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

  以研究政治行为政治体制以及政治相关领域为主的科学。在西方,政治学在学术领域里的研究也被称为“政治研究”或“政治”。政治学意味着在学术上的研究领域,政治研究则代表了更广泛的研究领域。  政治在本质上是人们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围绕特定利益,借助于社会公共权力来规定和实现特定权利的一种社会关系,因此,政治学就是研究这种特定的社会关系即政治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

政治学的对象

  由于人们对政治现象的理解不同,观察的角度和分析的重点不同,对政治学研究对象的看法也不相同。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治学界对这个问题曾有过热烈的讨论,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几种:①国家学说、政府的具体机构以及实行革命与专政的理论策略等;②以国家为主体的政治关系、政治形式、政治活动及其发展规律;③国家,包括国家的一般理论、国家的政治制度、国家的活动以及与国家有关的一切政治力量、政治活动、政治关系等;④以国家政治权力为中心的一切政治关系的总和;⑤不限于国家问题,举凡一切政治现象都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    概括以上几种观点,可把政治学研究对象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就狭义而言,国家的活动、形式和关系及其发展规律,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就广义而言,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公共权力的活动、形式和关系及其发展规律,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无论是狭义的内容还是广义的内容,都具有二维的涵义。从时间上看,狭义的对象涉及阶级社会的政治现象,广义的对象则包括人类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从空间上看,狭义的对象涉及国家的政治现象及活动的一般理论,而广义的对象则包含国家的活动、形式与关系,以及与社会公共权力相关联的各种权力现象和社会政治关系、行为与活动。当然,在阶级社会中,社会公共权力主要表现为国家,政治学研究的主要方向是国家的活动、形式和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因此,广义的对象和狭义的对象之间并没有内在的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广义对象的研究可以为狭义对象的研究奠定深厚的基础,而狭义对象的研究则为广义对象的研究确定核心的领域。

政治学的范围

  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应当围绕社会公共权力的理论和实践展开。但是,政治学的范围究竟有多大,按照什么标准去划分研究范围内的各个领域,观点却不尽相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大致把政治学的范围划分为政治学原理、本国政治、比较政治和国际政治四大领域,战后关于政治学研究的范围则众说纷纭。《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5版把政治学的研究领域主要归结为政治理论、政治机构、政治过程、国际关系研究等方面。1973年美国政治学会提供的政治学研究范围是:①外国、国际政治制度和行为;②国际法、组织和政治;③方法论;④政治稳定、不稳定和变迁;⑤政治理论;⑥公共政策的形成和内容;⑦公共行政;⑧美国政治制度、程序和行为。    中国学者对政治学的范围和分支学科的认识不完全相同,但比较共同的认识大致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①政治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中国和外国政治思想史、当代政治学理论和政治哲学、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和范畴、社会的意识形态体系等;②中国政治,包括中国政治史、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结构、政治制度、政府体制、党的领导和建设、干部与人事、地方政府、民族问题、统一战线问题、人民与政治家问题、政治心理、政治参与、政治过程、政治文化、政治发展等;③比较政治,包括各国的政治制度的模式、政治形式,一些主要国家的政治制度史和现行政府体制、政党制度、政治过程、政治文化、精英人物,一些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发展、政治稳定、政治变迁及其各种模型以及地区研究和国家研究等;④公共政策,包括公共政策理论、决策科学、政策分析、决策的模型研究,以及福利政策、就业政策、教育政策、科学政策、种族政策、都市政策、外交政策、军事政策的研究等;⑤公共行政,包括行政管理、市政学、行政法学、官员体制、比较行政、组织和管理分析、组织理论和行为、人事行政等;⑥国际政治,包括国际政治理论、国际关系、国际组织、国际政治格局、国际法、世界性和地区性冲突与战争研究、国际战略研究等;⑦政治学方法论, 包括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和具体方法,如调查研究、定量分析、经验设计、个案研究以及政治系统分析、结构功能分析、政治行为分析、政治沟通分析、政治精英分析、政治团体分析、政治决策分析等。

