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弢

  唐弢(1913年3月3日-1992年1月9日),原名唐端毅,字越臣,曾用化名王晦庵、郑子光。出生于浙江 宁波镇海(现江北区甬江街道畈里塘村),现代散文、杂文作家,藏书家;中国现代文学史、鲁迅研究学者。曾用笔名“晦庵”、“风(凤)子”、“凤”、“若思”、“潜羽”、“韦长”、“怀三”、“仇如山(仇山)”、“桑天(桑天导)”、“南宫离”、“唐弓衣”、“忍士”、“公衣”、“双替”、“将离”、“横眉”等。

生平简介

唐弢先生
              唐弢先生
  唐弢,浙江镇海人。少年时由亲戚资助,念书至初二即被迫辍学。16岁考入上海邮局当拣信生。1930年后,在底下党领导下参加工人运动,与邮政工人、店员等组织读书会,业余从事文艺活动。1933年起在鲁迅的影响下,开始写散文和杂文。同年6月在《自由谈》上发表散文《故乡的雨》,为其处女作。杂文则写得简明而富文采,师法鲁迅。
  抗战爆发后,参加了1938年版《鲁迅全集》的编校工作。后编辑《文艺界丛刊》。1942年后一度离开邮局。
  抗战胜利后,重回邮局,并与柯灵合编《周报》,参加反内战、反饥饿的民主运动。《周报》被禁后,开始编辑《文汇报》副刊《笔会》。解放后,曾在上海邮政工会、全国文协上海分会、复旦大学等处任职。1953年任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书记处书记,并任《文艺新地》、《文艺月报》副主编。1956兼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1959年起调北京任中国科学院文学院研究所研究员。
  除散文写作外,致力与鲁迅研究和现代文学史研究,成果甚丰。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以论带史,从作家作品分析中找出规律,将文学的历史发展线索清理清楚,总结了近30年的文学史研究成果。逝世前从事《鲁迅传》的写作。

著作书目

  推背集(杂文集)1936,天马  海天集(杂文集)1936,上海新钟书局  文章修养 (理论集)1939,文生  摄影集(杂文集)1940,文生  短长书(杂文集)1940,上海北社  劳薪辑(杂文集)1941,改进  识小录(杂文集)1947,上海出版公司  落帆集(散文诗集)1948,文生  上海新语(评论集)1951,文江  可爱的时代(评论集)1951,平明  向鲁迅学习(理论集)1954,平明  唐弢杂文选 1955,人文  学习与战斗(杂文、评论综合集)1955,新文艺  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理论)1957,新文艺  鲁迅先生的故事(故事集)1957,上海儿童  鲁迅在文学战线上(理论集)1957,中青  繁弦集(杂文集)1958,作家  莫斯科抒情及其他(散文诗集)1958,作家  书话 署名晦庵,1962,北京;增订本《晦庵书话》,1980,三联  燕雏集(理论)1962,作家  创作漫谈 1962,作家  二娃子(诗集)为张乐平配画,1964,上海儿童  春涛集(杂文集)1979,四川人民  海山论集(理论)1979,人文  鲁迅——文化新军的旗手(理论)1979,湖南人民  回忆·书简·散记(散文集)1979,上海文艺  唐弢近作(杂文集)1982,四川人民  生命册上(散文集)1984,浙江文艺  鲁迅的美学思想(理论集)1984,人文  唐弢杂文集 1984,三联  鸿爪集(杂文集)1985,海峡  创作漫谈(增订本)1986,浙江文艺  晦庵序跋 1986,湖南人民  劳歌行(散文诗、旧体诗集)1986,花城  鲁迅全集补编 1946,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全集补遗续编 1952,上海出版公司  中国现代文学史(1—3)主编,1979—1980,人文  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 主编,1984,人文

