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本汉

高本汉
高本汉
  高本汉(瑞典语: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1889年10月5日-1978年10月26日),瑞典汉学家,文字学家。歌德堡大学教授、校长,远东考古博物馆馆长。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的老师。   高本汉是第一位使用历史语言学这种欧洲治学方式研究中文的学者,他亦重构了中古汉语及上古汉语的语音。他认为最早期中文的人物代名词会有变格的情况。另一方面,他亦提倡上古汉语不单有复辅音,并构拟出13组复辅音出来。  

高本汉年表

  1889年10月5日,生于瑞典延雪平。十几岁时就已对方言研究产生兴趣,并研读一些当地的方言著作。  1907年,高本汉进入乌普萨拉大学,主修俄语。他的恩师是斯拉夫语语言学家、方言学家伦德尔教授(J.A.Lundell),曾研制过一套拼写方言的语符,对历史语音学有过贡献,其人格和学术思想,后来对高本汉的影响很。  1908年,高本汉发表了第一篇文章《用方言记录的特韦塔和穆村民间故事》。  1909年,他又发表了《瑞南与瑞中方言的分界线》一文,并附方言图一幅。  1909年完成学士课程后,高本汉便到圣彼得堡,跟伊万诺夫教授(A.I.Ivanov)学习了两个月的基础汉语,后来他得到了一笔奖学金。  1909年他取得学士学位后,靠著获得的一小笔奖学金到俄国圣彼得堡去学基础中文,自十一月到十二月随伊凡诺夫教授 (A. I. Ivanov)学习了两个月;之后又取得另一笔奖学金到中国学习方言。  1910年来到中国,用了两年的时间学习汉语并调查方言,后师从法国汉学家沙畹。  1912年,一月返回欧洲。  1912年九月至1914年四月,他返回欧洲后在伦敦停留了几个月,随后到巴黎研读了两年,师事沙畹教授 (Edouard Chavannes)。在巴黎期间,结识了伯希和教授 (Paul Pelliot)和马伯乐教授 (Henri Maspero)。  1915年5月20日,二十五岁的高本汉获文学硕士学位。次日,也就是5月21日高本汉在乌普萨拉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中国声韵学之研究》(E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同年,就任乌普萨拉大学汉学讲师。  1918-1938年任瑞典哥特堡大学教授。  1918年九月,高本汉被聘为哥特堡大学 (University of Gothenburg)东亚语言学与文化学系教授,主要教授中文和日文。他的学生有瑞典人及其他国家的学人。  1922年他再次造访中国,但却是最后一次。  1926年终于完成《汉语音韵学导论》(Phonologie chinoise)。这部著作的中文翻译版于1940年由中国知名的语言学家赵元任、李方桂和罗常培合力完成。  1931年到1936年他担任该校校长。  1939年他离开哥特堡搬往斯多科尔摩,接任远东古物博物馆馆长及东亚考古学教授。  1939-1959年任瑞典远东博物馆馆长及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  整理完成中国古字的语音之后,高本汉开始著手整理他所谓的“远古文化”(Archaic Chinese),他主要是依据《诗经》(Shijing)中的音韵。这些中国古字与远古中文注音的结果于1940年首次出版,叫《Grammata Serica》;1957年修正再版,改名为 《Grammata Serica Recensa》。  1954年,他出版了《古代与远古中文语言学概述》(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Ancient and Archaic Chinese),记述了该项重整工作所运用的资料内容、方法及结果。  1954年到1965年,他在斯多科哥尔摩大学教授了二十年的汉学研究。  1978年10月26日逝世。 

家庭背景

  1889年10月5日,高本汉出生于瑞典斯莫兰地区的荣彻平,他的父亲是一位中学教师,高本汉弟兄三人,他排行第二。大哥安东(Lars Anton Natanael)为斯德哥尔摩《新闻日报》的主编,以后在哥本哈根任斯拉夫语言学教授。弟弟希亚尔马(Gustaff Hjalmar Teodor)为隆德大学罗马法教授,后任瑞典最高法院法官。高本汉从小就对方言感兴趣,学习过当地的几种方言。在中学学习期间,他用方言写了一些小说,并且对家乡的方言进行调查,他对中国的兴趣也是从中学开始的。    