政治学的结构

  政治学的结构依现实社会政治生活的发展而发展。传统政治学的结构比较单一,当代政治学的结构比较复杂,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概括地讲,当代政治学的结构可区分为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几大层面:①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政治学的理论研究涉及政治和政治学的一般概念、原则、理论和范畴,包括规范的理论和经验的理论两类。它是政治学研究的基础部分,具有抽象性、一般性和原则性的特点。如政治学原理,有关阶级、国家、政府、权力、革命、政党、民族、战略、策略的一般理论,政治思想史,政治学研究方法等。政治学的应用研究是政治学与政治实践相结合的部分。它直接用以指导和规范具体的政治活动和关系,具有实用性、操作性和技术性的特点,如行政管理学、组织行为学、市政学、决策科学、行政文书学等。政治学的许多研究领域往往既有理论层面,也有应用层面,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②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宏观研究是从总体上对政治现象的研究,具有全局性、整体性的特点。这方面的研究内容有社会政治结构、政府体制、政治文化、政治发展、政治稳定与不稳定、政治变迁、政治环境等。微观研究是从个体政治行为的角度研究政治现象,如政治心理、政治人格、政治社会化、政治录用、政治团体分析等。政治学研究的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是相互渗透、相辅相成、互为条件的。③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静态研究主要是对政治现象的法律和结构层面的研究,特别是对政府体制的研究。它具有规范性和确定性的特点。这方面的内容包括政治制度,政府的立法、行政、司法部门,政府的模式,政府机构,国体与政体等。动态研究主要是指政治过程的研究和文化、心理层面的研究,具有经验性和可变性的特点。这方面主要涉及政治权力的运用、政治变化、政策分析、政治参与、政治心理、政治文化、社会意识形态、民意与投票行为、利益集团、政治斗争和政党行为等。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是相互补充、相互说明的,它们从不同侧面和角度揭示政治现象。传统政治学偏重于静态研究,当代政治学则向动态化拓展。

政治学的学科地位

  政治学作为社会科学中一门独立的基础学科,它与其他各门社会科学之间既存在某些联系,又有明显的区别。①政治学与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体研究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发展规律,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等各个方面,并不单以政治问题为研究对象。而政治学对于历史上各种社会形态中的政治现象的研究,对于政治心理、政治行为、政治人格等方面的研究,也超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范畴。两者的研究对象既不完全相同,又有部分交叉。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内容是政治规范理论的组成部分,它的许多具体研究内容可以为政治学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②政治学与哲学。政治学需要一定的哲学理论作为其理论基础,以帮助人们把握认识规律,促进对政治这一具体社会现象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对政治学的指导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就政治学的内容而言,政治哲学在政治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纵观人类思想史,许多政治理论家同时也是哲学家。③政治学与法学。法学是以法为研究对象的,而法又与国家这一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有广泛的共同性:都是产生于和决定于一定的社会上层建筑,并为相应的经济基础服务。法是由国家制定和认可的,其效力要靠国家的强制力来保障,同时法又是体现国家意志的主要形式,是国家机器组织和运作的准则。国家和法既然紧密相联,政治学和法学就必然存在许多相互渗透和交叉之处,如宪法、组织法、行政法与政治学研究的关系密切。然而,政治学和法学毕竟有各自的研究对象,政治学的大部分研究内容,尤其是微观领域、动态领域和软件领域,都与法学不同。④政治学与社会学。社会学是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现象日益复杂化,社会学的许多领域已独立为专门的学科或被其他学科所涉及,形成许多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政治学与社会学研究范围的交叉尤为突出。社会学的兴起较政治学晚,广义的社会学的范围比政治学的范围要大,但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如政治理论、政治制度、国际政治等,则不属于社会学的研究范畴。由于当代政治学的研究从国家领域向社会领域的拓展,社会学的许多领域已为政治学所渗透,并产生了政治社会学这一边缘学科。同时,社会政治团体、民意、公共舆论、政治参与,以及诸如社会福利政策、劳工政策之类的社会政策问题,亦构成了当代政治学研究的重点。⑤政治学与历史学。历史学是一门综合性科学,政治学所研究的古今一切政治现象,都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人把历史称为过去的政治,把今天的政治叫做未来的历史,因此政治学与历史学水乳交融。在政治学研究中,一方面,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一切政治现象都要置于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加以考察和分析;另一方面,政治学的一些研究领域,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如政治制度史、政治思想史、政治发展史等。⑥政治学与经济学。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最重要的部分──社会公共权力则是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一方面,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现象必须从经济根源上进行分析,才能揭示其深刻的内在动因。另一方面,政治与经济相比又不能不占首位,因为政治是大局,不能把政治学湮没于经济学之中。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可以为政治学所借鉴,如当代政治学中的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学等,都是利用经济学的概念和原理分析政治现象。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更是人们分析各种政治现象的根本出发点之一。    总之,政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之一,其他学科的发展对政治学的发展大有裨益,同样,政治学的发展对其他学科也具有促进作用。

