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

李商隐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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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商隐(约812年或813年~约858年),中国唐代诗人。字义山,号玉谿生、樊南生。原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祖辈迁荥阳(今属河南)。初学古文。受牛党令狐楚赏识,入其幕府,并从学骈文开成二年(837),以令狐綯之力中进士。次年入属李党的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府,王爱其才,以女妻之。因此受牛党排挤,辗转于各藩镇幕府,终身不得志。  李商隐曾自称与唐朝的皇族同宗。经张采田考证,确认他是唐代皇族的远房宗室。但是没有官方的属籍文件证明此事,因而可以认为李商隐和唐朝皇室的这种血缘关系已经非常遥远了。李商隐数次在诗歌和文章中申明自己的皇族宗室身份。不过,很显然他并没有因此得到任何的现实利益。李商隐的家世,有记载的可以追溯到他的高祖李涉。李涉曾担任过最高级的行政职位是美原县令;曾祖李叔恒(一作叔洪),曾任安阳县尉;祖父李俌,曾任邢州录事参军;父亲李嗣,曾任殿中侍御史,在李商隐出生的时候,李嗣任获嘉(今河南获嘉县)县令。  李商隐的诗作文学价值很高,他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都在家族里排行16,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在《唐诗三百首》中,李商隐的诗作有22首被收录,数量位列第4。李商隐诗现存约600首。其中政治诗感慨讽谕,颇有深度和广度。直接触及时政的诗很多,尤其是《行次西郊作一百韵》,从农村残破、民不聊生的景象,追溯唐朝200年的治乱盛衰,风格接近杜诗。他的抒情诗感情深挚细腻,感伤气息很浓,如“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登乐游原》)。李诗抒情,较少直抒胸臆,而特别致力于婉曲见意,其诗往往寄兴深微,余味无穷。但刻意求曲有时也带来晦涩难懂的弊病。他的咏物诗体物工切,摹写入微,能以典型特征的刻画和环境气氛的渲染,表达事物的内在神韵,寄寓作者的情怀。
姚培谦分体笺注《李义山诗集》页面 松桂读书堂乾隆刊本
姚培谦分体笺注《李义山诗集》页面 松桂读书堂乾隆刊本
  无题诗是李商隐的独创。它们大多以男女爱情相思为题材,情思宛转沉挚,辞藻典雅精丽。如“昨夜星辰昨夜风”、“相见时难别亦难”二首。也有的托喻友朋交往和身世感慨,如“待得郎来月已低”和“何处哀筝随急管”二首。还有一些诗寄兴难明。此外,有少数艳情篇什,轻薄浮艳。这些诗并非作于一时一地,亦无统一思想贯穿,多属于诗中之意不便明言或意绪复杂无法明言的情况,因而统名为“无题”。由于它们比较隐晦曲折,千百年来解说纷纭。  李商隐诗歌的基本风格是情深词婉,能于秾丽中时带沉郁,流美中不失厚重,对后世的诗坛和词坛影响很深。其诗继承面较广。其七律成就最高,继承了杜甫精严顿挫的特点,又融合了齐梁诗的秾艳和六朝民歌的清丽,以及李贺诗的幻想象征手法 ;其词旨隐晦的作风受阮籍影响 ;一些长篇古风如《韩碑》接近韩愈的歌行;一些抒情写景小诗淡语天成,绰约多姿,不失盛唐绝句风味。李商隐是晚唐骈文的代表作家。其骈文属对工整,用事精切,疏密相间,气韵自然。名作《奠相国令狐公文》、《重祭外舅司徒公文》、《上河东公启》,情真意切,委婉动人。但其骈文多官场应酬文字,内容较贫乏。其散文现存较少。此外,还有一些意在讽世的杂文体短赋。   李商隐事迹见新、旧《唐书》本传,《唐才子传》,近人张采田《玉溪生年谱会笺》及岑仲勉专文《〈玉溪生年谱会笺〉平质》。有《李义山诗集》、《樊南文集》和《樊南文集补编》。

生平简介

李商隐画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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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商隐,字义山,怀州河内人。令狐楚帅河阳,奇其文,使与诸子游。楚徙天平、宣武,皆表署巡官。开成二年,高锴知贡举,令狐绹雅善锴,奖誉甚力,故擢进士第,调弘农尉,以忤观察使,罢去。寻复官,又试拔萃中选。王茂元镇河阳,爱其才,表掌书记,以子妻之,得侍御史。茂元死,来游京师,久不调,更依桂管观察使郑亚府为判官。亚谪循州,商隐从之,凡三年乃归。茂元与亚皆李德裕所善,绹以商隐为忘家恩,谢不通。京兆尹卢弘正表为府参军,典笺奏。绹当国,商隐归,穷自解,绹憾不置。弘正镇徐州,表为掌书记。久之,还朝,复干绹,乃补太学博士。柳仲郢节度剑南东川,辟判官、检校工部员外郎。府罢,客荥阳卒。商隐初为文,瑰迈奇古。及在令狐楚府,楚本工章奏,因授其学,商隐俪偶长短而繁缛过之。时温庭筠、段成式俱用是相夸,号三十六体。《樊南甲集》二十卷、《乙集》二十卷,《玉溪生诗》三卷。今合编诗三卷。  李商隐是中国晚唐时期最重要的诗人,也是中国诗坛上最有特色的大诗人之一。  李商隐远祖与唐皇室同宗,但支派已远,属籍失编。从高祖、曾祖至其祖父,只做过美原县令、安阳县尉、邢州录事参军,其父也只做过获嘉县令。李家世代短命,他的祖父、父亲均英年早逝,他也只活到四十七岁。李商隐约十岁时,父亲早卒,家境贫寒,使他从十二岁起便为人家从事抄写等佣作。十六岁时便能著《才论》、《圣论》,以古文为士大夫所知。十八岁被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聘为巡官,并从令狐楚学骈文。二十六岁(开成二年)登进士第,这年令狐楚死。次年,李商隐入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并娶其女。由于王茂元与李德裕的“李党”关系稍密切,而令狐楚及其子令狐则是牛僧孺“牛党”的人,故李商隐被令狐视为“背恩”、“无行”。开成四年(839)李释褐为秘书省校书郎,调弘农尉。会昌二年(842)以书判拔萃,为秘书省正字。因母丧居家。次年岳父王茂元卒。会昌五年服丧期满,重任秘书省正字,时已三十四岁。宣宗大中元年(847)起,李商隐先后从桂管观察使郑亚为支使兼掌书记,从武宁节度使卢弘止为判官,得侍御史衔,卢弘止卒后又依东川节度使柳仲郢为书记、判官、掌书记,大中六年曾被奏请加检校工部郎中衔。大中九年,柳仲郢奉调回长安任盐铁转运使,李商隐改任盐铁推官。大中十二年(858)柳仲郢改任刑部尚书,李商隐罢盐铁推官,不久病卒。  李商隐空有政治抱负和政治才干,却始终没有施展的机会,诚如崔珏《哭李商隐》诗所说: “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  晚唐时期,唐王朝已是一蹶不振。中唐以来的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愈演愈烈,以至出现“甘露之变”,皇帝也成了宦官手里的木偶。据说宣宗是个很有作为的皇帝,今天国内外的史学家还叹息,如果唐宪宗直接将皇位传给这位皇弟,唐末几十年的历史将会发生根本的改变。然而,即便在宣宗当政时期,贤相李德裕不仅继续被贬,而且又重贬为潮州司马、崖州司户,比唐武宗更甚,还恢复钱重物轻的积弊……国运的凋弊,使诗人对国家的前途、个人的遭际都感到暗淡,从而使李商隐在诗中发出“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慨叹。李商隐诗中虽也有“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的愿望,但现实距离诗人的理想实在太远,当他因“活狱” 得罪上司,叹息自己任弘农县尉官卑职微: “却羡卞和刖双足,一生无复没阶趋。”这是字字血泪的诗句,连卞和被刖去双膝都值得羡慕,只因为他从此不必趋奉上司而忍气吞声。诗人为生计所迫却不能不依旧要“没阶趋”。诗人身当末世(虽然他的死下距唐王朝的灭亡尚有整整半个世纪),面对满目疮痍的人世,诗人发出忧国伤时的悲歌,如“甘露之变”后写的《有感》、《重有感》、《赠刘司户》、《哭刘》、《哭刘司户》,并示现“安危须共主君忧”,“岂有蛟龙愁失水,更无鹰隼与高秋”的深重危机感。李商隐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虽不很多,但有相当的深度,尤其是他早年所作《行次西郊作一百韵》,堪称继杜甫《奉先咏怀》及《北征》之后的一篇光辉的史诗。    李商隐的咏史、咏物诗是颇见功力的。晚唐衰败,处处出现末世景象。李商隐在一些咏史诗中借古讽今,如《贾生》诗中讽刺汉文帝“不问苍生问鬼神”,《瑶池》诗中“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之讽刺统治者妄求长生不老等。中晚唐皇帝沉湎声色,宴游畋猎无度,诗人写下许多讽刺南朝、隋炀帝、唐玄宗的诗,名为咏史,实为讽今。    李商隐更以写爱情诗著称,是我们历史上最著名的爱情诗作家之一,以至“无题”成了爱情诗的同义词。他的许多爱情诗写作的时间及对象都难以考定,而且常带有隐秘的性质与浓重的悲剧色彩。    随着时代的盛衰变化,李商隐诗中已不复有盛唐及部分中唐诗人的宏放开朗气象而代之以沉郁幽怨,感情也由清晰转为隐约,语言由潇洒飘逸、通脱流畅变为精雕细琢。随着作者生活面的缩小,李商隐诗由青少年至晚年,更多个人内心体验。    李商隐诗用典故颇具特色。他是唐代用典最多的诗人,无论语典、事典,甚至某些神话传说,他都能随心所欲地用于诗中,变幻莫测,表达出隐曲之意、难言之情。他的诗在语言上也颇具特色,有的纯用白描,不加雕琢,有的诗句既华艳,又精炼。语意含蓄也是其显著的特色。朱鹤龄说: “义山塞当涂,沉沦记室,其身危,则显言不可而曲言之;其思苦,则庄语不可而谩语之。计莫若瑶台琼宇、歌筵舞榭之间,言之者可无罪,而闻之者足以动。” (《笺注李义山诗集序》)李商隐善于以朦胧的形态表现复杂变幻的内心情绪。他大大发展了七律诗,其七律反复回环、对偶整炼,赋予了诗章以更强的表现力。  李商隐因早逝,生前未能为自己编集。宋初西昆体诗人杨亿苦苦搜求,仅得二百八十二首,又经钱若水摭拾,才得四百多首。今本李商隐诗有六百多首,其中一百多首系钱若水之后的两宋人补辑而得。今《四库全书·集部》所载之《李义山诗集》三卷,相传即为明末崇祯七年(1634)护净居士参考两种北宋本校勘抄成。因此,他的诗集中往往混入他人的作品,如白居易《送阿龟归华》、无名氏之《失题》长律,据今人考定,均为混入的他人之作。此外可考定的《赤壁》、《定子》是杜牧的作品,《垂柳》是唐彦谦之作,《灵伽寺》为许浑所作,今人叶葱奇先生还怀疑其集中《子初全溪》、《子初郊墅》、《过招国李家南园二首》亦为他人之作羼入。    李商隐诗集注本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有刘克、张文亮注本,今不传,刘、张为何代人亦不可知。故元好问《论诗绝句》中谓“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明末释道源曾为义山诗作注,王士祯论诗绝句有曰: “獭祭曾惊博奥殚,一篇《锦瑟》解人难,千秋毛郑功臣在,尚有弥天释道安。”诗中之“释道安”即指释道源。清初朱鹤龄注李义山诗,亦参考了释道源之注,谓此注“征引虽繁,实冗杂寡要,多不得古人之意。”朱鹤龄注删取其什一,补葺其什九。后之注义山诗者,如程梦星、姚培谦、屈复、陆昆曾、冯浩以至近人张采田笺注李义山诗时,均参考了朱鹤龄注本。    冯浩注本较晚出。冯浩注本纠正了朱鹤龄所作李商隐年谱中的多处疏漏,对诗的多处理解也纠正了朱鹤龄的错讹。冯浩以扎实的史学基础,又吸引了前人的成果,融会李商隐的文集,对李商隐诗中涉及的大量语典、事典及人物典章制度等,均能一一注明其出处,加以考证。对诗人的创作意图,冯氏也加以演绎串解。冯浩注本是明清研究李商隐诗的集大成者之一。近年唐诗研究者又从《永乐大典》、《浩然斋雅谈》、《锦绣万花谷别集》、《全芳备祖》、《合璧事类》等书辑出若干首佚诗。    据《宋史·艺文志》所载,李商隐有赋一卷、杂文一卷,文集八卷,四六甲乙集四十卷,别集二十卷,诗集三卷,《蜀尔雅》三卷,《杂纂》一卷,杂稿一卷,《金钥》一卷,《桂管集》二十卷,《使范》一卷,《家范》十卷。如今,大多均已散失。如《樊南四六》,甲集四百三十三篇,乙集四百篇,合共八百三十三篇,各二十卷,宋以后,日渐散佚。赋和杂文也归散佚。

·李商隐的名、字、号

 
李商隐画像 《晩笑堂竹庄画传》
李商隐画像 《晩笑堂竹庄画传》
 一般来说,中国古代男子的姓从父亲那里继承,由父亲或者其他长辈起名,而字和号则多是男子成年后为自己取的。据现有的资料无法判断谁为李商隐起了名和字,但“玉谿生”3和“樊南生”两个号都是李商隐自己取的。根据黄世中的看法,“商隐”是“商山隐士”的意思,来自“商山四皓”的典故;而“义山”,是指隐居而能行义。“玉谿”,是今河南济源境内王屋山下的一条溪谷。据说李商隐青年时代曾在附近修习道术。“樊南”,指长安(今陕西西安)城南的樊川,景色优美,“自韦曲而南,长渠分注,土壤丰腴,菜圃稻畦,罫纷绮错,田庐鸡犬,恍如江南水村图画中。”(傅增湘《秦游日录》)唐代官僚士大夫喜欢在这一带购置别墅,游憩宴乐。李商隐在长安生活期间,有可能常来樊川。