汉学生涯

  高本汉于16岁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内容是关于达拉纳省的方言。其后,他于1907年-期间就读于乌普萨拉大学,成为研究比较音韵学的斯立夫教授J. A. Lundell的学生,主修俄语,并立志将比较历史音韵学的方法应用于当时还没有人以此方法研究的中文上。由于瑞典内并没有人教授中文,高本汉前往圣彼得堡,用两个月的时间跟A.I. Ivanoff教授学习。于1910年,高本汉于中国生活,研究中文及将之分为24种方言的语音体系。  高本汉于1912年1月返回欧洲,在回到乌普萨拉之前,首先在伦敦逗留、继而到巴黎居住。他在1915年于乌普萨拉撰写博士论文,这篇论文是以法语写成的,而他以后所写的学术著作大部分则使用英语书写。  1939年,高本汉接替考古学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on)成为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瑞典语:?stasiatiska Museet;英语: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的馆长,直至1959年为止。此公共博物馆于1926年建立,收藏了安特生于1920年代在中国有关史前考古的发现,其后博物馆亦收藏较后期以及亚洲其他地区的考古文物。高本汉与安特生多年来一直保持紧密的联络,并继承安特生担任博物馆馆刊编辑的工作,直至1970年代为止。高本汉首先在这年刊上刊登自己大部的重要著作,又或者以书籍的形式出版博物馆的专题论文系列。  1946年,高本汉开始广泛抨击当时对古中国史料粗糙的编纂方法。在一篇评论汉代以前文学、题为《Legends and Cults in Ancient China》的文章中,他指出“大部分该等论著有一个共同问题,就是在处理史料时难以理解的缺乏了批判性方法”(a common feature to most of these treatises is a curious lack of critical method in the handling of the material)。高本汉在文中更特地批评于重构中国古代历史时毫无选择性地采用不同年代的文献的做法。

学术贡献

  高本汉是第一位使用历史语言学这种欧洲治学方式研究中文的学者,他亦重构了中古汉语及上古汉语的语音。他认为最早期中文的人物代名词会有变格的情况。 

·汉语音韵学研究

  高本汉在汉语音韵学方面的研究影响最大。他以《切韵》为枢纽,上推先秦古音,下联现代汉语的方言,对汉语的语音史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并对汉语的中古音系和上古音系进行了语音学的描写,为每一个音类构拟了具体的音值。这为汉语音韵和语音史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途径。中国学者一般都接受了高本汉的总原则,只是在细节问题上进行了订正。  高本汉的研究思路是:“责成自己追随着这些显赫的学者们(指清儒)的开路工作,而把现代西方语言学的方法应用到他们所搜集的材料上去,以便重建一个相当古的阶段的汉语语音系统,作为有效地研究方言的必要基础。”  在重建中古汉语的时候,高本汉主要运用三个方面的材料:韵书和韵图;汉语方言;外语借词。  在上古音的重建中,高本汉主要利用了《诗经》押韵和汉字的谐声原则,并根据他自己所构拟的中古音系(切韵音系),应用内部拟测法构拟音类的音值。  “内部拟测法”这个概念出现于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是结构语言学兴起之后将共时语言结构的分析方法应用于语言演变的研究而产生的一种方法,但它的实际应用已见于高本汉的汉语上古音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分见于《中日汉字分析字典》、《上古中国音之中的几个问题》、《诗经研究》和《汉语的词族》等不同的著述中,到1940年,他将这些研究成果加以总结、凝聚,以字典的形式写进《汉文典》。  《中国音韵学研究》是高本汉对中古汉语语音研究的结晶,《汉文典》就是他对汉语上古音系研究的集中描写。它们在中国语言学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将这种方法应用于汉语音韵史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现在已被中国语言学家广泛接受。  