政治学的历史

  对政治的研究最早开始于古希腊,政治学一词诞生于社会科学之后。不过,这门学科的前身明显是伦理学、政治哲学和历史,以及其他围绕著研究国家特色和功能的学术领域。在几乎每一个历史时代和在每一个地方,我们都能看到一些专门研究和学习政治的人士。

·古典时期

   政治学的前身甚至能追溯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前的年代,尤其是在希罗多德、荷马、赫西俄德、修昔底德、和欧里庇得斯等人的著作里。后来柏拉图开始分析希腊城邦的政治制度,将他们原本以文学和历史为方向的研究分析抽取出来,应用至我们目前所称的哲学上。同样地,亚里士多德在柏拉图的分析上又建立了以历史经验为根据的研究,,及发展了以比较方式研究政治,也就萌生了日后的比较政治理论,被誉为政治学之父。而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更被认为是政治学的创始之作。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在相当程度上指出了后来西方政治学研究的正确方向[1]。  在罗马统治时期,随着斯多葛学派的兴起,著名的历史学家如波里比阿(Polybius)、蒂托·李维、普鲁塔克也记载了罗马共和崛起过程,和其他国家的组织及历史,以及恺撒和西塞罗等政治家,使我们得以更加了解当时罗马的政治和战爭。在当时对政治的研究主要是以对历史的学习、政府治理的手段、和描述政府运作的情況为方向。而西塞罗更是对国家(Res Publica)概念进行了界定,设计出了权力制衡的运作模式,并发展了自然法思想。

·中世纪时期

  随著罗马帝国的衰落,政治研究的舞台更加扩散。一神教的崛起,尤其是西方文化里基督教的崛起,在政治和政治行为上产生更多研究空间。  到了中世纪时期,基于当时欧洲奉行政教合一,政治学尚未成为一独立学科,对于政治问题都倾向由宗教教义来解释,故此,当时所谓的政治学,乃隶属于神学。但是,教会和朝廷间对政治的研究仍然相当广泛。当时的政治研究以希波的奧古斯丁的教父神学和托马斯·阿奎那的经院哲学为代表。  希波的奧古斯丁所著的《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一书综合了当时基督教的哲学和政治传统,重新定义了宗教与政治间的领域界線。大多数这个时代的政治议题都围绕于教会与国家间的立场澄清和互相竞爭。而阿奎那将希腊哲学和基督教神学进行了有机结合,并且论证了信仰、理性、道德和政治界分的可能性。  在中东和后来其他的伊斯兰地区,欧玛尔·海亚姆所著的《鲁拜诗集》以及菲尔多西(Ferdowsi)所著的国王的史诗里都提供了对政治的分的,而其他亚里士多德派的伊斯兰学者如阿维森纳也继续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分析和经验主义,写下许多针对亚里士多德作品的评论。而在古代中国,对政治的研究主要是制定礼乐、兵刑、职官等典章制度,与现代的政治研究存在相当大的差异[2]。

·近代

  文艺复兴是西方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转折点。政治学开始摆脱神学的束缚,人们以理性和经验的眼光来观察和解释政治现象。意大利的尼可罗·马基亚维利树立了现代政治学的研究重点,针对政治机构和政治参与者做直接的观察,其著作《君主论》,教道君主其只顾后果不顾过程的政治手段,內容与基督教教义冲突甚大。《君主论》的完成,被视为政治学由基督教中完全分离的一个里程碑。后来在启蒙时代里,学术领域的扩张进一步的拓广政治学的研究范围,超过了原本只是针对決策基准的研究。  法国政治思想家让·布丹则对主权问题进行了系统地探讨。他在《共和六书》中认为主权是国家的基本属性,是至上和不可分割的。并且认为为了避免社会动荡,有必要加强君主的绝对权威。他的政治理论仍未摆脱中世纪的影响,但是他的主权理论促进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也是理性主义政治学的先驱[2]。  在18世纪牛顿的出现,开始建构现代科学理论的时候,政治学也跟随其他学科一样开始进行科学化的研究,在牛顿的世界里,利用实验方法得出的结果来归结为知识、相信自然、诉诸数学解释等等,都对政治学的研究开出了一条新的方向。与此同时出现的一大批思想家、政治家的各种政治思想主张,包括了天赋人权、社会契约、分权制衡等学说以及自然法、自然权利、主权、自由、民主、平等、幸福等观念,成为了其后政治学研究的主导框架。当霍布斯和约翰·洛克从不同的假设出发探讨政府的起源及其正当性问题时,西方政治学开始进入逻辑理性主义传统。

