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

 
刘禹锡像
刘禹锡像
 刘禹锡(772~842年),中国唐代文学家、哲学家、诗人。字梦得。洛阳(今属河南)人,生于嘉兴(今属浙江)。贞元九年(793)中进士,登博学宏词科。翌年举吏部取士科,授太子校书。永贞元年(805),因辅助王叔文进行政治革新,先贬连州刺史,加贬朗州司马。后回京,又贬连州刺史。历夔州、和州刺史。大和元年(827),回洛阳任职。次年回朝任主客郎中,后出苏州、汝州、同州刺史。开成元年(836),改任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会昌元年(841),加检校礼部尚书衔。临终前撰《子刘子自传》。因曾任太子宾客,故称“刘宾客”,晚年曾加检校礼部尚书、秘书监等虚衔,故又称“秘书刘尚书”。现存刘禹锡集古本主要有三种:①清代避暑山庄旧藏宋绍兴八年(1138)董□刻本,题为《刘宾客文集》,属小字本,今有徐鸿宝影印本。又淳熙十三年(1186)陆游据董本重刻,称“浙本”。明清以来通行的刻本,基本上属于这个系统。②日本平安福井氏崇兰馆所藏宋刻本,题为《刘梦得文集》,属蜀大字本,今有董康影印本、商务印书馆缩印本。③北京图书馆所藏宋刻残本《刘梦得文集》一至四卷,建安坊刻本。明、清两代的毛晋、惠栋、何焯、冯浩、黄丕烈等人曾对刘禹锡集作过初步的校勘工作,但多数是抄本,流传不广。现通行刘禹锡集版本:《四部丛刊》本《刘梦得文集》,《四部备要》本《刘宾客文集》,《丛书集成》本《刘宾客文集》。此外,尚有校点本《刘禹锡集》。《新唐书·艺文志》载《刘禹锡集》40卷。宋初亡佚10卷。宋敏求搜集遗佚,辑为《外集》10卷,但仍有遗漏。  刘禹锡生前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刘白”。白居易则称他为“诗豪”,推崇备至。他的诗歌,传诵之作极多。诗现存800余首。其诗题材广阔,风格上汲取巴蜀民歌含思宛转、朴素优美的特色,清新自然,健康活泼,充满生活情趣。其讽刺诗往往以寓言托物手法,抨击镇压永贞革新的权贵,涉及较广的社会现象。晚年所作,风格渐趋含蓄,讽刺而不露痕迹。歌颂平叛战争的诗,以《平蔡州》三首、《平济行》二首最著名。尤其前者,在刘诗中有重要地位。刘诗中寄托身世和咏怀古迹一类,历来为人称道。“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富于哲理意味。《西塞山怀古》、《乌衣巷》则精警超迈,韵味深长。他与白居易、令狐楚的唱和应酬分别编为《刘白唱和集》、《彭阳唱和集》。本集中还有送僧诗一卷。刘诗取境优美,精练含蓄,韵律自然富于音乐美。其律诗绝句、古诗俱佳。七言乐府小诗吸取民歌曲调优点,音调浏亮,节奏鲜明,适于入乐。就连《平蔡州》一类古体,也具民歌的音乐美。一些六言诗和新体诗句式、节奏、用韵都与律诗不同,逐渐向长短句演变,适于配乐歌唱。此外,刘禹锡还按《忆江南》曲调填词二首。刘禹锡是古文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刘文以论说文成就最大。一是专题性的,包括哲学政治、医学、书法、书仪等方面。二是杂文。刘禹锡的散文与其诗歌一样,辞藻瑰丽,题旨隐微。事迹见新、旧《唐书》本传和唐韦绚《刘宾客嘉话录》。今人卞孝萱有《刘禹锡年谱》。

生平简介

刘禹锡像 晩笑堂竹荘画传
刘禹锡像 晩笑堂竹荘画传
   刘禹锡,字梦得,彭城人。贞元九年,擢进士第,登博学宏词科,从事淮南幕府,入为监察御史。王叔文用事,引入禁中,与之图议,言无不从。转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叔文败,坐贬连州刺史,在道贬朗州司马。落魄不自聊,吐词多讽托幽远。蛮俗好巫,尝依骚人之旨。倚其声作《竹枝词》十馀篇,武陵谿洞间悉歌之。居十年,召还。将置之郎署,以作玄都观看花诗涉讥忿,执政不悦,复出刺播州。裴度以母老为言,改连州,徙夔、和二州。久之,征入为主客郎中。又以作重游玄都观诗,出分司东都。度仍荐为礼部郎中,集贤直学士。度罢,出刺苏州,徙汝、同二州,迁太子宾客分司。禹锡素善诗,晚节尤精。不幸坐废,偃蹇寡所合,乃以文章自适。与白居易酬复颇多,居易尝叙其诗曰: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又言其诗在处应有神物护持,其为名流推重如此。会昌时,加检校礼部尚书。卒年七十二,赠户部尚书。诗集十八卷,今编为十二卷。  刘禹锡的生平事迹,见于新、旧《唐书》本传,唐韦绚编《刘宾客嘉话录》(一称《刘公嘉话录》),记录了刘禹锡晚年有关创作、学问等方面的谈话,颇具资料价值。今人卞孝萱著有《刘禹锡年谱》,对刘禹锡的生平和各种史料多有考订。   刘禹锡一生的经历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1. 从代宗大历七年(772年)到德宗贞元六年(790年):他19岁前的少年时期;   2. 从德宗贞元七年(791年)到顺宗永贞元年(805年):从他20岁到34岁走上仕途,参加政治革新时期;   3. 从宪宗元和元年(806年)到敬宗宝历二年(826年):从他35岁到55岁的贬谪时期;   4. 从文宗大和元年(827年)到武宗会昌二年(842年):从他56岁到71岁去世的晚年时期。