·宗教研究

  古代中国宗教研究方面,他的论文《古中国的传说与信仰》(《远东古物博物馆馆刊》1946)及《中国周朝的献祭》(《远东古物博物馆馆刊》1968)咸被认为是极重要的贡献。  

·中国铜器研究

  从1930年代开始到1960年代后期,高本汉出版了一系列研究中国早期铜器的重要论文,如《早期中国铜镜上的铭刻》(1934年)、《中国铜器的起源》(1937 年)、《早期铜器饰品文字文法的注解》(1951年)、《殷商时期的武器与工具》(《远东古物博物馆馆刊》1945)、远东古物博物馆的新收藏铜器》(《远东古物博物馆馆刊》1952),以及《早期中国的铜镜》(《远东古物博物馆馆刊》1968)。 
钱玄同
钱玄同

·中国语言研究

  1926年,高本汉出版了《中国语言学研究》一书,这是他在挪威人类文化比较研究会上的发言稿,主要阐述对中国语言文字特质的看法。在阐述了汉语的特质之后,他探讨了中国语言改革的问题,介绍了胡适钱玄同等新文化巨人对汉语语言改革的激进态度。他作为西方人,看汉语带着与生俱来的“印欧语眼光”,认为他们仍然用旧文字写新文学不足效法。他感到文字的改革只有完全采取纯粹的音标系统才可能取得成功,而旧文字写的书则让专门的学者研究。在语言改革的过渡时期,采取汉字注音的方法解决书写与阅读的问题。不过看来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并未坚持这一说。在晚年总结性的著作《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结语中他承认,音位学的原则对于汉语的记录是不适应的,有待于新的学说取代之。在同书的前言中,他还暗示了汉字简化的途径之一,把后起字恢复为形制简单的古字。“人们说‘捨’这字是由形旁‘手’加声旁‘舍’组成,实际的意思是:‘舍’最初假借作‘捨’,后来又加上‘手’作为解释字义的成分;在许多古籍中,不带形旁的单一个‘舍’字都假借作‘捨’。事实上,大规模的加上形旁是汉代的事情,而在整个周朝,声旁则大多单用作假借字。用语言学的观点看来,形旁的有无实在是无关紧要的。”事实上,古本字是现行简化字的重要来源之一。 

·教学成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的学生有安德森 (Olov Bertil Andersson)、比伦斯泰因 (Hans Bielenstein)、布罗曼 (Sven Broman)、埃格罗兹 (S?ren Egerod)、何亨利 (Henry Henne)及马悦然,他们大都在斯多科尔摩受了两年训练之后,被送到中国继续学习并蒐集研究的资料。其中埃格罗兹 何亨利及马悦然后来分别成为哥本哈根奥斯陆及斯多科尔摩的汉学教授,因为他们拥有决策的权力,主导了三个斯堪第那维亚国家的汉学研究发展。至于比伦斯泰因后来成为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史教授;安德森则成为中文讲师,在乌普萨拉大学完成他的事业;布罗曼成为斯多科尔摩人种学博物馆馆长。

