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海

李文海
            李文海
  李文海(1932年2月28日-2013年6月7日),江苏省无锡市人。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清史研究所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首批一级教授。1987年10月至1994年6月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1994年6月至2000年9月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李文海先生是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的开拓者,还是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者。在历史学界中,李文海以笃信马克思主义著称。

生平简历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李文海
  1932年2月28日出生于江苏无锡农村。
  1949年5月从私立无锡中学高中毕业,同年9月到无锡陡门小学任教,11月参加革命,先后在中共前州区委、苏南农村工作团二队工作,从事减租减息、土地改革、“三反”、“五反”等运动。
  1952年9月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研究班学习,1955年7月毕业后留校任教。中国人民大学停办后,被调至北京市革委会政治组工作。粉碎“四人帮”前后,先后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理论处副处长、宣传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他于1979年8月回校工作,后任清史研究所副所长。1980年5月被评为副教授。1983年9月调入历史系,先后任历史系副主任、主任,兼党总支书记。
  1985年9月起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1986年6月被评为教授,1990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导师。1987年10月至1994年6月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
  1994年6月至2000年9月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其间,1989年8月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1991年6月获“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称号;1991年11月被北京市授予“依靠教职工办好学校的先进党委书记、校长”称号。1992年6月,在北京市党代会上当选为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同年10月,在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第十四届中纪委委员。1997年6月,在北京市党代会上当选为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98年至2003年,担任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1990年,他被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1年开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09年获评中国人民大学首批一级教授。
  曾兼任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国高教学会副会长、北京市高教学会会长、教育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历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党史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国史学科评议组组长等职。现任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史学科组组长、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等职。
  2013年6月7日16时30分,因突发心脏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

学术贡献

  李文海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对戊戌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进行了系统、深入和富于开拓性的探讨,撰写和主编了大量著述。他最突出的学术贡献是对近代中国灾荒史的研究,他有关灾荒史的著作为近代中国灾荒史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对整个中国灾荒史研究的发展和深化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他的主要著作有《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历史并不遥远》、《李文海自选集》、《南窗谈往》等;合着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灾荒与饥馑:1840—1919》、《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等;主编有《清史编年》、《中国近代爱国主义论纲》、《清通鉴》、《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书系》、《20世纪掠影》、《中国荒政书集成》、《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等;发表论文、文章数百篇。
  以上部分著作曾分别获得中国国家图书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二等奖,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等多项奖励。
  李文海于2012年8月出版其最后一部著作《清代官德丛谈》,从传统政治文明中发掘出至今仍有借鉴意义的珍贵历史遗产。在临终前一天,还完成了学术论文《〈聊斋志异〉描绘的官场百态》。

生前自述经历

  我1952年8月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还是一个年方二十、涉世未深的青年,如今在这里回首往事,已是一个年届八十的耄耋老人。除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人大被迫停办的几年,我前后在人大工作、生活了整整一个甲子。说我的一生主要是在人大度过的,这话一点也不过分。
  60年来,我工作上的成败利钝,学术上的进退得失,情感上的喜怒哀乐,生活上的甜酸苦辣,都主要是在中国人民大学这个环境里发生和实现的。中国人民大学这所有着悠久历史和光荣传统的最高学府,培养了我,哺育了我,使我成长,促我发展,我也通过在人大的服务实现对国家、社会和父老乡亲的报答。
  用有限的篇幅来回顾和叙述我在人大的60年岁月,是很困难的,这里只能提供一个简单的线索,留下一点历史的痕迹。
  1932—1952年:进入人大之前
  讲我在人大的经历,自然需要先简单介绍一下我进入人大以前的情况。
  我出生于1932年初的农历腊月二十三,过小年,灶王爷上天的日子。家在江苏无锡县秦巷镇倪巷村。父亲李榕,是一个担任了几十年小学校长的乡村知识分子,在周围群众中颇有威望。母亲王月英,是一个新旧转型中的过渡人物,缠过脚,后来又放开了;能读书看报,善良能干,在极困难的条件下把6个子女抚育成人,历经的磨难可以想见。她一直活到103岁才辞世。生活是清贫的,家里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主要靠父亲和大哥当小学教师维持生活。从我出生到离开家,一直住在租来的房子里。生活水平略高于当地的贫苦农民,但始终处于拮据窘迫的状态。我当时年幼无知,许多事懵懵懂懂,但父母不时为衣食住行、柴米油盐愁急的样子,还是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兄弟姐妹6人,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一个妹妹,我排行老五。
  到我5岁的时候,“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全民族抗战爆发。过不多久,我的家乡就被日本侵略军占领,成了沦陷区。我的童年就在动荡、惊恐、贫困、愁惨的情况下度过。