·早年生活及教育

  李商隐生于浙江,在李商隐10岁前后,他的父亲在浙江幕府去世,他和母亲、弟妹们回到了河南故乡,生活贫困,要靠亲戚接济。在家中李商隐是长子,因此也就同时背负上了撑持门户的责任。后来,他在文章中提到自己在少年时期曾“佣书贩舂”,即为别人抄书挣钱,贴补家用。  李商隐早年的贫苦生活对他性格和观念的形成影响很大。一方面,他渴望早日做官,以光宗耀祖。事实上,他也确实努力承担起家族的责任。成年后,李商隐曾利用为母亲守孝的时间,将寄葬在各地的亲属灵柩迁葬到荥阳。陈贻焮认为[3]这是除了受宗法思想支配外,还由于从小孤贫,家道衰微,因此更加看重骨肉之情。另一方面,早年的经历使他养成犹豫、敏感、清高的性格,这些特征既大量地从他的诗文中流露出来,也表现在他曲折坎坷的仕途生涯。  李商隐的启蒙教育可能来自他的父亲,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则是他回到故乡后遇到的一位同族叔父。这位堂叔父曾上过太学,但没有做过官,终身隐居。据李商隐回忆,这位叔父在经学、小学、古文、书法方面均有造诣,而且对李商隐非常器重。受他的影响,李商隐“能为古文,不喜偶对”。大约在他16岁时,写出了两篇优秀的文章(《才论》、《圣论》,今不存),获得一些士大夫的欣赏。这些士大夫中,就包括时任天平军节度使的令狐楚。  令狐楚是李商隐求学生涯中又一位重要的人物,他本人是骈体文的专家,对李商隐的才华非常欣赏,不仅教授他骈体文的写作技巧,而且还资助他的家庭生活,鼓励他与自己的子弟交游。在令狐楚的帮助下,李商隐的骈体文写作进步非常迅速,由此他获得极大的信心,希望可以凭借这种能力展开他的仕途。在写于这一时期(太和四年,830)的《谢书》中,李商隐表达了对令狐楚的感激之情以及本人的踌躇满志:“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携笔砚奉龙韬。自蒙夜半传书后,不羡王祥有佩刀。”

·应举之路

  在唐代,缺乏门第背景的知识分子希望在仕途有所发展,主要的入口有两个:科举和幕府。前者被认为是进入官场的资格,是官方对其行政能力的认可;后者是一些有势力的官僚自己培养的政治团队,如果表现出色,也往往可以通过这些官僚的举荐成为朝廷正式的官员。中晚唐时期,很多官员都既考取科举的资格,也有作为幕僚的经历。  文宗开成二年(837),李商隐考取了进士资格。在此之前,他已经失败过多次。李商隐初次应举的年份难以考证,有人相信甚至在10年之前——即文宗太和二年(828)——李商隐就开始了他漫长而艰苦的应举之路[4]。与大多数缺乏权势背景的考生一样,李商隐并不指望一举成功。他目前流传下来的诗文中没有提及当时的情形,这多少说明他对于初试的失败不是非常在意。然而,随着失败次数的增多,他渐渐开始不满。在《送从翁从东川弘农尚书幕》诗中,他将没有录取他的考官(太和七年,贾??)比喻成阻挠他成功的小人:“鸾皇期一举,燕雀不相饶。”  应举的失败不会让李商隐反省自己学识不足。早在太和四年,曾经与他一起游学的令狐绹就考中进士。这显然不是因为令狐绹的学识才华比李商隐优秀,而是由于他父亲令狐楚的影响力。权贵们互相提携,大量录取上流社会关系网中的考生,在唐代科举中是很普遍的现象。许多缺乏靠山的考生都会在考试之前就去刻意结交关系,或者想出种种办法引起考官及名流的注意。4据李商隐自述,他在这方面是比较低调的(《与陶进士书》),但如果说他不曾对令狐楚寄予希望,可能性也不大。从李商隐在开成元年写给令狐绹的一封信中“尔来足下仕益达,仆固不动”之类的话,可以看出他的情绪已经相当烦躁了。而他于开成二年的中举,也正是令狐父子对当值考官施加影响的结果。

·步入仕途

  李商隐考中进士的当年(开成二年,837)年末,令狐楚病逝。在参与料理令狐楚的丧事后不久,李商隐应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聘请,去泾州(今甘肃泾县北部)作了王的幕僚。王茂元对李商隐的才华非常欣赏,甚至将女儿嫁给了他。从李商隐后来的经历中可以看出,这桩婚姻将其拖入了牛李党争的政治漩涡中。  李商隐的尴尬处境在于:王茂元与李德裕交好,被视为“李党”的成员;而令狐楚父子属于“牛党”。因此,他的行为就被很轻易地被解读为对刚刚去世的老师和恩主的背叛。李商隐很快就为此付出了代价。在唐代,取得进士资格一般并不会立即授予官职,还需要再通过由吏部举办的考试。开成三年(838)春天,李商隐参加授官考试,结果在复审中被除名。这件事对李商隐最直接的影响是使得他获得朝廷正式官职的时间推迟了一年。不过,他并没有后悔娶了王茂元的女儿王晏媄。他们婚后的感情很好,在李商隐的眼中,王氏是一位秀丽温和体贴的妻子。  开成四年(839),李商隐再次参加授官考试,顺利通过,得到了秘书省校书郎的职位。这是一个低级的官职,但有一定的发展机会。没过多久,被调任弘农(今河南灵宝)县尉。虽然县尉与校书郎的品级差不多,但远离权力的中心,显然会使以后发展受到影响。李商隐在弘农任职期间很不顺利,他因为替死囚减刑(“活狱”)而受到上司陕虢观察使孙简的责难。孙简很可能以某种不留情面的态度对待李商隐,使他感到非常屈辱,难以忍受,最终以请长假的方式辞职(《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凑巧的是,在此前后孙简正好被调走,接任的姚合设法缓和了紧张的局面,在他的劝慰下,李商隐勉强留了下来。但他此刻显然已经没有心情继续工作,不久(开成五年,839)就再次辞职并得到获准。

·怀才难遇

   李商隐生于晚唐社会的动荡年代,从其一生来看,短短46年的生命竟跨越了唐宪宗,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唐武宗,唐宣宗六代帝王,可见时局变化之纷繁复杂,而其壮年之时也恰深处于晚唐社会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相争的政治背景之中,但是,从历史的规律来看,乱世出英雄,深潭藏蛟龙,此时又何尝不是胸怀抱负,志存高远的男儿们建功立业,一展宏图的历史机遇?据说北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年轻时为了避开五代十国在北方的战乱,曾一度逃到江南,其后遇到一位洞悉世事的高僧,高僧点化他说:好男儿应当知难而上,江南繁华地固然富庶安逸,但是难以成就帝王之业,中原地区虽战乱频仍,但正是奇男子谋取霸业之所在,看你长的龙行虎步,鼻直口阔,何不投奔枭雄,成就霸业呢?赵匡胤深以为然,果然开基建制,铸就大宋江山,此为后话。看来表面来看,李商隐生不逢时,朝廷上下,朋党为奸,政治环境可谓恶劣,从另一角度而言,又生当其时,太平盛世又何需经天纬地之才呢?事实上,李商隐也并非专事缠绵悱恻的花间诗词的高手,在他16岁时,便以《才论》和《圣论》两篇文章声名鹊起,并颇受当时文坛领袖,朝廷重臣令狐楚的赏识,从而中进士,入政坛,崭露头角,其《行次西郊作一百韵》一诗更是以高屋建瓴的角度客观描述了唐王朝从创立到唐文宗的全部社会历史,是晚唐社会首屈一指的政论长诗,由此观之,李商隐的仕途前程可谓是一片看好啊!  “牛李党争”是晚唐社会无法挥去的一抹乌云,和北宋末年的变法派和保守派,明朝末年的阉党和东林党之间的党争一样,颇受史家微词和诟病,以牛僧儒和李德裕为首的两大政治派别,在晚唐本来就区促和逼仄的政治空间中,更是刀光剑影,你来我往,互不相让,直杀的天昏地暗,不可开交,直至江山崩塌,社稷倾覆。锋芒初显的少年李商隐在晚唐政坛中初试身手便掉进了这个巨大的政治漩涡,迎接他的不是一个顺理成章的繁花似锦,春风得意马蹄疾的美好前程,却是一个始料未及的身不由己,命运多舛的坎坷历程。  公元837年,也就是李商隐进士及第的那一年,他的恩人令狐楚溘然离世,失去依靠的李商隐离开令狐家族投奔至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麾下,并娶其女为妻,从表面上来看,在当时牛李党争还远没有发展到极致的背景之下,这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反而会大大增加李商隐的政治资本和人脉资源,但是,后来事态发展的曲折和轮回却是让人始料未及的,令狐家族逐渐发展成为牛党的中坚势力,令狐楚的儿子令狐绹,这位李商隐多年的好友高居唐宣宗的宰相一职,而王茂元则发展成为李党一派,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意识并努力保持独立立场的诗人而言(此乃大多数艺术家的天性),李商隐并无门户和党派的偏见,却不得不背负着令狐家族骂他“忘恩负义”的罪名同时又要承受和应付着李党一派的百般拉拢,其内心的苦状可想而知,虽然,诗人曾努力的修补他与令狐家族的关系,正如他于武宗会昌五年(845 年)的秋天寄给令狐绹的一首诗中所云:嵩云秦树久离居,双鲤迢迢一纸书。休问梁园旧宾客,茂陵秋雨病相如(《寄令狐郎中》)。诗中诗人贴切的将两人的关系比作嵩山的云(诗人闲居在洛阳)和秦地的树(令狐绹在长安高居右司郎中),彼此已经久久的隔膜了,我千里迢迢的收到你寄来的书信,莫要问我这位梁园的旧客近况如何,我就像茂陵秋雨中一脸病容的司马相如一样。诗人曾是令狐家的旧客,在此用梁园和司马相如的典故表达,可谓是情真意切,发自肺腑。我一直都在揣测着令狐绹看到这封信时的感受,但是,我没有看到令狐绹给他的回信,也不知是否给他回了信,但更大的可能是:没有回信,对于大多数政治家而言,“敏于行而纳于言”是一条金科玉律。  后世大多数的人们都将李商隐的《锦瑟》诗归列为一首寓意深刻,缠绵悱恻的并充满神秘色彩的爱情诗,而一些考据学家们从浩繁的古纸堆里更是发掘出李商隐彼时彼刻所遭遇的感情纠葛以资证明云云,而我更愿意认为它是一首政治寓言诗,一首表达了诗人“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崔珏的《哭李商隐》)的怅惘和对波谲云诡的政治规则的困惑和迷惘。而我更认为,这种困惑和迷惘并不是李商隐所独有的,而是中国几千年政治生态中士大夫们所普遍拥有的状态,何妨命名为 “李商隐困境”?  公元2004年至公元2005年,一场沸沸扬扬的“郎顾之争” 似乎以当事一人的锒铛入狱和主流经济学家的缄默不语有了终结,虽然这种争论还远远不能称得上是“党争”,充其量只能算是类似于西汉初的“盐铁论”之辩,属具体的政策路线之争,但是在这场眼花缭乱的纷争之中,网络媒体的其势汹汹,主流媒体的言之凿凿,正方反方的轮番上阵,粉墨登场,还着实谋杀了记者们不少的菲林和网友们不少的宝贵时间,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随着时间的推移自有其公论,也远非此文所能探究得了,而给我留下最为深刻印象的也不在于此,而是在于其中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在论争中所普遍遭遇的“李商隐困境”,这是深处于一个庞大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中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无法回避的“困境”, 因为他们日渐处于一个利益诱惑和社会阶层分化组合的大背景之中,处于一个钞票和鼠标无法得兼,庙堂和江湖无法得兼,所谓的主流民意和所谓的非主流民意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的背景之下,处于这个漩涡中心的他们必须为自己贴上适当的标签,可以是自愿贴上的,也可能是被动贴上的,但是无论如何,一旦贴上了标签,他们就具有了一种固定符号的意义,除非他们更愿意像李商隐那样享受自己的独立选择所带来的新的“困境”,这一点无论如何是郎先生们所无法理解和体会到的,因为对于他们而言,至多只能算是这个巨大变革进程的旁观者,而不是身临其境的参与者。  当我们记住李商隐的“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以《无题》为名的缠绵诗句时,千万不要忘了他的“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趋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振聋发聩的警示之语,更不要忘了他在“无题”之下的诸多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或许是中国几千年封建历史中,士大夫阶层所能给我们传承的最宝贵的现实遗产,那就是“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精神,有人说,中国几千年中,最懂爱情的当数李商隐,最懂女人的当数曹雪芹,其实,依我之见,真正懂得政治的并懂得“囚徒困境”的也非他二人莫属。

·闲居时期

  辞去了弘农县尉,李商隐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于武宗会昌二年(842)设法又回到秘书省任职。这一次,他的职位(“正字”)品阶比三年前(“校书郎”)还低。即便如此,李商隐毕竟又有了一个新的发展起点。在唐代,大家普遍认为在京城里的任职会比外派的官员有更多的机会升迁,而李商隐所在的秘书省,又比较容易受到高层的关注。对李商隐而言,另一个好消息是,宰相李德裕获得了武宗充分的信任,这位精干的政治家几乎被授予全权处理朝政。李商隐积极支持李德裕的政治主张,他踌躇满志,有理由期待受到重用的机会。  然而,命运似乎与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李商隐重入秘书省不到一年,他的母亲去世。他必须遵循惯例,离职回家守孝三年。这意味着年届而立的李商隐不得不放弃跻身权力阶层的最好的机会。这次变故对李商隐政治生涯的打击是致命的。他闲居在家的三年(会昌二年末至会昌四年末),是李德裕执政最辉煌的时期。错过了这个时期,随着不久之后武宗的去世,李德裕政治集团骤然失势,李商隐已经难以找到政治上的知音。会昌三年(843),李商隐的岳父王茂元在代表政府讨伐藩镇叛乱时病故。王茂元生前没有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李商隐的升迁,但他的去世无疑使李商隐的处境更加困难。  李商隐在闲居的几年里处理了一些家庭的事务,其中最主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将一些亲属的墓葬迁回了故乡的家族墓园。这种维护家族荣誉的努力多少使他获得心理上的满足。从现存的部分诗文中可以看出,李商隐尽量调整自己的心态,淡化对政治生涯的兴趣和期待。他有时从事农耕,声称自己“渴然有农夫望岁之志”,模仿陶渊明的风格写作田园诗歌。不过,纷乱的时局始终吸引着李商隐的注意力。他有非常鲜明的政治倾向,几乎无法隐藏。

