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天权

  程天权,1946年3月28日生,汉族上海市人,研究生学历,中国共产党党员,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

简介

  
程天权
程天权
1965年9月入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本科,1970年毕业。1980年至1983年在复旦大学就读研究生,专攻中国法律史,取得法学硕士学位。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政治、中国高等教育、中国法制史等领域的教学和研究,主编了《中国民法史》、《邓小平理论研究》、《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中国共产党》、《法律基础》等著作。合著《中国民法史》获全国社会科学一等奖。曾在不同层次参与、组织了一些专题发展对策研究,主持和筹划“中国发展研究”、“上海21世纪研究”、“人权问题研究”、“中国精神文明纲要研究”等专题研究活动,研究报告呈送中央及有关部门,并被采用。曾在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瑞士、俄罗斯、波兰等国进行学术或工作访问,在多个国际会议中任中方主席。  1985年获上海市劳动模范称号。1986年至1991年任复旦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1991年至1995年任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1995年晋升为教授,1995年至1999年1月为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曾任上海发展战略领导小组副组长。上海市11届人大代表。1999年1月至2000年6月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国际问题研究领导组(多个研究院所)组长。2000年4月起任同济大学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2001年2月至今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主任,中共北京市委委员。

程天权:与时代同行

  
程天权
程天权
“文革”时期的大学生活:  前半段辉煌,后半段“反动”  程天权生于1946年。他的父母讲述起他出生前后的事情,基本上是两个字:逃难。  “一会儿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过来了,一会儿日本人过来了。烧杀掳掠,民不聊生。不管谁过来,老百姓都要遭殃。”  也正因为如此,待到程天权上学的时候,由衷地感到了社会的光明和安定。安定的社会、免费的教育机会加上助学金,使得程天权和他那一代人发自内心地感到要让这个社会在自己的手里变得越来越好。青年时期的程天权,对党,对人民,对真理,赤诚而热烈。  1965年,抱着当外交官的理想,程天权考上了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我上大学的时候觉得大学是一个非常神圣的殿堂。”程天权笑称。  初上大学的程天权可谓风光无限,用他的话说,是“一路放风筝上去”,担任班干部,入党,参与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和运动,意气风发。然而,后来发生的事情却远超乎他的想象:不仅好学生做不成了,连党籍也丢了,甚至连好公民也做不成了,“哗一下就掉下去了。”程天权认为这可能与自己是一个有独立思考的人有关。“文革”开始后,程天权对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的做法逐渐产生了怀疑,并参加和组织了一些反对“四人帮”的活动,甚至成为反对张春桥的“急先锋”.“四人帮”猖狂时期,他更是被打成反对“文革”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反动学生”,“连做一个好公民都不行了,更别说外交官了。”  “我们那一代人,对于上面说的话,敢于独立思考的人不多,我初生牛犊敢于独立思考,所以我就碰到挫折了。像我这样既是班干部,又是党员,又在国际政治系学习,怎么会离经叛道怀疑当时的‘四人帮’和‘文革',不是自己找霉运还能是什么呢?”程天权不无感慨。  说起今天的年轻人,程天权很欣赏的一点是:“他们不迷信,敢把脚迈出去闯。”  
程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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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霾密布的70年代:  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寻找希望
  “说起来你们可能不会相信,”程天权说,1970年大学毕业时,他们班的同学没有一个人去托关系留在大城市或者好单位,都被分到了天南海北条件很差的基层单位,然而当时他们没有任何怨言。不服从国家的分配或者讲条件,在当年是“很罕见,也是很可耻的事情”。被打成反动学生的程天权甚至贴了一张大字报,申请到边疆最艰苦的地方。  1970年,程天权被直接下放到河北秦皇岛的“五七”干校,名义上是到“五七”干校工作,实际上是在山沟里做农民。  在“五七”干校,程天权干过各种重活、累活、危险活。“林彪九·一三事件”以后,“五七”干校也不了了之了。再后来,程天权在一所中学做了几年老师,教过中学几乎所有课程。程天权的课上得很好,经常被推荐讲公开课,教学效果反响很好,因此后来被秦皇岛市教育局调去担任教育督导。  程天权回忆说,20世纪70年代是他人生历程中比较黑暗的一段时间。“不知道前途在哪里。有时候坐在山海关的山坡上,遥望秦皇岛海港的几盏灯火,想象着都市的繁华,却不知道自己和那些繁华还能有什么关系。”  “四人帮”粉碎之前那段时间,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很多大事:周总理去世、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再次下台……那时,程天权经常半夜惊醒。“我是反对张春桥的急先锋啊。张春桥当总理的话,不把我整死啊?”程天权当时的心里非常恐怖,感觉“很绝望”.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去世。那天早上,程天权正在上课,听到消息,他顿时放声大哭。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阴霾密布。“中国将走向什么地方?社会主义走向什么地方?中国会不会发生内乱?中国的经济会不会崩溃?我们这些人还有没有未来?”所有的事情一股脑儿涌了上来,“容不得你细想,情不自禁放声大哭。”  
