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野》

  曹禺 话剧三部曲之一《原野》,反映了二十世纪初军阀混战时期中国一个农村几户人家复仇斗争的故事。

内容简介

  “野地里生,野地里长”的花金子,原与仇虎相爱,她野得火辣辣,野得有情有义,这条小村焦、仇、花三家原来感情还好,后来焦家渐渐得势,便将仇虎一家迫害,仇虎也被陷入狱,花金子也无奈嫁入焦家,她嫁了个既怕老婆又怕母亲,善良而软弱的丈夫焦大星,她面对的是焦家前妻生下的黑仔,面对一个失明却狠毒的婆婆焦母,花金子无奈认命。
  一天,仇虎从狱中逃出来了,金菊喜出望外,她重燃了旧日熊熊爱火!但仇虎却是要回来报仇的,他要向焦家讨回八年前家破人亡的血债,花金子为了避免一场血腥争斗,决意与仇虎出走,逃到少年时常嬉戏的野金菊崖,但却逃不出冤冤相报的悲惨命运……

人物表

  仇 虎——一个逃犯。
  白傻子——小名狗蛋,在原野里牧羊的白痴。
  焦大星——焦阎王的儿子。
  焦花氏——焦大星的新媳妇。
  焦 母——大星的母亲,一个瞎子。
  常 五——焦家的老朋友。
  各种幻相。(不说话的)
  持伞提红灯的人。
  焦母的人形。(举着个黑子)
  洪 老。
  大汉甲、乙、丙。
  仇 荣——仇虎的父亲。
  仇姑娘——十五岁.仇虎的妹妹。
  焦阎王——连长,大星的父亲。
  抬土囚犯火车头、老窝瓜、麻子爹、小寡妇、赛张飞、野驴……十数人。

创作背景

  曹禺在现实主义道路上获得的成功并未使他感到满足,在进行了一番新的追求,新的探索后,创作了这部与过去作品艺术风格颇不相同的《原野》。在创作中,作者采取了某些非现实的手法,表现了作者对人物精神世界的探索。它是曹禺积极探索农民社会问题的果实。剧总描写了一个农民仇虎的复仇悲剧,涌动着作家对黑暗社会的反抗热情,流露出了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同时,也反映了农村阶级压迫的某些现实状况,因此,就题材而言它是现实性很强的一部作品。曹禺在创作的过程中,其对《原野》生活素材的收集,主要是靠间接的途径获得的。因为曹禺幼年的生活环境虽也贫苦不如意,但是和其中的各种状况和农村的生活环境还是有区别的,共同的是生活感受,所以无法避免生活经验的不足,为了弥补这些不足,他采取了些非现实手法,有人认为“这种非现实的表现手法,也正好‘克服’了他不熟悉农民生活的先天困难。”这是《原野》的特殊创作背景。

作者简介

  曹禺(1910-1996),原名:万家宝,中国现代杰出的戏剧家,著有《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著名作品,他一生共写过8部剧本。曹在清华读书时有“小宝贝儿”的绰号。“曹禺”是他在1926年发表小说时第一次使用的笔名(姓氏“万”的繁体字的“草”字头谐音“曹”)。

人物的语言魅力

  在舞台上,各人物之间的对话充分地展现了《原野》中人物语言的无穷魅力,同时也让观众充分体验到了剧创者所创造出的戏剧语言价值。
  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花金子与焦母的对话
  在《原野》中的两名女性演员,一位是年轻漂亮的新媳妇,另一位则是刁钻古怪的焦母,岁目盲但思聪。而瞎子焦母与花金子偏是一对死对头,你视我为眼中钉,我看你是肉中刺,双方均以置对方死地而得到满足。焦母毕竟是婆婆,在封建农村她在年龄和辈分上均占了优势,似乎有理由对儿媳金子动辄发怒。但金子也并非一盏省油的灯,在受婆婆气的时候,也不免狠咬一口,知道焦母儿子——她的丈夫焦大星亲口说出“淹死我妈”方才解心头之恨。
  在剧中当金子的情人仇虎从十五里地外给她买来了一朵花戴,焦母岁看不见却摸到了,大骂金子是迷惑男人的狐狸精,逼金子把花扔到地上,又狠狠的踩上几脚,于是有了下面的对话:
  焦母:……死不要脸的贱货,叫你戴!叫你戴!戴到阴曹地府嫁阎王去。
  花金子:(气得脸发了青,躲在一旁,咬着牙,喃喃地)我当了阎王奶奶,第一个就叫大头鬼来拘你个老不死的。
  在对话中,金子明显地彰显了她的机智,既然你这个婆婆叫我去嫁给阎王,那我花金子可就成了阎王奶奶,同样有生杀大权,第一个,就要你的命,她巧妙地用婆婆的话机智地还击了一拳,着可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同样还有以下对话表现出了这一点:
  焦母:听什么!金子,你的心又飞了,想做火车飞到天边死去。
  花金子:谁说啦?(急于支使她出去)你不想出去坐坐,看看火车,火车在雾里飞,好看得很呢!
  焦母:(用手杖捣着地)我怎么看?我问你,我怎么看?
  花金子:(想起,支吾着)您——您不是说您没有眼比有眼还看得准。
  金子在当时为了支开婆婆,情急之中竟忘了婆婆是一个盲人,竟然叫她看火车。瞎婆婆当然机会“看”字,遂暴风骤雨般地扑来,“我怎么看?”金子也着实被问住了,对呀,她没法看啊。可是霎时的由于后,她想起婆婆曾说过“我没眼比有眼的还看得准”立即机智地以此堵住了婆婆的嘴。再上面的两组对话中,都是焦母向金子发难,把金子逼向墙角,而金子又利用婆婆的言语把问题机智地反推给了婆婆并狠狠地还击了一拳。
  ⑵正话反说,反话正说——仇虎与焦母的对话
  这是一场由仇虎而串起的悲剧,焦家与仇虎有夺地杀父卖妹之仇,又诬陷仇虎入狱八载。八年后,仇虎潜回家乡,但焦母敏锐地嗅出了来这不善,“猛虎林们,家有凶神”。为了保全焦家后代,焦母不惜将儿媳送给仇虎,并提供出走的车和钱,而这一诱惑性的条件却未移仇虎复仇之志,焦母不免恼羞成怒:
  焦母:(觉得空气紧张)哦,(短促地)那么,干妈的命,干妈的命就在这儿。
  仇虎:(佯为恭谨)我不敢,干妈,您长命百岁,都死了,您不能死。
  仇虎的言外之意是要杀了她的儿孙,让她一个老太婆独自活着,接下俩,当仇虎一次次地否定了焦母的商议条件后,焦母只好彻底地摊了底牌:
  焦母:那么,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仇虎:我说过,(着重地)跟您报恩来拉。
  焦母:(绝了望)哦!报恩?(忽然)虎子,我听说你早回来了,为什么单等大星回来,你才来?
  仇虎:小哥俩好久没见面了,他回来再看您也是个齐全——
  焦母:(疑惧)齐全?
  仇虎:(忙改口)恩,热闹!热闹!
  很明显,仇虎的“报恩”、“齐全”、“热闹”把刀口直接对准了焦母之子,淋漓尽致地在正话反说中道出复仇的决心。