·幕府游历

  会昌五年(845)十月,李商隐结束了守孝,重新回到秘书省。此时,武宗与宰相李德裕富有效率的合作关系已经到了晚期。次年三月,武宗去世,传言他是由于长期服用道士进献的长生药而中毒身亡。经过一系列的宫廷斗争,宣宗李忱即位,他反对武宗的大部分政策,尤其厌恶李德裕。因此,几乎整个会昌六年(846),都持续新一轮政治清洗,曾经权倾一时的宰相李德裕及其支持者迅速被排挤出权力中心。在宣宗本人的支持下,以白敏中为首的牛党新势力逐渐占据了政府中的重要位置。  这一年,李商隐在秘书省任正字。35岁的李商隐终于有了儿子(李衮师),他的弟弟李羲叟也在这一年中了进士,这两个好消息大概只能让他兴奋一时。由于支持李德裕的政治纲领以及之前就被令狐绹等人视为背叛,他不大可能分享牛党的胜利。尽管他的职位几乎低得不值得在权力斗争中被排挤,但仍然可以想象他的郁闷心情。因此,当大中元年(847)桂管观察使郑亚邀请他往赴桂林任职时,他几乎没有犹豫。  从太和三年(829)受聘于当时的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开始,李商隐多次进入地方官员的运作机构中担任幕僚的角色。事实上,他身为幕僚的经历比正式任职于朝廷的时间更长。不过,在宣宗大中元年(847)之前,他似乎一直将这样的经历作为过渡。对于在政治上颇有抱负的李商隐来说,这种这种经验非常重要,既是他历练工作能力的过程,也是积累社会关系的途径。不过,毕竟只是为日后的大展宏图而进行的准备活动。从时间上看,以往每一次的工作经验几乎都在数月之内,变动频繁,而且一旦有了入朝为官的机会,就会立即辞去幕府的工作。而这一次,李商隐作为郑亚的幕僚前往桂林时,他也许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仕途已近末路。在之后的10年间,他将在幕府游历中逐渐耗尽所有的政治热情。  大中元年三月,李商隐告别家人,随郑亚出发,经过两个月左右的行程,来到距京城大约5000里以外的南方。郑亚的这次南迁,是牛党清洗计划的一部分。李商隐愿意主动跟从一位被贬斥的官员,表明他同情李德裕一党。另一方面,也显示对自己的升迁不再抱有信心了。在桂林不到一年,郑亚就再次被贬官为循州刺史,李商隐也随之失去了工作。大中二年秋,他回到京城长安。据说,他在潦倒之际,写信给故友令狐绹(他已经进入权力的核心)请求帮助,但遭到拒绝,结果只能通过自己考试得到一个盩厔县尉的小职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0年前,他正好也是一个相当的职位(弘农县尉)。  李商隐担任盩厔尉时间不长,又被调回京城。此时,与大中元年他在秘书省的情形非常相似:低微的官职,渺茫的前途,落寞之余,期盼着出现变化。大中三年九月,李商隐得到武宁军节度使卢弘止的邀请,前往徐州任职。卢弘止是一位有能力的官员,对李商隐也非常欣赏。如果他的仕途顺利,李商隐可能还有最后一次机会。然而不巧的是,李商隐追随卢弘止仅仅一年多后,后者就于大中五年春天病故。这样,李商隐不得不再一次另谋生路。

·晚年

  大中五年,李商隐经历的另一次重大打击,是他的妻子王氏在春夏间病逝。从李商隐的诗文上看,他和王氏的感情非常好。这位出身于富贵家庭的女性,多年来一直尽心照料家庭,支持丈夫。由于李商隐多年在外游历,夫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聚少离多。可以想象,李商隐对于妻子是有一份歉疚的心意;而他仕途上的坎坷,无疑增强了这份歉疚的感情。家庭的巨大变故并没有给李商隐很长的时间去体验痛苦。  这年秋天,被任命为西川节度使的柳仲郢向李商隐发出了邀请,希望他能随自己去西南边境的四川任职。李商隐接受了参军的职位,他在简单地安排了家里的事情之后,于十一月入川赴职。他在四川的梓州幕府生活了四年,大部分时间都郁郁寡欢。他曾一度对佛教发生了很大的兴趣,与当地的僧人交往,并捐钱刊印佛经,甚至想过出家为僧。梓幕生活是李商隐宦游生涯中最平淡稳定的时期,他已经再也无心无力去追求仕途的成功了。  大中九年,柳仲郢被调回京城任职。出于照顾,他给李商隐安排了一个盐铁推官的职位,虽然品阶低,待遇却比较丰厚。李商隐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两到三年,罢职后回到故乡闲居。大中十三年秋冬,李商隐在家乡病故。

文学成就

梁启超手书李商隐无题诗
梁启超手书李商隐无题诗

·题材

  从吟咏的题材来看,李商隐的诗歌主要可以分为几类:  1.政治和咏史  作为一个关心政治的知识分子,李商隐写了大量这方面的诗歌,留存下来的约有一百首左右。其中《韩碑》、《行次西郊作一百韵》、《随师东》、《有感二首》等,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作品。李商隐早期的政治诗指陈时局,语气严厉悲愤,又含有自我期许的意味,很能反映他当时的心态。在关于政治和社会内容的诗歌中,借用历史题材反映对当代社会的意见,是李商隐此类诗歌的一个特色。《富平少侯》、《北齐二首》、《茂陵》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2.抒怀和咏物 李商隐一生仕途坎坷,心中的抱负无法得到实现,于是就通过诗歌来排遣心中的郁闷和不安。《安定城楼》、《春日寄怀》、《乐游原》、《杜工部蜀中离席》是流传得较广的几首。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内容的作品中许多七言律诗被认为是杜甫诗风的重要继承者。   3.感情诗 包括大多数无题诗在内的吟咏内心感情的作品是李商隐诗歌中最富有特色的部分,也获得了后世最多的关注。《锦瑟》、《燕台诗》、《碧城三首》、《重过圣女祠》等,保持了与无题诗类似的风格。而《柳枝五首》、《夜雨寄北》、《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等,则反映出李商隐感情诗另一种风格的意境。他本人在《上河东公启》中称:“至于南国妖姬,丛台妙妓,虽有涉于篇什,实不接于风流。”   4.应酬和交际 在李商隐用于交际的诗作中,写给令狐绹的几首(《酬别令狐补阙》、《寄令狐郎中》、《酬令狐郎中见寄》、《寄令狐学士》、《梦令狐学士》、《令狐舍人说昨夜西掖玩月因戏赠》)特别引人注意,为解释他与令狐绹的关系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玉谿诗

  李商隐通常被视作唐代后期最杰出的诗人,其诗风受李贺影响颇深,在句法、章法和结构方面则受到杜甫和韩愈的影响。许多评论家认为,在唐朝的优秀诗人中,他的重要性仅次于杜甫、李白、王维等人。就诗歌风格的独特性而言,他与其他任何诗人相比都不逊色。赞赏李商隐诗歌和批评他的人,所针对的都是他鲜明的个人风格。后世许多诗人模仿李商隐的风格,但没有一位被认可。  根据刘学锴、余恕诚的整理研究,李商隐流传下来的诗歌共594首,其中381首已经基本确定了写作的时间,213首无法归入具体的年份。此外,还有十来首怀疑是李商隐的诗作,不过证据欠充分。

·无题诗

  李商隐以无题诗著名。根据《李商隐诗歌集解》里所收诗歌的统计,基本可以确认诗人写作时即以《无题》命名的共有15首: 
李商隐行吟图
李商隐行吟图
 《无题》(八岁初照镜)   《无题》(照梁初有情)   《无题二首》(昨夜星辰;闻道阊门)   《无题四首》(来是空言;飒飒东南;含情春畹晚;何处哀筝)   《无题》(相见时难)   《无题》(紫府仙人)   《无题二首》(凤尾香罗;重帷深下)   《无题》(近知名阿侯)   《无题》(白道萦回)   《无题》(万里风波)   另有5首在目前通行的诗集中经常被标为“无题”的(五律“幽人不倦赏”、七绝“长眉画了”、“寿阳公主”、“待得郎来”、“户外重阴”),经冯浩、纪昀等人考订,认为多半是由于版本问题而产生的原题丢失情况,并非真正的无题诗。  有些研究者(如杨柳)认为李商隐诗集中部分有题目的诗也应该属于无题诗一类,理由是这些诗的题目往往是从诗的首句中取前几字为题(如《昨日》、《日射》等),或者诗题与内容本身毫无联系(如《为有》、《一片》等)。但如果以这样的标准来看,李商隐诗集中可以归入无题诗的就有近百首之多。所以此说并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支持。  另一方面,许多人倾向于将《锦瑟》、《碧城三首》、《玉山》等诗与无题诗相提并论,认为它们在写法和意境有相似的地方,都是通过隐晦的笔触表现一种微妙复杂的感情。事实上,正是这种一言难尽的情形,使得无题诗吸引了众多的研究者,都试图对这些诗的真正含义作出解释。然而没有一个人的注解能够非常令人信服的阐明诗中的涵义。  冯浩在《玉谿生诗集笺注》总结了前人关于无题诗的笺注工作,从中可以看出诸家观点之大不同:“自来解无题诸诗者,或谓其皆属寓言,或谓其尽赋本事。各持偏见,互持莫决。余细读全集,乃至实有寄托者多,直做艳情者少,夹在不分,令人迷乱耳。”

·“三十六体”

  李商隐、段成式、温庭筠的诗歌由于风格相近,且都排行十六,并称三十六体。  “三十六体”的说法,最早见于《新唐书·文艺下·李商隐传》:“商隐初为文瑰迈奇古,及在在令狐楚府,楚本工章奏,因授其学。商隐俪偶长短,繁缛过之。时温庭筠、段成式俱用是相夸,号‘三十六体’。”而在《旧唐书·文苑下·李商隐传》中,却只有“与太原温庭筠、南郡段成式齐名,时号‘三十六’”的说法,没有视其为一个文体流派。因此,岑仲勉(《玉谿生年谱会笺平质》)认为“三十六体”的说法,产生于《新唐书》传记作者宋祁的误会。不过,对这一观点很少有人表示赞同。从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开始,后世多将“三十六体”视为一个确定的概念。《汉语大词典》、《辞源》、《中国文学家大辞典》等辞典均收入“三十六体”的条目。  对于“三十六体”的内涵,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有认为是指一种诗歌的风格流派,有认为是指骈体文的风格流派,也有认为这种风格既包括诗歌也包括骈体文。更多的时候,人们故意以含糊的态度谈论这个名词。陈冠明分析了历史上对此的各种观点,认为“三十六体”是宋祁总结和认定的李商隐、温庭筠、段成式三人的骈体文流派。(《“三十六体”:宋祁总结、认定的骈文体派》)

·樊南文

  李商隐的写作,除诗歌以外的成就被论及得较少。事实上,他是晚唐时期最重要骈体文作家之一。这种文体注重文辞的对偶,并使用大量典故,广泛使用在唐代官方文件中。李商隐在令狐楚的培养下,成了一位骈体文的专家,为许多官员代笔起草过奏折、书信等文书。《旧唐书·文苑传》说李商隐“尤善为诔奠之辞”。由于当时章奏中使用的骈体文,要求词藻华丽,又要表述准确,因此对于用典的要求很高。而擅长写作骈体文的李商隐,养成了用典的习惯,因此被认为这是他的诗歌中喜欢用典的原因。  李商隐曾将其骈体文作品编订为《樊南甲集》、《樊南乙集》各20卷共832篇。根据《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的记载,李商隐的文集,除了自编两集,还有另外一些。但前述这些文集,都没有流传下来。目前可以看到的李商隐的文章,是朱鹤龄、徐炯、冯浩、钱振伦、钱振常、张采田、岑仲勉、刘学锴、余恕诚等人,先后从《全唐文》、《文苑英华》、《唐文粹》等书中搜辑、考证而得到的。最新的汇编文集《李商隐文编年校注》(刘学锴、余恕诚,中华书局,2002)中收入了352篇文章,其中大部分是骈体文,也有少量被称为“古文”的散体文。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对李商隐的骈体文评价很高,认为只要《樊南文集》存留,唐代的骈体文就算全部遗失也不可惜。

·诗风

  李商隐的诗具有鲜明而独特的艺术风格,文辞清丽、意韵深微,有些诗可作多种解释,好用典,有些诗较晦涩。现存约600首,特别是其中的无题诗堪称一绝。李商隐擅作七律和五言排律,七绝也有不少杰出的作品。清朝诗人叶燮在《原诗》中评李商隐的七绝“寄托深而措辞婉,实可空百代无其匹也。”  他的格律诗继承了杜甫在技巧上的传统,也有部分作品风格与杜甫相似。与杜甫相似,李商隐的诗经常用典,而且比杜甫用得更深更难懂,而且常常每句读用典故。他在用典上有所独创,喜用各种象征、比兴手法,有时读了整首诗也不清楚目的为何。而典故本身的意义,常常不是李商隐在诗中所要表达的意义。例如《常娥》(嫦娥),有人直观认为是咏嫦娥之作,纪昀认为是悼亡之作,有人认为是描写女道士,甚至认为是诗人自述,众说纷纭。  也正是他好用典故的风格,形成了他作诗的独特风格。据宋代黄鉴的笔记《杨文公谈苑》记载,李商隐每作诗,一定要查阅很多书籍,屋子里到处乱摊,被人比作“獭祭鱼”。明王士桢也以玩笑的口吻说:“獭祭曾惊博奥殚,一篇锦瑟解人难。”(《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批评意见[8]认为他有时用典太过,犯了晦涩的毛病,使人无法了解他的诗意。鲁迅曾说:“玉溪生清词丽句,何敢比肩,而用典太多,则为我所不满。”(1934年12月致杨霁云的信)  此外,李商隐的诗词藻华丽,并且善于描写和表现细微的感情。

·影响

  施蛰存认为,李商隐的诗的社会意义虽然不及李白、杜甫、白居易,但是李商隐是对后世最有影响力的诗人,因为爱好李商隐诗的人比爱好李、杜、白诗的人更多。在清代孙洙编选的《唐诗三百首》中,收入李商隐的诗作22首,数量仅次于杜甫(38首)、王维(29首)、李白(27首),居第四位。这个唐诗选本在中国家喻户晓,由此也可以看出李商隐在普通民众中的巨大影响。  晚唐时期,韩偓、吴融和唐彦谦已经开始自觉学习李商隐的诗歌风格。到了宋代,学习李商隐的诗人就更多了。据叶燮说:“宋人七绝,大概学杜甫者什六七,学李商隐者什三四。”(《原诗》)北宋初期的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人宗法李商隐,经常互相唱和,追求辞藻华美、对仗工整,并刊行了一部《西昆酬唱集》,被称为西昆体。在当时颇有影响。此外,王安石对李商隐也评价很高,认为他的一些诗作(如:《杜工部蜀中离席》)“虽老杜无以过也”(《蔡宽夫诗话》)。王安石本人的诗歌风格也明显受到李商隐的影响。  明朝的诗人从前、后七子到陈子龙、钱谦益、吴伟业,都受到李商隐的影响。清朝喜欢写艳情诗的人更是专学李商隐的无题诗,例如王彦泓的《疑云集》和《疑雨集》。民国时期鸳鸯蝴蝶派小说中的香艳诗也是受到他的影响。  关于李商隐对后世的影响,可以参看吴调公《李商隐对北宋诗坛的影响》、《李商隐在清代的余波绮丽》、王玉祥《李商隐对苏曼殊诗的影响》、王兆阳《论李商隐的诗对词的独特风格形成的影响》、刘学锴《李商隐诗与唐宋婉约词》等论文。

出任昭州郡守的天才诗人

  人们喜欢“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这千古名句,因为它让人看到了黄昏的美丽,听到了大爱的无言。很多人知道这两句诗出自李商隐《晚晴》一诗:“深居俯夹城,春去夏犹清。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并添高阁迥,微注小窗明。越鸟巢乾后,归飞体更轻。”(《全唐诗》卷540-40)  但也有人不一定知道,《晚晴》这首著名的诗作,竟是这位晚唐大诗人在岭南小城桂林的寓所里吟出。  近年,有学者根据《晚晴》诗中“深居俯夹城”和“并添高阁迥,微注小窗明”等句,考证出李商隐寓桂时期居所遗址当在今叠彩山东南山脚紧靠江滨处,也就是原桂林地区行署宿舍大院里。  然而,这位可与杜甫、李白、王维比肩的伟大诗人,不在京城长安当官,为什么却不远万里来到桂州“支边”呢?