  1943年小学毕业,一方面是局势还很混乱,另一方面,我二哥正在读中学,父亲无力同时供两个孩子上中学,我便留在父亲的小学里上“补习班”,说是补初中的课程,但实际上数学、动植物等课程并不开,主要是由父亲讲授国文。父亲有很好的国学功底,教得又认真,所以我和同学们读了不少古文。《古文观止》中的一些名篇,如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园序》、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及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等,有些篇目至今还能够背出几句,这都是那时打下的一点基础。这一段经历可以说对我一生都有影响。到正式上中学时,我的数理化功课一直很差,学得很吃力,但语文课从来都是全班第一,我的作文常常被国文老师作为范文,念给同学听。后来,我的专业是搞历史,我的古文基础也帮了大忙,让我沾了不小的光。
  1945年抗战胜利,父亲咬牙把我送到洛社中学插班上初三。初中毕业后考上了私立无锡中学,读了三年,直到高中毕业。从初三一直到高中,我偏科特别严重。语文老师会认为我是个很优秀的学生,而英语或者数学老师一定会认为我笨得出奇。除了课堂教学以外,母校还十分重视学生的课外活动。例如,每个班级都办有自己的墙报(当时叫“壁报”)。我们班的墙报刊名叫《戈壁》,我是主编。经常写稿的,我记得有姚湛一、张育林、黄善谦、项元生、杨尔烈、薛禹群、贾寿泉等人,不论是内容还是形式,我们班的墙报在全校都可以数第一。现在想来,通过办墙报,文字水平不一定提高了多少,但增强了办事的责任感,倒是一个重要的收获。
  私锡中有一个不错的图书馆。课余时间,我常常到图书馆借一些课外读物。鲁迅的不少杂文和茅盾的《子夜》,曹禺的剧作《日出》、《雷雨》等,都是在这时候看的。也读张恨水的小说,如《啼笑姻缘》、《金粉世家》、《满江红》等。现在想来,课外阅读的收获,似乎比课堂教学更重要,影响也更深远一些。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接着无锡解放。刚解放不久,国民党的飞机曾来轰炸过几次,有一次还在学校门前向运河里的船只扫了机枪。学校为了安全起见,停课让学生回家。后来局势稳定了,学生重新回到学校,不久我们也就毕业了。
  高中毕业后,我先在家乡附近的陡门小学教了两个多月书。那时,正是革命形势发展迅猛、新中国诞生的前后,人们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许多青年纷纷加入革命队伍,我在这样的革命大潮中,也于这一年的11月参加了革命,成为家乡所在的洛社区委农村工作队的一名队员,主要是做减租减息、秋征秋收、生产备荒等工作。不久,土地改革开始。为了统一领导,我们并入了苏南农村工作团二大队,在丹阳农村搞了两年多的土改。
  在农村工作的这一段时间,对我的教育是十分深刻的。过去我虽然就生活在农村,但年龄很小,同社会没有多少接触,对农民并不真正了解。在土改中,我才初步懂得了一些革命的道理,可以说这是革命启蒙教育的第一步。特别是二队队长陈晖同志,是一位年轻的“老干部”,工作能力极强,有一段时间我曾在他身边工作,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他可以说是我的第一个革命启蒙老师。陈晖同志后来任苏州市副市长,“文革”期间被打成一个“反党集团”的头子,受尽折磨,但是他坚强不屈。平反后,他重新出任苏州市副市长兼经委主任,对苏州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当地的老百姓至今还很怀念他。
  土改结束后,我于1952年2月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入党到现在,也已经过去60个年头了。
  土改结束,我们全部调到苏州,参加刚刚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我被派到中粮公司的一个粮食门市部,领导这个门市部的“三反”运动。任务是“打老虎”,“老虎”是贪污分子的代名词,“打老虎”就是发动群众揪出贪污犯来。门市部的职工没有几个,所以除了门市部主任靠边站了一段时间,对一个留用的会计重点清查了一下账目外,其他倒也比较平稳地过去了。
  为了适应新中国成立后大力开展经济和社会建设的需要,党和政府决定从干部中选调一批素质较好、有一定文化基础的青年,到高等学校去学习科学知识,名之曰“调干生”。1952年夏初,我也被列入调干生的行列。我们先参加了在常熟举办的一个“干部补习班”,补习了三个月的文化基础知识。“补习班”快要结束的时候,中国人民大学的几位老师来招生,我报了名,通过笔试和面试,竟然顺利地被录取了。
  我就这样进入了中国人民大学。
  1952—1955年:在人大的学生生涯
  我进入人大之后,被分到中国历史研究班学习。
  那个时候的人们,专业选择、志愿选择的观念很淡薄,组织观念则很强,领导分配你学什么就学什么。因为组织上调你来学习,就是国家和人民需要你学好本领来服务,至于学什么,只是掌握的本领不同,服务时使用的工具不同,所以个人用不着挑三拣四。这不是说空话,确实是当时的真实思想。如果有谁闹专业问题,不愿意服从分配,大家觉得是思想十分落后的表现。加之像我这样的调干生,过去根本就没有任何专长,也谈不上有什么特别的爱好,所以是一张白纸,学什么都一样。我就是这样稀里糊涂地跨进了历史学的门槛,从此以后,历史教学与研究成了我一辈子再也分拆不开的事业,这却是当时所始料未及的。
  20世纪50年代,人大主要招调干生,还有开展一些在职干部的培训,基本不招应届高中毕业生。我们这个班的人员构成,也体现了这个特色。我们这个中国历史研究班,一共26个人,四分之三是调干生,就是工作了几年的青年干部,年龄一般在二十左右,有从政府机关来的,也有从部队来的。文化程度大体是高中毕业,从来没有进过大学的门,更不知道历史是怎么一回事。另外四分之一则是已经在大学里教了多年历史的老师,有的是助教,有的是讲师,最大的一位是王介平同志,已经是副教授,年龄也已四十开外。他们有扎实的专业知识,但对马克思主义也是知之甚少。这样两部分人在一起,怎样学,怎样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入学后的第一年是学四门政治理论课。课程是各个不同专业的研究生班在一起上大课。那时人大校本部在“铁一号”,我们学习则在西郊校区。当时还没有教学楼,教室都是平房,上课是在一个可以容纳百余人的大教室里。条件虽然简陋,讲课的可都是名教授。中国革命史是何干之、胡华老师;哲学是徐琳、萧前老师;政治经济学第一学期是一位名叫詹姆斯金的苏联专家,第二学期是苏星老师。他们中有的早已是全国着名的学者,有的是当时中青年教师中的佼佼者,后来很快也声名卓着了。
  这一年的学习,对我而言,真可以用“醍醐灌顶”来形容。我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主要就是在这个时候打下的基础。过去,我从来没有读过一本马列的原着,毛主席的著作也只是学过《论人民民主专政》等少数几篇,现在,读的一些书,听的一些道理,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顿时觉得豁然开朗,开辟了一个思想的新天地。一个“矛盾”问题,居然可以讲出那么丰富的内容来,而且讲得那样生动、那样真切。世界万事万物,是如此复杂、如此奇妙,一切都在发展、变化之中,没有什么东西是永存的;事物的发展有着客观必然性,但必然性又往往透过偶然性表现出来。历史不是一堆偶然现象的堆积,是有规律可循的。这些从来没有想过也没有听过的道理,确实使自己的思想深刻了许多。原来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这么一回事。
  学校还经常请一些学术名家或革命前辈来给我们做报告。我记得艾思奇薛暮桥、何长工、钱俊瑞、张友渔等都曾来讲过。那时学校没有礼堂,每当有重大活动时,就在露天的文化广场进行。一片空地,没有一个座位,与会者每人自己带一个马扎,列队坐好。主席台是一个土台,学校领导和报告人、演讲者就坐或站在土台子上。条件虽然艰苦,但秩序井然。那个时候,确实在生活中和思想上继承着延安时期陕北公学那样一种风气、那样一种精神。
  从第二年起,我们回到中国历史教研室进行专业学习。中国历史教研室同世界历史教研室一起,既不在西郊,也不在“铁一号”,而是在鼓楼附近、紧靠什刹海边上的一所大四合院里,据说过去是一个大官府第。这儿环境幽美,出门走几分钟就是银锭桥,着名的“银锭观山”就在这里。
  教研室主任尚钺同志,对我们这个班倾注了大量心血。戴逸同志是我们的班主任,对我们进行直接领导。尚钺同志给我们通讲了中国古代史,戴逸同志给我们通讲了中国近代史。谈起我在人大的学习生活,尚钺、戴逸同志给我的影响是最大、最深的。
  尚钺老师的情况,我在2002年3月29日举行的“纪念尚钺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发言中作过一点介绍,也谈到他对我的影响,现在摘引其中的几段:
  “1952年9月,刚刚20岁的我以‘调干生’考进了中国人民大学,被分到中国历史研究班学习。这是尚钺同志主办的第二个研究班,这样的研究班先后办过四期,培养80余名学生。尚钺同志为办好这几个班,真可以说是废寝忘食,呕心沥血,倾注了大量精力,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尚钺同志首先为我们制订了—个较切合我们实际的教学计划,不是简单地传授历史知识,而是把重点放在用科学的历史观对社会历史作重新观察、重新认识、重新评价上。同时,他坚持由他本人自始至终讲完全部中国古代史,由戴逸同志通讲近代史。就这样,尚钺同志和戴逸同志就成了引领我进入史学殿堂的最初的启蒙导师。