·现当代

  19世纪的思想家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启蒙运动的思想传统,包括了历史主义者黑格尔、孔德和马克思,以及进化论社会学的斯宾塞、梅因、滕尼斯等。随着政治研究日益成为一门科学,研究者更加注重于对历史事实的归纳和分析来解释政治现象。约翰·密尔、罗伯特·米歇尔斯、马克斯·韦伯等人是其典型代表。  现代政治学的专业化则发端于20世纪的美国。政治学在大学里成为一门正式的学科和系所开始于1880年代,以哥伦比亚大学成立政治研究院为标志。将过去的政治研究整合为一门学科的过程不断进行著,政治学的历史也替政治学的基准和实证提供了丰富的研究领域,学科里的每一个部分都有著一些共同的历史前身。但此时已研究国家公法学、政治制度、历史为主,以德国的国家学最为知名。  起初,政治学本包括解释经济现象,并未有经济学的建构,但在现代科学发展底下,经济学遂由政治经济学分家出来,经济学倾向研究人们在市场交易的行为,政治学研究的领域,则更专注于权力分配、国家、制度身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政治学与社会学、经济学和法学密切相关的一个政治学分支,国际关系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随着时间的演化,国家关系或国际政治的研究方法也已经与政治学有了较大的差别。  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间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等倡道的行为主义革命,促使学术领域里针对个人和团体的科学研究从原本有系统而严厉地学科里逐渐游离。同时政治学的分析领域也朝向更深层和复杂的部分,也使政治学与其他不同的学科的研究关系更加紧密,尤其是社会学、经济学、历史、人类学、和统计学。政治行为的研究者也越来越倚赖以科学的方法做学术研究,如量化研究、方法学等,根基在对政治走向的经验证实和推断的假设前提上,并归纳针对人类与团体的政治行为解释。在上一个世代里,政治学科越来越注重与现实间的关联,或以使用新的方法和途径来研究如何解決政治和社会上的问题。  当代政治学家们专注研究社会上对決策权力的转移和分配,以及政治的制度和其所扮演的角色—包括一般的政府和国际组织、政治行为和公共政策。他们借由检验许多因素来评估治理和特定政策的成功性,包括稳定性、司法、物质财富、以及和平。一些政治学家试图分析政治来追求进一步的实证科学(Positive science)题材。其他的政治学家则以基准的题材分析政治,以提出特定的政策建议。

政治学研究的方法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政治学研究的根本方法。它要求辩证地客观地认识和分析政治现象,从一定的历史条件出发考察政治,尤其从社会经济生活中去探究政治发展的动因,指出政治活动与社会物质存在的内在矛盾,透过现象看本质,揭示政治现象的客观性和规律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包含以下重要涵义: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即研究任何政治问题,都必须把它们置于一定的历史、社会、文化范围内进行考察,联系它们产生和发展的特定历史条件和环境进行分析;②从具体到一般,又从一般到具体。即研究政治现象,不能凭主观设定的模式去套,必须从具体的问题入手,逐步得出普遍的结论,然后再用普遍的理论来分析具体的问题;③理论联系实际。即政治学研究要紧密联系活生生的政治现象,尤其是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使政治理论能够指导政治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④阶级分析。即考察阶级社会的任何政治现象都应找出它所体现的阶级关系,从本质上深刻揭示政治现象;⑤经济分析。即注意从政治归根结柢是经济的反映,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政治生活这一基本观点出发,分析和理解政治现象。    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根本的方法指导下,政治学研究的具体方法有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两大类。规范研究强调政治研究的价值标准,并用以判断各种政治现象、政治活动、政治形式的价值,其分析手段主要是定性分析;经验研究则强调以实证的数据来验证一般的理论和原则,经过验证得出具有相当普遍性的命题,其分析手段主要是定量分析和实证主义的方法,如观察法、调查研究法、实验研究法、模拟研究法、分类和测量等。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要求政治学研究把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即对各种政治现象既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定性分析,也要运用现代科学手段,取得大量的经验材料,进行定量分析,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规范分析,在规范分析的指导下进行经验研究。    当代政治学研究,有条件采取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从各个方面和各种角度分析和考察政治现象。当代政治学与许多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交叉,产生了一系列边缘学科,如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政治经济学、政治地理学、地缘政治学、生物政治学、政治人类学、政治计量学等。目前跨学科的交叉研究方法虽然还不够成熟,但这一趋向标志着政治学研究在向深度和广度拓展,它对政治学方法论的革新具有重要意义。