·朋党倾轧 不容天才诗人

    李商隐,字义山,唐代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号玉溪生、又号樊南生,公元813年在新郑县出生。李商隐是唐朝上千诗人中极富才华的一位,与杜牧齐名,称“小李杜”。在当时已享有很高赞誉的李商隐,一生大部分时间辗转于各藩镇当幕僚,郁郁不得志。39岁那年,才结束漂泊不定的生活,被补授为太学博士,43岁被推荐为盐铁推官。公元858年,李商隐在贫病交加中英年早逝,享年只有46岁。  李商隐存留下来的诗,共有600余首,大部分收录在《玉溪生诗集》或《樊南文集》里。其数量和质量,在唐诗中均属上乘。李商隐的诗风与杜甫更为接近。他的诗歌中,关心现实、忧国忧民、渴望政治清明、有所抱负的内容占大多数。李商隐的诗在创作手法上,众采百家,自成一体,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他的诗构思奇妙、用典精巧、辞清句丽、情调委婉、流畅上口,被千古传诵,已成为我国文学宝库中的精品。王安石云:“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唯义山一人。”唐诗在盛唐达到顶峰后,到晚唐大有山穷水尽的下滑趋势,而李商隐将唐诗推向了又一个高峰。  “公先真帝子,我系本王孙。”(《哭遂州肖侍郎二十四韵》)李商隐与李贺一样,都是唐室宗亲,都属汉将军李广的后代,但由于先祖没有被编入族谱,因此没有得到唐李王室的承认,自高祖代家境已经没落,祖辈几代任官均高不过县令,其父李嗣曾任获嘉县令。  李商隐从小颖悟,16岁即以《才论》、《圣论》两篇古文“出诸公间”,并受东都(洛阳)留守令狐楚赏识。令狐楚是当时骈文章奏高手,李商隐得他悉心指点,很快青出于蓝,这一技之长成为他后来谋生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种技能。   李商隐生活的晚唐,藩镇割据、朋党倾轧、战乱频仍,已和“以诗取士”的初、盛唐大相径庭。26岁时,李商隐得令狐父子之援而中进士,次年入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府,后娶其女为妻,琴瑟和谐。但当时的牛(僧孺)李(德裕)党争激烈。令狐楚属牛党,王茂元则属李党。李商隐此举被视为投靠王茂元,因此被令狐楚之子令狐绹指责为“放利偷合”,此后一生在牛、李两党的倾轧中度过,穷愁潦倒,困顿凄凉,辜负了“欲回天地入扁舟”(《安定城楼》)的壮志和才华。

·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

    开成二年,李商隐考中进士,开成四年,被授予秘书省校书郎之职,当上七品朝官;之后又辗转几个地方为别人幕僚。会昌二年的春天,才又通过考试被授予秘书省正字,如愿以偿地返回了京城长安。可这个职位仅是一个“方阶九品,微俸五斗”的小官,比之前的校书郎还低两级。官越当越小了,李商隐心里郁闷和窝气,便借追忆昨夜与意中人共赴盛会的场景,写下了:“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履蜡灯红。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全唐诗》卷539-103)的名篇。像他许多寄寓身世感慨或意绪复杂的诗歌一样,这首著名的诗他又给起了《无题》诗名。  后来母亲去世,李商隐离职丁忧,三年后又回来担任秘书省正字,这次已是他第三次进秘书省了。  唐宣宗大中元年(公元847年)二月,给事中郑亚出为桂州刺史、桂管防御观察使。郑亚是荥阳人,和李商隐是同乡。郑亚很赏识小同乡的文学才干,两人交情颇厚。此次郑亚外任地方官,请李商隐入幕。  李商隐服阕复官已一年多,毫无升迁希望。久滞长安,事业无成,他感到厌倦和失望,又加上生活困厄,朝廷隐伏着危机,自己被夹在牛李党争的缝隙之间,时时有一种莫名的威胁袭来。他渴望冲出这沉闷的生活,到一个新的天地里追求新的理想,于是欣然接受郑亚的辟聘。  大中元年三月初,李商隐伤心地告别妻子幼儿,辞掉秘书省的职务,与郑亚南行来到了山水如画的桂州。  初到桂林,夜深人静之时,美丽的桂林风光没能给诗人带来惬意安适,却尖锐地触动了诗人身临异乡的孤独感和漂泊感,他写下诗作《桂林》、《桂林路中作》记录这种情绪。  李商隐许多诗里都提到“贾生”。 “贾生”即贾谊,西汉前期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少年得志,才华横溢,但后来遭人猜忌排斥,抑郁而死。李商隐爱自比贾谊,感叹不为世用。到桂林后他作了一首专门写贾谊的诗《贾生》,抱怨皇上不能真正重视贾生,使其在政治上发挥作用;饱含着诗人对自己怀才不遇的深沉感慨。诗云:“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卷。”(《全唐诗》卷540-149)。

·幽草幸遇晚晴,越鸟喜归乾巢

    尽管李商隐一生坎坷,但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他始终坚守自己的抱负,坚信自己必将为世所用。他在桂林写下咏志诗《高松》,以“高松”自喻,赞颂松树高洁不凡的品格,相信高松总会有朝一日成为珍贵的药物,发挥罕有的功能。诗中吟道:“高松出众木,伴我向天涯。客散初晴候,僧来不语时。有风传雅韵,无雪试幽姿。上药终相待,他年访伏龟。”  郑亚确实对李商隐十分信任,到达桂州不久,请商隐为掌书记,不久擢为观察支使。这是仅次于正、副观察使的高级幕僚,从六品上阶,在李商隐的仕途上算得上最高的官品了。  郑亚的信任,给刚刚从被牛党之争排挤中脱身出来的李商隐一种感情上的慰藉。南方多雨的天气,傍晚短暂的晴空带来的美丽和美好,都极大触动他的心灵。他用难得的愉悦心情写下了《晚晴》。他用桂林夹城之中毫不起眼的小草托寓自己的命运;觉得自己就像久遭雨淋之苦的“幽草”,忽遇晚晴,得以沾沐余晖而平添生意。这种伤感又导致了感慨“天意”,更感慨人间毕竟还有知音,所以感慨“人间重晚晴”。他仿佛变得豁达和开朗。尽管仕途坎坷,党争无情,但山水有情,人世间还有真情在。  走遍了南北东西,李商隐才终于在桂林这座百越山城触景兴感,忽生“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的奇想。这是诗人逆境之中对人世间情意最深刻的感悟,体现了诗人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不久,桂观察使辖下的昭州(今平乐县)民怨沸腾,爆发动乱。百姓聚众闹事,反对官府。原因是昭州官场腐败,大小官员长期以来贪赃枉法,任意欺压盘剥百姓,以致民不聊生。更有甚之,动乱刚起,州刺史等官员如鸟兽散,竟弃岗逃得无影无踪。昭州群龙无首,更加混乱。  郑亚观察使立即罢掉郡守等一批官员,让李商隐到昭州代理郡守。  郑亚相信李商隐有能力管好昭州,之所以“代理”,是任命的权限在朝廷。郑亚打算先给李商隐一个表现平台,干出点政绩,再向朝廷举荐正式任命。  昭州当时的自然和社会环境都很恶劣。李商隐到平乐后,顺桂江下至龙平县(今昭平县)考察风土民情。龙平县城交通不便,只有驿前街头有一驿站;城郊野草丛生,时有老虎出没;桂江两岸,疟疾流行。面对此情,李商隐不禁感慨万千,他写下《昭州》和《异俗二首》诗篇,描述了昭州的罪恶的社会现实,字里行间渗透了对民众的同情。  李商隐素有“欲回天地入扁舟” 的抱负,对此局面也觉怅然。他当然清楚郑亚对自己的好意和寄托的厚望,更知道重建官府威信、整顿昭州乱象的艰难。但入仕以来还没有得到过一个与自己才能相配的职位来一展抱负。现得此机会,自然要使出全身解数了。李商隐一面反腐惩贪,整肃官场;一面安抚百姓,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代理郡守的努力很快就见成效了:昭州的社会秩序很快恢复,衙门也变得井然有序起来,百姓回到田园耕作,市井又现昔日繁华……  昭州有了变化,百姓逐渐觉得新来的郡守确实不一样。李商隐再乘舟沿漓江南下考察民情,便得百姓好感。他写下了诗歌《江村题壁》,盛赞漓江沿岸江村之恬静优美和农家的热情好客。  正当李商隐要继续强化对昭州的治理时,牛党又举起了报复的砍刀。郑亚被朝廷贬谪了,被调任循州刺史,官职降了好几级。没了郑亚这座靠山,李商隐的昭州郡守也做不下去了。  美丽的春花刚开就要凋落,刚到桂州上任一年,才华还未施展就要下台,速度之快令人愁苦惆怅与无可奈何。李商隐只能将无奈寄予诗歌《即日》之中。  李商隐在桂林生活近一年,今存桂幕期间创作的诗歌约40首、骈文数十篇。桂幕时期是李商隐诗歌创作和骈文创作的重要时期之一。昭州代理郡守李商隐的寓桂诗文给广西本土文化增添了浓浓的色彩。(本节资料来源:广西日报 潘茨宣)