·家世及早年

  刘禹锡的先祖为匈奴人,东晋时入中原,故自言系出中山(治所今河北省定县),七世祖刘亮在北魏任冀州刺史,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此后刘家定居于洛阳。父亲刘绪,为避安史之乱,迁居苏州。刘禹锡生于嘉兴(当时属苏州)。《旧唐书·刘禹锡传》误作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刘禹锡在19岁之前基本上没有离开过江南。

·出仕

  德宗贞元九年(793年)与柳宗元同榜登进士,又举博学宏词科,授太子校书,升监察御史。曾与柳宗元等参加主张革新的王叔文政治集团。  贞元十一年登吏部取士科,授太子校书,开始踏上仕途。贞元十六年入杜佑幕掌书记,参与讨伐徐州乱军。  十八年调任渭南县主簿。次年任监察御史。  贞元二十一年(当年八月改元永贞)一月,德宗死,顺宗即位,任用王叔文等人推行一系列改革弊政的措施。  刘禹锡当时任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与王叔文、王□、柳宗元同为政治革新的核心人物,称为“二王刘柳”。革新只进行了半年,就遭到宦官、藩镇的强烈反对。顺宗被迫退位,宪宗即位。  九月,革新失败,王叔文被赐死。刘禹锡初贬为连州(今广东连县)刺史,行至江陵,再贬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同时贬为远州司马的共八人,史称 “八司马”。  元和九年十二月,刘禹锡与柳宗元等人一起奉召回京。  次年三月,刘禹锡写了《元和十一(一字衍)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诗,得罪执政,被外放为连州刺史。  后来又担任过夔州刺史、和州刺史。  宝历二年冬,从和州奉召回洛阳。二十二年的贬谪生涯至此结束。  大和元年,刘禹锡任东都尚书省主客郎中。  次年回朝任主客郎中。他一到长安,就写了《再游玄都观绝句》,表现了屡遭打击而始终不屈的意志。  以后历官苏州、汝州、同州刺史。  从开成元年 (836)开始,改任太子宾客、秘书监分司东都的闲职。  会昌元年(841),加检校礼部尚书衔。世称刘宾客、刘尚书。

·两度贬谪

  唐宪宗即位,王叔文改革宣告失败,刘禹锡被贬为连州刺史,行至荆南,又改授朗州司马(今湖南常德)。据湖南常德历史学家、收藏家周新国先生考证: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其间写了著名的“汉寿城春望”。"汉寿城边野草春,荒祠古墓对荆榛。田中牧竖烧刍狗,陌上行人看石麟。华表半空经霹雳,碑文才见满埃尘。不知何日东瀛变,此地还成要路津。" 。在被贬期间,刘禹锡接触到民间风俗,作《竹枝辞》十余篇,并深感不得志,创作《问大钧》、《谪九年》等诗赋数篇。  元和十年,刘禹锡与柳宗元一起被召回长安,欲任南省郎。但是刘禹锡在游览玄都观时,作《玄都观桃花》诗,讽刺时政,招致不满,不久又被贬为播州刺史。  后经御史中丞裴度以其母年迈为由说情,改授连州刺史。元和十四年,刘禹锡母亲去世,遂回洛阳守丧。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授夔州刺史。长庆四年,调任和州刺史。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年)冬卸任,并于次年春返洛阳,再次游览玄都观,作《再游玄都观》诗,表达对权贵的蔑视与自己决志。

·晚年

  刘禹锡回洛阳后,任东都尚书省主客郎中。唐文宗大和二年(828年)入朝,任主客郎中,后兼集贤殿学士。大和三年,改官礼部郎中,仍兼集贤殿学士。大和五年(831年),任苏州刺史。大和八年,任汝州刺史。大和九年改同州刺史。开成元年(836年)秋,刘禹锡因患足疾,改任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后曾加检校礼部尚书、秘书监等虚衔。晚年多病,会昌二年秋逝世,享年71岁。

刘禹锡列传(《旧唐书》)