  “尚钺同志讲课是十分认真的。那时,他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虽未正式出版,但已分册印出教材。可是,他每讲一堂课,都要重新写出讲稿。即使是基本史实,也决不采用剪贴的办法,而是一丝不苟地写得清清楚楚。为了保证在两天之内写三个学时的讲稿,他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我是学习班长,常常因为课程的问题去找他。有两次,我早晨七点钟左右到他家里去,同他谈上课的事,竞惊奇地发现他趴在桌子上酣睡未醒,后来才知道,因为开夜车开了一个通宵,到黎明时才沉沉睡去。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尚钺同志对我们要求很严格,看到我们稍不用功,就进行严厉的批评,说我们‘凳子上有钉子吗?坐不住,怎么做学问?’他特别要求我们学风要严谨,要尊重历史,不要人云亦云。但是,在生活上,他对我们这些年轻人十分关心,十分爱护。”“在学术上,他对我们十分信任,鼓励我们大胆进行科学研究,积极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并且要求我们踊跃地在学术会议上发表意见。他常常给我们讲起鲁迅怎样关心和帮助青年,他认为鲁迅的胸怀宽广,也正是鲁迅伟大之所在。”(《尚钺先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48~251页)
  关于戴逸同志,他既是我的学术启蒙老师,也是后来一起共事将近60年的战友,我们之间是可以敞开心扉、无话不谈的。我在庆祝清史研究所成立30周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曾简要地谈到戴逸同志培养我们的一些情况:
  “戴逸同志对于清史研究所的历史贡献,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学科建设,二是队伍建设。学科建设,不仅他自己对整个清史有着全面深入的研究,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且还围绕着清代历史,设计并组织了一系列大的科研项目,如《简明清史》、《清代人物传稿》、《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清史编年》、《清通鉴》等,所有这些重大的学术成果,无一不是在他的设计、策划以及直接组织、领导下完成的。队伍建设,更是戴逸同志极为关心并且尽心竭力去做的事情。就我的观察和体会,戴逸同志培养人才的方法,主要有三招:一是示范,二是传授,三是压担子。示范,就是自己率先垂范,身体力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身教’。他对学术执着追求,刻苦钻研,青灯黄卷,乐此不疲,在这样的榜样面前,无须多说什么,只要是有上进心的学生,自然不敢偷懒,不敢懈怠,不知不觉地就会跟着去做。这是一种无声的命令,无形的力量。我想,作为学术带头人,没有这一条,只会夸夸其谈,说得再多,也是带不出好的队伍来的。传授,就是总结自己的治学经验,没有保留地告诉学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言传’。我当学生的时候,戴逸同志不仅亲自从头到尾给我们讲中国近代史,而且多次给我们作读书和研究方法的报告。怎样写卡片,怎样做索引,怎样确定研究主题,怎样出科研副产品,如此等等,这些科研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我都是第一次从戴逸同志那儿听来的。压担子,就是到一定时候,戴逸同志就根据学生和青年教师的个人特点,放手地给他们布置任务,同时给予具体的帮助和指导,让他们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提高。这是一种最有效的办法。”(《传承与超越》,见《清史研究》2008年第3期)
  除了尚钺、戴逸老师之外,同我们关系较密切的还有三位德高望重的教授:孙家骧、郑昌淦、曾宪楷老师。孙家骧老师是教学组组长,他讲课条理清楚、简明扼要,深受学生们的欢迎。郑昌淦老师是尚钺同志编《中国历史纲要》的主要助手,他当时也已近60岁了,但很喜欢同年轻人在一起,同我们接触较多。曾宪楷老师教我们“史料选读”课,她学识渊博,态度和蔼,使我们学到了许多关于阅读史料、运用史料的知识,大家都很尊重她。
  有了这样一些老师的精心培育,就为我们的成长提供了重要的客观条件。后来,我们这个班确实出了不少人才:其中有在党的领导机关担任重要职务的高级干部,有学养深厚、成果丰硕的历史学家,有在各单位的工作骨干和学术骨干。追根溯源,不能不对呕心沥血培育我们的老师充满感恩之心。
  前面提到,在我们学习期间,尚钺、戴逸同志积极鼓励我们参加学术活动,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学到第三年,教研室领导给我们布置一个任务,就是认真研读范文澜同志的《中国通史简编》,并写一篇书评。后来由石峰、王忍之、王介平、孙长江、罗明和我六个人署名,在《新建设》杂志发表了。书评既肯定了《中国通史简编》的成就,也对有些问题提出了商榷。范老是史学权威,我们是几个没有毕业的学生,居然写这样的文章,实在有点越出常规。这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的学术大环境还比较好,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的老师思想比较开放,能够鼓励年轻人大胆发表学术见解。
  除了紧张的学习生活外,我们的业余活动则是比较丰富多彩的。每天早晨,大部分同学都围绕美丽的什刹海跑步。下午课外活动时,我们几个人几乎每天都打一场篮球,其他人也做各种文体活动。
  在班上,石峰是党小组长,王荣是团支部书记,我是学习班长,我们三个人就成了我们班的一个核心,班里的很多事情由我们商量着处理。当时,学生自治的空气还是很浓厚的。我们班三年学习期间,总的来说还是和谐团结、生动活泼的。就我个人来说,这三年学生生涯可以说是一生中最快乐、最有活力、最值得留恋的一个历史阶段。
  1955—1966年:初为人师
  1955年7月,我研究班毕业,幸运地被留校任教,成为中国历史教研室的一名青年教师。
  中国历史教研室是学校的一个直属教研室。当时,人大只有中共党史系,还没有历史系,所以没有本科生,当然也就没有本专业的课程,教研室的任务是面向全校开中国通史课,那时的课程设置,历史课的地位还较重要,许多系都有中国通史课,所以教学任务还是比较重的。
  但是,从我留校任教,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10年多一点的时间,我实际从事教学和科研的时间却非常少,主要的精力都花在政治运动上了。这个10年,几乎一个政治运动接着一个政治运动,所以对于教学、科研,在这里只需简单交代几句就可以讲清楚了,大量的内容不得不涉及各种政治运动的情况,这似乎有点本末倒置,但却是当时实际生活的真实反映。
  从当一名青年教师起,一直到“文革”前,10年多的时间,我一共只讲了三个课堂的课。第一次是当尚钺同志的助教,尚钺同志在档案系开“中国古代史”课,我一面随堂听课,一面负责给学生做辅导,定期收集学生学习中的疑难问题,向学生作解答。大约一周有一至两个晚上,方式上或集体讲解,或个别辅导。同时,一个学期还要负责组织和主持两至三次课堂讨论,由同学们对某个主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有时这种讨论进行得很热烈,甚至有很激烈的争论。这是一种能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的教学方式,很受同学们欢迎。后来,我曾在新闻系和工业经济系独立讲授了“中国古代史”课。
  至于科学研究,就更是少之又少了。10年多的时间,一共只写了四五篇文章。
  我的专业,原先是中国古代史,所以不仅讲课是讲古代史的课,最初发表的文章也主要是唐史方面的内容。最早的两篇,一篇是讲唐代的官手工业的,发表于《教学与研究》;一篇是讲唐代的雇佣劳动的,发表于《光明日报》。
  1958年下半年,我参加了一项科研活动,对我后来的专业工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原来,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中宣部决定组织力量编写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年史》,在建国十年大庆时出版。此项工作由刘大年同志牵头,从各单位调集了十来个同志,组成一个编写组。中国人民大学调去两人,一个是王汝丰,一个是我。编写组中,我们两人再加上近代史所的丛翰香同志比较年轻,都是刚工作不久的年轻教师和研究人员,其余的大都已是学术名家,如当时担任全国工商管理局局长的管大同,新华社的李普,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蔡美彪、余绳武、曲跻武等。我负责的是抗美援朝部分。稿子还没有写完,由于政治形势的原因,大概主管部门觉得对新中国10年的历史作出准确评判的条件还不够成熟,接着又开展了“反右倾”运动,此事便搁置了下来,最后不了了之了。这件事虽然没有结果,但同这些名家在一起搞了一年多,耳濡目染,确实从这些学者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对我个人尤其重要的是,从此以后,我的专业就从古代史改为近代史,近代史研究成为我一辈子从事的事业。
  在科研工作方面,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就是1961年10月到武汉参加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这是中国史学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会议规格很高,老一辈的著名史学家,如我们的老校长吴老,以及范文澜、侯外庐、翦伯赞、吕振羽、李达、吴晗、刘大年、何干之、邵循正等都参加了。我写了一篇题为《辛亥革命与会党》的论文,有幸入选,所以也得到了与会的机会。出席会议的人中,我和张磊年龄最小,差几个月不到30岁,吴老还半开玩笑地说我们是“三十而立”。这次会对我的影响,不仅是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更从老一辈学者的身上,看到了学术的神圣、学术的尊严,增加了对学术的敬畏之心。
  除了上面所说的十分有限的教学和科研活动之外,主要的时间和精力则是参加接连不断的各种政治运动。