学术观点

  高本汉的汉字观大略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汉字可爱论  高本汉肯定了“中国文字是一种很复杂的产品。”并指出中国人对于自己独特文字的独特心理。“中国地方对于文字特别的敬爱,这种有时西洋人所不能理会的。中国文字有了丰富悦目的形式,使人能发生无穷的想象,不必西洋文字那样只是误区,所以对于中国文字的敬爱,更是增进。中国文字是一个美丽可爱的贵妇,西洋文字好像一个有用而不美的贱婢。中国文字常常很多因为艺术上的目的而写作。书法学是绘画术之母,而两者常有密切的关系,专门的书法家在中国常为一般所重视,正和第一流的画家一样。”  二、汉字原生论  高本汉本着深厚的汉学功底认为,“朴素的事实:中国的传说以文字的创设,在西元前第三千年的中叶;而一点也没有暗示着国外的来源。”因此,高本汉充满敬意地指出,“中国文字是真正的一种中国精神创造力的产品,并不像西洋文字是由古代远方的异族借得来的。”  三、汉字易学论  高本汉作为一个西洋人学习汉语研究汉语的经验就颇有参考价值。他说:“一个外国的成人,经过了一年的学习,要熟悉二千到三千的字数,并不见得有如何困难。”他的方法是:“为通常的目的而学习三四千年以来的楷体字,那并不是很繁难的工作,熟悉了几百个最普通的单体字,(许多单纯的图像),就得这各种合体字(或论理的合体字,或音标的合体字)里常见的分子;因此要学习新字,只需学习这些新字里所包含的分子,或者应用西洋的语言,来表明他们怎样的拼法。”于汉语语法,他虽没有下过音韵研究那样的苦功,却也有自己的见解:“中国的语词,好像一套建筑的木料,都是同一的形式模样,集合拢来,构成功所谓语句。”  四、汉字认同论  在高本汉的时代,不但社会语言学作为一门学科尚未诞生,就是社会学里,“认同”这一概念也没有人研究过。然而,高本汉的汉字观里,却暗合了当代的“语言认同”理论。中国地方辽阔,方言差异巨大。高本汉在调查了三十几个中国方言点之后,有了不同的认识。“在这个大国里,各处地方都能彼此结合,是由于中国的文言,一种书写上的世界语,做了维系的工具,假使采取音标文字,那这种维系的能力就要催迫了。”高本汉指出了汉字在汉语的认同,中华民族的认同,乃至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认同中发挥的决定性作用。  五、汉语汉字先进论  高本汉的汉语水平在西方汉学家里是首屈一指的。他认为:“中国语不但在应用的范围上,超过欧洲几种最通行的语言,如英语,德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而且从文化上的势力看来,也可以和这几种语言,互相媲美,立于同等的地位。欧西语言成为高等文明的传播工具,是近世几百年以内的事;至于中国有了四千年的文学”。“现在所讲的中国语是一种文明国家的语言,他在最早的时代有了丰富的词汇。”  六、汉语汉字适应论  高本汉认为:“中国口语和文言有一种特别的关系,尤其是文言的特性质,是一种用眼看得懂,而单用耳听不懂的语言,因此我们要说明一件奇异的事实,就是说,中国这种特别的文字是‘必不可少’的。”“中国人果真不愿废弃这种特别的文字,以采用西洋的字母,那绝不是由于笨拙顽固的保守主义所致。中国的文字和中国的语言情形,非常适合,所以它是必不可少的。”这是高本汉对汉字改革看法的出发点。高本汉还指出了废弃汉字的严重后果,“中国人一旦把这种文字废弃了,就是把中国文化实行的基础降服与他人了。”

学术成果  

·著作

  《中国音韵学研究》(E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陆续发表于1915—1926间)  《北京话语音读本》(A Mandarin Phonetic Reader in the Pekinese Dialect,斯德哥尔摩,1918)  《中土王国的字与笔》 (Ordet och Pennan i Mittens Rike,瑞典语,1918)  《19世纪的东亚》 (Östasien under nittonde århundradet,瑞典语,1920)  《汉语语音与汉语言字》(Sound and Symbol in Chinese,伦敦,英语,1923)  《中日汉字分析字典》(Analyt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1923)  《中国和日本的宗教》(Kinas og Japan Religioner,哥本哈根,1924)  《中国》、《日本》(斯德哥尔摩,1928)  《上古汉语问题》(1928)  《中国的思想世界》 (Från Kinas tankevärld,瑞典语,1929)  《诗经研究》(1932)  《古汉语字典》(Grammata Serica,1940,1957修订)  《〈诗经〉诠注》(BMFEA 1942—1946,共673页)  《汉语》(1946)  《〈书经〉诠注》(BMFEA ,1948—1949,共419页)  《中国话与中国文字》(1948)  《汉语入门》(1948)  《诗经》和《书经》校订本刊登于1950  《皮茨堡收藏的中国青铜器目录》(Catalogue of the ChineseBronzes in the Alfred P.Pittsburg Collection,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出版,1952)  《汉语言字简易课程》(1958)  《中国的宗教:经典的古董》 (Religion i Kina: Antiken,瑞典语,1964)  《汉朝以前文献中的假借字》(Loan Characters in Pre-Han Texts,I-V,BMFEA,1963—1967)  《左传》的注释汇编(BMFEA,1969—1970)  《汉语典籍词汇拾遗》(Gleanings for a Lexicon of Classical Chinese,I-Ⅲ,BMFEA,1972—1974)  