李商隐在泾州

  李商隐在泾州不到两年的生活中,有两件影响他终身的大事:一是娶泾源节度使王茂元的女儿为妻,—是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被谗落选。娶王氏为妻使他陷入党争的漩涡,从此仕途坎坷,壮志成虚。但与王氏的爱情却使他留下了许多深情的相思之作和悼亡之作。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失利是他一生遭受的最大打击之一,也是党争的结果。但打击引发的心灵伤痛和身世之感却使他在泾州留下了《安定城楼》等数首名作。更重要的是他的诗风从此变得哀婉、伤感,手法更加精进成熟,因此这段时期也是他诗风转变形成的关键时期。另外,在泾州的诗作对其以后的创作也有一定的影响。    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洲。    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    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    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鶵竟未休。  当我们读到这首千古绝唱,不能不提起李商隐这位唐代的伟大歌手与泾州的不解之缘。正是在泾州不到两年的幕僚生活改变了他的后半生,使他在充满了幻灭与希望、屈辱与追求的薄宦生涯中年复一年地消磨着才情,46岁时,便英年早逝。也正是这段生活,使他的歌唱变得那样荡气回肠,凄婉动人。   泾州古称回中,汉代置安定郡。唐武德元年(618)改安定郡为泾州,后复改郡。大历三年(768)设泾原节度使,镇泾州。其治所在今泾川县城北水泉寺村。它背山临河,隔岸与巍峨秀丽的王母宫山相望。王母宫山相传是西王母与周穆王相会之处,素负盛名,秦皇汉武曾数次登临。王母宫山的东南环抱处为瑶池沟,这里草木茂盛,鲜花盛开,相传是西王母宴请周穆王的地方。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秀丽的山川为泾州增添了神奇的色彩。李商隐就在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地方留下了自己忠贞的爱情和优秀的诗篇。   开成三年(838)初春,年已26岁的李商隐在埋葬了侍奉八年的恩师令狐楚后,怀着孤苦无依的心情投寄到泾源节度使王茂元的府中作幕僚。当时朝廷牛李两党斗争十分激烈,令狐楚属牛党,对李商隐有大恩。少年丧父的李商隐十七岁的时候,令狐楚就辟他为幕府巡官,亲自指导他学习时行的骈文,并令己子令狐同游,可谓恩重如山。而王茂元属李党,又是武人。李商隐投奔王茂元,本就为牛党不满,不久,李商隐又娶王茂元的小女儿为妻,这就更为党于令狐的人嫉恨,攻击他 “背恩”“无行”。令狐这件事更是耿耿于怀,这就为他的终身留下了隐患。 其实,李商隐不愿攀附两个对立的政治集团中的任何一个。生性耿介正直的他只想凭借自己的才能实现“匡国”的夙愿。选择王氏一方面是因为王茂元欣赏他的才华,另一方面是他忠于自己的感情的结果。在后来写成的《漫成三首》之二中,他代妻子致不平之意,“生儿古有孙征虏,嫁女今无王右军。借问琴书终一世,何如旗盖仰三分。”他感激王茂元的知己:“两世节铖,不取将种,竟赘穷酸。”也表明自己绝非攀龙附凤之辈。“结爱曾伤晚”(《摇落》)表白了与王氏相见恨晚之意。李商隐也绝非忘恩负义之徒,在以后写成的多首诗中,他不至一次地表达了对令狐楚的深切怀念:“自蒙半夜传衣后,不羡王祥得佩刀。”(《谢书》)“十年泉下无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九日》)感激思念之情无法抑止。但是,他到泾州投奔王茂元并娶其女这件事是牛党中那些帮派势力永远也不能原谅的。尽管在以后的生涯中多次写信作诗给令狐以明心迹,但始终不被察谅,并不断受到排挤打击,使他终生陷入抑郁痛苦之中。这种痛苦与其说是与王氏结合带来的,不如说是昏乱的政治斗争造成的。他想躲开党争的漩涡,却反而陷入了党争的泥淖。但是,与王氏的结合却为他丰富多彩的诗歌创作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便是相思之作和悼亡之作。尽管他也曾对与王氏结合带来的后果苦恼过:“海燕参差沟水流,同君身世属离忧。相携花下非秦赘,对泣风前类楚囚。”(《与同年李定言曲水闲话戏作》)但他并没有后悔,对妻子的感情越来越深。在以后十多年的夫妻生活中,偶有小别,便怀思不已。“气尽前溪舞,心酸子夜歌。峡云寻不得,沟水欲如何。朔雁传书绝,湘篁染泪多。无由见颜色,还自托微波”(《离思》)“万里峰峦归路迷,未判容彩借山鸡。新春当有将雏乐,阿阁华池两!(《凤》)“日日淹秦甸,江湖动越吟。苍桐应露下,白阁自云深。皎皎非鸾扇,翘翘失凤簪。床空鄂君被,杵冷女砧。北思惊沙雁,南情属海禽。关山已摇落,天地共登临。”(《寄远》)这些诗以细腻的笔触写悠悠的思情,表现客中思家的心事,亲切可感,绵邈婉曲,是深于言情的佳作。   大中五年(851),正值中年的李商隐不幸丧妻。想起出身贵族却甘过清贫生活,一心一意随丈夫到处漂泊的妻子,李商隐悲痛万分,写下了不少有名的悼亡诗: “谢傅门庭旧未行,今朝歌管属檀郎。更无人处帘垂地,欲拂尘时簟竟床。嵇氏幼男犹可怜,左氏娇女岂能忘?秋霜腹疾俱难遣,万里西风夜正长。”(《王十二兄与畏之员外相访见招小饮时予以悼亡日近,不去,因寄。》)“愁到天地翻,相看不相识”(《房中曲》)“背灯独共余香语,不觉犹歌起夜来。”(《正月崇让宅》)刻骨铭心的至情化作了痛彻肺腑的哀歌,如前人所说,读之使人益增伉俪之情。其在《上河东公启》云:“某悼伤以来,光阴未几,梧桐半死,才有述哀。” 只有赤子之心的人才能这样以血写诗。即使妻子死后三年,在梓州作幕僚时,他仍然魂牵梦绕,写下了著名的《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妻子仍然活在他的梦中,音容笑貌如在眼前。李商隐在泾州与王氏的结合给他带来了幸福,也带来了不幸。然而,与王氏的生离死别却为他的诗歌创作增添了悱恻动人的乐章。李商隐在泾州终于为自己的爱情找到了归宿,但却为爱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就在婚后不久,他从泾州前往长安应博学宏词科考试,先为考官周墀、李回所取,复审时被人诬陷,“有中书长者曰:此人不堪,抹去之。”这是李商隐一生之中所受的最大打击之一,他的“凌云一寸心”被人残酷地剪掉了,壮志成虚,致君无路,前途渺茫,在诗人心中激起的是怀才不遇的愤慨不平和迷惘幻灭感。这次打击,使他更感人生的艰难,同时,家世的不幸,天性的敏感,性格的内向,使他更易于痛苦和感伤。心灵遭受的痛苦,必然要用诗歌表达出来。他在泾州写下了多首诗歌,表达他遭受打击之后的心情。这些诗歌的风格哀婉伤感,与以前一贯的悲愤激越明显不同,创作技巧也越发纯熟精进,因此说,在泾州的这段时期的创作,也是李商隐诗歌风格转变和形成的关键时期。就在经受这次打击后不久,他写下了《漫成三首》:“不妨何范尽诗家,未解当年重物华。远把龙山千里雪,将来拟并洛阳花。”“沈约怜何逊,延家毁谢庄。清新俱有得,名誉底相伤。”“雾夕咏芙蕖,何郎初得意。此时谁最赏,沈范两尚书。”这三首诗是在长安应试失利后即写,还是回泾州才作,有待考证,但这三首诗是在此事后有感而发却是毫无疑问的。诗中他对文人相轻、诋毁后学的无耻做法表示了愤慨,对自己遭受的不公平待遇表示了不满。如果此时他还没有感受到过分伤痛的话,那么,在泾州所作的其他几首诗则要沉痛得多。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发地感觉到,这是他仕途中一个不祥的征兆。他的歌唱从此变得低沉、哀婉。  这一时期,在泾州写成的其他有据可查的诗有《安定城楼》、《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首》、《无题·照梁初有晴》四首。  《安定城楼》是李商隐最重要的诗作之一,是登泾州城楼感怀身世之作。诗人登高望远,感身伤时,不觉想到空有满腹才学而暗自流涕的贾谊,春日登楼作赋、为客远游的王粲,以两人自况,表达遭遇挫折、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忧愤。同时,从他们的不幸遭遇中隐约看到了自己渺茫的未来。他以两句最潇洒的诗句表达自己潇洒的人生抱负:“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希望为国家干一番事业后,悠然隐退,浪迹江湖。但是,那些朋党小人却猜忌、诬谄、排挤、打击他,于是他轻蔑而愤怒地写道:“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雏意未休。”此诗虽不乏激愤和慷慨,但多了许多惆怅和失意,与以前直接反映现实,揭露凶徒暴行的愤激之作《有感》、《重有感》等有明显不同。这种变化是他的遭遇和心境变化的外在反映,是他的诗风转变的一个标志。同时,这首诗结构严谨,气韵流畅,境界阔大,精于用典,意味深长,语言精炼,堪称他咏怀诗的代表作。据《蔡宽夫诗话》载,王安石晚年喜吟此诗,谓“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之句“虽老杜无以过”,“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唯义山一人而已。”  《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首》是李商隐众多咏物诗中的优秀作品。这两首诗比《安定城楼》的格调更为凄凉、哀婉,与后期创作的大部分作品风格一致。可以说,这两首诗标志着李商隐独具个性的创作风格的真正形成。  “下苑他年未可追,西州今日忽相期。水亭幕雨寒犹在,罗荐春香暖不知。舞蝶殷勤收落蕊,佳人惆怅卧遥惟。章台街里芬菲伴,且问腰宫损几枝?”“浪笑榴化不及春,先期零落更愁人。玉盘迸泪伤心数,锦瑟惊弦破梦频。万里重阴非旧圃,一年生意属流尘。前溪舞罢君回顾,并觉今朝粉态新。”  前一首以奇特的联想写牡丹,由牡丹想到遥卧的美人,用惆怅的美人写败落的牡丹,让人产生无尽的联想,且意象丰富,诗境优美,冷艳,表达精致婉曲。后一首则借牡丹寄慨身世,把自己的感受和情绪融进物中,物我一体,“玉盘迸泪伤心数,锦瑟惊弦破梦频。”无限的伤心、失意,不正是作者不断经受人生风雨打击之后的反映吗?“万里重阴非旧圃,一年生意属流尘。”不正是自己身世的写照吗?这首诗把感伤情绪注入朦胧瑰丽的诗境,用哀婉的情调、美丽的形象和词采,写出了自己的心境和感受,其风格已大不似前。而这样托物寄情的咏物诗却大量出现在他以后的诗歌创作中,每一首都那样哀伤、凄艳。可以说,这首诗对他以后的咏物诗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标志着他独特创作风格的真正形成。 另有《汉宫词》、《瑶池》两首诗到底写于何时,尚有争议,姚学礼所编《平凉古今诗歌选》认为这两首诗写于李商隐在泾州时。冯浩、张采田认为这两首诗分别写于会昌五年和会昌六年。姚学礼认为,这两首诗是以西王母的传说为题材写成的,断定写于泾州。而冯张二人认为这两首政治抒情诗是讽刺唐武宗求仙以致丧命的愚蠢行为的。但是,唐武宗之前的唐穆宗、唐文宗都有过求仙的糊涂行为,李自隐早年学道的经历使他早就看穿了求仙的虚枉把戏,因此,讽刺武宗以前的皇帝也是可能的。但无论怎么说,这两首优秀的政治讽喻诗的诞生与李商隐在泾州的这段生活有必然的联系。正是泾州西王母传奇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为他的诗作提供了素材。  李商隐在泾州创作的一些诗歌中的意象也成为他以后的诗作中经常出现的内容。贾谊、青鸟、锦瑟、西王母曾不止一次出现在他以后的诗作中。除《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首》外,单独咏牡丹的就不下三首。  李商隐在泾州的生活对他一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可以说是他人生和创作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他的生活变得屈辱而艰辛,他的思绪变得忧郁而迷惘,他的情感变是迷离而复杂,他的心灵却愈加真诚和纯洁。正是这一切成就了他诗歌创作的天才,使他成为群星璀璨的唐代诗坛一颗耀眼的明星,成为中国古典诗歌创作中独树一帜的伟大诗人。  开成四年(839),李商隐应吏部试被录用,仅授秘书省校书郎这样的九品小官。开成五年(840)举家迁往长安,从此便永远离开了泾州,辗转各地幕府,远离家室,飘泊天涯,在污浊不公的尘世中苦度人生,直至大中十二年(858)去世。(本节资料来源:平凉日报 张四清)

李商隐的佛缘

 
弘一法师手书李商隐诗句,此诗李商隐作于桂州
弘一法师手书李商隐诗句,此诗李商隐作于桂州
 对李商隐的人格,诗文历来不乏微词,有人说他的诗文“多美人芳草”、“艳粉轻薄”,甚至贬其为“二流诗人”。就连史书也对李商隐作出了否定式的评价。《旧唐书》说李商隐“无持操,恃才诡激,为当涂者所薄。名宦不进,坎坷终身”。(新唐书》说他“忘家恩,放利偷和”。一千多年来对李商隐人格、诗文毁誉参半的评述,是公允还是偏见,恐怕只有入佛之后的李商隐本人,才会豁然明白。     李商隐一生虽然才华横溢,文采超群,但却是失意的一生,颠沛流离的一生;甚至可以说是悲苦的一生。他仕途坎坷,就是在二十六岁求助令狐绹登第之后,也是郁郁不得志,最高只做过六品太学博士。一辈子大部分时间寄人篱下,做别人的幕僚和书记官。他幼年丧父,家道中落,穷困潦倒,往往需人接济,几十年都是在萎蘼不振、郁郁寡欢中度过。他渴望试图改变这种不堪的命运和颓废的心境,期求幸福与快乐.为此,他到玉阳山中求仙访道。但多年修炼求索,却又迷茫困顿,不仅没有改变自己的命运和驱散心中的疑云,反而频添葛藤。   大中五年(851),李商隐随东川节度使柳仲郢入川任节度书记官。在此他有幸遇到了佛门大德智玄国师,从此开始了他全新的生活。据《宋高僧传》记载:“有李商隐者—代文宗,时无论辈,常方从事河东柳公梓潼幕。久慕玄之道学,后以弟子礼事玄。”又据《佛祖统纪》记载:“智玄大师俗姓陈,咸通四年总政救门事,号悟达国师。帝幸安国寺,赐师沉香宝座.僖宗中和二年幸蜀,召师赴行在,后辞退九龙山。师三学洞真,名盖一时,世称陈菩萨。”智玄大师是当时著名大德,法门龙象,很受唐皇器重,拜为国师,授予释、道、儒三教首座,佛教两衔僧禄,他不仅统领全国佛教僧众,也是释、道、儒三教共尊的大德。李商隐正式皈依智玄大师不久,他偶患眼疾,多方医治不愈,痛苦难耐,后求助智玄大师授其《天眼偈》三章。李商隐依教奉行,昼夜礼诵,虔诚不殆,不日疾愈如初。从此,李商隐对佛法深信不疑,常追随大师住寺为“行者”。他在《樊南乙集序》中写道:“三年来丧失家道,平居忽忽不乐,始克意事佛,方愿扫地打钟,为清凉山行者。”并且“自出财俸,于长平山慧义精舍藏经院特创石壁五间,金字勒《妙法莲化经》七卷。”李商隐平时疲于奔命,生活拮据,连自己的妻子儿女都难以资养,他为佛法肯出巨资,实在难得。     大中五年冬,李商隐四十岁时,爱妻突然病故,擞下一对儿女无人照料,为了活计,他忍痛南下四川。此时的李商隐深深感到了生命脆微,人生苦短,祸福难料,兴衰相伴,苦空无常。认识到欲求解脱,只有一心向道精进修学才是正途。于是常常住寺为行者,青灯黄卷,扫地打钟,精进修行。很快对无上甚深的佛法妙理和因果缘起有了深刻的认知。他的诗作风格与前迥然不同,完全畅游在佛法大海之中,吸吮着自救的法味,赞佛颂法自明心地的诗文,成了他诗作的主流。如五言律诗《北青萝》:     残阳西入崦,茅屋访孤僧;    落叶人何在,寒云路几层。     独敲初夜磐,闲倚一枝藤。    世界微尘里,吾宁爱与憎。     李商隐常在寺院与僧人相伴修行,看到“残阳”“落叶”“寒雪”的生来无常,同时感到这大千世界不过如微尘一样渺小和空幻,这世事人生还有什么爱与憎、苦和乐可执着和放不下呢?如此洒脱、自在的诗句在过去没有的,读来耳目一新。再如《题白石莲花寄楚公》:     白石莲花谁所共,六时长捧佛首灯。    空庭苔藓饶霜露,时梦西山者病僧。     大海龙官无限地,诸天雁塔几多层。    漫夸鹙子真罗汉,不会牛车是上乘。     诗人因六时用石莲花供佛,时常想念同修楚公,劝其不可以执着於深山老林独处苦修,虽然可以达到自我解脱的境界,但它好比龙宫的广大和诸天雁塔的高崇,并非是真正的无限。诗中最后—句说,修到大阿罗汉的鹙子(舌利弗),若不能回小向大,修大乘的菩萨道,他就不能证得无上正等正觉的究竟佛果。可见此时的李商隐对大、小、偏、圆的佛法理念,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认知和正确的把握。再看他的一首《题僧壁》看出他舍生求道的决心和正知见的修行见地。《题僧壁》曰:     舍生求道有前踪,乞脑剜身结愿重。大去便应欺粟颗,小来兼可隐针锋。蚌胎未满思新桂,琥珀初成问旧松。若信贝多真实语,三生同听一楼钟。     《因果经》说:“菩萨昔以头目脑髓施於人,为求无上正真之道。”诗人正是在追踪前贤“乞脑剜身”的大乘菩萨精神。可以看出他对佛法的大能现小、小能容大、圆融无碍的佛法见地和高远大气的思想境界,以及“舍生求道”实践他过去、现在、未来累世修行成佛的坚强决心。所以,人们称此诗是李商隐对佛法最透彻认知的了义之作。李商隐之所以能有如此高远的修学境界,并能写出那麽多富有深意的佛学诗文,首先是他深厚的慧根和累世精进的修为,但与他的恩师智玄国师的教诲是分不开的。当他老师圆寂之后,他常行香祭拜,不忘师恩。他的一首《送臻师》渗透着他对恩师无限眷恋之情和发愿追随共同往生成佛的决心。诗曰:     苦海迷途去未因,东方过此几微尘;    何当百亿莲花上,一一莲花见佛身。     李商隐佛缘深厚,发心纯正,入佛之后心精进修行,至死不移,临终萌生出尘之志。大中十二年,在荥阳家中养病时,寄信给他的师兄、著名高僧僧彻大师:“某志愿削染为玄弟子。”可惜此时他已病人膏盲,为时已晚,但他一心向佛之心天地可鉴。     诗人后期的大量诗作,反映了他在佛法深透义理薰修之下,了悟人生苦空无常的实相见地,同时彻底改变了他过去那种受伤、悲怨、颓废无奈的心境,而步人了—个开朗明快、自由自在的清净王国。若回过头来再去翻看那些被历史毁誉参半的评述,还有什么意义呢?李商隐死后,陕西风翔府的佛门信众,在为智玄法师建庙塑像时,特地为李商隐也造了—尊手持拂尘的塑像,侍立在智玄法师的身旁,以示永远纪念他们师徒二人。这也了却李商隐临终“某志愿削染为玄弟子”的心愿,同时也说明人们对李商隐修学佛法境界的肯定和人格的尊重。