刘禹锡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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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禹锡,字梦得,彭城人。祖云。父溆,仕历州县令佐,世以儒学称。禹锡贞元九年擢进士第,又登宏辞科。禹锡精于古文,善五言诗,今体文章复多才丽。从事淮南节度使杜佑幕,典记室,尤加礼异。从佑入朝,为监察御史。与吏部郎中韦执谊相善。  贞元末,王叔文于东宫用事,后辈务进,多附丽之。禹锡尤为叔文知奖,以宰相器待之。顺宗即位,久疾不任政事,禁中文诰,皆出于叔文。引禹锡及柳宗元入禁中,与之图议,言无不从。转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兼崇陵使判官。颇怙威权,中伤端士。宗元素不悦武元衡,时武元衡为御史中丞,乃左授右庶子。侍御史窦群奏禹锡挟邪乱政,不宜在朝。群即日罢官。韩皋凭藉贵门,不附叔文党,出为湖南观察使。既任喜怒凌人,京师人士不敢指名,道路以目,时号“二王、刘、柳。”  叔文败,坐贬连州刺史。在道,贬朗州司马。地居西南夷,士风僻陋,举目殊俗,无可与言者。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蛮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  初,禹锡、宗元等八人犯众怒,宪宗亦怒,故再贬。制有“逢恩不原”之令。然执政惜其才,欲洗涤痕累,渐序用之。会程异复掌转运,有诏以韩皋及禹锡等为远郡刺史。属武元衡在中书,谏官十余人论列,言不可复用而止。  禹锡积岁在湘、澧间,郁悒不怡,因读《张九龄文集》,乃叙其意曰:“世称曲江为相,建言放臣不宜于善地,多徙五溪不毛之乡。今读其文章,自内职牧始,安有瘴疠之叹,自退相守荆州,有拘囚之思。托讽禽鸟,寄辞草树,郁然与骚人同风。嗟夫,身出于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矧华人士族,而必致丑地,然后快意哉!议者以曲江为良臣,识胡雏有反相,羞与凡器同列,密启廷诤,虽古哲人不及。而燕翼无似,终为馁魂。岂忮心失恕,阴谪最大,虽二美莫赎耶?不然,何袁公一言明楚狱而钟祉四叶。以是相较,神可诬乎?”  元和十年,自武陵召还,宰相复欲置之郎署。时禹锡作《游玄都观咏看花君子诗》,语涉讥刺,执政不悦,复出为播州刺史。诏下,御史中丞裴度奏曰:“刘禹锡有母,年八十余。今播州西南极远,猿狖所居,人迹罕至。禹锡诚合得罪,然其老母必去不得,则与此子为死别,臣恐伤陛下孝理之风。伏请屈法,稍移近处。”宪宗曰:“夫为人子,每事尤须谨慎,常恐贻亲之忧。今禹锡所坐,更合重于他人,卿岂可以此论之?”度无以对。良久,帝改容而言曰:“朕所言,是责人子之事,然终不欲伤其所亲之心。”乃改授连州刺史。去京师又十余年。连刺数郡。  太和二年,自和州刺史征还,拜主客郎中。禹锡衔前事未已,复作《游玄都观诗序》曰: “予贞元二十一年为尚书屯田员外郎,时此观中未有花木。是岁出牧连州,寻贬朗州司马。居十年,召还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红桃满观,如烁晨霞,遂有诗以志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于今十有四年,得为主客郎中。重游兹观,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游。”其前篇有“玄都观里桃千树,总是刘郎去后栽”之句,后篇有“种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刘郎又到来”之句,人嘉其才而薄其行。禹锡甚怒武元衡、李逢吉,而裴度稍知之。太和中,度在中书,欲令知制诰。执政又闻《诗序》,滋不悦。累转礼部郎中、集贤院学士。度罢知政事,禹锡求分司东都。终以恃才褊心,不得久处朝列。六月,授苏州刺史,就赐金紫。秩满入朝,授汝州刺史,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  禹锡晚年与少傅白居易友善,诗笔文章,时无在其右者。常与禹锡唱和往来,因集其诗而序之曰:“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夫合应者声同,交争者力敌。一往一复,欲罢不能。由是每制一篇,先于视草,视竟则兴作,兴作则文成。一二年来,日寻笔砚,同和赠答,不觉滋多。太和三年春以前,纸墨所存者,凡一百三十八首。其余乘兴仗醉,率然口号者,不在此数。因命小侄龟兒编勒成两轴。仍写二本,一付龟兒,一授梦得小男仑郎,各令收藏,附两家文集。予顷与元微之唱和颇多,或在人口。尝戏微之云:‘仆与足下二十年来为文友诗敌,幸也!亦不幸也。吟咏情性,播扬名声,其适遗形,其乐忘老,幸也!然江南士女语才子者,多云元、白,以子之故,使仆不得独步于吴、越间,此亦不幸也!今垂老复遇梦得,非重不幸耶?’梦得梦得,文之神妙,莫先于诗。若妙与神,则吾岂敢?如梦得‘雪里高山头白早,海中仙果子生迟’,‘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之句之类,真谓神妙矣!在在处处,应有灵物护持,岂止两家子弟秘藏而已!”其为名流许与如此。梦得尝为《西塞怀古》、《金陵五题》等诗,江南文士称为佳作,虽名位不达,公卿大僚多与之交。  开成初,复为太子宾客分司,俄授同州刺史。秩满,检校礼部尚书、太子宾客分司。会昌二年七月卒,时年七十一,赠户部尚书。  子承雍,登进士第,亦有才藻。  (《旧唐书·列传卷第一百一十》 后晋·刘昫等著 )

文学成就

·韵文

  《陋室铭》是韵文中借物抒情的名篇,“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散文

  刘禹锡在唐代古文运动中,曾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他一生创作了大量的古文。其中最有分量者如《天论》、《华佗论》、《明贽论》等。

