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声

杨振声
    杨振声
  杨振声(1890年11月24日-1956年3月7日),字今甫,也作金甫,山东蓬莱人,中国现代作家,新文学运动初期涌现出的重要小说家之一,杰出的教育家。
  191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留学,回国后历任清华大学教授、国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青岛大学校长,西南联合大学国文系教授,东北人大教授、文学教研室主任。吉林省人大代表。1915年开始发表作品。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中篇小说集《玉君》等。

生平简介

  1890年11月24日,生于山东蓬莱县水城镇一个地主家庭。
  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新文化运动爆发后,受《新青年》影响,心中生出了“叛逆的种子”。
  1918年秋,与傅斯年罗家伦筹备成立“新潮社”,为新潮社主要成员和《新潮》杂志编辑部主任。
  “五四”运动爆发,他参加了五月四日的游行示威,火烧赵家楼。他曾是学生联合会四名代表之一,到警察总署抗议,与反动警察总监吴炳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被逮捕关押一个星期。
  1919年底,赴美国留学,先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后入哈佛大学攻读教育心理学。
  1924年,杨振声回国,主要从事教育,历任中山大学武汉大学燕京大学教授,后任清华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中文系主任。教育工作之外,他还从事文学创作,发表了中篇小说《玉君》等作品,反映劳苦大众的疾苦,抨击黑暗的社会,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
  1928年,济南“五三”惨案发生后,省立山东大学停办。南京政府下令将其改建为国立青岛大学,由教育家蔡元培举荐,1930年5月杨振声出任青岛大学校长。他以蔡元培为榜样,延聘有学术水平、热爱教育事业的人才到校任教,使刚建校不久的大学拥有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当时,闻一多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梁实秋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黄敬思任教育学院院长兼教育行政系主任,黄际遇任理学院院长兼数学系主任,王恒守任物理系主任,曾省任生物系主任,赵太侔任教务长。另有杜光勋、游国恩张煦沈从文、傅鹰,及稍后到来的老舍洪深、任之恭、王淦昌、童第周等。
  杨振声在学校内重视开展学术活动,带头进行学术演讲,请校内外学者名流繁荣学术,鼓励师生们建立学术社团,创办学术文艺报刊。杨振声任校长两年,为学校后来的发展做了大量工作,做出了为人们肯定的重要贡献。
  抗战胜利后,杨振声作为北京大学代表,回北平主持复校工作,并担任中文系教授。1946年至1948年,他曾主编《经世日报 文艺周刊》和天津《大公报 星期文艺》,并和沈从文、冯至编辑《现代文学》。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多次要杨振声去南方,井替他买好机票,但他毅然留在北平,迎接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杨振声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市文联创作部部长,东北人民大学教授兼中国文学史教研室主任,吉林省人大代表,长春市政协委员,九三学社长春分社委员。
  1956年3月7日,因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

文学作品

  杨振声是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之一。他的作品曾发表在《新潮》、《现代评论》、《新月》、《大公报》、《国闻周报》等刊物上,其中有《玉君》、《渔家》、《一个兵的家》、《贞女》、《阿兰的母亲》、《她的第一次的爱》、《抛锚》、《报复》和《荒岛上的故事》等。
  1924年创作的《玉君》是其代表作,是继《阿Q正传》后较早出现的中篇小说之一。1925年2月出版后轰动一时,一年内再版两次。《玉君》写一个少女周玉君的爱情故事,表现了反对封建婚姻制度的主题。
  “三.一八”惨案后,创作小说《阿兰之死》,揭露了北洋政府的残暴。
  1928年5月3日“济南惨案”后,创作《济南城上》,歌颂了不畏强暴的热血青年。
  30年代所创作的《抢亲》、《报复》、《抛锚》等以渔村贫民生活为题材,展现了地方风俗。《报复》写得尤其优秀,主题独特,人物性格鲜明。