·论文

  《原始汉语是屈折语》(Le proto-chinois,langue flexionelle,法语,《亚细亚杂志》,15,1920)  《论左传的真伪和性质》(On the Authenticity and Nature of the Tso Chuan,《哥特堡大学学报》第32卷第3号,1926)  《中国古籍的真伪》(The Authenticity of Ancient Chinese Texts,BMFEA,I,1929)  《汉语词族》(Word Families in Chinese,BMFEA,5,1933)  《早期中国的青铜镜铭》(Early Chinese Mirror's Inscriptions,BMFEA,12)  《淮和汉》(Huai and Han,BMFEA,13,1941)  《早期东索恩文化的年代问题》(The Date of the Early Dong So’n Culture,BMFEA,14,1942)  《殷朝的武器和工具》(Some Weapons and Tools of the Yin Dynasty,BMFEA,17,1945)  《古代中国的传说和迷信》(Legends and Cults in Ancient China,BMFEA,18,1946)  《远东文物博物馆中的新铜器》(Some New Bronzes in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BMFEA,24,1952)  《汉语语音系列中的同源词》(Cognate Words in Chinese Phonetic Series,BMFEA,28,1956)  《周代中国的祭礼》(BMFEA,40,1968)  《中国古镜》(Early Chinese Mirrors,BMFEA,40,1968)  《<老子>:注》(Notes on Lao-Tse,BMFEA,47,1975)  《<庄子>:某些篇章中的疑难词》(Moot Words in Some Chuang-Tse Chapters,BMFEA,48,1976)  

重要代表作

·《中国音韵学研究》

  《中国音韵学研究》(E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是高本汉构拟中古音的代表作,陆续发表于1915—1926间,该书影响极大,标志着中国现代音韵学史的开端。
《中国音韵学研究》高本汉著
《中国音韵学研究》高本汉著
  《中国音韵学研究》一书除“原序”、“绪论”和附说“所调查方言地图”外,共分四卷:第一卷古代汉语;第二卷现代方言的描写语音学;第三卷历史上的研究;第四卷方言字汇。实际上讲了汉语语音史概论、现代方言研究中的描写方法和历史语言学研究中的共时描写、历史语言学中的历史解释方法、方言字典编纂学和编纂法。它是以中古音构拟为基点的汉语历史语音学,高本汉全面利用现代方言资料证就中古语音系统,进而由中古音系推证上古音系,并分别完成中古音和上古音的语音构拟。  在《中国音韵学研究》中,高本汉一方面参照宋朝(960—1279)及以后各朝的韵表,一方面又根据《广韵》(1007以后)中的反切,把三千一百个汉字排列成表。他比较了这些字在现代各种方言中的读音,构拟出其音值,把这些已知的音值插进表中,就可以用比以前更加准确的方式确定古音类别和各个字的古读。  高本汉并没有结束中古音研究,更没有结束由此而上推古音、下证今音的工作。重要的是,他把若干现代科学方法引进了传统音韵学,在现代方言调查这座大镜台面前映照中古音声韵系统,并首次构拟其音值,为上推古音、下证今音不仅在方法上,而且在音值的精确度上准备了条件。  作为一部重新构拟古代汉语语音系统的奠基之作,《中国音韵学研究》被国际汉学界推崇。这部著作于30—40年代由中国语言学家罗常培、赵元任、李方桂译成中文出版,在翻译中三位学者加了注释和补订。赵元任受其启发,创设了中国第一套罗马拼音字母方案。罗常培高度评价高本汉对中国语言学的贡献,“这部书不但在外国人研究中国音韵学的论著里是一部集大成的工作,就是在我们自己所做的音韵学通论中也算是一部空前的伟著……照比较语言学的眼光来看,这种构拟的价值是相当高的。所以,我们对于高本汉所得的结果,一方面要认清他是用可靠的科学方法构拟出来的,同时也得承认这种构拟的读音,对于研究中国语史学有很大的帮助”(罗常培 “介绍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载《图书月刊》1卷,7、8期)。语言学家王力曾指出,中国语言学家受高本汉影响很大,“都接受了高本汉的总原则,甚至接受了他的观点、方法”(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中日汉字分析字典》