·诗歌

  刘禹锡擅于写诗,其诗作受到当时的众多诗人及民众的喜爱,其与白居易的交情甚笃。    *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酬乐天杨州初逢席上见赠》    *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乌衣巷》    *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西塞山怀古》

刘禹锡诗风

  刘禹锡及其诗风颇具独特性。他性格刚毅,饶有豪猛之气,在忧患相仍的谪居年月里,确实感到了沉重的心理苦闷,吟出了一曲曲孤臣的哀唱。但他始终不曾绝望,始终跳动着一颗斗士的灵魂;写下《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重游玄都观绝句》以及《百舌吟》、《聚蚊谣》、《飞鸢操》、《华佗论》等诗文,屡屡讽刺、抨击政敌,由此导致一次次的政治压抑和打击,但这压抑打击却激起他更为强烈的愤懑和反抗,并从不同方面强化着他的诗人气质。他说:“我本山东人,平生多感慨”(《谒柱山会禅师》)。这种“感慨”不仅增加了其诗耐人涵咏的韵味,而且极大地丰富了其诗的深度和力度。  刘禹锡的诗,无论短章长篇,大都简洁明快,风情俊爽,有一种哲人的睿智和诗人的挚情渗透其中,极富艺术张力和雄直气势。诸如“朔风悲老骥,秋霜动鸷禽。……不因感衰节,安能激壮心”(《学阮公体三首》其二)、“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天地肃清堪四望,为君扶病上高台”(《始闻秋风》)这类诗句,写得昂扬高举,格调激越,具有一种振衰起废、催人向上的力量。至于其七言绝句,也是别[1]具特色,如:“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浪淘沙词九首》其八) “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树小山词。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杨柳枝词九首》其一)就诗意看,这两篇作品均简练爽利,晓畅易解,但透过一层看,便会领悟到一种傲视忧患、独立不移的气概和迎接苦难、超越苦难的情怀,一种奔腾流走的生命活力和弃旧图新面向未来的乐观精神,一种坚毅高洁的人格内蕴。再如他那首有名的《秋词》: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全诗一反传统的悲秋观,颂秋赞秋,赋予秋一种导引生命的力量,表现了诗人对自由境界的无限向往之情。胸次特高,骨力甚健。  刘禹锡早年随父寓居嘉兴,常去吴兴拜访作为江南著名禅僧兼诗僧的皎然和灵澈,据其《澈上人文集纪》自述,当时他“方以两髦执笔砚,陪其吟咏,皆曰孺子可教”,这一早年经历对其后来的诗歌创作影响很深。那么,皎然、灵澈的诗歌主张是怎样的呢?皎然有《诗式》论诗,特别注意两方面,一是主张苦思锻炼,要求诗人在对词句加以精心锤炼之后复归自然,他认为这种自然才是诗的极致;二是极重视诗歌意蕴深远而气韵朗畅高扬的境界,认为“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取境偏逸,则一首举体便逸”。而这“境”即意境来自创作主体的心境,“真思在杳冥,浮念寄形影”(《答俞校书冬夜》),即诗人主观心境与审美观念乃是最重要的。灵澈没有诗论传世,但据权德舆《送灵澈上人庐山回归沃州序》说,他“心冥空无而迹寄文字,故语甚夷易,如不出常境,而诸生思虑终不可至……知其心不待境静而静”;又说他常“拂方袍,坐轻舟,溯沿镜中,静得佳句,然后深入空寂,万虑洗然”,可见灵澈也重视在主体的静默观照中赢得意境的空灵深邃,而且语言也是追求自然的。这些见解一方面受到大历、贞元诗风影响,讲究字词锤炼,不露痕迹,一方面则来源于佛教重视“心”即主观体验感受的思想。刘禹锡深信佛教,得其中三昧,在很多年以后他还说,写诗的人应该“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董氏武陵集纪》),前句即指语言的简练与含蓄,后句即指主体的观照与冥想。