人物评价

  唐弢:未完成的雕像
  唐弢的一生,一直生活在鲁迅的影子里。从1933年开始写作起,他就一直没有离开对鲁迅的追寻。在鲁迅的诸友人和学生中,他是唯一终身以研究鲁迅为业的人。所以,欲了解鲁迅以后中国文化的思潮,唐弢的文字有很大价值。但唐弢不是思想家,说其是书话家、杂文家,倒更为确切。因此,理解唐氏,要想从中找出思想家的气魄和才学,十分困难。但我觉得,唐弢文字间疏散出的气息,他的矛盾的、复杂的心态,可以让人读出知识分子心灵中深切的东西,这一点,使他的文字便获得了“史”的价值。
  1913年,唐弢出生于浙江省镇海县一个农民家庭。他只有初中二年的学历,因为家贫,于1929年投考上海的邮局做了拣信练习生。20岁时,开始了散文和杂文的创作,并模仿鲁迅的笔调,从鲁迅那儿,学到了许多东西。唐弢有很高的才学,文章写得老到沉着,很像鲁迅的风格。有的小品,竟到了乱真的地步。有一次鲁迅见到他说:“唐先生做文章,我替你挨骂。”这是个有趣的明证。
  唐弢的杂文确实很好。他很注重现实问题,有些题目很锋利,内容也很见现实性。因为出身苦,懂得下层人的冷暖,文章便很少贵族的东西。但唐弢又很文气,喜欢文人小品,羡慕书香中人,所以文字也雅得很。他后来走向书话写作和文学研究之路,恐怕与这一心理也有关联。但对中国文化的深层问题,唐氏的文字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这是一眼就可以看出的。可他抓住世相的一点,展开下去,对事物的认识很有力度,也给人以厚重的感觉。唐氏在年轻的时候,过于模仿鲁迅,连语气、题旨都跟着先生跑,就显得拘谨,不大气。模仿毕竟是把心态置于一个框子里,不放松己身,就多了障碍。只是后来把精力放到书话写作中去,心态就自然多了,他才找到了真正的自我。
  在他的一生里,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从鲁迅的思想中汲取营养,成为生命的核心。1936年,当“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两个口号论战的时候,唐弢对复杂的事态看得并不清楚,对“第三种人”的观点也模糊得很。若不是鲁迅的提示,他很可能做出另一种价值选择。唐并不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他后来回忆说:“完全要感谢鲁迅先生的远见,以及他在政治上对青年的关怀和提挈,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鲁迅都是我们这一群的指路人——一群热情有余、经验不足的青年的指路人。”
  鲁迅逝世后,他自觉地成为鲁迅思想的宣传者,他先后编辑了《鲁迅全集补遗》、《鲁迅全集补遗续编》。1959年,他由上海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开始把大量精力用于鲁迅研究上。但从20世纪50年代直到70年代末,在那样“左”的文化氛围下,他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由学人。只能在一定框子下研究鲁迅,所以,那时写下的文字,留下了许多时代的痕迹,遗憾的东西很多。由于鲁迅的原因,他在中国文坛上一直被人们尊重着,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未像别的知识分子那样沦人惨境。当鲁迅被当成棍子,成了文化萧条时代的独尊的“神”的时候,中国会有真正的鲁迅研究么?唐弢的历史处境是尴尬的。那时不仅没有鲁迅的切实的研究,也可以说没有真正的自我。唐弢的许多时光都消磨到无聊的文化之旅中去了。
  唐弢的心态一直处于一种矛盾的、真俗二谛的争斗中。他在骨子里,不属于战士类型的人,在学术研究完全意识形态化的时候,他变得小心翼翼,并不见其精神上的锋芒。倒是书话的写作大放光彩,这类中性的、无鲜明意识形态化的文体,释放着他的情怀。小品心态,是唐一生中相伴最久的东西。他写长篇大论的文章,总像在戴着镣铐,读了很难说有什么新鲜之处。但书话、藏书之中,却留下了诸多诱人的故事。一个曾跟着鲁迅呐喊的青年,后来渐渐远离着鲁迅真实的世界,只好以另一种心态自娱与解脱,这是六七十年代唐弢的无奈。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必须服从组织的安排,也要做些自己力所弗及的工作。一些重大的文化问题、学术问题,必须表态、必须躬行去做,这在那时是无法逃脱的。唐弢在致友人的信中,称自已是“俗人”,每年要把大量精力花费到非学术的问题上。为了保全自己,似乎只有如此!他似乎已意识到了自己的脆弱,在严酷的斗争中,有时不得不说些言不由衷的话。我在读他致友人的书信中,看到了他内心的这一苦闷。
  1972年12月9日,他在致单演义的信中说:“关于鲁迅文章,自己想想,实在不值得出版,倘需出,非大动手术不可。而我现在情况,精力时问都不允许。文学所刚受一个任务,编一部四卷本《鲁迅选集》,注释力求准确可靠。曾有一些年轻同志帮忙,我个人也只得全力以赴,由于我是国家干部,党员,总得先公后私,因此前信曾告以目前无法应命也。四卷本虽预定一年完成,我看是要展期的。就我个人而论,也很想埋头做些工作,不大想抛头露面了。”六七十年代的唐弢,心事重重,他露出了自己的难处。当倒扬责令让他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时,除了在史料上尽力探究外,文化思潮的思考,都不能有过格的地方。他显得很不从容,许多真切的观点,并不能在文字中体现出来。而“左”的思潮,又使他在研究领域中,看问题绝对化,不能从多种角度上审视文学史的脉络。他有自己的苦涩,有些并不能为外人明了。我翻看他在藏书与品书时体现出的优雅韵致,与其学术论文中呈现出的完全不同的格调,读到了他复杂的心态。
  唐弢在很早的时候,就发誓搞一部鲁迅传,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他的许多工作都围绕着鲁迅进行的。他很注重资料,哪怕是些细节,也不放过。这和那些只注重思想、玄学、时风的人比,形成对照。唐弢年轻时代与鲁迅有过接触,自有他自己心目中的鲁迅,虽有时显得保守一点、持重一点,但对史实的认真态度,使他的鲁迅观显得较为厚重。
  唐先生不止一次地说过:要写一本真正的鲁迅传,须像曹雪芹写《红楼梦》那样,耐得寒窗之苦。但唐先生一病不起,现存的十一章《鲁迅传》,已成其学术生涯的绝笔。
  我翻着他的遗稿,总觉得像唐先生一生中走得最长、用力最苦的一段精神跋涉。我十分愿意读这部残稿,它确实耐读,文章虽没有浓彩重墨,没有过于感性化的渲染,但这半带考据、半带论述的文体,仿佛他的某些被延长了的“书话”一样,有一种精善秀雅之气。
  唐弢的晚年,强烈地感受到了来自于自己学生们的挑战。这种挑战的核心不是别的,乃是知识结构与心理结构受到新思潮的无情撞击。难道以往的思路都错了?难道已经落伍了?从他晚年的许多短文和言论中,我觉察到了这位老人的困顿。
  他最后一次到鲁迅博物馆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时,曾有一个较长的发言。那发言的主旨,是谈鲁迅世界的多样性。我记得他反复强调鲁迅个性的“野性”问题和“莱谟斯”精神。在强调此观点时,他是极其郑重的。这实际上表明,他已经接受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学术界的某种观点。这在他那里或许可以说是晚年的一大飞跃。因为,他已经开始力图摆脱旧我的束缚了。
  晚年的唐弢是寂寞的。20世纪50年代的那种带有盲从和理想主义的情调,有些弱化了。他对现代文学诸大家的品评,已开始逐渐脱离旧有的窠臼。在对人生与社会的思考上,他的确染上了鲁迅式的孤独感。他的焦虑一方面表现在对传统文化惰性的失望;另一方面,也表现在对自我价值的失落上。有段时期,他甚至对要投考自己门下的研究生们的热情表现出一种悲凉感:何苦考我的研究生呢!唐先生尽管难说是否已真正大彻大悟了,但他内心,和鲁迅的那种悲苦,确有相似之处。
  读罢他的残稿,掩卷思之,不禁为这位文学老人的永不休止的攀援精神所感动。这与其说是为鲁迅写传,不如说是为自己乃至为自己这一代人的精神史写传。创见与局限、真知与偏见、自信与惶惑,在这里形象地外化出来。
  考察唐弢的一生,无沦是研究鲁迅也好,从事杂文、书话写作也好,内心始终被多元的精神困扰着。他一直想在自己的世界里调和这些观念,并在鲁迅的精神里将其统一起来。但并未奏效。唐弢算不上大思想者,与同代的顾准、钱锺书诸人比,均有差距。但他的矛盾的心绪,他的对一座精神塑像刻苦雕饰的生命之旅,看起来依然让人心动。每每谈起唐弢,就想起他终其一生的精神主题,这一主题,在今天依然被继续着。