  头一个政治运动就是“反右派”斗争。1957年4月底,党中央决定开展整风运动,6月上旬,开始“反右派”斗争。这时,我成为教师还不到两年。我当然积极地参加了这个运动。不过,我们教研室主要是批判社会上的“右派”言论,并没有在本单位“深挖”“右派分子”,大家天天开批判会、写大字报,搞得轰轰烈烈,但整个“反右派”运动中,我们教研室没有抓出一个“右派”分子,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能够出现这样的局面,平心而论,同当时领导运动的直属党支部书记李竹然同志有一定的关系,这一点我留到后面再讲。
  到1957年10月份,“反右派”运动基本告一段落,接着是干部下放运动,就是抽调一批干部,下放到农村,进行生产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年纪最轻,又是党支部委员,当然要带头报名。申请很快就批准了,由我带队,有沙知、林敦奎、王荣、杜文凯、李华、刘美珍等共9位教师组成下放干部工作队,到丰台区看丹乡榆树庄老庄子生产队下放锻炼一年。这一年,主要的任务是参加生产劳动。从秋冬到春夏,经历了农业生产一年四季的全过程。过去我虽然在农村待过不短的时间,但基本上没有参加过生产劳动,并不了解劳动的艰辛。现在每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当时正是“大跃进”时期,经常还要搞“挑灯夜战”,一天下来,真正是精疲力竭,但思想感情确实有了明显的变化。艰苦的生活条件和繁重的体力劳动,使自己对什么是困难有了新的了解,增强了克服艰难困苦的意志和能力。同时,也真正加深了尊重劳动、感恩劳动群众的感情。这时,正是全国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时候,实现公社化、大办食堂、挖水库、农业产量“放卫星”,甚至男女老少轰麻雀,等等,我们正好全都赶上了。我们既感受到了在政治上获得了解放的人们要求进一步改变贫困落后面貌的迫切心情和愿望,也具体看到党的政策由于违反了客观经济规律而对群众生产和生活造成的种种消极影响。这样一种经历,无疑有助于我们提高观察社会、认识社会的本领。我们同当地老乡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生产队长高丙银、妇女队长范淑珍、车把式冯德贵以及社员扈满仓、张近堂等,我们在离开以后还一直来往了20多年。
  1958年10月,我们回到学校,正好赶上全校师生在“大炼钢铁”,我们自然也参加进去,用废铜烂铁炼出了一些毫无用处的铁疙瘩。
  1959年秋,“反右倾”运动开始。这本来是一场党内的政治斗争,但同时也在社会上对几个学术界代表人物进行批判。批判对象,哲学界是杨献珍,文学界是巴人,经济学界是孙冶方,历史学界则是尚钺。
  尚钺同志是一位具有刻苦钻研和独立思考精神的历史学家。他在多年的治学活动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学术见解,取得了许多重大的学术成果。他的主要学术贡献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他是“魏晋封建论”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二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他认为中国至迟在明代已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本来,这两个问题完全是学术问题,同政治没有什么直接联系。但因为他的一些具体分析同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历史的论述有所不同,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还是成了全国重点批判对象。关于批判尚钺和我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在纪念尚钺百年诞辰大会上我的讲话中有所涉及(参阅《尚钺先生》第252~254页),这里不再重复。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在社会上,批判尚钺的文章虽然铺天盖地,但在尚钺所在的本单位,却没有开过一次全教研室的批判斗争尚钺的大会。只是由校党委组织过一两次17级以上党员干部参加的批判会,我因为级别不够,没有参加。教研室支部也开过一两次会,主题是对尚钺同志进行“批评帮助”,调子也不算很高。之所以能够这样,我在前面提过一句,是同当时担任直属支部书记的李竹然同志很有关系的。李竹然同志也是一位老党员。在教研室,尚钺是行政领导,李竹然是党组织负责人,平时在工作中二人也能配合,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很融洽,相互之间甚至有点心存芥蒂。李竹然同志在政治上不是很“左”,比较通情达理,执行政策也较稳,批判尚钺开始后,他不仅没有乘机兴风作浪、落井下石,反而采取了低调处理的态度,为此他承受了不小的压力。应该说,在“左”的风气颇盛的政治环境下,能够这样做,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在整个“反右倾”运动中,尚钺同志始终没有被正式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这也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从1960年开始,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中央集中全力总结工作中的失误和教训,在经济上、政治上乃至文化上作全面的调整。这三年,生活虽十分艰苦,物资匮乏,吃不饱饭,甚至全身乏力、双腿浮肿,但没有了政治运动的干扰,我倒是安安静静地认真读了一点书,做了一点学术研究。这是我在人大难得有过能够专心读书的几个时期之一。
  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全校师生员工分期分批参加“四清”工作队。我和戴逸、李华、黄兆群、孙方明、尹金翔等同志,被分派到山西五台县阳白公社李家庄大队去参加“四清”运动。我和戴逸、李华同志住在一个半山腰的窑洞里,睡在一个土炕上。晚上,在灯光如豆的小油盏灯下看材料、谈工作,有时也谈点学术问题。1965年6月返校,也就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前夕了。
  1966—1979年:在“文革”风浪中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姚文元文章发表后,戴逸同志被借调到中宣部,我则被借调到《北京日报》,都是去写批判吴晗文章的。同我一起借调到《北京日报》的还有方克立同志。
  这次任务很特别,也很微妙。领导我们的是时任北京市委文教书记的邓拓同志和北京市副市长兼北京日报社社长范瑾同志。我们这个小组除方克立和我外,还有两位《北京日报》的资深编辑。姚文元的文章点名批判了吴晗,但谁的心里都清楚,矛头不仅指向吴晗,而且是指向北京市委的,邓拓和吴晗又是一起写《三家村札记》的合作者,所以吴晗和北京市委及邓拓同志实际上很难分得开。为了政治表态,必须写批判吴晗的文章,但又不能跟着姚文元的调子,上纲到政治上鼓吹“单干风”、“翻案风”、“号召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东山再起”的高度。邓拓一向被称为是我们党内的“才子”,是写文章的高手,但他和范瑾同志给我们开了两次会,却显得茫然无措,一筹莫展,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后,邓拓同志自己动手写了一篇文章,以“向阳生”的笔名在《北京日报》发表;我则代市委组织部部长李琪写了一篇文章,以“李东生”的笔名发表。这些文章,后来都成为“假批判、真包庇”的“罪证”。戴逸同志在中宣部的情况也差不多。在周扬同志的领导下,他和另外三位同志一起写了署名“方求”的文章,后来也没有逃脱“假批判、真包庇”的指控。
  过了一段时间,毛泽东同志点名批评中宣部是“阎王殿”,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形势发展到这个地步,写文章已经毫无意义,我和戴逸同志也就先后回到了学校。
  “文革”初起时,我的大体处境和心情,我在《传承与超越》一文中有过一段描述,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实际,转引如下:
  “‘文革’开始时,中国历史教研室的大部分教师,都还在河北邢台搞‘四清’。戴逸同志和我,因为分别被借调到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没有去邢台,‘文革’起来就回了学校。我们听着广播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五一六通知’,天天看着学校其他单位轰轰烈烈地揪斗‘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正不知我们的命运会是怎样。记得有一次,我同戴逸同志在北海公园的‘濠濮涧’整整待了一天,长吁短叹,愁肠百结,心中一片茫然,既说不清下一步事态会如何发展,也想不出一点切实的对策。只是相对唏嘘,黯然神伤。
  “等邢台‘四清’的同志们回校以后,尚钺、戴逸同志就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和另外五位同志作为‘走资派’,跟尚钺、戴逸同志编在一起。好在我官位太小,只是一个教研室副主任,所以除了陪斗及游街一次以外,倒也没有遭到更多的折腾,只是每天集中学习和劳动,还要没完没了地写交代和自我批判的材料。”(《清史研究》,2008年第3期)