所以他一方面重视通过锤炼与润饰使诗歌的语言既精巧又自然,而反对多用生僻字眼,提出“为诗用僻字,须有来处……  后辈业诗,即须有据,不可率尔道也”(《刘宾客嘉话录》);  另一方面,他又极重视主体的观照与冥想,在《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诗引》中他曾说:  能离欲则方寸地虚,虚而万景入;入必有所泄,乃形于词。……因定而得境,故翛然以清;由慧而遣词,故粹然以丽。  定,是排除杂念的观照,慧,是一种灵感的获得。这样写出来的诗,便能容纳更丰富的内涵,有着更深的意境。因此,刘禹锡的诗大多自然流畅、简练爽利,同时具有一种空旷开阔的时间感和空间感。像他的名句如“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乐天见示伤微之敦诗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是诗以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都是他对历史、人生进行沉思之后的一种感悟。这种感悟以形象出现在诗里,不仅有开阔的视界,而且有一种超时距的跨度,显示出历史、现实、未来在这里的交融。  刘禹锡的咏史诗十分为人称道。这些诗以简洁的文字、精选的意象,表现他阅尽沧桑变化之后的沉思,其中蕴涵了很深的感慨,如《西塞山怀古》、《乌衣巷》、《石头城》、《蜀先主庙》等都是名篇。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西塞山怀古》)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乌衣巷》)  前一首是诗人站在西塞山远眺的感慨,在他心中,是一种永恒与短暂的强烈对比:千帆竞发、铁锁沉江,无论是战降治乱、分裂统一,这一切比起默默无言的大自然来,都不过是过眼烟云,瞬间即逝。后一首则通过王谢这些士族的旧迹变为寻常百姓家的历史变迁,呈现了人们心灵深处常有的对一切繁华与高贵都会被时间洗刷净尽的叹息。  刘禹锡的山水诗,也改变了大历、贞元诗人襟幅狭小、气象萧瑟的风格,而常常是写一种超出空间实距的、半虚半实的开阔景象,如“水底远山云似雪,桥边平岸草如烟”(《和牛相公游南庄醉后寓言戏赠乐天兼见示》),“野草芳菲红锦地,游丝缭乱碧罗天” (《春日书怀寄东洛白二十二杨八二庶子》)。再如《望洞庭》:    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    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  在这静谧空灵的山光水色中融入了诗人的主观情感,构成了一种恬静平和的氛围。不过,虽然刘禹锡说过“能离欲则方寸地虚”,但是他积极参与永贞革新,其实还是要在社会中实现人生理想;他的性格也比较倔强,所以尽管受佛教徒影响,他却不像后期的白居易那样,时而满足,时而颓废,诗中倒是常常表现出高扬开朗的精神。如《秋词》二首之一:“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同乐天登栖灵寺塔》:“步步相携不觉难,九层云外倚栏杆。忽然语笑半天上,无限游人举眼看。”都有一种高扬的力量。由于有了含蓄深沉的内涵、开阔疏朗的境界和高扬向上的情感,刘禹锡的诗歌便显得既清峻又明朗。 此外还应该提到他受民歌影响所写的一些诗篇。皎然、灵澈等人生活在民歌兴盛的吴地,而在禅宗看来,民歌率直自然、活泼朴素,正是语言的极致,所以他们也曾汲取民歌的特色来写诗,这无疑对刘禹锡有一定影响;刘禹锡又多次贬官南方,这也是民歌盛行的地方,所以刘禹锡常常收集民间歌谣,学习它的格调进行诗歌创作,如《白鹭儿》:    白鹭儿,最高格。    毛衣新成雪不敌,众禽喧呼独凝寂。    孤眠芊芊草,久立潺潺石。    前山正无云,飞去入遥碧。  诗以隐喻方式写自己孤高的情怀,但用的是轻快的民歌体。还有一些完全仿照民歌的作品,如《竹枝词》、《杨柳枝词》、《堤上行》、《蹋歌词》等,都很朴素自然、清新可爱,散发着民歌那样浓郁的生活气息,以下两首尤为传神:    江南江北望烟波,入夜行人相应歌。    桃叶传情竹枝怨,水流无限月明多。    (《堤上行》三首之二)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唱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    (《竹枝词》二首之一)

