同。  陶渊明的《读山海经诗》是句句源自于《山海经》。浪漫诗人李白具游仙思想的名篇:《梦游天姥吟留别》、《蜀道难》、《梁甫吟》、《北风行》,甚至《清平调》等皆源于《山海经》神话。李贺诗对《山海经》神话亦多所运用。李商隐更是大量运用《山海经》神话象征、隐喻的个中翘楚。魏晋以降的小说:王宝的《搜神记》所志之怪,几乎是《山海经》神话的脱胎。唐传奇如《柳毅传》脱胎于《山海经》陵鱼(人鱼)的演化。宋名诗人苏东坡《潮州韩文公庙碑》中的祀歌:「骑龙白云乡、织锦裳的天孙、讴吟下招的巫阳」,都是直接源于《海内西经》的。  元剧《窦娥冤》、明小说《封神演义》、清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莫不是《山海经》变化神话的一脉相承。明吴承恩《西游记》孙悟空、猪八戒等人、神、兽杂揉的形象是《山海经》变化神话的运用。李汝珍《镜花缘》的奇闻异事、四十一个神话国等则是海内外经远人异国的改写。例:女儿国、毛脸国分别是《山海经》的女子国、毛民国。  近代戏剧《牛郎织女》、《白蛇传》、《嫦娥奔月》等莫不取材脱胎于《山海经》神话。古诗词、小说、戏曲等泛取《山海经》神话题材者所在都是,举不胜举。现代诗文也不乏以《山海经》神话入诗者:杨牧、余光中、郭沫若、覃子豪、吴瀛涛等在诗中,神话往往成为讽喻性的解说主题。总之,《山海经》神话塑造了不少文学母题,神话与文学几乎是一体的两面,是象征的、想象的、朴野的、是叙事描绘的、是情感的、是富于生命力的文学形式。《山海经》的古神话,比之于西洋神话,是嫌零碎、简陋。然而虽不是琳琅瑰奇的篇章,但仔细探究,竟是一块一块的璞玉美石,可誉为“中国文学的宝矿”。

《山海经》的医学价值

  《山海经》约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是先秦文献中一部集大成的百科全书。它记述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中科学技术方面囊括天文、历法、地理、气象、动物、植物、矿物、地质水利、考古、人类学、海洋学和科技史等。而其中记载的医学史料、药物知识,对研究祖国医药学的萌芽和演化尤为重要。  《山海经》载录的药物数目,动物药76种(其中兽类19种,鸟类27种,鱼龟类30种),植物药54种(其中木本24种,草本30种)矿物药及其他7种,共计137种。与《诗经》不同的是,《山海经》所收载的药物有明确的医疗效能的记述。如《西山经》所载的杜衡,“食之已(抑制)瘿。” 《中山经》所载的荣草,“食之已风”。山海经还记载了许多具有预防保健的作用的药物,如《中山经》记载的青耕鸟,“可以御疫。”《西山经》记载的水族鲑, “食之无肿疾”。《山海经》还记载说有的药物具有滋补强壮的作用,如《南山经》所载的祝余“食之不饥”。《西山经》所载的穰木,“食之多力”。此外,《山海经》中还说有些药物具有美容玉肌的作用。如《中山经》所载的荀草,“服之美人色”。《北山经》所载的天婴“可以已座”。从用药理论看,《山海经》所载的药物功效,一般均一药治一病,少数兼治两种疾病。这提醒我们,祖国的中药文化从单味应用到复方配伍,以至后来系统的配伍理论经历了漫长的进化历程。在药物的用法上,《山海经》记载有食、服、饮、佩、席、养、涂、刺、去垢等,比较简单,反映了中医药用药途径的原始风貌。    《山海经》记载了包括内科、外科、五官科及预防医学的50余种疾病的症状,有的被后世中医曲籍所采纳。如疠、痈、疸、瘕、痔、癣、痿、蛊、疟、瘿等,已成为中医学的专用术语。世界医学现已规定,“痔”这个词为肛肠病之一的痔疮的名称。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中释瘿为“颈瘤也”。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甲状腺肿大。释疫:“发皆疾也”,指种类传染病。释疠:“恶疾也”,专指今天的麻风病,这些都反映了传统文化与中医的渊源关系。  《山海经》还中记载了许多“巫”。晋代的郭璞认为巫“皆神医也”。在医药启蒙的上古,巫与医是集于一身的。《山海经·海内西经》载:“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丕凡、丕相……皆操不死之药而距之”。可见,在医学科学不发达的古代,巫医以简单的医药学知识和治疗方法,杂以祈祷、禁咒祭祀等“祝由” 之术,给原始补素的医疗活动披上了神秘的外衣。唐代诗人李贺《浩歌》中写道:“彭祖巫咸几回死”。巫咸指的是商朝名巫咸彭。《山海经·大荒西经》上说,咸彭往来灵山采百药,以祛疾疗灾。说明巫医混杂,正是早期医药启蒙阶段的多元的历史特点。《黄帝内经》诞生,标志着巫医两者的解体,中医药学已具备了独立分科的必然。但近年来,随着认识的深化,人们对“祝由”有了新的见解,认为其中包含着心理的治疗,情志调摄和气功导引的科学成分。    针灸学是中华民族对世界医学独特的创造与贡献。针灸的起源很早,是从砭石疗法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山海经·东山经》说:“高氏之山……其下多箴石”。所谓箴石,不仅是原始的外科医疗工具,也是我国针灸术的萌芽。从石砭、骨针、竹针到青铜及铁针,针灸工具的进化只是标志着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值得一提的是,《大荒北经》还记载了气功疗法。说:“继天民,任姓。无骨子,食气,鱼。”文中所说的食气,指的就是气功导引。与后世的“辟谷”当有渊源关系。    《山海经》中的关医药学的记载,晚于殷墟甲骨文,早于《黄帝内经》和《五十二病方》。在中医学的发展史上,《山海经》所载存的医药学信息,应该说有着特定的历史环节的传真和不可忽视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