  高本汉于1923年发表了《中日汉字分析字典》(Analyt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该著作最初在法国出版,在内容上由序论、上古音、中古音、现代北京话发音、汉字字形字音和字义的说明构成。在《中日汉字分析字典》中,高本汉对于上古汉语(约公元前800年到600年)的音韵,提出重要的假设,例如,从具有共同的谐声成分的汉字系列中,他得出结论说:在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之间这个阶段的某一时期,一些字的浊塞音声母(b、d、g)和另一些字的浊塞音韵尾必定是失落了。该著作是整整一代汉学家主要的工具书。 

·《古汉语字典》

  高本汉的学术生涯,在40年代前期达到了顶峰。他在完成中古汉语的研究之后,就开始向上古汉语攀登,从1923年到1934年,陆续发表了《中日汉字分析字典》、《上古汉语问题》、《诗经研究》、《汉语词族》等重要著述,大体完成了上古汉语的构拟。1940年,高本汉把以上研究成果以字典的形式写进《古汉语字典》(Grammata Serica)。  《古汉语字典》的编排非常清楚,使用方便,具有同一谐声成分的汉字都排在一起。汉字的字形,从甲骨文到铜器铭文和碑文再到现代字体,按年代顺序标出。汉字的词源意义、凡是认为确凿无疑的,都标出来了,而传统上比比皆是的凭空设想出来的、不可靠的词源则全部摒弃不收。所收汉字在汉朝以前的书籍中出现的意义都注出来了,并注明了出处。每个字都标出三个阶段的读音:他所构拟的汉语上古音、他所构拟的中古音和现代官话的读音。  1957年,高本汉又出版了《古汉语字典(修订本)》(Grammata Serica Recensa),其中增加了他对最古典籍所作的注释,增标上了字调,如此更能体现高本汉的研究特色。

相关书籍

  《我的老师高本汉——一位学者的肖像》,马悦然/著,李之义/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