《陋室铭》与刘禹锡其人

 
石刻《陋室铭》(河南荥阳刘禹锡公园)
石刻《陋室铭》(河南荥阳刘禹锡公园)
 刘禹锡是个洒脱、乐观而自信的人。他和柳宗元第二次被贬时,行到衡阳,柳宗元写了首诗给他,颇有颓伤味,他当即写下《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的答诗,首颔二联说:“去国十年同赴召,渡湘千里又分歧。重临事异黄丞相,三黜名惭柳士师。”他引用黄霸和柳下惠的典故,表明他相信自己是正确的,只是怀才不遇,自信而乐观。这次遭贬,柳宗元是贬为柳州刺史,刘禹锡是贬为播州(今贵州遵义一带)刺史,播州当时极为边远,柳宗元认为“播州非人所居”,而刘禹锡还有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在堂,让刘禹锡带着老母亲去,于心不忍,准备和刘禹锡对换,他去播州,刘去柳州。恰好宰相裴度也在为刘禹锡说情,刘才得改贬连州。刘禹锡的遭贬和处境是更为糟糕的,但他却没有像柳宗元那样悲伤。尽管该诗腹联有“愁肠正遇断猿时”的句子,也冲淡不了他自信而乐观的精神。他在扬州见到白居易,白居易对他的两次遭贬很同情,写了首诗给他,也颇怀愁情,而他那首《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的答诗,却唱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豪情来。晚年了,老了,白居易写了首咏老诗给他,他的答诗却说:“经事还谙事,阅人如阅川。细思皆幸矣,下此便翛然。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他老了也还在回顾人生,总结经验,在”谙事”,在”阅人如阅川”,而且还有”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的欢乐情怀呢?而他这种欢乐又还不是陶醉于个人小天地的欢乐。读他的诗,我们无论如何也找不出那“有仙则名” ,“有龙则灵” ,“何陋之有”的思想来。     刘禹锡到底有没有孤芳自赏、自我陶醉的思想呢?笔者又去读新旧唐书中的刘禹锡传,所得到的印象是:刘禹锡是个热衷政治而又非常自负的人。他自称是汉代中山王刘胜的后裔,找到并牢记这个帝王之根。二十一岁中进士后,又登博学宏辞科,后来又随淮南节度使杜佑入朝,官至监察御史,仕途上颇为顺利。新旧唐书都说王叔文非常器重他,都认为他“有宰相器” 。王叔文搞政治改革时,重用刘禹锡和柳宗元,对刘柳是“所言必从”,弄到“凡所进退,视爱恶重轻,人不敢指其名,号‘二王刘柳’” 。刘成了王叔文政治改革的中坚人物。几个月后,改革失败,顺宗被迫退位,王叔文赐死,刘禹锡等被贬远州。十年后被召回京师,他看到当政者尽是新面孔,便写了戏看花诸君子的七言绝句,最后两句说:“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这引得当政者不悦,又遭贬谪,贬得更远,十四年后,又被召回,前后共贬了二十四年。在这二十四年中,皇帝换了三个,人事大变迁自不待说,这时,他又写再游玄都观的七绝,说“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很有戏谑朝政的味道。他还在诗前写了个119字的长引,说“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游”,使戏谑的情味更浓,弄得时人对他作出“嘉其才而薄其行”的评价,连很器重他的宰相裴度想重用他也只好作罢,只得“累迁礼部郎中、集贤院学士” 。裴度罢相后,他只好“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均见《旧唐书》本传)。他七十一岁离开人世,临终前不久,还抱病写了《子刘子传》的自传,公开为参加王叔文为首的政治改革运动辩护,为王叔文洗刷罪名(见《新唐书》本传)。可见,他参加王叔文为首的永贞革新运动是念念不忘,至死变的。纵观刘禹锡的一生,可知他是个热衷政治而自负的人。遭挫折后,他既不悲观,也不后悔,似乎是在韬光养晦,等待施展抱负的机会。到施展抱负无望时,也绝不后悔,临终也要写个自传来表明自己的政见。从他一生的际遇中,看不出有“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这种孤芳自赏、自我陶醉的情怀来。     到此,对被白居易称为“诗豪”的刘禹锡其人,我们可以这样概括:       中山育汝丞相器,两谪两征是刘郎。                                                              有梦终身不能得,子刘子传说断肠。     既然从他的诗作和本传中都找不出《陋室铭》的影子,斯文不如其人,那《陋室铭》是不是刘禹锡的作品呢?《辞源》“陋室”条提供了思考的线索,原文为:“唐崔沔俭约自持,尝作《陋室铭》以见志。见《新唐书》一二九本传。《古文观止》有唐刘禹锡《陋室铭》,今本《刘梦得集》无此文。”查《新唐书》崔沔传,确实有“尝作《陋室铭》以见志”的记载,但未录铭文。《旧唐书》没有崔沔传。新旧唐书都有刘禹锡传,都未提及《陋室铭》。初中语文课本说刘禹锡《陋室铭》的出处是《全唐文》。《全唐文》成书于清嘉庆十九年(1814),为钦定之书。而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古文观止》已成书面世,它比《全唐文》成书早119年,可见,最早把这篇《陋室铭》选入文集的是《古文观止》的选编者。     《新唐书》崔沔传末段说:“每朝廷有疑议,皆谘逮取衷。卒,年六十七,赠礼部尚书,谥曰孝。沔俭约自持,禄禀随散宗族,不治居宅,尝作《陋室铭》以见志。”就这一内容看,今天妇孺皆知的《陋室铭》比较合乎崔沔的实际情况,斯文如崔沔其人。有没有《古文观止》的编者误将崔沔的《陋室铭》当着刘禹锡的作品来选的可能呢?如果有,那又是他们帮了崔沔的大忙,使崔沔的作品和思想得以广泛流传了。(资料来源:贵州大学网站 作者系贵大中文系58级校友,特级教师)

刘禹锡究竟是哪里人?