李商隐诗歌中的佛学意趣

  李商隐对人生痛苦的体验,在精神实质上与佛学对人生的看法不谋而合,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有求皆苦、无常幻灭。

·对无常幻灭的深切体验

  原始佛教为了论证人生无常,提出了三个命题:“诸行无常”、“诸法无我”、 “一切皆苦”,是为“三法印”。佛教认为,世间的一切都是因缘和合而生,各种物质现象、心理活动,都是迁流转变、不遑安住的“有为法”。有为法由众因缘凑合而成,没有不变的自性,而且终将坏灭。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人有生、老、病、死,物有生、住、异、灭,世界有成、住、坏、空。无常迅速,念念迁移,疾于石火风灯、逝波残照、露华电影。“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金刚经》著名的金刚六如偈,形象地表达了佛教的无常体验。诸法无常,人生为无常患累所逼,不能自主,便产生了种种痛苦,其中最为主要的是生、老、病、死、怨憎会、求不得、爱别离、五取蕴这八苦。    与佛教对人生痛苦的深切感悟一样,对诸法一切有为法无常,李商隐体验得尤为深刻,在诗歌中发为凄切哀楚的吟咏。  无常迅速,生死事大    李商隐执着地眷恋天地间至纯至真的美,然而,无常流转,好景成空。李商隐在诗歌中反复咏叹美好事物的凋零衰落,展示了一幅幅桂摧兰折、香消玉殒的惨烈图景:“狂飙不惜萝荫薄,清露偏知桂叶浓”《深宫》, “昨夜西池凉露满,桂花吹断月中香”《昨夜》, “风波不信菱枝弱,月露谁教桂叶香”《无题》, “日烈忧花甚,风长奈柳何”《春深脱衣》。 在这时而小径低徊,如怨如慕,时而壮士扼腕,浩然弥哀的喟叹中,诗人对生命无常的迷惘、愤懑、无奈、怅惘,得到了酣畅淋漓的抒发。    天地之美的最佳载体、最好象征是美丽的女性。这些美丽的女性,气质美如兰,才华馥比仙,却遭受无常的玩弄,红颜薄命,晨艳夕枯!“风露凄凄秋景繁,可怜荣落在朝昏。未央宫里三千女,但保红颜莫保恩”《槿花》, 色貌如花,青春似火,然而,在无常的蹂躏下,只不过是朝开暮落的槿花,瞬间即逝! “当时欢向掌中销,桃叶桃根双姐妹”《燕台诗·冬》, 织就诗人生命中一段美好情缘的红颜知己,也早已舞歇香销,无复往日的青春美艳。    佳人、好景,殒落于无常。除非将时光之流截断,才能避免无常惨象。“佳期不定春期赊,春物夭阏兴咨嗟。愿得勾芒索青女,不教容易损年华。”《赠勾芒神》年华似水,青春跳丸,痴情的诗人期望韶华永驻,幻想给人间带来亮丽生命的春神勾芒,能迎娶萧杀的秋神青女,从而使时光之流凝固成永恒的刹那,百花永远亮丽,生命永远欢笑。诗人还幻想通过其他种种方法来永绝时光流逝的悲哀:用长长的绳索把飞驶的日车拴住,使它永远停留在天上;向麻姑买下东海,使念念消逝的时光之流无所归宿,让生命之树长青。多么奇妙的幻想,多么善良的愿望,然而,在冰冷残酷的无常面前,却是如此迅速地破灭:“欲就麻姑买沧海,一杯春露冷如冰”《谒山》, “羲和自趁虞泉宿,不放斜阳更向东”《乐游原》。 海底尘飞,陵迁谷变,时光之流又怎能留驻!光阴匆遽而去,水云永无还期,留给人的只是无限的怅惘。    悲剧性的毁灭在诗人的心湖留下永久的震撼,并积淀在他的意识深层,和种种无常体验一起,加重了诗人的悲剧性气质,深化了无常感的现实人生内涵。在特定的情境,这种感受便会喷薄而出,化为内涵厚重的诗什。正因为“义山身处唐之季世,国运衰颓,身世沉沦,蹉跎岁月,志业无成,于好景之不常感受特深”, 刘学锴、余恕诚先生《李商隐诗歌集解》第1945页评,中华书局1988年版。以下引此书简称《集解》。  终于写下了“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样震古铄今的诗句。  萍飘梗泛,升沉无定    受无常左右的世人,难以主宰自己的命运。《无题》八岁偷照镜中的那位少女,美丽早慧,勤于习艺,向往爱情,然而,却被深闭在幽闺之中,虚耗青春,无法掌握自身命运,脉脉春情,唯有泣向春风。少女怀春的幽怨苦闷,正是才士渴求用世心情的写照。世事无常,能否担荷重任,驰骋才情,个体丝毫不能自主。“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崔珏《哭李商隐》的李商隐,如同那缺少惠风缺少雨露的芭蕉、丁香一样,几乎从来没有灿烂地绽放过。为了长养色身,为了区区名宦,他不得不抛乡别井,碌碌风尘,“此生真远客,几别即衰翁”《寓目》, “路绕函关东复东,身骑征马逐惊蓬”《东下三旬苦于风土马上作》, “欲问孤鸿向何处,不知身世自悠悠”《夕阳楼》, “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蝉》, 似断根的蓬草,迷途的大雁,流浪的木梗,飘摇的孤舟,在无常之流中,他不知要飘向何方,只是本能地直觉到离家乡越来越远,直觉到自己越来越沉重地被抛入孤寂的深渊,无垠落寞,亘古凄凉,只能依稀听到绝望的心在哀吟:“人生岂得长无谓,怀古思乡共白头!” 《无题·万里风波一叶舟》      对人生无常感的最为集中的表述,是《井泥》诗描写的一系列升沉无定。井中之泥,幽闭井底,地位卑微。然而,淘井的时候,它却从井底升腾而出,承雨露滋润,赏云霞绚烂。俯观万象,又何止井泥如此?“茫茫此群品,不定轮与蹄”,宇宙万物,就像车轮与马蹄一样不断运转。以帝王而言:秦始皇原是商人吕不韦所生;汉高祖出身于平民百姓。以臣子而论:辅汤灭夏的伊尹,竟搞不清谁是自己的父亲;辅刘定天下的,不过是屠狗樊哙、贩缯灌婴。既然低者可以为高,在升沉不定的无常律的支配下,高者亦可为低,上者亦可为下,尊者亦可为卑。 “大钧运群有,难以一理推。”《井泥》所描述的现象,如果用世智来揣度,每一个现象几乎都是“无端”、“无端”、再“无端”!《集解》第1414页: “张采田曰:‘此篇感念一生得丧而作。赞皇辈无端遭废,令狐辈无端秉钧,武宗无端而殂落,宣宗无端而得位,皆天时人事,难以理推者。’”    所以它的确“非世智所料及”,但用佛教的观点来看,则不难勘破个中玄机。《梁书· 范缜传》:“子良精信释教,而缜盛称无佛。子良问曰:‘君不信因果,世间何得有富贵,何得有贫贱?’缜答曰:‘人之生譬如一树花,同发一枝,俱开一蒂,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侧。堕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变化无定,浮沉随机,自然突破了佛教有因有果、善恶相报的因果律,但范缜所描述的坠茵坠溷现象,本身具有极大的偶然性、不确定性、随意性、不自主性,恰恰是佛教无常观念的最好说明。  求不得苦,爱别离苦    人生在世,充满了种种欲求。欲求是与生俱来的生命的本能冲动。诸法无常,众人都执以为常,这就导致了痛苦。欲求脱离痛苦而不得,欲求长享欢乐而不得,欲求实现理想而不得,都会引起烦恼与痛苦,这就是求不得苦。“巧啭岂能无本意,良辰未必有佳期”《流莺》, 李商隐以悲剧性的人生体验,对“求不得苦”感受尤深。像流莺、哀蝉、杜宇,他用凄惋的歌声表现了对理想境界之死靡他的炽烈追求和追求幻灭的无限怅惘:“紫府仙人号宝灯,云浆未饮结成冰。如何雪月交光夜,更在瑶台十二层?”《无题》理想的境界是如此可望而不可即,他徒有一腔的追求、向往,却又因无常变化而难以实现。      别离爱恋的境界,或与所爱之人别离时,人们往往会感受到极大的痛苦。人在主观和客观两方面都有所喜爱,但是诸法无常,相爱的人偏偏要劳燕分飞。天伦和乐,情深意笃,却终不免父子东西、兄弟南北、鸳侣离析,甚至祸起不测,生离死别!对爱别离苦的咏叹,也是李商隐诗歌的主要内容。“露如微霰下前池,风过回塘万木悲。浮世本来多聚散,红蕖何事亦离披?”《七月二十九日崇让宅燕作》“人世死前唯有别,春风争拟惜长条。”《离亭赋得折杨柳》  如果说“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还在绝望中隐约透出一线希望的话,那么“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无题四首》其一则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令人凄惋欲绝!      李商隐对人生无常之苦的体验是如此深切,在深层结构上为他走向佛学、寻求超越奠定了心理基础。