  到1967年以后,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斗争愈来愈激烈,像我这样的小干部就无暇顾及了。我也同一派群众组织的同志们在一起,学习、搞大批判、写大字报。但我们教研室在城内“铁一号”,与西郊学校主体部分离得较远,所以在两派斗争中,我始终远离斗争的中心和漩涡。后来我被组织上选进学校领导班子,“文革”中我不是任何一派的活跃人物和骨干分子,也就是说“派性”不是很重,很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接着是工宣队、军宣队进校,两派搞大联合,“清理阶级队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一次一次地检查,一关一关地过去。出乎我的意料,成立校革委会的时候,竟把我调到校革委会的教育革命组去工作,这样,我就算彻底地“解放”了。
  1969年,根据毛主席的“五七指示”,中国人民大学也在江西余江县办起了“五七”干校。1970年3月,我作为第二批“五七战士”,到了江西干校。去的时候,是作好了“一辈子走‘五七’道路”的准备的,所以把学校的房子都退了,把许多书,包括花了我几个月工资买的一套精装的《资治通鉴》都卖了。
  到了干校以后,我被分到指挥部的政工组,任务实际上是做干校领导的秘书工作。当时干校已成立了党委,书记是崔耀先,副书记是杨德福。但真正掌权的是军宣队。我主要是做文字工作,包括不定期地写反映干校情况的《简报》,各种上报、下发的材料,起草领导的讲话稿,等等。为了了解情况,需要经常到各个连队去跑,有空就去参加生产劳动。工作和劳动还是很紧张的,生活也挺艰苦,但比起在连队的“五七战士”,就算是十分特殊的了。我在干校的那段时间,“清理阶级队伍”刚刚过去,抓“五一六分子”的运动尚未开始,所以“五七战士”虽然劳动十分繁重,开山、打石头、盖房子、运塘泥、平整土地、抢种抢收、养猪种菜、采茶制茶等,什么活都干,但政治生活倒还算相对平静。
  1970年10月,中央决定中国人民大学停办。这个消息在干校引起很大的震动。次年1月,有单位到干校来选调少部分同志,我也名列其中,回到学校后,才知道来选调的单位是北京市革委会。就这样,我被调到北京市革委会工作,分在政治组的宣传小组。在那里,已经有几位人大的老师在,如曹子西、王其超、汪作玲、宋士忠、许启贤等。我们都在一个小组。过不多久,北京市委正式恢复,我们这个小组就改成宣传部理论处,曹子西任处长,我任副处长。
  当时,理论处的工作是很困难的,因为“文革”时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本身就是错误的,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再加上“四人帮”的破坏和捣乱,更使得思想上、理论上弄得混乱不堪。作为一级地方党组织的宣传部门,不能不宣传这些东西,但自己思想上对有些问题虽然一时认识得不那么清楚,却也对不少问题感到格格不入、无法接受。所以,在工作和思想上,一直处在矛盾、困惑之中。特别是对于“四人帮”,思想上是十分反感的。所以,大家一面按照当时的统一部署进行工作,批资产阶级法权、反经验主义、评《水浒》、评法批儒等都做了,但另一方面,对“四人帮”那一套也并不完全跟着走,而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作了一些抵制和斗争。这种状况,不是哪一个人如此,而是整个宣传部多数人的共同心态。
  宣传部多数同志是这种思想状况,这同当时任市委宣传部部长的张铁夫同志有不小的关系。
  张铁夫同志是直接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亲身聆听过毛主席在座谈会上讲话的老新闻工作者,是着名杂文作家“马铁丁”成员之一。“马铁丁”是陈笑雨、郭小川、张铁夫三人共同使用的笔名。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他们写了大量的杂文,影响极大,20世纪50年代的青年,只要稍有点文化的,大概很少有人不知道“马铁丁”这个名字的。谭征的《寻找马铁丁》一书,对此有颇为详细的介绍。关于张铁夫同志在“文革”中的情况,《寻找马铁丁》有如下的描述:
  “1972年,张铁夫被任命为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他一上任,就受到‘四人帮’在北京市代理人的刁难和打击。由于张铁夫为人光明磊落,从不患得患失,做事有原则……他不惧怕‘四人帮’,对那些代理人进行了一系列的抵制和斗争。”“例如,他和老友穆青一起商议向中央反映音乐学院教师李春光反对江青的文章;和老友李季、贺敬之商量如何避开‘四人帮’的封锁,为恢复《诗刊》向毛主席写报告。最终《诗刊》得以复刊。在北京市宣传单位负责人工作会议上,针对‘四人帮’的反动谬论,大胆提出‘不要搞形而上学,不要只讲斗、斗、斗,批、批、批,不要再批唯生产力论,不要批知识私有,不要再批利润挂帅……’等等。因为这些,他遭到‘四人帮’的追查……粉碎‘四人帮’之后,经过清查,他所领导的宣传部门所有人员都没有与‘四人帮’有牵连。”“他的所作所为,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也得到北京市委和机关干部的称道。”(第75~77页)
  1975年末,政治形势风雨欲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即将开始。江青的亲信、时任北京市委副书记的谢静宜一直盯着张铁夫不放。担任市委书记的吴德同志为了保护张铁夫,想了一招,让铁夫同志组织宣传部机关及下属北京日报社、广播电台、新华分社、市委党校的同志,以“学大寨工作队”的名义,离开机关,到农村去一段时间。那时我已被提拔为宣传部的副部长,铁夫同志让我带领上述单位的十几位同志,到门头沟区妙峰山公社担礼大队去“学大寨”,我兼任门头沟区区委常委,作为挂职锻炼。铁夫同志自己则机关、农村两头跑。就这样,铁夫同志才躲过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一劫。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7月6日,朱德委员长逝世。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这几位开国元勋的先后谢世,使全国人民沉浸在强烈悲痛之中。
  1976年10月初,我们离开了农村,回到了市委机关。10月6日,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动乱了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
  粉碎“四人帮”后,在中国人民大学老领导郭影秋等同志以及广大教工的积极呼吁和多方努力下,在邓小平等同志的亲切关怀下,1978年7月,中央正式决定恢复人民大学。人大复校后,我在人大的几位老师和朋友几次动员我回校工作。我一来觉得人大是我的母校,是培养我成长的地方;二来也未能割舍已经有了深厚感情的史学专业;三来从前一段经验看,也觉得一旦党内生活不正常,政治上不稳定,宣传工作是很难搞的;四来从我的个人气质而言,也不大适合于仕途发展,而比较适应学术工作。所以我经过申请,得到组织批准,于1979年8月重新回到了人民大学。
  1979—1985年:从清史研究所到历史系
  我决定回人大的时候,学校有两个历史学的教学和研究机构:一个是历史系,尚钺同志任系主任;一个是清史研究所,罗髫渔同志任所长,但罗老年事已高,实际工作由副所长戴逸同志主持,一年以后,戴逸同志就接替罗老担任了所长。尚钺同志给我写过信,希望我回校参加历史系的工作。戴逸同志也专门派人来谈,表达了同样的意愿,但他希望我回到清史研究所。尚钺、戴逸同志都是我的老领导,又都是我的启蒙老师,我究竟到哪里去?有点两难。
  郭影秋同志此时已因病住院,他特意在医院中约见我一次。郭校长征询我到历史系还是到清史研究所的意见,我考虑了一下,表示愿到清史研究所,同时提出一个请求,就是到所里以后,希望能集中精力搞科研,不担任任何行政工作。当时,影秋同志非常赞成这个想法,他强调说,既然决定走学术发展的道路,就要安下心来,甘于寂寞,心无旁骛,刻苦钻研,只要持之以恒,锲而不舍,就一定能够取得学术成就,作出自己的学术贡献。影秋同志语重心长的谈话,我一直记在心里。
  我所以选择到清史研究所,主要原因是我同清史研究所有着一点历史的因缘。
  清史研究所正式成立于1978年7月,但其实在“文革”之前,学校就已有过成立清史研究所的决定,并且这件事还同我发生过一定的关联。
  1965年秋天,具体日期记不清了,大概是国庆节后不久,突然接到学校通知,说是孙泱副校长要找我谈话。我如约而去,谈话是在孙泱同志家里进行的。他告诉我,国家已经成立了清史编纂委员会,我校郭影秋副校长、戴逸同志都是委员会成员。清史编纂任务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主来承担。为此,学校决定成立清史研究所,作为承担这一任务的专门学术机构,由戴逸同志任所长,我任副所长,协助戴逸同志工作。同时他还说了一些鼓励的话。
  那个时候,人大的系、所领导,都是一些老革命、老的着名学者,像我这样30岁刚出头的年轻教师当副所长,不说是“破格”,至少也是“破例”了。学校所以做出这个决定,主要原因当然是由于戴逸同志的推荐。戴逸同志是我的老师,他当教研室主任时我又做过他的副手,他对我是十分了解的。但也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因素。郭影秋同志刚调来人大时,我恰好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历史的真实》的文章。影秋同志是很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的,他看到文章后,跟我谈过一次话,这也许同让我当副所长的事不无关系。当然,这仅是一种推测,并没有直接的根据。
  但孙泱同志找我谈话以后不久,“文革”就开始了,成立清史研究所的事自然也就搁置了下来。谁知道一拖就拖了整整13年!