    人物以山川为重,山川亦因人物而传。人们总希望伟人,名家是出自吾乡吾土。于是,名人的籍贯,出生地,往往会引起人们的争议。中国古代的诗人,李白名气最大,他的籍贯争议也最多。可至今,人们还在争论。刘禹锡是中唐著名诗人,哲学家,名气亦不小,其生之处,到之处,皆有荣焉,所以他的籍贯,出生地后世也争论不休。他的籍贯有的说是山东有的说是彭城:有的说他出生在河南洛阳,有的说他诞生于嘉兴。  其实,刘禹锡的籍贯,他自己说的分明。七十一岁时,他的《子刘子自传》,自称:"子刘子,名禹锡,字梦得。其先汉景帝夫人子胜封中山王,溢曰靖,子孙因封为中山人也。七代祖亮,事北朝为冀州刺史,散骑常待,遇迁都洛阳,为北部都昌里人。世为儒而仕,坟墓在洛阳北山,其后地隔不可依,乃葬阳之檀山原…父讳绪,亦以儒学,天宝未应进士,遂及大乱,举足东迁,以违患难。因为东诸侯所用,其后为淅西从事,本府就加盐副使,遂转殿中,主务于墑桥"。很清楚,他的远祖是汉代中山王刘胜之后,其后子孙为中山人,七代祖在北朝时,迁居洛阳,其后世世代代变为洛阳都昌里人。到刘禹锡之父刘绪才因避难东迁。这样看来,中山是刘禹锡郡望,洛阳是其籍贯,应没有问题。而且就在同一年,刘禹锡又在《汝州上后谢宰相状》中说:"忽蒙天恩,稍移迈郡,籍占洛阳,病逝江干,老见乡树。荣感之至,事倍常情。"这是他从苏州刺史调任汝州后写的。文中说,他家在河南,籍贯在洛阳,自不应有误,后来清代修《洛阳县志》,也说刘禹锡是"河南洛阳人"。  唐代人很重视郡望,总希望自己的祖上是高门望族,不少人"虚引他邦,冒为已邑",来太高身价。如昌黎韩氏为一时著姓,韩愈本是河南人,与昌黎并不沾亲带故,他却自称"厂里韩愈"。柳宗元几代人都生长在长安,因河东柳姓是望族,也便自称是河东人,刘禹锡远祖封王中山故常自称"中山刘某",友人柳宗元,韩愈等也称之为"中山梦得",而不称"洛阳刘梦得",实是当时重郡望之风的反映,不难理解。令人糊涂的是,刘禹锡从没说过自己是彭城人,而诗友白居易却称"彭城刘梦得",不知白居易此说有没有根据,彭城刘氏是高门大姓,白居易是不是推崇老师友,在郡望上也奉送他一顶高帽子呢?后世有人这样猜疑。  到了当代,刘禹锡籍贯之争更复杂,一九三六年卞孝萱先生发表《刘禹锡年谱》,认为刘禹锡籍贯是洛阳,而不是彭城,同时提出两种新说:一说刘禹锡是匈奴族后裔,冒充汉中山王刘胜之后:二说刘禹锡出生在苏州嘉兴县,理由是:刘禹锡《自传》说的"七代祖亮",是北魏的刘亮,据卞孝萱考证,刘亮是"加入洛阳籍的匈奴"人。  刘禹锡籍贯,在唐代因白居易一言而是非莫辨,卞先生创此二说,就更加复杂了。 此后有人在《徐州师范学院学报》著文,力辩刘禹锡的籍贯和出生地是彭城而非嘉兴。主要理由有:一,刘师"联墙住",不是"联墙生",曾"住"嘉兴。并不能推定他就"生"在嘉兴。二。刘,裴二人"踏芳"。同钓,至少以十几岁。刘生于七七二年,"踏芳"同钓当在七八三年左右,而此时上距刘绪天宝末东迁已近三千年。三十年间刘绪不一定长期定居嘉兴。刘禹锡可能是生长在外地而后避地或求学才客居嘉兴。他的诗文中常说"少为江南客",这证明刘禹锡少年在江南是"作客",而不是以江南为家乡,三,刘禹锡曾自称"我本山东人","山东一书生"。唐代山东,指太行山之东,淮河之北,嘉兴在江南,显然不对,而刘禹锡的郡望中山,正在"山东",彭城也在"山东",彭城当是刘的籍贯。四,据作者考证,刘绪东迁后作官,是在七六一---七六九年间。他与卢氏结婚当在此间,七十二年生刘禹锡很可能就在彭城,这样,彭城也是刘禹锡的出生地。有趣的是,河南《郑州大学学报》先后发表文章,主张刘禹锡是洛阳人,并批评刘禹锡是匈奴族后裔的说法"逻辑上说不通,而且没有可信的事实作根据"。  刘禹锡的籍贯,他自己的说法一向清楚明白,后世的看法似乎也不无根据,这段公案,迄今悬而未决。

·洛阳人?