西方历史上的政治研究  

  世界上几个文明发源地,如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等,它们的政治研究各有特色,其中发源于古希腊的西方政治研究则较为系统和全面。西方在现代政治学之前的政治研究(约公元前500年至19世纪末),前后2400余年,大致经历了如下3个时期:①古希腊、罗马时期。政治研究的中心内容是城邦政治,主导范式是伦理世界观。政治学者把国家存在的目的说成是追求至善、实现正义。认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个人只有在城邦中才能过善的生活。所以,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都力图找到一种可以实现正义,达到至善的理想的城邦制度。古罗马的政治研究把古希腊政治理论推到一个应用阶段。古希腊、罗马时期出现了伯里克利、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M.T.西塞罗等人,他们对政治研究都有系统的论述。当时的政治研究虽常把伦理学的原则和目标渗透于政治论述中,但亚里士多德已开始把政治学与伦理学分科,使政治研究在概念上趋于系统,开西方政治研究体系之先河。在方法论上,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哲学思辨方法和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实证比较方法,奠定了西方传统政治研究方法两大倾向的基础。②中世纪(约 5~15世纪)。这是基督教神学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政治研究为神学世界观所笼罩,政治学成为神学的一个科目,隶属于神学体系。政治研究以《圣经》为出发点,信仰的绝对权威成为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从A.奥古斯丁的教父哲学到托马斯·阿奎那的经院哲学都未超越神学的范围,即便是反对教会统治的异端,仍须把《圣经》作为信仰的依据。《圣经》、上帝、教权成为政治研究极力维护和尊崇的对象。教会与国家、教权与王权成为政治研究的中心内容。而中世纪神学政治研究中关于个人与社会、教会与俗权、国家权力性质的研究,则构成近代西方政治研究继承和发展的基本范畴。③近代(文艺复兴至19世纪末),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市民阶级的兴起和壮大,资产阶级政治学开始形成。资产阶级各派学说层出不穷,各种理论大都受到法学世界观的影响,即认为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不由教会和教条创造,而由国家权力制约。近代伊始,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兴起,使政治研究摆脱了神学的枷锁,具有世俗的特征。意大利的N.马基雅维利、法国的J.博丹已经从“人”出发,用“人”的眼光观察、解释社会政治问题,以理性和经验为依据,提出政治要求。权力代替神意成为国家与法律的基础。政治理想从敬神轻人转为尊人重世,认为个人的权利须受到重视。自然法、自然权利、主权、社会契约、自由、民主、平等、幸福成为资产阶级政治学的主要概念框架。至19世纪中期,西方社会的矛盾和冲突日趋激烈,社会学世界观开始出现。社会学的政治研究,是资产阶级确立统治后,为了进一步稳定社会秩序、解决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保证社会的协调发展而确定的。A.孔德、H.斯宾塞等人在社会学世界观主导下的政治研究,着重探索社会运动的法则,从而协调和适应它们以达成社会和谐。受社会学世界观影响的C.-H.de圣西门、F.-M.-C.傅立叶和R.欧文则剖析社会现实弊端,企望通过改造和变革达成社会进步。法学世界观与社会学世界观指引着近现代西方政治研究。  

·研究主题  

  西方政治研究绵延两千余年,其研究主题存在某种内在的继承性和延续性,这就是人与社会的关系。西方文明发轫之时,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对人与城邦进行研究,开创了这一传统。中世纪宗教神学笼罩着一切学科,政治研究中人与社会这一主题为人与上帝(教会)的关系所取代,这是原有主题的神学化形式。近代以来,人与社会的主题重新提出。马基雅维利、博丹、H.格劳秀斯、T.霍布斯、B.B.de斯宾诺莎、E.伯克、孟德斯鸠、卢梭、I.康德、黑格尔、T.潘恩、T.杰斐逊等人都着力研究这一主题。E.伯克、J.边沁、J.S.密尔、孔德、斯宾塞也没有超越人与社会这一主题。虽然在不同的政治研究中,人与社会这一主题在具体内容和思想倾向上大相径庭,但其基本框架则相差甚微。西方学者对人类组成社会共同营生就产生了基本的政治问题:人是什么?人为何组成社会?社会是什么?社会如何组成与如何活动?社会的管理与控制怎样进行?权力是什么?如何统治?为什么服从?怎样统治最好?如此等等问题的研究,大致可以归纳为这样几个部分:①人论。包括对人的本性、人的异化及人的社会化的研究;②社会论。包括社会(国家)的起源、本质、活动内容与表现形态的研究;③政治理想论。包括政治生活的原则、政治理想的形态及实现政治理想的途径。  