  1979年8月,我正式到清史研究所工作。刚开始,确实按照事先的约定,没有担任行政工作,自己全副精力用于专业学习,除了读书、写作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其他杂务的干扰。这是我一生中少有的另一次能够集中精力专心读书的时段。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我努力补习“文革”期间荒疏了的史学业务,读了不少资料,也集中在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方面写了几篇文章。
  可惜好景不长,到1980年7月,在戴逸同志的反复要求下,我又担任了清史研究所副所长的职务。与我同时被任命为副所长的还有我的同班同学罗明同志。在此后的三年时间里,戴逸、罗明和我一起,共同担负起领导清史研究所的责任,大家合作得还是比较默契、比较和谐的。清史所在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下,也生机勃勃,发展迅速。
  1983年9月,尚钺同志因年龄关系,不再担任历史系主任职务。学校做出了一个决定,要戴逸同志兼任历史系主任。戴逸同志十分发愁,因为这样一来,要同时兼管清史研究所和历史系两个单位的工作,势必全部精力都要陷入行政事务之中,不可能再从事学术研究,而且也必定会大大削弱清史研究所的工作。学校的决定又不能不执行,究竟怎么办?当时几乎陷入束手无策的窘境。经过多次商量,我们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戴逸同志去兼任历史系主任,但只是挂名,把我调离清史研究所,到历史系去担任副主任。历史系的实际工作都由我来负责,戴逸同志只在重大问题上把把关,在重要场合出出面。平时他仍然集中精力领导清史研究所。就我个人来说,这件事看起来有点离奇可笑:为了保证清史研究所的工作,我却离开了清史研究所。但从全局出发,这样做显然是有利的,也许甚至是必要的。就这样,我从1983年9月起,调到了历史系工作。
  系里的工作要比所里的工作繁重得多。因为研究所的主要任务是搞科研,教学只有针对为数不多的研究生,所以行政工作相对要简单一些。系里教学任务不仅针对研究生,还针对本科生;专业也是中外古今的历史都有,管理工作也要复杂得多。每天都有许多事情要处理,所以几乎每天都要到系里去上班。这样,用于研究工作的时间就大大减少了。
  但是我行政工作再忙,也不放弃教学和科研,因为在学校这样的单位担任一定的行政职务,假如脱离了教学,不搞科研,就同师生没有了共同语言,出的主意、实施的举措也往往不切实际,甚至会出现主观主义、瞎指挥的情况。不管担任什么工作,自己首先是一个教员、一位老师,这才是自己最重要、最带本质意义的角色。这一种观念,一直到后来担任了学校的主要领导之后也没有改变。这是我自己觉得很满意的一点。
  我的几篇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的文章,就是在这个时期,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写成的,如《太平天国统治区社会风习素描》、《义和团运动时期社会心理分析》等,主要就是利用业余时间及寒暑假写出来的。
  讲到这两篇文章,我想对如何看待唯物史观谈一点想法。近年来,有些人对唯物史观提出了种种责难,甚至说对唯物史观的“盲目崇拜”使研究者“不知不觉地放弃了对历史过程的理性探索精神,习惯成自然地丧失了历史批判的科学能力”。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有些年轻人一提起唯物史观就将之视作“左”的、“僵化”的“陈旧观念”。我以为这种认识和态度未免失之于武断。上面提到的两篇文章,从我主观上说,是力图用唯物史观的指导来进行研究的。是否运用得好,另当别论;但在学术实践中,唯物史观除了给我提供了观察问题的科学观点和方法外,并没有妨碍我对历史现象进行“理性探索”,更没有妨碍我去探求和认识历史真相。查一查学术史,在此之前,几乎很少有人从“社会风习”和“社会心理”的视角去探究近代历史的,这至少说明唯物史观并不是一种“僵化”的理论,用这个理论作指导,可以作出创新性成果。这使我想起了钱学森同志对这个问题讲过的一些话。钱学森同志逝世后,报纸上发表了他的一些谈话,其中有几段是这样说的:“人不懂历史唯物主义,就会是愚蠢的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法宝,是尚方宝剑,你不要这个东西是要吃亏的。”“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们的工作,这在我国是得天独厚的。从我个人的经历中,我的确深有体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确实是一件宝贝,是一件锐利的武器。我们在搞科学研究时(当然,包括交叉学科),如若丢弃这件宝贝不用,实在是太傻瓜了!”请大家注意一下钱学森同志讲话的语气,他不是一般讲唯物史观如何正确、如何重要,而是反复说不使用这个锐利武器实在“太傻瓜了”、太“愚蠢”了、“是要吃亏的”。这充分说明,这些确实是他发自肺腑的由衷之言,绝不是对唯物史观的“盲目崇拜”。
  1984年4月,我兼任历史系的党总支书记。1985年6月,学校同意戴逸同志不再兼任历史系主任,由我正式接替历史系主任的职务。
  仅仅过了两个月,即1985年8月,中央决定任命袁宝华同志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在组建新班子的时候,我也被列入副校长的人选。当宝华同志同我谈话时,我提出了一个请求,就是我的组织关系,既不放在校部,也不放在历史系,而是转到清史研究所。宝华同志同意了我的请求。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不管工作有什么样的变动,我始终是清史研究所的一名研究人员。1980年7月至1983年8月,由于清史研究所在干部调动中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所长人选,还曾由我兼任过一段时间的所长职务。
  清史研究所是一个学术空气十分浓厚的单位,我一直以作为清史研究所的一员而感到自豪。在庆祝建所30周年的时候,我曾经讲过一段话,大体概括了清史研究所成立以来走过的道路和取得的成绩: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30个寒暑,短暂而又漫长。创业之甘苦,学海之浮沉,师友之聚散,世事之往复,一缕缕如烟往事,历历在目,恍如昨日。说这30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实在并不仅仅是诗人的浪漫和夸张。但是,清史所建所以来,不说别的,仅以科研工作而言,30年间一共出版了244部专着,发表了2 000余篇论文,连同主编的各种书籍、资料、古籍整理、译着等在内,学术成果达两亿四千余万字之多,这却是所有现在以及曾经在清史研究所工作过的老师和同志们,在一万多个日日夜夜里,埋头苦干,辛勤劳作,共同奋斗的结果。许多同志为此付出了心血,付出了青春,甚至可以说付出了自己的全部学术生命。这确实是一条漫长的路,当然也是一条无悔的路。”(《清史研究》,2008年第3期)
  1985—2000年:担任学校党政领导工作
  1985年7月31日,学校正式宣布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任命袁宝华同志为人大校长的决定。9月6日,宣布了国家教委的通知:“黄达同志留任副校长,罗国杰、李文海、杨德福同志任副校长,李焕昌同志代理党委书记。”到1987年10月,焕昌同志因年龄关系离职,由我接任党委书记。那时,人大实行党组制,宝华同志任党组书记,黄达和我任党组副书记。实际上,黄达同志在学校行政工作上全面协助宝华同志,我则在党的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方面成为宝华同志的助手。
  袁宝华同志是一位老革命家,长期从事国家经济领域的领导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品德高尚,具有很高的威望。朱镕基同志在一首诗中,称赞宝华同志“赤臣谋国志不休”,“公正廉明口碑留”。王梦奎同志则有“满城争说袁公好,岂止清操贻子孙”(《偷闲吟草》,插页及第7页)之句。着名报人范敬宜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仆尝谓友人曰:‘予心中之长者可谓多矣,有可尊者,有可敬者,有可亲者,有可慕者,若四者兼而有之,则南阳袁公耳。’
  “何谓可尊?德高望重,而不居功自矜也;何谓可敬?清正廉明,而不孤芳自赏也;何谓可亲?谦冲平易,而不随俗自薄也;何谓可慕?博闻儒雅,而不恃才自炫也。一言之,曰自持,自牧,自重,自律。人生至此,庶几无憾焉。”(《袁宝华访谈文集》序)
  这些文字,情真意切,自然是肺腑之言。能够在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领导下工作,实在是一次难得的学习和锻炼的机会。
  宝华同志在人大工作期间,给我印象最深的有这样几点:
  一是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尊重。他多次强调,“教师是建设人类文明的工程师”,“教师确实是我们国家建设的功臣”,“尊师重教是天经地义的”(《袁宝华文选》,第6页)。他经常同老教授促膝谈心,关心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听取他们对办好学校的意见。他特别强调“民主办校”的问题,指出“要把人民大学办好”必须“紧紧依靠全体师生员工”,“发挥教工民主管理的作用”(《袁宝华文选》,第7页)。他亲自主持制定了《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进一步搞好民主办学的若干措施》,提出从13个方面疏通民主渠道,落实民主办学的具体办法。所以当时的民主气氛确实是很浓厚的。
  二是对年轻教师和青年学生的关心爱护。他特别强调,“要提拔年轻干部。要大胆选拔、启用有才能的年轻人,把他们放到各级领导岗位,给他们锻炼机会,使他们很快成长起来。放到岗位上,就要信任他,放手让他工作,出了事,领导承担责任。当然对青年人既要培养、使用,也要严格要求,培养青年人也包括在学术上奖掖后进。希望专家、教授、系主任、总支书记都开明一些”(《袁宝华文选》,第23页)。每年新学年开学,我都陪同宝华同志举行学生座谈会,请新生谈入学感受,请老生谈暑假回家乡的情况,既沟通了思想,又提供了一个进行思想教育的很好的平台。他大力提倡和鼓励学生利用寒暑假及其他假日,借回乡探亲、学业实习等机会,作社会调查,并亲自为《中国人民大学学生社会实践论文集》撰写序言。
  三是既强调发扬人大的优良传统和校风,又大力推进教育管理和学术上的改革与创新。宝华同志认为,中国人民大学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有着优良的校风和学风,这些是办好学校的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将人大的优良传统和校风概括为“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勇于开拓、民主团结、艰苦奋斗”,号召大家继承和发扬这些光荣传统,以此振奋精神。同时,他又强调绝不能墨守成规、固步自封,而要随着时代的变化、形势的发展,大胆进行改革和创新。他专门作过一个《学新知·立新意·树新风》的讲话,提倡不断“学一点新东西”,“要有开拓创新精神”,坚持好的作风,改掉不好的作风。对理论问题和学术问题,更旗帜鲜明地提倡“要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实事求是,不拘一格。划框框,不利于理论上有所突破”(《袁宝华文选》,第32页)。