  《子刘子自传》曰:“七代祖亮”,“遇迁都洛阳,为北部都昌里人”。  “坟墓在洛阳北山,其后地狭不可依,乃葬荥阳之檀山原。”刘禹锡的七代祖在北魏时已迁居到洛阳,祖坟营建在洛阳和荥阳两地的年代比较久,洛阳作为他的祖籍是确实的。在写《自传》之前,刘禹锡在其它诗文中已多次提到他的籍贯:《汝州上后谢宰相状》说“家本荥上,籍占洛阳。”《汝州谢上表》说:“忽降新恩,近乡为贵。”这是刘禹锡出任汝州刺史时上表答谢皇帝的话,唐代汝州治所在今河南省临汝县,从临汝到洛阳仅百十里地。因“臣久居远服,恋阙常深”,当刘禹锡回到离家乡洛阳不远的汝州时,禁不住流露出喜悦之情。  《泰娘歌并引》说“ 客闻之,为歌其事,以足于乐府云。”刘禹锡在这里自称“客”,说明自己是洛阳人。  《刑部白侍郎谢病长告,改宾客分司,以诗赠别》说:“洛阳旧有衡茅在,亦拟抽身伴地仙。”诗中表达了对祖籍洛阳的眷念。  这些诗文分别写于不同时期,可见刘禹锡是一直把洛阳称作自己祖籍的。但是,在刘禹锡的籍贯问题上,存在着许多错误的说法,需要逐一辨明:  (一)《子刘子自传》说:“其先汉景帝贾夫人子胜封中山王,谥曰靖,子孙因封为中山人也。”《新唐书》卷一六八《刘禹锡传》说:“自言系出中山”。正史用“自言”字样,就是表示此说无证据,不可信。《魏书》卷七十九《刘道斌传》说:“自云中山靖王胜之后也”,也属于这种情况。  刘禹锡既然自言是中山靖王刘胜之后,所以常以“中山刘某”自称。他写《连州刺史厅壁记》、《夔州刺史厅壁记》都是以“中山刘某”落款的。  韩愈称他为“中山刘梦得”,柳宗元称他是“中山人”,都是根据刘禹锡的自述来称呼的。  刘禹锡在《自传》中,既冒充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又说“七代祖亮”“遇迁都洛阳”,即承认自己“有胡姓之嫌”。这种由氏族问题上的自相矛盾而导致籍贯问题上不一致说法的现象,在北朝、隋、唐是常见的,不奇怪的。请看北朝庾信所写的《周骠骑大将军开府侯莫陈道生墓志铭》:“君讳道生,字某,朔州武川人也。本系阴山,出自国族。降及于魏,在秦作刘。??大统九年,更姓侯莫陈氏。”铭曰:“身胄汉祚,门承魏绪。”庚信既称侯莫陈道生“本系阴山”,即出自北方胡姓,又说他“身胄汉祚”,这与刘禹锡《自传》中的矛盾现象,是一样的。刘禹锡称“代为部落大人”的后裔刘公济为“汉室贤王后”,也是同一手法。  既然刘禹锡冒充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以“中山”为郡望,以“中山刘某”自称,他的朋友柳宗元、韩愈,后辈韦绚,《新唐书》撰写者宋代欧阳修、宋祁,也就将错就错了。实际上,“中山”与刘禹锡的先祖没有什么关系,不是他的籍贯。  (二)刘禹锡父亲的朋友权德舆在《送刘秀才登科后侍从赴京觐省序》《庾子山集》卷十五。中称他为“彭城刘禹锡”;刘禹锡的好友白居易《醉吟先生传》称他为“彭城人”,都是误以“彭城”为刘禹锡的郡望。这种为提高门第声望而乱攀郡望的现象,在北朝、隋、唐时,也是常见的,不奇怪的。唐代史学家刘知幾《史通》卷五《内篇·邑里第十九》对此现象作过很好的论述:“自世重高门,人轻寒族,竟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爱及近古,其言多伪,至于碑颂所勒,茅土定名,虚引他邦,冒为己邑??姓卯金者咸曰彭城”。《新唐书》卷八十八《刘文静传》:“自言系出彭城”,就有说明这个宰相“虚引他邦,冒为己邑”的意思。由此可见,权德舆、白居易等人称刘禹锡的郡望为“彭城”,乃是奉送一顶高帽子,不足为据。  至于后晋刘昫等人撰写的《旧唐书·刘禹锡传》,显然是沿袭了权德舆、白居易等人的错误说法,说刘禹锡是“彭城人”。《史通》中还有一段精彩的话:姓卯金者咸曰彭城,“在诸史传,多与同风,此乃寻流俗之常谈,忘著书之旧体矣。”这段话可以用来解释《旧唐书·刘禹锡传》以讹传讹的原因。  有人可能要问:既然刘禹锡不是彭城人,为什么唐王朝封他的母亲卢氏为“彭城县大君”呢?这仍是沿袭了“姓卯金者咸曰彭城”的陋习。《旧唐书》卷五十六《刘季真传》曰:“刘季真者,离石胡人也”,“封彭城郡王”。唐王朝既可封“胡人”刘季真为“彭城郡王”,自然也可封刘禹锡母为“彭城县太君”。  当然,误解彭城是刘禹锡的郡望和籍贯,也与他在《口兵戒》中称“中垒校尉”刘向为“吾祖”有关。据《史记》卷五十《楚元王世家》记载:高祖六年,刘邦封弟刘交为楚王,“都彭城”。可见,彭城自西汉起就成为姓刘的郡望。刘向作为楚元王刘交之后,是彭城人。刘禹锡又称刘向为“吾祖”,从情理上推断,也应是彭城人。但刘禹锡自己心中有数,他的祖辈和他自己没有在彭城安过家,所以刘禹锡绝口不提自己是彭城人。由于我们已考证出刘禹锡是随拓跋氏迁都洛阳的匈奴族后裔,说中山或彭城是他的祖籍,都是不确切的。

相关研究文献

·史略传记

  刘禹锡临终前写了一篇八百余字的《子刘子自传》,《旧唐书》、《新唐书》中均有《刘禹锡传》,唐、宋人笔记中也记载了他的一些轶事。

·作品集

  《刘禹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分析评价

  《刘禹锡评传》,卞孝萱、卞敏,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刘禹锡丛考》,卞孝萱,巴蜀书社,1988年版  《刘禹锡及其作品》,芦荻、朱帆,时代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刘禹锡谪居武陵》,戴至传,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  《论刘禹锡诗的历史地位》,萧瑞锋,《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6年第1期  《试论中唐政治革新对刘禹锡诗歌创作的影响》,邵之茜,《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9年第10期  《刘禹锡对迁谪文学传统的突破》,刘梦初,《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3年第4期

其他

·刘禹锡墓

  刘禹锡墓位于河南省郑州市荥阳城东二十里铺乡(今豫龙镇)狼窝刘村南高地上,古称檀山。墓北距郑州至上街公路约70米,坐北面南,有圆形土冢,冢高约7.5米,周长约20米。据民国《荥阳县志》载:“刘禹锡墓在檀山。”  1987年3月4日,郑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为郑州市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