戏剧人物之间的关系

  在全剧中,除去幻想角色和过场人物,主要的表演人物有六人,却有着复杂而高度艺术化的关系特点。
  ⑴主要人物:仇虎、花金子、焦母、焦大星
  在剧中,主要的人物为两位男性和两位女性,而两位女性则是生活中“显”的一对死对头,而两位男性主人公则“隐”,冥冥中吹起的悲曲,注定他们在命运中成为一对仇敌。这一对关系仅是在一个圆圈内部的矛盾。在其外部,展现出来的则是年轻漂亮的金子,联系着一个充满强烈生命力的汉子和一个老实忠厚,,怯懦的“窝囊废”;她们之间分别是情人和夫妻的关系;而焦母则与两位男主角是仇人和模子的关系;在显与隐,明与暗中,体现了人物之间关系的复杂,但同时也是真实可信的,特别是金子和焦大星这样包办婚姻所形成的夫妻关系在当时的社会也是屡见不鲜的。但把它放在剧中,为剧情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⑵次要人物:白傻子、常五爷
  剧中这两个次要人物是明显地受到焦氏支配的,他们的言行多是围绕着焦母展开的。剧中,常五爷贪财又酗酒,是一个较为典型的反面人物,有令人产生恶感的戏剧行为。例如去报告侦缉队。但他表示联系全剧走向悲剧的一根导火线,让《原野》彻底地悲;而另一个人物白傻子则是一个不能被轻视的角色,他是这场悲剧中的唯一喜剧角色。在舞台上,他仅是一个配角,是一个典型的陪衬人物,但又不单单的陪衬。他有生理缺陷,愚昧痴呆,无母无父寄人篱下。他的存在有助于展现农村生活的特定环境,表现那种原始的气氛。他的出场,常常使得悲剧的气氛得到了调节,没有他的憨痴,就无法渲染仇虎与金子关系的奥妙,也无法充分表现悲剧的特定场所。在这首悲歌中可,他可谓是一种“变奏”,他使得这首悲歌富于变化,如果一味的悲下去,往往会欲速而不达。

艺术上的创新

  纵观中国的传统悲剧中,悲剧角色的承担者一般以女子为多数,而在朱光潜的《悲剧心理学》中,也有提到“悲剧角色”这一概念:“指在全剧中属于主导地位的悲剧主人公,中国的传统悲剧角色都具有弱小善良的特征。”这与西方的悲剧理念是不同的,英国的柯尼尔曾说过:“一切悲剧的主要人物只能是一个男人”这样的观念在戏剧中未免显得有些刻板,但它同时也真实地传达了西方的悲剧理念。
  《原野》中的仇虎是一个西方式的斗士。他却生长在一个典型的中国复仇模式中,扮演着一个农民的角色。同时,曹禺也谈到:“外国剧作家的创作对我影响比较多的,头一个是易卜生。”在这个舞台上,他充分地借鉴了西方的象征手法。例如铁镣、铁轨、鼓声、黑林子,它们都象征着一种压迫。就主题而言,“原野”的本身也就是一种象征,让我们观众看到了苍莽、无边无际的辽阔空间,而活动在这个空间里的人们,也因为那种辽阔感,而感到迷茫,反而预示着无路可走。这一意象的传达,毫无疑问,用象征手法是最省笔墨的,让戏剧的悲凉感不仅在戏剧人物中得以表现,同时也在人物活动的范围中无形地渗透开来。因此,就主人公及表现手法来看,这确可称为一首中西合壁的悲歌。

艺术成就

  《原野》是一部成功之作,是一部优秀剧作,这已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对众多观众的征服所证明。首先,它的主题是积极的、有价值的。其次,但却是具有主要意义的是,这是一部具有大师气魄的艺术探索之作。这种探索,并不是以现实主义为主而又部分地融合表现主义手法,而是富于灵性地将多种艺术因素揉合起来,将一个哲理性的主题写成一部浪漫剧作,又以自然主义手法使之具有真切撼人的力量,更尝试以表现主义手法将该剧推到一个浪漫主义、自然主义无法达到的深度。这样大胆而复杂的探索,有许多实践上的得失问题和理论上具有启示性的问题值得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