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庚

容庚
     容庚
  容庚(1894年9月5日-1983年3月6日),本名肇庚,字希白,号颂斋,广东东莞人。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和收藏家,在篆刻学方面也有很高造诣。
  幼年时即熟读《说文解字》和吴大澄的《说文古籀补》。1922年,经罗振玉介绍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读研究生,毕业后历任燕京大学教授、《燕京学报》主编兼北平古物陈列所鉴定委员、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岭南学报》主编、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等。一生出版专著30余种,所著《金文编》、《商周彝器通考》等为该领域扛鼎之作。

家庭背景

  1894年9月5日,出生于前清书宦之家。他的曾祖父是翰林,祖父容鹤龄(青田)是进士,父亲容邺南是拔贡,外祖父邓蓉镜是翰林,四舅邓尔雅是广东著名的书法篆刻家,叔父容祖椿(仲生)是知名画家。容庚生长在书香门第的家庭,自小受到薰陶,养成了好学不倦的精神。他十五岁时父亲逝世,尔后便与其弟肇新、肇祖从四舅邓尔雅治《说文》及刻印。点燃起对金石学的兴趣。

生平简历

容庚
         容庚(老年照)
  1913年,就读于东莞中学。
  1916年,东莞中学毕业后在家自学。  1921年,任东莞中学教员。
  1922年,辞职,北上京师,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研究生。  1926年,研究生毕业,任北大讲师。  1927年,任燕京大学襄教授,兼任故宫古物鉴定委员会委员。
  1928—1940年,任燕京大学教授兼燕京大学学报主编。(1934—1937年发起组织中国第一个考古组织“考古学社”并主持《考古社刊》编辑出版工作)。  1941—1945年,任北京大学教授。  1946—1952年,任岭南大学教授兼任中文系主任。  1952—1983年,任中山大学教授。  解放后,容庚的社会兼职有: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第四届政协常务委员,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广东省书法篆刻研究会主任等。

主要著作

·古文字

  古文字方面有:
  《金文编》(1925、1939、1959、1985)
  《金文续编》(1935)
  《秦汉金文录》(1931)
  《殷契卜辞》(与瞿润缗合着,1933)
  《古石刻零拾》(1934)等
  
  《金文编》是一部金文字典,1925年一面世,就受到学术界推崇。随着商周青铜器不断出土,铭文的考释研究水平不断提高,《金文编》也跟着多次修订补充,与时俱进,1985年出版的第四版修订本,1987年获广东省社科研究成果一等奖,1992年获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古籍整理图书二等奖,1995年获广东省高校社科研究成果一等奖。

·青铜器

  青铜器方面有:
 工
 容庚(青年时照)
  《宝蕴楼彝器图录》(1929)
  《颂斋吉金图录》(1933)
  《武英殿彝器图录》(1934)
  《海外吉金图录》(1935)
  《善斋彝器图录》(1936)
  《颂斋吉金续录》(1938)
  《西清彝器拾遗》(1940)
  《商周彝器通考》(1941)
  《殷周青铜器通论》(与张维持合着,1958)等
  《商周彝器通考》(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1941年),这是一部关于商周青铜器的综合性专着。分上下两编。上编是通论,详述青铜器的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分15章。下编是分论,将青铜器按用途分为4大类。全书共30多万字,附图500幅,征引详博,考据详备审核。这是一部对青铜器进行系统的理论阐释并加以科学分类的着作,是研究青铜器的重要参考书。《武英殿彝器图录》开创了印铜器花纹的先例,为花纹形式的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善斋彝器图录》所编的是刘体智收藏的青铜器。《海外吉金图录》所编为日本所藏铜器。这为国内学者提供了流失海外的铜器资料,很有意义。

·书画研究

  书画研究方面有:
  《二王墨影》(1936)
  《汉武梁祠画像录》(1936)
  《颂斋书画录》(1936)
  《伏庐书画录》(1936)
  《兰亭集十种》(1939)
  《从帖目》(一)、(二)、(三)、(四)(共四册,于1980、1981、1982、1986年先后出版)
  《历代名画着录目》
  《颂斋书画小记》(选辑本,分上中下三册,2000)