人物印象

  作为国立青岛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杨振声留给人们的记忆,多半在教学之外。
  在青岛市黄县路7号的住处,他的形象被定格成“手中拿着一个大烟斗”,热情接待前来拜访谈天的教员,“不是端出咖啡,就是沏上清茶”。
  杨校长豪饮的场面,更是被人津津乐道。他纠集校中一帮教授,自称“酒中八仙”。每次聚会,喝的都是30斤一坛的花雕酒,一直要到夜深才散。据说一次胡适路过青岛,见到他们划拳比酒的情景,大吃一惊,连忙把太太给他的刻有“戒酒”二字的戒指戴上,要求“免战”。而回京不久,胡适就写信给梁实秋:“看你们喝酒的样子,就知道青岛不宜久居,还是到北京来吧。”
  在梁实秋笔下,这个山东汉子身材修长,仪表甚伟,谈吐却温文尔雅,待人接物的风度“令人不可抵拒”。另一名记者则干脆说,他能让人产生“自惭鄙吝,若鸦凤之相比”的感觉。
  杨振声师承蔡元培,效法“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广聘专家学者。经他邀请,闻一多、黄敬思、傅鹰、沈从文、梁实秋、游国恩等名家纷纷前来任教,青岛大学声誉日拢以至有评论称,他凭借个人的声望和地位,造就了该校校史上一段难以再现的盛况。
  杨振声的名士风采因此为许多人熟知。人们回忆他与儿子划拳的童心,回忆他独自赏樱花的浪漫,回忆他“一袭长衫,手携竹杖,意态潇然”的放达。
  有意无意间,关于杨振声的另一些记忆,似乎正在被遗忘。一名久居青岛的学者认为,对杨振声,人们忽略了一些更值得思考的东西。
  正如,很少有人注意到,在国立青岛大学校长任内的杨振声,清晰地展现了他与以前那个自我之间的“断裂”。
  之前,杨振声作为学生运动的进步代表、五四运动的活跃青年被历史记录。而当青岛大学的学生们爆发运动,甚至集体南下向国民党政府请愿时,杨振声站在了学生的对立面,进行劝阻和压制,一再强调学生的爱国行为不要超出学校范围。当事态越发不可收拾时,他主持校务会议,主张对为首的学生进行处罚,因此遭到学生的敌视。最后,杨振声主动请辞校长职务。
  他的辞职,在朋友看来,是“引咎”。梁实秋称他是“彬彬君子,不善勾心斗角”,因此面对如疾风暴雨的事变,心中苦闷。
  然而有学者则认为,除了校长的身份使他不得不作出反对的姿态外,对学生运动的态度变化,未尝不是杨振声对自己以往激进立场的一种否定。
  这种“断裂”,更明显地表现在他对新文学的态度上。
  研究者发现,作为“新潮社”的骨干,曾经创作出若干新文学作品的杨振声,逐渐开始反思“五四”的文化意义。
  “新文学运动是思想表现于语言的解放形式”,他表示,但这种改变“主要是工具上的”,“就是以现代的语言来写现代的生活”,而内容上却仍然“以资产阶级为对象,以个人的兴趣为出发点”。据此,他认为“自‘五四’以来,30年中的文学……它还属于在破坏时代的产品,不是建设时代的产品”。
  1950年,他在《从文化观点上回首“五四”》一文中表示,“五四”在文化上,是“一股脑地反对中国旧文化,而又盲目地崇拜西洋新文化,换句话说,便是无批判地反对中国文化,而又无批判地接受西洋文化”,“当时对自己的文化,凡风俗、礼教、哲学、艺术、文学等只要是中国的旧东西,就不加分别,一概反对。”最后,他把这种倾向总结为“有点奴性的崇拜”,并对“五四”后的文艺表示“惭愧”。他认为,新文学对民间的东西吸收得不够,不是土生土长的,因此不为老百姓喜闻乐见,导致了其“微弱的命运”。
  有研究者注意到,这些批判在表层上显然是受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影响,但在更深层面上,这不失为一种独立的思考,值得后人分析。
  不过,在不久之后的“三反”运动中,杨振声被定为“学阀”,接下来的院系调整,他又被调到东北人民大学。历史未容他将这种思考继续下去,而是将其掩埋在了一个大学校长的风流往事里。(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