·基本特点  

  西方政治研究的基本特点,是在西方特定的历史、社会、文化背景中长期演化孕育而成。古希腊形成了西方式样的城市文明、商业文明与海洋文明,它们促使原始氏族部落社会血缘关系、宗法关系较早地瓦解,代之以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关系和契约关系。在中世纪,古代文明渐渐向近代文明转化。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后,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级的壮大和科学的发展,推动了西方政治研究的进步。在这种背景下,西方政治研究表现出如下特点:①范式多样。西方社会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变迁中,既有爱琴海上古希腊文明的曙光,又有中世纪的漫漫长夜;既有封建统治的腐败专制,又有资产阶级革命的疾风暴雨。社会政治面貌不断地变化,促进了政治研究范式的革故鼎新,出现了伦理学世界观、神学世界观、法学世界观、社会学世界观等研究范式。②注重逻辑。西方政治研究受到自然科学、哲学、逻辑学的影响,表现出强烈的理论色彩,对各种政治现象有较抽象、完整、系统的理论分析,重视探讨政治中的一般抽象原则。③强调建制。西方政治研究注意对国家的起源、性质与作用的研究,由此便注重对政体的探讨。自古希腊始,就注重分析当时各城邦的不同政体,以后注重对最佳政体的探求形成了传统。对政体的研究构成西方政治学研究学科体系的基本内容。④侧重法理。西方政治研究认为,人性多变,特别强调通过一定的政治制度、权力关系、权力运用和法律规范等外部机制调节人的行为,维持和巩固某种特定的政治秩序。如柏拉图从一等理想国向二等理想国的转变,亚里士多德对政体和对法治的分析,洛克、孟德斯鸠的分权学说,卢梭的社会契约,J.S.密尔的代议制政府等,都倾向于以体制和规范调控人类社会的各种关系。西方政治研究把解决这一问题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⑤学科界线清晰。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把政治学与哲学、伦理学加以区分,使政治研究初步取得独立的地位。此后,研究者们基本上都把政治研究看作一个专门领域,写出了许多有影响的政治学著作,如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博丹的《论共和国》、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霍布斯的《利维坦》、洛克的《政府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密尔的《代议制政府》等论著,为政治学奠定了独立的学科地位。