唐弢文库

  唐弢先生是一位伟大的藏书家,他集毕生的积蓄和精力,收集、保藏和研究各种中国现代文学著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成了一个中国现代文学的藏书专家,获得了“中国现代文学第一藏书家”的美称。他的两套住房都被书塞得满满的。常常可以看见中外的文学家、研究家在他的书房里找书看书,因为只有在他那儿才能找到外面没有的书。唐弢先生的藏书之丰之精早已闻名天下。巴金先生就一再告诫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工作人员,一定要在唐弢先生生后想办法把他的藏书保存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因为有了他的书就有了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一半资料。巴金先生的话非常形象地概括了唐弢藏书的珍贵价值,指明了它的权威性和重要性。唐弢先生去世之后,唐夫人沈薭云女士和他们的子女就在为唐弢藏书寻找一个妥善的去处,让它们尽最大可能得到良好的保护和充分的开放和利用。经过他们的认真考察,反复比较和讨论,在六家大的单位中选中了中国现代文学馆来收藏唐藏书。签署捐赠协议之后,中国现代文学馆派了一支由五人组成的小分队走进唐家,在2000年中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来接收这批藏书,成立了以唐先生命名的专门文库,叫“唐弢文库”,又用了两年时间进行编目,科学分类、鉴定和上架,终于查清了“唐弢文库”的家底:共计有藏品4.3万件,其中杂志1.67万件,图书2.63万件。书目清单由北京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