  宝华同志的这些教育理念和治校举措,是很符合教育规律的,也是很符合人大实际的。
  前面讲到宝华同志说要支持年轻同志,放手让他们工作,我虽然已经不能算是年轻人了,但我对此还是有着切身的体会。作为副校长,我是分管教学工作的。有一段时间,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教学秩序有点混乱,有些教师不能专心教学,对学生不愿多管、不敢严格要求的现象也时有发生。我在一次会上提出“整顿教学秩序,为更好地进行教学改革创造必要的条件和环境”的问题,就得到了宝华同志的大力支持。在1981年9月的一次会上,宝华同志讲了这么一段话:
  “关于整顿教学秩序这件事情,文海同志讲了两次。一次是在9月10日教师节会上,本来是庆祝会,应该说好话,但要实事求是,有好就说好的,有不好的就说不好。文海同志强调了‘严师出高徒’。过去叫‘名师出高徒’,名师不一定出高徒,看来还是严师出高徒。文海同志还讲了一句《三字经》上的话:‘教不严,师之惰’。教师节会上这个讲话,我看还是很真诚的,完全合乎实际。第二天开学典礼时,文海同志又讲了教学纪律和教学秩序,讲得很好,反应也很好。王任重同志听了文海同志关于‘严师出高徒’的讲话后对我说,这是讲到点子上了。第二天开学典礼,文海同志讲过以后,余秋里同志也说了几句:解放军的优良传统,重要的一条就是严格要求,这个作风一直到现在仍然起着作用”(《袁宝华文选》,第33页)。
  这虽然是一个小例子,但很能反映出我在宝华同志领导下的工作状态,所以把这段话引在这里。
  作为党委书记,我对自己的工作有一个定位,就是通过党的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和学术环境,为学校的改革与发展提供较好的条件和保证。
  1991年底,在袁宝华同志的多次申请下,中央同意宝华同志不再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校长一职由黄达同志接任。我则仍旧担任党委书记。
  黄达同志任校长,这在人大历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过去,中国人民大学的校长都是老革命、高级干部、政治活动家,像吴玉章、成仿吾、郭影秋、袁宝华等,黄达同志则开创了由着名学者担任人大校长的历史。其实,黄达同志也是老干部,新中国成立前就参加革命了,不过他一直在教育战线工作,在社会上以财政金融方面的权威学者着称,这跟过去历任校长的情况是有所不同的。这个变化,当然是由客观形势的发展及学校本身的变化导致的,校长的两种类型各有其长处和优点,不能简单地认定人大只能采用某一种模式。
  黄达同志从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命名之前就在学校了,可以说他是人大全部历史的见证人,所以他对人大的一切都十分熟悉。他自己又长期从事教学和科研,对如何办学有着丰富的经验。对许多事情他都胸有成竹,处理起来得心应手。所以,我作为党委书记,仍然把主要精力放在营造良好的政治和学术环境上,我以为这是对校长工作的最好的配合。
  1994年6月,中央批准了黄达同志的申请,同意他不再担任校长职务,并决定由我接任人大校长,由马绍孟同志任党委书记。在我担任校长期间,先后任副校长的有杨德福、力康泰、杜厚文、郑杭生、李昭公、郑英良、袁卫、林岗、周建明几位同志。
  我任党委书记的时候,如何配合校长做好工作,上面已经讲过了。我当校长的时候,同党委书记马绍孟同志合作得也比较默契。我们两人共同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团结出凝聚力,团结出战斗力——书记、校长二人谈》,谈书记和校长之间如何既分工又合作、既相互尊重又独立负责。当时的国家教委主任朱开轩同志看到后,颇为赞赏,批示印发全国各高校领导干部阅读,还特地找我询问这篇稿子的写作经过,原因是在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体制下,党政关系如何处理好,在相当一些学校还是一个问题。开轩同志认为这个问题有普遍意义,所以加以肯定、加以推广。事情确实是这样,如果学校的党政一把手关系不那么融洽,不那么协调,甚至“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就会对学校的各个方面产生许多消极的影响。
  在我任校长期间,一件大事是争取学校进入国家“211工程”计划名单。“211工程”是指在21世纪,国家重点建设100所高等学校的一个战略决策。能否进入“211工程”,对学校的发展关系重大。经过认真的准备,中国人民大学“211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及立项申请终于在1996年8月30日获得国家教委专家组的审核通过。
  中国人民大学是一所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综合性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最为齐全,但理工科专业所占比例则很小。在那个时候,社会上重理工、轻文科的观念十分浓厚,这种“重理轻文”的现象渗透在各个方面,诸如经费的投入、学校的评估标准、人才的地位和待遇、学术水准的评定等,甚至教育和教学的管理也常常以理工科思维去对待与处理文科学科的问题。我感到这个问题不仅对我们学校的发展有很大影响,扩大一点说,对我国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甚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都是一个必须加以重视的问题。所以,我利用一切机会,大力呼吁必须充分认识人文社会科学的地位和作用,党和政府必须对人文社会科学给予与自然科学同样的重视和同等的地位。我在一些重要会议及报刊上,先后发表了《重视基础文科的建设》、《面向21世纪的高等文科教育》、《新世纪人文、社会科学面临的三重挑战》等讲话和文章,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经过大家的努力,现在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但还不能说这个问题已经完全得到了解决,还需要大家的持续努力。
  在我担任学校领导的15年时间里,给我印象最深刻、对我考验最严峻的,应该说是1989年发生的那一场政治风波。当时我是党委书记,正处于工作的第一线,许多问题都需要我直接面对。这场政治风波,正如小平同志所说,“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的小气候所决定的,是一定要来的”。那时,改革到了第十个年头,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突出的是经济生活中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过大,党政机关和社会上的某些消极腐败现象也使人触目惊心。国际和国内敌对势力认为这正是可乘之机,力图利用人们对物价上涨和腐败现象的正当不满来制造分裂,把中国搞乱,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广大学生出于爱国热情,但又缺乏社会经验,在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的蛊惑煽动下,举行示威游行,后来发展到在天安门广场静坐、请愿。有一段时间,中央对学潮又存在着两种声音,所以如何对待这种局面,很多问题要靠自己作出判断、作出决定。在那段非常的日子里,我一直坚守岗位,整整两个多月时间,我没有回家一次,每天都住在办公室。我始终坚持了两条:一是决不中断、停止党组织的活动,依靠党组织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团结师生员工,发挥人大党的力量比较强的政治优势,来共同应对复杂的政治局面。那时,每个礼拜都要开一两次总支书记会,通报情况,商讨对策。各个总支也及时加以贯彻。二是决不隔断同学生的联系,坚持面对面地同学生接触、对话。那时,我们始终保持着同学生联系的渠道,一方面积极引导,苦心劝说;另一方面又不采取同学生相对立的态度。我至今还保存着当时我在天安门广场人大静坐学生面前,手持大喇叭,劝说学生回校的照片。在当时没有条件召开大会的情况下,我向全校师生发表了两次广播讲话,强调要正确对待改革和前进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要吸取“文革”的经验教训,政治的动荡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还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损害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事实证明,只要讲得合情合理,绝大部分同学还是听得进去的。当这场政治风波过去后,大概组织上觉得我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得还比较恰当,所以我在1989年8月被中组部、中宣部、国家教委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1991年6月又获得“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称号。
  到了2000年的世纪之交,我已经68岁,校长任期也已超过了两年,我多次向教育部领导口头或书面提出离职申请,于2000年9月20日得到批准,免去我的校长职务,同时中央任命纪宝成同志接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2000年至今:重返教师岗位
  进入新世纪,我的生活状况有了很大的改观。离开了校长岗位,肩上的责任和心里的压力都大大减轻了,复杂繁重的行政事务彻底摆脱了。原本以为“无官一身轻”,可以轻松自在,逍遥洒脱,安安静静地读点书,写点自己想写的文章,过一过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所描写的“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的那种悠闲生活了。
  谁知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呢?我在最近写的一篇短文里作了这样的描述:
  “进入古稀之年后,朋友见面问得较多的一句话是:‘你近来忙点啥呢?’我的回答多半是两个字:‘打杂。’这个‘打杂’的含义,大致同最近流行的一个网络热词‘打酱油’差不多,就是说自己没有什么重任在肩,主要是给别人帮帮忙,做点琐事,类似打打油盐酱醋之类。有些事情让我去凑凑热闹,敲敲边鼓,只要是对社会有益的,我便欣然从命,起一点摇旗呐喊、站脚助威的作用。有的事情让我去出出主意,发发议论,只要邀请者出于诚意,我也奉命惟谨,去讲几句可供参考或者未必很合时宜的话。就这样,倒也忙忙叨叨,居然‘不知老之已至’。这样的‘杂事’并不少,但大多是上不了账的,过了一段时间,回过头来想想,自己也说不清究竟干了些什么。”(《从民族沉沦到民族振兴》序言)