政治学在中国的确立和发展

  政治学在中国的形成和发展,初期表现为一种多样化的发展过程,欧美政治学的一些理论体系和观念被介绍到中国,西方式的政治学逐渐形成学科体系。与此同时,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使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中国形成并发展起来。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推进和深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中国逐渐壮大,最后确立了它的统治地位。近70年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中国迅速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推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正在发展之中。    现代政治学在中国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前后。以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五权宪法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成为设计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理论依据。民权主义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政治理论的核心,是“政治革命的根本”。民权主义的基本问题是想将中国持续数千年的君主政治改造为民主政治,这就是后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所规定的“中华民国主权属全体国民”的思想。五权宪法是民权主义理论的实政化和制度化,是孙中山吸收西方权力分立学说和中国的科举及监察制度的精髓而提出的。孙中山的政治学说对辛亥革命后国家的政治建设起了指导作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就是依据民权主义和五权宪法而设计的,这对中国政治学说与国家政治建设实践相结合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将西方政治学说中国化的一次尝试。在政治学研究方面,中国最早开设政治学课程的是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1903),第一本政治学教材是一位德国教授讲演录的翻译本(1898)。辛亥革命后,中国现代教育发展迅速,知识界对政治学的研究也日益重视起来。国内各大学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校都相继成立了政治学系或政治学专业,讲授政治学课程。国内学者编著的政治学教材也相继问世,如张慰慈的《政治学大纲》对介绍西方主要政治学说颇有影响;高一涵的《政治学纲要》,对中国政治制度论述甚详。此外,30年代李剑农的《政治学概论》、邓初民的《政治科学大纲》、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等,都是当时颇具影响的政治学教材。学者们还对政治学进行了分科研究,涉及的领域有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史、中国行政、中国宪政等方面。在对西方政治学的翻译介绍方面,也著述甚丰。其中有对名著的翻译,也有对近代新思潮的介绍,如J.杜威的实用主义,康德的《实用主义法学》,E.伯恩施坦的改良主义思想,B.A.W.罗素的政治学说和英国工党理论家H.J.拉斯基的政治学说等。这些著述和译作,使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日臻齐备。在此基础上,1932年9月1日,中国政治学会在南京成立,会员80余人。1935年6月23日,在南京召开第一届年会,中心议题三个:外交策略、改进吏治、大学政治学课程的标准。1936年7月3日,召开了第二届年会,议题有四个:宪法草案、地方行政、外交策略、非常时期国民的政治教育。1942年11月 6日,在重庆召开了第三届年会,主要议题有两个:战后重建世界和平问题、政治建设机构问题。至1949年,全国200所高校中,约有40所设有政治学系。这一时期,中国学术界对政治学的研究,无论在理论、方法还是研究对象方面,都未能脱离传统政治学的窠臼。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观点在中国得到传播,使中国政治学研究发生了深刻的变革。陈独秀、李大钊等率先在《新青年》杂志上介绍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如李大钊的《俄法革命之比较观》,不仅区别了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还指出未来的文明必定依赖社会主义革命。他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基本原理。1920年《共产党宣言》翻译出版,在一些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强烈影响,有些学者便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讲授政治学。如瞿秋白和张太雷在上海大学曾分别主讲《社会科学概论》和《政治学》,恽代英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主讲《政治学概论》,他们的讲授都贯穿着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在30年代,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讲授与研究政治学,较突出的有邓初民。他在1929年出版的《政治科学大纲》和1939年出版的《新政治学大纲》中,都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政治学的性质、概念、研究方法,以及阶级、国家、政府、政党、革命等政治范畴的基本原理。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逐步发展起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如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贯穿着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抗日根据地的传播更为迅速,《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马列主义经典被列为抗日根据地干部必读书目。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对政治学中诸如阶级和阶级斗争、国家、政权、革命、政党、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革命的战略策略等一系列基本问题都作了深刻论述和发挥。刘少奇等对共产党和国家建设问题也作了系统的论述。这些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概括出来的政治理论,成为新中国政治建设的指导方针,其中一些最突出的思想,如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民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被吸收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成为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毛泽东撰写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论十大关系》等重要著作,论证了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国家任务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中国化。但从学术研究来说,这一时期政治学研究因受“左”的思想影响而被忽视了。1952年全国进行院系调整,取消了大学政治系,教学和研究工作也基本停止了。政治学受忽视主要有三个原因: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思想体系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指导思想,同时也成为教学和科研的主导思想,而建国前那种西化的政治学内容与这一历史转变已不相适应,难以为社会主义政治提供分析框架。②政治学一度被认为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伪科学,它所研究的是权力关系和统治之道,而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无须研究这些课题,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可以解决一切矛盾。