·马悦然:我的老师高本汉

  我第一次见到高本汉是在1946年5月底的一天,当时我从鸟普萨拉来到斯德哥尔摩,我在那里紧张地准备拉丁文考试。作为学习中间的消遣,我读了英文、德文和法文版的《道德经》。我不明白,都是出自一个版本的三种译文为什么差别如此之大。我鼓足勇气,给高本汉教授打了一个电话,问他能不能在百忙之中赐教。高本汉说,要是我愿意可以到远东博物馆去拜访他,当时远东博物馆挤在斯维亚大街商学院的阁楼里。第二天他在办公室很客气地接待了我。对于我提的三种译本哪一种最可信的问题,他回答说:“三种译本同样糟糕!这部作品唯一正确的译文是我自己的,但是还没出版。”他同意借给我手抄的译本,但我必须保证一周以后还回。当我还回译文的时候,高本汉问我有没有学习中文的兴趣。我解释说,我最初的目标是将来当拉丁语和希腊语教师,最近对经典语言的学习兴趣越来越小,所以我很犹豫。“那先生为什么不学中文呢?”高本汉问我,当他跟年轻的大学生谈话时总是使用“先生”一词。当我结结巴巴地回答,这是我求之不得的时候,他说,欢迎我9月份来,那时候秋季学期的课程就开始了。  过了暑假,我没有回乌普萨拉而是去了斯德哥尔摩。当时是1946年秋天,实在无法找到一间学生宿舍。在最初几周里我在中央火车站大厅长椅上、在公园里和四路环行电车上度过很多夜晚,甚至在斯图列广场度过,那里有适合人躺着睡觉的长椅子。这些困难丝毫没有降低我得以在高本汉指导下学习中文的兴趣。  秋季开学第一节课,高本汉发给我们每个人几页《左传》,一部最具有文学性同时也是最难懂的中国经典作品。文章当然没有标点。当时我对古汉语唯一知道的是,中国文字是单音节的,文章中的每一个字只标出一个音节,读的顺序是从上到下,从右到左。(我记得高本汉说的“中文不难,只是有点儿麻烦”这句话给了我很大安慰。)课是这样上的,老师先读一段课文,然后进行讲解。高本汉读每一段课文的时候,我就用手指敲桌子,计算音节数。当高本汉读完了13个音节时,我很快就算出了课文的字数,在13个字后面加上一个句号。(我的一位同学很久以后对我说,当高本汉读课文而我用手指敲桌子的时候,我的表现太随便。)高本汉给我们上课文讲解课,每周两次,每次两小时。语言史和目录学课是在远东博物馆他的办公室里上,这个博物馆于1947年搬到历史博物馆里。在两年的课程里,高本汉给我们讲解了很多篇古文,主要选自《左传》、《论语》、《孟子》、《礼记》,汉代哲学家王充的作品以及唐宋八大家的杂文等。我们还选读了高本汉在哥德堡学院教学用过的那部17世纪小说中的很多文章。(有一次高本汉说,他通读课文的高速度是对沙畹每学期讲不了几个句子的一种抗议。)现代汉语教学只局限于很快通读高本汉自己的作品《北京话中的普通话读音》。  我们有机会在1940年代后半叶跟随高本汉读书的人接触到了有别于我们过去经历过的一种学术性教育。  没有机会跟随高本汉读书的人很难想象,听他讲课是多么大的享受。他从来不迁就我们,不用填鸭式教学,从来不用考试来检查我们对他讲课理解的程度。他似乎完全相信他的学生会全力以赴地学习。我们也确实是那样做的。在讲解课文的时候,他会晓畅地解释复杂的语言历史、训诂问题,此外,他还能让我们对于古汉语的有趣的文化世界有所了解,经常是通过大量的汉字分析进行的。当我们听大师讲课的时候,我们这些初学者似乎自己也处在科研的前沿阵地。他还教会我们听翅膀拍动下的风声和感受寻求真理的快乐。  高本汉没有在任何系统性作品里综合过对古汉语文法学的分析。像古代中国的禅师一样,他选择了传授知识“从心到心”的方法。他在讲解古汉语课文的时候,使用了很不规范的瑞典语,包括很多取自法语、德语、英语、希腊文、拉丁文里的词汇、短语和结构以及更近似的斯莫兰和西部瑞典语中的方言、土语,比用纯理论介绍更清楚地说明古汉语的语法结构。  对于我们这些学生来说,这些课文解释所给予我们的语法知识是很难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的。  1940和1950年代高本汉已经是当时最负盛名的中国古代青銅器鉴赏家。只是他似乎从来没有为他的学生讲过这方面的内容;他承担起向我们传授渊博的汉语知识而拒绝浪费时间。  高本汉和他的学生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似乎想让我们相信他不关心我们任何个人问题,然而没过多久我们就发现了他隐藏在严肃外表下面的关心和仁爱。他高深的学问、闪亮的智慧、渊博的知识和惊人的记忆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诙谐幽默,平易近人的谈吐和宽容大度的胸怀也给我们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对他对学生的忠诚(他想掩饰但没有成功),我们回报以我们从来不敢向他表达的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