·超越痛苦的禅学观照

  佛教认为,人世犹如一间朽坏了的房子,燃起了熊熊大火,而芸芸众生贪恋欲乐,游戏其中,醉生梦死,不愿脱离火宅。如同众象之王的法王佛陀,经过这间破朽失火的房子时,以其悲天悯人的襟怀,忍不住频频顾视受苦受难的众生, “过朽宅以衔悲,频回象视”李商隐《唐梓州慧义精舍南禅院四证堂碑铭·序》, 从而设立种种方便,使众生脱离火宅。在佛陀设立的种种拯济众生的方便中,禅学便是其一。佛学传入中国后,士大夫阶层最感兴趣、从中汲取养分最多的,是“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的禅宗。李商隐以其深邃的感情体验,感悟到了有求皆苦、无常幻灭的佛教真谛。生活在禅风大炽的晚唐时代,他交往得最多的佛徒是禅宗僧侣,他超越痛苦的途径也是禅宗的观照,即不二法门。“不二”,亦称“无二”、“离两边”,指对一切现象无分别,或超越各种区别。“法门” 指入道的门径。禅宗将超越一切差别境界的不二法门,作为处世态度和禅悟的极则。李商隐通过不二法门的禅学观照,超越了时空、顺逆、圆缺、得失、物我、色空等相对的二元观念,表现了大小相即相容、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凝聚于当下,万古长空、一朝风月的时空观念;圆缺一如、当体即空的情感内省模式;以及泯除物我、忘怀顺逆、把握现境、随缘自适的审美襟怀。  万古长空,一朝风月      佛教根据禅定修行的结果,勾画出独特的宇宙图式,提出了三千大千世界说。下至地狱,上至梵世界,各有一个太阳和月亮周遍流光所照的地方。如此的一千个世界称为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称为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称为大千世界。因一大千世界包含有小千、中千、大千三种千,合称为三千大千世界。宇宙是由无数的三千大千世界所构成的无限空间。三千大千世界无量无边,如微尘,如恒河沙数此处采用通行的看法。李商隐《安平公诗》“仰看楼殿撮清汉,坐视世界如恒沙”,正是佛教宇宙观的反映。宇宙旷远广袤,无边无际,没有空间的限量,在无限的空间里,有无限的森罗世界。所以,在佛典里,“恒沙”不但象征世界之多,而且象征世界之小。诗人之所以能获得这种感悟,是因为主体精神无限提升,高踞于宇宙人生的绝巅。此时俯视下界,一切的一切都微如尘烟。在佛教看来,诸法无常,诸相非相,动静来去,都是无常幻影。不但大小相状为空,就连微尘世界里的众生七情六欲也都是空的。山河大地已属微尘,而况尘中之尘;血肉身躯且归泡影,而况影外之影?非上上智,无了了心。正因为有这样的观照,李商隐《北青萝》才有“世界微尘里,吾宁爱与憎”的泯灭爱憎、心境澄明的超悟之境。有了“世界微尘里”的认识,就会鄙弃尘中之尘的世人,更会鄙弃世人卑微猥琐的七情六欲,从而获得泯除爱与憎的“上上智”。      禅定观照中的另一种感受是小大相即,破除分别。李商隐《题僧壁》“大去便应欺粟颗,小来兼可隐针锋”,便表现了芥子纳须弥的禅观。“小时正大,芥子纳于须弥;大时正小,海水纳于毛孔。”《华严策林》《维摩经·不可思议品》:“以须弥之高广纳芥子中,无所增灭,须弥山王本相如故,而四天王忉利诸天,不觉不知己之所入,唯应度者乃见须弥入芥子中,是名不可思议解脱法门。”大小相即的空间观念有助于破除大小相对的分别相,从而获得精神的澄明解脱。      佛教轮回观认为,人的生命不只是限于现在这一生,还有前生和后生。然而在禅宗那里,三世的观念已被超越。“如何是高峰独宿底人?”“夜半日头明,午时打三更。”《祖堂集》卷20《后鲁祖》什么是高踞悟之巅峰的禅者的体验?那就是深更半夜太阳溢目,日午时分响起报三更的梆鼓声!在当下的瞬间中,即已包蕴着永恒。李商隐《题僧壁》:“若信贝多真实语,三生同听一楼钟。”过去、现在、未来三世,都凝聚成当下的刹那,不可分辨,也毋庸去分别。在这一瞬间,超越了一切时空、因果。由于《题僧壁》“大去便应欺粟颗,小来兼可隐针锋”、“若信贝多真实语,三生同听一楼钟”表达了特殊的禅宗时空感受,因此陆昆曾称此诗:“义山事智玄法师多年,深入佛海,是篇最为了意。” 《集解》第1294引  不二禅观,何圆何缺      禅宗不二法门,超越了时空、圆缺、长短、是非、穷通、好恶、爱憎等一系列相对的物质现象和二元对峙的心理观念,从而使人获得澄明宁静的情感体证。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一轮圆月,往往能触发人们团圆、美满的联想和幸福、愉悦的感受,但以佛眼观之,诸法无常,诸相非相,圆缺只是相对的概念,圆缺均幻,悲喜皆空。善导一日与仰山玩月,仰山问:“这个月尖时圆相向什么处去?”善导说:“尖时圆相隐,圆时尖相在。”认为尖时圆相隐潜地存在,圆时尖相仍在圆中,尚是就知见而言。后来云岩说:“尖时圆相在,圆时尖相无。” 认为尖时虽不见圆相,而圆相不失;而月圆之时,尖相尚未形成。这仍是就知见而言。两位禅师的解释虽然不同,但都胶着于形象。后来道吾禅师说:“尖时亦不尖,圆时亦不圆!”《传灯》卷14《善导》这就超越了形象。因为尖圆的相状,只是相互对待而言。如果在尖时心中没有圆相与它对待,又何以知其为尖为圆?尖圆皆无自性,绝去相待,则尖无尖相,圆无圆相。这才是禅悟的境界。      李商隐以其对无常幻灭感的深刻体验,使他的思维超越了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的情感生发模式,而达到了一种全新的情感体悟之境:“初生欲缺还惆怅,未必圆时即有情。”《月》月亮初生未满时,我们常常盼望它圆盈;将满欲缺时,我们往往嗟叹它残缺。殊不知,即使是在它圆满的时候,也未必于人有情。世人习惯于把希望寄托在美好的将来,义山则透过一层,深刻地指出 “未必圆时即有情”——纵是追求实现,好梦成真,仍不免归于失望与幻灭!希望与失望相对而生,有了希望,就有了与之相对待的失望。人生充满了无休无止的希望,一个希望实现了,便会惘然若失,于是另一个更大的希望便取而代之… …人生像钟摆一样在希望与失望之间作无休无止的摆动。由此看来,月圆之时,甚至比将圆欲缺之时更为无情!因为将圆欲缺之时,还有希望;而已经圆满时,只有失望!所以月缺也好,月圆也罢,都不必心随境转,虚掷情感,而要感悟到圆缺皆幻,悲喜皆空。这与法眼宗开山祖师文益禅师的观牡丹诗名句“何须待零落,然后始知空”在体物超悟上,是何其相似!“未容言语还分散,少得团圆足怨嗟。”《昨日》世人都知道分离值得怨嗟,而不知团圆更加值得怨嗟。因为诸法缘起,缘聚则合,缘散则离,有相聚就必有分离,相聚的本身就意味着分离,短暂无常的相聚只能益发令人伤感!所以应当超越聚会、离别的二元观念,扬弃聚欢、离悲的心理感受。诗人觉悟到,既然包括圆缺、聚离在内的万事万物都处在无常迁变中,就不妨用“坐忘”的禅学观照来进行超越,把握现境,随缘自适。  把握现境,随缘自适      传统佛教认为宇宙时间上是无限的,既有消有长而又无始无终。世界消长一周期中经历成住坏空四期。坏劫来到时,大火灾起,世界付之一炬。而在禅宗看来,瞬间即永恒,三生即刹那,对于悟者来说,当下的每一时刻即是永恒,即是过去、未来、现在,必须珍惜、把握。“年华若到经风雨,便是胡僧话劫灰。” 《寄恼韩同年二首》其一要把握有限的时光,充分啜饮生命的甘美,不要抛掷尺璧,等到世界末日的来临。“人生何处不离群,世路干戈惜暂分。” 《杜工部蜀中离席》虽然“离群”是人生的普遍现象,是永动的无常之流,但在分别之际仍当依依恋惜。      飘转在无常之流中的人,应当用一种超越的态度来对待人生。在李商隐诗中,具体表现为对自然景物的静照观赏、对山村野趣的忘我流连。自然清景,对于红尘喧嚣的世人,具有净化心灵、抚平躁动的效用。受无常左右的凡夫俗子,蝉蜕红尘,就可以在大自然中获得审美观照。“坐忘疑物外,归去有帘间。”《朱槿花二首》其二坐忘,即是从现实人生的无常因果链上挣脱出来,直面审美对象,超功利,泯物我。这是源于庄子,后来被禅宗充分汲取高高标举的观照山水自然的方式。在这种物我俱泯、能所双忘的审美观照中,人的个体生命与整个宇宙自然融而为一,超越了因果、时空、得失、是非,不受任何现实关系的规定、束缚、限制。鸢飞鱼跃,花开叶落,都是无意识、无目的、无思虑,而主体也只有在坐忘——无心、无目的心境中,才可能感受到它的美。在这种心境下创作的诗歌,就自然而然地带上了禅意。《北青萝》:“残阳西入崦,茅屋访孤僧。落叶人何在,寒云路几层。独敲初夜磬,闲倚一枝藤。世界微尘里,吾宁爱与憎。” 访而不遇,寒云路远,意境颇似韦应物“落叶满空山,何处觅行迹”。在禅宗那里,描绘禅的三种境界的第一境便是“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是象征寻找禅的本体而不得的情况。“落叶人何在,寒云路几层”,无意于说禅而暗合禅旨,天机凑泊。在这类诗中,情感恬淡自然,物象空灵静谧,弥漫着似雾似烟、幽远寒静、空灵澄澈的禅的氛围。《高松》:“高松出众木,伴我向天涯。客散初晴后,僧来不语时。”直契本源,廓尔忘言。同样,与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世俗人际关系相比,纯朴厚直、了无机心的田叟也能使诗人感受到返朴归真的禅意: “荷衰翁似有情,相逢携手绕村行。烧畲晓映远山色,伐树暝传深谷声。鸥鸟忘机翻浃洽,交亲得路昧平生。抚躬道直诚感激,在野无贤心自惊。”《赠田叟》      在瞬间即永恒的观照方式中,不论所处的是何种境界,只要以超越的襟怀来对待,便会在常人不堪忍受的苦境中,产生审美愉悦。《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 “竹坞无尘水槛清,相思迢递隔重城。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本来,秋阴不散,引愁起恨,是触发相思的凄凉之景。但既然认识到“相思迢递隔重城”,认识到相思无益,不把期望寄托于将来的团聚,而是把注意力放到对现景的观照上,便会发现这是一个“无尘”的清幽雅洁之境,在清幽的境界中,沙沙似雨的枯荷声竟如同空谷足音令人欣慰。秋阴、枯荷、雨声这些物象,渐渐凸现了出来,展示着它们自身,默默地吐露着光华。这正是禅宗即事而真的现量境界。诗人欣慰地发现,秋阴能够延迟霜期,能够“留得枯荷听雨声”以慰相思寂寥,反而是一件妙事。黯淡的物象,由于诗人忘怀得失的静观,反而显现出亮丽温馨来。      由于对人生幻灭感有着刻骨铭心的体验,诗人对瞬间之美也表现出如火如荼的钟恋。《花下醉》:“寻芳不觉醉流霞,倚树沉眠日已斜。客散酒醒夜深后,更持红烛赏残花。”无常刹那,转瞬成空,花期短暂,诗人整整观赏了一天,意兴犹浓。酒醒神清时,纵然花已凋残,又何妨继续品赏。花开有花开的风情,花残有花残的韵致。且秉红烛赏残花,明日落红应满地。只有对美的幻灭有切骨入髓感受的人,才有如此香韵袅袅的情怀。  诗佛摩诘,情禅义山      在唐代诗人中,以禅入诗的代表人物是王维。两人的禅诗相比,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不同:1从禅诗的内容方面看,王维的禅诗偏重于对天然静趣、山水清音的感悟,表现了自然界清幽、静谧、肃穆的情趣,和诗人任运自然、物我两忘的襟怀,透露着禅悦洒脱的高人风致。而李商隐的禅诗偏重于对世事无常、情感幻灭的体证,表现了对失落的咀嚼、对无常的反省、对执着的超越、对超越的执着,流漾着芳菲馥郁的诗人情怀。王维表达了禅宗潇洒绝尘、澄心静虑的一面,而李商隐表达的则是禅宗立处皆真、至情至性的一面。如果说王维是诗佛,那么李商隐则堪称情禅。2从诗境创造的角度看,王维禅诗创造了空灵浑融的艺术意境,花事问花,菊事问菊,他没有站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化成流水、行云、青苔、辛夷花的本身,物我浑一,神与物化。禅意的自然渗入,使得他的禅诗情、景、理、事水乳交融,禅味、禅趣、禅境,在似有似无间,可以神会,难以迹求,从而收到拈花一笑、令人寻味不尽的艺术效果,成为“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沧浪诗话·诗辨》的盛唐禅诗的极品。而李商隐往往直接采用禅语入诗,在意境的浑融上较王维略逊一筹。当然,在李商隐的作品中,也有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诗篇,虽然只是凤毛麟角,却具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情感魅力,最负盛名的《锦瑟》即是其一。  锦瑟无端,禅情有迹      在李商隐诗中,《锦瑟》也颇有禅学意味:“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此诗之所以脍炙千古,潜蕴着禅学韵味也是原因之一。这种禅学韵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色空观。禅宗教义的理论基础之一是佛教大乘空宗般若学。般若智要人们认识现实世界的虚妄,从而超越一切色相,达到彼岸净土。般若学认为,宇宙本体是空的,现实世界不过是种种虚幻现象的结集,人们所见的不过是些假相,而假相非相。《金刚经》:“如来说一切诸相,即是非相。”既无客观世界,也无与之对应的主观世界,“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锦瑟华年是时间的空,庄生梦蝶是四大的空,望帝鹃啼是身世的空,沧海遗珠是抱负的空,蓝玉生烟是理想的空,当时已惘然、追忆更难堪的“此情”是情感的空……然而正是在这空中,幻出锦瑟华年等一系列色相。作者见色生情,传情入色,因色悟空。 2无常感。“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庄生蝶梦,幻灭迅速。望帝鹃啼,如梦似烟。珠泪晶莹,忽尔被弃;玉烟轻袅,临之已非。深谙无常之理的诗人清楚地知道,锦瑟华年的美满,终将离自己离所爱而去,替代这美满幸福的,将是凄迷欲断的蝶梦,椎心泣血的鹃啼,寂寥映月的珠泪,随风而逝的玉烟……果然,人生无常,疾于川驶。刹那间欢爱如烟,刹那间青丝成雪。这种梦幻之感,即使在当时已惘然无尽,又何况如今独自抚思!3求不得苦。庄生晓梦迷蝴蝶,抱负成虚;望帝春心托杜鹃,理想幻灭。玲珑剔透的沧海明珠,本为稀世珍宝,如今却只是在明月映照之下,成盈盈之“珠泪”,独自被遗弃在沧海;自己追求的对象,如同蓝田日暖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凡有所求,皆是痛苦:锦瑟弦断,却期求情爱之杯盈满;华年烟散,却期求时光之流凝驻;庄生梦迷,却期求生命之树长青;望帝鹃啼,却期求春色不再凋枯;珠泪不定,却期求好梦不再失落;玉烟明灭,却期求能真切地把捉……      锦瑟华年所经历的种种人生遭际、人生境界、人生感受,是如此的凄迷、无奈、失落。然而,也正是这种色空观、无常感,形成了李商隐诗歌哀感顽艳的艺术魅力。