人物品读

  北游结识罗振玉
  1922年6月,28岁的容庚留下妻子儿女,与三弟容肇祖一起北游京师,希望增补《金文编》以成定稿。他带着三册《金文编》稿本,专程去天津求见大名鼎鼎的罗振玉。罗振玉号雪堂,是“甲骨四堂”之首,对金文也有研究,也曾打算校补吴大澂《说文古籀补》。他看到容庚《金文编》稿本,对这位远道而来的后辈十分赏识。两人倾谈三四小时,罗振玉鼓励他“务竟其成”,容庚感觉如沐春风,乐而忘倦。
  此后,罗振玉不仅帮助容庚印行了《金文编》,还介绍他入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罗此时兼任北大国学门通信导师,他给北大教授马衡写信推荐容庚,信中有“容庚新从广东来,治古金文,可造就也”之语。此前容庚毕业于东莞中学,并没有读过大学,他晚年常以一介中学生而入读北大研究生为自豪。容庚对罗振玉终身感激,1940年罗振玉在旅顺去世时,容庚致挽联“探殷墟之瑰奇,精鉴远过刘原父。睠楚国而憔悴,孤忠高似屈灵均”,对其评价极高。
  1926年,容庚从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毕业后,任教于司徒雷登主持的燕京大学,次年即破格转为教授。正是由于罗振玉的推荐与提携,容庚后来在古文字领域建树卓着,成为蜚声海内外的学者。
  “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
  王国维也是北大国学门的通信导师,他对容庚的学术研究同样帮助很大。1923年王国维为商承祚《殷墟文字类编》作序时,称他所见当今治古文字的青年仅四人:唐兰、容庚、柯昌济、商承祚。那时他与容庚刚刚相识,此后容庚任燕京大学教授,王国维住织染局十号,两人过从甚密,时相切磋。容庚后来追忆王国维写道:“先生沉默寡言,问非所知,每不置答。喜吸纸烟,可尽数支;当宾主默对时,惟见烟凫凫出口鼻间。其治学甚劬,而所学甚博。”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容庚《颂斋自订年谱》载:“6月1日,王国维来,久谈。次日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王国维死后,容庚也是第一批到达现场者,随后又为操办丧事而奔走,他还一直保留着王国维遗书的石印件。
  陈寅恪将王国维之死归结为“文化殉节”,他在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碑文称王国维“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文革”中,容庚“不批孔子,宁跳珠江”,无疑也是这种独立自由精神的赓续。
  “视权贵蔑如也”
  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曲学阿世,不随风俯仰,是那一代学人思想和人格的精髓,容庚也正是在这种氛围中构建学术规范、确立独立人格的,这一点从他与林白水的交往中也可看出。
  林白水是20世纪初与邵飘萍齐名的报人。容庚曾任林白水女儿的家庭教师,当时他还在北大读研究生。林家车夫看不起容庚,有一次作梗将容庚抛在半途,容庚愤怒地写信给林白水,要辞去家教职务。林白水立即辞退车夫,并叫女儿向容庚磕头请罪。容庚重回林家讲课,林白水见到他又亲自向他下跪谢罪,容庚十分感动,两人遂成莫逆之交。林白水在《社会日报》揭露北洋政府黑幕,被直系军阀张宗昌杀害,容庚集林白水文章成《生春红室金石述记》一书,并作跋颂扬他“视权贵蔑如也”。“视权贵蔑如”,也是容庚精神的写照。
  1929年,流亡日本郭沫若以“未知友”署名给容庚写信,以寻求甲骨文研究资料。时容庚任燕京大学教授、《燕京学报》主编,他无私地将自己所能搜罗到的资料全部寄给郭沫若。但对郭的政见和热心政治的行为容庚并不赞同,他曾在信中劝郭埋头于学问。1946年,容庚在重庆第一次与郭沫若见面,相谈并不欢畅,他事后与人谈起,用“退庙之僧”来形容郭,意指郭不务正业。
  1962年3月,康生驱车访容庚,在中山大学康乐园里传为奇闻。康生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他在“黑石屋”与容庚谈论文物收藏、书画鉴定,两人因容庚所藏《兰亭集序》真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令在座的中山大学领导目瞪口呆。康生敬重容庚的学识和胆量,支持他北上考古访学,还亲自为他开具给各地党委宣传部门的介绍信。
  敢言人所欲言而不敢言
  容庚著作等身,其《金文编》、《商周彝器通考》被学界奉为圭臬。但他的学术成就主要是在北京完成的,1946年,容庚南归,任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主任。1952年,岭南大学与中山大学合并,容庚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由于学术氛围和政治环境的变化,容庚无法致力于自己长期经营的彝器铭文研究,甚至也无法进行正常的学术研究。容庚将兴趣逐渐转移到书画碑帖上来,写出过《丛帖目》、《颂斋书画小记》这样的重要着作,但他常常对人说,自己“解放后一个字也没有写过”。因为,他赖以生存的学术土壤已不复存在。但是,容庚的个性在这个时期更加凸显出来,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敢言人所欲言而不敢言者,表现出一位学人的铮铮铁骨。
  1958年,中山大学中文系的董每戡、叶启芳等教授被打为“右派反党小集团”,容庚为他们奔走呼吁,学校领导警告他:“容庚,你已经到了右派的边缘!”他坐在台下大声回应:“我退休!”
  1958年“交心”运动中,容庚又有许多精彩言论,据陈世铙日记记载,容庚说:“这几天,我的思想很沉重。思想像竹子,有些地方通了,许多地方还是不通……”
  “野马”和“鬼锁”
  1966年5月,全国都在批判吴晗、邓拓,“文化大革命”一触即发,容庚仍在会上为吴晗、邓拓喊冤叫屈。他说:“毛主席自己说过‘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但现在却把这批文章(《燕山夜话》)说成反党反社会主义,还有谁敢提意见,这不是防民之口吗?这样防民之口,只好挂个牌牌‘莫谈国事’了。”就这样,容庚成了中山大学第一批“牛鬼蛇神”,与刘节、谢文通并称康乐园里的“三家村”。
  容庚曾自称野马,谁也驾驭不了,又自称鬼锁,谁也打不开。“文革”开始不久,他的研究生们就贴出大字报——《坚决砸烂容庚这把“鬼锁”!》,揭露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召开大家行动起来,“坚决砸烂这把‘鬼锁’,宰掉这匹‘野马’!把伟大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971年10月30日,批林批孔运动中,中文系教职工学习中央文件,容庚说:“斗争斗争,我心里一直不安,斗来斗去,莫须有。”“不说又不行,沉默就是反对,又一条罪状!究竟怎样做人好,如果七八亿人都拥护,中国是无敌于天下的。可是现在还有两种人,把话闷在心里,不敢说话,这不是好现象。”“整天喊思想改造,越改造越坏。”
  这就是容庚。中山大学校长黄焕秋在容庚追悼大会上致悼词时说:“在十年动乱期间,他身处逆境,备受迫害,依然刚直不阿,不讲违心之话,不作背理之事。”这是对容庚最直白、最平实的赞誉,这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