③建国初期,照搬苏联的经验和模式,用“国家与法”代替了政治学。政治学系的教师和研究人员改行从事其他工作。尽管在1964年,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三所学校设立政治学系,但为时不久,又都改为国际政治系,其主要研究方向分别为民族解放运动、西欧北美政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并未涉及到政治学学科的其他广泛内容。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社会科学进入复兴发展的新时期,政治学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1979年 3月,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紧补课”(《邓小平选集》,第 167页)。中国社会的政治发展也向政治学研究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在此背景下,中国政治学研究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1980年12月, 150名学者在北京聚会,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国政治学会。1985年3月,中国政治学会在济南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第二次代表大会,会员发展到1075人,一些省市也成立了地方政治学会。1985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正式成立。中国政治学界还积极与国际政治学界联系,扩大交流。1984年,中国政治学会加入了国际政治学会,成为它的集体会员。1985年7月,中国政治学会的成员参加在巴黎召开的国际政治学会十三届世界大会,并与外国学者共同举行了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体制的最新变化》的专题报告会。1988年7月,中国政治学会派代表参加国际政治学会第十四届世界大会。在队伍建设方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三校1981年起相继设置政治学专业,招收本科生,随后又招收了研究性。1985年底,国家教育委员会召开政治学教学研讨会,确定了加强发展政治学科建设的方针。到1991年,已有十余所大学先后设立了政治学专业和行政管理专业;设立政治学教研室及开设政治学课程的学校更多。一批政治学专业的本科生、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走上工作岗位,初步改变了政治学队伍青黄不接的局面。各校开设的政治学教学课程大体上有政治学概论、中外政治思想、中外政治制度、行政管理、政策分析、 国际政治几大类。 自1982年北京大学出版《政治学概论》以后,同类著作已出版达数十种之多。政治学专著每年有多种出版,已有几套政治学丛书问世,一批国外政治学著作出版了中文版。中国政治学研究开始出现繁荣的局面。恢复发展的中国政治学界面向实际,坚持在马克思主义原则指导下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在理论建设和对现实政治生活的推动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在理论方面,重新探讨了政治、政治学、国家、阶级、国体、政体、人民、政党权力、权威、政治过程、政治文化、政治决策、政治发展等政治学基本概念,使对这些概念的理解更符合中国国情。在实践方面,政治学界密切配合中国的改革过程,研究了政治体制改革所涉及的广泛问题,如政治体制改革的含义和目标、政府职能的转换、政府工作机构的改革、党政分开、发展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社会主义政党体制、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行政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利益分化和利益协调问题、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问题、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目标和模式、廉政建设和反腐败问题等。此外,政治学界还开展了“一国两制”政治构想的研究,提出在主权统一的前提下主权与政权可适当分离的观点,为港、澳回归祖国以及台湾与大陆的统一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    纵观这一时期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趋势,大致为:  1.从观念论证走向观念建设。政治学研究改变了过去单纯论证性的研究方法,注意克服从概念到概念、从原则到原则、脱离实际生活的弊病。邓小平倡导政治体制改革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战略目标,带动了理论工作者解放思想,将目光转向社会政治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现象。8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学者在体制改革、机构改革、公共行政、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国际关系等领域都提出了一些新见解,大大丰富了政治学研究的内容。  2.从理论研究走向现实研究。政治学研究改变了过去单纯重视书本,从理论到理论的状况,注意与如火如荼的社会生活密切结合。中国改革事业的推进越来越需要学者们从理论上说明和解决改革所遇到的问题,为国家领导决策发挥智囊作用。中国政治学学会多次召开全国性会议,讨论与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权建设有关的问题,如:1983年 1月召开政府机构改革与干部制度改革讨论会;1985年 3月召开中国地方政权建设讨论会;1985年 7月召开“80年代后半期与我国四化建设的国际环境”讨论会;1986年 6月召开政府职能讨论会等。这些讨论会的论题涉及中国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为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和促进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这种对实际政治的研究已成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3.从单学科研究走向多学科研究。中国政治学恢复研究后,开始时一度带有单学科性,随着学科研究的发展,已逐步与其他学科融汇贯通。中国政治学研究队伍的构成已形成一个政治、法学,社会学、行政学、历史学、经济学和哲学等多学科交叉的跨学科局面。政治哲学、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政治人类学、政治文化学、政治生态学、政治经济学、政治传播学等边缘学科均有所发展。还有一些自然科学家开始涉足政治学领域,把统计学、数学、计算机科学等先进手段运用到政治学研究之中,这成为中国政治学研究文理科相通的良好开端。  4.从单一方法研究走向多种方法的研究。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中国政治学者在研究中借用当代科学研究的各种新方法和其他学科的成果,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已被引入政治学研究领域。有的学者借助信息论分析政治过程,将国家机器的运转视为信息传递和转换的过程;有的学者用系统论的观点研究政治体制,强调政治体系的整体性、联系性、复杂性及内部结构的有序性;有的学者则主张用生态的观点看待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即对政治作历史—社会—文化的透视;还有的学者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政治现象。这些新的方法大大拓宽了政治学研究的领域。  5.从封闭式研究走向开放式研究。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政治学研究也打破了封闭自守的状态,日益加强了与世界各国的交流。8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学界和世界许多国家的政治学研究机构和学者建立了联系,外国政治学研究的许多成果已被陆续介绍到中国。国外政治学流派,如行为主义、系统分析理论、结构—功能主义、博弈论、中层理论、政治发展、政治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决策、政治心理学、生物政治学、政治人类学、政治地理学等,已开始为中国政治学者们所熟悉,这些流派的代表作有很多被译成中文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