·耽着色相的执迷歌吟

  禅学不二法门,超越时空、因果、色相、物我。如果耽着物欲,特别是色欲,就是迷,就破坏了悟境。佛教认为,导致人生痛苦的根源在于无明,即与生俱来的欲望,种种欲望中尤以对美色的贪溺为罪大恶极。佛教把女色视作粪秽,对于耽溺美色的凡夫俗子更是大张挞伐。“女色者,世间之枷锁,凡夫恋著,不能自拔;女色者,世间之重患,凡夫困之,至死不免。”《菩萨呵色欲经》 “诸烦恼中爱缘所合,此最为重,如是烦恼深彻骨髓。”《大宝积经》卷78  佛教认为,女色本不净,而世人却往往作“净想”,认为女色美好可爱,这就是“颠倒想”。所以应当修习不净观,把女色想像成种种恶秽之状,把女性的身体看作是“革囊盛臭”,即可调适身心。佛教认为,世人见到美色,便会生起种种非分之想,从而引起种种忧郁、痛苦、恐怖,这就破坏了原本安宁祥和的心态,染污了洁净澄明的本性,所以参禅学道者务必要远离爱欲。考察李商隐的创作,我们不难发现,在痛苦之际向佛学寻求超越的李商隐,对女性的情感态度恰恰是佛家所深恶痛绝的“颠倒想”!  认幻成真,执迷不悟      生命欲望会引起种种痛苦,对女性美的爱恋会破坏心态安宁,李商隐在理智上也有体察,其《唐梓州慧义精舍南禅院四证堂碑铭·序》云:“俯爱河而利涉,靡顿牛行”,即是赞叹佛菩萨像牛王一样,心志坚定、稳如磐石地渡过爱欲之河,毫不顾盼留连。但理智的认知,并不等于情感的超越。如果说李商隐在观赏自然景致、与乡村野老闲话、与禅僧围炉夜坐时,还能“坐忘”,还能从世俗欲网中超脱出来的话,那么,一当他面对花容月貌、国色天香的女性时,诗人的激情又重新炽热地燃起。“大执真无利,多情岂自由”《即目》, “多情真命薄,容易即回肠”《属疾》。 他清楚地知道,生命中的一次次邂逅,论其总趋势大执终归是相思无益,然而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他偏偏不能割舍!“巫峡迢迢旧楚宫,至今云雨暗丹枫。微生尽恋人间乐,只有襄王忆梦中。”《过楚宫》襄王梦中与巫山神女的欢会,是超出“人间乐”的至真至美的情爱。对这种情爱,义山则既深感向往,又深感其虚幻;既深感其幻灭,又坚韧不懈地追求!“直道相思了无益,未妨惆怅是清狂。”《无题》至死不渝,铭心刻骨,抽刀断水,欲罢还休,如同怨鬼般的执着!真可谓“欲火入心,犹如鬼著” 《大集经》卷38, 明知其幻灭却偏偏执着地追求幻灭,岂非“颠倒想”,岂非执迷不悟!正如他在《上河东公第二启》所说:“犹恨出俗情微,破邪功少!” 由此看来,“入不二法门,住第一义谛”《上河东公第三启》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他仅仅是个遥远迷离的禅的梦而已。      《金刚经》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一部《金刚经》的要旨,就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整个中国禅宗的要旨,也无非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禅宗主张风来疏竹,风过而竹不留声;雁度寒潭,雁去而潭不留影。主张人心应当像镜子一样,物来斯应,物去则空,只是平静地反映外物,而它的本身并不注入任何情感。否则,就是尘埃,就是执着,就是沉迷。而李商隐的爱情诗,却极多追忆过去、哀吟现境、期盼未来的作品,与禅悟大相悖离。这些作品尤以追忆过去的欢会、悬想两地相思写得最为成功,像《燕台诗》 “雄龙雌凤何处所,絮乱丝繁天亦迷”,入木三分地写出了对所爱的酷烈相思。《无题》“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设身处地体贴入微地悬想对方的起居场景、情感意趣,成为脍炙人口的绝唱。这些住于过去、住于现在、住于未来的诗作,在禅宗看来,恰恰是典型的迷者的歌吟。在这个意义上说,李商隐诗歌的情感生发,多是根尘相接的产物,结果春蚕作茧、蜡炬成灰,用万缕情丝捆缚着自己,用千珠红泪销融着自己。即使他有一定程度的禅悟体验,然而,骨子里仍透露出对生命、对感性的至死不渝的执着。  禅意深浅,且当榷论      李商隐诗歌契合佛旨,是人生体验层面的契合,是精神感悟层面的契合,而不仅仅是语词字面、名相义理上的契合。李商隐以其独特的诗人气质,直觉地体证到佛教诸法无常、有求皆苦、色即是空的真谛,并且运用禅学观照,在一定范围内超越了这种痛苦。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李商隐的创作体现了诗禅相通的特征。但是,有的论者却片面地夸大了李商隐诗歌中的佛学意识,这是必须澄清的。      第一个注义山诗的是释道源。为什么清净佛门的僧人来给李商隐诗作注,石林认为:“佛言众生为有情,此世界情世界也。欲火不烧燃则不干,爱流不飘鼓则不息。诗至义山,慧极而流,思深而荡,流旋往复,尘影落谢,则情澜障而欲薪尽矣。春蚕到死,蜡炬成灰,香销梦断,霜降水涸,斯亦箧蛇树猴箧蛇:佛教认为,地、水、火、风四大与心识和合,构成了人身。而组成这个人身的地水火风,如同四条毒蛇共居一箧,常常扰动不安,给人带来病害诸苦。《大日经· 住心品》分述六十种心相,最后一种为猿猴心,谓此心如猿猴,攀援外境。《心地观经》卷8:“心如猿猴,游五欲树。”  之喻也。且夫萤火暮鸦,隋宫水调之余悲也;牵牛驻马,天宝淋铃之流恨也;筹笔储胥,感关张之无命;昭陵石马,悼郭李之不作。富贵空花,英雄阳焰,由是可以影视山河,长挹三界,疑神奏苦集之音,何徙证那含之果。宁公称杼山能以诗句牵劝令人入佛智,吾又何择于义山乎。”(《有学集》卷15)      石林这段话可以归结为两个意思,其一是李诗表现了情感的极度消耗,将生命的所有能量耗尽,也就会幡然悔悟,从而获得心理的安宁。佛典称俗世为“有情世间”,佛教的“世”有“迁流”、“毁坏”的意思,“世间”就是不断迁流变化的世界。“有情”指有情识的生物,也称为“众生”。既然是有情世界,无明爱欲与生俱来,那么,要证得菩提智慧,就不妨纵身欲望之流,让情欲之火彻底焚毁自己,让爱欲横流,肆意泛滥。等到情爱之薪成灰,情爱之河涸断,就会自然而然地发现无明爱欲只不过是空花而已。      对情感的幻灭,义山体验尤深:“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 “香销梦断,丝尽泪干,情焰炽然,终归灰灭。不至此,不知有情之皆幻也。” 《集解》第1472页引朱鹤龄语。  这种体验也确实离悟不远。参禅讲究大死大活,讲究大疑大悟。禅宗也主张“烦恼即菩提”,主张“火中生莲花”,认为在俗世的欲望中也可以证得菩提。然而,从李商隐创作的本身来看,他即使到了薪尽河干的地步,也仍然执着于幻灭中的追求,韧性的执着、不渝的追求从来就没有停止,因此,他从来就没有真正“彻悟”过!有佛学意趣、禅学感悟和彻底的开悟不能画等号。即以《无题四首》其二而论,“诗虽千回百转,而终归相思之无望;然于绝望之悲哀中,又复透出‘春心’之不可抑止与泯灭”。 《集解》第1483页评。  李商隐的诗歌,表现了对感性生命的无偿肯定,对青春美貌的极度渴慕。即使是追忆华年的《锦瑟》,明明“知其有情皆幻,有色皆空”,《集解》第1429页引叶矫然语。 仍然流露出对生命、感性的深沉眷恋。因此,说抒写情感的极度消耗是为了彻底断灭情感,并不符合李商隐诗歌的创作实际。因为纵身激情之流,在佛家看来,毕竟是蒸砂为饭,成不了正果的。      石林的第二个意思是李商隐诗歌表现了无常之苦,因此,他是以诗歌的形式让人体验箧蛇树猴的无常恐怖,从而劝人归入佛门。春蚕到死,蜡炬成灰,确实表现了被无明爱欲驱动之人对外境的攀援对青春美色的眷恋,就像猕猴喜欢攀树一样,心逐境起。由于有了种种攀援,于是引起了生命的扰动不安,最终导致四大的离散,生命的解体。然而,问题的关键是,李商隐对无常的情感态度。他以诗人的直觉体证到无常,惊叹于无常——隋炀帝凿河南游,艳称当时,唯余水调悲吟;唐明皇宠爱玉环,风流一世,仅剩淋铃哀曲。辅佐刘备能征惯战的关羽、张飞,仍不免被人诛杀;安定唐室功勋赫赫的郭子仪、李光弼,终难逃无常铁腕;帝王将相,盖世英雄,无一幸免地沉沦于无常之流。海誓山盟的爱情,掀天揭地的伟业,确实如空花,如阳焰!然而李商隐创作的目的,却绝不在于“先以诗句牵,后令入佛智”白居易《题道宗上人十韵》,并不在于用诗歌来演绎佛教苦、集、灭、道四圣谛,以证得断除欲界一切迷惑的阿那含佛果。他只是想通过他杜鹃般的歌喉,用泣血的歌吟,引起人们对人生意义、存在价值的深刻反省,引起人们对生命、感性的深情眷恋。他本身就没有透过情色牢关,情肠似火,又岂能予人以菩提甘露的清凉?“凡说空,则先说无常。无常则空之初门。初门则谓之无常,毕竟则谓之空。”鸠摩罗什《注维摩诘经》卷3李商隐仅仅达到了空之“初门”,离“毕竟”的“空”还有距离,因为作为一个诗人,他空不了对人生的爱,空不了作为其诗歌灵魂的炽烈情感,以致于“落爱见坑,失菩提路”《楞严经》卷6, “因诸爱染,生起妄情”同上卷8, 因此,他终究不可能达到佛教所要求的“勤断诸爱见,便归大圆觉”《圆觉经》卷上的绝情弃爱的境界。此情无计可消除,若论相思,佛也眉儿皱,又何况是绵邈缱绻的多情种子?因此,没有必要将李商隐的诗硬性套入佛学理念。陶文鹏先生在评论研究王维诗歌的某种倾向时说:“对于王维山水诗中诗情、画意和禅理的关系,我们应该有一个全面、辩证的认识,既要挖掘诗中深层的禅理意蕴,又不能把这些优美的诗仅仅看作是佛教理念的图解。”《中国禅诗鉴赏辞典》第169页此言堪为研究者药石。在研究古典诗歌与佛教的关系时,应从作品的本身出发,切不可断章取义,将一两条词语从原文中割裂开来,进行图解式的索隐比附。否则,就会丧失诗歌本身的优美,偏离作品本身,将研究导入误区。      李商隐以其独特的感情体验,感悟到了有求皆苦、无常幻灭的佛教真谛,并汲取佛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痛苦,消解了痛苦,从而使其诗歌具有佛学意趣,使他的诗歌增添了悲怆之美、超逸之美。这是研究李商隐诗歌值得深入挖掘的问题。然而,这种宗教超越对李商隐来说,只是局部的,从总体上看,他的诗并不是对佛理的简单演绎,不是“导人入佛智”。片面夸大李商隐诗中的佛教意识,是不符合李诗创作实际的。李商隐明知追求幻灭,色相皆空,仍然跳不出情爱牢关,仍然对理想、青春、爱情、感性热情讴歌、无比眷恋,走向了与佛学离情去欲、心不住境的相反的途径。

其他

·爱情

  李商隐的爱情生活,被许多研究者关注,部分原因在于李商隐以《无题》为代表的诗歌中,表现出一种扑朔迷离而又精致婉转的感情,容易被人视为丰富的爱情体验的表达。  关于李商隐的爱情,猜测的部分远远多于有实际证据的,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对此津津乐道,甚至象阅读侦探小说一样揣摩分析他的诗文,希冀发现切实的凭据。下面这些女子被认为是与李商隐有过感情纠葛的:  柳枝——柳枝的名字出现在李商隐写于开成元年(836)年的一组诗(《柳枝五首》)中。他还为在这组诗写了一个长长的序言,讲述了柳枝的故事:她是一个洛阳富商的女儿,活泼可爱,开朗大方,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李商隐的诗(《燕台诗》),心生爱慕,于是主动与他约会。但李商隐失约了。他后来得知,柳枝被一个有权势的人收为妾。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如果不是李商隐杜撰,这一段没有结果的感情很可能就是他的初恋。   宋华阳——李商隐在青年时期曾经在玉阳山修习道术,因此有人猜想他在这期间与女道士发生过恋情。在《月夜重寄宋华阳姊妹》、《赠华阳宋真人兼寄清都刘先生》等诗中,李商隐提到了“宋华阳”的名字,于是宋华阳就被认为是李商隐的恋人。还有一种夸张的说法是:李商隐曾经和宋华阳姐妹二人同时恋爱。苏雪林在《玉谿诗谜》中[5]对于这个故事进行了最大限度的想象发挥。   锦瑟——李商隐有一首著名的《锦瑟》诗,刘攽云在《中山诗话》中提到,有人猜测“锦瑟”是令狐楚家的一位侍儿,李商隐在令狐家受学期间,曾与她恋爱,但终于没有结果。   荷花——民间传说他在与王氏结婚前,曾有一小名“荷花”的恋人,两人十分恩爱。在他进京赶考前一月,荷花突然身染重病,李商隐陪伴荷花度过最后的时光。这段悲剧给他造成很大的打击,以后的诗中他常以荷花为题也是对旧情的眷恋。   王氏——王氏是李商隐的妻子。但有人从李商隐《祭小侄女寄寄文》中(“况吾别娶已来,胤绪未立”)推断王氏为李商隐再婚的妻子。如果这种看法成立,李商隐应该还有一位初婚妻子,但关于这方面的信息几乎空白。李商隐与王氏的感情非常好,在王氏去世后,他写下《房中曲》等悼亡诗篇,情感真挚,语意沉痛。其中最著名的,是在他离家赴蜀地宦游途中所作《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剑外从军远,无家与寄衣。散关三尺雪,回梦旧鸳机。”   对于李商隐爱情生活的研究,以苏雪林的《李义山恋爱事迹考》(1927)最为著名。此书在1947年曾再版,更名为《玉谿诗谜》。苏雪林的研究,继承了程梦星、冯浩等人的成果,拓宽和丰富了这一领域的内容。例如,通过她的考证,多数人接受了李商隐与女道士的恋爱经历。不过,苏雪林的猜测和推理几乎不加节制,从而构画出几段离奇的恋情,包括他曾与宫女偷情。

·有关记载

  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中记载:在令狐楚去世后多年的某个重阳节,李商隐拜访令狐绹,恰好令狐绹不在家。在此之前,李商隐已曾经多次向身居高位的令狐绹陈诉旧情,希望得到提携,都遭到对方的冷遇。感慨之余,就题了一首诗在令狐绹家的厅里:“曾共山翁把酒时,霜天白菊绕阶墀。十年泉下无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不学汉臣栽苜蓿,空教楚客咏江蓠。郎君官贵施行马,东阁无因再得窥。”委婉地讽刺令狐绹忘记旧日的友情。令狐绹回来看到这首诗,既惭愧又惆怅,于是令人将这间厅锁起来,终生不开。后来又有人说,这首诗令狐绹恼羞成怒,很想铲除题诗的墙壁,但由于这首诗里有出现了他父亲的名字(“楚”),按照当时的习俗,他无法毁掉诗作,就只好锁上门不看。也因此更加嫉恨李商隐。   宋姚宽《西溪丛语》中记载唐末流传的一个故事:一群文人在洞庭湖中泛舟游玩,有人提议以木兰为题作诗。于是众人一边饮酒一边轮流赋诗。这时,突然出现一位贫穷的书生,口占一绝:“洞庭波冷晓侵云,日日征帆送远人。几度木兰舟上望,不知元是此花身。”吟罢隐身而去。大家都感到惊奇,后来得知,这人就是李商隐的鬼魂。在另一个版本(宋李颀《古今诗话》)中并没有鬼魂出现,是一群诗人在长安聚会时,有人朗诵这首诗,大家才发现原来他就是李商隐。   宋蔡居厚《蔡宽夫诗话》中说:白居易晚年非常喜爱李商隐的诗,曾经开玩笑地说:希望我死后能够投胎当你的儿子。后来李商隐儿子衮师出生,李商隐为他取小名叫“白老”。   宋李颀《古今诗话》中记载:北宋杨亿、刘筠等人互相以诗唱和,创立“西昆体”,以学习李商隐的诗歌风格著名。当时有一位职业演员扮演李商隐,穿着破烂的衣服,对别人说:杨亿他们生生撕破了我的衣服。引起大家的笑声。有人用这个故事来讽刺“西昆体”诗派对李商隐的继承是生吞活剥。

·墓葬

  关于李商隐的墓葬地点,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处位于沁阳市山王庄镇庙后村,另一处位于荥阳市豫龙镇苜蓿洼村南。前者是李商隐的原籍所在地,后者是其祖辈迁居所至的家乡。由于李商隐晚年生活的资料稀少,他死亡和埋葬的地点目前没有定论。  沁阳李商隐墓的文献依据是清代康熙年间的《河内县志》的古迹图和乾隆年间的《河内通志·陵墓》里的相关内容。《河内县志》里标示出了“李义山墓”的所在地。《河内通志·陵墓》明确记载:“李商隐墓,在府城东。文集内云祖茔在怀州东郊,今不可考。”  当地政府于1987年1月7日宣布李商隐墓为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并于1998年、2001年两次对墓地进行了整修。现在的墓冢区四周砌围墙,整个平面呈方形,边长9米,周围以青石砌筑平台,台上筑盝顶形封丘,前树墓碑,碑首雕作盘龙,碑身正面正中篆书“唐故李商隐之墓”,碑阴上部刻李商隐生平简介,下部刻清康熙三十二年《河内县志》内的古迹图。四周铺设方砖,植松柏。唐代李商隐爱妻《王晏媄墓》埋葬同墓园。  荥阳的李商隐墓没有成形的墓园,荒冢距离位于苜蓿湾村南200米左右的农田里。据荥阳政府网站的介绍,墓冢高约4.2米,东西长约10.4米,南北宽约10.6米。没有墓碑,荒冢上遍布枯木和野草。目前为郑州市和荥阳市的文物保护单位。