  上面所说的“打杂”,主要是指社会上要求我做的一些临时性的任务,这占去了我很多的时间,但“大多是上不了账的”。当然,还有“正业”,就是作为教师最主要的工作:教学与研究。下面,我把能够罗列出来的事情分三个方面报一个流水账:
  第一,教学工作。我每年招收一至两位博士生,从开始到现在,已经毕业的博士生共25人,还有三位在读的博士生。除博士生课程外,也做一点专题讲座,在本校及一些兄弟院校如北大、清华、北师大、首师大、山东大学、安徽大学、河北大学等作一些学术报告。
  第二,科学研究。这也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是写了一些学术文章,进入新世纪以后写的一些文章大体收录在《李文海自选集》、《历史并不遥远》以及正在排印尚未出版的《从民族沉沦到民族振兴》、《清代政治文明杂谈》几本集子里。二是编了几部书。主要有:同戴逸同志一起主编了22卷本的《清通鉴》(获第12届中国图书奖),主编了12卷本的《清史编年》(获北京市第7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同夏明方同志共同主编了12卷本的《中国荒政书集成》(获第26届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一等奖)及论文集《天有凶年》,同夏明方、黄兴涛同志一起主编了两辑共十余卷的《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获首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及北京市第9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与龚书铎同志共同主编了《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历史卷共11册,与满运来同志共同主编了《20世纪掠影》等。
  第三,社会工作。我有一些社会兼职,有些是20世纪就担任、后来延续下来的,有的是退出领导岗位以后新担任的。主要有:党的十四大、十五大代表,党的第十四届中纪委委员,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1998—2003年),中国史学会会长(2004—2009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组组长(1995—2002年),教育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1994—2012年),教育部历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1995—2005年),中国高教学会副会长(1998—2004年),北京市高教学会会长(2002—2007年)等。目前仍兼任的有: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史学科组组长,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国家基础课程教材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高校理论战线》编委会主任,清史《研究丛刊》编委会主任等。
  不管怎样,我的最基本的、始终不变的角色是一名“史学工作者”,我的这样或那样的社会兼职大体也是围绕这一点展开的。
  回顾一下进入新世纪以来10多年的史学研究,我觉得,我写的一些文章,至少有两点需要特别提出来说一说。这两点,一个是优点,一个是缺点。
  先说缺点。那就是这些文章,涉及的方面和范围较泛、较杂,经过自已有计划的、长期积累和潜心钻研的研究成果较少,因此内容也就较浅,缺乏深度。产生这一缺点的原因,主要是这些文章的写作多半是根据形势的发展,为完成某种任务而写的。套用鲁迅“遵命文学”的说法,东施效颦一下,也可以说这些东西不过是“奉命史学”。当然,我绝不敢随便去攀附鲁迅,鲁迅自己说他“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而我所“奉”之“命”,其实十分具体、十分简单,无非是工作的需要、报刊的邀约、朋友的嘱托,有时还有学生的要求等而已。不过,应该申明一点,所谓“奉命”也者,只是讲文章写作的缘由,也就是“为什么写”,至于“怎样写”、“写什么”,倒是完全自由的,并没有任何方面作过任何的规定和限制。因此,不管对了也好,错了也好,都是我自己的真实想法,应该文责自负。
  既然“有一利必有一弊”,那么反过来说,“有一弊”往往也会“有一利”。所以,同缺点相伴的,也有一个优点,那就是这些文章与现实生活结合得比较紧密,有较强的现实感和针对性。有些文章是直接针对现实问题而写的;有的文章虽然讲的是历史问题和学术问题,但心目中也往往存在着某种现实针对性,希望通过对历史的叙述和分析,为人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对于这种做法是不是历史学发展的正确途径,大家的认识似乎并不一致。有人对此是不以为然的,认为史学文章只有离现实愈远,它的学术性和科学性才愈高,才能传之久远。不过,我倒是赞成梁启超的主张,他在关于《历史研究法》的讲演中说:“现代人很喜欢唱‘为学问而学问’的高调,其实‘学以致用’四个字,也不能看轻。为什么要看历史?希望自己,得点东西;为什么做历史?希望读者,得点益处。学问是拿来用的,不单是为学问而学问而已。”(《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一讲,载《清华周刊》384号)
  在史学研究中,我用功较多、坚持较久的是中国灾荒史的研究。从1985年开始,我组织了一个近代灾荒史课题组,20多年来,课题组成员不断发展变化,但灾荒史的研究始终没有停顿,也出了一批成果,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为什么我们特别关注这个问题呢?这首先是因为社会生活的严峻挑战提出了学科发展的强烈要求。这一点大家都有切身体会。这些年,不论中国还是世界,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和破坏性影响愈演愈烈,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巨大障碍,也成为一个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严峻挑战。最近,联合国组织了一个“全球可持续性问题”的高级别小组,撰写了一份题为《具有承受力的人类、具有复原能力的地球:值得选择的未来》的报告。这个报告的第一句话是这样写的:“今天,我们的地球和我们的世界正处于最好的时期,也正处于最坏的时期。全世界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繁荣,而地球也承受着空前的压力。”确实是这样。我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好,我们享受着各种文明的成果,使我们的生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丰富多彩。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地震、海啸、干旱、洪涝灾害、气候变暖、疫病流行等,随时威胁着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环境问题越来越严峻。正像有人所描写的:“地球已被糟蹋得遍体鳞伤了。”“移山造海、乱砍滥伐、无休止掘矿采矿、捕猎珍奇动物等等,可以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人类在发展过程中,肆无忌惮地对环境进行掠夺和破坏,严重超出了环境可承受的限度。我们今天的发展,实际上是向环境、向资源、向子孙后代借了很多债。恩格斯有一句名言:“人类的每一个进步都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如果人类只顾自己的发展,把我们生存于其中的自然环境都破坏了,那么人类的发展环境也就没有了,有人甚至说:“如果人类仍然一意孤行,以为可以在地球上称王称霸,那么人类毁灭之日将不会遥远。”我以为这个话绝不是危言耸听。拿我国来说,从1998年的全国性大水灾,2003年的“非典”流行,2008年5月引起全民族巨大悲痛的汶川大地震,2010年春的玉树地震,同年由于极端天气条件造成的多发性洪涝灾害以及甘肃舟曲县特大山洪泥石流地质灾害,一直到近几年南方的雨雪灾害和北方的大面积旱灾。所有这些,都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们:自然灾害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巨大威胁与障碍。因此,历史学家就有一个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是要时时唤起人们的历史记忆,用历史上曾经经历的巨大灾难、进行的艰苦斗争、积累的丰富经验、发生的惨痛教训作为教材,不断提高全社会预防和应对自然灾害的认识与能力。
  这些年来,我们对人与自然必须和谐相处的认识,有了很大的进步。从世界范围看,至少从20世纪的60年代开始,美国及欧洲一些国家就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环境保护运动,环境科学也随之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从我国的情况看,随着科学发展观的确立,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努力做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不仅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而且已经上升到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层次。这就为灾荒史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
  中国是个多灾的国家,一方面遭受了自然灾害的严重侵袭,另一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防灾抗灾的经验。我国有一大批被称为“荒政书”的着作,就是这些经验的总结和结晶。这也是中华文化百花园中极有历史价值的珍贵遗产。
  2004年夏,我出过一本论文集,书名叫做《历史并不遥远》。我一向认为,历史离今天、离我们并不遥远,历史虽然过去了几十、几百、几千年,时代和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有一些历史规律、有一些历史经验、有一些历史真理,仍然同我们今天的生活十分贴近,至今并没有失去其生命力。南宋诗人陈渊有诗云:“谁云古人远?正是无来去!”今天的人们可以从古人那里得到许多历史的智慧,从过去发生的事情中得到生动的历史借鉴,这正是历史学的魅力所在。所以,我对于历史,概括了这么几句话:不要拒绝历史,因为历史给我们以智慧;不要忘记历史,因为忘记历史意味着对事业的背叛;不要漠视历史,否则将受到历史的惩罚;不要割断历史,因为否定昨天也就将失去明天。
  这几句话就算是我学史、治史几十年的一点心得和感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