程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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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已经失去了党籍,但下乡期间程天权一直谨记党的教导,非常努力地工作。当教师的时候,他经常讲公开课,他的课在整个唐山地区非常有名气,不久后,程天权被选到教育局去做督导。20多岁的年轻人能够被选去对学校工作进行督导,这在当时是一件令人吃惊的、非常难得的事情。尽管当地人都知道程天权的政治背景,有些活动不能让他参与,但这仍然令程天权感受到了当地领导群众对自己的肯定和信任。程天权说,自己至今仍很感激当地领导和群众的纯朴。他们看重的是他的为人,并不是“四人帮”给的结论。  “站在历史的观察点看,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灾难,但是站在今天来看,我觉得文化大革命的这段历史对我个人很重要。有时苦难的岁月对个人很重要。”“文革”期间,程天权阅读了大量的、各种各样的书籍,到过除中国西藏和台湾之外的所有省区,参加了各种各样有对有错的活动,锻炼了自己的才干。尤其在“五七”干校的时期,程天权经受了最艰苦的劳动和最艰苦的生活的考验,切身感受了中国最普通的老百姓的生活。程天权说,自己后来能吃苦,心中能够经常想着普通老百姓,和这段经历不无关系。  “如果有人说,文化大革命那个时代没有偷盗抢劫,我们要回到那个时代,我会跟他们玩命。因为我知道,那是怎么回事。”谈话间,程天权冒出的这句话使得人们仍能感受到当年那位“反动学生”的赤诚和热血沸腾。  激情燃烧的改革岁月:  “国家好了,我很开心”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程天权得到彻底平反,恢复了党籍。1980年,程天权从教育局教育督导的岗位上考研究生回到了上海。他说,自己进城,是邓小平同志复出之后实行的招生考试政策为自己创造了发展机会。  十年“文革”使得中国人才断档很严重,程天权他们这批“文革”前上过大学的人回到学校读研究生大大缓解了大学人才青黄不接的问题。这批年龄稍大、接受过比较正规的中小学和大学教育,经过了“文革”苦难的研究生,为了缩小差距和弥补失去的时光,满足国家对人才的需要,非常珍惜进入高校的宝贵时间,如饥似渴地学习。  程天权和别人不一样的经历在于,在读研究生的时候,他已是上海市委进驻学校工作组的成员,参与了复旦大学新的党委班子组建工作。因为尽管当时“四人帮”已经粉碎了,但是学校“四人帮”的残余影响还较大,这种情况迫切需要改变。因为“苦大仇深,立场比较正确”,程天权有机会参与了学校领导班子的考察工作,作为学生参与此类工作,这样的事情确实少见。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全国重点大学的党委书记大多是由具有老革命背景的同志担任。1991年,45岁的程天权被任命为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1995年担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成为新中国重点高校中最年轻的第一位直接从大学培养出来的大学党委书记。此后,程天权开始了自己的“书记生涯”,先后担任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同济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党委书记等职务。“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当书记。这是历史的选择。”  2008年,程天权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程天权认为,成功的标准不能用是否担任政协委员或者担任领导职务来衡量。“菜市场上的小商贩,他没有短斤缺两,他对得起良心,活得痛快,我觉得他挺成功。相反,很多人官当得很大,家里很多钱,但是整天可能因为亏心事担惊受怕,我觉得他没有什么成功的。”  “我还想要什么?”程天权脱口而出,“想要的东西太多了!”此言一出,引发众人大笑。程天权却一脸认真,“首先,我想要的是我们的国家又好又快地发展。现在,我国发展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发展的质量方面的问题还很多。在国际上,我们还是受打压受欺负的。在国内,还有很多人过着很穷的生活。我希望我们能够健康地发展,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接受好的教育。国家发展好了,我们也开心。国家如果不好,个人也好不了。我想要我们的学生身体、心理都很健康,学会终身学习的方法、学习的本领和学习的习惯,在迅速变化的世界中能够不断适应和发展。”  “我个人嘛,我想,”程天权停顿了一下,“没有什么想要的东西。我自己每一天都能过得很充实、很愉快,我非常满足,希望家人和自己都很健康,这就很好了。”  “这几十年我非常幸运:苦,我吃了;乱,我经过了;好日子,我也赶上了。’文革‘开始时,我已经是大学生了,开始学习独立思考;改革开放时,我已经30多岁了,对它必然发生能理解了;之后我又亲身经历并参与了这一伟大的历史变革和改革开放;现在我还在更深入地思考,还在努力做事,我很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